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最近，有一个小视频在传播，一个妖艳轻浮的女子在直播间搔首弄姿，扭捏作态，大谈北洋军阀时期是中国的“最好时期”，“人民幸福”，“国家强盛”，而她以此为噱头卖货的商品竟然是著名学者来新夏先生的《北洋军阀史》，这简直就是对新夏先生学术操守和人格的侮辱。先生在这部书的绪论中明确直书：“北洋军阀集团在卖国媚外的同时，对内则实行其凶残酷虐的统治。”（该书31页，见书影）可见，社会上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虚无与捏造已经对严肃学者和正史下手了，对此，我们要及时予以揭穿和批驳。
今年正逢著名历史学家来新夏先生逝世十周年（先生逝世于2014年3月），笔者特将当年与先生的一次访谈整理出来在昆仑策公号发表，一为缅怀，二为先生正名，批驳那些历史的谬论。
一、做学问要“从根做起”
那是2012年的一个温暖春日，作为北京市东城区修志的工作人员专程赴南开大学拜望了著名历史方志学家来新夏教授。早就仰慕先生的书斋“邃谷”，来到之际才发现不过是老式砖楼第三层的十几平米仄窄的一间书房而己。九十高龄的来先生气定神闲，端坐其中。老人家思维清晰，谈古论今，令人如坐春风，顿觉仄窄的“邃谷”是那么幽广而渊深。先生说1950年曾在东城钱粮胡同44号住过一阵，这就更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话题先从先生为东城地方志工作的题词谈起。
胡澄：来老，您老以九十高龄用墨笔行书给我们东城修志工作题词，笔力沉雄老健，豪拔挺秀，真是让人令人叹服啊！
来新夏：我虽不是名人，但在我那近百人的小圈子里也浪得薄名，加以望九之年，有人出于传统的尊老习惯，来请题字。我素不善书法，又没有经过严格的书法训练，只在童年时按照父亲的布置，临写过年把的九成宫、东方画赞和玄秘塔等不同书体的字帖。青年时由于常用毛笔，尚能用毛笔批注古书。中年以后用毛笔已有封建之嫌，改用硬笔，毛笔渐渐荒疏。上世纪80年代，毛笔使用又渐渐多起来，于是又重新临写字帖，为求把字写得好看些。80年代初，我出了一本论文集，名《结网录》，书名用汉董仲舒所引古训“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寓意。出版社编辑要我用毛笔将此语题在扉页上，于是我写了重新使用毛笔的第一幅字。有时亦情不可却地应人之请，为人题写书签，但一直内心不安，因为我的字确实不入流，辜负他人的期望，再则白纸黑字，贻笑大方。唯一的应对办法，只能是在题字前闭目凝思，想好结构，再写上十几遍，从中选一幅差堪人目的送人，以表示一种敬事而信的态度，以求无愧我心于人。
胡澄：您老的《北洋军阀史》在学术界久享盛名，令我们晚辈仰止，请问您是如何入手研究的？
来新夏：我是“从根做起的”。那是天津解放时，我20多岁，革命激情高昂。组织要培养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随军南下，学校选送我到华北大学学习。在这里，我们主要是学习政治理论。华北大学副校长、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要在学生里面挑选几个人做研究生，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必须是大学历史系正式毕业的优秀生。这样，我就留在华北大学做了一年多的研究生。当时，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接收了100多麻袋北洋档案，在整理这批档案过程中，我开始接触北洋军阀史。整理工作分两步，第一步非常辛苦，就是先把土抖落干净。因为那些档案都很多年没有动，非常脏。我们早上去，晚上回来的时候，戴眼镜的镜片都是黑的，口罩遮住的地方是白的，可是口罩上两个鼻孔的位置也是黑的。弄干净后，把档案按文件类型分堆，再做大致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分类，这就弄了近半年。第二步整理的时候就很细了，要把每份文件看一遍，然后做卡片，写明这是什么时间，什么事情，写出概要性的东西，进行专题的内容分类。在研究这些档案的同时，我又看了一些有关的书籍，对北洋军阀史产生了兴趣，我认为这是治学中的“从根做起”。
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先生的这个研究室被划出来，成为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我又在历史所工作了一年多，所以，我自认为是范老的及门弟子，他的史学思想指导了我终身的研究。后来，南开大学历史系向历史所要人，1951年春天，我就到了南开大学，一待就是几十年。
二、毛泽东史学思想的卓越典范
胡澄：范文澜范老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之一（其他四位是：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请您讲讲范老的史学思想的特点和学术风范。
来新夏：那我就从最初与范老的接触讲起。
