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批判——自由帝国扩张的悖论（六）

美国批判——自由帝国扩张的悖论（六）

丁一凡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复活

　　美国的全球扩张与新帝国论的出笼似乎都与21世纪在美国政坛上当政的新保守主义者分不开，而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并不是一个新名词。20世纪80年代，新保守主义曾经有过一段辉煌，在里根任总统的两届政府中，他的许多智囊人物都是显赫一时的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已经偃旗息鼓，以至一些新保守主义的典型代表如诺曼•波德赫雷兹就惊呼：“新保守主义已经死亡！”另一位代表人物欧文•克里斯托尔解释说：“当新保守主义刚刚达到顶峰时，我们就开始数死亡者的名单了。被我们称作新保守主义的东西只是一种不时露出水面的知识分子潮流。”
　　新保守主义虽然在20年代80年代才在美国政坛上崭露头角，但他们的根源却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那时候，他们往往是些在西方世界里失望了的左派，他们支持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当斯大林胜利，而托洛茨基被迫流亡海外后，他们便成了坚定的“反共”分子。20世纪60年代，东西方阵营都出现了一股“叛逆”的潮流，反对现存秩序。在中国，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有毛泽东的因素，学生造反的行为和全社会的武斗都成了领袖号召的叛逆行为；在捷克有“布拉格之春”；在法国有“1968年5月风暴”；在美国的各大校园里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嬉皮士开始流行……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对这些叛逆潮流非常不满意，他们认为这是西方主流社会走向颓废的开始，而这一切从理论上讲都是由于自由主义捣的鬼。他们便开始系统地批判“自由主义”。
　　虽然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运动与20世纪80年代后共和党的兴起有关，而且都是在共和党政府执政时掌握了决策机构，从而使他们的思想找到了付诸实施的机会，但新保守主义运动本身却是从民主党内部起家的，主要发起人是些学者，他们都曾是民主党总统罗斯福“新政”的积极支持者。譬如，欧文•克里斯托尔是位著名的新保守主义者、《公共利益》杂志的总编。他说过：“我们都是大萧条的儿女，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出身于中下层阶级或工人阶级家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城市的犹太人。对我们来说，20世纪30年代是不堪回首的年代，我们忠实于新政的精神，即使我们并不支持新政的所有内容或所有政策”。
　　20世纪60年代，这些民主党的支持者对民主党的政治倾向越来越不满意，他们认为美国民主党走得太“左”了，他们反对约翰逊总统的反贫困计划。在这一时期，民主党领导人开始支持青年学生的“反文化”运动，支持青年学生们反对越南战争，支持向黑人倾斜的“反歧视”政策（“肯定性行动”），这一切使他们愤怒不已。他们对卡特政府非常不满，认为卡特把政府中重要的职位都给了“自由派人士”，这些人一心只想与苏联搞缓和，对苏联在全球不断取得战略优势视而不见。除了老一代的新保守主义者外，一批青年人也加入了他们的阵营，其中著名的有保罗•沃尔福威茨和理查德•珀尔。他们的鹰派观点后来越来越明显，就是要强调美国的实力，要恢复罗斯福和杜鲁门在二战与冷战时的那种传统。
　　60年代出现的新保守主义与3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新保守主义者是子继父业。譬如，威廉•克里斯托尔的父亲欧文•克里斯托尔就曾是新保守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当选总统执政时，就有很大影响。到了儿子威廉•克里斯托尔时代，他主持的《旗帜》杂志再次成为新保守主义的风向标，新保守主义的势力在美国政坛上重新占了上风。
　　美国人一直认为他们的制度是最优秀的，值得全世界人学习。因此，在20世纪当发展经济学最昌盛时，美国政治学界也研究出了一批发展政治学的理论，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先进的，而其他国家都在发展中，都在向美国学习，最终要发展到像美国制度一样“先进”。当然，这一派政治发展学一直受到西欧一些正统政治学家的耻笑，因为欧洲的政治学家更注意政治体制中的相对论。
　　美国人虽然深为自己体制的优越性而自豪，但在如何把自己的模式向外输出上却总是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派以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为首，他们认为美国应该树立一个典型，让别人看到普遍民主制的好处，而不应该直接向外输出该模式。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也属于这一派，他曾说过：“不应该到外国去寻找要打倒的魔鬼。”而另一派则以安德鲁•杰克逊、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为代表，他们主张扩张，主张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甚至到外国去抓坏蛋。新保守主义者更像杰克逊派，但他们却又给自己包上了一层威尔逊主义的外衣。威尔逊主义因领导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而得名，威尔逊是个理想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挑头创建了国际联盟，想以民主与法治来解决国际冲突。然而，由于美国国会的反对，国际联盟并没有起到他设想的作用。他因在国会发表过著名的“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的演讲而被誉为国际关系上的“民主派”。而新保守主义把杰克逊主义与威尔逊主义混合在一起，似乎美国人就应该发挥他们的优良传统，输出民主与自由，用这一方法改造世界。
　　新保守主义要输出民主，输出美国模式，但在冷战时期，他们做不到。当苏联解体，他们自认美国取得了冷战的胜利后，便开始考虑这一问题了。他们认为，美国的军事、政治优势在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美国必须考虑如何用这种力量来改造世界。他们解释说，美国之所以需要主动地去塑造世界秩序，是因为两极世界的解体使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离心力都释放了出来，有的表现为穷兵默武的民族主义，还有的表现为极端的穆斯林运动，如果美国不去主动干预，这些力量会成为世界不安定的根源。克里斯托尔与卡普兰在《我们的路从巴格达开始》一书中这样写道：“美国不仅应该是世界的宪兵或警察，它还应该是世界的灯塔和向导。如果是为了健康的原则和高贵的理想，美国领导有什么不好的？”他们又说：“如果说为了卑谦、自我牺牲或者出于某种狭隘定义的国家利益，我们放弃历史留给我们的地位，由此而引发的混乱肯定也会把我们牵扯进去”。
