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明确强调，必须“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发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特征，并不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继续维持人口数量的巨大规模；中国人口负增长是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必然结果，激励生育的政策效应之所以呈现递减趋势，根本原因在于更深层次的经济制度安排；人口数量的增长并不等价于生产力的提高，对人口增速下降作出简单的负面评价并不可取；担忧人口红利消失会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的观点是缺乏说服力的；“老龄”以及“老龄化”是一个动态概念，应当辩证分析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效应；中国式现代化若要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趋势，就必须将人口红利逐渐转变为人才红利。如果仍然沿用传统思维方式来看待人口格局，就会忽略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错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历史机遇。
2023年5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第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强调，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1]这次会议不仅研判了我国人口面临的新形势，而且明确了我国人口发展的路线图，其中的政策含义十分明确：在今后的发展阶段，我国人口格局将从过去强调数量规模带来的人口红利，转变为更加强调人口素质和人口质量带来的人才红利。[2]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中蕴含的经济学道理，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道理，却是值得学界关注的重大问题导向。基于这个问题导向，本文聚焦中国式现代化人口的发展趋势，就如何认识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的重大历史意义展开讨论。
一、人口增速下降未必是坏事
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他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3]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就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由于人口规模大幅下降必然迟滞经济发展，因而“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就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继续维持人口数量的巨大规模。有学者推算，“人口发展在规模上到2050年应当保持在13亿以上，到2100年应该保持在9亿以上，若能够维持在12亿以上将是最好的结果。”[4]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程相比，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之处首先就是在人口规模巨大的背景下展开的。但是我们认为，若把“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理解为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继续维持人口数量的巨大规模，这样的观点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众所周知，伴随着生育政策的逐渐放宽，一段时间以来社会舆论对中国人口增速下降的评价基本上都是负面的。我们注意到，自从中国人口再生产已经毫无悬念地进入“三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发展阶段以来，担忧和焦虑的情绪几乎主导了社会舆论。然而，第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明确强调，必须“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1]。换言之，人才红利而非人口红利才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新格局。在这样的语境下，一些学者将研究目光聚焦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发展趋势。与此同时，倡导辩证评价人口增速下降的声音也开始出场。比如刘厚莲撰写的《辩证看待人口负增长的机遇和挑战》[5]、朱荟撰写的《以中国式现代化主推人口发展战略新格局》[6]等。我们认为，尽管辩证评价人口增速下降的呼声还有待形成学界的广泛共识，但其中的学术创意值得认真对待：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应当放弃简单地以人口规模来判断经济社会发展前景的惯性思维。这就提出了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人口增速下降是否只有负面效应?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表明，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构成。其中，人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没有人就谈不上生产力的存在、发展和提升。长期以来，“人多力量大”被用来形容人口数量在生产力中的重要地位。人口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意味着生产力的增加。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中所蕴含的科技水平十分低下，因而人口数量和人口规模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生产能力，人口数量的增加也就意味着生产能力的增加，人口规模越大也就意味着生产能力越大。所以，越是上溯历史，人口数量和人口规模就越是与生产力的高低成正比。然而，“人多力量大”是有条件的，人多未必力量大。近现代以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人口数量的增长并不必然代表着生产力的增长。尤其是在当代，只有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人口，即“人力资本”才会形成优质生产力；只有与社会经济相适应的适度人口，才是优质生产力。一言以蔽之，科技含量越高，力量才越大。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科技蕴含的威力已被人们普遍认可，这是不争的事实。没有科技含量或科技含量很低的生产力，即使人口数量再多，规模再大，也是落后的生产力。