范文澜先生解放初期是华北大学副校长，历史研究室主任。华北大学在你们东城区的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这是繁华地区，那时我们都二十多岁，都想出去玩玩，散散心。他就不让，在门口看着。那时候范文澜住在前院，研究生都住在后院。学生要想出来，必须经过他的窗户底下。他那个窗户是落地玻璃窗，窗子很大，他的写字台就摆在窗子前面。他自己也没什么交际，一天到晚在那儿读书，写作。所以，学生一出来，看见范先生在那儿坐着，就不敢出去了。
这时是集体生活，工会每周末会给学生发电影票、戏票，他就通知后勤办公室，研究生一律不给发票。他跟我们说，你们当学生，就是专门读书。不是这么严格管理，当时我们就荒废掉了。他的身教，远远好于言教。
作为历史所所长，范文澜也不大参加政治活动。但是，他对自己要求很高，那时，我们是供给制。伙食分为大灶、中灶、小灶三级。大灶供应一般干部，中灶一般供应处级干部，高级干部一般吃小灶。范老的夫人戴老跟我们一块儿排队到大灶吃饭，范老就吃单送的小灶，两人决不在一起吃饭。范老有专用汽车，戴老就不能坐。
你们可能不知道，范老是搞古典文学起家的，他的第一本著作是1925年出版《文心雕龙讲疏》，梁启超在序言中称赞其“考据精审”“使义无不明，句无不达”。后来又著作了《文心雕龙注》，成为国学名家。
你们可能更不知道，范老又是英勇的新四军战士。1938年6月，范文澜前往中共河南省委所在地确山县竹沟镇，参加了新四军游击队，直接在抗日武装队伍中工作和生活，从一个文质彬彬的大学教授变成“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这是我去南开大学之时，临别他赠给我的在新四军时策马扬鞭的戎装照。
范老是第一个以毛泽东史学思想为指导从事历史撰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创之功可与郭沫若比肩。
他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可以说是毛泽东史学思想的学术化经典，用大量史实来全面阐述了毛主席关于中国历史的一系列论断。并紧密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体系，奠定了后来中国历史研究的研究范式和学术框架。范老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印证着马克思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发展的历程。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发展与特质有着重要的意义。我的史学研究就是范文澜史学思想的体现。
胡澄：谢谢先生。我们最敬佩的是您“学术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主张。这也是范文澜史学思想的体现，这在当前史学家中可谓独一帜。而且您身体力行，在专业研究之余写了大量的学术随笔，影响重大、惠人良多，传为士林美誉。请您谈谈您的想法与做法。
来新夏：是的，范老的《中国通史简编》，为中国历史的大众化做出了卓越典范和贡献，我是萧规曹随。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讲过这样一段话：“读书是为积累知识，但却不能只入不出。而要像蚕那样，吃桑叶吐丝，要为人类文化添砖添瓦。有一位名人，读了一辈子书，知识渊博，但身后没有留下一本书，一篇文章，甚至一条笔记，这是精神生活中的极大浪费。这是个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者，他把汲取知识像打扑克那样作为个人的一种享受，或者说他是一个贪婪者，在尽兴地占有前贤的遗产而吝以自己所得与人。鲁迅一生之所以伟大，学识渊博，固不待言，但更可贵的乃是他那种吃草挤奶的精神。无论什么人都应该将咀嚼吸取到的知识酿成香甜的蜂蜜，发之于言论、文章来奉献给当代人，或以之哺育下一代人。学以致用才是读书的真正目的。”
我曾用几十年读书所积累的资料，撰成《书目答问汇补》与《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二书，既凝聚了自己几十年的读书所得也为他人担当起铺路石子的作用。这就是读书既为己又为人的明证。
三、“多接触群众，多观察世态”
胡澄：学术界有您“衰年变法”的说法，是不是出于相同的考虑。
来新夏：是的。有人问我“衰年变法”是怎样一种转变？我从60岁以后即上世纪80年代以后，写了不少随笔，我的学生戏称我是“衰年变法”，我未表示异议。“衰年变法”一般指书画界人士，蕴积多年，晚年书画作风大变，以求另辟蹊径，更上层楼。听说国外有些科学家50岁以后，当在专门领域中已有所成就，往往向普及知识的道路转变，也是一种“衰年变法”。我虽称不上学有所成，但知识回归民众的行为却给我很大启示。所以我就从专为少数人写学术文章的小圈子里跳出来，选择写随笔的方式，贡献知识于社会。我写随笔的最终目的不过是：观书所悟，贡其点滴，冀有益于后世；阅世所见，析其心态，求免春蚕蜡炬之厄。
胡澄：来老，您在专业史家和散文作家间的角色递换如此自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您出色的文笔，您能透露下历史写作的秘诀吗？
