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冲突再起，中国官方呼吁双方保持克制，中国民间的舆论场却形成了立场截然对立的双方：一方同情以色列、谴责哈马斯针对以色列平民的恐怖主义行为，一方同情巴勒斯坦、谴责犹太复国主义长期以来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侵略、压迫与屠杀。
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刘耘博士”发表了一篇题为《以巴冲突的由来和我的立场观点》的文章，貌似“理中客”地分析了巴以冲突的历史，提出了如下观点：
1、“以色列建国于法有据”
——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地区是公元1世纪的事，罪魁祸首是罗马帝国的统治阶级；
此后近两千年巴勒斯坦地区与犹太人完全无关，犹太人没有任何正当理由、而仅凭《圣经》旧约中的文字表述，就对在这里生活了一千多年的阿拉伯人提出领土诉求；
犹太人在犹太复国主义的鼓噪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重返巴勒斯坦，不过是英国对这个地区实行殖民统治之后，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的，今天的巴以冲突完全是殖民主义留下的祸根；
刘耘所谓的“法”不过是二战之后，超级大国的列强们强加给巴勒斯坦人民的。
历史问题之所以不能含糊，就在于长期以来美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主流舆论，一直掩盖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罪恶历史，试图将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侵略和美国霸权的斗争掩盖为宗教冲突，将巴以冲突简化为所谓“野蛮”与“文明”的冲突，激化第三世界人民之间无休止的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从而遏制世界人民的觉醒与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反抗。
2、“巴勒斯坦问题阿以双方都有责任，绝非以色列单方面造成”
3、“和平是解决巴以冲突的唯一出路和正确选择”
4、“双方内部极端势力是巴以和平的最大敌人”
——后两条从字面意义上笼统地讲，笔者并不反对。但刘耘在具体表述里显然有很严重的拉偏架的行为，以至于他最后顺着所谓的“野蛮”与“文明”的冲突，提出“在双方的矛盾冲突中，我个人同情文明程度更高，契约意识更强，民主法治更健全的一方，反对任何一方践踏人权滥杀无辜的行为”。
刘耘的潜台词意思非常明确，那就是以色列才是“文明程度更高，契约意识更强，民主法治更健全的一方”，所以他同情和支持以色列。
殖民主义的罪恶历史，让以色列人民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繁衍、生息在如今已经变成了既成事实，该被清算的是历史上的殖民主义而非普通的以色列人民，进而应该由清算殖民主义历史开始，反对现在的帝国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巴以冲突合理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回到1947年联合国划定的界限，将东耶路撒冷归还给巴勒斯坦人民，让以色列人民与巴勒斯坦人民能够在各自的家园和睦共处。
然而，在过去70多年间，以色列的法西斯政权是怎么干的呢？它在一步步地蚕食、挤压巴勒斯坦人民的栖息地，逐步地将巴勒斯坦人民赶到一个又一个铁丝网隔离起来的不足数平方公里的“露天集中营”（隔离区）和贫民窟，对巴勒斯坦人民实行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行为。网络上很多人贴出了下面这张图片，直观而清晰地反映了以色列政府的暴行：
那些跪舔美帝的公共知识分子声称：是因为巴勒斯坦人的恐怖主义行为，才迫使以色列不得不建立隔离区，来阻止恐怖主义。因此，才有了刘耘关于“巴勒斯坦问题阿以双方都有责任”的说法。事实果真如此吗？
以色列建国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准军事部队将巴勒斯坦人民赶出家园的结果；1967年前的以色列，有1/4的公民被迫臣服于英国临时托管措施的严厉军事统治之下，巴勒斯坦人没有任何的基本人权与公民权；在以色列建国初期，以色列政府将居住在“国土内”的少数巴勒斯坦人赶入贫民区针对这些居民实施特别法，摧毁居民的房屋和生计，夺走他们的土地，甚至可以在任何时候将居民送入大牢。
1956年10月，在“西奈行动”的前夕，以色列军队杀害了49位巴勒斯坦人，理由仅仅是这些民众违反了宵禁，在夜间仍持续工作而未回家。类似的大屠杀成了以色列军事集团驱离居住在特定区域中的巴勒斯坦人的尝试。
1967年，以色列政府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走廊视为圣经应许的“以色列之地”的天然部分，公然占领了这些地区，并通过犹太人屯垦区与军事基地进行殖民。屯垦区成为了犹太极端主义不受控的温床，屯垦者被允许组成帮派，骚扰巴勒斯坦人民、摧毁他们的财产。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些帮派对巴勒斯坦人实施了大量恐怖主义行为，打击耶路撒冷圣殿山上的清真寺，摧毁他们的农田，甚至随机朝他们的房屋和车辆射击。
这样的恐怖主义行为持续至今，背后得到了以色列政府的默许、纵容甚至是支持，由此才激起了巴勒斯坦人的反抗。
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成立于1987年，从时间先后和逻辑关系上看，巴勒斯坦人的恐怖主义反抗显然是以色列人的恐怖主义侵略逼迫出来的。
哪怕是以民主政府自居的以色列政府，直到现在也仍然在对普通的巴勒斯坦人实施着恐怖主义行为：
