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参与者传记1---7章

引用:

"美国2001年遭受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至今仍令人心有余悸。在美国逮捕的法国人穆萨维是事件的策动者之一，也是至今惟一被美国当局起诉的嫌疑犯。2006年穆萨维在美国判终身监禁，他的辩护律师请来心理专家称穆萨维有遗传性精神病，说他自幼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那么他的家庭究竟是什么样的背景，童年生活又给他造成了什么心理压力？他的哥哥在911事件发生后，震惊之余写了这本书详细介绍了他一家人的生活经历。 2002年，本书由三位翻译同时译成。"
序
2001年9月13日，回家的路上。

不久以前我刚刚成为芒德职业专科学校的电子技术教师，上完了一周的课，收拾整理好我在学校里的寝室，便开上我的老车，不紧不忙地回蒙彼利埃（法国南部城市－－泽注），与我的妻子共度周末。时间将近晚上八点。

夜幕降临在迷忧高地。像高原上通常的晴空，天幕上缀满星辰，晶莹闪烁。收音机打开着，我在听法国新闻台。像所有人一样，在美国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爆炸两天以后，我想知道世界上发生着什么。在拉尔扎克高原，播音员的声音变得飘忽不定，因为无线电波迷失在绵延之中。

我开始走神。不知从何处传来一个声音，有些木讷，却很惬意，摇篮般地在心弦上轻轻拂过。我听到那声音说到我的姓：“穆萨维”。是我弟弟的名字“扎卡里亚·穆萨维”使那声音变得振聋发聩。不可思议!电台里的声音在谈我的弟弟!这难道是做梦？不，是噩梦，是噩梦的开始。

“扎卡里亚·穆萨维，阿尔及利亚裔法国人，本年8月17日于美国被捕，可能与世贸大厦被炸的恐怖事件有关……”

我脑中一片混乱，无法思考。努力集中精力开车，双手僵直地搭在方向盘上。固执地将希望寄托在一个小细节上：扎卡里亚·穆萨维，那个属于我的，我的弟弟，他不是阿尔及利亚裔，他是摩洛哥祖籍。这个穆萨维仅仅是同名，不是我弟弟。然而，在我的心底深处仿佛有什么东西窒息了，悬而不决。我明白，唉，那不是不可能的，我的弟弟。

“来自法国南部的纳尔本，扎卡里亚·穆萨维在马萨诸塞的波士顿被捕，届时他正在学习飞机驾驶……”

“来自纳尔本”，难道同名同姓的人也来自同一个城市？我不能再想下去。我只想快点到家，与我的妻子、我的朋友们在一起。

已经一年了。一年以来，人们围住我，不停地质问着。法国的、全世界的媒体都在谈论着扎卡里亚·穆萨维，我的弟弟。人们同时也涉及着我，萨马德·穆萨维。心中像被压上一块大石头，如此沉重，以致无法言语，也无法再独自承受下去。

渐渐地，在孤独中，没怎么思索，我自然地选择了书写，这是使我稍释重负的惟一方式。于是，在您的眼前有了这样一本书，关于我所知道的我的弟弟的故事。他是谁？他的经历？他如何被牵连到恐怖事件中去？是否可以避免？我试着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一点基本的线索。我将向您讲述我们共同生活的一部分，转述我所听到的，我的外婆、我的姨妈和我的舅舅大声讲给我们的，关于老家的故事。

我将向您诉说这一切，并希望能够说得清楚。第一章、我们的“家”
我的外婆叫阿米娜。阿拉伯语的“阿米娜”意为“安祥”、“平和”。这名字很适合她。我外婆可是个人物，出身贵族家系，是先知的后裔。如顺着这一家系追本求源，可以上溯到穆雷·伊德利斯，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一位伟大的圣人。摩洛哥皇室姓晒利非，是伊德利斯的另一系后代。

阿米娜出生于摩洛哥南部的塔非莱特，今年90高龄。她自然经历过殖民时代，动不动就向我们讲述20年代的时候，塔非莱特如何抵制法国殖民，法国与摩洛哥之间的战斗或军团轰炸等等。法国殖民者占领了塔非莱特，然而饥荒漫延，阿米娜一家也被迫迁徙到阿塔拉中部，在荒凉的高山上一个叫阿兹鲁的村庄住下。冬天的时候，村里的街道白雪覆盖。正是在那里，阿米娜结识了我的外祖父。他是她的第二个丈夫。外婆很少提到她的前夫，他们生过一个女儿，叫鲁卡亚。我外公叫梅吉，意为“麦加人”。他比外婆年长很多，大概差出20岁，他也结过婚。那个时代，鳏夫寡妇少有长时间孤身一人不再婚娶的。

梅吉的家庭富裕，拥有丰厚财产。他在整个地区拥有好几个肉店。而且他人又吃苦耐劳，好心肠，因为慷慨帮助穷人而远近闻名。人们从几十公里以外结队而来，翻山越岭，阳光下、雪路上，向他寻求救济。梅吉送给他们牛羊肉，带回家给他们的孩子们吃。他是虔诚的穆斯林，帮助一无所有的人对于他来说义不容辞。

梅吉也喜欢种地，可死亡却在那里等待着他。那是1953年，正是秋收季节。外婆当时还只有四十岁，有五个孩子，大女儿鲁卡亚，是第一个丈夫的。与我外公又生了四个孩子：大儿子穆罕默德，然后是二儿子沃马，接下来是我母亲阿伊莎，最小的是我姨妈竹吾尔。外婆从此以后要一个人养活五个孩子。独自一人，而且出乎她意料之外地贫穷，因为梅吉居然没留下分文积蓄。为了生存，阿米娜先是卖掉了最后一个肉店，然后心灵手巧的她开始烧制陶炉，这类炉子今天还有人在用。她在市场上出售，换回买米钱。阿米娜从此成了穷人。

贫穷但却要强。那时候的学校尚未实行义务教育制，但阿米娜却坚持要她的孩子们，特别是女儿们到学校里上课。我的母亲和姨妈都必要去读书。对于我母亲阿伊莎来说，那可不是什么有兴趣的事儿。不过阿伊莎很喜欢白人神父的教会，那是多年以前在阿兹鲁镇设立的。她的妹妹，我姨妈竹吾尔则是学校里的优等生。

外公去世的时候，我母亲大概有七岁，我姨妈四岁。两个舅舅稍微年长一些。我说“大概”，是因为当时的户籍登记不像现在这样准确，日期都是约略的。外婆独自一人，又要工作，又要养活孩子，又没有父亲的权威，终于无法靠她微薄的收入保持温饱。于是，她将阿伊莎寄养在一位表亲家里。交换的条件是，阿伊莎需要帮助做家务。

像她的哥哥和妹妹一样，我母亲阿伊莎是在没有父亲的境遇下长大的。从很小的时候起，她只想一件事：离开这个家。那是在她刚进入十四岁时，阿伊莎认识了我父亲，奥马尔·穆萨维。他是菲斯人，离阿兹鲁60公里。菲斯是个大城市，以其瓷砖、镶嵌艺术，特别是卡拉维因（Qmawiyyin）神学院享誉全摩洛哥，甚至闻名世界。我父亲是瓷砖匠，因此，经常到各地的建筑工地干活，也就这样认识了我母亲。阿伊莎马上就表示要与他结婚，以便离开她自己的家。外婆一开始很反对，对她来说，十四岁的阿伊莎还是一个小姑娘。不过，在当时的摩洛哥南部，这个年龄的女孩被父母嫁出去并不罕见。阿伊莎固执地坚持着，直到我外婆同意为止。很自然地，结婚的同时，阿伊莎休学了。上面的版本是外婆和舅舅、姨妈的，与我母亲所讲述的完全不同。在我们整个童年时代，阿伊莎灌输给我们的是，她在十四岁便“被迫”出嫁。

婚后，我母亲先后生了两个孩子，都很快夭折。十七岁的时候，我的大姐纳迪娅出世。两年后，二姐加米拉在比纳出生，两人都生在摩洛哥。二女儿出生后不久，我父亲听人讲在法国可以找到工作。那是1965年，法国来招工的人说，他们那儿需要灵巧的工匠、泥瓦匠或瓷砖匠，只要技艺高超又肯吃苦，如此在富有的法国可以有份很可观的工薪……其实，我父亲当时在摩洛哥赚的钱很多，他甚至有一辆汽车!可他觉得以他的手艺，在法国他可以为家庭赚更多的钱。我父母因此决定，来法国定居。这一版本还是我外婆和姨妈、舅舅的，我母亲从来不对我们讲她的童年。她说的只是她曾学会裁缝，她被迫结婚，我父亲是个魔王，她母亲如何凶恶，还有她被一位表兄养大……

穆萨维一家在巴雍尼住下，因为我父亲知道在法国西南部有活做。事实上，他立刻就在一家建筑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对自己的本行十分精通，技艺高超。比如铺一张30米长20米宽的水泥防水面，不用水准器，他一眼就看得出细微的误差。很快，他生活充裕，而且为自己买了一辆雷诺16!我记得有一次出了车祸，我们的车翻了，结果我们从后车窗爬了出来。我还记得一部很大的彩色电视神气活现地摆在客厅里。

我是在我父母和姐姐到法国两年以后出生的，那时他们已搬到昂代。我出生的时间是1967年1 月1日午夜零点30分。据说医生是穿着节日服装来我家的。我弟弟扎卡里亚是在圣·让德律兹出生的，时间是1968年5月30日。在他三岁的时候，也就是1971年6月28日，巴雍尼法院宣布了我父母的离婚，我母亲坚持的理由是我父亲打她。可是我没有任何关于暴力场面的记忆，当然我或许还太年幼。我所记得的只是有一天，我母亲对我们说：“大家去夏令营。”“大家”意味着“她和我们”，她的孩子们，我们一行五人，就这样离开了家，向多尔多涅出发。我大约四岁，扎卡里亚三岁。阿伊莎在那个夏令营找到了一份洗衣服的工作，并且有一个宿舍。我不记得她告诉过我们她已经离开我父亲。只是从某一天开始，我们不再与他生活在一起了。

那是夏天，夏令营里有自行车，我们到处闲逛玩耍。对于我们来说，那是真正的假日。氛围不同寻常，因为没有我父亲，当我想他的时候……我没有很多关于我父亲的记忆，至于扎卡里亚，恐怕完全没有，因为我们离开我父亲时他还太小。九月份的时候，我们离开了多尔多涅，可是这一次走得更远，到了东北边的米卢兹。何等变迁!惟有一件事没变，那就是我父亲一直没有出现在我们面前。为什么到米卢兹？因为我母亲在那里找到了另一份工作。我不知道找到的是什么工作以及是如何找到的。

几乎是刚刚到达这个阿尔萨斯地区的城市，我母亲就把我们四人，我的两个姐姐，我和我弟弟，送到了孤儿院。由于她无力照料我们，当地的卫生社会辅助部门便把我们收养起来。于是，陡然之间，我们又处于无父无母的境地。关于这段阴郁的幼年时代，我记得的事情很少，记住的却是一些很糟糕的印象。院里的教员虽然特别和善，可是我们姐弟四人总会感到与其他的小孩们不一样。扎卡里亚和我看着他们时，觉得他们是外星人。甚至连教员们也让人觉得奇怪，因为我们不懂他们到底要让我们做什么。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年的12月31日，半夜12点，他们来把我们叫醒，说是要庆祝我的五岁生日，而且，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热葡萄酒!还有一些记忆很详细，比如孤儿院房间的布置格局：木块地板和旋转楼梯。我们住的寝室是两人一间，木床上厚厚的鸭绒被褥，柔软而保暖。米卢兹冬天十分寒冷!男孩宿舍与女孩宿舍是分开的，中间有一天井，通向食堂。

我总是与我弟弟在一起。安拉保佑，人们没有把我们分开!扎卡里亚实在太小，他只有三四岁。我的两个姐姐住在女孩宿舍，不过白天我们在一起。事实上，我的大姐纳迪娅总在看着我们，大概是我母亲让她管着我们吧。应该说明的是，在这个孤儿院，什么事情都发生过。特别是在那些大孩子们中间，有吸毒，有的卖淫的。我们得特别小心别跟他们一样，别像他们那样言语粗俗。我们从不跟那些最凶的大男孩们在一起。其实，他们中的一些孩子有着真正的情感方面的不幸。

扎卡和我因此形影不离。我们无论是在庭院里还是在食堂，从来不分开。我们玩儿得最多的是球类，比如猎人球游戏或足球。有时也玩儿踩高跷，最有趣的是在高跷上打仗。

对于我们两人来说，这段生活是一个插曲。我们不怎么明白为什么要在那儿，不过直觉上知道有点不同寻常。我们不怎么去想它，只是希望别在这孤儿院待太长时间。而且我们肯定时间不会太长。孩子们与时间有种特殊的关系。事实上，这段插曲持续了一年以上。

我们后来明白了来这里的原因，因为我们的母亲与我们的父亲离开了，她又无力抚养我们。一天又一天，我们盼望着别在孤儿院待太长时间。我们肯定不会，因为我们的母亲向我们保证过。每天我们都缠着姐姐纳迪娅，问她什么时候我们的母亲来接我们。而每一次，她都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很快……”。我们毕竟会时不时地担心起来。我母亲似乎从来没有在周末时把我们接出去。她每周来看我们一次，却从没有把我们带回她的家，或许她那时还没有“她的家”。

终于有一天，她真的来把我们接走了，彻底地离开这里。奇怪的是，我虽然有许多其他的细节浮现在记忆中，关于这一天却是一片空白。我只记得从孤儿院出来后，我们住栗树街，是那种舒适的楼房。有漂亮的割绒地毯，带玻璃墙的电梯。我们住的是四楼的一套房子。比起孤儿院，真是有天壤之别。对于扎卡里亚和我来说，我们的母亲简直是位英雄，为了她的孩子们，她奔波劳作，牺牲了自己为使他们幸福。难道不是她把我们从孤儿院中救了出来吗？

阿伊莎找到的工作是在邮局里做清扫工。邮局总监叫约瑟夫·克里发。他后来当选为米卢兹的市长，并因为与极右势力进行斗争，参加共和国阵线而闻名。克里发十分同情我母亲无保障的处境，孤寡一人带着四个孩子，这很触动他。况且，阿伊莎逢人便说，我在摩洛哥被逼婚，她的丈夫打她。在约瑟夫·克里发的帮助下，她在获得了法国国籍后，正式获得聘任，成为邮局的公务员。

她的工作要起早贪黑，以至于我12岁的姐姐纳迪娅成了家中的保姆。她买菜，做饭，洗洗涮涮并且照料我们。晚上她为我们做饭，早上她帮助我们穿衣服。可千万要老实，哪怕动一下耳朵，也会招打。二姐加米拉作她的助手。看管我和扎卡里亚，她们俩加一块也不嫌多。

我们又搬家了。这一次住进国家福利救济房，是在布茨维耶区。布茨维耶被人们普遍称为“老大难区”。不过，我和扎卡里亚那会儿只知道玩儿。去学校是为了玩儿，出学校也是为了玩儿。这是我们惟一的和永远关心的事儿!

在我们学校，老窦一家很出名，因为他们有17个孩子。最好别跟他们惹事，因为他们人多势众。假如跟其中一个人打起来，其他十六个会接踵而来进行救援，实在可怕。仗通常是在“同代人”间进行的，比如，扎卡里亚与窦家的一个同龄孩子打起来，很快就开始升级：窦家小孩叫来一个大一点的哥哥，扎卡里亚则喊我。可是当窦家孩子再叫来一个大一点的哥哥，我们就只能叫姐姐加米拉来援助。为了保护我们，加米拉很厉害，会像男孩子一样打拳头。如果窦家孩子再升级，我们就喊纳迪娅。可惜呀，纳迪娅是我们最后一梭子子弹，可他们至少还有13个后备……

在学校，我们也有许多恶作剧。有一年的九月，整个小区的孩子们一致认为返校时间太早，于是想出点子来延长假期。开学前几天的一个下午，几个淘小子溜进学校，将所有的黑板和椅子都搬到一个大教室里，然后将它们用喷漆筒涂鸦。返校日被推迟了一个星期，那是我们的一次胜利!

扎卡与我喜欢自行车比赛，可是我们的车技不高，骑的时候只能左边歪过来，右边斜过去地蹬着，假如一脚踩空，那会摔得很疼。不过我们是足够野的。我们最喜欢的游戏是爬外面的雨水管道，比谁最先爬到屋顶，与其他孩子们较量勇敢和机智。

当时在我们城市，来自地中海阿拉伯国家的移民子弟很多。除了当地有几家以种族主义著名外，大家相处很好。阿尔萨斯人一旦成了种族主义者，那可不开玩笑!考尔家的人碰上我和扎卡，会辱骂我们“肮脏黑鬼”!注意，不是“肮脏阿拉伯人”，而是“肮脏黑鬼”!肯定是因为我和我弟弟的皮肤颜色足够深了。阿拉伯人或黑人，他们根本不区别，我们不是白人，这就足够了。某一日，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他们家的老大侮辱我们。他大概有十五六岁，于是我们打了起来。那是个很凶狠的人，而且比我们大得多，撕扯之间，他猛地把我扔到一个尖尖的铁钎上，尖头扎进了我的腰，我被送进医院。现在我腰上还留有一个疤痕。

布茨维耶附近有一水塘，我们自制一些小船打水战。那时候，我们真正的生活是在外面，只要可能，我们就逃出家门，在外面玩儿。在家里待着，实在没什么意思。我母亲从来不管我们，她总是有许多事要做。千万别产生任何幻想，期待有一天她会向我们说一句温柔的话，做一个母爱的动作，这些她可不会。反倒是我的两个姐姐，她们所做的，远远超过保姆，可是我母亲永远不满意，她总是在不停地指责她们。我和扎卡就这样独自长大。相互帮助着，也依靠了我大姐的照顾。在学校里，我们不用功，或很少用功，但我们俩每次都正好能被排进优等生行列，只是因为我们不笨。那是在小学二年级时，我开始明白，还是应该做基本的功课，那同时，扎卡里亚也明白了。

在布茨维耶住的时候，我们的父亲有时会来看我们，或更准确地说，试图见到我们。就像玩儿游戏，游戏规则极严格，是我母亲直接向我们颁布的。她对我们说：“你们的父亲待我凶狠，他是个恶人。你们中有谁要去见他，从此就不再是我的儿女，所以，他一来你们都给我立即跑开。”于是，我父亲一到，我们就跑开，像我母亲要求的那样。四个人，四方逃散，躲避一只凶狠的豺狼。那可怜的男人!

我记得特别清楚这样的一个场面。我父亲预先通知说他要来，因为他有权利见他的孩子们。我母亲告诉我们：“他大概四点钟到，在这之前，你们都躲出去。”我们驯服地听从。当我父亲一到，就发现我们不在家。与其留在那里与我母亲口角，不如立即转身出来，到小区里找我们。他可是开了好几百公里的车来看我们的。我们年幼，他猜我们不会走出去太远。或许他想不到我们在躲他，或许，他想我们的母亲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到来。当他找到我们后就说：“来吧，我们一起去散步。”而我们却立即逃跑。他追上我们，并把我们抱到车里。当他发动汽车时，我与扎卡快速交换了一个眼神，在这种危险境地是不需要言语的，我们俩同时打开车门，跳了出去。假如不是如此，我们将不再是我母亲的儿子，她发过誓!

这一情节后来重复发生过好几次，直到我父亲放弃希望为止，我是这样猜想的。他最终明白是我母亲指使我们反抗他。他大概想过等我们长大一些，我们自己会决定是否与他见面，自此以后，他不再寻找与我们见面的可能性。马上，我们的母亲换了新的说法，坚持不懈地重复着：“嗯!你们看见了吧，你们的父亲抛弃了你们。”

不久以后，我母亲认识了穆罕默德，他住到了我们家。我母亲有一份工资，又领一份家庭救济金。她很会攒钱，竟然成功地买下一幢房子。那房子坐落在米卢兹城中心，当年是为钾矿工人盖的。我记得很清楚，房子的价格是12万法郎，因为我母亲除了这个不说别的。房子是三层小楼带有一个很大的园子。我们又把楼上的一层修缮过，并把园子里的一个木屋也清理一新。在凯塞尔堡街8号，市中心斯多赛尔大街旁边。

穆罕默德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的继父。我们有过好几个“继父”，不过他待的时间最长。穆罕默德是个正直的人，而且从来不碍我们的事。反正一切都是我母亲做主。而且，这是“她”的房子，这一点她时刻记得提醒他。他什么都不说，从来如此。他是标致汽车厂的工人，不上班的时候，就去他租的菜地种菜。这叫做“工人园地”，我们每个周末都去那里。在这小块地儿上种瓜果菜蔬，是他最大的乐趣。穆罕默德来自摩洛哥的里弗，是乡村地区。他喜欢在地里干活，种些豆角、草莓、西红柿什么的。我觉得我母亲和他应该是把这些东西拿到市场上去卖了，因为我们好像没吃过太多，平时的饭是黄油涂面包片和牛奶加巧克力。

有一天，穆罕默德想带我一起去菜地干活。因为我不想去，他就用力把我放在他的双膝上，开着他的标致204往那儿去。我在他的膝盖上乱动，他车开得也就摇摇摆摆。当开到我家门口时，我咬了他一口，疼痛之下他没来得及转方向盘，汽车直撞到一棵树上!标致204毁了。

离小区不远处有一些巨大的废石堆，年代久远，当地的人管它们叫公鸡山。那是一些小岗，有一片树林和一条小河。那是个很荒僻的地方，成了同性恋的约会地。我们对自己的挑战是，到那里走一遭，体验害怕的滋味。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气，我们需要穿越公鸡山而不被抓住。我们哆哆嗦嗦地走进去，不敢弄出任何响声。然后，撒腿狂奔，边喊着：“他们在那儿!他们在那儿!”全小区的孩子们便闻风而逃，兔子般地跑散。

那时候我们玩儿滑轮和雪板。我们也“收集”赛车。这些自行车不大，我们就先把它们推到运河边，扔到那儿，然后回家，若无其事地让继父带我们到河边散步。走到运河边时，我和我弟弟忽然惊喜地喊起来：“看啊!河边有一辆自行车！”于是，继父帮我们从河边把车子拉出来，我们也心满意足于自己的“意外收获”。我们就这样攒了一打自行车。每次外出散步，我们都能“捡到”一辆自行车!终于有一次，继父明白了我们的把戏。当他把自行车从河里拉出来后，便宣布说：“这是我的自行车，因为是我把它从水里捞出来的。”扎卡里亚吃惊不小，他可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还有一次，从学校出来，我懒得走路回家，正好有一辆小自行车。一不做，二不休，我骑上车回家，临近时，把它扔到运河里，像平时做的那样。可是这一次被人看见了，车主突然出现在我们家，他找到纳迪娅和扎卡里亚，对他们说：“有人看见你家兄弟拿了我的车，请告诉他给我送回来，要快!”我到家后，扎卡里亚问我真相，我回答说“不是真的，不是我干的。”他信以为真，愤怒地找到车主家，向他说理：“您怎么可以随便指控我哥哥偷了你的车？那不是他干的。如果是他，我一定知道。不能没有证据随便乱说，您的指控没有根据，却在小区里影响了我哥哥的声誉……”一个八岁小孩如此振振有辞，实在不可思议!我的小弟弟如此教训一个成人，以便证明他哥哥的清白，因为他受不了这里的不公正待遇。结果那车主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谁，便不了了之。后来，我告诉了扎卡里亚真实情况，他生气极了，嫌我欺骗了他。他当然有道理生气!