　　在对外输出民主、自由上，新保守主义者继承了历史上美国清教徒的传教精神，他们毫不掩饰地声称，美国要搞的就是一场“革命”。美国一位著名的新保守主义者迈克尔•雷丁一次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讨会上大放厥词：“美国是个摧毁性的国家。世界上有人爱我们，也有许多人恨我们，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让他们难受。无论在生意上、经济上、消遣上、演出上还是在体育上，我们在一切方面都让他们不安。创造性的摧毁，这就是我们的格言。因此，我们要威胁一切人的安定……安定，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美国不是为了安定才被创造出来的。我们在世界上是个伟大的革命社会，我们要革命。我们不要安定。我们要打倒一切独裁者。”当然，他的这番话是在美国遭遇了“9•11”恐怖袭击后两个星期后的一次研讨会上说的，他说的革命指的就是美国应用武力推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在这里，他把奥地利出生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描绘资本主义的一句名言用到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上。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创造性的摧毁，几十年来一次技术风暴，新技术取代老技术，新企业淘汰老企业。美国企业研究所是保守主义的一个堡垒，相信熊彼特的理论无可厚非，但把这种理论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新保守主义起码表面上把威尔逊主义与杰克逊主义混合了起来，使自己咄咄逼人的输出民主的做法看起来更加有道德感，赢得了许多美国人的支持。斯坦福大学商业管理学院的院长罗伯特•乔在接受英国报纸采访时解释说：“美国人深信他们试图带给世界自由，为此他们准备付出沉重的代价。我知道这对欧洲人来说可能显得很天真，但这是大多数美国人内心深信的东西。他们觉得有人怀疑他们的动机真是匪夷所思。”
　　最开始的一批新保守主义者在冷战时期是强硬的反苏派，而且根本不相信核威慑可以造成所谓恐怖的平衡。比如，现今的新保守主义者都很崇拜美国的智囊机构兰德公司的一位研究人员沃尔斯泰特，他在1958年 11月发表了一篇题为《微妙的恐怖平衡》的文章，美国的《外交》杂志1959年1月转载了这篇文章，使他一举成名。后来，他教出了许多学生，其中一些成了新保守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
　　沃尔斯泰特在文中说，人们一般都认为恐怖的平衡已使侵略变得不可能了，除非是非理性或疯子的行为。然而，这种平衡是很脆弱的。按理说，平衡会形成某种威慑力，使对方有理由放弃任何主动进攻的念头。然而，这种威慑不会自动来到。这种分析基础上，沃尔斯泰特提出，美国必须有第二次有效打击的力量。只有掌握了第二次打击的力量，对手才不敢轻举妄动，才能形成真正的核威慑。
　　沃尔斯泰特不仅对美国发展核武器的第二次打击力量起了重要作用，而且还提出美国应发展精确制导武器。他的这一提议到今天还在被美国政府使用，在美军干预前南斯拉夫、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中，我们都看到了美国精确制导武器的作用。沃尔斯泰特提出，单纯发展核武器是没什么用处的，因为瞄准大城市、把无辜平民当作核武器的目标是无意义的，只会引来舆论的批评。相反，美国如果发展一批精确制导武器，在战争中就可以针对敌人的军队和军事设施轰炸，有效地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他主张发展常规的精确制导武器，以避免出现核冲突。
　　从发展第二次核打击力量到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再到布什政府的国家导弹防御体系，我们可以看到新保守主义在发展尖端武器上的一贯立场。他们始终追求美国的武器现代化，要使美国在军事上远远超过它的对手们，以保证美国的安全。
　　美国的共和党是保守主义的大本营，但过去在共和党中一直是传统的保守主义占上风。但自从新保守主义控制了共和党后，他们对传统的保守主义外交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的保守主义者相信大国间的角逐，相信势力平衡，因而是一种防御型的现实主义，而新保守主义认为，美国占有道义上的优势，美国必须不断发起攻势，打击一切潜在的危险，保持美国至高无上的地位。
　　新保守主义者的论据是，美国在历史上一直不断胜利，两次世界大战它都是战胜国，第三次类似世界大战的是东西方两个集团的冷战，结果也是美国胜利了。这不仅说明了美国道德的优越性，还说明美国总是站在历史对的一边。这种思想深深影响着小布什，他在号召其他国家参加美国领导的反恐联盟时，就不断重申应该考虑要站在历史对的一边。
　　然而，当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后，新保守主义者们一度彷徨不定。他们一直有一个强大的对手，这个对手又是他们团结起来、调动全国资源的借口。现在对手消失了，他们觉得有些无所适从，他们需要找到另一个借口。这时，他们把眼光瞄准了中国，利用舆论不断宣扬“中国威胁论”，企图把中国造成另一个苏联。布什总统刚上台执政，就把中国定位为战略对手，然后又发生了美军侦察机在中国南海与中国战机相撞事件，中美关系一度非常紧张。
　　其实，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早就瞄准了中国。在里根政府执政时，他们已进入了政府，当时就想调整美国的对华政策，只是因为他们在共和党内部仍未完全占上风，他们的理念才未完全得以落实。
　　沃尔福威茨在里根当政时曾担任国务院计划司司长，他就在美国对华政策上公开向美国共和党的传统势力挑战，甚至不惜得罪自己的顶头上司。从尼克松、基辛格于1971、1972年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开始，美国一直把对华关系看成是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重头，因为美国在与苏联的冷战中需要中国的支持。为此，美国的对外政策制定者们或多或少总要照顾一点中国领导人的情绪。
　　里根上台后的两年里，中美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又开始了一轮外交上的马拉松式谈判。里根政府内部当然也就免不了就此讨论一番。当时的国务卿黑格便强调中国的重要性，认为美国不应该惹中国领导人生气。在基辛格当国务卿时，黑格曾是他的副手，他们的观点当然非常相近。然而，身为黑格国务卿下属的沃尔福威茨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认为，美国没必要那么重视中国。中国在东亚的地位固然很重要，但美国与苏联抗衡主要靠自己的军事实力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那么差，即使美国与苏联冲突起来，他们也帮不了美国什么忙。因此，中国人对苏联的担心要甚于美国人，中国人需要美国也就大大超过美国人需要中国。沃尔福威茨对中国的看法代表了他那一派大部分新保守主义者的态度，也符合他们这些人对美国缓和政策的看法。他们认为，美国没必要也不应该与世界上的其他大国达成什么默契，不必互相迁就，因为美国已经足够强大，在冷战中根本不需要中国帮忙。同样，他们也认为，如果美国不与苏联签订限制核武器的公约，美国后来的发展会更好一些。
　　可以看出，沃尔福威茨在向基辛格给美国外交政策留下的“遗产”挑战，他把美苏缓和、中美和解、稳定的势力平衡等概念都批判了一通。黑格对沃尔福威茨十分不满，新闻舆论对他们俩的冲突屡有报道。然而，还没等到黑格撤沃尔福威茨的职，里根已经宣布黑格将辞去国务卿的位置。其实，黑格的外交理念与里根及其白宫班子的顾问们不同，所以里根一直不满意黑格在制定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作用。黑格辞职后，里根任命舒尔茨为国务卿，而舒尔茨上任所做的第一批事里就有提拔沃尔福威茨为助理国务卿，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舒尔茨同意沃尔福威茨的观点，认为美国过去高估了中国的战略地位，因而使自己在与中国讨价还价的谈判中处于不利境地。舒尔茨开始调整美国的东亚政策，更加强调美国与日本的关系。
