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史文清被判死缓的消息，我万分惊讶，因为除官方公布的受贿1.95亿元、私藏枪支等犯罪情节外，据《中国经济周刊》等媒体披露，史文清至少还有如下违纪违法行为：
一、监听下属。史文清曾指示赣州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马玉福花了3000多万元买来监听设备，监控他手下的主要官员及他们的秘书、司机。
二、主动索贿。“据传有县委书记被他索贿高达数百万元，他也找了我父亲五六次暗示给钱，但我父亲没有送。最后的结果是，我父亲成为了稀土专项整治的反面典型。”
三、贱卖国有矿藏。此类案件比比皆是，不再列举。
四、滥用职权。如将某人从镇级负责人直接被提拔为县主要领导。
五、道德沦丧。除潜规则女下属、男下属老婆外，还包养多名空姐和老婆的侄女，甚至曾试图潜规则外甥女。
如此丧尽天良、罪恶滔天的贪官污吏，仅被判处死缓，实在令人心寒和愤慨，可见，法院枉判已到了何等荒唐的程度。
其他重罪轻罚的案例还有很多，如：
2013年10月，佛山某公司老总何剑锋，因拥抱年仅20岁的陌生美女简某君跳入水库至其溺亡，后被判1年2个月，缓刑2年，实际上，何某与简某是否陌生仅是一面之词，是骚扰还是谋杀很难界定；
2020年6月，原新城控股董事长王振华，因猥亵幼女罪并致幼女下体撕裂，被判刑5年；
2021年2月，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原政法委副书记潘卫国酒驾致4人死亡，被判刑7年。
就在昨天，也就是8月22日，教育部通报了对毒教材事件的处理结果，吴勇、吕敬人、曹文轩等居然平安落地，因此，总体感觉 “隔靴搔痒、避重就轻、重罪轻罚”。毒教材事件，全民已关注3个多月，教育部居然敷衍塞责、糊弄群众，再次令民众心寒、失望和愤怒。
与史文清、教育部官员等官员、资本家的“重罪轻罚”相比，草根群众却被“小过重罚”，如：
2013年，90后男子李某，因电脑中存有7810部黄片，并曾以1元1部出售，获刑5年；
2014年，河南1名大学生和好友因售卖16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获利1080元，两人都被判处10年及以上有期徒刑；
2017年，卢氏县农民因采摘3株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蕙兰，被判刑3年，处罚金3000元；
2018年，温州男子偷窃2只价值230元的画眉，被判刑6个月；
2020年，辽宁一农民因在自家院中捕捉1只麻雀，被判拘役2个月；
2021年，广西一男子因偷菜获利8元，被判刑6个月。
此类案例还有很多。
可笑的是，当公众对偷鸟16只被判刑10年、偷菜获利8元被判刑6个月等案件提出质疑时，马上就有专家教授或法律界人士，引经据典、侃侃而谈，解释“小过重罚”的合理性、正当性、必要性，并声称“给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制教育课”，但这些人却对史文清、王振华等人的案子闭口不谈。
以前人们都说毛泽东时代是“人治”，现在是“法制”，然而，如今的“法制”却让人深感不公，并导致道德沦丧、贪腐横行，工人、农民等群体彻底被边缘化，处于社会底层；而毛泽东时代的“人治”却大大限制了官员、资本家和少数知识分子的特权，占人数90%以上的工农兵群体扬眉吐气，充分享受了当家作主的权力。
总之，史文清等官员、资本家被枉法轻判，只会让法律蒙羞，让贪官得意，让群众心寒，并让人更加怀念毛泽东时代，可见，所谓的“毛泽东热”，其实是群众在现实面前自发选择的结果。（2022-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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