小区孩子们最开心的“运动”是用弹弓射公共汽车。有一次，遭受弹击的公车司机调过车头来追赶我们，下了车发疯地将我抓住，揪住我的衣领不放。我心里忐忑不安，但因为手里已经没有弹弓，便大喊：“不是我!不是我!”我弟弟又一次赶来救援，对司机肯定地说：“不是他干的。不明真相便指控别人是不对的!”不过这一次那人没上当，他把我们带到我家，我母亲当着他的面训斥了我和我弟弟。可是还没等那人的背影彻底消失，她便放开我们说：“行了，甭管这家伙，玩儿去吧!”

住在布茨维耶时，我姐姐纳迪娅上了中学。她虽然要操持家务，照料我们，在学校里却出类拔萃。校长说她是他最优秀的学生。纳迪娅长着一头黑发,自然卷曲，个子高高的,婷婷玉立。她参加舞蹈队,学校剧团,我们曾经全家去米卢兹剧院看她参加演出的第一出戏。加米拉则是另一种情形。我和我弟弟年幼的时候，我的姐姐们是盟友：两个大的对抗两个小的。不知什么时候，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那是当她们明白我变得与她们一样有力量，甚至比她们更有力量的时候。从这时起，加米拉逐渐变成了我母亲和我大姐的出气筒。在家中，如果有谁是不公正的牺牲品，那一定是加米拉。不论是谁淘的气，挨骂的总是她。谁吃我母亲或我大姐的耳光？是加米拉。扎卡里亚和我很替她难过。

加米拉成了替罪羊，我们试着保护她。特别是扎卡里亚，他对加米拉十分友好，二人很亲近。自从我们搬到凯塞尔堡街，加米拉与我母亲的关系开始真正激化。那是由一个羊角面包引起的。每天早上在上班的路上,我母亲会去面包店为自己买一个羊角面包,价格是两法郎。每天晚上，我母亲都会为第二天早上做准备，在钱包里放两法郎硬币。忽然有一天早上，那两法郎不翼而飞。不知被谁拿走了。我母亲没有追查，直接认定是加米拉干的。愤怒、吼叫、殴打加米拉，可加米拉完全是无辜的。

我母亲的策略是分而治之。但这之于我和我弟弟毫无用处。我们俩是如此贴近，以至于她想拉一个打另一个的企图只能碰壁。分离她的女儿们，相对要容易，而且，她有些招术。她把一个拉到一边去对她说：“你最漂亮，我更疼你”。然后她对另一个如此这般地重复一遍，并挑动一个斗另一个。说到对我们的体罚，她经常用的是一根掸衣鞭。不过她做得很细致，鞭打之前，她脱掉我们的衣服，并将我们的手脚捆起来……

扎卡里亚是最理想的弟弟。他有很多特点:机灵、聪明、善良,是一个令人喜爱的男孩。我们当中最友好可爱的一个，我想。我们俩密不可分，相互爱护备至。我想我们深深地懂得这一点，以至于根本不需要语言表述。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相互依赖。我们俩试图尽量避开家里的纠纷，我们怕那是各种麻烦的源泉，只要可能，我们便一起逃之夭夭。我们两人做过很多恶作剧，但从来没有恶意和暴力。儿童恶作剧，是为了嬉笑，而非让人痛苦。

1974年，我们第一次见到了摩洛哥，我们的故乡。那是多么特别的旅行!我仍然有着闪烁迷离的记忆。我们是乘火车旅行，那是一次真正的远征：单身母亲带着四个孩子，坐火车旅行！我记得天气炎热，在西班牙的火车站上，有人在卖水。旅行安排也一样，如同乐谱一样，一切都由纳迪娅安排得清清楚楚。我当时七岁，扎卡里亚五岁半。我一直记得姨妈做的蛋糕、硕大的西瓜和北非无花果。天气晴朗，我们与表兄妹们在大街上玩耍，愉快极了，那是一个极特别的夏天。以后我们又去过一次，那是1977年，我继父开车去的。那年我十岁。从米卢兹到塔吾里尔的路十分漫长！我与扎卡里亚钻到204型小货车后面，在行李中间睡觉。

一到摩洛哥，我母亲的言论就来了个大翻个。平时她总是在抱怨累死了，生活何等艰难云云，此刻，她对摩洛哥老家的人说的却是，我们在法国的生活十分舒适，黄金遍地，只要愿意，事事成功。阿伊莎向她的母亲，也就是我们的外婆阿米娜介绍穆罕默德时，说他是她的丈夫。这个我们童年时的摩洛哥，给我留下了令我感动的记忆。对于我和我弟弟，只是在那里我们才能找到我们的家。

从头至尾，外婆和姨妈都对我们体贴备至。她们平时见不到我们，所以我们刚到就处处受宠，特别是扎卡里亚，当然那是因为他最小。她们不停地给我们吃她们亲手做的各式点心，有蜂蜜和杏仁做的马可鲁达，透明蛇形卷兹拉比亚，上面撒上纯糖粉。有的时候，背着我母亲，她们塞给我们一些零钱，我们便跑到街角杂货店去买糖果。饭桌上总是有很多人，一个或两个塔中纳砂锅炖羊肉一直在火上煨着。另外，摩洛哥对于我们很重要，因为在那里我们与表兄弟姐妹们重逢。一切都新鲜有趣。

礼拜天时，我们陪表兄弟们去古兰经学校。关于古兰经，我与扎卡里亚知之甚少，更何况古兰经学校……我们发现很像做游戏，可同时又有点神秘：在一个大厅里，所有的孩子都随着一位老师重复这本圣书中的一些经文。可我们的母亲或继父却从来未对我们谈起过古兰经。孩子们年龄不一，小的在前面，大的在后面，老师使用不同长度的芦苇，以便够得着每个脑袋。那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唱诗：“比思米拉咳，拉一拉河马尼，拉一拉河马……”(“以神之意，宽恕，仁慈”)。我们马上就背了下来，可以高声朗朗地重复，那真是美妙的假日。

平时，我们的假日以及所有星期三都是在活动中心度过的。某一天我们感到厌烦了，与扎卡里亚便要求我们的母亲为我们注册星期三的体育活动。先是柔道和唐手，后来扎卡里亚打手球，我则打篮球。对于扎卡里亚，手球很快就不再只是一项体育运动，而是他的激情所在。他参加米卢兹市体育协会的球队，球艺出色。他有一位手球队的朋友，叫托马斯，后来进入甲级队，托马斯谈起扎卡里亚说，他记得很清楚，扎卡里亚有一个怪癖，他打球时总是把舌尖伸出来，击球时会咬住舌头。弄得大家每次都担心，一不小心他会把自己的舌头咬断。扎卡里亚的天赋被所有人一致承认，包括他的教练，他的队友，甚至他的敌手。他的角色很艰巨，像丁·理查德逊在法国国家队中的角色一样，要切入对方篮下，伺机转身投篮!扎卡里亚参加夺冠比赛，他们队获得了上莱茵省的冠军，接下去是阿尔萨斯的冠军。我场场不落地去看他比赛，当他的拉拉队员。那时，扎卡里亚觉得未来方向已描绘出来：他将进体育学校读书。

我母亲与加米拉的关系在继续恶化。仿佛疾风暴雨，她们都变成爆炸性的。加米拉开始屡次逃跑，我与扎卡里亚便负责去找她。只要她们在家里相遇，口角立刻爆发。阿伊莎对她的女儿充满真正的嫌恶，而上帝才知道，加米拉已尽了最大的可能性避免见到她。某个礼拜天,我母亲来到我的房间要与我谈谈，每次她想让我帮忙时都是这样。“是这样，我想让你帮我个忙。我想把你姐姐送到寄宿学校，因为我们无法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她是个不要脸的东西，粗鲁，在学校里不学习，我管不了她了。寄宿学校对她有好处。你能不能也去？这样她也不会太孤单。”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加米拉离得远些，只会有利于改善她们的关系。

我母亲来问我的意见是有理由的，因为她清楚我与扎卡里亚和加米拉很亲，她也能觉出我很同情我的二姐。接着，很快就作出选择：她绝不能与纳迪娅分开，因为她喜欢她，更何况纳迪娅对她很有用。扎卡里亚还太小，不能去寄宿学校。她的盘算很准，我不忍心让我姐姐一人去那儿，便接受了她的建议。可是，我的离去使扎卡里亚很伤心，从某种意义上，他把这当成我对他的遗弃，虽然他也一样，不愿意他最喜欢的姐姐孤零零一人去寄宿学校。他只能接受这一事实，知道我是出于无奈。

新学期开学时，我便和我姐姐去阿特奇克，一个离米卢兹20公里的小镇，阿尔萨斯的腹地！我读初中一年，我姐读初三。学年一开始很不容易。我很想扎卡里亚，他也想念我。哥哥不在他会百无聊赖，而且更加容易受到家庭风暴的袭击。他咬紧牙关独自忍受着。幸亏还有手球。

我与加米拉就这样生活在寄宿学校。对于我们俩来说，那里的生活挺自在，有那么点探险的味道，是学习自由放任的一次机会。这一年我开始抽了第一支烟!这也可以说是我母亲的休息年，因为只有两个孩子在家，况且我大姐纳迪娅比雇佣一个人更管用，因为是免费的；我弟弟扎卡里亚还是个孩子。每个周末，我与加米拉都乘公共汽车回家。

与扎卡里亚重新见面时，我们双双紧紧搂抱在一起。整个周末两人形影不离。也是为了这个原因，我成了他的手球比赛的坚定的和得天独厚的支持者。

随着时间流逝，渐渐地我感到，日常生活对于我幼小的弟弟来说，实在不是玫瑰色的。出于害羞，他很少向我讲与我母亲争吵的细节，可他还是向我承认说，在家里，现在我走了，他每天都得十分小心警惕，躲避随时会降临的母亲霹雳。然而，他的努力不总是有效。

临近年终的时候的一个周末，我母亲将我们聚到一起，解释说她想要向邮局提出工作调动的申请，带我们到“阳光之地”。我们当中只有一个人立即表示反对，那就是扎卡里亚。“我不走。下学期我要进米卢兹的体育学校”，他向我们解释道。我母亲则顾左右而言他,全当没听见,拿出一张法国地图指给我们看，她的工龄允许她去哪几个南方城市：蒙彼利埃、纳尔本、佩皮尼扬、贝济埃。我们用尺子在图上量来量去,发现纳尔本离海最近,成了首选对象。我母亲让大家投票决定,只有扎卡里亚反对搬家。我和我姐她们已开始想像大海、阳光和连年假日。我们不留恋米卢兹,只有扎卡舍不得离开。现在想来，继孤儿院的遭遇以后，这次搬家对他来说是又一次严重的撕裂。这意味着他梦想的破灭：变成手球职业运动员，或许成为教练……第二章、少年时代：快乐与挫折
我们搬家的时候，我十三岁半，扎卡里亚十二岁。离开米卢兹的前几个星期，整个收拾准备期间他都在咕哝：“我不去那边，纳尔本，腐烂的城市，反正我不去，我要留在米卢兹。”当然他实际上得跟我们走。我们那会儿还是孩子，脑子里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在一起贪玩和恶作剧。尽管如此，从那时侯开始，扎卡里亚有了某种变化，仿佛在他身上产生出一种细微的漂浮不定，一痕苦涩或怨恨。如同一个细小的伤疤，几乎不可察觉，却永远不能被时间抹去。

扎卡里亚永远怀念米卢兹，或准确地说追悔一个想像的生活里程：一个手球冠军。离开米卢兹，我们的居住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东部，我们的房子很大，有一个大花园，花园里有我们的木屋。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房间。可是到了纳尔本，自八月底迁入新居，我们立刻就又重新见到了“小区妩媚”，像电视里报道的那样：拉赞堡小区，第五层楼。刚进到房间里，第一眼的印象何等深刻，我们看到浴室里只有一个小得像木鞋一样的浴缸，太可笑了。只有两个寝室供孩子们用,男孩一个,女孩一个。

刚来的时候，在小区里我们不认识任何人。离开学还有几个星期，我们有时间观察熟悉周围的情况。我母亲有时间的时候，会带我们去海边。新学校是孟德斯鸠初中，就在我们家附近。这一阶段不那么容易，因为我们在学校里是完完全全的陌生人。扎卡里亚进了初中一年。他好像在这新环境里比我更紧张，感受到更多的敌意。再加上我们有一个严重的缺欠：我们的阿尔萨斯口音!那是无论如何也掩藏不住的,特别是上法文课的时候。而且在纳尔本，我们是仅有的带阿尔萨斯口音的“黑人”。这惹得所有人发笑，除了我们自己在外。商贩、学监、个别教师，尤其是班里的同学和邻居，都用古怪的眼神看我们。

当我使用“黑人”来说我们自己时，是因为我们深色的皮肤在纯正法国人那里常会引起一种特别现象。尽管我们是阿拉伯人，但第一眼望上去，人们完全无法为我们贴上一个准确的标签，他们在非洲人或是南美安提尔人之间犹豫不决。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是来自异地的。他们只好向我们询问我们的原籍，只有在我们回答说“北非人”或“摩洛哥人”后，他们才晓得我们是阿拉伯人。这一模棱两可的尴尬，我从小到大都深有体验，我弟弟扎卡里亚也身在其中。此刻，到了成年，已“安家立业”，这种事不再成为问题，我已经习惯于此。然而，少年时代，我与我弟弟总是因为肤色而遭到询问，以确定我们的来源，那是一件令人极为沮丧的事情。这一不断被重复的提问，隐含着某种令人受辱和扰乱心绪的东西，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的长相是无法被确认的，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某种正式身份。更羞辱人的是人们最后的反应，一种不自觉的躲避。对于许多人来说，安提尔人“无论如何”毕竟是法国人，可是阿拉伯人嘛，他们……

在小区里和在学校，适应新环境的过程很漫长。在大楼下面，有一个手球场。理所当然地，扎卡里亚在我们刚一到达就去了那里。然而，小区里的孩子们有他们自己的习惯，不那么容易接受一个新来的人，特别是一优秀的手球运动员!我跟扎卡上场，我们战无不胜地赢了所有的比赛。接下来差不多就是同时激起的群架。这里也一样，有多子女家庭，可我与扎卡里亚已经是大男孩，不能再喊我们的姐姐来救援!最后的结果常常比在阿尔萨斯更过火儿。

至少用了两年时间我们对这个南部城市才有了“我们那儿”的感觉。在拉赞堡小区，比我们年长的孩子们有真蛮横的。每幢大楼都有自己的帮派，每个帮派都有自己的头儿。几个月过去了，我们仍然不被任何一帮所接受。可是不属于某帮，就很难在小区“站住脚”。就在我们到达前的几个星期，十几个15到23岁的青少年在海滩上轮奸了一位年轻妇女，并在这之前殴打了她的丈夫。他们中的一些人被监禁起来，另一些则逃到国外。拉赞堡小区里有好几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牵连，这一肮脏的故事使他们深感耻辱。我们到的时候，居民们还在纷纷议论着这件强暴丑闻，小区内的氛围十分阴晦。

我们楼里住的人有原籍北非马格里布的移民，也有地地道道的法国人。拉赞堡小区在当时有个头号敌人，那就是邻近的另一个小区，叫帕斯图莱，在那里居住的几乎清一色的是纯正法国人。天长日久，帕斯图莱小区有了排外区的名声，而拉赞堡则成了大杂烩区。因为还有另外个一小区，人们不总会想起它，叫圣·让-圣彼得，那里住的则几乎都是北非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有时候他们与我们联盟，有时候他们与我们打架。然而无论在拉赞堡和圣·让-圣彼得之间有什么隔阂，面对排外区的帕斯图莱，他们的联盟是一贯的。这时，阿拉伯人的荣誉得到维护。这里的“阿拉伯人”是一个泛指词，意指小区里的所有居民。

不过事实上，十三四岁的扎卡里亚和我，是颇满足于我们的观众身份的。我们一般不参与那些群架，不过有一次例外。那是一次拉赞堡的蹦舞会，圣·让-圣彼得的少年没被邀请，但想要进入。这立即就演变成一场街区战。三十多人厮打成一团。扎卡和我参与了战斗。但为避免遭受打击，我们躲在我们小区的两个壮汉背后，只要他们撂倒一个，我们就冲上去按住他们，以便那宽肩阔臂的两个人继续对付其他人。

在这类小区，规则很简单：只要在力气上别人不怕你，那你就白丁一个。因此你不妨去倒拔白杨，显示你的力量训练，让人害怕。到了两年头儿上，扎卡里亚和我也学会了怎样让别人尊重我们。我们大概有十五六个人，差不多同期搬到这个楼里来的。我们形成了自己的帮派。我们这帮中有一家是从北方来的，两个儿子又粗又壮，像我们一样，浓重的口音像刀割的一样。

我们楼下住的是蒂埃里，我们的好友。他一家十分好客，母亲在一个工人协会工作，是个积极的社会行动者。我们可以与她一聊就是几个小时，谈政治，谈社会，谈未来……蒂埃里的父亲是速溶咖啡厂的推销员。他们家的大门向客人敞开着，桌上的咖啡永远煮好了等待饮用。我们一天到晚都往他们家里钻，回家只是为了睡觉。我们觉得，这个家才是一个“真正的家庭”，温暖而热闹，不是喊叫造成的，而是欢声笑语所致。1982年世界足球杯赛期间，我们干脆就长在他们家，那是一段真正的节日!蒂埃里一家尤其喜爱扎卡里亚,他们说他是个小福神。应该说扎卡里亚很招人喜欢，善良，细心，敏锐并且幽默，很能征服人心。而且，他对欣赏喜欢他的人很愿意效力。

我们楼里还住着一个“自行车专家”，叫让。他偷自行车或摩托车的零件，然后组装自己的车。我们的相识是有一个故事作契机。他窃取了我的自行车的换速叉!但是因为我做过记号，所以，一眼就在他的车铺前认了出来。于是，在扎卡里亚的陪伴下，我找到让，向他说明我是怎样认得我的换速叉，并要求他把它还给我。让居然答应了。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让有一个亲兄弟和两个同父异母兄弟，他们是彪形大汉，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在小区里的“风险保安”。让和他的兄弟们占用了几个无人管的地下室，将他们偷来的自行车和各种零件摆在一层层的架子上，里面有最新样式的换速叉，革新的打气筒，未来防泥板……有几次我和扎卡里亚随他们骑车远足，一个周六下午骑150公里!回来后我们俩筋疲力尽，接下来的两天连路都不能走。可他们第二天又出发了。

偷车人把我们又介绍给其他的偷车人，其中一个叫达夫，是小区里的莽大胆，跟我年龄相仿。他是孤儿，父母在一场车祸中身亡。他的祖母好不容易地将他拉扯大。他有个叔叔因偷东西而被关在卡尔卡森监狱。他侄子却把他视为英雄。有如此这般的一个家庭，达夫在小区里很有名。他把绝大部分的时间用于捣碎电话机钱箱，偷自行车、摩托车甚至汽车……无论他看见什么都不放过。他还发明了用旧汽车相互冲撞的游戏，以吸引观众，当然撞的车都是别人的。虽然只有十四岁，他却偷过雪铁龙500XT和双马牌汽车。有一次，他与星罗棋布的警察在小区里捉迷藏，因为他熟悉那里的每一个角落。达夫有点是小区里的英雄。

然而，大概是由于孤儿院时的记忆太深刻，我们总是对粗野的孩子们有种戒备之心，怕他们是未来的罪犯，因此，我们与达夫他们这些小偷一直保持着距离。而且是达夫本人向我们解释说，法律可以监禁十三岁以上的少年。这是一个警告，可惜对达夫自己没有抑制作用。他大概认为我与扎卡里亚没有痞子的天分。而我们一想到由于某桩犯罪记录而不能继续上学读书，就会吓得发晕。如果说在当时有什么事情是明确的，那就是今后我们绝对要继续念书。

扎卡里亚总是害怕那些违法的事，它们诱惑着小区里生活窘迫的青少年，而且他特别为我担心。他尽量避免我与十几个有恶名的人“不利往来”，并建议我小心别纠缠到那些下流的事件中去。

在学校里，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努力，一切可以说都不错。可是由于扎卡和我在家里几乎是彻底自由惯了，以至于在课堂上我们没有服从的品质。这一年，我“收获”了60多个小时的课后留校惩罚，以致被要求转学，理由是不守纪律。于是我们转到坐落于城市另一端的朱尔-费里中学，步行要半小时甚至三刻钟。那里与孟德斯鸠中学完全不同，是在一个富裕的城区，朱尔-费里中学也有“布尔乔亚中学”的别号。自此，我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变化。学校周围绿树成荫，校舍建筑也很美。然而现实与这一美好表象却十分不同，校园里传递着各种各样的武器：匕首，警棍，甚至有一次还有一把手枪。经常有打架斗殴的事发生。我升到初三，但成绩中乘，远不及初二时好。而且我还是不守纪律。数学女老师一见到我就头疼。扎卡里亚上初二，他比我聪明，明白不能太明显地淘气。

有一天下午，在院儿里玩手球时，我把大拇指触伤了。伤处很疼，我便想请假回家。可是学监不同意。我便做出强行通过的样子。在场的教育顾问想要抓住我，正好拉住我受伤的大拇指。条件反射下，我给了他一拳把他打倒在地。愤怒之下，教育顾问把我弄到他的汽车上说：“去见你父亲!”

