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问篝火该不该燃烧，
先问寒冷、黑暗还在不在；
不要问子弹该不该上膛，
先问压迫、剥削还在不在；
不要问正义事业有没有明天，
先问人间不平今天还在不在。
——切·格瓦拉
“末人”（“最后的人”）是尼采提出的与“超人”相对的一个概念。在尼采看来，作为理性的动物，人位于纯自然的动物和超自然的上帝之间,“人是一根系在动物与超人之间的绳索”。上帝之死意味着人类自我理解的坐标的消失，也意味着人类生存的超越方向的隐匿。在上帝死了之后，失去了超越性的人类就变成了“末人”。“末人”是一种放弃自我超越、一味求安逸的人格类型。“末人”没有崇高的追求，不再渴望伟大，是平庸的生活享受者。
“末人”也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的最后归结点。在这本书最后一章中，福山指出自由民主制度已经“终结”了历史，成为人类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最终归宿。历史的终结也就意味着战争和流血革命的终结，“人们也就没有为之斗争的大事业”了（《历史的终结》p320）。福山将尼采所说的失去了超越性的“末人”视为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普遍的生存状态。生活于自由民主国家中的“最后的人”（“末人”），将其生命耗费于对无止尽的消费需求的追求，“内核里空无一物，没有更高目标或理想去为之奋斗牺牲”（《身份政治》p5）。他们“善于通过长期的自我利益计算满足自己大量琐碎的需求”，并且“完全没有任何优越意识，满足于自己的幸福，不会因自己无法超越这些需求而感到羞耻。”（《历史的终结》p310）
在充满着革命激情的“短20世纪”结束后，一切旨在破坏既有统治秩序、带有超越性的革命性追求都被否定和禁止了。生活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平庸的“末人”，沉溺于庸碌的享乐和生活的“小确幸”，在消费主义的狂欢中麻痹自身。在他们平庸的生活之外，这个世界所存在着的所有的不平等、不公正和所有对弱者的压迫、凌辱，都不在他们所关心的范畴之内。
在现代世界的“末人”眼中，所有“高尚”的目标都是恐怖主义的，“他们倾其一生致力于活着，致力于过上这样的生活——充满了越来越精致的、由人工刺激或诱发的小快乐。”（齐泽克《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p102）。“末人”沉溺于一种形而上学的苟活主义的立场，活着就意味着一切。他们反对寄生在生命之上的超越力量所带来的威胁，因而最终进入了“一个被监管的世界，在那里，我们全都过着不痛不痒、小富即安和冗长乏味的日子。”（齐泽克《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p104）。
但这个世界中，总还是会有一些为了公平、正义和人类的进步而甘愿牺牲自己生命的人。
50多年前，一名22岁的韩国工人全泰壹，在一次劳工抗议中拿着一罐汽油点燃了自己。他手里拿着一本韩国《劳工标准法》，在烈焰中高喊：“我们不是机器!”“让我们在星期天休息!””遵守《劳动标准法》!”"不许剥削工人!”
50多年后的今天，美国空军现役军人亚伦·布什内尔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以色列驻美大使馆门前，用一桶液体点燃了自己。在自焚前，他反复高喊：“我将不再是这场种族灭绝的同谋”“自由巴勒斯坦”“解放巴勒斯坦”。
但是，现代“自由民主”世界的媒体和“末人”们理解不了这种行为。以这种惨烈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在他们眼中只是一种精神疾病的体现。有的媒体在报道中赤裸裸地声称，“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值得同情和尊重，但赞扬他们利用政治理由结束自己的生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现代世界的“末人”理解不了人类超越性的精神追求，他们用动物性的标准来定义“人性”，并把一切超越了人类动物性的行为都视为精神疾病。
全泰壹临死前，对自己的同伴说“请不要浪费我的生命”。他给他深爱的母亲李小仙留的最终遗言是：“妈，请完成我没有成功完成的任务。”全泰壹的生命没有被浪费。他的自焚深深地震动了韩国主流社会和知识界，在千百万工人心中播下了抵抗和反叛的种子，标志着韩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的开始。他的母亲李小仙也积极投入到韩国工人阶级的抗争和解放事业中，成为了工人阶级共同的母亲。
韩国工人阶级没有浪费全泰壹的生命，完成了他没有完成的任务。今天全球一切追求正义的进步人士，也不应当浪费布什内尔的生命。面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民众惨无人道的种族屠杀，全世界进步人士都不应当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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