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局发文了，要求紧急排查，重复了该重复的，强调了该强调的，布置了该布置的……没毛病，完美，概属正常运作。
前些年承包医院，有人打着所谓医疗产业化的旗号，草菅人命。
后来就承包庙宇，有人打着提供宗教服务的旗号，诈骗钱财，藏垢纳污，乃至供奉日本战犯。
更有“改革”旗号下市场原教旨主义过度商业化奇迹，什么“名山被上市”、“寺庙被承包”、“僧尼被假冒”、仁波切上师开导城市白领等乱象。
本该净化心灵的，反而败坏社会风气；本该远离世俗的，反而滋生权力寻租；本该六根清净的，反而助长灰色交易。
在几年前，宗教局等12个部门红头文件从10个方面提出了治理的具体举措，奈何文件是文件，现实是现实，尘垢仍尘垢，净土鲜净土。12个萝卜章都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宗教局再说一遍，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不是说宗教局没有用，而是病到一定程度，一贴膏药，不见得有效。
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毛主席对六祖慧能就很欣赏，他曾以佛教为例，援引鸠摩罗什的话说：“学我者病。”鸠摩罗什是外国人，会讲中国话，翻译了许多佛经。这就是要自己想一想。马克思说，他们的学说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条。这就是创造性转化，谈的是佛教，实际上讲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而我们今天有些干部既不懂马列也不懂佛教，充满铜锈味的俗教登堂入室，体制内很多人相信起这个玩意儿来了，多半信的还不是经典意义上的，而是歪门邪道。
不是说不能和宗教界宗教文化打交道，而是要有一条清晰的界限。毛主席曾经说过，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
宗教信仰自由，可以是先信后不信，也可以是先不信后信。在中国，信仰宗教的人不少。建国初的时候，信耶稣教的有八十万人；信天主教的有三百万人；信伊斯兰教的有一千多万人；信佛教的更多，有几千万人；还有信道教的，数目也很大，约有一千多万人。
毛主席认为，就中国当时的情况而言，人们的宗教感情是不能伤害的，稍微伤害一点也不好。除非他自己不信教，别人强迫他不信教是很危险的。这件事不可随便对待。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会有信仰宗教的。
很遗憾，毛主席对宗教问题见解，被一些人完全丢到脑后边去了，他们甚至连“宗教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这一条也不那么坚持了，事实上，在有些地方，在有些山头，任由歪门邪道占领人们的思想文化阵地，我们的某些同志不闻不问，甚至还以为改革就应该是这德行呢，于是弄得吴阿萍们噩梦连连。
迄今为止，吴啊萍梦境止于口述，这玩意儿怎么验证啊？然供奉杀人如麻战犯刽子手便能够如何如何，这东西是谁教的总可以查个究竟吧？宗教局发文举一反三，这事儿我们必须支持，唯一担心的是三令五申之下问，许多根本性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譬如，外来宗教的中国化，这个自然适应融入社会的过程出现“去中国化”、“逆本土化”逆流，个别干部缺少警觉，甚至同流合污。
譬如，把宗教工作特殊性不适当地扩大为进入法律盲区，打起法外宗教的擦边球，个别人只服教规不服党规法规。
譬如，借神敛财，野蛮扩张，把私密化的个人信仰弄成了公开的商业活动乃至系统性商业欺诈，群众对某些承包医院在医疗产业化过程当中发了大财的商业势力突然又转包诸山头，早已经怨声载道，若干管理部门不闻不问，仿佛根本就没发生这事儿一样。
形象化地说，每种宗教、教派均可以理解为一个山头，这些山头除了信仰本身事务之外，没有超越于法律之外的任何权利，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的主峰之下。信仰者首先是公民，其次才是信众。信仰团体法人所有行为只可依法行使，凡不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者，务在革除消弥之列，而不能姑息。
2022年7月27日午饭前
写于京沪高铁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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