我父亲在同一年也搬到纳尔本。他知道好时光到来了，因为，重新见到他时，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逃跑了。他开了一个小的土木公司，在各处的工地上干活。住的是一套两室的公寓，杂乱不堪，可他开的却是一辆奔驰230!

教育顾问用汽车拉着我，到一个工地上去见我父亲。显然，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尽管我觉得自己有理。我们到的时候，我父亲正在翻修一幢四层小楼的门面。他斜在梯子上，两袋水泥稳稳地搭在他的左肩上。教育顾问把车停下来，看着脚手架上扛着水泥袋的我父亲。几秒钟后他改变了主意，宣布说：“我们回去!”回到学校后，他说：“就这样，你可以回到班上去!”如此打发我走很令我不解。在他双唇间掠过一丝笑容。我本来应该怀疑这家伙不怀好意，可当时，只觉得惊讶而已。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他在打什么主意，但已为时过晚。学年结束时,教育顾问为我建了一个职业中学取向的档案。正常情况下我应该升入初中四年,可是却被分配到专科技术班。更有甚者，没有任何人提前通知我，这完全是一种个人报复行为。开学返校那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到朱尔-费里中学报到，一个学监把我推出去说，我已不再是这里的学生，从此以后，我已在让·木兰职业高中注册，科目是管道工!在新高中15天以后，我明白自己被算计了，意识到任何努力都将无济于事。

扎卡里亚正常地升入初三。但他因为教育顾问的阴谋而愤慨。我们教育顾问由此一致得出了在国民教育领域中存在的种族主义的三种取向：与肤色相关的种族主义，与文化来源相关的种族主义，以及与社会地位相关的种族主义。我之被迫进入职业高中一事深深激怒了扎卡里亚，或许远远超过了我本人的愤怒。从此以后，他对一切有关国民教育方面的事情都不再轻易相信，因为他哥哥的信任遭到过背叛，他因此决定不再给予他自己的。为了不给教育制度任何可乘之机，他开始严肃认真地上课，甚至不再发生课后留校惩罚的事。

小区里有一个小超市。几个少年隔三差五地将某个窗户插销塞住，然后半夜里爬进去偷糖果。就这样，小区里的地下室成了糖果储藏室。有一天我偶然发现小山一样堆着的各种各样牌子的巧克力……这些战利品被攒着，小区蹦舞会时供大家分享。放假期间，我们有时会一连几天地“站墙根”或蹲楼梯角，有的喝啤酒，有的抽烟。扎卡里亚不喜欢这些，他甚至从来不抽烟。我倒是试着抽几口，但那主要是为了与其他少年伙伴在一起。

初中期间，扎卡里亚彻底放弃了手球。其实刚到纳尔本时，他曾在一个体育俱乐部注册。但第一次训练回来，他认定说水平太低，他不愿意往里搭时间。教练曾来到家里劝他继续留在那里。那是无济于事，我弟弟一旦决定的事很难改变。他雄心大，苛求，遇事极端。年仅十四，他判定了自己在纳尔本没有任何前途，像他在米卢兹期待的那样进体育学校学习。他说纳尔本的俱乐部不够水平，那意思是说不及他本人的水平，所以，参加那里的训练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我的弟弟总是这样，不是左就是右。当他相信什么的时候，他便信若神灵，全力以赴地去达到目的；当他失望时，那就完了，他随时会划上一个句号。

稍迟一些时候，他也试过橄榄球，并在纳尔本拉辛俱乐部注册，该俱乐部曾经是法国冠军队。他玩儿得不错，在场上打边锋。他大概跟着练了两个季度，以后开始抱怨教练的种族主义。我弟弟断言说，阿拉伯人打橄榄球，那怕再出类拔萃，也不会选在十五名当中。那时候，扎卡里亚认为纳尔本橄榄球队是相当排外的。他向我解释说，什么是橄榄球手说的“阿拉伯人”？他就是被他们请上一起去喝得烂醉，然后再被砸得头破血流的那个。

在新学校过了一年，扎卡里亚十五岁了，他结交了一些好友。初中三年是他的另外一个生活转折点，因为他的社会环境变了，在那里他接触的是另外一类人。在孟德斯鸠中学，他周围是一帮小阿飞，而在朱尔-费里的同学却是布尔乔亚子弟,那些企业家、教师家长们为他们的孩子选择的未来是进高等学院读书，带着他们到世界的另一端旅游度假。这是另一种生活，与我们的完全不同。这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它给了我们一种新的展望。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孩子们中间却又不同于他们，这是否使扎卡里亚感觉痛苦？肯定是，但只是在沉默之中。总之，在这段时期，他建立了他一生中最坚固的友谊。好友伊夫，他的父亲是一个公司老板，他将“自然地”继承其位；好友莫里斯，父亲是房地产经纪人。

直到他误入歧途之前,扎卡里亚都保持着与他的朋友们很密切的关系。最后一个在法国见到他的人正是伊夫，那是1996年他最后一次回来时,两人曾一起喝过啤酒。在伊夫家的地下室装修了一个桌球室和一个迪斯克舞厅。扎卡里亚经常泡在那里。我会时不时受邀到我弟弟的朋友家做客。其中有一位的父亲是铝制品厂厂主，家里有一个室内游泳池。简单地说，与弟弟在当时来往的就是这样一些朋友，他们使他明白了权力和金钱的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发现。他很忠实友谊，而他的朋友们也以心相报。他们一起玩儿橄榄球，一起外出。

然而，初中四年年终时，他作了一个让我感到意外的选择。他本来已经因优异成绩而准许升入普通高中一年级，可他却要求去职业高中学习电机!难道是因为他内心有种自卑情结？难道是他想走与我相同的道路？开始的时候我感到十分困惑。我后来明白他确实是缺少对自己的信心，他因自己的社会出身感到耻辱。摩洛哥清洁女工的儿子如何混迹于企业主子弟们中间？他将要去的拉克罗瓦高中以特别布尔乔亚著称，甚至也有种族排外的名声。我不知可信与否，但对于我弟弟来说，“特别布尔乔亚”意味着的是，“与他特别的不同”。在那里上学，要穿最新款式的服装，耐克球鞋，名牌背包。对他来说这完全是异想天开。扎卡里亚只用一句简单的句子向我解释他的决定：“我会孤独一人”。“单独”是从社会条件上看？是的，因为他的朋友们都进了拉克罗瓦高中，可是有谁能分担他的窘境？假如我当时进了拉克罗瓦高中，他大概会另当别论。至少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两个人。

我千方百计地想说服他收回想法。我对他解释说，职业高中绝非康庄大道，他是我们两人中惟一有希望深造的一个。虽然开始的时候会不容易，但只要咬紧牙关，必要的时候发发狠，一切就会正常。可我难道真的有说服力吗？平心而论，我太了解我的弟弟，我知道他是有道理的。他永远都不会真正感到与别人一样，因为他真的与他们不同！我母亲没帮他什么忙。她对他重复说，像对我一样：“选择你们想要的，我对你们很信任。总之别有梦想，我没钱供你们上学，你们自己得打工去。”

不自觉地，我肯定是影响了扎卡里亚，退而选择了职业中专。由于非自愿地被导向了职业中专，一个许多人认为没有前途的取向，我开始极刻苦地学习，以便通过职业高考，再进入技工大专。到了后来，我开始对工厂里的具体操作产生兴趣，在那里我们学做手工，铜管、钢板、铅块，各种材料都接触，使我感到很满意。教师们非常认真，因人施教。唤醒了我精工细作的能力。结果是，当我与扎卡里亚谈起职业高中的学习时，我给他的是一种茁壮成长的印象。以至于他觉得与其在一个布尔乔亚高中得一个普通大学升学文凭，或继续在一所不确定的普通大学读书，还不如选择技工专科，这样前途会更有保障。

于是，他来到了我所在的职业高中。可是他马上就意识到了他犯了一个错误：职业中专的课程水平很低，学生们多数是迫于无奈，而非出于自愿在这里读书。他们带着“劣等生”的标签，被国家教育制度送进了这条死胡同。这是扎卡里亚所无法忍受的。他的高傲在这里遭到重创。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姐姐纳迪娅也越来越远地离开了家庭的笼罩。可能是那种自我牺牲精神的物极必反吧，她摆脱了从小就强加给她的家庭责任。至于我母亲，她觉得长女是个艺术人才。她得了法文的大学升学文凭，得分很高。可是在我母亲的鼓动下，她很快就中断了法文系的课程，而在佩皮尼扬的戏剧学院注册听课！因为阿伊莎坚信她的女儿将成为明星！锱铢必较的她，居然能出钱为我姐姐租了一个小房间。

她原来的老师、校长，甚至民政助理都纷纷向我母亲和我姐姐进行劝诫，说她们正在酿成大错。有的人甚至到我家来说服她们。可是什么也改变不了我母亲的主意，她向人们重复说，她女儿是艺术家，是未来的明星，她的名字将被大书特书，她将闻名于世，而我们的美名也将远扬。然而，事与愿违……

纳迪娅因此很少出现在家中，仅有几次，也是来去匆匆。这使得她更具有优越地位，备受宠爱。可以想像，对于我母亲而言，眼看着她女儿走进荣耀的大道上，这是何等的报答！纳迪娅也真是个不错的演员，她后来去了首都巴黎，并跟弗洛伦的课。

一如既往，我与扎卡里亚小心避免卷入这些家庭枝节当中。我们一直与我母亲、继父和我的姐姐住在同一套公寓里。我们在早晚饭时相遇，有时会在放学后回家放下书包的那一瞬间在门口撞上。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属于这个家的感觉。“家庭”之于我们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我们住在同一屋檐下，我们依赖母亲吃饭，除此之外，我们倔强地保持着独立，特别是不在感情上有任何对她的依赖，这是心理平衡和健康的基本保证。只要有可能，我们甚至回避与她讨论，以免不必要的冲突。

我母亲的性格犹疑不定，容易发火，并且很暴烈。所以最好是别惹她。我姐姐加米拉是她的出气筒。长期受气，她变得很忧郁。本来是个漂亮女孩，小巧苗条，现在却因得了善饥症而胖了起来。吃饭的时候，我母亲会数她吃了多少口，并劈头盖脸地嘲讽她。有的时候，正吃着饭，她会忽然甩出一句：“别吃了，没看你多肥？简直是一堆肉，也不怕丢人，去镜子里照照你自己，都让我恶心！”这种事经常发生，而且她竟然可以在有外人在场时这样数落加米拉。加米拉的反应依情绪而定，有的时候任凭她说，有的时候试图反驳。当她反抗时，结果总是呼天喊地和痛哭流涕。

渐渐地，加米拉的行为越来越异常。有时她会在夜里游走，甚至遇到过好几次侵犯。她于是去见小区的民政助理，希望能获得一间住处。可我母亲接着就去找民政助理，对她说，她女儿所以要离开家，是为了在外面寻欢作乐。阿伊莎还宣称说她爱自己的女儿，她不希望她离开，她如何为她操心，假如女儿重新回家，一切都会好起来。民政助理和加米拉本人最终相信了她的话。加米拉回了家。很快，一切又都重新开始，我母亲嫌她吃闲饭，刷个碗也要摔碎点什么，熨衣服熨得到处都是褶子……什么都可以成为她贬低女儿的借口。阿伊莎甚至给女儿起了个外号，叫“瘪种子”。扎卡里亚和我忍不住进行干预，尽管这些干预无济于事，我们不时劝阻我母亲：“算了，妈妈，为什么你对她这样讲话，别说了！”她只当什么也没听见。我们的继父仿佛并不存在，只是一个影子。不过我们的父亲开始与我们接近。他在纳尔本安置下来，住在大教堂后面。我母亲对他的策略已经改变，不再禁止我们与他来往。相反，她一次次地对我们说：“去去，与他一块出去逛，让他掏钱，把他的储蓄抽空！”我父亲是挣多少花多少的人，有点剩余，他会想到我们。可显而易见的是，他从不会想到给我母亲寄抚养费什么的。

我与扎卡里亚说好，无论怎样要定期去看他。我们比较喜欢他。但不是那种父子之情，当然不是，因为他没有养育过我们。然而，如果说离了我们，他却从没有对我们凶狠过。他从来没有打过我们一下。这一点对于我们可十分重要。我们对他的感觉，更准确地说，是友善。他对我们很和蔼，给我们少许零钱。而且他比较幽默。他的一生很动荡，有过很多冒险，他还带我们去迪斯克舞厅。夏日的一天，正好是开学之前，他作了一个出乎我们意料的举动。扎卡里亚和我在岗贝塔林荫大道与他约会，那是个令人惬意的地方，在运河边上。我们一起散步，他穿着考究，打着领带，向我们解释说他在纳尔本住下，是为了能见到我们。说着说着，我们从一家房地产经纪所前走过。我的父亲忽然对我们说：“跟我来，你们看如何可以找到一份工作，只要心诚！”他走进经纪所，与办公的人们打了招呼，自我介绍说是企业家，想要与经纪所负责人谈谈。恰好那负责人有空儿。他们的谈话让我们发现了我们的父亲的另一面，对此，我们从前全然不知：这是一个对自己、对其专业技能很自信的人。他打开随身带着的一个黑色的文件箱，从里面拿出他完成的一些工程的照片。那是本地道的新闻发布小册子！他向经纪所老板列举他的长处，他的经验，并告诉他自己刚刚到达纳尔本。他毛遂自荐，一举成功。

不久以后，我父亲有了一辆卡车，车箱上用蓝色字醒目地写着：“穆萨维公司”。以他那样单刀直入的方式，他居然一下子拿下好几个工地的工程。他购置必需的材料，还雇佣了几个工人。我们觉得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工作努力，挣钱不少，有条不紊，在他那行里受人尊重。不过，几年以后，这一形象就被破坏了。

某一日，我们正在往纳尔本市政府方向走着。一个人笑着问我们：“你们不是穆萨维家的儿子吧？”事实上，我们长得十分像父亲。我们点头表示承认，并同时交换了一下质疑的眼神。应该指出的是，几个月以来，我父亲又重新不见踪影了。

“我认得你们，小伙子！我认识你们的父亲！”那人咧嘴笑着说。

“是吗？您认识我们的父亲？”

“当然！我跟他一块蹲监狱来着。我这是刚出来！”

那会儿，我弟弟和我，我们没有任何反应。不过我们还是快速瞅了一眼周围，看看是不是有人听到这一切，尤其是看看有没有我们的伙伴在这附近。震惊过后，我们开始询问这个陌生人，他告诉我们一个跟金钱有关的极复杂的故事，并向我们保证我父亲的健康没问题：“他活得不错，是个有气概的家伙，从不会被吓住！”我们估计他也不该被他新的室友吓住。在米卢兹的时候，有人拿着刀威胁他，他白手夺刀，一折两断，并狠揍了一顿那家伙。

回家以后，我们谁也没有对我母亲提起刚刚听到的关于我父亲的事。我们也尽量不把这件事看成灾难性的，有时候还会拿这件事相互取笑。当我们吵起来的时候，其中的一个会悄声对另一个说：“小心点，不然的话，我会告诉所有的人，你是囚犯的儿子！”这种方式的取笑，是第二三度的。

在纳尔本，我母亲和继父一起盘租了一个商业店铺，位于市中心的一个正在翻新的小区。店铺便宜得几乎是白送。他们开了一个食品杂货店，由穆罕默德看店。小店生意很好，而且翻新后的小区不断有新的住户搬进来。我母亲那种与生俱来的经营本领，使她提前做好了装修工程。等到后来将小店转手盘出去时，她又赚了一笔增值费。她与她的同伴赚了足够的钱。便在灰石礁一带买了一块地。那是刚出纳尔本城的地方，靠海。他们手上还有45万法郎，要用这钱买土石材料，自己盖一幢160平方米的房子。

扎卡和我正求之不得，很高兴能离开拉赞堡小区和那里的各种小犯罪活动，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那怪事是，住在这类小区的人，仿佛就像被印上了擦不掉的标签。为了盖这幢房子，穆罕默德担起了所有的工程，从地基到装饰，雇了两名工人当帮手。我和我弟弟的周末和假期，都用在工地上。我们倒水泥，搅石灰，铺放墙角石，挖地基，砌地下室的承重墙，铺地板，砌砖墙，帮着上大梁……我们不停地干着。我母亲自命为工地指挥。她开始什么也不懂，但很会向人打听。她用很多时间到同事家，去参观他们自己盖的房子，去找建筑师为她介绍泥瓦匠，她再去向他们咨询。当穆罕默德向她建议点儿什么时，她永远会回答说：“这是我的房子！”在我们全体贡献下，“她”的房子在三个月内建成了！穆罕默德肯定想过，这房子建起来后，也应该是“他”的。可他错了。

既然如我母亲所说，她没有足够的钱安装一个中心供暖设备，她便在每个房间都安了一个电暖气。我们搬进新房时是九月份，最后刷的油漆还没有干。当初寒乍到时，石灰墙还没干透，所有的墙，都因潮湿而往外渗水。我们就都打开电暖气。第一个月的电费高得惊人，我母亲暴跳如雷，冲我们发火，说我们有意糟蹋电，一遍遍地不停地说我们花掉了她的全部积蓄。气氛也跟过电似的。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对于我母亲来说，一个子儿是一个子儿。可是，她年轻时出于困境形成一种“经济意识”，到后来变成是可以被理解的；再到后来，钱却变成她所关注的一切的中心。

我的姐姐们遭到的指控更加可怕。在阿伊莎发怒时，她认定说纳迪娅和加米拉企图引诱穆罕默德，她的男伴。我的姐姐们非常惊愕于此，告诉她说她们只对与自己同龄的男孩感兴趣。可是我母亲对其中一个说“你撒谎！”对另一个说，“我看见你与他眉来眼去，明白你肚子里打的什么主意！”有时她也不放过穆罕默德，说他是她们的同谋，说他看她女儿的眼神充满淫欲。他只是叹气耸肩，一脸无奈，像通常一样，保持沉默。我们觉得不可理解，认为他过于软弱。事实上，后来我们才明白，他只是在等待时机而已。他有一个情人，住在食品杂货店附近，他与她甚至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某一天，他像平时一样安安静静地把这一切告诉了我母亲，并告诉她他决定离去，从此与他的情人生活在一起。阿伊莎目瞪口呆！她愤恨地说：许多年来她欺负他，可绝想不到他会离开她！

穆罕默德离开以后，我们时不时在大街上碰到他，相互间很礼貌。他从未对我们凶过，我们基本上可以说喜欢他，尽管不论是我们还是他本人，从未试图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关系。穆罕默德离开以后，又有好几个男人进入过我母亲的生活。有的长短不一地住进家中。这一切让我们很厌恶。更有甚者，她在我们面前，她的儿子们面前，不掩盖任何她与其情夫们的嬉戏！一段时间内，他与某个人来往，并把他介绍给我们。后来有一天，他离开后，她把我和我弟弟叫到一起，对我们说：“你们晓得，我要对你们说一件事，因为这事很严重。这不，这人是个同性恋，他刚刚告诉了我。其实他是一个双性恋。”她接着向我们讲那些与他有关的隐私。我和我弟弟惊呆了。我们相互看着，感到头晕脑胀。虽然我们知道她受到扰乱，但却无法想像她会向我们说那一切！这种情况让我们感到恶心并受到伤害。由于她的样子很迷惘，我们便建议她与那人分手。待了一会儿，她站了起来，重新去做家务，样子轻松多了。一出家门，我和我弟弟大笑了起来，笑得发疯。我们不能哭。这又是那种第二度或第三度幽默，这可以使事情不那么绝对化，因此变得可以忍受。

不久以后，她又对我们讲起她当时的“男伴”，一个离过婚的四十多岁的人，给我们的印象是亲切而聪明，可对于她来说，“不够强壮”！可是那可怜的人好像是真爱上了我们的母亲，而她却不断地将他赶走，再重新和好。当我们再也笑不出来的时候，我和扎卡里亚感受到的就只是这种环境令人嫌恶的一面了。我们把这种想法直接告诉了她。然而她差不多一如既往，仿佛她需要观众。我记得多年以后，扎卡里亚向我提起了这段往事时，仍充满苦涩，表情颇为痛苦。再后来，她在纳尔本市场上碰到了她未来的丈夫，一个土耳其人。这个人一句法文也不会说，她把他带回家，与他结了婚，然后，几年之后又离了婚。

