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孟加拉国学生的抗议活动浪潮，起因看起来只是反对国内的公务员配额制度，但实质上，它是一场孟加拉学子对前途绝望的本能反抗。
作为特殊国情的产物，孟加拉的公务员配额制从1972年孟加拉建国开始就有，当时是用来表彰在孟加拉独立战争中的“自由斗士”的。其实就是将国家30%的公务员岗位直接配给这些在孟加拉独立战争中表现优秀的战士。
但是习惯了这些岗位的人坐久了就不想下来了，不但自己不想下来，还希望自己的岗位能实现世袭罔替，留给自己的后代。于是这项制度几经发展和改革，原来表彰给“自由斗士”们的30%的公务员配额，变成了直接配额给他们的后代。
到了2012年，孟加拉的公务员配额制形成了30%的公务员职位留给“自由斗士”的后代，10%留给女性，10%留给落后地区，5%留给少数民族，1%留给残障人士的局面——这意味着通过“国考”择优录取的职位被压缩至44%，还不到半数。所以一直以来，孟加拉的大学生和考公群体就十分反对这项制度，2008年、2013年、2018年他们都先后发起抗议活动，其中2018年的那场抗议活动蔓延全国，迫使政府做出让步，取消了一部分“二代”们的配额，扩大了“国考”招生比例。
但是这种让步随后又遭到了“二代”们的反对，发展到今年，孟加拉政府又试图重新恢复30%的公务员岗位配额给“二代”们的制度，于是引发了这次规模超过孟加拉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学生运动规模的抗议活动。
然而在公务员配额风波的浪潮之中，同时环绕着的是经济下行，青年失业率不断攀升、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的大背景。
在一个1.7亿人口的国家，有超过3200万的人没有工作，而其中孟加拉的青年劳动力，即15岁到24岁阶段的青年，失业率高达40%。尽管其官方统计的青年失业率只有12%，但是这项统计中只要一周工作了1个小时，就不算失业。幸好其官方还统计了另一项非常有趣的数据，这项统计叫“不活跃青年统计”，什么是“不活跃青年”？就是指的没有工作，又没有在校学习，还不愿参加就业培训的这批年轻人，人数1290万，占到了青年群体的40.67%。
这个群体就是真实的青年失业率，这群“不活跃青年”跟我们常常说的躺平青年还不一样，躺平的人里面很多人其实还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而孟加拉的“不活跃青年”则几乎完全属于流落街头的社会边缘人。
而这个青年群体里面的大学生群体，毕业就失业的比例更是占到了大学生比例的66%，这还是在有10%的大学生继续加入考研大军的情形下的比例。
孟加拉国是一个以落后的农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要支柱的国家，绝大多数普通家庭的大学生毕业以后可以选择的出路就三项，一个是回老家种地，一个是进入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血汗工厂，再一个就是考入国家公务员系统。在这群大学生里面，公务员的工作是他们觉得唯一能够拥有体面和尊严的工作，没有之一。
所以在公务员配额制的表象之下，居高不下的大学生失业率才是爆发抗议浪潮的核心推动力。
在全世界都运行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条件下，失业本来就是这种制度不可避免的产物，然而过高的失业率则几乎堵死了青年们的所有出路。即使取消公务员配额，对于孟加拉每年40万人竞争3000个岗位的现实局面，也丝毫不能改变大学生毕业后的绝望处境。
而大学生又是青年群体里面的一个特殊群体，说他们特殊并不是因为他们多读了几年书，而是因为在资本制度下，作为劳动力商品出现的大学生，这种特殊的商品的培养成本远高于一般的劳动力商品。在孟加拉，对于收入非常低的劳动家庭来说，他们可能不愿意花费高昂的成本去培养一个孩子进入大学系统，因此家里的孩子早早辍学进入社会，从事一般的体力劳动，比如去码头当搬运工，去工地搬砖，去工厂踩缝纫机，虽然收入非常低，但是家庭付出的培育成本也很低。然而大学生就不同了，孟加拉本来就是教育投入极低，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国家，一个大学生的培养成本里面，家庭支出能占到三分之二以上，因此好不容易培养一个大学生出来，如果一样去打螺丝，那么意味着整个家庭的前期投资统统打水漂。而对于条件本来就很普通的家庭，有些更是举全家之力，甚至不惜举债来投资这个商品，最后如果不能卷进公务员系统，又无法找到收入更高一些的工作，他们的绝望自然可想而知。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
二
还是毛主席那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表面看，孟加拉学生抗议的直接诉求是取消公务员配额制，但是其核心诉求是要工作，要吃饭，要生存，要尊严。
然而对于这场学生反抗运动，充斥最多的声音不是声援和鼓励，而是指责和讥讽。他们嘲讽人家是赶走了豺狼，又迎来了饿虎，新上台的比旧坐庄的更坏，暴力机器强大如斯，不可撼动，学生运动如蚍蜉撼树，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盲动，是幼稚愚蠢的自我幻想。
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就是这样的，人家一起来反抗，他就希望立刻一步登天，改天换地，等一看到人家遇到挫折，遭遇失败，他们就极尽嘲讽之能事，取笑人家是螳臂当车，自取灭亡。说到底，鲁迅笔下的奴才思想不过是跪久了站不起来，而这群嘲讽人家的人，是拼了命的论证跪着就是比站着舒服。
为什么跪着比站着舒服呢？他们说的是，跪着起码还能够寄希望于大环境的好转，统治者的良心发现，自上而下的幡然醒悟，只要学会容忍和等待，一切就有希望。而站着就不是这样了，除了迎来暴力机器的镇压，什么也不可能得到，就如孟加拉的学生一样，赶走了哈西娜，又迎来了军政府，一个比一个暴力。
我们以前说过，世界上任何自觉的革命运动，总是先从自发阶段开始的。自发的反抗往往带有盲目性，散乱性，幼稚性，但这不是嘲笑人家的理由。以前毛主席也搞学生运动，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刚从湖南师范毕业一年，就在湖南领导了反抗张敬尧的学生运动，因为力量薄弱，遭到张敬尧的镇压，于是他又组织学生上北京请愿，要求驱逐张敬尧。最后成功了没有呢？也成功了，也失败了。
为啥呢？因为最后真的把张敬尧驱逐出湖南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成功了。但是为啥又说失败了？因为真正驱逐张敬尧的不是学生运动，而是其他军阀借着这个契机打了进来，赶走了张敬尧。于是结果就是驱走了张敬尧，又迎来了谭延闿，但是没多久，又送走了谭延闿，上来个赵恒惕。军阀换了一波又一波，唯一不变的是根深蒂固的封建压迫制度。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又说它失败了。
但是这种失败是否应该被嘲笑？是否因为赵恒惕比张敬尧还坏，由此证明驱张运动不但毫无意义，而且还造成了更坏的结果？
事实上，不管你驱不驱张，只要当时的封建军阀制度不被彻底改变，张敬尧和赵恒惕总是要轮流坐庄的，如果说尝试反抗的人是幼稚的，那么难道寄希望于张敬尧大发慈悲，或是希望换一个宅心仁厚的军阀上来一切就会好起来，这就不幼稚了？
从某种角度看，驱张当然是失败的，但是也正是因为驱张，才使教员真正认识到：“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数日之后，毛泽东与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人在长沙创建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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