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读笔记时找到的，丢在电脑里面也是浪费，贴之
谈到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时候，决不应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企图找出一种合力，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像游蛇一样回旋，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善良天真的愿望等等。
《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2-5月）
您还着重指出：“我们应该提出一个能够团结一切人的口号。”
老实说，我现在最怕这种笼统的团结，我深信，这种团结对无产阶级最危险最有害。考茨基在《Neue
Zeit》上就杜撰了大“团结”的理论，……
——《给亚·米·柯仑泰》（1914年11月28日和12月8日之间）
机会主义者的典型特征就是：迁就一时的情绪，不能反对风行一时的东西，政治上目光短浅，毫无气节。机会主义就是为了党的短暂的、一时的、次要的利益而牺牲党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工业稍微有些发展，商业比较繁荣一些，资产阶级自由派稍微活跃一些，机会主义者就大叫大嚷：不要吓住资产阶级，不要回避资产阶级，抛弃社会革命的“空谈”吧！
——《事后聪明的俄国激进派！》（1906年10月18日“生活通报”杂志第12期）
所有这些机会主义的议论的基本错误在哪里呢？在于它们实际上是用资产阶级的“共同的”“社会”进步的理论来代替阶级斗争是历史唯一的实际动力这个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社会主义的学说，即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现在还不能认真地谈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历史的真正动力是阶级之间的革命斗争；改良是这种斗争的副产品，所以说它是副产品，是因为它反映了那种想削弱和缓和这种斗争的失败的尝试等等。根据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学说，前进的动力是社会上所有认识到某种制度“不完善”的人的团结精神。前一种学说是革命的，后一种学说是改良主义的。前一种学说奠定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策略的基础，后一种学说则奠定了资产阶级的策略的基础。
——《再论杜马内阁》（1906年6月28日“回声报”第6号）
假定有人认为，我们为了进行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斗争，似乎可以或者应当放弃争取改良的斗争，这种看法也是完全错误的。事情决不是这样。我们无法知道，这种革命什么时候能够取得胜利，客观条件什么时候能够允许这种革命到来。我们应当支持任何的改善，支持群众状况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真正改善。我们同改良主义者（即瑞士的格留特利派）的区别，并不在于我们反对改良，他们赞成改良。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只是限于改良，因此用《Schweizerische Metallarbeiterzeitung》（第40号）的一个（少有的！）革命的撰稿人的中肯的话来说，他们已经堕落到充当普通的“资本主义看护妇”的地步。我们向工人说：你们投票赞成比例制等等的选举吧，但是不要把自己的活动只限于这一点，而是要把有步骤地传播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提到首要地位，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同时在各方面，在党的一切活动中做相应的根本改变。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常常逼着我们对于许多小的、非常小的改良采取这种或那种立场，但是应当善于或学会这样来采取争取改良的立场，就是要使我们——为了更加清楚起见，说得简单一些，——在每半个小时的演说中，用5分钟讲改良，而用25分钟讲即将到来的革命。
——《关于战争问题的根本原则》（1916年12月）
不相信群众，怕他们发挥创造性，怕他们发挥主动性，在他们的革命毅力面前发抖，而不能全心全意从各方面去支持他们，这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领袖们最严重的罪过，他们之所以动摇犹豫，无休止而又毫无成效地企图在旧的国家官僚机构的旧皮袋里装新酒，其最深的根源之一，就在这里。
——《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1917年9月27日“工人之路报”第10号）
我国受欺凌了，其他一切我都不管了——这就是这种议论的结论，这就是它的市侩民族主义的狭隘性。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宣称，只要承认民族平等就是国际主义，同时又保留（更不用说这种承认纯粹是口头上的）民族利己主义的不可侵犯性，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则要求：第一、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应当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年6月发表）
……几十年的所谓和平时代在欧洲各国社会党内部积累了大量小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的垃圾。
——《以后怎么办？》（1915年1月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6号）
这里我们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派别在欧洲那样根深蒂固呢？为什么这种机会主义势力在西欧比在我国强大呢？这是因为先进的国家可以靠剥削10亿被压迫的人民来生活，它们过去和现在都是利用这种条件来创造自己的文化的。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掠夺来的东西，大大超过了掠夺本国工人而得的利润。
战前英、法、德3个最富有的国家，其他收入不算，仅资本输出一项，每年就可获利80亿到100亿法郎。
很明显，从这么一大笔钱里，完全可以拿出5亿法郎来施舍给工人领袖、工人贵族，进行各种形式的收买。收买就是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可以采取千百种不同的方式：提高最大中心城市的文化，设立教育机关，为合作社领袖、工联领袖、议会领袖设立千百种好差事。哪里有现代文明的资本主义关系，哪里就是如此。这几十亿超额利润，就是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1920年7月19日）
修正主义者认为，所有一切说明“飞跃”，说明工人运动与整个旧社会根本对立的议论，都是空话。他们认为改良就是局部实现社会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拒绝“细小的工作”，特别是反对利用议会讲台。其实，这种策略就是等候“伟大日子”的到来，而不善于积聚力量，来创造伟大的事变。无论前者或后者都阻碍了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把工人团结成为规模巨大、力量坚强、动作敏捷、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很好地行动的组织，团结成为充满阶级斗争精神、明确认识自己的目标、受着真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的组织。
——《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1910年12月16日“明星报”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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