应该承认，家里只是我们睡觉的地方，每天都是在晚到不能再晚时才回去。真正的生活是在别处。第二年的整个夏天我们都待在灰石礁区。这是个居住区，住的是建筑师，工程师，公务员……我们邻居中有不少人家都有自己的游泳池、网球场，有的还养着马。我们是惟一的一家阿拉伯人，而且没有任何富有的标志。不过，我母亲，作为一个清扫工，能够成功地在这个区建了房子，这实在意味着真正的社会“升迁”。

在灰石礁有一个宿营地，里面有微型足球和乒乓球。夏天因此不能说不自在。很快地，我们就与邻居家的同龄人建立起联系。我们于是从一个游泳池到另一个游泳池，我们打网球，或骑小马……这些都得感谢扎卡里亚！因为很快地，他便没有任何困难地进入了这个社会。我弟弟聪明、愉快、敏锐而诱人。他的幽默，有时很辛辣，逗得所有的人笑出眼泪。当然也有人看不惯，清扫女工的儿子，摩洛哥人，渗透到当地布尔乔亚社会中间。只不过他们的不满是不露声色的。我们特别喜欢运动，又在拉赞堡养成了出拳头的习惯，这些都不太是小布尔乔亚子弟所擅长的。

如此种种，这个夏天，我们形成了一个十多人的帮派，从东家到西家，从一个游泳池到另一个游泳池，从一个网球场到另一个网球场。网球在我们的邻居中有点是“芝麻运动”。正是如此，像扎卡里亚那样在此之前从未玩儿过，才能很快地获得长进，成了可以被接受的对手。在邻居中，当然也有女孩。

她叫芬妮，金发姑娘，皮肤白皙，淡蓝色的眼睛，人很美丽。她住在离我们家200米开外，她的哥哥吕克是我们的朋友。扎卡里亚是在一个朋友家遇到她的，他们当时是在游泳池边上。芬妮十五岁，与扎卡一样年龄。这次相遇，是一个真正爱情故事的开始。这段爱情持续了十年。那是一种共享的爱情，在我们家中，扎卡里亚从来没有获得过，所以，他试着在别处建构它。他首先寻找的是和谐、温柔、亲情、直率、忠诚和一丝不苟，一言以蔽之：感情安全。他在芬妮那儿找到了它：心灵的姐妹。

我弟弟天性含蓄，十分腼腆。可是他慢慢地开始对芬妮诉说起他的痛苦和悲伤，他对她讲与我们的母亲无时不在的紧张关系，芬妮是他的秘密花园。他从来都不怎么会说到她，可是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与她待在一起。惟一的问题是，芬妮出身于被人们称之为的“良好家庭”，这个“良好家庭”看不上她交往的少年。她的父亲是某个石油集团的高级雇员，开的是双座运动赛车，母亲是公务员。她家里也有一个游泳池，不过，芬妮的父亲公开表示出一种常见的，令人苦恼的种族主义来。芬妮的母亲知道女儿与我弟弟一起出去，开始的时候，并未说什么。可是当她丈夫知道这件事后，她马上就站到他一边，将他们的关系说成是“丢人的”。从前，扎卡里亚只是一个伙伴，是一帮伙伴中的一个，所以他们可以忍受；现在则不然，他代表着某种危险，正在威胁着他们的女儿。

正是在这段时期里，按扎卡里亚的说法，他玩儿的是“鲑鱼”：他逆流而上，从技术高校的入学文凭，到技工大专文凭。虽然漩流湍急，他还是成功地到达了目的地。他因此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感到自豪。可是，他的女朋友的父母却好像对此不以为然。一直到这时候，扎卡里亚对他们的敌意采取的态度都是不去介意。像我一样，他觉得有些人之所以有种族主义情绪，那是因为他们无知，而不是因为他们很坏，因此，他们肯定是“可教育好的”。他相信芬妮父母最终会了解他，从而改变态度，直到解除对他的防犯。仁慈的看法，却是错误的。他见到他们的时候，总是彬彬有礼，面带笑容。然而这没有改变芬妮父母的成见：他们的女儿的价值“超过一个阿拉伯人”。

芬妮大概不应该过于忠实地向扎卡里亚原版复制其父母的种族主义言论。从那时开始，他开始承认他们的种族主义与其愚昧有关，而且无论他怎样努力，他们都不会变得更聪明些。他于是开始藐视他们。他不再作任何努力，并且在他们面前炫耀地显示自己的新姿态。当他去找芬妮时，他不再进他们家的院子，而是站在他们家门前的马路人行道上。这反倒更方便了他们吧。至于我母亲这边，扎卡里亚绝不准许她走近他的情感生活。他带芬妮去我们家的条件是明确的：绝对不会在家里遇上我母亲。

在家里，扎卡里亚与我母亲的关系从来都不那么简单。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关系在一步步恶化。我能够听她喊，耐住性子，得过且过，等待雷鸣电闪过后她安静下来。我从心里对她有着温情，知道她的工作有多辛劳，而且不受任何人重视，这一切是她疲惫易怒的重要根源。

可是扎卡里亚似乎已经耗尽了他所有的耐性。他开始拒绝任何妥协，远远比我倔强。而且他是一步也不退让。对他来说，用沉默换平静那只是怯懦。从十四岁开始，他不再给我母亲任何得逞的机会，特别是在看着她折磨加米拉以后。有一天坐在我们的房间里，他双手撑着头，声音沮丧地对我说：“一切都完了。我不再会向她让步半分。这个女人不只是疯子，还是个不公道的坏人。”扎卡里亚已无法再忍受那让地动山摇的可怕的家庭争端。

他看我母亲的眼神变得冷冰冰的。渐渐地，我想他不再感觉到任何对她的爱。他评判她，骗子、仇恨者、危险人物。当他谈到她时，用的是“这个女人”，比如：“这个女人是个骗子，这个女人令人讨厌”，“她的话跟响尾蛇似的”。当他们吵架时，整个气氛变得十分沉重。扎卡里亚嫌她太异想天开，幻想出一些怪念头，然后让自己信以为真。可是他可受不了这个。她越急，他就越保持着尊严地使用一种平静而冰冷的语调。他知道得很清楚，这会使她更慌乱，她则喊叫得越来越厉害。他大理石般地直盯着她，告诉她：“你在撒谎！这是假的！你编造了这个故事！你是个骗子！”她开始声嘶力竭。

我不赞同他的看法。与她一贯地对抗，铆着劲跟她对着干，在我看来没有任何意义。总而言之，她除了自己的意愿，谁的想法都不会听。既然如此，坚持有什么好处？她相信某件事，谁都别想让她明白她错了，或她没看清，没听懂。她说她信，什么也别想让她松口。我的策略是，为了避免把这个家每天都变成战场，就任她喊，别理会；听她说，直到她已消气儿为止。然后，等她平静下来的时候，试着让她恢复理性。经常地，我也劝扎卡里亚学会让步，不要总是顶着她。他也试着听我的。可是当他努力保持安静时，她会刺激他，直到他爆发。我母亲的信条是：永远也别调解局势。

继加米拉之后，她找茬儿贬低和羞辱的对象是扎卡里亚，因为她感觉到他审判她，藐视她。她明白他不再怕她，而她也不再能体罚他。于是，她就想方设法地向他证明他将一事无成，比白丁更白丁。

我知道这些关于我母亲的说法是很重的，但这只是对真实存在的直接描述。她的言辞之过分，读者自己可以判断。她对我弟弟重复的是：“你是个无赖，你是罪恶之源，你是个杂种！”她就这样地打击他，称自己的亲生子是“杂种”！当扎卡里亚听着这些侮辱言辞的时候，紧握着拳头，绝望地强制自己不要冲动。那是很难的。更难忍耐的是，这些侮辱、喊叫会持续数小时。我母亲与我弟弟的口角可以从晚上六点开始，一直进行到凌晨两点。我母亲停下来的时候，是当她看到她的儿子已经彻底到了极限，接近精神崩溃的边缘。大多数情况下，扎卡里亚在她面前能够挺得住，可是只要转过身去，他就再也无法忍下去，通常是呜咽啜泣，可是从不会在她面前。每次我都会向他重复同样的句子：“你可千万别这样，那是咱妈，你明知道她有病。再说她太累，她的工作使她疲惫……”

地区议会助学金的事十分典型，体现了我们家常有的危机。扎卡里亚和我每天上学的路很远，奥伯地区议会便决定给我们两人以交通补助。我母亲每个月都会收到这两份钱。他应当交给我们，以便我们购买公共汽车的月票。可是她说，我们平时花销太高，她没钱再给我们。她会说：“你们自己想法去学校！”或者说：“我已把钱给你们了。”当我们再坚持时，她就说我们是骗子小偷。

“那我们怎么去学校？”

“我已经给你们钱了！”

“没有！把钱给我们，那不是你的钱！”

“你们是骗子，你们早就把钱花光了，我给过你们了！”

接着她会羞辱我们说：“肮脏黑鬼！”“肮脏种族！”结果是，我们曾从她的钱包中偷出过我们的车票钱，那是出于无可奈何。每天早上八点我们必须到校，而我们家离学校七公里。从学校回家，我们试着搭车，有时候人家停，更多的时候被晾在路边，大拇指向上伸着，没有人理会。谁在早上七点忙着上班的路上，捎上两个皮肤棕色的大小伙子？晚上，同样情形，只是方向相反，十八点以后。相当一段时间，我不再与她计较此事；而相当一段时间，扎卡里亚不肯罢休。终于有一次，阿伊莎让他领教了一次他称之为的“吞苍蝇”。扎卡与她的争吵因此达到登峰造极。

那一天扎卡里亚将参加技术高校入学文凭考试。他必须在早上七点半到达学校，等候点名。平时的公汽路过这儿太晚，扎卡里亚因此请求我母亲破例，第二天早上开车送他去学校。她答应了他。那天早上，扎卡里亚早早起床，做多种准备。屋里静悄悄的。过了一阵子，他看着时间快到了，就去敲我母亲房间的门。没有回声。他再敲，还是没声。他于是开门进去，阿伊莎半睁着眼睛看他，他说：“妈妈，快一点，我要迟到了。”她回答说：“我太累，你自个儿想办法吧，让我再睡会儿。”她翻了身想继续睡，扎卡坚持着。她开始发火：“管好你自己的事儿，让我安静点儿!”扎卡里亚气极了，摔门而去。因为试着搭车，他到学校时已晚了三刻钟。考试结束的时间到了，他没能够完成答卷。狂怒之下，他把答卷扔到废纸篓里，离开了考场。幸亏一位对他很同情的老师，从废纸篓里把他的答卷捡了回来，并交给评委。扎卡里亚竟成功地获得了高校入学文凭。

从这时起，扎卡里亚与阿伊莎之间的关系变得白热化。他永远都不再会原谅她这一恶劣的做法。他后来总说：“我知道她不会帮我做任何事，可我万万想不到她会做这种事来害我。”每一次他们之间口角时，言辞之激烈都在升级。她用最难听的字形容他，他则针锋相对地回以最辛辣的言辞。他控制着，可难道他没想过揍她一顿吗？这种愿望至少可以从他的眼神中看出来。

在一次他们争吵的时候，我被迫干涉，以免他动起手来把事情弄过头。我于是建议他离开家，以免他自己崩溃。“你得走，兄弟，我来想法子。”我请一位住在纳尔本中心的朋友留他住些时候。扎卡里亚走了，那是1986年的某个早上，一个决定性的出走。不过，1988年他曾回来住过，很快又离去。直到1996年，八年以后，再度回来，剃着光头，留着长须，穿一条米截裤子，那是为了，据我母亲说，“请求原谅”……第四章、遭到排挤，无处寻根
再回过头来讲我们的故事，看看我们所承受的文化断裂。在我们的青年时代，我和扎卡几乎不了解摩洛哥。我们只去过两次，一次是1974年，另一次是1977年。第二次我十岁，我弟弟八岁。那时我们几乎不认识我母亲家中的多数成员:如外祖母，小姨，两位舅舅，表兄妹等。外祖母曾到米卢兹来过我们家一次，当时我们还很小，对她几乎没有什么印象。

一到懂事的年龄，母亲便给我们描述了一番我们根本不了解的她的家庭，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她说她母亲，就是我们的外祖母阿米娜，是个很坏的女人。至于她的哥哥穆罕默德，她的妹妹竹吾尔，她说他们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做了太多的努力。不管怎么说，我和扎卡里亚好像既没外祖母和舅舅，也没姨妈或表兄妹。因为同我们的姐姐们相反，我们几乎没机会见这些家庭成员，而纳迪娅和加米拉曾经陪伴母亲回过好几次摩洛哥，她们有根，我们没有！母亲带纳迪娅回去是因为以她为荣；而带加米拉是因为想把她嫁给当地人。有一年夏天，她甚至把加米拉留在了她哥哥家里，好给她许配人家。可是根本没用！

有时候，母亲讲出来的话如果是出自一个祖籍法国人之口，有可能被视为种族主义者。可她自己，虽然极力想忘掉，却也是阿拉伯人。她就是想随心所欲、没有任何阻碍地让她的儿子们不要同阿拉伯世界有任何关系，而她自己便是从那里来的。

她的有些做法绝对是想要割断我们与地中海的渊源，比如说我们从不过穆斯林节日。摩洛哥人一般来说都是快乐而虔诚的信徒，特别认真地过斋月（Ramadan）、庆祝先知诞辰的马威节（Mawlid），还有拉伊德·爱尔－克比节（Aid el－kebir）。而我们住在灰石礁（Roche－Grise）的时候，已经是青少年了，我母亲却过起了圣诞节！我们在职业高中里面的所有马格里布伙伴们都欢度这些穆斯林节日，可我们连它们的意义都还不甚了了……我们只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家与所有别人的都不一样，我们不觉得是祖籍法国人：每次我们遇到种族歧视的问题对此都深有体会；我们同其他摩洛哥人生活得也不一样。

结果便是，我们的心中不知不觉埋下了空虚的种子。我和扎卡里亚都试图填满心中的深壑，只是方式不同而已。像其他同代人一样，我们意识到对祖先的文化了解得不够。我们几乎根本不知道阿拉伯世界里的社会准则，但我们的出生地法国并不因此真正接纳我们。祖籍法国人经常让我们觉得同他们“不完全一样”，且对这一点毫不在意。这种模糊不清的感觉日日折磨着我们。而当我们终于要忘记这一点时，只消一个词便毫不留情地把我们重新唤回记忆，那就是人人皆知的“融入（Integration）”。

在我们的整个青少年时期，这个词总是敲响我们的耳鼓。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完全了解它的含义。我们生在这里，在这片土地上，在这个国家，我们就在这里长大成人。让我们“融入”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的内涵到底是什么？身为法国人，我们应该怎样才能“融入”法国社会？在成长的过程中，从儿童到青少年，从青少年再长大成人，我们一直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作为本来就在文化定位中感到痛苦的人来说，这是十分令人烦恼的。更何况在身份冲突之外，家庭中也找不到安宁，那么这个人在社会上便有“无从归属”的感觉，仿佛一个自由电子，漂移在这个既无信仰也无法律保障的人世间。

在我的记忆中，第一次受到一个熟人种族歧视的侮辱，是在我们只有八岁和十岁的时候。当时我们住在米卢兹凯塞尔堡街8号，楼下有一块很大的绿地，对我们来说这是一处理想的游戏场所。每天放学以后，我和扎卡总在这里和同一个伙伴玩儿弹球，是我们邻居家的孩子。那是开学之后几个月，有一天下午大约四点半的时候，他像往常一样走过来，我们叫他:“雷米！”可他一动不动，只在远处看着我们。我们走近他问出了什么事。

“我不能跟你们玩儿。”

“怎么回事，为什么你不能跟我们玩儿？”

“因为我父母不让。”

“可是你父母为什么今天不让你跟我们玩儿？咱们不是每天都在一起玩儿弹球的吗？”

“不是，不光是今天，以后永远都不可以。他们说你们是黑鬼，说不让我跟黑鬼在一起玩儿。”

我和扎卡里亚互望了一眼，与其说是受了伤害，不如说是吃惊。雷米也像我们一样慌乱。他知道自己刚才说的话是很重的，可是他也许还并不真正懂这些话，我们也不懂。我们还是孩子。就算我们以直觉领会了这些句子，也还不能理解它们的言下之意。但我们明确知道，我们不是“黑鬼”！这便是我很久以前记得的种族歧视的一个例子。慢慢地，我们就习惯了……

在拉封丹（La Fondaine）学校里，有一名小学教师对马格里布人深恶痛绝。他还在行动上表露无遗，简直匪夷所思。比如说他在厕所中遇到阿拉伯裔学生时，他就揍他！所有的学生都知道他的行为，但没人说话。扎卡里亚被打过，我也被打过，别的马格里布同学都被他打过，没有人告状。这便是黑手党的禁声原则(Omerta)。好像这只是我们和他之间的事，好像这便是一个种族歧视的教师所规定的游戏规则。游戏的目的是我们要比他更狡猾，不能和他同时上厕所。孩子是明白不了这种情况的，他不懂“为什么人会有坏心”。他只知道“有些人是坏人”。这便是生活的教训。然后，一旦长大，他就学会了不要让别人占便宜。他学会了用拳头说话，他能打人就打人。他还学会了如何识别有偏见的人，好像心中有一只巨大的雷达在运作。可惜的是，这部雷达并不总管用，还差得很远。这便是为什么我们社区里的大多数孩子都会打架的缘故，而好街区的青少年便不会如此。

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遇到这类种族歧视的情况，我和扎卡里亚马上跑回家告诉母亲，这种事是为数不多的几样能让她有所反应的事。她被激怒了，一遍遍地说:“都是些种族主义者，都是些种族主义者！”可是为此她能做什么呢？在这类寻常的种族主义行为中，掺杂了太多的愤怒与绝望。如果我们在有时有旁观者的情况下当场不作反应，如果我们没有能力立即作出反应，我们就只能独自咀嚼怨恨，责怪自身的缺憾。可是已经晚了，已经不能有所行动了。比如，母亲有一次在超市购物时被收银员抢白了些不恰当的话，却不能再去讨回公道。即便她去了又如何？收银员是肯定会矢口否认的，最坏的情况下她还会大闹一场。

后来，等我们进入前青少年时期，对这类事情的反应就不一样了。通常，和我们一起出去玩儿的女孩子们说，她们的父母对此事确有看法，不希望他们的孩子同阿拉伯人来往，对此我们只是耸耸肩膀。十三四岁以前，大人们的看法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我们也不想用过多的精力去思考这类问题，而且我们潜意识里明白这样的事情是没有解决办法的。

勒庞在法国政治领域中地位的上升在法国种族歧视的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国民阵线（le Front National）在市政选举中取得了一些市长议席，更在198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席位。在此之前，还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宣称自己是种族主义者。有些法国人确实是，但他们当时还羞于承认。可是当勒庞的选票打破了他自己的记录以后，一些法国人便不再遮掩他们的真实想法了。越来越多的人把他们心中的信念公之于众:“还法国以法国人，厌倦移民，打倒阿拉伯人、黑鬼和犹太人。”他们的吼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大，他们甚至还要求有“种族歧视的权利”，将它作为自由健全标志的特权！这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很久以后，法国社会在2002年的总统大选上为此付出了代价……

至此为止，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种族主义和排斥现象的存在，可是当法国好几个城市的人公开宣扬他们的排外倾向时，这就意味着人们的价值观念改变了。“自由、平等、博爱”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我们知道这其中有双种语言，一边是官方，另一边是现实。对我们来说，这是很严重的。这不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就是说我们同其他法国人“不一样”；或者更为严重的是，我们根本就不是法国人！然而我们的的确确是法国人，我们生在法国，长在法国，学在法国，我们的儿童与青少年时期都在这里度过，我们在这里有朋友，我们在这里工作！

前青少年时期，我们已开始独自办理一些行政手续，比如说去市政府开一张家庭户口表格。我们在上面明明填写了法国籍，可是两次中总有一次，在窗口交还表格时职员会问我们，我或者扎卡，到底是什么国籍！

不管怎么说，就算我们还意识到自己是与别人“不一样”的法国人，我们也同样知道跟其他摩洛哥人不一样。我们是在伙伴的家中开始接触不甚熟悉的摩洛哥的，那也是仅有的几次机会，而从来不在我们自己家里。然而我们愿意做像松费纳，像卡莱德，像穆罕默德那样的人。每次中学开学时，我们都得回答在家中是讲法语还是讲阿拉伯语的问题，我们很难过；相反地，我们难过还因为我们的“与众不同”在学校里并不得到承认。比如说历史课和地理课上，老师给我们讲授的阿拉伯人或穆斯林总是法国人的一面之词。而历史课所涉及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就是法国人同阿拉伯人的战争！

学校食堂里每天也都会发生些小的不愉快，因为尽管我们对宗教一无所知，也被规定不能吃猪肉。因此整整一年的每一天，我们都得提同一个问题:“除了猪肉，有没有别的东西？”而整整一年的每一天，我们得到的总是同样的回答: “为什么？”

“因为我是穆斯林。我不吃猪肉。”

“啊呀呀，这些穆斯林教徒，你们就不能和其他人一样？”

有这么一天，菜单上有豌豆烧五花肉丁。我问完问题，厨师拿回我的盘子，多少有点不高兴地用叉子把五花肉丁挑了出来，还给我盘子时抱怨说:“就这点肉丁还非要找麻烦。”一位不是穆斯林的同学回答说:“你呢，要是别人在你的盘子里放几克脏东西，你会高兴吗？”我们再次感到受了冒犯。事实上我们觉得有失落感，我们既不以法国人的方式生活，也不能在马格里布模式中认同。