实践和理论已经证明，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尤其是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代，人口数量的增长并不等价于生产力的提高，甚至有可能成为阻碍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的不利因素。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现在，人口的过剩完全不是由于生产力的不足而造成的；相反，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7]马克思在这里揭示的人口数量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然而就一般规律而言，人口数量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即便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统筹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之间的关系。中国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统筹二者关系的典型案例。计划生育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固然值得总结，但我们不能因为政府后来放宽了生育限制，就完全否定计划生育政策的初心和意义。无视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原因，完全否认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意义，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既然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那么随着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人口的增速必然逐渐趋于稳定甚至有所下降。其中的道理不仅在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资源是有限的，更在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发展史，说到底就是用自然力不断替代人力的历史：用牛马等畜力替代人力；用风力、水力替代人力；用煤、石油等产生的热力和电力替代人力；用核能、太阳能替代人力；等等。随着自然力替代人力过程的演化逻辑不断深化，人口增长率趋于下降乃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尽管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很难用简单的正相关或负相关来把握，但历史所呈现出来的一般经验表明，经济越落后，生育率往往就越高；经济越发达，生育率往往就越低。对于这样的历史规律，有人认为是“思想观念有差异”所致，有人认为是“成本收益比较”所致。其实，这些都是表面原因，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经济越落后，生产力越低下，人口数量和人口规模就越重要；经济越发达，生产力越先进，人口数量和人口规模就越不重要。
倘若把人口发展趋势嵌入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来全面把握，那么对人口增速下降作出简单的负面评价，显然就是不可取的。遗憾的是，对于中国人口增速下降的趋势，主流观点基本上持负面评价。比如有学者认为，低生育率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最主要风险挑战，提升生育率也就成为应对人口负增长的最主要发力环节。[8]我们认为，如何提升生育率可以讨论，但“最主要风险”的这个判断则是值得商榷的。笔者之前已经撰文指出：增加劳动力数量，并不等价于提高劳动生产力；依靠增加人口数量来刺激供求，提高的供求只能是数量上的平面扩张，而非结构上的有效升级；我国当下最大国情之一，是人口总量严重失衡的局面依然未得到有效控制；未来的“中国制造”不是劳动密集型，而是技术密集型；未来的养老问题，也不能单纯依靠增加人口数量来解决。[9]李强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说得好：“我国人口增长由正转负，有人担心人口红利会不会就此消失，我看没那么简单。人口红利既要看总量，更要看质量，既要看人口，更要看人才。我国有近9亿劳动力，每年新增劳动力都超过1500万，人力资源丰富仍然是中国的突出优势。更重要的是，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超过2.4亿，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4年。可以说，我们的‘人口红利’没有消失，‘人才红利’正在形成，发展动力依旧强劲。”[10]对于那些悲观看待人口增速下降的观点，李强总理的回答无疑会起到有效的澄清作用。
二、人口负增长是“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结果
2022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人口负增长。自此以后，中国人口发展不仅面临着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而且还将面临人口负增长的变化趋势——这已经在学界达成基本共识。中国人口负增长并不是人口数量的偶然波动，而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发展的的必然趋势，是中国人口变动的历史分水岭。据有关机构预测，未来我国人口负增长将表现为短期温和、长期加速的态势。另据联合国人口司的预测，2022年之后我国人口规模进入长期负增长，未来10～20年我国人口规模减少态势平缓，但长期来看，人口负增长加速行进。[5]既然人口负增长已经是一种客观的长期态势，那么如前所述，一味地负面评价显然是有失公允和全面的。问题是，中国人口负增长之所以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配置资源的方式已经由过去的计划经济转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换言之，中国人口负增长是“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必然结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的决定作用不仅在于市场是物质资源的配置手段，而且在于市场也是人力资源的配置手段。也就是说，资源配置方式决定了资源的变化趋势。有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方式，就必然会有什么样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变化趋势。市场的决定作用是通过供求变化引起价格涨落来实现的。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物力资源的供求将根据市场价格信号做出反应：某种物品的价格出现上涨，相应的该种物品的供给就会增加，需求就会下降；反之反是。同理，人力资源的供求也必须根据市场价格信号做出反应：某种人力资源的价格出现上涨，相应的该种人力资源的供给就会增加，需求就会下降；反之反是。新中国的人口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前的快速增长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在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背景下，必然会出现人口负增长的趋势。
对于中国出现的人口负增长，也有人认为它不是人口发展的客观趋势，而是生育政策没有彻底放开的结果。我们认为，这种看法并不符合事实。从放开生育实施的现实情况来看，“二孩政策”和“三孩政策”的效果十分有限，而且难以持续。[11]很多人因此建议彻底放开生育限制，甚至有学者提出应当推行各种奖励生育的政策。问题是，为什么放开生育政策的效果有限?为什么激励生育的政策会呈现出效应递减的趋势?我们认为，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某项具体生育政策的激励力度，而是在于更深层次的经济制度安排使然。众所周知，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着决定作用。既然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决定因素，那么如同市场是物质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一样，市场在人口再生产中也必然起着决定作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也正是“二孩政策”和“三孩政策”效果有限的根本原因。正如人口学专家所承认的那样，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中国生育率持续下降过程中，生育政策的作用不断减小，而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在持续增长，2000年以来的低生育率趋势中，社会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国进入“内生性”低生育率，生育政策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小。[11]从全球来看，发达国家在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后，或迟或早地都会出现人口负增长。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