　　总的来说，新保守主义对以基辛格为代表的传统保守主义或现实主义对外政策十分不满。他们认为，基辛格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是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产物，基辛格崇拜的偶像是当时奥地利的首相梅特涅。这种传统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强调实力平衡，为此不惜牺牲道德准则，而新保守主义则把道德标准看得很重。
　　当布什再次入主白宫时，新保守主义者们又重新占据了政府中的重要位置，沃尔福威茨本来很有可能成为国防部长，但为了平衡各种势力，布什请出了拉姆斯菲尔德当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只当了他的副手。但在布什政府的各种区域政策中，都可以看到沃尔福威茨建议的影子。
　　新保守主义者虽然开始想“妖魔化”中国，但他们的观点并未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因为经济全球化已使中美两国的利益深深地搅在了一起，很多美国人并不认同中国是美国的敌人。就在这时候，“9•11”恐怖袭击发生了。这对新保守主义者来说无疑是天赐良缘，他们就此开始动员民众，似乎他们又有了用武之地。这次新保守主义把对外输出美国模式的重点放到了中东，认为改造中东既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也符合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

美国新保守派的社会基础

　　美国是一个以城市和城郊为主的国家，过去美国的政治精英们也都是东部大城市或西部大城市出身的。但是，新保守主义代表的政治势力却主要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农村。美国的一些研究人员认为，美国的政坛越来越被一些来自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力量控制了。这些地区与人们所熟悉的美国不同，它们既不是那些代表着“现代化”的布满高楼大厦的大都市，也不是由那些带游泳池的小别墅组成的城市近郊，而是充满了乡村小镇的人烟稀少的农村。
　　美国大城市里的人的宗教信仰与欧洲人差不多，你问他时，他会说他是基督徒、犹太教徒或天主教徒，因为整个社会都是这样，但他们并不热衷于宗教，大部分行为举止都会按照世俗的标准。而在美国的乡村与中小城市，人们的宗教信仰却要虔诚得多。进入21世纪后，共和党越来越向美国农村的那部分虔诚的白人教徒靠拢。有些美国研究人员说，小布什的选民基础正是这种势力。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它的选举制度是很久以前就制定下来的。当时，为了说服小州也接受统一的国家，选举制度故意向小州倾斜。比如，小州的人口少，但每个州在参议院里都有两名代表，小州的分量与大州相差无几。这等于让小州的选民受到了特殊的优待，等于说他们投的票分量更重。这种制度无疑是历史的遗产，但却在当今深深地影响着美国的政治。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布什与民主党候选人戈尔对阵。虽然最后统计结果证明戈尔获得的票数要多于布什，但当选总统的却是布什。这就是由美国的选举团制度造成的。
　　布什的支持者不是外国人经常看到的美国人。外国人经常遇到的美国人多为专家、学者、记者、牧师、演艺人员和科技精英，他们经常在媒体曝光，在各种场合与亚洲和欧洲人接触。这些美国人给人的感觉是他们非常开放，也很通情达理，不那么极端。其实，这些人多数是会投民主党票的，特别在布什政府发动了“反恐战争”，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而动用武力去干预伊拉克后，这些人不断在舆论界提出反对布什政府的口号。因此，在布什与克里对阵的总统选举中，他们会给克里投一票。但这些人在美国是少数。
　　抛开那些在全世界跑的美国人不说，即使加上那些偶尔还有闲心到国外旅行、见识一下异域风情的美国人，这些拥有护照的人还不到美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他们主要集中在传统上支援民主党的“蓝州”，即东西部的沿海地带。“红州”指的是那些内陆的州，那里的选民传统上支持共和党，他们有了空闲时间宁可去拉斯维加斯泡赌场或到迪斯尼乐园去度假。对这些人而言，看看拉斯维加斯城里复制的埃菲尔铁塔和威尼斯水城与到欧洲去看真品并没有多大区别。而且在美国看那些复制的欧洲的名胜古迹还有一大好处，他们不会有语言不通或习俗不适的烦恼。
　　这些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共和党支持者看起来并不温文尔雅，穿着也不那么体面，有些人看起来五大三粗的，像害了肥胖症。这些人是典型的美国“爱国主义者”，他们坚信他们的先辈们之所以创建美国就是为了保护他们这一类人，他们喜欢像小布什那样说起话来经常有些错的领导人，因为这使他们感到更贴近自己，使他们陷于某种幻觉，似乎觉得这样的领导人容易控制。他们不喜欢2000年与布什对阵的民主党候选人戈尔，认为他太“聪明”，什么事情都懂，像在教训人。
　　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前，美国一个民意调查机构在国外做了一个调查，问题是：“你更希望布什还是克里赢得11月的大选？”结果克里赢得了5比1的压倒性优势。这说明外国人更希望美国的领导人是个比较端庄、不太偏激的人。而生活在美国内地即所谓中西部的大多数美国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不太在乎自己的领导人对外形象如何，他们更希望自己的领导人能保护自己的利益，因此要粗壮（甚至粗鲁），敢于对外显示美国的力量。
　　要想真正了解美国的政治，一定要到美国内地的某个中型城市参加7月4日的独立日庆典。在那里，人们才能看到一种外国人无法体验的爱国热情。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普通人都认为，政府是有钱有权阶层压制弱者的工具。而中西部那些地区的美国人，特别是这些地区下层的美国人，却对自己的政府有一种近似于崇拜的“爱国热情”，他们坚信：美国政府是普通民众利益的保护伞。
　　美国社会底层的居民往往是最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其实在美国爱国主义者基本是“民族主义者”的同义词。但美国对外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鼓吹全球化为世界带来的好处，民主主义一词就成了贬义词，美国本土的民族主义就成了爱国主义，是美国“政治正确”的标志，谁也不能怀疑美国爱国主义的正确性。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执政的新保守主义者们越来越利用民粹主义来传递他们的意识形态。
　　民粹主义曾是美国左派人士动员民众的工具，用来动员工人加强工会的力量，号召政府管制经济，普及社会保险体系，等等。共和党原来是民粹主义的对立面，代表的是社会精英，是雇主阶层。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起，共和党也逐渐培养起了自己特殊的民粹主义。
　　美国右翼的民粹主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经济与社会政策上，崇拜“市场民粹主义”；在道德与社会观上，坚决反对美国自由主义的精英政治，把自由主义在堕胎、离婚、同性恋等社会问题上的宽容态度看做是美国社会堕落的根源。
