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青年文化评论
家里的那部泛黄的《水浒全传》，让我过早地告别了我的童年，因为，那里面没有乌托邦，依稀只剩下几个大写的词：精神的斗争，以及欲望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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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我在书店里闲逛。一眼瞥见了新上架的《水浒论衡》。马幼垣教授治《水浒》有年，人颇称之。翻开前言，交待研究因缘，说自幼十岁始读《水浒》，一百零八好汉的姓名和绰号都能记诵。巧的是，我读《水浒》，也是约摸十岁。心绪一下飞回了十多年前……
那时读《水浒》，我并不知道，什么叫乌托邦。家住得离学校近，每天都能听到广播里放的“红太阳照在北京的金山上”。而我所读的《水浒》本子，应该是再普通不过了，封页印着毛主席语录：“《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我没读懂。可是那浩浩荡荡的八百里水泊梁山，却迅速地让孩童时的我着魔，我只恨自己没有早生八百年，也来个逼上梁山。不知为什么，那里虽然满处是刀光剑影，却能够带来一种别样的安全感。
后来，听新儒家牟宗三言：“水浒”者，即社会圈外，山巅水涯之意也。水浒确是另一世界。牟子称他们是“纯直无曲、当下即是”的汉子。水浒里的汉子，不曾套在人文化成系统之中，乃是属于人性原始的“自然”状态。他们的生命随时可以结束、事事作过即完，这般的境界，是那样来也飘忽、去也飘忽，却又是如此的健实妩媚 —— 他们生命并非全无安顿，没有经过理性自觉而建立的“义”，是这群汉子生命的着落点。
可是，牟子读过圣贤之书，他说，《水浒》的境界，“在荒村野店，在世人睚眦下，在无可奈何之时，在热闹场中，在污浊不堪之社会中，花天酒地，金迷纸醉，冷冬小巷，皆有所遇。”这人世间的生活，未曾使他倒下去，而这洒落一切、游戏三昧的境界，自也不能让他归宗。之所以如此，是因牟子知道，孔圣人是不用拳打足踢来维持仁义的，夫子有《春秋》之笔，有忠恕之道：从委曲中求一个“至是”。朱子临终之言“天地生万化，圣人应万事，直而已矣”，牟子说，这个 “直”却不容易，是要在极高度的道德含忍中呈现，如是乃有文化，如是才可以即凡而圣。牟子以儒者的充沛和从容，读透了《水浒》的禅境。如果要说《水浒》的哲学，可以说，牟子此文无愧是第一篇的绝大文字。
牟子虽然激赏武松李逵鲁智深等“无曲”的汉子，却又不得不承认《水浒》亦有宋江吴用等“有曲”之人物典型，于是只好说，“水浒人物虽不能过我们的社会生活，但一到梁山，却亦成了一个梁山社会。自此而言，宋江是必不可少的。”牟子读出了《水浒》的精神哲学，却又留下了这个不大不小的破绽：一如既往，政治哲学似非牟子所重。当代儒家落入了形而上学的境界，自是不愿抽身回转的。可是，若如牟子所言，《水浒》之人多是“双拳两脚的野人”，上了梁山，又自成了一个社会 —— 从“自然状态”到“社会契约”——《水浒》讲的是穷途末路、争取生存、谋求自保的故事，而这，不就是一个西洋政治哲学的模型吗？
又后来，我才大致清楚，印在扉页上的那两句毛主席语录，其用意在于推动当时的“儒法斗争”：痛斥宋江架空晁盖，屏之于一百单八好汉之外，正是儒法斗争的好例子。我不得不叹服，自幼熟读水浒的毛泽东，轻而易举地看穿《水浒》的这条草灰伏线：架空晁盖，正是前半部水浒的一条主线。毛的天才决不止于此，而是在于他纯熟地将之运用于现实政治。宋江，一个模范的农民起义领袖，转眼堕落为出卖革命的反革命分子。无论是阶级斗争，还是儒法斗争，毛泽东根本不会去理会，这究竟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还是中国的政治哲学。在他的眼里，那个水边的世界，绝不是精神的乌托邦，而是赤裸裸的政治现实。
如此政治挂帅地去读《水浒》，看来注定要遭当今学人的唾弃；可是，《水浒全传》所显露的又确是政治哲学，我且这样说，列位看官又会觉得有头巾气。或许，两者的区别在于，政治家利用其鼓吹革命，政治哲人则从中读出人性与社会状况。按照牟子之说，《水浒》人物分为“无曲”和“有曲”两种类型，而我则言， “无曲”者的精神哲学与“有曲”者的政治哲学交织，延展出了最高的哲学 ——《水浒》的历史哲学。
