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用意明显的热搜安排，论调实属给我雷到了。
1
这种言论，难道和2018年马云鼓吹“996是福报”时偷换概念拿毛主席时代的“两弹一星奋斗精神”来给今天的加班内卷生态脱罪不是一回事吗？
用资本主义的剥削伦理去解构和解释毛主席时代的建设，这体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统治高位的优越感，以及曲解、利用、无害化毛主席的极端卑劣。
两弹一星、核潜艇、大寨、杂交水稻，这些确实是无产阶级科学家和最广大工农与劳动人民群众用貌似996模式干出来的成就——但是！这些成就，造福的是谁？
是全体中华民族的国运福祉，它永葆了中国的边境安宁和外交地位的抬升——而不是某一家财阀或资本家的私人账户。
用私有制逻辑，去套述毛主席带领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的奋斗岁月，这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对艰苦年代里那些奉献青春不求回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乐观主义精神最卑鄙的侮辱。
侮辱一个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美化和粉饰另一个制度；正如消除自己对一个制度的恐惧，是为了助长自己对鼓吹另一个制度的勇气。
两年前，共青团中央官博迫于某些舆论压力和维稳需要，也不得不亲自下场就“躺平”话题发声：
它的意图很明显，想爹味十足地教育一番年轻人，扭转一下舆论被动局面。
然而，不出意料地评论区翻了车：
可以看看共青团的这幅海报，它列举的都是什么人：救灾救难的人民子弟兵，风雨无阻的边防戍边战士，舍生忘死的一线抗疫英雄——这些人都有什么共同点？
他们是为集体而拼搏、为人民大众而献身、为最广泛的国家利益而奋斗！
这就牵扯出了一个讨论、也是年轻人纷纷躺平的根源性缘由：我们是在为谁奋斗？
很多油头粉面的食肉者忍不住指责当代年轻人：
不热爱劳动，不热爱奋斗！
这真的是对青年群体最恶毒的污蔑了，必须首先讨论清楚劳动的问题。
马克思认为：
劳动本身是一种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人之所以为人，而非动物，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有自觉性的劳动，这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
劳动是无罪的，乃至是光荣的，我们无产阶级甚至还有自己专门的节日：五一劳动节。
在过去的苏联和改开之前的中国，劳动节的重要性不亚于国庆节，庆贺游行的规模盛大异常，因为这是属于国家的主人——工农阶级的政治节日。
曾经的五一劳动节，天安门除了城楼正中悬挂毛主席画像，广场的东侧还会摆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画像，广场的西侧会摆放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
这彰示着国家的政权属性与人民主体的地位。
劳动人民是光荣的，劳动人民也是最受到各领域尊重和爱护的。
劳动，就是工农阶级的本色，也是新中国“权力为谁服务”的导向。
幻想不劳而获、拒绝劳动的人或心理，不仅会被社会性的群体生产所排斥，同时压根也会被自我所排斥。
因为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都必须在劳动中寻找自我价值，除非他不是个正常人，比如初生的婴儿或神志不清的智力障碍人士等等，没有自我价值意识，也就没有劳动欲望。
所以，指责“不爱劳动、不爱奋斗”，肯定首先从人的社会属性层面就说不通。
遁身于群体之中的个体，其贡献生产力一定是自发自觉的，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那么问题就来了：明明人人爱劳动、人人需要劳动，怎么今天的打工人们却自发地要躺平了呢？
这在于一个本质是关乎于集体价值判断的问题：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事实到来和统治，已经大大地破坏并扫除了一切单纯欲望的本源。
资本，会使劳动发生「异化」，它会将“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变为“贡献剩余价值的聚集”。