　　市场民粹主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那时，里根当选美国总统，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他们在欧美掀起了一股“新保守主义”的旋风，推行了一整套“民粹资本主义”的政策。譬如，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大肆推行私有化，把国有企业的股份分给职工……一时间，英国的股民数量超过了工会会员的数量。美国则是通过发展各种投资基金、养老基金与共同基金，促使普通百姓参与资本市场的投资。
　　市场民粹主义的逻辑是通过华尔街主导的媒介来传播的，它的立意很简单：市场是民主的精华，两者密不可分，缺一不可。既然我们都参与市场，都是股票持有者，我们便通过市场来表明我们的选择。比如，哪个牌子的产品更好，销路就更广；哪个电影看的人多，就说明它更受欢迎，等等。市场代表了人民的声音。市场能给我们带来我们需要的东西，市场破坏了旧体制的基础，把权力归还给了消费者。政府想干预市场，给市场套上新的清规戒律，那就是违背市场的规律行事，是社会精英们的名堂。市场民粹主义调动美国普通百姓的情绪，把他们与美国的社会精英对立起来，说社会精英是一群妄自尊大、不可一世的人，是想把自己专制的想法强加给大众。
　　民粹资本主义政策使英美等国资本市场上的供给增加，金融资产膨胀，股市一片兴旺。当金融市场处于“牛市”时，市场民粹主义的宣传非常容易。只要把普通美国人的命运与企业股票价格的攀升联系起来，就能唤起民众无限的憧憬。美国电视里有数不清的连续剧，在讲述一般人生活琐事的同时，总是有些与股市联系的故事。比如，某个生活艰辛的老年妇女把一生的积蓄都投资买了股票，偶然得到了某位好心投资商的建议，买了某些股票，并不为股市的动荡所动，最后发了大财。电视也帮助普通观众窥测那些富豪们的成功经历，不断地播放最富有的人们的排行榜变化，新的亿万富豪的出现总是能激起人们的热情，引起人们的无比崇敬。在这些宣传中，管制市场的清规戒律都被形容成万恶的压迫行为，而放松管制、私有化等又被形容成人民权力的象征。连安然公司在为自己的利益争夺电力市场放松管制的措施时，也把自己的行动比喻成20世纪60年代的争取民权运动产
　　除了绝对相信金融市场外，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在道德上也对自由主义发起了猛攻。1994年，马格尼特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梦想与梦魇》，狠批自 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美国流行的自由主义文化，认为那是由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英们创造的一种文化，破坏了美国社会传统的道德及社会规范。他说，性自由、离婚普遍化、非法吸毒等行为都是资产阶级的消遣，对他们的物质利益无太大影响。但这些行为却摧毁了最穷困的美国人的家庭及道德信仰。他认为，资产阶级在多年吸食可卡因后，可以到戒毒所去待上一段时间，改掉这个习惯。而美国的黑人却没这么好的条件，他们便沦为毒品二道贩子，同时自己也成了瘾君子。同样，离婚在富人圈里与明星界非常普遍。然而，当穷人们也去学富人的样子时，就变成了单身母亲被抛弃，带着无法接受正常教育的犯罪儿童。
　　马格尼特的论点与经济上的民粹资本主义有直接联系，因为它要说明的是，贫困的根源不是经济原因，失业并不一定导致贫困。导致贫困的直接原因是家庭的破坏、道德的沦丧，这些社会原因导致人们成为社会边缘人，自愿失业。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由于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宣传而在美国内的影响越来越大，美国的广告上就登过布什在读马格尼特这本书的相片。反过来，美国中西部偏远地区的民众对领导人有很大的崇拜感，这些广告使他们认为连美国领导人都看这种书，说明书中的分析很有道理。正是通过这些途径，民粹主义开始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右翼人物控制民众的意识形态工具。

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联姻

　　在美国生活过一段的人都会感觉到，美国的宗教气氛很浓。美国的大小城市的街道两旁各种各样的教堂林立，刚到美国的外国人也会接到各种教会的邀请，请你参加他们教会的活动。而且，在美国如果你说自己是无神论者会遭到很多人的白眼，因为美国人很难理解无神论者，他们把无神论与道德败坏、行为毫无约束混为一谈，认为无神论者连神都不敬，更遑论社会道德了。美国人自己或多或少都要参加一些宗教活动，而且与欧洲或中东地区不同的是，在美国参加这些宗教活动颇似参加社区活动，有许多凑热闹的成分。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来，美国的基督教中产生了一种变化，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在宗教与政治问题上变得更加激进。这些人表示，美国在建国时没有把圣经写入宪法是个大错误，他们要求修改宪法，要求美国完全按圣经的教义行事。美国《新闻周刊》2002年曾对美国人的宗教信仰做过一项调查。有4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个“世俗国家”，另有4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某种程度上是个宗教国家，这些人中又有29％的人认为美国只是个“基督教国家”，另外的16％认为美国是个“犹太—基督教意义上的圣经国家”。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相信美国应该完全按圣经上的指示行事的人就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
　　美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主要集中在广大的、人口稀少的中西部农业地区的白人中。这些人虽然数量不多，但他们的危机感很强，在政治上咄咄逼人。这些人中既有基督新教徒，也有一些天主教徒，但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些南方的“再生派”新教徒。
　　美国的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小布什就是一个典型的“再生”教徒。小布什年轻时曾经放荡不羁，吸过毒，酗过酒，直到1986年他40岁时进了他夫人劳拉的循道会教会，才又找回了自我，是个典型的“再生者”。他在自己写的《要承担的责任》一书中描写了自己转变的那一刻。他写道：“比利•格拉汉姆牧师在一个夏天的周末访问了我在缅因州的家，他所说的引起了我心中的变化……在那个周末，格拉汉姆牧师在我灵魂中种下了一颗种子，第二年成长了起来。他给我指明了路，我开始走。这是我生活中转变的开始。”此后，每天早晨起来，小布什都要跪着祈祷，学习圣经。
　　美国的这些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呢？美国的南方在历史上并不是基督教的大本营，当年新英格兰地区是由首批来到北美的“清教徒”创建的，那些地区的人是更加虔诚的基督徒。南方住的是些穷苦的白人，他们根本不识几个字，圣经都读不下来。因为住得分散，他们也很少有机会去教堂。随着20世纪美国南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基督教迅速发展了起来。当罗斯福总统在美国搞“新政”时，政府为贫困的南方拨了许多救济款，结果大部分都被那些基督教会拿去养活牧师了，而有些激进的牧师反过来又起劲地批判“新政”的自由主义倾向。这些基督教会的领导人们掌握了一套现代的管理办法，他们利用现代通讯技术发展起一套基督教的“亚文化”，建起了巨大的教堂，利用电视宣讲圣经，开办了销售基督教书籍与各种宣传品的连锁店。