我和扎卡所感觉到的，上百万的马格里布或非洲青年也感觉到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真正的社会生活始于学校，小学老师以及中学教师的看法都对他的成长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他既感觉没有受到尊重，也感到没有被接纳，孩子将不会得到全面的发展。

其实有时只需很小的一点努力，公立学校就可以不让穆斯林的孩子们受到过分的伤害。国家肯定是可以做出这种努力的，哪怕只是为了减少社会上没有归属感的人，让他们不再生活在痛苦之中。忍受并非有助于思考，痛苦不是抽象的，只能在心中承受。然而当它已经表露出来时，就已经太晚了：在缺乏价值观念的情况下，过多的侵犯与苦恼会使青年人终有一天要爆发，以犯罪的方式，或更加激烈的方式……

我们在米卢兹的时候，我和扎卡里亚还小，但我们之间经常谈起，法国的种族歧视者真是很多。在纳尔本，排外现象是另一种表现形式，纯暴力的景象时有发生。夏天，这个地区的各个镇子里到处都组织节日。我们当时是十七、八岁。这类节日显然是个让我们能够尽情开心的机会，去结识女朋友。我们每每搭车尽兴前往。有一天晚上，和另外两个伙伴一起，我们去了古尔藏（Coursan）小镇的节日，离家只有几公里远。这个节日是在市政府中心广场上举行的，上面立起了几个舞台，有一些乐队。结果是我们不得不跑进葡萄园里落荒而逃，因为镇里有一帮年轻人要教训我们这些黑鬼！我和扎卡多少次去过类似的小镇节日，离纳尔本只几公里路，多少次不是像这样穿过葡萄园逃离村庄？只是为了逃离类似的对马格里布人真正的愚蠢暴力。有时，可能这些年轻人只多喝了几瓶啤酒，便有了打人的冲动，找着个借口就会冲上去打架，从而挑起一场斗殴。好在有时是我们把他们打得仓皇逃窜！人多力量大，但这类殴打通常是劈头盖脸的拳头像雨点一样落下来。

1989年在纳尔本，七月十四日国庆节的晚上，一次倒霉事件在我们心中彻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使我们对整个社会制度产生了怀疑。这天晚上，很晚了，接近午夜，我从纳尔本的朋友家出来，他们邀请我吃了晚餐。正好是在要放烟火之前，他们开车把我送到市政府广场，离我要找朋友和弟弟的地方不远，在运河附近。这里是旅游区，街上有很多露天咖啡馆，距离目的地我只有一百米要走。我慢慢走着，这时后面有人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我回头一看，看到这人大概二十五至三十岁的样子，可我不认识他。他对我说:“请你来一下，我有句话要跟你说。跟我来。”我觉得他的行为有点奇怪，便没理他继续走我的路，也没提防他，因为周围都是人。

走了大约十到十五米，我的肩头上又感觉被人抓住，我回过头，有点不高兴，却仍然没有提防。然后“啪！”那人在我脸上正正地扇了一耳光，我被打得翻倒在旁边的花丛中，他把我完全打懵了。可我还是站了起来，看见那家伙还要扑上来打我！我慌慌张张地拔腿就跑，因为我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打我。可是在慌乱中，我把方向搞反了，离我弟弟等我的地方越来越远。我过了马路，跑过广场的拐角后便看见六七个警察。我赶快跑过去叫道:“有人追着打我！看看他把我打成了什么样子！”我的脸上都是血。警察们带着怀疑的目光看着我。这时那人追到了，扑了上来。我躲闪着仍冲警察大叫:“就是他，是他！”只见警察拿出一支催泪弹，一只手抓住我的头发，另一只手把催泪气体喷到我脸上！我惊愕不已，眼睛火烧般疼痛，我呼吸困难，决定逃跑，但我只拖了一百米就体力不支昏倒在一家餐馆的橱窗前面，里面刚好有我的朋友在用餐。幸亏如此！因为他们从里面赶出来救我时，那人又追过来了！他想打死我！我的朋友们挡住了他，把他赶跑了。朋友把我送到医院，我的脸被催泪弹烧伤。我极度震惊，并非因为那个显然要置我于死地的家伙，更主要是缘于那些警察的态度。作为受害人，我请求他们救援，结果他们向我施用催泪弹！

母亲赶到医院里来看我，她跟我一样震惊，坚持要把这件事作个了结，要去警察局告那家伙，告那几个给我施催泪弹的警察！第二天，我就和母亲一起去了警察局申诉。结果一无所获！根本没法申诉！值班的警察不断地重复说:“您知道，我们值勤的时候没法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在我们的一再坚持下，他开始不耐烦起来，把我们赶了出来，并骂骂咧咧地说:“我们可不是光干这个的。事情到了这一步，你们就知足一点吧。滚开！”我和母亲两人感到既愤怒又厌恶。

过了一段时间，一位律师朋友跟我说可以直接向检察官申诉。我在种族歧视报警协会（SOS Racisme）里认识人，协会支持我把这件事申诉到底。最后终于起诉了那人，他承认打得没有道理，被判七天刑缓期执行，并赔偿2500法郎。至于那些警察，我再也没听到任何消息……

扎卡里亚在这次事件中同我一样经受了创伤，甚至比我更重。我们狂怒了！人们能否想象得了被人殴打的惊恐？想象去找维持公正的警察寻求庇护，结果发现被他们置你于死地？对我施催泪弹的警察并未辱骂我，但这比骂更要糟糕。对他来说，在阿拉伯人和祖籍法国人之间，肯定是阿拉伯人不对。仇恨便是这样永久地埋在了一个人的心中。

仇恨淡薄后，戒心却存下了，特别是在我弟弟身上。从此以后我们明白，在警察当中也有法西斯分子。往后，经过思考，我的看法变得比较辩证一些了，我知道不能以偏盖全。但直到现在，如果遇到什么问题，我第一个反应决不是去找警察！

几年以后的一天晚上，扎卡里亚要带他的女朋友去一间舞厅，是在灰石礁的卡西欧佩（Cassiope）。我当时劝他不要去，因为我太了解这所舞厅能发生什么样的事了，我们每次去的时候总会受到侮辱。大多数情况下连大门都不让我们进去:“就你那模样还想进？”为了避免遇到这类不开心的事，我决定不再去这一家。但扎卡很固执，他想带芬妮去这家舞厅，他就肯定会去。这天晚上，他们倒是没有任何困难就进了舞厅，因为他们是一对，守门人把他们放了进去。但一进门事情就不那么顺利了，扎卡里亚同芬妮正在舞厅中跳慢步，有个人在我弟弟的肩膀上拍了一下，还没等他转过身来便给了他一拳，扎卡的嘴角马上就流出了血。他反过来给那人脸上打了一拳，把他打翻在地；又过来一个，扎卡一肘子打碎了他的锁骨；又来了第三个，冲我弟弟的脸打将下去，在雨点般的拳头中，扎卡听到的是:“这些黑鬼真讨厌，居然敢抢我们的女人！”在这场打斗中，芬妮一直在旁边啜泣，她为扎卡里亚感到害怕。最后看门人拦开众人，把扎卡带走，一直守着他到舞厅关门。最后他们还把我弟弟和芬妮一直送到家，以防止那些人再来找他们要他的命。第二天，扎卡的眼睛肿了起来，嘴也变形了。我惟一能对他说的就是:“我说过不让你去！”

殴打扎卡的三人之中有一个是像我们一样的高中生，是个橄榄球队员。作为哥哥，星期一我便义不容辞地去找他理论，为前天晚上的事替弟弟打抱不平。幸亏有一位自告奋勇的学生帮助了我，才庆幸自己没有像弟弟一样被打得破了相。这名学生说是因为看到双方实力实在悬殊才鼎力相助，因为对方比我足足宽了两圈！我们两个加在一起也就刚刚把他打败。从此以后，直到学期末了，我们之间的仇恨一直没有消除。无论如何，职业高中里的气氛是很令人难以接受的。现在，有些年轻人直截了当地承认说他们就是种族主义者，不过这种说法不太妥当，他们并不是“承认”，而是公开宣称，由此可见人们的观念变得多么令人担忧！

与此同时，类似的不利环境很快就在就业市场上显现出问题了。作为原籍马格里布的法国人，我们深深地感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我们在校的成绩都不错，然而一涉及到要去企业寻找实习，问题便复杂化了。有些企业经理甚至说得十分明确:“我不要阿拉伯人。”他说这话的时候旁边永远不会有人听见。另一些人的说法不一样:“抱歉，我们刚刚招了人。”可奇怪的是第二天，同届同学会高兴地告知他刚在那家企业找到了实习。我们还能说什么？种族歧视的后果之一便是：有时我们会怀疑自己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我们不知道没有得到这个位置是因为自身的职业能力比不上其他同学，还是仅仅因为我们有一张阿拉伯人的面孔！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扭曲的现实，我们将因此变成顽固的偏执狂患者。

扎卡里亚遇到这类问题的反应比我更强烈，因为他是纳尔本职业高中“自动化系统维修”的第一届学生。两年之中，他要到企业做十六个星期的实习，学生们必须自己寻找培训实习单位。一般来说，他们是通过关系、认识人或全凭运气。而对扎卡和其他马格里布及非洲裔学生来说，便只有依靠了解他们困难的老师帮助他们。杜蓬先生便是这样一位维修系的好老师。我和扎卡里亚根本不用跟他解释由于我们是阿拉伯人找不到实习，他猜得出来。可他也不明说要帮我们找，既是给学生面子，也出于老师的谦逊。我们知道他明白我们的处境，这对我们来说既是解脱也是负担。我们每天上课，每天都会遇到这一类的问题。

更不必说有些教师本人便是种族主义者，扎卡里亚经常抱怨这样一位老师。他的同事都知道这件事，这是个不露声色的歧视者，表现在给学生打分和成绩单的评语上。扎卡里亚跟我和芬妮都讲过，可仅此而已，我们能怎么样？扎卡对这类侮辱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他同我的反应不同，他把自己埋在痛苦之中，任它悄无声息地折磨自己。当我是歧视的受害者时，结果也是一样的：他全身心痛苦地承受这些，甚至比我还强烈。杜蓬先生每次都帮扎卡里亚寻找实习，第二年他又帮了我的忙。也是他帮扎卡在维克多－雨果（Victor－Hugo）中学找到了住校职员的工作，使我弟弟能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挣口饭吃。

直到目前，在公立教育系统内部，仍有人否认种族主义和歧视问题的存在。我第一次听到一位教师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是我当代课老师的时候。在有关职业初中会考（BEP）的一次电子教学讨论会上，一位同事发言时说:“怎么才能给我的马格里布学生找到实习？有些企业主直接对我说:‘我不要阿拉伯人’”。教学督查的回答是明确的：在法国，有针对种族歧视现象的法律条文。这只说明工作上的歧视仍然存在。同过去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 歧视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而且人们现在可以公开地谈论这个问题。第五章、扎卡梦想: 谋个好职位
1986年夏末，我也离开了灰石礁。我跟母亲解释说我要去找扎卡里亚，我要同他住在一起，这对我弟弟会有好处，他将不再独处。当时她什么也没说。此前我和扎卡为市政工程干了一夏天的临时工，如建路，清理桥下的沟渠等。这类工作是体力活，我们因此挣了点钱。我请求母亲陪我去租一处私人住房，是在市政府广场边上。并不是要她给我作经济担保，只是给房主一个正式的保证。啊！真意外，她居然同意了。我们租到了房子，我们终于独立了，找到了安宁！但是这种奢侈是有代价的:那就是要付房费。

我们要自己想办法，找些小工来做。物质上，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幸好我们中午都在食堂吃饭！扎卡拿到了职业初中会考文凭。从此以后，他下定决心，做条“鲑鱼”：这个说法似乎挺适合他，因为他要溯流向上重新回到传统学业中去。他可以先进入高二学习职业高中的“自动化系统维修”。这时我还在读职业初中电力技术的最后一年。

晚上，在我们自己的单间公寓里，我们每天吃的是面条加土豆！有时我们应邀去朋友家吃饭，对此我们从不拒绝！让我们的肠胃做决定：“去某某家吃饭吧，他的冰箱总是满满的！”为此，我们稍稍感到一点自责,但扎卡里亚始终拒绝接受母亲的接济。芬妮把我弟弟照顾得很好,她总是尽量经常给他带来大袋的食品，特别是很多有维他命的果汁。有时他同我一起分享，但要等他心情好的时候！生活过得艰难，我们吵架也比以前多了，大多数情况都是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冬天来了。好在德瓦盖（Devaquet，当时法国高教部长－译注）改革计划导致的罢工帮助我们渡过了难关：我们建议把我们的单间住房作为“反德瓦盖计划”学生组织的总部，我们这是有计划地参与了他们的阵营。如此，我们的冰箱总是满的！然而这一学期结束后，我们的精神和体力都消耗殆尽。尽管如此，扎卡里亚还是顺利通过了考试继续上职业高中的最后一年，我也成功地取得了职业初中的毕业证书。

在学期结束之前不久，我们又搬家了。一个同伴的母亲同意给我们一所大一点的公寓住，条件是我们答应她做一些小工程，这些工程完全超出了我们的体力！这所公寓不太干净，墙纸脱落，墙壁上渗水，我们的衣服总是潮湿的！扎卡里亚老生病，他经常处于感冒和扁桃腺发炎的状态下。

芬妮一直很关心他，给他拿药来治病：可不能在他要过全国职高会考的时候生病啊！幸好一位老师帮他在纳尔本维克多－雨果中学找到了一个住校学监的位置，这样他平时就在学校吃住。对他来说，至少只有周末和假期是最难过的！

虽然我们同母亲没有任何联系，却仍能在街上遇到她，纳尔本毕竟是个小城。扎卡和她之间不讲话，而我得同母亲打招呼。我只避免让这类相遇不要持续太长时间。而母亲呢，只要一有机会就连珠炮般地抱怨我弟弟。我跟扎卡里亚从不谈论母亲，因为这类谈话只会在他心中激起怨恨。尽管困难重重，扎卡里亚仍取得了职高全国会考文凭，然后还在佩皮尼扬通过了商业兼技术高等技师学校（BTS）的入学考试，学习机械工程和电子工程。

他的生活终于要改变了，他要享受一份助学金，在大学里拥有一间学生宿舍。他的生活有了保障，但条件是我们的母亲要提供一份在大学申请助学金所需的材料！就这点要求也是过分了，因为她拒绝提供材料！因此我们需要找一位社会辅助人员,先是扎卡然后第二年是我，在证明材料不齐全的情况下，帮我们在地区教育局建立所需的文件。最后终于有幸被接纳！据说父母与成年孩子有矛盾时，这类情况经常发生。

接下来的一个夏天，像往常一样，我们去修路和碎石。9月，扎卡去了佩皮尼扬并在那里得到了一间学生宿舍。芬妮一步不离他，她在佩皮尼扬高等技师学校注册了商业运作专业，并在市中心租了一间公寓。因此他们几乎就住在一起了，而那间学生宿舍只用于接待来来往往的同学朋友们。对我弟弟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学生生活”的开始。至于我，我正在纳尔本准备全国高中会考，继扎卡以后我也在维克多－雨果中学做住校职员。从此以后，我们之间相隔了六十公里，但一般来说周末我们总会聚到一起。扎卡经常从佩皮尼扬回来：他在纳尔本租了一间小房以便同回来看望父母的芬妮相聚。周末我住在中学里，奇怪的是，扎卡并不建议我去找他。一段时间以来，我觉得他变了许多，我感觉他同我有了距离。要知道过去的两年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有些紧张：由我们被排斥状况所引起的争吵有时是相当激烈的。这类争执不仅没有拉近我们的距离,反而疏远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但这时我该准备高中会考了，没时间考虑这些问题。扎卡的大部分时间同他的女朋友在一起。他有年中测验要准备，有他作学生的很多义务要完成。年终时，我也通过了全国高中会考，评语为“好”，也在佩皮尼扬注册了高等技师学校。我在大学租了间学生宿舍，这时扎卡已住在芬妮的公寓里。这是1989至1990学年，我弟弟正念高等技师文凭的第二年，我们又重逢了,这一年对我们来说是个庆祝之年。每天晚上我们到其中一家去吃饭，我们有共同的伙伴。扎卡回纳尔本时，会去看伊夫，是他中学的同学；还有达夫，他也进了同扎卡一样的高等技师学校学习。因此在扎卡的周围都是他非常忠实的老朋友。他还结识了一位爱好武器的瑞士同学。

每两个月我们有三天的测验，在这几天之中至少我们会在一起做功课！虽然扎卡经常外出活动，而且大部分时间不带芬妮，可他仍然对她一如既往地忠实。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女孩子，她们勾引他希望命运能够光顾她们，可是她们枉费心机！

1990年夏末，我从巴黎大区开车回来，在纳尔本停留了一下，去看加米拉。我在母亲的房前按喇叭，我姐姐跟一个年轻女孩子从她所住的地下室里走出来，加米拉给我介绍说她叫福佳，是我小姨的女儿，也就是我的表妹，她到法国来注册学习第三阶段（硕士博士阶段－译注）。我们互相交谈了一下各自的学习，我建议她跟我来佩皮尼扬。我把她介绍给扎卡里亚，两人之间马上产生了好感。福佳谈论我们母亲家的方式对我们来说十分陌生，通过她我们才得知这是一个多么和谐幸福的家庭，而我们根本一点也不知道。我们整晚整晚地谈起家中的某一个成员，我们和母亲家庭的纽带重新连接起来，我们对这个大家庭的兴趣也越来越浓。福佳的经历与我们的完全不同，她家庭和睦，我们感觉得出她对家人的爱，她的父母也很关心她的近况，经常给她打电话。她说她父母让家中的四个孩子都受到了高等教育。自然地，福佳试图让我们母子重归于好。可是扎卡向她解释了他对母亲的失望，也提醒她同我母亲打交道时要特别当心。福佳还向我们讲起摩洛哥社会，我们祖国的众多优点。

我和扎卡很快就喜欢上了她，以有这样一位表妹而自豪，我们把她介绍给所有的朋友，他们也十分友好。扎卡与芬妮的关系虽然十分隐秘，还是把芬妮介绍给了她。扎卡同福佳长时间地谈论了各自的学业与对未来的打算。他说他将来要在法国和马格里布之间做进出口贸易；扎卡也同她讨论了将来如何求学，给她讲就业市场哪种文凭最好找工作，还给她提供一些面试时的具体建议。我们陪她一起去办理各种行政手续，她最后在马赛大学注了册。至开学，我们便各自分开了。学年中我几乎很少见到福佳，而扎卡根本没见到她。他们只是通过我互致问候。扎卡以兄长的名义爱护她，保护她。

这时扎卡的生活是稳定的：他与所爱的女子一起生活，随后没太大困难就得到了高等技师文凭。他还买了一辆福特·菲斯塔车，在蒙彼利埃附近圣蓬斯的一所高中做学监，这份工作其实差点因为我们母亲的关系丢掉。后来幸亏扎卡跟我抱怨说一直没收到地区教育局的信，我便马上建议弟弟直接与地区教育局联系！

芬妮也取得了商业运作高等技师文凭，她又进了蒙彼利埃的法学院，在该城的一个小区派阿莱纳（Pres d'Arene）找到了一个单间公寓。我弟弟不在圣蓬斯工作时便去找她，在那里每周住三天。此时他在蒙彼利埃的大学里注册了大学第二年（DEUG），学习社会经济管理。

像往常一样，扎卡仍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由于在高等技师学校上的两年并不等同于大学的两年，他还得把没学到的学分补回来，但这对他来说有困难。再加上大学系统相比高等技师学校来说管得不很严，后者学生每周要上35小时的课，老师们也比较注重学生们的学习；而大学就自由得多了，没人强迫学生去上大课,学生们得自觉，有动力。扎卡里亚的性格虽然表面上显得有主见，却仍然需要老师的指导、帮助与鼓励。大学里的教师同学生只有很少的接触，习题课很多，学生们甚至要把课桌安放在走廊里。扎卡里亚感到孤立无援，最后认识到这条路对他来说不合适。

他的朋友中有些人继续在高等商学校里读书，学费每年要四万法郎，这对扎卡来说是不可能的；另一些朋友找到了工作。现在轮到他开始寻找，但很盲目。他很快就泄了气，而且每次都怀疑是不是种族歧视在作祟。从这一时期开始，他渐渐地放任起来，越来越没有信心，而且对他所学的学业越来越持否定态度。他不再有目标，不再有目的。他变得消沉，懒怠。扎卡里亚认定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再进入传统教育，不成后在找工作方面最终被看不见的现实锁链困住，即歧视的锁链。日复一日，他感到他的高等技师文凭并不足以打开工作这扇大门，让他做商业兼技术人员。

他曾同我描述过，在国立失业者机构（ANPE），他看见有些招聘广告上画了些不同的颜色，根据这些颜色，人们可以知道这家企业要不要外裔人士！他说有的工作人员很清楚哪些企业外来移民根本不必去尝试……这一年的学业就在这种愤怒与怀疑的情绪中度过。我们与朋友们的晚会在一起虽然充满了欢乐，但更多的是在一起议论，这时正是海湾战争时期。