仍如马克思所言：
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的表现是：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旦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异化的劳动，仅仅是为了生存的牺牲与折磨。
这就是“996是福报”、“为公司奋斗理所应当”等洗脑恶论的来源。
2
归根结底，还是那个“革命为了谁”的问题。
九十六年前，共产党人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革命为了谁，谁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的真理，今天同样可以扪心自问：
我们熬夜加班、透支身体、牺牲家庭团聚的劳动成果都归了谁？
前三十年，国家的口号同样是“奋斗”，但奋斗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下一代不再受到帝国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威胁”；而今天来自政策与职场的一系列PUA奋斗论，则反映了马克思的揭露：
资本主义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其本质上生产了剩余价值。工人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资本家，所以工人只完成一般意义上的生产是不够的，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为资本自行增殖服务的人，才是生产工人。
前三十年，叫做“劳动人民身先士卒当家作主”；如今之境况，叫做“被剥削阶层甘为奴役甘为仆狗”。
所谓：
宁当国家的一颗螺丝钉，不做资本家的一株韭。
毛主席那一代领导人带领全国工人与农民节衣缩食积累了三十年的巨大财富，在“入世”前后如开闸洪水一般看似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是，伴随着90年代末的私有化，众多矿山、煤田、钢铁厂、汽车厂被以白菜价卖给民营野蛮人和外资洋大人，曾经作为国家主人翁的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看起来交给了国家以“全民所有制”的形式名义上储存下来，却实际上送给了柳传志、张明杰这样的人，乃至今天的众多“民营企业家”。
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不缺为国家奋斗献身的人，那个遍地王进喜、满目焦裕禄的时代还依稀历历在目，直至弄到今天这步90/00后群体性反感加班、憎恶调休、痛恨PUA洗脑的田地，罪不在这些年轻一代。
不生不育就是最好的非暴力不合作表达，“奋斗者们”在今天已难再有兴趣和勇气去“为国家”创造下一代了。
推荐阅读：人口危机
如今局面，配合我们曾经走过的那段阶级长征路，恰如其分地应证了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几近两百年前（1835年）对英国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的评论：
从这污秽的阴沟里泛出了人类最伟大的工业溪流，肥沃了整个世界，从这肮脏的下水道中流出了纯正的金子。人性在这里获得了最充分的发展，也达到了最为野蛮的状态——文明在这里创造了奇迹，但文明人却把这儿又几乎变成了野蛮人。
开篇的热搜这如此喜欢“往前看”，那怎么不再往前一点：1922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争取八小时的工作目的决议；1924年，中国共产党又把八小时工作制的决议和年节、星期日的休假日以及限制童工年龄与工作时间，列为工人当时最低限度的要求。
当时，在党领导的工人阶级坚持斗争下，迫使资产阶级军阀不得不颁布限制劳动日的国家法律、将劳动日限制在一定的长度内。
以今天宏观层面的舆论观察，似乎还要求打工人为每一个赏给你的五天假、七天假感恩戴德，并会相当义正辞严、理直气壮地提醒你：“一口气放这么长时间的假，可别光想着休息啊！在家要常看看钉钉、企业微信、飞书……”
这属于温水煮你的同时，还当着你的面明目张胆地往你屁股底下加柴火。