既然我们接受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那就必须用市场经济的逻辑和语境来讨论人口的变化趋势。如果人口负增长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那么政策上将如何应对这种变化趋势呢?有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全面放开生育控制，刺激人口增长迅速回升。我们认为，放开生育是必要的，但如果以为全面放开生育就可以改变人口负增长的趋势，那是对中国国情的误读。中国当下的基本国情是：即便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的趋势，也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征会因此消失。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生育率的中方案)预测数据，我国2022年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后，虽然人口负增长趋势将会一直持续，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人口总量仍然非常巨大。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候，我国人口规模将保持在14亿；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候，我国人口规模仍将保持在13亿以上。[8]
当前学界和业界对中国人口负增长的焦虑，主要集中在两个担忧上：一是担忧人口负增长导致人口红利消失，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二是担忧人口老龄化会给社会造成难以承受的巨大负担，由此造成中国在未来全球人力资源的配置中处于劣势。在我们看来，担忧人口红利消失正在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的观点，是缺乏说服力的。且不论在人口负增长的趋势下，我国仍将长期保持巨大的人口规模，即便在短期之内，我国人口红利也不可能消失。据统计，2020年中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有8.77亿，其中经济活动人口依然保持在6.56亿的规模。值得注意，在目前的8.77亿劳动年龄人口中，绝大多数受过良好的教育，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增长到近11年。2023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1158万人，而中国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口在1200万人左右。[8]由此可见，即便未来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会逐渐减少，但是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却在不断提高，相应的人才红利也在稳步增加。这些受过良好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训练的劳动人口，必然成为中国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基本队伍。
至于担忧人口老龄化会给中国造成难以承受的巨大负担的观点，我们认为也是值得商榷的。人口老龄化固然会给在岗的劳动人口带来承担养老的压力，但是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效应，我们也应当辩证分析。我们有必要强调，“老龄”以及“老龄化”是一个动态的、相对的、比较的概念。所谓“人生七十古来稀”,是指人均寿命不高的古代社会的情况。随着科技和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人类的平均寿命也在不断延长。比起古代社会，当代社会老年人的寿命超过80岁或90岁已经是普遍现象。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不仅意味着人类健康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意味着人类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不断增长。人类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不断增长，必然动态改变“老龄”和“老龄化”的年龄标准。虽然老龄化的人群在体力和精力上与青年人不可同日而语，但他们却往往是有着扎实的知识积累和丰富工作经验的劳动力。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93岁，与此同时，自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连续出现双降，2012—2019年合计减少了约2600余万人。[12]一边是人均寿命不断增加，一边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下降。这种反向的变化表明，与其把当下的退休人员称之为“老年人”,不如称之为“壮年人”或许更为贴切。因此，适当延迟退休年龄并非仅仅是对人力资源的充实，而是有着越来越迫切的生理依据。
另有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现在已经提高到78.2岁，在60岁及以上人口中，大约有一半是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且不少人具有知识、经验、技能的优势。[13]随着人均寿命的不断提高，自愿继续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而不仅仅是发挥余热),必将成为很多“老年人”的一种生活态度。因此，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过程中，我们不应当把“老龄化”视为一种发展负担，而应当把“老龄化”视为一种人才优势。如果社会舆论继续将人口老龄化视为危机和负担，那么这不仅是对人类寿命不断延长趋势的忽略，而且也不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实施。当然，延迟退休年龄涉及每个老年人及其家庭的切身利益，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需要统筹兼顾。我们建议，适当延迟退休年龄可以在体制内的劳动者(尤其是脑力劳动者)中先行先试；至于体制外的劳动者(尤其是体力劳动者)则不宜简单地搞“一刀切”,而应当科学区分其工作性质(对于从事以繁重体力工作为主的劳动者不宜实行延迟退休),并待条件成熟后在自愿的基础上逐步审慎试行。
三、人才红利是人工智能时代的题中之义