来新夏：我在历史系开过一门写作课。我觉得写作是个技巧活，除了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外，还必须有一定的程序。程序过了，就是八股，没有程序，就成不了文。所以，我开写作课时就讲了各种文体，讲如何取材，如何论述，如何写景写人；使学生了解写作的基本规范。任何一个学历史的人，心中必得存有一念，即兼融文史，同时掌握文献和文字。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文字是把知识传给第三者和更多受众的重要工具，所以必须予以重视。那么，如何写好文章呢？我觉得首先要有积累，要多读、多背、多记名人名篇，丰富自己的语言和词汇。其次是要从小处着手，要学会写小文章。我在辅仁读书时，陈垣先生教我们写文章，就定了个规矩，超过500字的不收。我当时还耍了个小聪明，写小字，一行当两行。陈先生发现后就把我喊去，教导我说只有会写小文章的人，才能写大文章，才能真正放得开。这话我一直牢记于心。另外，写文章切忌一挥而就，要保持冷处理的态度。思考主题时要冷静，写完后不要急着发表，先放放，让思想有回旋的余地。发现了问题，要不怕麻烦地修改。要让三种人给你提意见，一种是比你强的人，一种是和你同水平的人，另外一种是不如你的人。这样不但得到教益，也了解了各种层次的人对本文的接受程度。提完意见后要继续修改，字斟句酌地改，特别要注意虚字，这是最不好用的。最后一点写文章一定要善于触景生情。文献也是景，看书就是进入到场景中去，但更重要的景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以一定要多接触群众，多观察世态。世态是最激发思想的，多听多看，就有了内容，就会思考。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大众服务。
胡澄：来老，您是方志界的权威专家，谈谈您的研究情况。
来新夏：地方志是我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在这方面，我的起步较早，因为我的祖父是民国《萧山县志稿》的独立纂修者，所以，我有一定家学渊源，也很想继承祖父研究地方文献的传统。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时，我阅读了大量旧志。我国的方志有2000余年的历史，但志书的分布却不均衡，有的地方修得多，有的地方少，有的甚至没有，所以，解放初期，中央很重视纂修地方新志的工作，号召各地编修自己的“地情书”。由于政治运动不断的原因，新方志的修撰工作屡兴屡废，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掀起全国性的修志高潮。当时由梁寒冰先生负责主持全国的修志工作，我担任第一助手，由此进入到地方志研究领域。我在这个领域除写了《方志学概论》《中国地方志》《中国地方志通览》《志域探步》《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等书。
胡澄：那您在方志研究方面具体做过哪些事？
来新夏：我主要还做了四点工作。
首先，是做了新志编修的启动工作，负责起草了全国新志编修规划和第一次启动报告。
第二，是参与了若干新志的评审工作，给几百个县市区的地方志写序，做了一些评论和纠谬的工作。
第三，是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新志纂修人才。1982年时，我担任了华中、华北、中南、西北四个地区新志编修人员的培训工作。现在我的学生和私淑弟子遍布全国各地。
第四，是倡导和参与了旧志的整理研究工作。我国是个志书大国解放前编修的旧志就将近万种，不但存量大，而且种类繁多，包括各级行政区划志、江河山川志、行业志种种。这些志书包含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地方情况，是一个蕴藏量和信息量极为丰富的资料库，所以有必要进行相关的整理研究工作，以为现在社会所用。当时，我参与了旧志的目录编修、资料分类，内容研究和整体评价工作。
胡澄：我们是城市区志的编修机构，想请您谈谈城市区志研究编修方面的情况。
来新夏：城市区志的正式修志的机构是于1981年于无锡崇安区正式建立的。此后，重庆北碚、济南天桥等城市属区的修志机构也相继建立，开展工作，发行刊物。1990年6月9日，在南京白下区召开的首次全国城市区志编纂工作协作研讨会。得到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和有关地区领导机构的祝贺与支持。这是城市区志编修者的第一次大聚会，到会代表有31个城区，提交论文和经验介绍30篇，对城市区志的特点、地位、作用和篇目设计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与交流。这次会议使城市区志的编纂工作得到了社会的承认，正式进入新编方志活动的行列，成为一个比较稳定的层次。
