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舰首次发射告败，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连发了两条微博，一条是赞扬马斯克的勇士精神，另一条则是劝国人不要嘲笑马斯克，赞扬美国社会“宽容失败、鼓励再来”，“不怕烧钱”。
星舰的确在“烧钱”
不可否认，以完全回收、快速复用为设计理念的星舰的确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融合了大量创新理念、设计以及新技术：
星舰火箭的第一级起飞总推力达到了惊人的7590吨，是“阿波罗计划”使用的土星5号重型火箭的2倍多，为载人星际航行奠定了实施条件；第二级实际上是特殊的飞船，推力1500吨左右，顶部设置有类似航天飞机的可开合式载荷舱，因此具备载荷下行能力；两级火箭在设计初衷上都具备回收再使用的能力。
这幅美女骑马的“风景画”前几天被特粉吹上了天
星舰全箭使用了36台海平面推力230吨的“猛禽”液氧甲烷发动机和3台真空推力285吨的真空版“猛禽”，是人类首款实用化的全流量分级燃烧循环发动机，也是首款进入实用化阶段的液氧甲烷火箭。液氧甲烷推进效率高、仅次于液氢液氧，而甲烷仅需从天然气中提纯，制备成本远比液氢低廉。
但是，仅此还不足以宣称星舰是“革命性的创新”，除非它真的搞出了核动力火箭，它更像是在原有技术基础上“搭积木”。
星舰的基础仍旧是化学能燃料火箭，只是更加疯狂地堆发动机数量和燃料。这样的思路并非首创，当年苏联预备月球发射的“N-1”号运载火箭就是这种思路，“N-1”号火箭第一级并联了30台NK-15（总推力4620吨），第二级并联了8台NK-15V（1434吨），第三级并联了4台NK-21，第四、第五级各有1台NK-19和1台RD-58，最终以失败告终。
右2为N-1，右1为美国的土星五号
N-1火箭失败的原因一方面是苏联当时急于同美国进行太空竞赛，没有进行充足的地面测试，另一方面是当时的整个火箭的自动控制系统相比今天是非常落后的，控制系统本身也没有经过足够的测试，一台发动机失效后，控制系统错误地关闭了其他发动机，导致整个火箭失控。
而星舰在这两方面都有所改进，今年2月星舰一级B7进行了静态点火测试，33台发动机中的31台点火成功；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让星舰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已经远非苏联的N-1火箭可比。
然而，一再推迟的星舰首飞还是“炸”了。在飞行不到四分钟后，上级火箭未能按照设计与下级超重型助推器分离，“星舰”在飞行到接近20英里的高度时剧烈解体。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消息人士称，航天器的“自动飞行终止”程序似乎被激活，从而引发了火箭的解体。
马斯克在去年曾经表示：“‘星舰’项目风险大，造价高昂，而且不断有原型机被炸毁。如果您每次都看我们的发射视频，会发现我们已经炸毁了好几个原型机了。”
在最新的发射爆炸后马斯克发布推特称，星舰的下一次试射将在“几个月后”进行。
“以飞代试”、“快速迭代”是马斯克旗下的SpaceX公司一直沿用的研发模式，这种模式的确大大加快了相关项目的推进速度，但代价高昂。星舰系统的发射成本高达30亿美元，说是在”烧钱“并不夸张。
这样的“烧钱”行为，在胡锡进看来是美国社会“宽容失败、鼓励再来”、“不怕烧钱”的制度性优势，事实真的如此吗？
现代科研工业复合体系下的大型项目的研制，固然因为其高度综合性、协作面广等特点，需要极其庞大的研发经费支持。但历史经验表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不同部门和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所产生的内耗，与需要广泛协作的现代科研工业复合体系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极大地推高了研发经费。
公有制的毛泽东时代，研发大型干线客机运10的总计5.377亿人民币，所有投入的钱都被花到了刀刃上，而同期西方研制一架同级别民航客机则需要15亿-20亿美元；毛泽东时代的“两弹一星”无论是研发费用还是研制周期，相比美国都有着巨大的优势（美国从原子弹到氢弹用了7年多，新中国只用了两年多；导弹和原子弹结合即战略核导弹的试射成功，美国用了11年，新中国仅用了1年多的时间！），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群众和专家无私大协作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体现。
具体到SpaceX的星舰项目，同样需要大批的设备供应商，被Space X分为Flight and Non-Flight两大类，并组建专门的供应链团队去对接。商业化的协作模式无疑推高了星舰的研发成本。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为SpaceX提供金属3D打印机用于制造可重复使用火箭零件的Velo3D原本是一家小企业，却因为SpaceX给予的丰厚回报迅速上市，它在2019财年有70％的收入来自SpaceX。