随着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迅猛提升，人工智能正在引领人类社会以及全球经济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被称之为“人工智能时代”正在全方位、多层次地覆盖人类社会。遗憾的是，不少人对人工智能的革命性作用认识不足，甚至把人工智能对人力的替代等同于之前的机器对人力的替代。问题在于，之前的技术革命，顶多是人的手、脚等身体器官的延伸和替代；而现在的人工智能则是对人类自身的替代。伴随着人工智能以及基因科学的发展，方兴未艾的科技创新甚至连人类自身都要改变，这对于我们人类社会的冲击，将是前所未有的。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式现代化若要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趋势，就必须将人口红利逐渐转变为人才红利。
就人工智能的发展态势来看，一种被业界称之为“ChatGPT”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生产正在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ChatGPT的强烈冲击引发了人类社会的担忧和警惕，以至于欧盟委员会正在起草一项新的人工智能法规。据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分管内部市场(工业)委员蒂埃里·布雷顿(Thierry Breton)表示，新拟议的人工智能法规将试图解决ChatGPT聊天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风险所带来的担忧。有媒体特别强调，正如ChatGPT所展示的那样，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可以为企业和公民提供巨大的机会，但也可能带来风险。[14]这究竟是什么样的风险呢?社会舆论的目光基本聚焦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道德风险”上，于是很多机构(比如国外很多高校)严厉禁止学生使用ChatGPT应用程序，以防止将人工智能技术滥用于剽窃、欺诈和传播错误信息。其实，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不止于此。我们有必要指出，除了滥用导致的“道德风险”之外，未来人工智能最大的风险是被人工智能替代了工作的劳动者将如何生存下去?这也就是马克思说的，“人口的过剩完全不是由于生产力的不足而造成的；相反，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7]遗憾的是，人工智能带来的这个最大风险似乎被人们有意无意地淡化了。
进入21世纪以来，人工智能取代人力的情形正在越来越迅速地展开。波尔州立大学(Ball State university)的一项研究显示，2000—2010年，有 560万个美国制造业岗位已经消失，几乎十分之九是因为自动化的原因，而非贸易的原因。据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估计，随着自动化模式扩大到服务业，在目前由人类完成的工作中，有45%将会实现自动化——这相当于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和2万亿美元的年薪被人工智能消灭。据《彭博社》2017年的报道，华尔街第一大投行摩根大通开发了一款金融合同解析软件COIN,几秒钟就能完成原先律师和贷款人员每年需要360000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预计70%以上的股票分析师将会失业。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版的《2016OECD国家社会概览报告》,2007—2015年，30岁以下的青年就业岗位减少了10%,其中，西班牙、希腊和爱尔兰的青年就业数量减少了将近一半。2016年，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系教授尤瓦尔·赫拉利撰写的全球畅销书《未来简史：从智人到神人》预测，人工智能和算法(Algorithm)将战胜人类，99%的人将沦为无用阶层。[15]随着自然力逐渐取代人力，人类社会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失业压力，这是人工智能普及化必然带来的生存困惑。科技发展和人工智能的升级永无止境，自然力替代人力的过程将会一直进行下去。如果有一天人工智能喧宾夺主，会不会最终全面取代(不是绝对取代)人类在各行各业的劳动呢?
山雨欲来风满楼，包括微软在内的多家高科技企业纷纷表示，将在自己的产品中全面接入ChatGPT技术。对此，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副院长彭鑫预测，作为一种强大的生产力工具，ChatGPT技术的普及将很快对每个领域和行业、甚至每个人都将带来巨大改变。[14]不需要多么敏锐的观察力，人们已经感觉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给社会的每个领域和行业、甚至每个人带来巨大冲击。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正在对人类经济活动的产业链、价值链进行重构，而且也正在系统性地取代或压缩人类的体力和脑力工作。这样的冲击力度究竟有多大，目前还难以准确量化。但毫无疑问的是，冲击的对象将涵盖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冲击所带来的改变最终将是人类自身。对于人类自身的改变程度，科学界目前还很难作出精准预测。然而，人们已经意识到了改变的结果必然会有“潜在的赢家和输家”。所谓赢家，就是那些能够“承担与人工智能互补任务”的人，“例如，在过去几年中出现了几个与前沿技术相关的新工作，包括社交媒体经理和无人机飞行员，等等。”[14]
那么谁是输家呢?业内专家将矛头无情地指向了“人口红利”:ChatGPT的迅速普及，完全有可能颠覆许多行业。比如，“纽约大学计算机科学与电气工程副教授Chinmay Hegde认为，新闻、高等教育、图形和软件设计等行业的某些工作——这些工作有被AI代替的风险。”“在教育领域，《纽约邮报》则指出，教授和教师可能被人工智能课程取代。”“在金融方面，戈利萨诺计算与信息科学学院计算与信息科学系博士Pengcheng Shi认为，华尔街可能会在未来几年看到许多工作岗位被裁掉。”问题是，“人口红利”正在变成输家已经不再是专家的预测了，因为“从商业化角度看，ChatGPT已经正式踏上商业变现之路”。[14]所谓“商业变现之路”,是指人工智能在取代人力的道路上，已经没有悬念地正式碾压经济学意义上(成本收益)的一切障碍。高盛公司一项最新研究报告预测，“根据美国和欧洲的工作任务数据，我们发现，大约三分之二的现有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AI自动化的影响，并且生成式AI有可能替代目前工作岗位的四分之一。根据我们对全球的推算，生成式人工AI可能使相当于3亿的全职工作岗位被‘自动化’。”①
生产力的发展当然会创造出新的产业和新的就业岗位。但是，创造“新的产业”和“新的就业岗位”,是否等于增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呢?是否意味着劳动者的就业环境越来越稳定呢?答案并不是肯定的。笔者多年前就撰文提醒：(1)一般而言，新增就业岗位会增加就业岗位总量。但是，就业岗位总量的增加不等于就业率的增加②。事实上，就业总量的增加与就业率的下降并存，恰恰是当代世界(包括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2)在新增就业岗位中，稳定的就业岗位所占比重越来越小，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是不稳定的，临时工作、兼职工作、非固定工作，正在成为当今就业的新趋势。(3)就业岗位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人力的增加，新增就业岗位中有不少增加的是“机器人”(也就是“自然力”)的就业，而不是“劳动者”(也就是“人力”)的就业。(4)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是新产业、新职业的出现，另一方面则是旧产业、旧职业的消亡。伴随着新旧产业和职业的此消彼长，是人力耗费的不断下降和自然力贡献的不断增加。比较一下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情况就不难看到，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以及人工智能的普及，生产力发展新增出来的需要人力的工作岗位，比它消灭掉的需要人力的工作岗位要多得多。[15]
