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张辉“火箭提拔”引爆全网。他1980年6月生，2002年7月大学毕业，2008年2月升任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党组成员、省少工委主任，晋升为副厅职，用5年7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从莘莘学子到副厅职高官的华丽转变，且正处职务仅担任9个月，令人目瞪口呆，也让众多平民子弟唏嘘不已。其实，张辉“火箭提拔”的问题2013年曾被曝光，据说有人实名举报，最后却不了了之，但他的职务随后波澜不惊。
其实，“火箭提拔”“越级提拔”虽不是官场常态，却也屡有发生。
2002年12月，时年37岁的孙矿玲由镇长跨越镇党委书记、副县长、县委副书记等众多隐形台阶，直升白水县长，一时引起轰动，结果证明她是合格的县长、县委书记，现担任陕西省农业厅厅长。
2012年1月，年仅31岁的谭丹升任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成为重庆最年轻的厅职干部，也曾引起关注，其父谭栖伟时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并曾担任重庆市副市长，后于2014年5月落马。
2012年9月，1982年6月出生的张宜霖，升任正处职的枣庄市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年仅30岁，其父张建华时任山东省政法委副书记；2015年10月，张宜霖被免枣庄市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职务，成为科员，后辞职，其父时任山东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后于2018年8月落马。
2018年6月，1989年6月出生的尤婷，被提拔为正处职的共青团西安市委副书记，时年29岁，目前仍担任该职务。
2019年2月，1990年出生的大专生杨沁（初中毕业后就读于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通过“3+2”模式取得大专文凭，后通过函授取得本科文凭），在升任江西九江银行支行行长仅2个月后，挂任湖口县副县长，时年29岁，据说其父亲是2018年3月升任九江市金融控股集团党委书记的杨勇；事件被曝光后，杨沁于2019年7月被免副县长。
2019年4月，1980年5月出生的孙枝娟以滁州市琅琊区区委副书记（正处）身份，连跨区长、区委书记、副市长等隐形台阶，直接升任副厅职的阜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时年39岁，一时舆论哗然，后有传言说她在某纪委有亲戚；该事件曝光1年后，她于2020年4月平调任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
上世纪80年代，为满足干部年起化需要，“火箭提拔”“越级提拔”屡有发生。如1982年7月，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秘书的伍绍祖，被时任国防科委主任的张爱萍直接从国防科委司令部科技局副局长（副师职），跨过正师、副军、正军三大台阶，提升为国防科委副主任、党委副书记，成为最年轻的副大军区干部，时年43岁；1983年1月，52岁的关广富由中国人民银行湖北分行行长（正厅），直接升任湖北省委书记；1979年5月，曾任罗瑞卿秘书的陶驷驹还是公安部一局副科长，1983年7月即被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党组成员，4年多时间完成了由副科到副部的飞跃；1981年担任四川省财政厅厅长的田纪云，1983年6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时年54岁，仅用不到3年时间，就完成了从正厅职到副国职的质变。
继续追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类似事件也有发生。原中苏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战斗英雄”孙玉国，1973年12月直接由黑龙江省军区独立团团长升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1974年2月直接由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升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时年34岁；1975年,解放军推行年轻化改革,独臂英雄、原54军“模范标兵”王英洲直接由副团长，越过团长、副师长、师长，连升4级担任54军副军长，时年36岁。
可见，有些“火箭提拔”“越级提拔”实至名归，如王英洲上世纪60年代就是小有名气的英模人物，孙玉国是1969年3月中苏冲突的战斗英雄，对这种拿命换的“越级提拔”，相信很多人都能理解。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27岁升任副厅职干部，相信大家同样没有怨言，因为他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北大毕业生，当时属“天之骄子”，又远赴条件极为艰苦的西藏任职，职务快一点无可厚非。
有些“火箭提拔”“越级提拔”是为满足党和国家改革开放事业继往开来、推进干部年轻化的需要，同样能够理解，如田纪云、关广富等的“越级提拔”。
有些“火箭提拔”“越级提拔”则纯属高官提携子女亲信、布局官场的需要，破坏了最基本的公平公正，且多有违规违纪发生，这才是最值得警惕的，也是很多体制内干部“内卷”的重要原因。（202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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