《经济学人》曾援引一项针对一万名亚洲科技公司员工的匿名研究，结果显示：疫情期间他们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提高了30%，生产力却仅仅提高了18%，还引发了病假率提高、离职率上升、精神压力、育儿负担加重等一系列问题。
这几乎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调查中的时空穿越：
英国社会把工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既不能保持健康，也不能活得长久；它就这样不停地一点一点地毁坏着工人的身体，过早地把他们送进坟墓。社会知道这种状况对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怎样有害，可是一点也不设法来改善；社会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因而它的行为不单纯是杀人，而且是谋杀，当我引用官方文献、政府报告书和议会报告书来确定杀人的事实的时候，这一点就得到了证明。
渴望正常的上下班时间，要求尊严对等的劳资关系，期待充足的与朋友/爱人/父母相处的生活时长，盼望房价物价之于自己的收入不至于如喜马拉雅般高不可及，愿景到了退休年纪就能够安享晚年——这些，放之四海皆为一个正常人、正常社会之基本，唯独在今日中国要被定义为“躺平”“废柴”“摆烂”……真乃荒谬。
观察者网马前卒曾有鼓吹：
拒绝加班，无产阶级就和先进生产力分离了……无产阶级如果不对自己狠一点，是没有未来的！
这种论调的错误在于，它偷换乃至隐藏了“剥削剩余价值”的概念。
说白了，就是无产阶级所谓的“对自己狠一点”，这种“狠一点”所额外创造的利润归了谁？
是归了身心俱疲（某些肝病肾病现在在996白领阶层中越来越低龄化）的自己，还是归了端坐塔尖、每天只靠着剪息票就能每秒钟净入百万的资本持有人？
那些财阀大佬，在今天已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特征：早已不需要参与劳动，仅仅依靠资本增殖（吃利息、投资分红）就能保持巨额财富的时时增长。
也就是卢梭说的：
一个巨人与一个矮子在同一条道路上行走，他们每走一步都会使巨人拉大他与矮子之间的距离。
列宁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一个概念：“食利阶层”：
资本主义的腐朽表现在以‘剪息票’为生的资本家这一庞大食利者阶层的形成。英、美、法、德四个先进帝国主义国家各拥有1000—1500亿法郎的有价证券资本，就是说，各国每年的收入都不少于50—80亿法郎。
而迈克尔·桑德尔在公开课《公正》中则表达的更具象：
当今社会是一场高级经理人和食利者之间的赛跑，最终受损者则是在旁观赛的普通大众。
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的90/00后在巨大的阶级鸿沟面前选择了“躺平”。
3
所谓“躺平”，并非自暴自弃，而是在认清社会现实、特别是明晰了今天各行各业门阀割据、上升通道狭窄之后，选择了认命，而不再愿意为既得利益集团贡献更多于自己无益的「剩余价值」。
自我标榜“躺平”，实为一种无奈。
正如如果没有两年前“骑手质疑饿了么变相降加班奖励”、“饿了么被曝为留骑手过春节而画大饼”、“外卖员吐槽1000元订单配送费仅5元”、“饿了么猝死员工被爆每天被扣3元”………诸如此类种种的极端压缩成本、拔高强榨剩余价值的行为，会有2021年3月份饿了么骑手们的全国性大罢工吗？他们会去停止劳动、停止生产吗？
你若问饿了么为什么不多招点人、不停止众包模式而完善劳资关系（匹配所有的险金社保）？
人家资本家面对这种问题，估计能翻你一天一夜的白眼。
两年前的货拉拉事件同理，你质问货拉拉平台为何不安装摄像头、不提高安全维护成本，货拉拉大boss估计要被逗乐：“还不如等到死了人，我届时再赔个钱划算呢！”
此前的滴滴顺风车莫不如此。
包括汽车巨头福特公司，曾经有过内部计算，没有投入安全设备的话，公司因为赔偿事故遇难的损失为$49.5 million，而投入安全设备、修复安全隐患的总成本则为$137 million——资本果断选择了前者。
同理，饿了么同样不会“傻了吧唧”地多招骑手、多发奖金、多缴社保，它必须把骑手数量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区间，既能让骑手不得不疯狂闯红灯，又能让闯红灯带来的死人风险被降到一个资本可接受的赔偿范围，最终实现GMV和利润的最大化。