此外，正如上面所说，“以飞代试”、“快速迭代”的研发模式尽管推进迅速，却成本高昂，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如果说“N-1”号火箭的失败是由于苏联官僚主义式的急功近利，那么星舰“烧钱”般的屡败屡试，则是由于投机商人马斯克的急功近利。
马斯克烧的是谁的钱？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马斯克烧的是自己的钱，用不着你操心和指责。然而，笔者偏要较个真，讨论一下马斯克究竟烧的是谁的钱。
马斯克此前宣称，开发“星舰”的资金大部分都是来自SpaceX公司内部。马斯克旗下的信托基金目前仍是SpaceX的最大股东，占有42%的股份，其他大股东除了互联网巨头谷歌，还有美国的金融大鳄Founders Fund、DFJ、Fidelity Investments、Baillie Gifford和Valor Equity Partners等。
事实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早已承诺资助至少29亿美元，帮助SpaceX开发“星舰”；因为星舰项目第二代“星链”的快速组网（星链在俄乌战争中已被证实可用作军事用途）以及帮助美军在一小时内向全球任意地方快速投送兵力，很可能美国国防部也参与了对星舰研发的支持。
这些推测是有事实依据的。马斯克自称2001年就有了“火星梦”，很快就通过私人关系打算前往莫斯科获取“第聂伯”火箭的技术，以失败告终。当时与马斯克同去莫斯科的团队中，有一家风投公司的CEO——麦克·道格拉斯·格里芬。2005年，格里芬成了NASA的掌门人，随即给马斯克创立不久的SpaceX批了一笔2.78亿美元的奖励，另外给了3.96亿美元经费让SpaceX执行一项计划；在SpaceX的猎鹰火箭接连失败濒临破产时，NASA立即迫不及待地送来一笔16亿美元的大单。格里芬甚至宣传，SpaceX有85%的经费来自政府资助。2018年，格里芬被特朗普提名为五角大楼的二把手，马斯克搭上了特朗普，为军方打造“星链”军事卫星体系。
当然，私人航天企业SpaceX的崛起还有一个更大的时代背景。读过娜奥米·克莱恩的《休克主义》一书的人都知道，美国政府利用911带来的震撼，迅速地开始了新自由主义在军事领域的“深化改革”，一系列国土安全项目被交给了私人承包商，就连后来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的后勤供给以及安保，也交给了黑水这样的私人包商。在权力与资本更深度勾结的大背景下，NASA和五角大楼，就将低成本载人航天这个新课题瞄向了SpaceX这样的私人航天企业。
而翻看马斯克本人的发家史，无一不跟互联网投机有很大的关系，1999年，康柏电脑公司收购马斯克开发的应用Zip2，让马斯克赚到了第一桶金；2002年，马斯克及其合伙人将Paypal转卖给eBay，又大赚一笔。
互联网资本的主要牟利来源并非其对自家企业雇员剩余价值的榨取，而是股票市场的证券融资。而支撑美国股市的正是美元霸权，因为多年以来美元成为全球贸易主要的支付凭证，各个主权国家和商业银行不得不将盈余的美元，回流到美国的股市和债市，购买美国国债及各种证券，让美国的金融资本和互联网投机商赚得盆满钵满，获得对全球实物生产剩余价值的索取权。
让马斯克功成名就的特斯拉更是如此，2017年4月，特斯拉市值达487亿美元，超越福特成为美国市值第二的汽车商，而2019年之前，特斯拉的销售利润一直为负，直到2022年才增长到138亿美元，而彼时特斯拉的总市值曾一度破万亿。
在“星链”项目的光环加持下，以及舆论对星舰项目的高调炒作下，SpaceX的市场估值在去年年底已达1400亿美元，同样被推高的还有已经上市的马斯克旗下的特斯拉的股价。这也是马斯克“急功近利”、急不可耐地高调宣布星舰每一步“重大进展”的重要原因。
星舰首飞爆炸，让特斯拉市值瞬间蒸发约400亿美元，是特斯拉今年一季度净利润的16倍。不过这难不倒投机商马斯克，他以及他的SpaceX团队仍旧为几个月后的二次发射表现出了足够的乐观——毕竟对市场而言，信心比黄金重要，而吹牛却不用上税。
所以，马斯克“以飞代试”、“快速迭代”烧的钱，相当一部分是美国金融资本利用美元霸权对全世界薅羊毛、剪息票抢来的；而NASA和五角大楼对SpaceX的经费支持，表面上来自美国纳税人，实际上在赤字高企的美国，是来自于财政部对美联储的借款，构成了根本不可能兑付的美国国债的一部分，最后又用军事霸权逼着主权国家及其银行部门购买。
所以，胡锡进大可不必拿马斯克的疯狂“烧钱”行为，来赞扬美国社会“宽容失败、鼓励再来”，“不怕烧钱”，上升到美国制度性优势这样的高度。
“以飞代试”、“快速迭代”的烧钱式研发，说到底是对人类劳动创造的财富的巨大浪费，是“崽卖爷田不心疼”，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腐朽性和寄生性的生动展现。
如果不是由马斯克这样的投机资本家来主导科研，人类完全可以以更加节约、更加有效也更加迅速的方式来推动人类科技的进步。毛泽东时代在一穷二白基础上搞两弹一星、杂交水稻、集成电路、大飞机、激光技术……的科研史，已经为我们充分展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制度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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