　　从欧洲的宗教改革起，基督教徒们就分为了两大派，分别称为“前千禧年派”和“后千禧年派”，他们对圣经新约全书最后一章启示录的解释大相径庭。前者相信，当耶稣第二次降临人世后，人们就会享受千年的和平；而后者相信在千年结束时，耶稣就会再次降临人世。对不熟悉基督教的人来说，这些争论简直就像是天方夜谭。简言之，“前千禧年派”是些悲观主义者，他们认为人类的本性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堕落是不可避免的。人类社会越变越坏，最终都要被卷进“末日的决战”中去，互相摧毁。只有这时，耶稣才会再次降临大地，建立一个由他掌管的世界。“前千禧年派”对社会改革没兴趣，甚至还反对社会改革，因为他们认为改革这个万恶的世界是没有意义的，反正它最终一定会灭亡。而“后千禧年派”比较乐观，他们认为人类经过社会改革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加快千年的到来，人类可以在大地上建造上帝的王国，他们靠的是神的启示而不是神的力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南方与北方的基督徒也卷入了这场争论。刚来美国的那些清教徒们本属于“前千禧年派”，但他们的后代很快就变成了“后千禧年派”。在整个19世纪，他们与启蒙运动的自然神论者及现世主义者们合作，促进了许多社会改革，包括取消奴隶制、兴办公共教育、禁酒、争取妇女权益等。后来，南方的基督徒却成了“前千禧年派”，他们指责所有的社会改革都是魔鬼撒旦挑唆的。
　　整个20世纪的移民使美国北方的宗教格局发生了变化，来自欧洲的移民及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使天主教徒及犹太教徒的比例增加，北方的宗教变得更多样化。美国南方居民构成变化不大，盎格鲁—凯尔特人仍为大多数，他们继承了笃信圣经的基督教精神。
　　从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南方的基督徒重新整合，法维尔领导的道德多数派及罗伯逊领导的基督徒联合会组成了“宗教右派”，主要是些南方白人基督徒中的原教旨主义者，很多人以前曾是民主党中的保守主义者。尽管这些“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在全美居民中的比例不大，但他们活动能量很大，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和选举，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他们差不多控制了共和党的初选活动。
　　在2004年的总统大选中，支持布什连选连任的右翼势力公开通过基督教会的力量来动员选民。他们通过给信徒发电子邮件的办法，向信徒搞竞选宣传。代表布什政府的发言人施密特说，“有信仰的人有权与其他社区的人一样参与政治动员过程”，而用电子邮件进行竞选宣传则是“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创建了最先进的基层总统选举运动”。
　　据说，在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中投布什票的比例很高。这大概使布什的竞选班子决定在2004年的大选中有针对性地对这部分选民做更细致的工作。负责布什在宾夕法尼亚州竞选的共和党人伯恩斯坦承认，“在各教区，我们都要找到一个义务员，帮助我们向其他的支持者散发选举的信息”。美国一些教区的牧师还强迫基督教的信徒要支持布什竞选总统，没有支持布什的就会受到惩罚，不是被迫进行长时间的忏悔，就是干脆被逐出教会。据《纽约时报》透露，一个美国小城里负责100个教徒的牧师就这样强迫其小区内的基督教徒都投布什的票，有9位教徒没有按他说的去做，他就把这9个人赶出了教会。此事后来闹大了，舆论对基督教会参与政治议论纷纷，此牧师才不得不忍痛辞职。
　　根据不同的估计，美国的宗教右派大概有1000万至2000万人为忠实的共和党选民。美国一位历史学家、老一代新保守主义著名代表人物欧文•克里斯托尔的夫人格特鲁德•希莫尔法勃认为，美国有43%的人都可以算作再生派，其中又有1／3是基督教右派。但也有人认为她在吹牛，美国的基督教再生者最多也不超过5％。无论如何，这些人虽然算不上多数，但他们有宗教的虔诚，积极参加并组织选举。他们能动员一些虽然没有什么明显的宗教信仰但却固守传统道德观念的人跟他们一起投票。因此，他们在选举中的作用要远远超过他们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
　　尽管美国南方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运动发展很快，但如果没有知识界的支持，他们很可能无法成为主流。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东海岸的一批左翼知识分子开始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合作，为他们提供了理论根据，反过来这些知识分子也利用原教旨主义逐步走上了政治舞台。这些知识分子就是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这些人实际上来自美国的民主党。从民主党20世纪60年代开始向左转后，这些人对民主党大失所望，转而投向共和党怀抱。他们中许多人都是犹太人的后裔，他们的先辈既不是欧洲的天主教徒也不是基督教徒，主要是些现世主义者，不怎么信教，只是由于出身犹太人家庭而算作犹太教徒。
　　这样两股风马牛不相及的势力怎么能合在一起呢？
　　20世纪80年代新保守主义的兴起时，它的重要代表人物欧文•克里斯托尔就曾宣扬过基督教与政治势力联合的重要性。他甚至讲，美国的开国之父们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宣布政教分离。
　　新保守主义与美国的基督教右翼联合起来，一些基督教的牧师在宣教时替政府的政策辩护，为政府的政策提供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最明显的就是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中西部地区的许多著名基督教牧师为政府大肆宣讲，召开几万人的大会，再录成光盘在全国散发。而中西部地区的居民基督教信徒比例很高，布什的选民也集中在这些地区。
　　然而，新保守主义与基督教右翼的联合完全是一种利益驱动的行为，它们互相利用。其实，新保守主义者并不是狂热的宗教信徒，但他们知道如何利用宗教去控制人们的情绪。比如，新保守主义崇尚的开山鼻祖利奥•斯特劳斯就很重视宗教，并非因为他本人是个虔诚教徒，而是他认为宗教是把社会凝聚起来的粘合剂。这一思想对后来的新保守主义影响很大，他们认为世俗社会是最坏的事，因为它会导致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相对主义，会引起内部意见分歧，会严重地削弱社会抵御外来危险的能力。
　　斯特劳斯一方面重视宗教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鄙视那些信宗教的人。他认为一个社会中总有些人适于领导，有些只能被领导。适于掌握统治权的人是那些弄清楚了世间没有什么道德的人，他们知道只有自然的权力，也就是强者对弱者的统治。斯特劳斯的这一信条来自于尼采的哲学，只不过他把尼采的词汇改了一下。尼采说社会要由“超人”来统治，斯特劳斯便说要由“哲学家”来统治。这些斯特劳斯眼中的哲学家是“看破红尘”的人，知道上帝并不存在，人类只不过是宇宙过程中的一个极其渺小的瞬间，因此道德、善恶、死后的世界都是谎言。但是，大多数人都无法面对这种现实，他们被尼采称作“羊群”或“奴隶”，他们需要一个随时威胁着人类的上帝，需要死后的惩罚来逼着他们守规矩，需要保持一种道德上有善与恶的幻觉。斯特劳斯认为，人类如果没有这些幻觉，就会变疯狂，会造反，社会秩序会大乱。而因为人的本性如此，才需要有那些“超人”或“哲学家”去制造宗教的、道德的及其他信仰，这些信仰都是为“羊群”和“奴隶”们制造的，因为这些“哲学家”们自己根本不信。尼采说，这些“超人”是“无神论的教士”。