大不了，还可以发明一个“请消费者宽容骑手”的戏码，发动无产阶级斗无产阶级，而资本则立于不败之地、两头坐收渔利。
无产阶级内斗、打的彼此遍体鳞伤，而坐收双方剩余价值的，永远都是岿然不动的资本家。
无独有偶，2019年9月，印度爆发了外卖员罢工风潮，起因同样是Swiggy公司（印度规模最大的网上订餐平台）其配送费持续增长（消费者买单），但送餐工人每单的基础报酬却不断降低：从35卢比(合0.47美元)降至15卢比(合0.20美元)，缩减了一半有余。
其中，就有时间计算软件对平台制定罚款规定的内因。
当时在印度南部城市钦奈，罢工工人举行多次示威；印度在海得拉巴等许多其他城市，小型抗议也如火如荼。这些城市的罢工工人透露，公司不仅没有平息人怨，反而封禁了他们工作账号。
罚款机制的建立，是基于AI的发展，它会严格控制住成本范围内（确保资本增值的区间内）的用工人数（工资规模）和人均生产量（每天快递/外卖多少单）。
一旦有快递员/外卖员在派送时发生了超时（哪怕他们已经疯狂闯红灯、逆行、扰乱交通秩序），那么就会影响资本既定的增值——OK，那这份损失就必须由员工自己来承担，即，源源不断的罚款。
科技的进步，第一个造福的一定是垄断了技术与资本的食利阶层。
布雷弗曼说过：
技术的进步非但没有改变无产阶级的命运，反而成为了限制无产阶级的新枷锁。
在上述印度的送餐员罢工事件中，当时全印度信息技术雇员联盟在向送餐工人表达声援时，就对《人民快讯》表达过观点：
信息技术工人生产并维护着最终被用来剥削零工工人的软件。我们不想让自己的劳动被用作这种用途。我们特别要反对用于限制零工工人收入的算法操作。
钉钉、飞书、企业微信束缚着写字楼里的PPT纺织工，美团、饿了么、四通一达的收发记录仪监控着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的生命轨迹。
机器的目的从来就不是为了节约劳动时间，而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
这并不是什么新潮道理，半个多世纪前，1960年我国就出版过一本《资本家怎样剥削和压迫工人》，里面就论述得明明白白：
如此局面下，被逼到悬崖边走投无路的骑手们，凭什么不能罢工，凭什么不能“躺平”？
这两天舆论爆火的汕尾美团骑手罢工事件，本质也是一场阶级抗争，但是在缺乏组织领导的情况下，这些骑手同志们在资本的分化术、收买术、镇压术下确实又毫无办法。
列宁有言：
只有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使工人生活和国家管理真正有所改善。无论有教养的人怎样‘同情’工人，无论单个恐怖分子怎样英勇斗争，都不能摧毁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家专横势力。只有工人自己起来斗争只有千百万群众共同斗争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当这种斗争减弱下去的时候，工人所争得的成果立刻就开始被夺回去。
《劳动法》的漠视，“有关部门”的袖手旁观，让劳资对立永远只会产生同一个赢家。
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可谓一语中的：
只要工人们还依旧是工人、而他们的敌人还依旧是资本家的时候，即使工人们把他们的雇主“扼住脖子”但国家并不站在当中，工人们也得不到什么，甚至比用结成团体和罢工的方法所获得的还要少得多。
同样无须证明，以竞争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它的资产阶级国家，由于它的整个物质基础，不能容许公民间除了竞争以外还有任何其他的斗争，而且一旦人们要“互相扼住脖子”，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却不是以“精神”的身份，而是用刺刀武装起来出现的。
对于汕尾美团骑手这事，似乎我也没法过多评论了，我只能表示非常失望和恐惧。
1947年10月18日，毛主席曾为陕北佳县县委题词：
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这句话，今天的一些人，你们还记得吗？
4
附一段毛泽东警卫员李银桥回忆录的片段：
毛主席转身，终于望住我：“你是哪里人呢？”
“河北省安平县。”
“父母干什么呢？”
“我父亲种地拉脚，农闲倒腾点粮食买卖；母亲操持家务，农忙时节也下地。”
“我们的家庭很相像嘛。你喜欢父亲还是喜欢母亲?”