据说，俄国哲人科耶夫在跑到法国之前，也干过不少类似梁山好汉所做的那些投机倒把的勾当。只是不知道这样的经历，是不是有助于他理解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核心问题。至于他在巴黎高师代课，一不小心成为战后法国哲学的精神导师，更是一个传奇的传奇。所以如此，是因为来自于苏维埃共和国的科耶夫，对青年黑格尔派有着天然的熟悉；而作为雅思贝斯的学生，他又迅速地杂糅了刚形成不久的海德格尔存在哲学。前面我们已经看到，经过政治运动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水浒》已经成功地为马克思的革命斗争理论所解释。更重要的是，《水浒》业已描述了黑格尔式的人类历史的开端与终结。
“历史一定是主人和奴隶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科耶夫指出，人的“欲望”比“我思”更根本，只有通过欲望，人才能从客体返回自身；人的欲望就表现为要求他人的“承认”，而要求被“承认”同样也是他人的欲望，因此，人的欲望是一种被欲望的欲望。欲望结构中蕴藏着自我实现的潜能，它展现的是人的基本生存状态，它构成了人类生存时间即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 ——“人的历史就是被欲望的欲望的历史”。
然而，要求被他人的承认，是一种需要流血的斗争。一部《水浒》，讲的便是这样的斗争。其中的“无曲者”，敢于以生命为代价而进行斗争，这样的人就是主人；而不敢克服死亡的畏惧，像宋江那样每次遇险只知道叫喊“上苍救一救则个”的人，却只能是奴隶。但这仅仅只是“主奴辩证法”的开端。畏死的奴隶屈服于自然本能而停止斗争，“他”开始为主人服务（即真正的劳动），“他”的自我意识得到真正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他”扬弃了“主人”，也扬弃了“奴隶”，于是原有的主奴关系将会再次发生变化。想想色厉内荏的宋江和耿直重义的晁盖，究竟谁会成为梁山泊最后的头领，至此似乎已能一目了然。
科耶夫的天平同样倾向了奴隶，他指出，奴隶比主人更具有历史价值，主人只是历史的“催化剂”，历史通过奴隶而被实现、被完成、“被显示出来”。历史，“一定是在主人和奴隶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我们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正是贪生怕死的宋江辈造就了梁山的历史。关于“主奴辩证法”的历史哲学，在中国古典小说《水浒》里，终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而至于“替天行道”的观念，或与科耶夫所论的基督教一样，也只是一种奴隶的意识形态，它们只能为人们创造历史提供某种启发，而只有通过其反面来真正实现它的理想。上个世纪初叶，黑格尔左派的思想就已通过十月革命流传到了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并迅速地与农民起义发生了奇妙的结合。继众好汉水泊落草八百年后，又一群向往乌托邦的人们，开始了新的追寻……
猛然听到书店的老板问我，喜欢这本书吗？才把我的思绪从另一个时空中拉回来。我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看来我是把这本《水浒论衡》拿在手里太久了。于是随意翻看看几页，版本考据自是有功于学界，人物评论亦能不落俗套。可是，我却怅然若失，也许我不得不痛苦的承认，家里的那部泛黄的《水浒全传》，让我过早地告别了我的童年，因为，那里面没有乌托邦，依稀只剩下几个大写的词：精神的斗争，以及欲望的历史。
（马幼垣：《水浒论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文章转载自青年文化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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