人工智能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自由时间，使得人类不必用更多的时间去从事谋生劳动，从而可以选择更多的时间去从事乐生活动——比如修身养性，或从事艺术创作等。然而众所周知，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是“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市场经济中的人类正在面对的生存困境是：人工智能可以代替人类进行生产，但是人工智能却不能代替人类进行消费。人工智能正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取代人力，这是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人工智能取代人力进行生产，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同时也会取代人力进行消费。由此产生的困境是：既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么当劳动者不再被生产过程所需要(雇佣)的时候，他们的消费又何以可能呢?面对越来越普及的人工智能，难怪有人发出感叹：没有就业岗位，几个亿的劳动人口都去哪里?都去做服务业吗?都去百度吗?都去做公务员吗?这就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发展必须顺应人工智能取代人力的发展趋势。
在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者原有的就业路径和就业模式将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而新的就业路径和就业模式也正在酝酿和探索之中。[16]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17]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消灭劳动”,是指在消灭“雇佣劳动”的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逻辑，人工智能的发展最终指向了“消灭劳动”,实现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18]“消灭劳动”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前提。当劳动仍然是谋生手段的时候，“消灭劳动”只能是人类社会未来的使命。然而，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消灭劳动”的基本逻辑，我们认为，从之前的重视人口红利转向今后更加重视人才红利，这个转变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也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为“消灭劳动”添砖加瓦。在人工智能时代，如果我们仍然沿用传统思维方式来看待人口格局，那么就会忽略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错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历史机遇。
四、余论
在科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时候，我们不能把事实判断等同于价值判断。“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一个事实判断，是对中国国情的事实判断。这一判断的依据在于，中国人口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的这一态势，将会长期保持下去。然而，“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个事实判断并不等价于价值判断。我们认为，第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首次提出“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这是对人口发展趋势明确作出的价值判断。因此，切忌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个特征，就有意无意地把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与人口数量的增加划上等号，甚至将二者关系解读为正相关的关系。
人口是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变量，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因素。但是如前所述，人口数量的变化并不能与经济发展的高低划等号。在科技日新月异的当代社会，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人口数量的波动已经不再是影响经济社会的决定因素。为什么在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之后，中央又明确提出“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其中蕴含的基本逻辑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不能仅仅着眼于如何提高人口增长率，而应当着眼于如何提高人口素质。正确把握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的关系，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着重大意义。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中国的人口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结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总量问题。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人口数量是红利，而且人口素质才是未来更重要的红利。既然人口增速下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生性”产物，那么人口增速下降与高质量发展战略实施的重叠，就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既然人口负增长是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结果，那么我们就应当在科学认识人口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趋利避害，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因势利导，并自觉利用人口变化的客观趋势，逐渐将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而不能一味地把人口负增长当作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负资产。
注：
①数据来源：Briggs/Kodnan,《The Potentially Large Effec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Economic Growth》(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巨大影响),https://www.key4biz.it/wp-content/uploads/2023/
03/Global-Economics-Analyst_-The-Potentially-Large-Effects-of-Artificial-Intelligence-on-Economic-Growth-Briggs_Kodnani.pdf。
②就业率是反映劳动力就业程度的指标，指在业人员占在业人员与待业人员之和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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