在我们地区，周围气氛开始紧张起来。地区议员甚至担忧，怕祖籍法国人与马格里布移民之间发生报复行为。佩皮尼扬市长想出了一个办法，暂时把各种武器商店以地区法令的名义全部关闭！在学校里，学生们马上就分出了两个阵营：一个是亲美派，他们每看见一个美军轰炸伊拉克的镜头就欢呼:“美国！美国！”另一个是亲阿拉伯派，或更准确地说是为伊拉克民众在美军炮弹下的性命所担忧。大学宿舍里到处在议论伊拉克战争。大学校园其实是人们相互交流的场所，是全世界各民族相聚的地方，它本身就是一个微缩世界。各国学生分别住在不同的楼里，有瑞典人，丹麦人，也有信基督教的黎巴嫩人，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海湾战争一打起来，“阿拉伯人”与其他种族的对话就复杂化了。我们虽然并不认可萨达姆·侯塞因的统治，但我们也极力抨击美国人及其联军轰炸平民区的行为。扎卡里亚并不在大学宿舍里住，可我们在校园里接触的是同样的朋友，他感觉非常同情伊拉克人。另外，扎卡里亚是黑皮肤，他的女朋友是蓝眼睛金头发，他们两个很明白排外意味着什么。

有一天晚上我等公车回大学宿舍，这时有个人开车在我面前停了下来，他打开门径自快步走向我，边走边骂，手上还拿了把刀，吼叫着:“臭阿拉伯人，我要花了你！”我愣了一下，马上反应过来保护了自己。殴斗的过程中，是我把他打倒了。站台上有好几个人跟我一样在等车，但没人动窝儿……第二天我把这事讲给弟弟听，我看见他脸色发白，紧咬嘴唇，一句话都不说。他愤怒极了。

从这时开始，我和扎卡里亚之间或同其他学生的谈话便不可避免地围绕着海湾战争，也谈论巴勒斯坦和阿尔及利亚的内战。这类事件在全世界的穆斯林心上都留下了印迹。我们长时间地谈论对伊战争的合法性。我们十分关注让－皮埃尔·舍威芒（当时法国国防部长－译注）的态度。我们认为，萨达姆·侯塞因没有权利侵略一个国家，但这也不是反过来去杀戮伊拉克民众的原因。我们对这场“表演式的战争”十分震惊，媒体的大力炒作也是单方面的，“外科手术”式的攻战令我们感到厌恶。

我们的感情很复杂，我们感到与痛苦的民众更接近，因为他们在经受苦难，也因为他们是穆斯林。开始时，萨达姆·侯塞因想利用这种感情，但是阿拉伯国家很快便派出军队保卫科威特。对我们穆斯林来说，这是非常令人心烦意乱的冲突。这里面不涉及谁对谁不对的问题，真实的情况很微妙，并不十分明确。这场战争突出了一种反美帝国主义的情绪，不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如此。我们感受到，这样一个把“大敢（Daguet）”师派去同美军共同攻打伊拉克的国家不是我们的法国。

这时，我想扎卡里亚已感觉到了自己是属于“黑人”阵营里的一分子，而祖籍法国人则是“白人”阵营。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确信“法国人是种族歧视者”，但这种全盘否定的想法并不令他惧怕，根据他的看法，他的或我的朋友，包括芬妮、几位帮助过我们的老师是“非种族歧视者”，或者说他们是例外。我经常试图缓冲他的观点，但是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例子使他坚信不疑这一痛苦的定论。的确，从海湾战争一开始，人们对马格里布居住区的暴力行为就变得越来越频繁，至少在我们生活的法国南方是如此。

与此同时，南斯拉夫和波斯尼亚同时进行着战争。媒体毫不掩饰地报道了种族灭绝和屠杀穆斯林的残酷事实，这给穆斯林居住区带来了极强烈的反响。南斯拉夫离佩皮尼扬只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也是欧洲境内。我们校园内就有南斯拉夫学生，我们马上很容易站在他们一边。当时流传了一些有关集中营里穆斯林犯人消瘦得病的图片和照片，同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刊登的犯人流放照片一样。我们感觉法国政府太被动，甚至是他们的同谋，我们感觉受到了侮辱和伤害，既因为这些人是我们的兄弟，也因为其他欧洲国家不采取任何举动。波斯尼亚妇女经常性地惨遭塞尔维亚人奸污这样一个事实，也不足以令他们愤慨！各国政府不作出努力，难道不正是因为波斯尼亚的受害者是穆斯林吗？谁能保证哪一天我们这群法国的穆斯林不会遭到同样的惨剧？而其他国家的人更加无动于衷？

海湾战争，波斯尼亚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巴勒斯坦战争，阿富汗战争，车臣战争……世界上的穆斯林到处都在受迫害，这一切令我们愤怒。这种情绪并非扎卡里亚一人才感受到，所有与我们同龄的穆斯林甚至比我们还年轻的都被震撼了。他们全身心深深地体会到了宗教兄弟们所受到的不正公待遇。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他们将会感到极度痛苦，他们因此不再相信统治者的道德及伦理准则。其中一些人的头脑中将逐渐形成独裁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观念。在日常生活中，我比我弟弟更容易遇到种族主义的极端事件，然而却是他比我受到的伤害更大。每一次他的兄长受到攻击，他的内心都处于一种不可抑制的激愤状态。

我跟他说他的感觉不对，说不管他怎么想，大多数法国人并不是种族主义者，相反只是一小部分人有这种倾向。可是我感到我不仅无法说服他，反而令他反感。而且他总是这样回答我: “阿布·萨马德，你，你心肠太好，你没明白。他们都是种族主义者，是法西斯。”

1991年9月，扎卡里亚需要一张注册证明以保住他在一所高中的学监位置。他突然有了个新的想法：要学会讲一口流利的英文。于是他在佩皮尼扬大学注册了应用外国语系，可他几乎从未去上过课。他因此又得到了一个新的学监职位，是在纳尔本的拉克瓦医生（Docteur－Lacroix）高中。我也一样，我在纳尔本的迪德罗（Diderot）高中得到了学监的位置。

新学期开始，我们又遇到了福佳，她结束了大学生活，得到了药学文凭，由于她留在灰石礁，福佳参与了一些我们的家庭冲突。这给了她很大的震动，她与我母亲的关系也因此而恶化。她感觉这一切十分无趣，精疲力竭。我和扎卡里亚劝她离开这里，最后的结果是她们中断了关系。福佳离开灰石礁时对我们说:“我真不理解怎么会是这种情况，纠葛太多了。我反正完成了学业，居留也快到期了，我打算回摩洛哥。”我和扎卡都觉得她的决定十分有理智，但在她走之前，得给她找个住的地方。我和扎卡都住在我们工作的学校里。于是我问姐姐纳迪娅能否接受她住十来天，她在城中有一个公寓，姐姐同意了。在福佳临走前的几天，我们三个总是在一起：我，扎卡和福佳。每天我们一结束工作就去找她，我们一起散步，一起去看朋友。这段时间给我留下了一些美好的记忆，我还记得一个星期三的下午我们去看电影。我们忘了星期三孩子不上学，电影院里除了我们少数几个大人以外都是孩子。正是这一不合时宜的场面让我记住了我们那天在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我们也常去佩皮尼扬去看朋友，其中有克扎维，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们在一起整晚整晚地聊天，说笑，然后吃一顿开心的晚餐。福佳走之前的一晚，我们找到两个姐姐然后五个人一起去散步。晚上在纳迪娅家度过，共进晚餐。这是1991年10月，我和扎卡要陪福佳到塞特港去乘坐轮船去马拉卡什。一路上我们笑得很开心，这是我们家少见的欢畅时刻。我们兄弟姐妹之间难得有这样的相聚。

同福佳谈论我们的大家庭令我和扎卡里亚有意愿了解我们父亲的情况，我们想知道他到底现在在干什么，最后我们得知他住在图鲁兹。因此，在塞特港送走了福佳我们就去了玫瑰城（图鲁兹）。一到地方我们便开始打听，在当地工商会，我们得到了一个地址，找到那里才知他已经搬走了。我和扎卡里亚想到去法国电力公司（EDF）的客户服务处去询问，以父亲的名义说我们没有收到最近的一张发票，并向女职员解释说是因为地址有问题，想查查看这里注册的地址是否是正确的。这回真棒！她居然把父亲的地址给了我们，是她帮我们找到了父亲。父亲看见我们特别激动，我们同他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然后他理所当然地请我们住下来。第二天清晨，我们被很大的叫声惊醒：“警察！我们是警察！快开门！”我们刚刚把头伸出被窝，就看见五六个警察站在公寓里，他们在我们的惊恐中带走了父亲。一切来得太快了，公寓里面安静下来，死寂笼罩着我们。我们穿好衣服马上往纳尔本方向赶去。一路上我们只交换了几句话，两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为什么警察刚好在1991年的这个早上在图鲁兹带走了父亲？我只在十年后才得知那是由于一次打架斗殴事件。

我记得这是扎卡里亚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我则在1993年又见到了他一次，是在纳尔本。我刚从学校做完学监的工作走出校门，就在火车站看见他正跟姐姐纳迪娅在一起。他看起来生了病，很瘦弱，也很疲劳。

我和扎卡又重新亲近起来，我们又住在一个城市里，都在纳尔本，都作学监的工作，有同样的伙伴，在同一个晚上一起出去玩儿。扎卡同我谈他的工作时，总是批评行政工作人员。他还是感觉到了他们有一点种族主义倾向，觉得受到威胁。比方扎卡认为所有的外裔学监的工作时间安排都不合理。这时，“种族主义”对他而言已经是一个梦魇了；而这个梦魇，不管它是否在理，给他的生活永久地罩上了阴影。

工作以外的时间他就去蒙彼利埃，芬妮一直生活在那里。以后芬妮离开了她的公寓回到纳尔本她父母家中。这时，他们两人的关系开始复杂起来。扎卡觉得眼下当务之急是在学业上更进一步，以便让企业家对他刮目相看。我们每个周末都讨论这个问题，我同意他的想法，由于我们有个表姐在阿联酋，我们便设想着假如我们同阿拉伯国家进行贸易活动，特别是摩洛哥和阿联酋，那么这可以是我们新生活的开始。扎卡里亚还在蒙彼利埃的一个欧－阿协会进行了咨询，它们的主要活动就是在马格里布和欧洲之间进行贸易往来。

按他的说法，最明智的做法是先过语言关，以便将来以移民国外的身份工作。目前他的英语还表达得不清楚，而阿拉伯语根本不会说。他买了些英文语法书，每天强迫自己攻读，简直是世界上最用功的学生。尽管如此，弟弟在几个月之后终于发现他的运气不够大，他所选择的方法并不能让他尽快讲一口流利的英文。经过了几次讨论之后，我们一致认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去英语国家待上一阵子。他想着能像在法国一样，到时在当地找一份住校员工的职位，也就是学监，或者至少他可以拿一份失业金。然后再找一个有兴趣的学业以便实现他的计划，哪怕英国的高等教育要付学费也没关系。再以后他要学阿拉伯语，将来成为一名商业兼技术人员，在法语国家、英语国家和阿联酋之间做进出口生意。

眼下在蒙彼利埃，扎卡经常光顾大学宿舍里的咖啡馆。这地方很特殊，来这儿的大多数学生都是外国人，他们在这里要过上大半天的时间。有摩洛哥人，阿尔及利亚人，突尼斯人，马里人，塞内加尔人，叙利亚人，巴勒斯坦人等。大多数人在这里只是为了留在咖啡馆，因为他们的住房很紧张，特别是对大学第二阶段的学生（即大学三、四年级－译注），首先要满足其他学生的住宿，有剩余才给他们。因此他们往往五六个人住一间宿舍，晚上就得轮着睡觉。

晚上不能睡觉的人整夜守着，白天则太疲劳没法上课。放假时学生食堂关门，这就更加重了他们被排斥的感觉。他们彼此谈自己的苦恼和被轻视的经历，讲述他们为了求学所做出的一切努力和过程。比如说省行政机构要他们出示学生证才能给予居留证；而学校服务处则要求他们拿出居留证才给他们注册。这类行政乒乓可以持续几个月，最后有能力做完这一切烦心事的学生已是累得气力全无，对此厌烦之极了。最后，大多数人意识到也许去美国或加拿大学习会比法国要容易一些。

在这种受排挤的学生生活之外，还有经济问题。往往他们本国的助学金微不足道，而他们的居留证上明白写着“不许打工”。当然最顽强和最努力的学生还是可以拿到“博士资格（DEA，相当于硕士－译注）”或者博士文凭，而且只上很少的课。他们可以找些小工来做以便走出受排挤的境遇。另一些人无法达到这一阶段，他们当中，有的人在我看来不是玩世不恭就是游手好闲，他们用大部分时间评论国际时事。渐渐地，扎卡里亚不再同祖籍法国人来往，他的新朋友们身上好像在滋长着一种反抗的情绪。他们总是诽谤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抨击后者的单纯思想，特别是这些被抨击的对象是法国人的时候。他们当中肯定有“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在大学里，他们被人称为“弗莱罗（Frrots）”。

其中有一个马格里布人特别让我震惊。他说他享受着他自己国家政府一笔不小的助学金，而他的言论却是罕见的激烈。我最不喜欢的是，他正享受着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助学金，供他从高中毕业一直拿到博士文凭。他非但不回去协助祖国的经济发展，反而扬言说要以革命来推翻这个社会。他当初讲的一句话现在还回响在我耳边：“要摧毁这个社会以便在灰烬中重生。”他所敬仰的是萨伊德·扣特巴（Sayyid Qotb），是个埃及人，他称他为“伊斯兰教改革的殉道者”，而这位殉道者的影响在极端主义分子来说是极其重大的！

我几乎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扎卡里亚同这样的学生来往，使得他发现了伊斯兰教里危险的脸谱化的一面。在他们周围，扎卡被一种意欲要复仇的混杂情绪所左右。而他们关于阿尔及利亚内战的讨论更是绝对地不明确：“我们不知道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政府说是伊斯兰武装组织（GIA）屠杀了民众，但他们没有任何证据。所以很可能他们是要掩盖什么。”这很像伊斯兰救亡阵线（FIS）的一部分领导人所说的话。我感到他们有意要把某些讨论的主题公式化，比如说战争方面，不管它涉及到巴勒斯坦、波斯尼亚，还是世界上的什么地方。所有有关穆斯林的冲突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次宣称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的机会。他们所说的理由也许是正确的，但却被极端主义者的宣传所利用，为的是一些政治交易，而最终他们将让别人从中受益！

随着大学生活的继续，扎卡里亚上课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回到蒙彼利埃时，总在校园里无所事事地转悠，花越来越多的时间找他的“弗莱罗”兄弟们去聊天。后来他也慢慢有了自己的见解，越来越玩世不恭，游手好闲。关于阿尔及利亚，他从此以后便认为当局应对内战及屠杀负有真正的责任；关于法国，他认为整个系统已经腐败，它只满足于给那些少数的有钱人和贪污分子提供服务。他断言对于一个小人物、一个卑贱的人来说，惟一的出路在于自己想办法活下去，哪怕想方设法比别人更加腐败也在所不惜。我无法同意扎卡的看法，觉得太过激，但我只把这一切归咎于他这一年实在太辛苦，因为他自我感觉没有收获，也找不到出路。他常常悲观地说:“我求学是为了能找到出路，结果我却停滞不前。”我在心底里祝福他终有一天会找到自己的路而苦尽甘来。

另外，没有一个可以寻找温暖的家对他也很不利。自从他离开了母亲的家，他就没再踏进一步。我们每次放假他都在大学宿舍的大厅里消磨，如果有人问起他有关母亲的问题，他的回答永远是：“不是我母亲，是我哥哥的母亲。”他脑中所想的惟一一件事就是要“离开纳尔本”。而且他不断地重复说：“我最能肯定的一件事就是，一定要离开这里，我不知道去哪里，也不知什么时候，但我会离开这座城市的。”从此以后，我们便越来越多地谈论他学英文的必要。我们甚至还拼凑出了一个很不实际的规划：他将学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再学习阿拉伯文学，也就是海湾国家的文字；我们在阿联酋生活的表姐没准可以帮我们在那边安顿下来；而扎卡学阿拉伯文的时候，我就来学英文；以后我们要一起做国际贸易。

他一把目标定在英国（美国太贵，而且万一学不成也太遥远了），我就极力鼓励他走，我想这也是一个让他改变环境和接触其他人的机会。我天真地认为这样只能对他有好处，而且可以远离那些“弗莱罗”。我了解我弟弟，我先验地知道他不是一个容易受别人影响的人。但是结论不能下得太早。

芬妮并不同意他的打算，她刚刚被纳尔本一家银行聘为商务专员，她只梦想着过安静的生活，在这里与扎卡生活在一起，她根本不愿意扎卡远离她。她撺掇他继续寻找工作。扎卡埋怨她不够现实，说她不明白他的皮肤颜色是找工作的真正障碍。有例为证：本地区实际上需要一大批机械电子工程的商业兼技术人员。然而他去找工作时，别人总是说“没有位置了！”他还对芬妮说：“你以为以我的皮肤找住房会那么容易吗？你是知道的，是不是？我得变成百万富翁才足以让他们尊重我！”所有这些烦心事把各种因素集聚起来，致使他极容易接受某种思想意识；而不幸的是，这类思想他将会轻易地在英国遇到。

1991年底，事情进展得越来越快。扎卡卖掉了他的福特车，自从他和芬妮离开了他们在蒙彼利埃的公寓，他们便开始有了些积蓄，他花钱也很小心。他在纳尔本中学作学监时，吃住都在学校，因此攒了些钱，大概在两万到两万五千法郎之间。为了他的旅行，我们一起去买了一个大背包。为安全起见，我们还买了一个腰带专门放他的现钞，这是个实用腰带。扎卡里亚要带他这些积蓄上路，他不并不知道到了那边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如果他的钱被盗，那么他的长途旅行将立时完结。然而他的目标是要在那里留下来，至少六个月。他走之前的大部分物品是我们一起去买的，因为他的冒险也便是我的，而这是我们两个第一次真正远离对方。他是我弟弟，我既自豪，又感动，又不安。我一个人送他去机场，这一时刻对我们来说十分严峻。我弟弟要去面对他的命运了……第六章、伦敦之行，悲哀与孤独
扎卡里亚到了伦敦，没人来接他。他到达大不列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一处住的地方。走之前，他说他肯定会找到一处既安静又简朴的青年旅馆。可他走后几天给我打电话，说他到了圣马克之家（Saint Mark's House）收留处，那是一处专门供无家可归之人居住的地方！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以便同他联系，并让我放心。我当然不会担心，不管出什么事，他肯定会想出办法来。他想同社会服务机构联系以便得到一份补助金，当然最紧要的是要尽快找一份工作。这段时间我经常给他打电话，但电话里说得很快，讲不了很多。我真正了解他的日常生活细节是在他六个多月以后回到蒙彼利埃的时候。

当他到达弗卓克－蒙彼利埃机场时，我一眼就看出我弟弟有了变化，他瘦了，但成熟了。他满面笑容，看起来见到我很高兴。而且他身上有股自豪劲，因为他在“那边”成功地待了六个多月！然而他这时才告诉我，最初的三个月，他的蹩脚英语着实是他的一大障碍。那一段时间他过着哑巴似的生活，不张口或者很少张口，因为他确实感到不自在。他说他好像是一个重病号，完全生活在一种可怕的孤独之中。他连随便咕噜两句英文的勇气都没有，而且人家跟他说话他也懂不了多少。

他所讲的日常生活看起来很艰难，圣马克之家实际上名声不太好。他苦笑着讲起他同宿舍的人：其中一位的行为完全不正常，每天要吃十几颗不同颜色的药粒；另一位整日喝啤酒，赖在入门的沙发上，从早到晚醉醺醺。有时负责人把他赶出去，他就懒洋洋地躺在教堂的台阶上，就在他们住所附近。弟弟还给我讲了夜间的情况：宿舍是公共的，十来名无家可归的人睡在这里，其中大部分是英国人。扎卡里亚睡在一张铁床上，他把衣物卷起来当枕头，因为什么东西都有可能被偷；白天更不能把东西随便留下。在那儿，偷盗和暴力都是家常便饭。在我们长时间地讨论这些潜在的不安全事件时，我感到他确确实实有紧张和不安的情绪。我于是有了一个主意，要避免受到攻击，体格上一定得强健无比。我就劝他去做健美运动！他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尽管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十五天以后，一回到伦敦，扎卡里亚就在一所健美俱乐部报了名。有时他还能找到点零工干干，如在一家比萨饼店里做洗碗工，或做做搬运工。这样可以避免一下子用光他微薄的积蓄。

最初的艰难生活过去之后，扎卡在伦敦慢慢过得得心应手起来。好几个月在伦敦街头游逛，他终于熟悉了这座大城市。他每天去图书馆自习英文，每周都去一个事务所找工作。除了找工作以外，他还想得到一个培训的机会。他对我说，如此，经过了一系列的考核，他终于进了南岸大学（South Bank University），他要学一个国际贸易硕士学位（Master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他说这所学校属于剑桥大学，这当然对他将来的履历有好处。因为这时我弟弟仍没有放弃他的目标，尽量提高他的专业知识水平，以便获得更高的能力。他脑子里一直还在想做阿拉拉（Halal，即根据穆斯林习俗所进行的动物屠宰业）的进出口生意，比如与各马格里布国家合作。

但是随着他一次次地回法国，我感觉到也看到扎卡变得越来越冷漠。他说他一点也不喜欢英国社会。他说这个国家天空阴暗，多雨，也比较封闭。虽然英国允许各文化种族的存在，但它们之间从来不互相混合，只蜷曲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生活在他们所谓的集中营式的看不见的围栏里。他指责英国人只在表面上宽容，还说：“在英国这么长时间，我遇到了很多国家的人，而我最不了解的就是英国人！”在大学校园里也是如此，同英国人的交往都停留在表面，他说他在佩皮尼扬或蒙彼利埃大学里遇到的英国人都比伦敦大学里的英国人多！

