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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家中坐，红码天上来。
郑州这个奇葩的地方，接连出现村镇银行储户、停工楼盘业主，被“精准赋红码”的事件。引发了网络的巨大热议。
但与唐山打人事件不同，“赋红码”事件背后的势力似乎异常强大，他们有能力压制新闻发酵。
6月16日，郑州纪监委表示，近日接到大量关于健康码“赋红码”的举报、投诉，已将相关线索转交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调查。
也就是说，纪监委认为这是卫健委内部的事，由他们自查。
结果网络民意进一步发酵，更加汹涌。6月17日，郑州纪监委终于表示，已启动调查问责程序，对发现违反《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健康码管理办法》的乱作为，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风雨锐评认为，赋红码事件比唐山打人事件要恶劣得多。唐山打人事件是黑社会搞事。而赋红码事件是权力单位知法犯法，颠覆了社会管理的基础。其恶性程度是唐山打人事件的十倍、百倍。
就网民而言，愤怒程度远远高于唐山打人事件。但是在某些力量的压制下，赋红码事件始终未能被炒得很热。这本身就表明里面的水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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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回顾一下事件。
6月13日以来，多家媒体报道了部分河南村镇银行储户、烂尾楼业主健康码被“赋红码”的情况。
多名前往郑州沟通村镇银行“取款难”的储户被赋红码。据了解，被赋红码的村镇银行储户，有的是由低风险地区到郑州后健康码变红，随后被当地隔离，而48小时核酸检测结果仍为阴性；有的则是未到过河南，仅因扫描郑州场景码后变红，且长时间内未解除红码。
接下来是楼盘业主。
经历短暂红码的苏小姐是郑州一个楼盘融创中原大观的业主，自去年年底，楼盘出现停工现象，据业主反映，项目目前停工已有8个月之久。
根据苏小姐的回忆，当时有两批人都在同一政府部门反映问题。除了停工楼盘业主，还有一批村镇银行储户。
网友在领导留言板上的投诉中，涉及房企包括绿地、融创、富力、当代、泰禾、华宇、阳关城、金科、新力等诸多企业。
种种迹象表明，先是某些村镇银行搞鬼，勾结了某些人员，给储户们赋红码。然后某些楼盘的相关方，也趁机给相关业主赋了红码。
所以这里面可能涉及三个问题：
（1）村镇银行的烂账，楼盘业主要求交房，涉及经济纠纷。
（2）政府机关为了维稳，为了暂时让郑州不出事，可能对健康码管理人员进行了游说、利诱、威逼。
（3）健康码管理人员滥用权力，对村镇银行储户、烂尾楼盘业主“精准赋红码”。这明显是一种利用国家赋予的公权力，严重违规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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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多个单位均否认与赋红码有关。
行政审批方否认：
河南省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表示，对本次河南健康码被“赋红码”事件并不清楚，该局主要是负责数据的汇聚、储存和加工，健康码赋码的具体政策是怎么定，该局无权决定。
郑州市卫健委否认：
郑州市卫健委相关人士对记者表示，不是该部门赋予相关人员的“红码”，具体可咨询当地疫情指挥部的咨询热线。
大数据管理局（间接否认自己，并提供信息）：
郑州大数据管理局工作人员则表示，郑州疫情防控指挥部下面有一个社会防控部，是健康码管理的直接机构，制定赋码的规则，赋码、解码由该部门负责。
于是，线索似乎指向了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防控部。
但是，问题恐怕并不这样简单。
有人向国家卫健委（通过卫生健康政策咨询平台）咨询，工作人员表示：健康码问题不止卫健，而是涉及多个部门。
所以，这次郑州再次被推上了风尖浪口！2021年7月的暴雨，去年底今年初的疫情，已经给郑州以重创，这一次再出现全国关注的事件，让郑州不红都不行！
一位网友评论说：
连新华社都发声了！在广大网友的集体追问之下，河南红码事件越来越难以收场了！我们看到尤其是官媒的措辞变得异常严厉，为什媒体和广大网友都会如此愤怒，因为这次有关部门动了不能动的底线，尤其是要解除红码还有亲属保证书的操作更是犯了众怒。
值得注意的是，郑州纪监委刚刚表态，河南许昌警方就有了新的动向。
6月18日，河南许昌警方发布通报，以新财富集团实际控制人吕某为首的犯罪团伙涉嫌利用村镇银行实施严重犯罪，目前已抓获一批犯罪嫌疑人，依法查封、扣押、冻结一批涉案资金、资产。
有网友认为，新财富集团可能与河南多家村镇银行有某种关联。至于具体是什么情况，还待有关部门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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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胡锡进的评论：
中国针对基层的维稳标准应适当放松，不应只要有几个人在某地举举牌子，喊两声口号，就认定那里“出事了”，就要对当地领导追责。地方上出了上访者，更不应被看得很严重。各地尽量维持秩序，但不应要求什么问题都不许出，那样的话会把地方上的干部逼得“走投无路”，“不出事”就会成为排在最前头的思维，什么办法能促进维稳就先用了再说。
针对特定人群的健康码动手脚，给人家赋红码，显然不合法，属于滥用公权。但它能阻止取不出钱的储户前往郑州维权，而当地政府又没办法满足受损储户的要求，于是就动了赋红码这样的念头，合法不合法都在其次了。它可以先排除一些储户聚集抗议的风险，得一时安。从媒体报道的情况看，河南赋红码的事情似乎就是这样。
政府应当致力于把事情本身办好，防止出现河南村镇银行的欺诈事件。出了事也要致力于解决问题本身，如果事情就是僵在了那里，一时处理不了，那就应当接受这件事在社会治理的层面上留下一道划痕或者烙印，不应试图把事情熨的平平整整的，在社会面上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受损的储户连嚷嚷几声都不行。那样的平静是假的，不是以人为本的。
维稳的思维如果极化，不符合社会治理的基本规律。上访是我们体制设计的一项制度，但是大家都来北京上访，或者都去省城上访肯定受不了，所以鼓励就地上访。然而如果要彻底杜绝法律允许的越级上访，不可能通过完全合法合规的方式实现，因为这是一个悖论。一些在合法性上有漏洞、但却“管用”的办法就会被想出来，并且投入使用。
我想说，中国是社会稳定水平很高的国家，近年来各地偶尔出现一些人聚集、喊口号，基本全都是在民生层面就具体利益的维权行为，而且各地的处理都很及时，它们并不构成冲击国家治理全局的风险。国家当然要坚持将这类摩擦在早期就平息下去的原则，并且鼓励防患于未然，但同时不应将“不出问题”的标准定的过高，尤其不应轻易对基层干部追责。否则的话就会导致体制内的“维稳焦虑”，各地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就会把实现“不出事”的目标放在尽量化解矛盾本身并且依法施政之上。
中国是超大社会，发展又不均衡，各种问题盘根错节，依法行政应该是开展任何工作的前提。政府处处按法律办事会对社会形成示范，促进尊法守法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准则。法律强大了，社会对各种问题和摩擦的承受力就会增加，无论出什么事，从冲击性上说，社会都有能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强令什么事都不能出，社会即使很平静，也是强管出来的，那样的话社会可能失去韧性，一旦出问题小事也会像个大事，产生不该有的影响和冲击。
所以说我们的社会应当在依法治国的方向上不断形成更大的包容性和弹性，多一些宽松、从容，促进基础牢固的社会稳定，同时减少不必要的“维稳焦虑”。那样可以适度解放基层政府绷得过紧的维稳注意力，大概也就不会有地方政府琢磨赋红码帮着实现“截访”，那样形成的社会稳定效果会更加自然，也更有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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