　　因为这些新保守主义者知道宗教对社会的影响，他们对内对外都与基督教右翼达成联合。对内，在社会政策、经济政策上，布什政府的政策采用了许多基督教右翼鼓吹的思想；对外，布什政府支持基督教传教活动，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活动都越来越兴旺。一个世纪前，非洲大陆的基督徒只占人口的9％，但经过欧美传教士的努力，最近非洲的基督徒据说已接近人口的一半。到2025年，他们希望世界的基督徒达到26亿人，其中一半在非洲与拉丁美洲，18％在亚洲。
　　据说，新保守主义者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的联合完全是暂时的，就是为了支持以色列并共同对付批评他们的公共舆论。新保守主义者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在一个问题上志同道合，他们都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在中东的政策，他们的支持远远超出了传统上美国舆论界对以色列的某种同情。对于新保守主义者来说，以色列是个宝贵的犹太人庇护所，他们的曾祖父辈离开欧洲到美国来时，就缺少这样一个庇护所。在他们看来，以色列是由一群开拓者在周围都是敌人包围的情况下创建的，是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美国有责任帮助以色列存在下去。而对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来说，保护以色列是基督徒神圣的使命。他们认为，在犹太人真正拿下了约旦河西岸、巩固了他们所占领的所有领土后，上帝的使徒会再次降临大地。
　　他们之间的联盟还因为他们双方独特的社会背景而得到了加强。比如，美国的犹太人多数都是自由主义者，属于左派，像新保守主义者这样的右派犹太人并不多见，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一片反对声中冲杀出来的，很爱惜这种奋斗精神。同样，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往往是美国中西部地区的蓝领白人，那些地区有色人种很多，包括黑人以及从拉美其他地方来的讲西班牙语的移民，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一片不友好的环境中奋斗出来的。正是出于对这些背景的崇敬，他们才有一种互相尊重的感觉：他们佩服那些敢于到阿拉伯土地上去创建国家的犹太人，也佩服那些敢于到印第安人和墨西哥土地上去创业的盎格鲁—苏格兰—爱尔人。
　　然而，这两股势力并非一直志同道合，他们之间有很深的不信任。美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是些很极端的人，他们认为天主教徒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佛教徒及不信神的人未来统统要下地狱，除非他们改信基督新教。小布什当选总统后，把华盛顿一些重要的岗位给了那些出身犹太教、天主教以及美国正统基督教的新保守主义者，那些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们哗然。于是，新保守主义者便想出了一个借口，说笃信宗教的基督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应该摈弃他们的宗教争论，共同对付那些“非宗教”的力量。结果在华盛顿掀起了一场“文化战争”。
　　即使在以色列问题上，新保守派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也不那么一致。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在谈到他的感受时说：“有一次我在特拉维夫北部的一个小城听帕特•罗宾逊演讲，当他讲以色列完全有权生存下去时，我还挺赞同。但当他讲到，以圣经的名义起誓，以色列有义务把所占领的领土永远占下去时，我就觉得不对劲了。我虽是个虔诚的犹太教徒，但认为人们让圣经解释的事情太多了。世上许多事圣经原来都说是永恒的，但从圣经问世以来，那些事不都变了吗？”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新保守主义者逐渐接受并发展了南部宗教右派在许多社会问题上的看法，比如他们都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合法化，反对生物技术，要求政府补贴宗教学校，等等。也许是为了赢得政治上的胜利，新保守主义者起码在这些社会政策的辩论中故意去迎合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的立场。

新保守主义成了民主推销员

　　在美国历史上，对外推销民主从来都是自由派人士、民主党政府热衷的事情，如威尔逊就是个著名的民主党总统。保守党人、共和党政府似乎对此不太在意，甚至会认为在美国的盟友中推销民主有可能适得其反，最终形成有损于美国利益的局面。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初，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当选总统后，事情开始起了变化。共和党政府也开始关心对外推销民主的事情，并把它当做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重要部分。事情要从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讲起。伊朗革命前几个月，乔治城大学一位政治学女教授柯克帕特里克在《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专制与双重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引起了里根的注意。
　　柯克帕特里克评论的是卡特政府在中东及拉美推行民主的后果。她认为，卡特政府对伊朗巴列维国王施压，要他进行民主改革，其结果是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迅速发展。同样，美国在尼加拉瓜也实行了推销民主的政策，强迫索莫查政权进行民主改革，结果导致了桑地诺游击队上台。美国的政策削弱了当地专制者的力量，但却为更坏的政权铺平了道路，因为它们上台后，对民主改革及个人自由的态度比它们推翻的专制者还要坏。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伊朗便爆发了革命，国王巴列维的政权被推翻。美国舆论更加重视柯克帕特里克的观点了。
　　里根看了该文后，立即让他的外交政策顾问理查德•艾伦把柯克帕特里克找来谈话。此后，美国的政坛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共和党政府开始关心把对外推销民主当成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一批原来忠于民主党的“新保守派人士”开始脱离民主党，转而支持共和党，他们后来成为布什政府中制定对外政策的轴心人物。
　　柯克帕特里克后来说：“我根本不知道里根读《评论》杂志，不知道他看了那篇论专制与双重标准的文章，更不知道他是否会感兴趣。结果他找了我几次，使我受宠若惊。”柯克帕特里克多年来一直是民主党的忠实支持者，但几次与里根接触改变了她的态度，她同意把她的名字写进里根的外交政策顾问班子名单。
　　里根对向外推广民主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东欧发生的事情使他感到，对外推行民主可以使美国得到靠别的手段所得不到的效果。1980—1981年，瓦文萨领导的团结工会在波兰向执政的统一工人党发起了进攻，并争得了政府对它的承认，使原来是铁板一块的东欧出现了松动。里根政府立即把此事与美国向外推行民主人权政治联系了起来，认为这是一个突破口，可以从这里找到打开苏联东欧集团的口子。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们说到苏联时，都认为苏联对美国构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美国必须加强自己的军备力量，以对付来自苏联的威胁。瓦文萨在波兰的突破使美国的保守主义者看到了另一种希望，用政治自由化来瓦解对手。