“喜欢母亲。我父亲脑子好，多少账也算不糊涂。可是脾气大，爱喝酒，吃饭他单独吃，他吃饼子我们啃窝头，稍不如意就打人。我母亲心善，对人好，我喜欢母亲。”
“越说越一致了嘛。你母亲一定信佛。”
“主席您怎么知道？”
“你说她心善，出家人慈悲为怀。”
我目瞪口呆。听惯了政治课，我没想到毛主席会说出这样的话。同时，我又感到与主席突然近了，紧张和拘束消失许多。我小声问:“主席，您母亲也信佛吗？”
“我也喜欢母亲。她也信佛，心地善良。小时候我还跟她一起去庙里烧过香呢。后来我不信了。你磕多少头，中国也强不起来，人民还是受苦。”
主席顿一顿，“磕头不如造反！”
……………
“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话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但它必须还有一个配套的下半句，叫做“造反有理”。
也就是毛主席1939年在延安说的：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而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没有了“造反有理”这个配套的后缀，“人人生而平等”就成了一句扯淡的空谈，且反而会成为统治阶层洗脑下层的利器，割草都是割得润物无声——那么此时，羸弱的“草”们所能做的，也就是“躺平”了。
从“丧文化”到“佛系”，从“沙雕”到“打工人”，下游的被压榨群体们在互联网上不断地寻找着共鸣、创造着新词。
或是集体颓唐，或是集体装疯卖傻……总之，他们心里都是很清楚的：活着很苦，苦中作乐得了。
这让我想起了三十年前90年代初的中国，特别是首都北京，当时的青年们在崔健《一无所有》的歌声中流行着这些俚语，并把它们印在文化衫上：“一边玩儿去！”“烦着呢，别理我”、“沉默是金”、“从头再来”、“我是流氓我怕谁”……
包括“愚人帮”“不喝白不喝”等团体式的闹聚成为街头主流——恰好，那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毛泽东复兴热”的阶段，《东方红》重新唱响，毛主席像章再度紧俏，其时涵盖《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毛主席的光辉》《毛主席的话儿例外我们心坎里》等十三首红歌的《毛泽东颂歌》录音带，王府井书店一个礼拜内卖掉了八万盒，湖南韶山冲1990年一年接待逾九十万人次参观……
而人们的回答则非常简单：
只缘妖雾又重来。
嘻嘻哈哈、乐乐呵呵的背后，是阶级失落造就的「低欲望」，而结婚率和生育率正是最好的民意反映。
眼下，中国的年轻人已开始变得不愿意生孩子了，连带着的还包括婚姻抵触、恋爱抵触、社交抵触。
这又何尝不也是一种“躺平”？
教育成本、购房成本、医疗成本、996/007、延迟退休……试问拿什么来遏制“躺平”？又有什么理由去指责“躺平”？
低欲望，竟成了一种勃勃奔涌的欲望。
所谓「低欲望社会」，是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在个人书作中首次提出的概念，他的具体研究对象正是以安倍晋三政权执政以来的日本社会。
我去年写过，刺杀安倍晋三的山上彻也，此前以临时工为生——临时工制度，就是安倍十年前上台后推出的重要“企业脱困制度”。
安倍晋三去掉了终身雇佣制的紧箍咒，给企业“松绑”，那么伤害的就是成千上万的临时工群体。
至于日本的封建大家族大门阀们控制的企业，得以再度迸发活力，频频出海兼并收购，不过日本国内的内压却绷紧得几乎沸腾。
安倍晋三本人所在家族就是一个绝对的日本贵族，爷爷做过各种体制内部长，外公更是前首相，外公的弟弟也是首相，爸爸是仅差一点就当上首相，叔叔则执掌银行财团，安倍晋三自己又当首相，亲哥哥去当三菱财团的社长，亲弟弟去当政府议员（指不定几年后又是个首相）——你不被工人阶级刺杀，谁被杀？
2012年安倍上台之后，日本十年内货币扩张约五倍（印钱刺激借贷和消费），然而日本流通中的货币量却增长不到一倍。
原因很简单：低欲望。
日本的老百姓（特别是伪中产和年轻人）根本没有兴趣去借贷创业、逛街购物、吃喝玩乐……反而「宅」一族、「丧」一族、「不恋不婚不育」一族的数量，在平成时代的高规模之上进一步扩张。
他们达成了某种称之为“穷充”（穷并充实）的社会共识。
正因此，日本现任首相岸田文雄提出了所谓“新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想，大概意思是：经济大幅成长的果实不能被一小部分的人独占，必须以提升每一个人薪资的方式，让大家都能确实感受到经济成长。
然而作为保守派的右翼政客，这注定只能是一个维稳的口号。
阶级固化之下，「低欲望」不可避免得会成为被压迫群体的一种精神向往，躺平随之合理化、普适化、蔓延化。
跋
一百年前，作为90后的毛泽东高呼：“造反有理”；一百年后，或许新一批的90/00后们同样有理由高呼：“躺平无罪”。
即1919年青年毛泽东曾呐喊的：
既有人倡言‘不许’，即是好现象。由一人口说‘不许’，推而至于千万人都说‘不许’，有低声的‘不许’，推而至于高声的很高声的狂呼的‘不许’，这才是人类真得解放的一日！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