第一部城市区志——《白下区志》在1988年正式出版，这是我读到的第一部城区志，虽是首创之作，但已具志书规模。以后，上海的普陀、黄浦、静安等七个区的城区志，天津的大港、塘沽、汉沽、东丽等区的城区志以及济南的《天桥区志》、沈阳的《东陵区志》、扬州的《广陵区志》等也相继问世。因为我曾应邀为《广陵区志》写序，所以读得比较仔细。《广陵区志》具有一城一区和本为扬州古城所在的先天优越条件，加以修志人员的辛勤努力，终于成为一部居于前列的城区志。仅从这部志来看，就提出了若干编纂城市区志的经验，它依据“详今略古，详区略市，该详则详，该略则略”的原则，基本上解决了市、区同城的困惑，使市、区两志各得其宜，有互补之效。它狠抓地方特色，因扬州以园林古迹称盛，素有“扬州重园林”之评，乃立《园林名胜》及《文物古迹》专编，以文字描绘玉树琼花、绿杨明月、二十四桥、瘦西湖水等等景色，体现了地方志应突出地方特色的要求。该志还严格恪守生不入传志例，收录本客籍有突出事迹和影响的已故人物。这些足证城市区志的修志现实已渐趋成熟。
胡澄：现在大部分地区已进入第二届修志工作。现在《地方志条例》规定要每隔20年续修一次，请您谈谈续修工作所要注意的问题。
来新夏：一是两届修志间隔20年，似乎不切实际，我曾参加这次讨论，表示过反对意见；清60年一修，民国30年一修，都没有显著成效。一般来说，志书与所写内容需要一定的时间差距才能反映社会发展较为清晰的曲线。20年似乎时间不短，但从历史和社会发展看只是弹指一挥间。第二届修志既没有事先准备好的现成文献，也没有已经总结好的定论，因为修志者与所写内容在同步行进。因此修志者只有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参与现实建设的拼搏，又要以冷静的眼光和公平、公正、公开的态度准确地记述这一瞬间的具体内容。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难题。
二是第二届修志面临的问题有许多是第一届修志所未接触过的新领域，是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世界，其中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运行，突破传统的产业、行业与事业的界限，新的跨行业、跨区域的横向联合实体等等。
我认为第二届修志的覆盖面至少包含着这三方面：
第一，记好重大经济与社会专项事类的始末，如国民经济的治理、整顿与“软着陆”，短缺经济的结束及后遗问题，精神文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转折性变化等方面都要以新视角记述好。
第二，依法治国所产生的政治生活变化，其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诸领域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政党与政权职能的转变，都应做出具有权威性的定论性的记述。
第三，人和人构成的社会群体都应全面展开记述。要将当代人物的典型性活动都记人志中，不再拘泥于生不入传的陈规。
第二届修志不仅在内容上要解决这两大难题，而且也要改变原来的志书编纂体例与方法。首先力争与第一届志书保持相对的衔接和平稳过渡，不要让读者无法将前后志书联合使用，如前志基础较好不妨移步而不变形。其次体例应有所创新，但这种创新不是简单地增减门类或更换标题，而是一次相对独立的设计与组合，如：
1．在传统的横排竖写基础上强化整体性和综合性的新思路。不要层层设综述，行文要明确有力，让社会实践中新的综合事类突出来，要采取修志者与志书内容同步表现的手法。
2．全面刷新体例、体裁、结构、章法，不再纠缠大编小编之争。制定全新设计蓝图，要采用以志为主，诸体融合的体裁，并从社会实践和社会结构的特点中寻求篇目，对旧有篇目可以有取有舍，但以创新为主。
3．要增强志书的学术性，容许对专用名词和行业用语加简要注释，对异议有论辩，对疑问有考证。前届修志有个别志书对这方面曾有所试行，效果颇佳。
4．为适应信息网络化处理的发展态势，应建立对应的处理程序，做好进入信息网络的准备。这是前届修志没有遇到的新事物，应给予最大的重视。
新世纪的来临是百年一遇的盛事，百业维新，修志何得例外？作为方志界的老兵，谨贡浅见，与第二届修志同道商榷，并祈指正。
胡澄：谢谢您老多方面深入精辟的指教。我们一定按照您的教导，继承以范文澜先生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学术传统，好好用手中的史笔为人民大众服务。
来新夏：不客气，我搞历史研究多年，也要快成为历史了。我对你们着重嘱托的就是两件事——
第一，不要把修志机构办成“官僚衙门”机构。我听说有些地方组织部门竟然把犯过错误的垃圾局局长安排到我们地方志部门当领导，他们这么做已经违法了！国务院2006年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九条规定：“专职编纂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搞垃圾的领导具备这样的“专业知识”吗？这不是羞辱斯文，天大的笑话吗？！
第二，一定要加强自身修养，多写文章，把史学研究与修志成果转化，努力为人民大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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