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张：《坚持抗战》
这个故事要从井冈山说起。
中国第一个工农武装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后，毛主席就重视尽快实现本国工人阶级经济命脉和武装力量的独立自主。井冈山以来，毛主席就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在农村发展自己的枪杆子，牢牢控制货币发行权、控制经济命脉，发展自己的工农业，坚持独立自主，不依赖共产国际，也不依赖欧美帝国主义。可以说，从井冈山开始，才逐渐有了政治军事和经济独立的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
博古、李德的瞎指挥，不代表共产国际对我党的控制。我们的货币发行权、经济命脉完全归本国工农割据政权掌管。但是，由于当时共产国际的“真理”招牌的迷惑性，所以相当一部分党内同志盲目听信“共产国际”错误的指导建议而已。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是独立自主、不受共产国际控制，货币发行权也是独立自主的，在遵义会议的时候，我们得以通过自己对军事和经济的控制，取消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摆脱了共产国际在战略、理论上的“真理”招牌迷信影响。
美帝国主义扶植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则不同。“412”反革命政变以来，蒋介石集团就逐渐的紧紧的在经济上依赖着欧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殖民买办势力——蒋管区城市的经济，主体就是美国控制的殖民买办经济。到了1940年，所谓的“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确立，美帝国主义不仅像曾经一样控制了中国的工业实体经济命脉，而且彻底控制了中国的货币发行权——蒋介石集团保持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半独立，但是在经济上几乎完全依赖帝国主义。
《论持久战》诞生前，毛主席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局势：一方面是美帝国主义控制经济命脉的强大的蒋介石集团、日本帝国主义集团、弱小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并存的国内格局；另一方面，则是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法西斯集团和非法西斯集团矛盾激化的国际格局。
面对这种局势，实事求是的毛主席制定了精准高超的发展工人阶级革命力量的战略——利用蒋介石集团和日本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趁美帝国主义扶植的蒋介石集团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狗咬狗，打入敌人的薄弱环节——敌后乡村，开展减租减息，解放和发动当时最主要人口——农民小生产者，在农村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先锋队、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政权组织、群众组织和经济实力——实现革命力量的大发展，为变国际剥削阶级战争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内阶级革命战争奠定足够实力基础。
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和当时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最大化，毛主席为革命力量大发展、为进行“犬牙交错的战争”提供了清晰科学的指导方向。于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诞生了！毛主席的军事著作，体现了他作为大战略家的高瞻远瞩、精谋善断，体现了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实现无产阶级利益最大化的非凡绝伦的斗争艺术。
第二张：《修建十三陵水库》
十三陵水库的修建，是1958年的时候毛主席提出发动群众、独立自主、战天斗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比较快速的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飞跃的、有中国特点的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时期。
正是这个时候，毛主席吸取苏联模式过于压抑群众积极性的严重弊端的教训，提出必须注意大力发动群众、调动群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调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
正是这个时候，毛主席吸取苏联式的“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官僚主义因素浓厚的治理模式教训，主张干部参加劳动、打击干部的官僚主义，充分解放群众的思想，破除对上级、对干部、对权威的迷信。
正是这个时候，毛主席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大规模飞跃、更加明确提出探索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也正是这一时期，中苏关系逐渐破裂，苏联即将背信弃义、全面撤资撤专家，我们更需要发挥独立自主战、天斗地的精神。
正是这之前，毛主席初步提出了一系列前人没有提出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法——工农业并举，在发展重工业同时，注意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
苏联和我们实际上就是在做重工业技术和农产品之间的贸易交流，对我们并不是完全的“无私援助”。我们也如数还清了外债，克服了困难，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毛泽东时代修建了中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水库，保障了农业的命脉。毛泽东时代，全国范围内共修建大中小各型水库，达84000多座，占今天中国水库总数的90%，比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迄今为止其他任何一个时期水库修建的数量都多。毛泽东时代，不到三十年的时间，粮食产量就增长了一倍，由1950年的1.3亿吨增加到1975年的2.8亿吨，保障了群众的基本生活。
也正是有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有了比较高的社会建设效率，得以有计划有目标有重点的集中我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各种必要的建设，包括水利工程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毛主席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诞生、中国工农群众得到高待遇之后的建设热情都是我们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因素。
第三张：《胸怀世界》
这张邮票的原型实际上是主席1961年观看世界地图的照片。在1961年，美苏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了疯狂的封锁包围。那时，是新中国面临的的国际局势最紧张最危险的时期，我们时时刻刻都处在战争的边缘。