2018年3月底开始，数十万巴勒斯坦人民巴勒斯坦城市拉姆安拉所在地区和以色列的围栏边界附近举行和平游行抗议，以纪念第70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要求让所有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结束对加沙的围困，并抗议美国驻耶路撒冷大使馆的开放，以色列军方就用坦克和驻扎在边境的狙击手，屠杀了至少60名手无寸铁的抗议者，近3000人受伤。
国际特赦组织2015年的报告写道：“在西岸，包含东耶路撒冷，以色列军力非法杀害包含儿童在内的巴勒斯坦平民，并拘留了数千名巴勒斯坦人，这些人抗议或以其他方式反对以色列维持军事占领，还有数百人被处以行政拘留。酷刑仍然盛行，但动刑者却免于受罚。”
据国际特赦组织统计：自1967年以来，大约有一万五千名巴勒斯坦人遭到以色列非法杀害，其中更有两千名是儿童。这项统计显然还不包括更大数量的因为以色列惨无人道的隔离行径而死于贫困、饥饿与疾病的巴勒斯坦人。
这样的以色列政府有何“文明”可言？哈马斯固然是“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势力”，是“野蛮”，但也不过是以“野蛮”反抗“野蛮”而已。
而仅凭一份两千多年前的旧约废纸，就对巴勒斯坦人提出领土诉求、并对巴勒斯坦原住民实施种族灭绝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有何现代性和科学性可言？又有何“文明”可言？难道不也同样是“宗教极端”？！
哈马斯对以色列倾泻的5000枚火箭弹引发了此次新巴以冲突，以色列已经展开了更加残酷的报复，双方的平民再次成了冲突的受害者。
但导致哈马斯采取“极端行动”的直接导火索，却是当地时间5日黎明前，以色列警方突然闯入耶路撒冷老城圣殿山（穆斯林称“尊贵禁地”）上的阿克萨清真寺大院，动用橡皮子弹和眩晕弹公然攻击在穆斯林斋月做礼拜的巴勒斯他人；最往前追溯则是今年以来，以色列军队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实施多次搜捕行动，以及不断挑起的与巴勒斯坦人的冲突。
国内的亲美公共知识分子跟随着美国白宫的腔调，第一时间对哈马斯展开道义谴责，担心国内谴责以色列侵略行为、同情巴勒斯坦人的舆论会“惊诧友邦”。而在10月5日，以色列警察闯入清真寺的时候，它们怎么不去谴责？在巴勒斯坦人2018年“受难日”游行遭受大屠杀的时候它们怎么不去遣责？这不是拉偏架又是什么？
以色列政府数十年以来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和法西斯主义行为，离不开美帝国主义操纵国际舆论对以色列的偏袒，更离不开美帝国主义对以色列在军事和经济上源源不断的支持。以色列事实上成为了二战以后美帝国主义插入阿拉伯世界的一把利刃，成了美帝国主义维系石油霸权和美元霸权的重要关节，成了美帝国主义维持其所主导的战后全球秩序的重要工具。
而今，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不断深化以及美帝国主义自身的不断衰落，旧的世界秩序正面临土崩瓦解的局面。
哈马斯在此次行动中不仅倾泻了5000枚火箭弹，还动用了无人机，“野蛮”反抗的手段及规模正在追赶旧秩序的统治者们。如果美帝国主义和以色列当局无法彻底荡平此次“野蛮”反抗，那么，在整个中东乃至美帝的后院拉美，会不会由此激发起更多的“野蛮”反抗呢？
毛主席逝世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迅速衰落到谷底，没有人来主持真正的国际正义，也没有革命思想的引领和革命先锋队的组织，受压迫的民族及其人民只能诉求于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手段，以“野蛮”反抗旧秩序统治者强加于他们的“野蛮”——911事件也仅仅是一个稍大的开头。
在未来，包括美帝国主义治下的普通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将首当其冲成为“野蛮对野蛮”的受害者，美国在全世界的公民也将处于民族仇恨的巨大危险中。
恐怕在未来的某个时刻，美国人民终将会怀念中国人民的革命领袖毛主席的。
不仅仅是因为毛主席之后，再没有人能够发出“将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别”、“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 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败类”这样的立场鲜明且具有足够号召力的指引，将无辜平民和垄断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区分开来，从而让“无差别针对”的民族仇恨与仇杀成为主流；
更是因为毛主席曾经缔造起来的军队，是一支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人民武装，她善待俘虏、把帝国主义治下的无辜群众也真正当作可以成为同志的“人民”看待，而这一切我们不可能在美帝国主义和以色列的军队中见到，也不可能在哈马斯身上见到；
毛主席遗留下来的外交传统，使得中国这样的大国还愿意尽量克制地坐下来与美帝“辩经”、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否则，迎接美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政权的，只能是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
当然，没有社会主义纲领的反资本主义运动是没有前途的，“以野蛮对野蛮”也绝不是世界人民真正的出路，而只能带来一个比起旧秩序更加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新秩序。但这样的局面，正是拜反动腐朽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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