他每次回来我都试图更好地了解他。他的英国之行让他在精神上经历了一次很大的撞击，这同他过去的生活有极大的反差。在这里他有芬妮，有他的朋友们，有他的哥哥，这里是他的国家；而在英国，他是作为移民生活在那里的，独自一人，语言不通，这一切都令他窒息与冷酷。但是，他仍然认为能在这样的境遇下坚持下来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这一成功使他充满自信，更坚定了信心。克扎维和另一个伙伴哈秋木也受到他的鼓励，去了英国。好在扎卡终于离开了圣马克之家，他跟我说他获得了一个助学金，大约相当于一万五千法郎，这足以够他交付一年的学费和大学住宿，是一套带家具的两室公寓，在伦敦一区。我是后来从他给我的地址上才得知，是在伦敦的富人区。

直到现在，我仍不知道他是否真是住在他跟我说的这个大学宿舍里，还是生活在伦敦如此豪华的街区。无论如何他都没有经济能力支付一套公寓的开销！我所知道的是，只有一些替人做家务的学生住在那里。扎卡还同我讲起过他经常去的一个伦敦的街区，那里经常有外国人光顾，主要是阿尔及利亚人和摩洛哥人。

一谈起阿尔及利亚的内战，我们的观点就有分歧了。我在报上得知在伦敦有很多伊斯兰武装组织和伊斯兰救亡阵线分子，他们在那里可以在街上或在清真寺里很自由地发泄他们的不满和仇恨。我也肯定知道我弟弟没有任何信仰，我于是决定给他寄去一份蒙彼利埃阿特－塔巴（At－Tawba）清真寺出版的有关瓦哈比派（Wahhabites）的小册子。但是我错了，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1993年和1994年，扎卡里亚差不多每四个月回一次法国，主要是为了看望芬妮。这期间我结识了未来的丈人，我向他请求把福佳嫁给我。就这样我结婚了。我们的婚礼简单而热烈。我们把照片给扎卡里亚看，他向我们祝贺，并遗憾说没有事先得知，否则他说会及时赶回来。我们知道他的经济状况，所以特意不想让他知道。

每次回法国来，扎卡里亚都在我家住下来。他从不同我们谈宗教，这段时间正好是我开始信教的时候。他其实应该对此至少有那么一点点好奇，可是没有。相反地，他还嘲笑我的举动。的确，由于我初信教，加上不懂阿拉伯语，我得在纸上用大号字母写上我祈祷时所要发的音！1994年，我曾建议他跟我一起去到清真寺去做周五的祈祷。他拒绝了，更愿意进城里逛。今天我回想起他当时的行为，突然明白，那段时间，没有任何疑问，他还没有遇到日后成为他“头领”的人，或至少他还没有真正加入他们的组织。

同一年的另外一次机会，我试图想法让他开心。当时正好在清真寺里举行学校年终庆祝会。为的是鼓励与奖励孩子们，“法国伊斯兰慈善计划协会（APBIF）”每年都组织这类活动。孩子们做文化表演，讲历史故事，也就是个学校的节日吧！其中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演唱团。十来个孩子唱苏非阿拉伯－安达露西亚歌曲，他们一直唱得很成功。扎卡陪我走到入口处却不进去，说他对此不感兴趣，这一切只不过是些小把戏罢了！说他只对《古兰经》（Qour'an）和圣训（Sunna，伊斯兰教创立人穆罕默德的言行录－译注）感兴趣。伊玛目教长来主持这场节目，我趁机把我弟弟介绍给他，他们聊了起来。我请教长给我弟弟解释一下如何学习宗教科学。扎卡里亚打断我脱口说：“我只需要《古兰经》和圣训就可以学习宗教，我完全有能力拿本书自己学习。”教长回答他说：“好吧，如果你做好了十年的准备在圣训或《古兰经》里学会怎样做哪怕小小的净身沐浴，那么祝你好运！”

扎卡的话真难以置信：难道我们能够自己拿一本书学点医学知识就可以当医生了吗？谁会找一个自己在图书馆里自学成材的外科医生来做手术？

每次扎卡来，都借我的车去一趟纳尔本看望加米拉。只要母亲还住在家里，他们两个就小心不要撞见她。他到的时候很远就按喇叭，然后加米拉马上出来。同芬妮就有点麻烦了。我最后一次见他们在一起，是1993年在蒙彼利埃，他们租了一个乡间别墅在一起过周末。芬妮一直在银行工作，她想和我弟弟安顿下来过日子，组成一个家庭，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她肯定曾要求过他回法国，但扎卡里亚的目的是挣大钱。“我要走在前面，我要挣大钱”，他经常这么说，他拒绝听芬妮的话，拒绝用可能“更美好的未来”的代价为她作出牺牲。

他反过来要求芬妮去英国，但芬妮知道那边生活不容易。跟着他又能做什么？去干苦力？两人都将走入死胡同，并且以他们十年的爱情为代价。扎卡遭到拒绝后也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他以前碍面子从不跟我提起芬妮，此时他对我说：“这个女孩是个富家子女，她只想她自己和她的舒适，她并不真心爱我。”他的声音里面有不屑与痛苦。他极端地失望，这段时间标志了他们爱情的终点。扎卡里亚很重感情，是个全心全意的人，投入得越多失望也越大。为了芬妮，他甚至可以赴汤蹈火，但好像她还没有准备好。可是，有没有必要去赴汤蹈火？

从此以后，一切都进行得很快，第二年，扎卡回来时我觉得他又变了。一般情况下，我们一见面都会自由而热烈地讨论，就像两位一开始共有很多记忆、很多快乐、共同忍受痛苦的兄弟。这一次我实实在在地感到了无能为力，我甚至连普通谈话都无法维持！我弟弟就在这儿，在我旁边，可我却觉得他很遥远，甚至不在场。我每次问他一些生活上的问题，他都只用几个字回答我。我和福佳想到他可能需要自己独处，需要孤独，也许他不便说。我们就把我们的小公寓留给他，去我工作的迈尔莫兹（Mermoz）高中我做学监的房子住。扎卡有我们的汽车可以使用，我们还装了满满一冰箱的食物。

晚上，我妻子给他准备些好吃的小菜，福佳是个真正的好厨师。但是他不仅不舒展眉头，还永远不满足，满口怨言。福佳对他这样的反应和改变感到很吃惊，至此为止，他一直是对她充满感情的，他总是对她又礼貌又耐心。1992年底的时候，那是他第一次回法，我们三人还在一起度过了欢乐的时光，我们一起笑，憧憬着未来。直到1994年，扎卡里亚与福佳之间还有过很丰富的交流，他们讨论各自的学业和未来的职业走向。当时福佳在准备生物专业中学教师资格考试（CAPES），那时扎卡里亚还说她很聪明，鼓励她作最大限度的努力拿到最高文凭。但是他今天的谈话已经完全变了调子，他好像不再对学业抱有希望。至少对于妇女是如此。他一直对福佳说：“女人读书没什么用。你最好待在家里，做家庭主妇！”

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看一部电视连续剧，正演到妻子挨了丈夫的打。扎卡里亚嘲笑说：“就该这么打她，女人都欠揍！”福佳和我都惊呆了。我弟弟，一个无可争议的聪明人，平常那么开朗，易于同人交流，关心别人，现在却越来越自我封闭起来了。他讲话完全是为了攻击别人，讲的话十分绝对。他可以一整天不说一句话，也不出门，就躺在扶手椅里，如果我们坚持一下，如果我们问他问题，他就只说“嗯”或“不要”。这种状态当然令我担心，我想他是完全不知所措了，肯定处在一种情绪低落的境遇下。

我问他:“你肯定没事吗？我能不能帮你做点什么？你知道你是可以信任我的！”可他总是机械性地回答我:“不用，没什么，我累了。你知道，我这几个月过得很艰难……”我试图改变他的想法，告诉他他对我有多么重要，我爱他，他是我的弟弟，而且他完全可以得到我的帮助。我和妻子两人一直安慰他，但我觉得办法全都用尽了。我弟弟把自己封闭起来，成了我们不认识的人。那时是1995年。扎卡说他要回伦敦，要去取他的国际贸易硕士文凭。

六年后，我只在照片上见过他，是2001年9月11日之后的几天。

这一悲剧事件发生几个星期后，我在蒙彼利埃与一位朋友重逢，他是老师，祖籍法国人，他皈依了伊斯兰教，已经在英国定居了十来年。他对极端主义分子的活动十分了解。我们就英国的现状进行了一次深入谈话。按他的说法，虽然绝大多数在英国的穆斯林是逊尼派的教徒（Sunnistes），主要是哈乃斐（Hanafites，逊尼派四大学派之一－译注），但还是有很多邪教和极端主义组织在英国全境活动。直到2001年9月11日，英国政府似乎对此什么也不担心或至少关心得很少，直到发生了一些很严重的事件，比如说由阿布·哈扎（Abou Hamza）组织的也门谋杀事件，他们才似乎予以关注或表示愤慨。政府曾有过一次极为严厉的行动，那是在一名议员的呼吁下，取消了奥马·巴克里（Omar Bakri，前Hizb Attahrir自由党的领导）以及阿尔－穆阿吉温（Al－Muhajiroun，入境移民者）运动的发起者在英国所享受的补贴。这名议员指出，国家资助一个公开号召摧毁英国的人绝对是一桩丑闻。

我的朋友跟我解释说，在英国，瓦哈比派运动是成千上万形形色色的组织中的一支，他们之间大多数相互仇恨。他们还在穆斯林年轻人当中寻求新的成员，而对接纳他们的国家态度很不一致。“9·11”事件之前，似乎他们大家一致奉行的原则是:“不在英国搞暗杀活动”。因为他们在此可以自由自在地在穆斯林和加勒比（Caraibes，拉美北部）居住区中从事各种活动。

在一个他认识的主要由穆斯林居住的小区里，可以看到一方面由印度次大陆的瓦哈比派建起的一座高大的清真寺，他们自称为阿尔－乐·哈迪特（Ahl－e Hadith，即哈迪特人）；另一方，有家书店，一个礼拜中心，一座改建成小学和成人教育学校的教堂，这些都属于另一个瓦哈比派运动，并明确服从沙特国家的教义：即所谓的“赛莱菲叶派（Salafites）”。我的朋友向我讲述，这一特别活跃的组织为什么会得到很大的资助，他们内部为数不多的成员肯定不足以让他们建成如此多的中心及场所，并招收如此多来自加勒比的人。

按他的说法，最近以来，很多小组织都操控一些中心，并且是在英国政府的眼皮底下公开活动。瓦哈比派系的特征便是，他们有足够的资金来源。除此之外，它对当地的穆斯林民众同样地粗暴敌视。英国这一派系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完全反应了沙特阿拉伯宗教之间的冲突与分歧。有些瓦哈比派组织直到“9·11”之前还能公开招募年青人把他们送往阿富汗、克什米尔或车臣，还能募集到大笔的钱，在清真寺门前或一些穆斯林机构中散布传单。尽管这些组织的宗教信条（Ahmad ibn Taymiyya, 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 Ibn Alqayyin Al－Jawziyya等）与所谓的“赛莱菲叶派”或其它哈迪特人是一样的，但他们对现任沙特政府并不十分有利。他解释说，那些所谓的“萨拉菲特”公开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还印出了一本由一位当代显赫人物伊本·巴兹（Ibn Baz）写的小册子，这位人物揭发说沙特阿拉伯的谋杀事件是由本·拉登（Ben Laden）一手操纵的。他们的政策好像同沙特宗教事务部的政策如出一辙。

我的朋友认为，事实上，本·拉登想要成为“国王”而不愿只作阿拉伯半岛的国王这一事实是惟一的真正障碍。这就是为什么一部分人要支持暴力活动，另一部分人拒绝做这种事的原因。这些互为敌人的兄弟们教导他们的成员说，只有他们自己才是世界上最有信仰的人，而穆斯林则是一堆无知、迷信和狂热之徒。他们在群体中的表现以话语不宽容与肢体暴力著称，打击一切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人。这些我的朋友都亲身体验过。而且，他估计这个组织像很多其他组织一样，只不过他们更甚，在成人教育学校（那边叫做Colleges）里下了好多功夫，里面有很多十六到十八岁的青年人来此准备类似法国的高中会考；在大学里也一样。在这些中等教育机构里，瓦哈比派建立了所谓的“伊斯兰社团”或者“古兰经与圣训社团”，他们组织一些活动或课程，意欲资助这些人并打算招募他们。当他们自己不亲手成立上述社团时，就渗透到其他组织中去，直到窃取控制权，那时他们便大权独揽，把它变成自己组织机构的一个分支。他们的布道者，也只有他们自己的布道者才能过来教化那些没有多少警惕性的、并对本地或国际上的群体状况感到不满的年轻人。这类洗脑方式称为:“讨论会”或者“会谈”。

据我的朋友说，要把其中一个分支机构从这个组织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必须得有顽强的力量与行政部门抗争，因为后者对该组织内部所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或者纯粹是由于行政部门本身的原因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名去英国的外国人或者学生或移民后裔会发现有很多逊尼派特征的团体，但他们当中的大部分教员和宗教人物只会说乌尔杜语（Urdu）、阿拉伯语或孟加拉语。连父母是巴基斯坦人的孩子们也不能很好地讲他们祖先的语言，更何况语言在宗教中要求有一定程度的教育水平。事实上，据他说，惟一能找到的关于伊斯兰宗教的英文书籍中，几乎大量都是瓦哈比派的宣传。瓦哈比分子有很多书店，他们还在街巷、市场宪法散发各种印刷品，一直活跃到市中心的商业街。甚至连一些不属于他们的书店也要卖他们的书籍。

在我的朋友看来，英国的穆斯林社区确实有严重的代沟问题。父母及祖父母二代人本身无知，因此没有能力满足青年一代对祖先文化了解的渴望，宗教人士也不具备足够的语言能力与他们进行有效的交流。相反地，有很多布道人和小册子却在一些所谓的“学院”和大学里安插下来，他们通常是年龄相仿的青年人。“我没找到多少有关芬斯伯瑞公园（Finsbury Park）清真寺的材料，也没有关于阿布·卡塔达（Abou Qatada）不曾出现在英国电视上的信息。这不是我所在的地区，我个人也同这些人没有交往。有一天一名学生对我提到：相对于那些被阿布·哈扎送往也门后被抓起来的年轻人，他觉得他的运气算是不错的，因为他和他的朋友们当时的确想成为阿布·哈扎的自愿者。结果由于他们跟随一位逊尼派教师一起学习，才远离了这个圈子从而避免了这一流毒。”

这个朋友给我举了三个例子，都是在“9·11”以前经常在伦敦的穆斯林群体中发生的事。他曾参加过一次讨论会，是在一个“伊斯兰圈子”里，由一个在阿富汗训练组织之一的招聘人做演讲。这种圈子通常邀请各式各样的人来听取他们的演讲，有时甚至是非穆斯林教高级神职人员。那位年轻招聘人给十五个左右的人作宣讲（几乎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他以恭敬的口吻讲到奥马·阿布代拉曼头领（Cheikh Omar Abderrahman）在第一次纽约世贸中心爆炸事件（指1993年由伊斯兰极端分子拉赫曼组织的恐怖活动－译注）以后被美国人抓起来的事，还特别指出美国政府如何让他受到侮辱与贬黜的非人待遇。随后他一个劲地例数各种战争的好处，指出俄国人占领时期阿富汗人反俄的战绩。慢慢地，所有的年轻人都激动起来了。讨论会快结束时，朋友发现有一两名年轻人已经准备好追随他们了。后者吹嘘他的组织如何有威力（我没记住朋友跟我说的该组织名字），而且没人能够把他们怎么样。

第二个例子是个男人，自命为法伊撒尔头领（Cheikh Faycal），“9·11”以后，在英国政府的紧急措施下被捕。他原籍是牙买加，曾在沙特阿拉伯的里亚德（Riyad）大学读书，后跑遍英伦各地，以最大的努力鼓吹圣战。他曾以极端不妥协的态度著称，虽然他自身从未实践过圣战，却到处煽动别人上前线，不按他指示去做便被他视为异教徒。我的朋友还对我讲述说，如果一位年轻妇女跟他说她丈夫不想走，而想通过教授伊斯兰教义来实践圣战，法伊撒尔就回答她说：她丈夫已经叛教，因而他们婚姻也随即无效。年轻妇女便听信他离开了她的丈夫。曾有个信徒离开这位阿布杜拉·法伊撒尔（Abdoullah Faycal），因为他厌烦后者不间断地开除教籍。根据这位前信徒的说法，这个爱惹事的法伊撒尔认为自己才是这世界上惟一的穆斯林，所有与他看法不同的人都被他视为叛徒。

第三个例子是发生在最近的事，是一个穆斯林同事讲给我的朋友的。在一次午餐中，这位同事谈到他的一个表兄正在折磨他的家庭与其他亲属。这位表兄去过所谓的“赛莱菲叶”中心，那儿的人说服了他相信他们的见解。当他们看到他与家人的关系可能会扯他的后腿时，就对他说不要担心他的妻子，说事实上不跟随他们的人都是狂热之徒，就算他与这些人有婚约也毫无作用，他们可以给他另提供一个妻子。这些人的配偶往往很容易认得出来，因为她们总是从头到脚裹着件黑大衣，脸上还罩着头巾，一般来说戴黑手套。回到家后，年轻人开始攻击他家人所实践的逊尼教的传统与信仰。当家人为他的婚姻所担心时，他便说他的新朋友许诺好给他另找一个妻子。讲述这件事的教师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表兄的家庭已完全被他搞得惊慌失措，一塌糊涂了。

据我的朋友说，这种情况很多，大家都知道一旦一位家庭成员被瓦哈比派所影响，他们的狂热便会给家庭带来极严重的后果，因为这些人没有一点妥协的余地：或者同意他们的主张，或者完全与他们作对。根据他的观察，大多数落到这些瓦哈比邪教魔爪手中的年轻人最后都会因为反感或精力衰竭而离开。无论如何，参与这种小集团是很不容易的，居住区社团对它们既怕又恨，再加上在这类小集团中不可能有任何私生活，人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受到监视。最后伤口虽然可以愈合，但很多损失都将是无法弥补的。问题是年轻人与极端分子在一起的日子里，绝对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如果这个组织遵纪守法，那么他们也会遵守当地政府的法规。否则他们就真的是无法无天了。

与这些人接触的另一令人痛苦的事，是他们对女人的态度以及两性之间的关系。我的朋友同我说，一名“College”里的伊斯兰学女教师说，有两名年轻的瓦哈比派教徒曾来上过她的课，他们要求她上两次课，让男女分开上，她没同意。她经常遇到这类问题，都来自瓦哈比派学生。另一位同事说她曾到他们开的书店去寻找她上课所需的书，她说令她震惊的是这些人如何以明显的态度对她置之不理，最后他们又如何极不情愿地为她服务。我不知道她是否意识到，我们其他正常的穆斯林总是必须时时刻刻像邻居或亲属一样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

我朋友的结论是：“‘9·11’事件以后事情没有什么实质性改变，穆斯林的生活变得越来越难，主要是美国世贸大厦撞机事件以后，被激怒的人们公开仇视穆斯林。只有在此之前已经因此而恐慌以及与阿尔－卡伊达（Al－Qaida）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极端分子感到惧怕。至于那些明确宣称抛弃了恐怖主义的瓦哈比派组织，仍以他们似乎取之不尽的资金来源在我们的群体中肆无忌惮地活动。这段时间当中，逊尼派穆斯林还要去巡视一下本国的清真寺以便取得那些微不足道的钱，再接着在本区去建另一座清真寺……如果他们急于成事，他们也可以从沙特阿拉伯那里去领取来之容易的钱财，但是总要带回来一些布道者和瓦哈比派的书。

“当地政府和组织（警察和教育机构等）对沙特阿拉伯的态度完全是照搬英国政府的做法。私下里，他们承认他们是落后的，是大男子主义和狂热分子；但公开的情况下他们袒护、支持沙特，号称说没有能力进行干预，对极端分子的过分举动置之不理，无可奈何，令这样的局面继续下去。他们明明知道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所谓的‘赛莱菲叶派’或同类是一模一样的；两者的分歧在于，一方认为应对宗教当局忠心，另一方面应对沙特政府表忠心（如此两个分离的问题被扯到了一起）。现在，对于大多数外裔青年、皈依宗教者和外国学生来说，以他们掌握的语言，最先得到的伊斯兰教义信息，便来自于瓦哈比派或其它极端主义组织，是通过各种最现代的媒体（因特网上充满了他们的网站），各类布道者、报告会和在作家那里得到的。”

作为我本人来说，令我十分震惊和气愤的，是瓦哈比派成员对妇女的极不尊重。看一看他们领导人散发的所谓的法特瓦（Fatwa，特殊情况下宗教政府所做的法律条文－译注）及所说的话，我们便更清楚地知道了这些瘟疫的来源。比如说关于妇女工作的看法，1996年6月14号星期五科威特阿尔－卡巴斯（Al－Qabas）报纸发表了沙特阿拉伯的前任穆夫提（Mufti，伊斯兰教教法说明官－译注）的法特瓦:“……让妇女走出家门从事男人的职业对穆斯社会来说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这种做法的最坏后果是造成性别混合，这是男女私通的最好的机会，因此将会对社会起到很坏的作用，并摧毁其伦理价值。”