但是，毛主席临危不惧，制定了精准高超的外交战略——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团结多数，孤立少数；集中优势，各个击破——最终成功打破了敌人的封锁包围。
毛主席的秒棋，主要是四招。
第一，支援大量亚非拉国家的一切反帝反霸权反殖民以及自身恢复发展的事业，掀起国际反帝斗争的高潮，争取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支持。
第二，利用美帝国主义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矛盾，和欧洲其他国家进行交流，瓦解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阵营。英国蒙哥马利访华、中法建交，都是毛主席的这一外交战略的重要实践。
第三，利用苏联和美帝国主义的矛盾，和苏联方面争取充分的回旋余地。毛主席自己1965年亲自会见柯西金、周恩来在1969年以来多次会见柯西金……这些都是毛主席这一重要外交战略实施的不可或缺的环节。苏修距离我国更近，而且面对新中国的国力特别是国防力量的日益增长，他们把我们这样强大的邻国视为了最危险的战略威胁。但是六十年代末的时候，我们也要没放弃利用美苏矛盾和苏联积极进行各种渠道沟通交流。
第四，利用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矛盾，扩大中美之间的对话交流。毛主席会见斯诺、决策“乒乓外交“、允许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都是在实施这一外交战略。毛主席制定的外交战略——不倒向苏修，也不倒向美帝，紧密的团结亚非拉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利用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矛盾瓦解资本主义阵营，利用美苏的矛盾、扩大美苏的矛盾，和美苏都有对话交流，使美苏两边发愁，而我们社会主义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战略空间！
毛主席不愧是最伟大而老辣的外交战略家。他精明的论述了他利用美苏矛盾、扩大美苏矛盾、转移美苏对中国注意力的战略意图：
“这位博士大讲苏联正准备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调来了多少部队多少飞机坦克，甚至说苏联要对中国甩原子弹，还提出美国可以向中国提供情报和军事装备。我要她们去告诉总理：‘那都是吓唬人的，才不要信呢。那是个陷阱，不要上基辛格的当，他是想踩着我们的肩膀跑莫斯科去抖威风。’美苏争夺的重点在欧洲、中东，还是东移转向了亚洲？我们外交部认为已经东移，理由是苏联在远东大量增兵，很可能对我发动突然袭击。我看，这个判断是错误的，还不如我们一些驻外使馆的分析，连新华社一个小小的记者都不如。美国现在巴不得从越南尽快撤军，好腾出手来，到欧洲、中东去与苏联争夺。苏联是在远东摆了许多军队，号称百万，我看没什么了不得的，野心很大，但要和中国开战，他没那个力量，也没那个胆量。我对基辛格说：‘博士，你说错了，北极熊要咬的是你美国，不是中国。’无论对美国还是对苏联来讲，美苏之间的矛盾才是主要矛盾，拉中国去压苏联不过是基辛格的计谋。为了从越南脱身去对付苏联，他在竭力挑动中苏之间的矛盾，好从中渔利。美国陷在越南战争泥潭中拔不出腿来，苦不堪言，这只对苏联有利。莫斯科没有那么蠢，苏联若陷入与中国的战争，会比美国陷在越南的处境更苦，这只对美国有利，是美国人巴不得的。”（毛远新 ：《关于1973年基辛格访华》）
可见，毛主席把基辛格挑拨中苏矛盾的阴谋分析的透透的，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挑拨美苏矛盾，把“战争威胁”的皮球又踢给了基辛格。
主席还说：“中美关系改善，不是美帝国主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也不是我们团结第三世界反对美苏两霸的方针改变了，这在中美上海公报中讲的清清楚楚嘛……我们有些同志看不清美国帝国主义的本性，有必要向党内高级干部打个招呼。由于苏联大兵压境，害怕他对我发动突然袭击，这边中美关系又得到改善，就产生了崇美恐美，想依赖美国的思想。人家拿苏联屯兵远东来吓唬你，再讲点你爱听的话，抛点小恩小惠，就忘记了美国才是我们最大的危险。美国人的话是靠不住的，除非迫不得已，才讲点真话。在延安搞调停，在板门店谈判，后来在日内瓦在华沙的谈判，我们早都领教过了。美苏之间的矛盾可以利用，但不能把自已绑在美国身上。我们不要苏联的核保护伞，也不要你美国的核保护伞。”（毛远新 ：《关于1973年基辛格访华》）
可见，主席制订了极其精明、老辣的战略——不倒美帝，也不倒向苏修，不搞联美抗苏，而是利用美苏矛盾、扩大美苏矛盾，让他们互相消耗。
如果放弃反霸权反压迫的斗争，帝国主义国家就会渗透全球，大规模通过“世界贸易”间接掠夺世界资源拉大世界贫富差距，用世界市场间接掠夺的资源缓和国内矛盾，甚至将红色政权封锁包围、集中孤立，开展大规模金融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渗透，逐渐绞杀红色政权。所以说，放弃毛主席的国际反帝斗争路线，代价就是变成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
第四张：《重上井冈山》
重上井冈山的时候，毛主席发表了和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一切腐朽产物进行最彻底决战、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预防社会主义社会变质实践的宣言。
正是重上井冈山的时候，毛主席表达了他对官僚资产阶级复辟的担忧。
正是这时候，他说：“井冈山时官兵生活一个样，除了作战指挥权以外，不分上下。现在我们官兵待遇区别比较大。叫总参做过一个调查，上将的工资是上士的17 倍多，1964年后有所下降，仍有10倍以上，苏联上将工资是上士的30多倍，美国是20多倍。我们比苏联、美国好一些，但比战争年代区别大多了。我们高级干部有小车、秘书、小楼，还有站岗的。官做大了，钱挣多了，拉开了与群众的距离，还愿不愿意下去当普通人？”
1965年，主席决定废除军衔制，就是要打击官僚主义、预防剥削阶级复辟，推动思想上灵魂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
正是这时候，他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当然，像‘二十三条’讲的，这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个认识问题、教育提高的问题。怎样教育提高?”
毛主席深知，没有思想上灵魂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对干部进行大规模的根本性的教育，如果先锋队变质了，数千万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所以，毛主席决定开辟思想上灵魂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在政治上，鼓励群众公开、全面、自下而上的监督干部，揭发腐化变质的干部，自己自觉维护当家做主的地位，并在斗争中锻炼出自己的骨干力量；在经济上，大力推广“两参一改三结合”，使工人阶级真正意义上拥有捍卫自己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权力；在思想灵魂上，战私批修，实现工人阶级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无产阶级专政下预防社会主义社会变质的实践，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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