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9月18日凌晨，贵州省黔南州三都至荔波高速三都段发生一起客车侧翻的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截至18日21时，事故造成27人不幸遇难，20人受伤正在救治。
贵州省委有关方面要求“立即成立事故调查组，迅速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事故责任”。
翻看事故的有关报道，我们可以发现几个耐人寻味的信息：
事故发生时候是9月18日凌晨2时40分，事故车辆为贵州黔运集团有限公司所有、系抗疫转运征用车辆；
车辆核载49人，事故发生时车上载有47人，其中驾驶员1名，随车工作人员1名，其余45人均为云岩区涉疫居民，他们被送往黔南州荔波县隔离酒店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一名贵阳市民告诉健康时报记者，“昨天我被通知必须要转移，被送到了兴义市，大巴车坐了六七个小时。”
针对这些信息，笔者有几条疑问：
1、2018年6月1日起实施的《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第41条规定：“凌晨2时至5时运行的接驳运输车辆，应当在前续22时至凌晨2时之间完成接驳。在此时间段内未完成接驳的车辆，凌晨2时至5时应当在具备安全停车条件的地点停车休息。”
“客车凌晨2时至5时停止运行”的规定，正是基于无数惨剧的教训出台的：
2001年9·21特大交通事故，发生时间：凌晨4时30分，36人死亡；
2005年7·15重大交通事故，发生时间：凌晨3时55分，17人死亡；
2011年7·22特大交通事故，发生时间：凌晨4点左右，41人死亡；
2012年8·26特大交通事故，发生时间：凌晨2时40分，36人死亡；
2014年7·19特大交通事故，发生时间：凌晨2时57分，54人死亡……
造成这些事故的原因，绝大部分是深夜司机容易疲劳驾驶或夜晚视线差不利于路况观察。
而贵阳转运大巴的事故发生时间是凌晨2时40分！
2、《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第38条规定客运车辆“夜间连续驾驶时间不得超过2小时，每次停车休息时间应不少于20分钟”。
而健康时报报道，被转运的市民“大巴车坐了六七个小时”，这中间有没有严格遵守“连续驾驶时间不得超过2小时”的规定？是否存在疲劳驾驶问题？希望后续调查能够说明。
3、疫情刚刚爆发的2020年2月初，交通运输部出台规定，防疫期间客运车辆“按额定载客人数50%控制客座率”，综合后续公开报道看，这条规定并未被废止：
这条规定的作出正是为了尽量让乘车人员保持间距，尽可能避免交叉传播风险。
而贵阳转运大巴车在发生事故时却接近满载（荷载49人，实载47人）。被转运的只是风险人群，并非已感染人群，满载转运的做法会不会将这些本来健康的群众置于被感染的风险之下呢？
而从网友拍摄到的贵A75868大巴出发前的画面看，被转运的群众上车前连防护服都没穿（上车后有没有穿不知道）：
其实，翻看此前其他地方的集中隔离转运，我们会发现，实施大巴车连夜转运的做法在多地都存在：
如前几天C市转运锦江城市花园三期居民，同样是在深夜，同样近乎满载，同样是很多被转运的群众没有发防护服；而在今年上半年的S市，大巴车深夜转运更是常事。
相比贵州，地处平原地带的C市、S市算是“侥幸”的，且它们本身经济条件更好，一般不需要长途转运；贵州的不幸恰恰在于两百多公里的山区高速长途转运，再加上违规的凌晨行车，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笔者身处C市，前一段时间已经经历了几乎连续二十多天的全员核酸检测。一开始的全市两千万人的全员核酸检测，被集中到下午4点开始，于是，先是原先的省级核酸扫码系统崩溃，接着是更拉垮的市级（东软）系统崩溃，居民陷入了漫长的排队和等待中，人员高度聚集；16日，C市大部分地区停止了全员核酸检测，只保留了核酸检测便民服务点，通知是头一天（15日）发出的，而15日深夜，市教育局却突然要求学生“三天三检”，于是，第二天在各个便民核酸检测点，再次出现群众的大量聚集、摩肩接踵，根本没法做到有效的间隔距离……
无论是前一次的核酸检测时间集中而不采取错峰的做法，还是后一次卫健委与教育局明显不同调的做法，这背后反映出了什么问题？但凡两次核酸检测，聚集的群众中有一例阳性感染者，后果都是不堪想象的，作出决定的人如果走出办公室，设身处地地站在群众的视角去思考一下这些问题，还会这样做吗？
回看贵州的这起27人不幸死亡的重大事故，在事故发生前两天的9月16日，贵阳有关部门刚刚发出“向早日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发起总攻”的命令：
早日实现动态清零、让群众早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这个初衷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怎么“多快好省”地实现这个目标。
当一项目标下达之后，有没有综合评估实际执行的能力（例如运力）呢？正是因为运力不足，才出现了连夜隔离转运的问题，间接地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还有更早时候，贵阳号称亚洲最大社区的花果园突然封控，很多人挨饿多天，做决定的人也不能说初衷错了，但考虑群众的实际困难了吗？事先有没有充分、细致的应对准备？
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对官僚主义的问题痛心疾首，1960年3月30日，他为中央起草了题为《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的党内指示。毛主席在指示中总结官僚主义的表现为“五多五少”：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
为了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毛主席提出了号召：一是县委、公社党委以及各部门的负责干部统统走出办公室，和大队、小队干部一起在田间会合，取得经验，树立榜样，以指导和推动全面。二是干部实行“三同”“五包”，即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对自己所在单位的思想发动、生产任务、技术革命、社员生活安排、社队经营管理等五个方面工作，全面包干做好。三是采取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的“条条”“块块”“片片”相结合的做法，分管各部门的干部，既要服从中心，做好中心工作，又要做好所分工的业务工作，取得经验，全面推广。四是精简会议，减少文件、表报，有事到下面就地解决。
这些话在今天听来仍旧振聋发聩，群众路线才是治病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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