　　1982年，美国总统里根在英国下议院的一次演说中宣布，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之一是向外促进民主，特别是在东欧及苏联。他说：“有些人认为，一个国家一旦拥有了核武器，别国就无法去阻止它用残酷的手段对付自己的公民。而我坚决反对这种看法。”他建议美国帮助其他国家建立“民主的基础设施”，包括新闻自由、成立自由工会、开放党禁及学术自由，等等。正是在他这次讲话后不久，美国就成立了全国民主基金会，为外国的民主运动捐款。
　　我们可以看出，里根政府向外推广民主的初衷是反共，开始他对非共产党国家的独裁领导还是大开绿灯的。比如，里根当选总统后不久在白宫接待的第一批外国领导人中就有韩国总统全斗焕。而全斗焕是1980年靠政变上的台。全斗焕在韩国的军事政变与戒严使卡特政府大怒，美国立即“冻结”了与韩国的关系。然而，当里根上台后，马上又与韩国恢复了关系。因为，保守主义者认为韩国是防止苏联势力南下的前沿阵地，全斗焕虽然独裁，但他反共，所以美国不应该怀疑他的盟友地位。
　　里根班子里的人认为这一药方也可以开给那些“共产主义国家”以外的国家领导人。1986年，当时在里根政府的外交政策班子里还不太露面的沃尔福威茨、阿米蒂奇等人就开始对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施加压力，让他下台，举行民主选举。这是美国保守主义者在民主问题上的一大转变。等布什2001年开始执政时，这些人重新成为他的外交政策顾问，而且在布什政府中占据着更加重要的地位。
　　选中菲律宾作为美国在非共产主义国家推行民主化的第一个国家不是偶然的，是因为它的战略地位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美国在菲律宾曾拥有两个军事基地：苏比克湾的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马科斯从1965年起执政，1972年时菲律宾新人民军起义，马科斯在菲律宾实行戒严。美国人开始担心，如果起义部队占领了美军基地，就会影响到美军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位置。里根政府开始只是给马科斯政权提供资助，希望它用军队强压住起义。但1983年当菲律宾反对派领袖阿基诺从海外流亡回国时，在机场遭到了暗杀。里根政府的态度开始变化。调查表明，马科斯的亲信韦尔将军参与了暗杀的策划。美国开始逼着马科斯搞改革，要他开放新闻自由，改换军队领导，组织公正的选举，等等。当时，美国人还不想搞掉马科斯，只是想让他去组织和领导改革。在这种背景下，沃尔福威茨及他的助手利比几次跑到马尼拉去会见菲律宾反对派的领导人。这些人说，他们在帮助菲律宾政府争取民众的支持，当年美国在南越曾想这么做但没成功，他们这是吸取了当年的经验教训。国务卿舒尔茨解释说，如果美国支持马科斯的独裁统治，就可能使对该政权的反抗更强烈，有可能导致共产党在菲律宾的胜利。
　　菲律宾反对派阿基诺夫人领导的抗议运动越演越烈，马科斯便威胁要动用军队去镇压社会抗议活动。此时，舒尔茨说服了里根给马科斯递过去两个口信，一是如果马科斯动用军队，美国便停止给菲律宾的军事援助；二是马科斯应该主动下台。最终，马科斯答应下台，乘美国空军的飞机离开了菲律宾。舒尔茨又说服里根马上承认阿基诺夫人的政权，以免让“民主的胜利”变成灾难。
　　菲律宾的事件在美国保守主义内部引发了一场争论。以基辛格为首的传统保守主义者认为稳定与现在的势力平衡应该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而沃尔福威茨则认为应该放弃维持现状，积极去推行民主。基辛格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批评里根政府，认为美国不应该抛弃马科斯政权去推行民主。他反问道：“美国难道没有更重要的利益了吗？不管人们说马科斯政权什么，它对美国的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被前任的美国总统赞扬了近二十年。”他不同意沃尔福威茨等人的看法，认为海外民主长期未必会带来更大的稳定，未必符合美国的利益。
　　沃尔福威茨则认为，里根政府在海外推行民主方面做得很稳重，他们听从了柯克帕特里克的警告，并未去积极为马科斯的专制政权制造不稳定，而是耐心地等待了几年，鼓励马科斯进行政治改革，直到他们看到可能出现的反对派不是共产党人时才去逼迫马科斯下台，使民主走上正轨。沃尔福威茨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对付共产主义最好的办法就是民主。”
　　在海外推行民主的做法从菲律宾又转到了韩国、智利，全斗焕与皮诺切特先后都下了台。这种做法在传统保守主义者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美国右翼代表人物、参议员霍尔姆斯就为此大发雷霆。国务卿舒尔茨后来回忆道：“对他们来说，皮诺切特是美国的朋友，是抵抗共产主义的堡垒。皮诺切特可能让人不愉快，但他是站在我们一边的。”
　　正是从里根时代起，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们开始关心向海外推行民主，并把这一目标当成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特别是当冷战结束、两极体系解体后，人们似乎更加感到了这些新保守主义者的“先见之明”，当然也更清楚了为什么在海外推行民主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布什当选总统后，里根政府时代就参与制定美国对外政策的一批新保守主义者又找到了发挥作用的机会，他们先后进入政府，策划并组织了伊拉克战争。按照他们的逻辑，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理由之一是要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独裁政权，帮助伊拉克人民建立民主，改造中东的政局，最后以推广民主促进中东和平。
　　其实，共和党政府一般信奉“现实主义”，讲究实力与大国势力均衡，强调民主与人权一般都是借口。按照现实主义的理论，大国之间的关系都是利益关系，大国为了利益而争夺，无论一个大国的政体是什么形式，任何大国在一个国际体系中都想称霸，这是一条不可改变的逻辑。大国之所以要称霸有三个理由：（l）国际体系中没有绝对的权威，没有中央权力能够保护某个国家不受其他国家的欺辱；（2）国家都有某种军事进攻能力，可以主动对其他国家发动进攻；（3）任何国家都不知道其他国家的真正用意。因为各国都认识到这些问题，它们实际上生活在某种恐惧之中，只能不断地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想使自己比竞争对手的军事实力更大一些，生存的机会更多一些。但是，在竞争中能够真正独霸一方的情况并不多见，所以才有“合纵连横”，大国之间才可能有合作与联盟。但合作属于迫不得已，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谁都想最后把别人踩下去，自己成为霸主。传统的现实主义被称为防守型现实主义，因为它认为国家为了生存，一定要争夺实力，是一种自卫求生的本能。但自从苏联瓦解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一批新保守主义者便为美国制定了一套所谓新的现实主义政策，也被称为进攻型现实主义。
　　进攻型现实主义战略虽然在冷战结束后不久就出笼了，但因为克林顿的民主党政府上台，这些计划都搁浅了。直到布什当选上台，这些计划被正式列入国家安全战略，被布什公开说了出来。与传统现实主义相比，进攻型现实主义的特征就是要“先发制人”。新保守主义的代言人、《旗帜》杂志的主编克里斯托尔是这样鼓吹他的战略的：“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可以在没有其他有力的、坚强的对手反对的情况下塑造国际体系，使它有利于自己的利益与原则……（美国）应该尽量延长这种千载难逢的时刻，保证使国际体系不受任何挑战的威胁。这也就意味着保持与加强美国温和的全球霸权……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是把这一单极时刻变为单极时代。”
