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这时代，伤心事无处不在。
今天这个话题较为沉重，我原本不想说，但这几天又觉得不吐不快，主要因为几个事儿：
第一个事儿，前不久河北邯郸一个13岁少年，被三个13岁少年以残忍的方式杀害，惹起了滔天的舆论。
根据亲人邻里的讲述，受害者是一个非常老实的孩子，之前就遭受校园凌霸，这次无端丢了命，实在是天理不彰。
孩子的父亲在尸检过程几近崩溃，孩子的亲人也悲痛异常，他们无法接受自家辛苦养育出来的健康孩子，被无端剥夺了生命。
受害者的葬礼上，全村人都去送行，体现了人心所向。
舆论的愤怒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说是少年犯罪，但三人作案动机之明确、思路之周密、手段之残忍都不输成年罪犯，让人不寒而栗。
其二，如此恶劣的犯罪事实，因为是少年犯罪，三人未必能受到人们预期中的严惩。
如果是2020年12月26日之前，因为《未成年保护法》的存在，三个少年根本就不用负任何刑责。现在之所以还能指望三人遭到惩罚，是因为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
一、将刑法第十七条修改为：“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对依照前三款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然而即便经过了最高检察院核准，因为是未成年的原因，也会从轻惩罚。
简单来说，《未成年保护法》相当于给了三位施暴者最大限度的保护，而那位丢了性命的少年受害者却没能受到保护。这个局面当然很让人愤慨。
第二个事儿，2023年8月，湖北荆州公安县的一个小镇，一名当时未满12周岁的男孩将一名4岁半小女孩哄骗至一处废弃的菜园内，然后将其推入粪缸杀害。
——这是赤裸裸的蓄意谋杀。
根据公布的信息，男孩杀人的动机只是：女童和男孩妹妹争抢过玩具！但实际上，大概率有更为扭曲的因素。
然而这么一个蓄意谋杀女童的事件，因为作案者未满12岁，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最终女孩的父亲收到了撤案决定书。他痛苦地说：“我们需要用一辈子来接受这个结果。”
这个事情也让人非常愤慨。因为《未成年保护法》给予了12岁施暴少年充分的保护，却没有保护4岁的受害女童。
现在12岁的施暴少年重新返回学校上课，那么他的同学（也是未成年人，也该受《未成年保护法》的保护）在心理上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第三个事儿，2024年2月26日，广东梅州阳山县岭背镇，一个13岁的少年犯性侵了一个8岁女童。
但如此恶行的案件，最终处理结果却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规定，因陈某作案时不满14周岁，不予刑事处罚，县公安机关依法对嫌疑人监护人发出《训诫书》。
13岁的施暴者能够躲避惩罚，是因为《未成年保护法》的保护；但8岁的女童，却没能受到《未成年保护法》的保护。
这一连串的恶性案件让人沉思：
《未成年保护法》究竟保护了谁？
为什么未成年引发的恶性案件屡屡不止？
为什么未成年施暴者可以得到充分保护，而未成年受害者却得不到保护？
——保护未成年人，这是社会共识，也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但如何保护未成年人，却是对社会智慧的极大考验。
现在的《未成年保护法》，核心部分是未成年人不用为自身行为承担责任，其潜在的思想是假设未成年人天真善良，不会去伤害他人；如果再把这种假设延伸一下，就是未成年人的“人性本善”。
那么人性本善么？
关于人性这个话题，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层面有四种说辞。
第一种说辞，源自于儒家大圣人孔子。他曾经明确了人性的复杂，“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大意就是，人性都差不多，但习性相差很大。但孔子非常谨慎，没有说人性是善还是恶。孔子对人性的态度和对鬼神有点类似，不说破，敬而远之。
第二种说辞，源自于儒家亚圣孟子。他有较强的理想主义色彩，提出了“人性本善”论。他的依据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并进一步解释：“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因为人天生具有仁、义、礼、智，所以本性为善，所以孟子劝大家要把人想得善良一些。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孟子圣母心泛滥。这种思想投射到《未成年保护法》上，就是假设未成年人天生善良，不会干坏事。但现实很明显，有的未成年就会干出让人震惊的坏事。
千百年以来，很多人对孟子这个“人性本善”思想嗤之以鼻。因为这个世界上的恶事，都是人干出来的。因为很多人貌似天生除了好事，什么事都会干，一辈子都在干损人之事。
第三种说辞，源自于儒家大师荀子。他不认同孟子的理想主义，因看多了春秋战国之际的忘恩负义与杀戮，并受法家和兵家影响较大，提出“人性本恶”。
荀子的论点是人皆有本能，“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在本能的驱使下，大家为了自身利益，人与人之间一定会产生争夺，一定会有利益纷争。所以要设立严苛的律法，制止为恶。
法治思想的本质，就是通过律法条文，阻止人为恶。本质上来说，律法本身是冰冷的，也必须是冰冷的，存在的意义就是惩戒恶行。那么按照这种思想，投射到未成年保护层面，一定要坚守一个原则，就是保护未成年不受侵害，包括保护未成年免受未成年的侵害。
孟子和荀子截然不同的观点，让后世儒生也很纠结。因为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既有诸多事实证明，人性似乎是善的；也有很多事实证明，人性似乎是恶的。
如何解释孟子和荀子关于人性的对立呢？
第四种说辞，源自于明朝圣人王阳明。他的主张大意是，人性是一种客观存在，本无所谓善恶；但人的意图有善恶之分。
大家看下王阳明的四字真言，“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所谓“心之体”，也可以理解为人性。
所谓“意之动”，大致就是指意图。
那么按照王阳明的这个说辞，假设人性本善或本恶都是没什么意义的，但正常的社会都应该“为善去恶”。那么具体到未成年保护这一块，那个“假设未成年人都善良”的前提，就没有意义了。
回到现实中，我个人觉得：
1、真正的《未成年保护法》的思想，应该是保护未成年人不受侵害，其中一定要包括来自未成年群体内部的侵害。保护侵害未成年人的未成年人，那是本末倒置。正常人家的孩子，偷拿几块钱都会挨训，能走到杀人强奸那一步就不再是正常的孩子。不正常的孩子就不应该和正常孩子放一起，正如老鼠屎不能和米饭放一起是一个道理。
2、现在的未成年保护法的思想其实有严重的圣母情结，认为所有十几岁的孩子都很善良、啥也不懂。其实不是那么回事，现代人接触到信息的方式多种多样，已经早熟。只有让为恶者受到惩罚，才能震慑校园霸凌。
3、正确的做法是，一旦未成年人受到侵害，不管侵害者是成年还是未成年，都应该受到一致的惩罚；而不应该有圣母心，表示侵害者还是一个孩子云云，你TM都能杀入强奸了还孩子，真的很搞笑。放任为恶的未成年人，那是对正常未成年人的不公。
古今中外有一个道理永远不会过时，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去袒护任何杀人犯与强奸犯，都是病态的表现；哪怕是披着文明的外衣，仍然是病态。
遥望苍天，多少事，意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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