昨天的文章《有人该吃牢饭！“随意赋红码应被严肃追责”不能只是说说》发出后，个别网友私信劝说笔者，“不懂没弄清楚的事情不要过早舆论造势”，笔者某种程度上理解这部分网友的担忧。
文中笔者写道：
健康码的设计初衷是为防疫提供精密智控的手段，从法理上讲，健康码的实现过程中，人民群众“有条件”地让渡了部分个人信息使用权，服从国家公共卫生管理的需要。这样的“附条件”权利让渡，在法理上要求健康码的信息仅仅能够用于防疫工作；受让方根本无权挪作他用……
笔者写下这段“鹦鹉学舌”的话时，当然很清楚这段话的逻辑就是很典型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法理逻辑，它的核心在于保护个人的“隐私权”。
而“隐私权”从本质上讲，当然是私有制下的一项重要权利，也只有在私有制下谈“隐私权”才有意义，但笔者就“随意赋红码”问题谈维护个人“隐私权”却并不是为了维护私有制。
就具体的局部而言，“隐私权”已经成了个体无产者免于受到资本和公权力侵害的自我保护手段之一，笔者谈的不是抽象的“隐私权”保护，而是具体到哪个阶级的隐私权保护问题。私有制的游戏规则本来就不利于个体无产者，如果有产者连基本的游戏规则都赤裸裸地不肯遵守了，个体无产者将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本文试着来具体谈一下这个问题。
出于对“正义”的自我标榜，靠反封建起家、标榜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法律至少从纸面上高度重视个人“隐私权”的保护。
例如，新加坡也有一套相似的健康码系统，被称为“合力追踪”（Smart Nation功能的一部分），民众到任何场合也要扫码，收集的数据同样用于流调。后来有人揭露，新加坡的警察在调查案件时，有权力查询扫码收集的数据。这引起了民间强烈反弹，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以及负责Smart Nation系统的外长维文被迫出来道歉，随后新加坡国会通过立法，限制警察只能在调查凶杀、暴恐等7类严重犯罪（包括威胁到“李家坡”的“犯罪”）时才能调用“合力追踪”的数据……
笔者当然不认为资产阶级法律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能够真正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甚至立法的初衷根本不是出于“维护无产阶级利益”这个目的。
1、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隐私”是一个由人的社会性决定的概念或符号，随着人的社会关系而产生和变化。“隐私权”并不是一种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产权，资本完成对劳动的异化、对人的异化，“隐私权”成了附属于私有产权的一个抽象物，对“隐私权”的“侵害”只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完成。个体对隐私权的重视看起来好像是人权意识的增强以及社会文明的进步，实际上却标志着私有制社会异化已经侵入人的本能层次，反过来成为维护资本逻辑和秩序的东西。
2、资产阶级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根本上是在保护资产阶级，表面上它保护了“公民的自由”，实际上却掩盖了很多罪恶；比起“信息私有化”，真正的问题在于“信息公有化”的程度远远不够，资本和公权力（有产者）占有更多的信息，并且一直在利用无产者的“信息不对称”来作恶。
3、在阶级社会，隐私成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斗争的一个领域，资本和公权力一面用“隐私权”维护自己的信息优势地位（如占有脑力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得来的“知识产权”，通过欺骗、诱导、设置信息壁垒以及信息获取优势而制造出来的所谓“商业机密”），一面又不断侵犯无产者的“隐私权”：
在企业内部，资本组织为了获取最大限度的效益，尽最大可能要求其成员个人放弃隐私和私生活，被雇佣的劳动者不仅出卖自己的劳动，还在资本的要求下不得不出卖自己的隐私（如大企业的HR会在员工入职时就对员工进行个人及家属信息的尽调，如亚马逊等大企业使用智能手环、摄像头等AI工具充当监工监视仓库工人的工作，如前不久居家办公的员工被要求提供外卖信息证明自己没有在家做饭）；
而在企业外部的市场流通流域，信息化、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已经在导致个人隐私权的消亡，在大数据面前，处于无产阶级地位的个人几乎已经无私可隐，互联网资本家们通过对数据节点以及数据存储的占有，将数据财产化、私有化，进一步将公众异化为完美的“消费机器”；
马克思对“国家”的本质给出过精准而清晰的定义，只要私有制还存在，公权力所扮演的角色也就不变，所有公权力对无产者隐私的侵犯，也会被用于维护资本秩序和有产者利益……
而资本和公权力对底层个体隐私权的侵犯是对自我标榜“自由、公正”的资产阶级法律的公然践踏，资本卫道士们却不断在就这个问题进行诡辩：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曾宣称，“我的客户很乐意把隐私交给我们，因为我们的服务能给他们带来不可抗拒的便利”；五角大楼和中情局肆无忌惮地推行“监听”项目，打的旗号同样是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公民人身安全，通过监听，那些真正威胁到美国资产阶级的举动都被消灭在了萌芽状态……
有产者制定的“公平”规则本就不利于无产者，在有产者连这样的基本规则的底线都不肯遵守的具体情况下，对底层“隐私权”的维护，阻止资本和公权力肆无忌惮地获取底层个人信息，反而成了底层个人反抗压迫的仅有武器之一。这不是“最后的”斗争（同私有制的斗争），却是摆在眼前的现实斗争。
中国在前面两年抗疫的相对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主义的制度性遗产，包括健康码推行在内的种种措施离不开群众的高度信任、支持与配合，其顺利程度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无法想象，“天降红码”的行径无疑是对群众信任和公权力信用的极大损害。
将健康码变成“储户码”、“烂尾楼业主码”，搞什么“无访村”加分，这本身就是对个人征信及隐私的滥用；比起资本通过APP窃取个人信息这样的“潜规则”侵犯底层隐私权，“天降红码”等行为则是已经将“潜规则”搬上了台面，是对“显规则”底线的严重践踏；底层对大数据的担忧和恐惧越来越变成了现实，科技加持的“红码截访”比起“暴力截访”更加令人胆寒。此例一开，有产者对无产者的侵害将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无孔不入。
当然，底层“隐私权”的保护，并非最终的目的。
1、在私有制社会，侵犯底层个体“隐私权”，践踏无产者人格尊严的，正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经济剥削和精神压迫。
2、在消灭了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被消灭，物质和精神枷锁被打破，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自由、健全、全面的发展，个体才能得到真正的充分尊重和自我实现，“隐私权”也在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意义。
3、而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国家还客观存在、组织层级还客观存在的“过渡阶段”，首先应被消灭“隐私权”的也该是处在强势地位的生产组织者和权力精英——只有彻底消灭他们的“隐私权”，将他们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权力的腐败变质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遏制。
4、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被消灭的过程中，大数据的私人占有也随之被消灭。数据的公有化不仅使每个劳动者有了充分学习以及获取信息渠道，也将为更加精准高效的计划经济的实现提供科学技术支撑，生产力水平将会得到一次极大飞跃；科学和生产力不再服务于“资本获取利润”，而是服务于人的健全发展和人类的幸福，扎克伯格所宣称的“便利”也才能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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