　　既然新保守主义相信，无论国家是什么形式，大国都要争霸，那么它在中东的行动就容易理解了。美国攻打伊拉克，就是要防止伊拉克控制中东地区，对美国形成威胁。而且，美军在伊拉克的行动是做给中东地区其他可能对美形成挑战的国家看的，是针对伊朗、叙利亚等国的。那么，新保守主义为什么又要打着推广民主的旗号呢？
　　加拿大学者德鲁里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深入跟踪研究了美国新保守主义，她揭露说，美国的右翼新保守主义大多都是一位奥地利籍犹太思想家斯特劳斯的弟子，他们信奉的根本不是自由民主，但却相信可以利用自由民主来巩固权力。德鲁里认为，斯特劳斯心目中最好的政权是智者的绝对专制。斯特劳斯有许多名言，其中之一是领导人不能太老实，骗人有时是不得已的办法。他认为为了保卫国家的利益，那些政策制定者或政策建议者们有时必须把自己的真实意见隐藏起来，不得不骗人。斯特劳斯甚至说，当政者的这些谎言是“高贵的谎言”。斯特劳斯受他那个时代德国的民主制度变化的影响很大，他认为魏玛共和国是自由民主的典型，如果美国制度中不去除自由主义的这些东西，美国未来会重蹈魏玛的覆辙。
　　从当政的新保守主义者对内对外的表现来看，德鲁里的分析有一定道理。然而，新保守主义者深知打着民主旗号的重要性，因此决心“挂羊头卖狗肉”，利用这一旗号来落实美国的扩张战略。新保守主义认为，其他国家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美国称霸的原因有二：（1）美国势力太强大；（2）美国为了民主与自由而战，不是为了自己狭隘的民族利益。有这样一种崇高的道德目标做借口，其他国家会觉得美国的强大实力没那么可怕。新保守主义势力借用民主的旗号发动战争，就使反对派民主党失去了武器，从发动对伊战争起，美国议会中民主党的声音几乎就听不到。但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却想利用“反恐战争”来改变一些民主国家中最基本的原则。比如，他让国会讨论国防部的一份法案，使得未来部长可以决定国防部公务员的命运，可以随意解雇那些不忠实于自己的人员。而且布什政府正在酝酿某种计划，想让国会通过这一法案并普及到全政府。在民主制度里，保证公务员的中立是基本原则之一，否则随着选举领导人的变化，国家制度会变得极不稳定。新保守主义急于要改变美国民主制度中的基本原则，这种做法可能出自于民主的信徒吗？另外，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沃尔福威茨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不久接见一批来访的土耳其军队代表团时，猛烈地抨击了土军方在战争期间表现不佳，没有保证让美国军队利用土耳其领土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土耳其军队代表团争辩说，那是土耳其议会的决定，他们必须尊重民主的决定。沃尔福威茨又气急败坏地说，我不管什么议会，是你们军队不管用。这么明目张胆地煽动军队去对付民选议会，那些以美国民主为榜样的国家的人会怎么想呢？
　　此外，布什政府中一些当政人物的做法使美国国内的许多人都感到担心，担心美国运行了两百年的制度遭到破坏。布什政府执政以来，提名了一些人担任法官及外交官，这些提名在美国参议院遭到了议员们的质疑，一些候选人未被参议院批准。从布什2004年再度竞选总统成功后，共和党掌握着美国行政、国会（多数）及最高法院（司法）的全部权力。民主党在国会沦为少数派后，还在企图利用美国制度中赋予少数派的一些权利来负隅顽抗。比如，在讨论多数派提出的议案时，少数派拥有一种以冗长的发言来推迟表决的权利，在美国的历史上，共和党与民主党都曾用这种战术来使对方的议案搁浅。
　　然而，布什政府认为少数派阻碍了一些关键岗位的任命，于是副总统切尼及参议院多数派领袖弗里斯特便要在参议院通过一项决议，修改规定，取消反对派使用这种“拖延”技术的权利。其实，反对派反对布什政府的人员提名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比如，他们反对任命欧文为得克萨斯州最高法庭法官，因为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帕特里克•莱希认为，欧文与安然公司的政治捐款有染，这种人不适合担任最高法官。当布什提名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出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时，美国参议院又提出了反对意见。博尔顿是美国政府中右翼极端保守势力的代表，他在里根、老布什、小布什政府中都担任过要职，可谓三朝元老，而且他的强硬立场始终如一。在美国对外政策上，博尔顿多年来力主美国支持“台独”，极端蔑视联合国的作用，认为联合国就该为美国服务。他反对美国交纳拖欠的联合国会费，反对美国参与维和行动，主张摆脱国际法的羁绊。他曾言，美国同世界的关系就是锤子与钉子的关系，美国爱敲打谁就敲打谁。他还主张斗争扩大化，在布什的“邪恶轴心”名单上又加上了古巴、叙利亚和利比亚。博尔顿还卷入多起金钱政治丑闻。1986年，他在协助组织全国国会俱乐部时，逃避联邦选举委员会的一万美元罚款；1990年，他在进行政治筹款时被指控通过外国商人和中国台湾当局转移政治捐款。由于一系列的不光彩行为，在布什决定任命博尔顿为副国务卿时引起一片非议，并在听证会上遇到很大阻力。
　　然而，由于共和党控制了参议院的多数，布什政府的一些提名虽然遭到了部分阻力，但往往最终还是能够通过。即使如此，新保守主义者仍然不满足，他们想通过参议院修正案的办法彻底堵住反对派的嘴。参议院的一些共和党议员也产生了怀疑，担心这种修改会毁坏美国的共和国传统，他们便与民主党议员一起发起了抵制运动。
　　从民主的原则上讲，切尼等新保守主义者的提案并不违反民主原则，因为民主原则本身就是多数原则，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制度的精华。然而，剥夺反对派的发言权，不许反对派采取措施限制多数，则会导致民主制度中的“多数的暴政”。许多年来，在美国主导的舆论引导下，人们一般都把民主当作集权与暴政的对立面来看。然而，当我们回顾对美国民主制度做了深入分析的托克维尔的分析时，我们会发现，托克维尔在一百多年前观察美国政治制度时，就曾担心“多数的暴政”会毁了美国民主。托克维尔说：“我最挑剔于美国所建立的民主政府的，并不像大多数欧洲人所指责的那样在于它软弱无力，而恰恰相反，在于它拥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我最担心于美国的，并不在于它推行极端的民主，而在于它反对暴政的措施太少。”
　　根据托克维尔的观察，“当一个人或一个党在美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时，你想他或它能向谁去诉苦呢？向舆论吗？但舆论是多数制造的。向立法机构吗？但立法机构代表多数，并盲目服从多数。向行政当局吗？但行政首长是由多数选任的，是多数的百依百顺工具。向公安机构吗？但警察不外是多数掌握的军队。向陪审团吗？但陪审团就是拥有宣判权的多数，而且在某些州，连法官都是由多数选派的。因此，不管你所告发的事情如何不正义和荒唐，你还得照样服从”。
　　在托克维尔分析美国政治制度后，美国人对自己的制度进行了多次改革，采取了一些保护少数派的措施。然而，从新保守主义当政开始，他们似乎在利用多数压抑不同意见，托克维尔担心的“多数暴政”又有可能回潮。

　　（《环球视野》摘自《美国批判——自由帝国扩张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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