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5月的一天，湖南长沙中学语文教师李淑一拿着一只大信封，快步地走进长沙第二女中初三的教室，激动地对学生讲：“毛主席给我写信了！”
在学生们的掌声中，李淑一满含激情地朗诵了毛主席赠给她的词《蝶恋花·游仙》（后改为《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毛主席与李淑一的合影
李淑一是杨开慧同志同窗好友，她的丈夫柳直荀曾任中共鄂西北特委书记，1932年因反对王明“左”倾路线惨遭杀害。李淑一因怀念丈夫在1933年写下一首词《菩萨蛮·惊梦》，于1957年初寄给毛主席请他指正。正是这首词，令毛主席“大作读毕，感慨系之”，遂挥笔写下了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回赠。
发于亲情忆念、凭于神话古典，极具美感的丰富想象，交织出了这篇华彩词作，构成了对友情、亲情、革命情相交融的人生响应。
古人常以月亮寄托思乡之情、思念之情，犹以中秋月圆之日为最盛，毛主席也不例外。比起“千里共婵娟”的思念之苦，更苦的是天人永隔——“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寄托的正是毛主席对妻子杨开慧烈士和战友柳直荀烈士的无限深情。
时间回到毛主席写下《蝶恋花·答李淑一》的30年前——1927年9月10日的中秋节，毛主席刚刚于前一天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向长沙进击。
团长苏先俊和铜鼓当地的党组织负责人找到了毛主席，“毛委员，开完会我们就到乡下去买点酒肉，过个中秋节!”处于高度紧张忙碌状态的毛主席，才想起这本该是个阖家团圆的日子。但毛主席摆摆手笑着说，“不用买酒肉，我们也照样过中秋节。今天是工农集合起义的好日子，集合会师就是团结，团结就象征着团圆嘛!”
而此时刚刚与毛主席告别的杨开慧，带着三个年幼的儿子回到板仓开展地下斗争，积极发展党的组织，策应丈夫的革命。
虽然因为敌强我弱、缺乏作战经验等原因，秋收起义受到严重挫折，但是，毛主席领导的这场起义，却是毅然抛弃国民党的旗帜，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对于宣传党的主张、唤起工农千百万，团结起来参加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具有极重要的政治意义，成了中国工农革命的真正起点。
八一南昌起义打的仍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帜，起义后成立的政权也还是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虽然毛主席在八七会议上讲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惊世骇俗论述，但1927年8月21日，临时中央作出的决议案仍旧强调，“中国共产党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
毛主席通过几天来从武汉到长沙的所见所闻，了解到国民党军队对工农运动的残酷镇压，认识到群众对国民党的看法已完全改变，便立即向中央写信：“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我们应该）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9月初，毛主席主持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正式决定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因为毛主席的决策，1927年的这个中秋皓月，注定在中国过去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辉。
秋收起义爆发后，毛主席兴奋地写下了这首《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按照中央的指示，与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城市中心暴动”道路一样，秋收起义原计划也是以攻占长沙为目标。但秋收起义同样遭遇了巨大挫败，在起义发动之后的第五天——1927年的9月14日，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部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19日，毛主席又在文家市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向南转移；29日，毛主席率领部队到达江西永新的三湾村……
在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毛主席毅然决定在农村开辟新的革命阵地，走出了以农村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新道路。
其后，因为毛主席，被彻底改变的不仅仅是不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城市中心”革命道路：
“支部建在连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保障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性质以及作为“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作用，提高了人民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官兵一致……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使革命军队的面貌焕然一新，“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诞生了一支彻底区别于一切单纯打仗的旧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毛主席亲手制定革命纪律，“将革命军人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用最具体、最简要的语言固定下来”，“军民团结如一人”的局面自此形成，中国革命从此“从胜利走向胜利”！
一场开局就几乎注定了要被扼杀的中国革命，因为毛主席而被彻底拯救。
有人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幸运”。然而，于毛主席自己而言，他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
如果我们认真翻阅毛主席的传记就会发现，毛主席的“幸运”，是从青年时代开始，在他人生的不同阶段，总能碰到于他的事业有帮助的人；毛主席的“幸运”还在于他一生经历了无数枪林弹雨，却总能幸运地活下来，就在秋收起义的前一天，他才刚刚有过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但毛主席又从来不是贪生怕死，在陕北毛主席率领200人与胡宗南的20万人周旋之时，最危急的时刻，敌我相距仅300米；即便如此，毛主席却总是害怕对不起“成千成万在我们的前头英勇牺牲的先烈”，“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临到去世，毛主席所挂怀的仍旧是如何使国不变色、党不变修，劳动人民不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这样的“幸运”背后，绝不是英雄史观里的“主角光环”，恰恰是毛主席一以贯之的“人民史观”，是“历史合力”在毛主席本人身上的体现。
毛主席又是不幸的。为了中国革命，毛主席一家牺牲了六位亲人，其中便有他的两个亲弟弟、一生挚爱的妻子杨开慧和长子毛岸英……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今夜，我们都是毛主席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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