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分工就是指一些国家专门赢，而另一些国家专门输……我们的失败总是意味着他人的胜利;我们的财富总是滋养着他人的帝国。”
——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历史并不重复，但它往往押韵。而这一次，押的是那种最粗鄙的韵脚。就在几个小时前，全世界通过特朗普的直播，目睹了一场好莱坞式的地缘政治奇观：唐纳德·特朗普“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美军三角洲特种部队的直升机旋翼切碎了加拉加斯的清晨，将一国元首——尼古拉斯·马杜罗——像捕获猎物一样强行带离了他的国土，押往美国本土受审。
这不仅是是一次军事突袭，这是一种赤裸裸的、表演性的帝国主义宣示。
作为关注全球南方命运的观察者，我们此刻感受到的不仅是震惊，更是一种深沉的悲哀与愤怒。这不仅仅是马杜罗个人的命运滑坡，也是对国际法底线、对他国主权，以及对“政治解决”这一人类文明准则的公然践踏。如果说过去几十年，美国的干涉主义还试图披上一层“人权”、“民主”或“多边主义”的遮羞布，那么2026年的今天，这层遮羞布被彻底撕碎了(需要说明的是，身为左翼，我们更多的感到的是一种幽默感)。特朗普的行动，标志着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以最原始、最野蛮的形态回归。在华盛顿的决策者眼中，拉丁美洲依然不是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大陆，而仅仅是帝国的“后院”。他们认为自己拥有某种天然的、超越国际法的“神圣权利”，可以随意决定谁能坐在米拉弗洛雷斯宫(委内瑞拉总统府)里。这种“越俎代庖”式的傲慢，其本质是对他国政治主体性的彻底否定。它向世界传递了一个恐怖的信号：只要我不喜欢你，我就可以随时从肉体上消灭或绑架你的领袖。这不再是现代国际政治，而是丛林法则的数字化复刻。
我们必须指出一个被西方主流媒体有意忽略的事实：在美军军靴落地之前，委内瑞拉内部并非处于失控的边缘，相反，它正在形成一种微妙而复杂的“本土政治平衡”。在经历了数年的恶性通胀、制裁与街头政治后，委内瑞拉的国内反对派与马杜罗政府之间，实际上达成了一种“痛苦的共存”。为什么?因为委内瑞拉的反对派并非铁板一块，他们深知推翻马杜罗容易，但“治理”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难于登天。反对派内部对“推翻以后怎么办”充满了恐惧与不确定性。他们缺乏接管国家机器的信心，也缺乏整合社会各阶层的能力。因此，一种基于现实主义的博弈，使得双方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维持现状的默契。
这种平衡虽然脆弱，虽然不完美，但它是委内瑞拉人民自己博弈的结果，它是内生的，是有机政治过程的一部分。然而，美军的突袭粗暴地打断了这一进程。美国人以为自己切除了一个“毒瘤”，实际上他们是炸毁了一个生态系统。他们没有问过委内瑞拉反对派是否准备好了接手这个烂摊子，更没有问过委内瑞拉人民是否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主权被如此羞辱。这种机械降神式的外部干涉，只会留下权力的真空、社会的动荡和无尽的仇恨。
我们始终认为，评价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无论是功是过，无论是其经济政策失败与否还是政治手腕的强硬与否，唯一的审判权，只属于该国的人民和该国的历史。马杜罗政权的问题，始终应该由加拉加斯的街头、委内瑞拉的投票箱、以及反对派与执政党的谈判桌来解决。这不仅是基于民族自决的左翼基本原则，更是基于对历史惨痛教训的回望。从巴拿马的诺列加，到伊拉克的萨达姆，再到利比亚的卡扎菲，每一次美帝国的“斩首行动”，带来的从未是承诺中的繁荣与自由，而是长期的混乱、恐怖主义的滋生和国家能力的瓦解——这不仅是血淋淋的事实，更是美帝国主义侵略剥削本质的最好证明。今天，美军的直升机可以飞临加拉加斯;明天，这种无视主权的暴行就可能降临在任何一个不愿意臣服于霸权的国家头上。我们谴责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径。我们呼吁关注那些在即将到来的动荡中，可能再次付出惨痛代价的委内瑞拉底层民众。在这个至暗时刻，我们重申：没有任何一个外国救世主，能比本国人民更有资格决定自己的命运。
当然，必须澄清的是，我们对美帝国主义暴行的强烈谴责，绝不等同于对马杜罗政权本身的政治背书。恰恰相反，站在左翼的立场上，我们必须以最严苛的眼光审视这位刚刚被带走的“总统”。如果说查韦斯时代还带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民粹光环，那么马杜罗治下的委内瑞拉，早已蜕变为一个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的混合怪胎。这无疑是对“左翼”二字最尖刻的嘲弄。在那个名为“玻利瓦尔革命”的叙事之下，我们看到的不是工人阶级的真正掌权，而是一个依靠石油租金供养的、庞大而腐败的官僚与军方利益集团。他们垄断了国家命脉，却在分配上沿袭了最陈腐的恩庇侍从主义(Clientelism)。当单一的石油产业结构遭遇国际市场的波动，这种寄生性的分配模式必然导致治理的全面崩塌。马杜罗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依赖型国家资本主义的失败。他的倒台，在某种意义上是其内部治理逻辑破产的必然结果。然而， 一个政权的治理失败，乃至其内部的腐败无能，绝不能成为另一个国家发动军事突袭、践踏主权的合法性来源。烂苹果应该由树下的人民自己埋葬，而不是任由强盗闯进果园把它抢走。
一位朋友在笔者的朋友圈里分享了这样一段话，令我深感认同，它或许比任何国际法条文都能更精准地解释当下发生的这一切：
“19世纪反动神学家们将资本主义精神描述为不扛担子推脱责任的‘协商’软弱精神，在19世纪或许稍显前卫但在今天是很合适的。在指责规则秩序被打破的时候，先想一想这个秩序是否契合时代与历史，帝国或许曾短暂的消失了，但费希特和拿破仑在理性的时代一定会卷土重来，在秩序的时代，呼唤帝国的降临是唯一出路。”
这段话听起来或许略有些刺耳，却揭示了一个冷酷的真理：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基于“理性”、“协商”和“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在迅速瓦解。特朗普的行动，正是这种“帝国精神”的恐怖回归。他像是一个后现代的拿破仑或凯撒，用赤裸裸的决断嘲笑了所谓的程序正义。在这样一个生活同质化，共识情绪化，联结原子化的时代，这种强权人物的暴力美学，甚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相当一部分大众对于“强力秩序”的渴望。 这给所有的左翼提出了一个生死攸关的课题：我们不仅要面对资本主义的剥削，更要准备面对“理性的反动”。当自由主义的遮羞布被撕下，世界重新回到霍布斯式的丛林状态时，仅仅呼唤“和平”与“法治”是苍白无力的——一如法西斯主义上台之故事，这恰恰昭示了无论是“国际法”“主权”还是弱肉强食般的侵略，它们需要谁就拿出谁，二者不过都是资本主义国际秩序的一体两面。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能够呼唤、期望乃至于祈求这种所谓的“和平与法治”的“秩序”呢?
旧时代如行云样逝去，新时代宛如群山一般徐徐压来，左翼必须抛弃对旧秩序温情脉脉的幻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这个非理性的、帝国的、充满暴力的时代做好准备。否则，在下一次危机到来时，无论是加拉加斯的街头，还是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地方，我们都将如同今日的马杜罗一样，成为任人宰割的猎物，重蹈历史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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