另外一个瓦哈比派领袖，阿尔·乌塔伊曼（Al Outhaymine）有关妇女开车说了如下的话:“妇女开车肯定是会有很多危害的。危害之一便是妇女在开车时必须要摘掉她的头巾，然而妇女的面孔正是男人的目光视线特意寻求的对象。事实上，衡量一个女人漂亮与否的标准完全在于她的脸是否好看。就是说，我们说一个女人美或丑时，脑子里想的就是她的脸。但是当我们再去看她身上的其他部位，我们会说她有副漂亮的手，好看的头发，好看的脚。如此，我们说某个人漂亮，说的一定是这个人的脸。有的人可能说只要女人开车不把脸露出来就行了，她可以把脸的下部盖起来，再戴上墨镜就可以了，对于这一点的回答是：女人不适合开车。问问其他人在别国看到妇女开车的情况，即便我们可以允许一开始采取这种办法，也不能持久，最后仍然很快地朝着别国妇女开车状况的方向发展。”

“这便是一种大倒退，同别的领域一样。这种事一开始显得较容易接受，往后就会朝着偏离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导致不可接受。在妇女开车的危害中，还有她们羞耻心的丧失……因为喜爱开车的人会在其中找到乐趣，正是因为这个你才发现人们原来没有什么目的地东奔西跑，只是因为这样会给他们带来乐趣。在危害之列中，还有妇女会因此变得自由，她将想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时间，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去寻找她想要的东西，因为车里只有她一个人。她可以白天晚上随意出门，一直待到很晚才回家。如果我们今天的人为此而苦恼，相对于青年男子来说，那么年青女子会比他们更好吗？她想往左往右，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她要跑遍每一个角落，她甚至很有可能去外国。在危害中，还可以列出一项，就是妇女可以反抗她的家庭和丈夫。只需要一点小摩擦，她就可以开上车随便去什么地方换换空气解除痛苦；这种事虽然也会发生在青年男子身上，但他们的忍耐力要比妇女强得多。这在很多情况下使得出现问题的几率大大增加：比如说车遇到路标停下来的时候，去加油的时候，受警察检查或面对路警调查车祸起因时，当她要停下来打气和汽车抛锚的情况下，她都需要有人来帮忙！这时她该怎么办！她可能会遇到一个不怀好意的男人，以帮助她的名义占她的便宜，特别是在如果没人帮她，她就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在危害中，还有妇女开车会增加车祸出现的机会，因为妇女的本性相对于男人来说不够坚定，不够有条理，能力也不如他们，因此当她遇到一个急难问题时，便不会有能力想办法解决。还有，因为她开车增加了支出而给家庭带来经济负担。显然，妇女天性爱花费，特别是衣着选择方面。您没看到她如何在衣着上讲究吗？只要有新款式一出现，她就会抢着去买，哪怕这件衣物比她身上穿的难看得多。您没看见她如何装饰她房间的墙壁吗？如此推理下去，这同样的消费欲望将会因汽车而更加强烈，因为每次有新型号出现，她都会抛弃旧车而换新车！”

所有这一切都是胡说八道，造谣中伤，一派谎言。在那些宗教文字里没有任何支持这类说法的文字。而且这一所谓的法特瓦也只是一些个人的说法，这里我们很容易看清楚它与穆斯林法规专家们所实施的方法之区别。宗教本不是个人的主张。事实上，这只是另一个让人认清瓦哈比派意识形态真面目的一个例子。第七章、扎卡里亚被收编
1996年夏，我与妻子决定去摩洛哥度假。我知道扎卡里亚可能到法国来，像每年夏天一样，但我不知道他来的确切日期。一年来，我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我已经十九年没有去摩洛哥了。我迫切地想跟家里的其他人见面，想看看他们的模样。上一次我跟他们在一起时，我当时只有十岁。我的外婆、舅妈、舅舅、表兄弟……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呢？当然，我仅仅认识两个舅舅，六个表兄弟和一个舅妈。我很喜欢他们，他们对我也很好。但还有很多我没有见过面的，我同他们仅仅通过电话。跟他们在摩洛哥见面，就是将他们的声音和面貌对上号。我一想到这次会面，就兴奋难抑。我很早就开始准备这次旅行，就像一个急不可耐的孩子等待节日的到来。我检查了汽车，出发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我们去向朋友们一一道别。然后给家里打电话，告诉他们我们上路了。

我们下午出发，但很快汽车出了问题，通风机的皮圈脱出来了。我不想再返回蒙彼利埃去修车，我们决定停一小时，等待马达冷却。我们就是这样在车况很糟糕的情况下穿过西班牙。我没有休息，一口气开了1500公里。到了阿尔里西拉斯(与摩洛哥隔海相望的西班牙港口——译注)之后，我就给家里打电话，以免他们担心。我们坐上了船，我虽然累得发昏，但是心里很高兴。穿越海峡仅需2小时，但对我来说却好像长得没有止境。终于，我们看见了丹吉尔(摩洛哥港口——译注)。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十九年了，我又一次看到了摩洛哥，我的祖先的土地。在我的眼前展现的是白色的房屋与深蓝色的地中海交相辉映的景色，我兴奋无比。我们在丹吉尔下了船。我的姨夫（即福佳的父亲），现在也是我的岳父在港口等待我们。他是从三百公里外开车来接我们的，我十分感动。

一到，我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约会：阿布德·斯迪克教长要在他家里同我们见面。斯迪克教长是一位十分有名的逊尼派神学家，他也写了很多有关先知传统、伊斯兰法律原则及苏菲教义方面的书。他的哥哥，阿布杜拉教长比他更有名，他写的著作更多地是对瓦哈比教派提出警告。他们两人的父亲曾经是“伊斯兰教法顾问”。蒙彼利埃塔巴清真寺阿訇建议我去向他求教。我已连续两年在塔巴听神学课。

斯迪克非常热情地在家里接待我们，他的家在旧教区。他让我们来到他的摩洛哥式的客厅，客厅至少有七十平米。带有浮雕的长凳和茶几散发出摩洛哥特有的工艺美。以石膏雕刻铺成的天花板中间悬挂着一盏漂亮的吊灯，太美了。我们平静地讨论了我所学的课程，他鼓励我在这条路上继续努力。一小时后，我转移话题。我来见他也是为了谈我的弟弟。我很担心，在我出发到摩洛哥之前，我姐姐加米拉向我坦白了一个秘密：去年，扎卡里亚去看过她。他对她说，“阿布·萨马德和福佳去做塔瓦苏。他们是一些异教徒，你要当心，但千万不要告诉他们。”

对于逊尼派穆斯林来说，塔瓦苏(Tawassoul)是指教徒可以通过先知、圣人或者善行同真主沟通的说法，如“我通过先知穆罕默德向真主祷告，祈求真主赐给我虔诚。”但是瓦哈比教派的人则认为这近于偶像崇拜，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任何人也不能通过中介同真主沟通。”然而，正是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对一个盲人说，你要说“安拉啊，我乞求你，我通过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那个大慈大悲的先知向你祷告。穆罕默德啊，我通过你向我的真主乞求，以使我的需要能够满足。安拉啊，接受他代我祈祷吧!接受我代我自己祈祷吧!”先知的大弟子阿布杜拉在他的腿瘫痪时呼叫“穆罕默德啊!”结果当先知去世后，由于真主的意愿使他的腿复原。

瓦哈比教徒是极端分子，他们反对塔瓦苏是一个借口。他们借此宣布世界上所有的穆斯林都是不忠实的信徒，都是要加以清除的偶像崇拜者。加米拉向我转告我弟弟的话时，我非常震惊。我为此生病了，因腹部剧痛而去看急诊。一方面，他的话使我立刻想到了瓦哈比信仰。从来没有想到我的弟弟，聪明、有知识而又天性软弱的他竟然可能接受这种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他在告诉加米拉时叮嘱她不要告诉我，说明他对我不信任。

而我呢，如此长的时间与他朝夕相处，竟然什么也没有发现，没有看出任何蛛丝马迹!从那天开始，我的记忆中渐渐浮现出他的各种奇怪的举动。现在，我对他的沉默，他的悲伤，我所看到的他的忧郁症的表现又有了新的分析。很可能，他仅仅是同福佳和我在一起时很不自在而已。因为他将我们看成是不忠实的穆斯林？没想到他仅仅是要假装他对宗教不感兴趣!我思考了许久，许久，企图回忆起他在法国的一切细节。我仍然难以相信我刚刚发现的这个深渊，但是我必须想明白。正是因此，我决定向斯迪克教长请教，他是这方面的权威。

我于是向教长陈述了加米拉对我说的话。他静静地专心地听我讲述。我一讲完，他就脱口而出：“你的弟弟是一个瓦哈比教徒。瓦哈比教徒是很危险的。你一定要小心提防，提防瓦哈比教义。”教长又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跟我解释谁是瓦哈比教派的人。他强调这些人主张暴力。当我离开教长的家时，我明白了我弟弟属于一个危险的群体。教长的最后一句话仍然回荡在我的脑海：“你要远离瓦哈比教徒。”

回到家后，我将我同斯迪克教长的谈话告诉了大家。他们告诉我，我弟弟在今年年初回过一趟摩洛哥，但很快就走了。他当时的行为特别令人奇怪，没有人理解他。他禁止别人干的事自己却不能遵守。如他不准别人抽烟，但他自己却跑到房角去抽烟。他在摩洛哥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给人留下了使人担心的又叫人捉摸不定的印象。人们告诉我，他们跟扎卡里亚在一起感到不自在，现在，我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在摩洛哥，我又见到了我的外祖母，当时的场面很使人感动。外婆握着我的手说：“来，我要给你上一堂宗教课。几个月前，我见到了你的弟弟。他的行为很奇怪，他所说的关于宗教的事也是错的。我希望你能注意。学穆斯林教义要学逊尼派中的四大教法学派。这四大学派是马立克派、沙斐仪派、哈乃斐派和哈百里派。在摩洛哥我们是马立克派。那些不承认这四大传统学派又要宣讲教义的人是撒谎的人。你要当心，你也要当心那些自称是穆斯林兄弟的人(即那些属于‘穆斯林兄弟会’的人。穆斯林兄弟会为激进政治宗教组织，埃及人哈桑·班纳1928年创立——译注)，这些人莫如说是罪犯兄弟。这些人进行暗杀，伤天害理，还打着伊斯兰的旗号。不对，我的孩子，伊斯兰从来没有教人们去做他们正在干的事。你要记住，我的孩子：节制和适中使事物更美好。”

使福佳和我感到惊奇的事还没完。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回到法国。我们到纳尔本(法国西南部城市——译注)看加米拉。这次加米拉告诉我们，扎卡里亚刚刚到她这住了几天。她开始感到他的穿戴特别奇怪。扎卡里亚留着大络腮胡子，剃了个光头。他的裤子长度只到小腿肚。最让加米拉不能接受的是他的举止。

一天上午，加米拉说，她穿上一件短袖的但比较长的连衣裙，正要出门买菜。扎卡里亚突然对她说：“你不能穿得像一个妓女样的出门!”加米拉停下来，转过身走近他，几乎发不出声音：“你怎么跟你的姐姐说话!你怎么可以这样？你为什么这样？”扎卡里亚当时含糊不清地嘟哝了几句谁也听不懂的话，然后就回到了他的房间。过了一会，他一边哭一边跑出来，躺在沙发上请加米拉原谅他。加米拉没有明白他的举动，但看到小弟弟很痛苦，她安抚了他。

当加米拉给我讲这个情节时，我明白扎卡里亚走进了死胡同。在他内心里必定有一场恶战，他或许正在承受着某种深刻的道德的折磨。加米拉也对我说扎卡里亚给她留下了一些宗教书籍让她读。他还说，他会给她打电话并通过电话给她讲解。几个星期后，他果真打来电话。但当加米拉告诉他她没有读那些书之后，他发了脾气。我姐姐将这些书交给我了，当然，这都是瓦哈比教派的书。

事情还没有完。扎卡里亚还在纳尔本的清真寺里宣传了他的信仰。他去参加了星期五的礼拜，清真寺这时人很多，而且有很多年轻人。我弟弟对这些年轻人说：“我来给你们讲一课”。这些忠实的信徒们很吃惊但仍很礼貌地让他讲话。扎卡里亚对他们说：“真主在天上，他飞上，降下，有一只手，一只脚。”这是瓦哈比的信仰。然而这些年轻人是受过教义训导的，他们驳斥了这些胡话。双方的调门开始升高了。正当扎卡里亚给他们用法语背诵那些所谓的古兰经的经文时，阿訇来到清真寺。他听了一会便问我的弟弟：“你说阿拉伯语吗？”“不”，他回答。“那么你怎么知道你所说的是古兰经的真意呢？你不能考证经文，因为经文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世间万物都是真主创造。真主不是形体，不是图像，不是颜色，不是光也不是雕像，万物都由真主创造。所以，我们不能想像真主在某一地点，他不存在于一个地方。造物主怎么可能在一个地方呢？真主在世界存在之前就已存在。是真主创造了地方，他不需要地方。真主是不可以同他所造的物进行比较的，否则，他就同他的造物变成了同类。真主就也会承受同样的后果，如虚弱和死亡。如果两个物件是相同的，为什么将一个称做造物主，另一个称做他的造物呢？所以，造物主不可能像他所创造的事物。被创造的事物的特质不可以加置于造物主。想像力达不到真主，理性也不可能接近真主。真主超过我们的思维，超出了人的想像力所可以企及的形体。想像力不能为他假定形体，理性不能解释为什么真主不可企及。在古兰经中，真主说过他自己：“他什么也不像，但是能听能看。”这句话在古兰经Achoura章第十一节。真主认可的大圣徒米斯利(misri)说过：“不管你在心中怎样想像，真主总是不一样的。”扎卡里亚听烦了，他站起来想打阿訇。寺里的年轻人起来将他拦住轰了出去。扎卡里亚一边走还一边骂这些年轻人是不忠实的信徒。

现在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弟弟已被一个宗派组织收编了。什么叫宗派组织？法国的罗伯特字典的定义是，一个所谓参加宗派组织的人是“宗教派别组织中不宽容的的参加者”。但实际情况比这要复杂，要微妙。如果我们假设我弟弟所属的瓦哈比教派同基地组织有联系的话，我们要想像这个组织怎样运作。这是一头巨大的章鱼，最上边是它的头，但它还有无数的触手。它的每一只手都可以独立行动。为什么扎卡里亚会被这样一个组织所吸引呢？

我在上面已经讲过，1996年，扎卡里亚对我的姐姐讲过，我的妻子和我以及我们整个家庭都是不忠实的信徒。他在纳尔本清真寺惹出了丑闻。我仅仅是在那个时候才明白他已“到那边去了”。这是怎么发生的？又是通过什么人？阿布·卡塔达和阿布·哈扎的名字老在我的脑子中打转，只要我一听到人们谈到基地组织在英国的欧洲成员。我就想到这两个名字。

同西方长期的看法相反，基地组织有完整的结构，该组织的负责人对于怎样在年轻人中宣传这一意识形态有过深思熟虑的考虑。他们企图使这些年轻人成为能够为他们利用的参加他们的布置和行动的真正的材料。首先要先征召这些年轻人。我想他们在英国同在法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地方所使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区别仅仅是，一直到“9·11”之前，在英国的这些人甚至不需要隐蔽作业。在法国他们不得不小心谨慎，但这不一定更为让人放心。

他们发展人的手法到处都是一样的。首先，他们寻找那些跟家庭断了根的年轻人，这些同家庭断了联系的青年人，无论是客观造成的还是自己选择的，割断了道德纽带，而这种纽带经常是通过父母、兄弟姐妹甚或朋友来予以维系的。扎卡里亚个人和家庭的不幸经历显示了一个迷途年轻人的惯常发展。我是他的惟一的依凭。但他在伦敦，离我很远。在他去伦敦生活的这一段应该叫做流亡生活期间的初期，我们经常通电话，他也定期地回法国来。他回来时，他跟我们谈他的日常生活。然后，他变了，慢慢地他不再跟我们讲他生活的细节，他越来越沉默寡言。他一直很腼腆，但他变得神秘起来了。他不告诉我他跟谁交往，怎样打发日子，更不告诉我他靠什么挣钱生活。我们之间失去了交流。

他的外貌也变了，人显得冷酷。对所有这些我都作了错误的判断。我已经说过，我首先是以为这是由于他在外生活的艰辛造成的，我不想把事情往坏的方面想，所以我一直谨守哥哥的角色，好客，热情，耐心。但是我错了。扎卡里亚仅仅是在割断他同家庭最后的联系。扣特巴在他的书中就说过：“要将他的家庭联系割断。”这是他们最重要的手段。当他们的家庭远在异国，像扎卡里亚，或像我在稍后要提到的克扎维，这就更为简单。对于我的弟弟说来，割断与家庭的联系首先是洗脑。我确信有某人，甚至好几个人，他们的责任就是使我弟弟同他的家庭割离。这些人肯定花了很多时间来贬低我和贬低我们在摩洛哥和法国的整个家庭。

在同一个时候，我也不经意地犯了一个错误，就是给扎卡里亚寄去那些防备瓦哈比教派的小册子。他当时的“新朋友”立即就看到了我对他们的这个新成员的危险性。扎卡里亚并非在那一天睡觉醒来之后就决定我是不忠实信徒的。他向我姐姐所说的关于我的话实际上是他长期被灌输对我的贬低之后的一个结果。大概，扎卡里亚对他们讲到了他的家庭，这些操纵他的人很清楚他的姐姐或者他的母亲并不是问题。最紧急的是要切断他与我，一个逊尼派教徒的联系。因为扎卡里亚也对我的姐姐讲过，当他收到那些谴责瓦哈比教派的书之后，他的组织对我们常去的蒙彼利埃清真寺进行了调查，然后他们对他宣布，我们都是不忠实的信徒，因为我们不是瓦哈比教派。

对于我，这意味着两件事。一，这个组织害怕我的影响。扎卡里亚的哥哥，一个逊尼派教徒，对他们来说，不忠实的信徒，很可能成为他们组织已经拧紧了的齿轮中的沙粒。避免同逊尼派的接触，妖魔化他们，将他们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这是瓦哈比教徒们的一项既定策略。他们不接受对他们教义的任何反对和任何质疑。二，这意味着，这个设在伦敦的团体有能力调查我。也就是说，如果现在还需要证明的话，这就证明了该组织的网络范围之大。如果你能够将某人同他的家庭和亲友的关系都切断的话，你就可以控制这个人。

对于我弟弟和其他去英国的人，他们同自己文化的根被割断在他们被收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些年轻的穆斯林来到伦敦之后，完全不懂得英国社会的习俗，他们身处一个并不太好客的国度里。在这样的国家，同这些穆斯林一样的外国人如果不远离他们自己的社团是不会受到排斥的。然而，正如我们知道的，扎卡里亚是一个很勉强的法国人，一个不会讲阿拉伯语的摩洛哥人。他属于哪一个移民社团呢？他的身份认同的痛苦很可能会强化他认同那个接纳他的团体。最后来说，他被灌输的对逊尼派传统教义的诋毁也使他远我而去并使他丧失了一切批判意识。

很显然，扎卡里亚卷入这一组织同他对宗教的无知是有直接关联的。他在此方面是一张白纸，没有参照系，没有道德武器来保卫自己。我以为，这种情况，在一个有着逊尼派传统的国家，如摩洛哥成长的青年人身上是很难发生的，因为在那里他已经会有一定的宗教文化的熏陶，对这些极端组织也有一定的了解。

他们是怎样接近这些他们要收编的猎物的呢？我弟弟同这些将要改变他的人生的人的第一次接触是怎样发生的呢？在伦敦，这其实再简单不过了。“9·11”之前，只要不危及英国宪政设置，任何极端组织都可以在大街上宣传其观点！实际上，即使是现在，在伦敦大清真寺前，每到星期五你就可以看到一些狂热分子高声为“9·11”事件辩护，当然你不能反对英国！英国人将此称为“言论自由”……伦敦的一些清真寺就因为其阿訇的极端宣教而十分有名，如芬斯伯瑞公园(Finsbury Park)和贝克(Baker)街的两座清真寺。

另外，同所有的邪教一样，这些组织表面上显得很慷慨，因而有诱惑力。经常这些组织用来自国外的资金来成立一些非牟利性质的协会来充当中介。扎卡里亚对我说，当他同那些阿尔及利亚移民经常来往的时候，他并不是总能吃饱饭，有人就建议他们到清真寺去就餐。对于饿肚皮的人来说，有什么比一顿好饭更吸引人呢？

这些宗教的极端分子通过叙述穆斯林人民的苦难来煽动认同情结，在这些本来缺乏参照系统的年轻人中获得强烈共鸣。他们总是以车臣、巴勒斯坦的大屠杀来说明这一苦难，使得听者无不觉得他们本身就是一个潜在受害者。对于扎卡里亚来说，在他离开法国之前，这根认同的神经就已经在颤动，只要轻轻捻动就可以引发火星。在他们的鼓动中，完全不分巴勒斯坦人民和阿尔及利亚人民痛苦的区别，而这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坦克碾碎房屋埋进瓦砾的现实同阿尔及利亚人被自己的同胞残杀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种不分清红皂白的宣传正是他们用来煽动认同情绪和激励抗拒不公平的战斗意志的手法。此外，他们也系统地张扬这些年轻人在法国或英国可能感受到的一种被排斥的情绪。这种宗教于是催生出一种痛苦的情感，而当人们感到悲痛之时就不认真思考，就难于对事态保持距离和冷静地分析形势。

极端分子也熟谙怎样利用人的弱点来操纵人，虚荣心就是人的大弱点之一。他们很容易就能唤起这些青年人身上的志满意得的情绪，告诉他们属于有知识的一小部分宗教精英，比一般人要高出一等。语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加强了他们之间的认同。瓦哈比教派有一套很适合于此的语言，同其他语言明显不同，这套语言专门用来强化这个集团内部的认同。不属于他们集团的是古发尔（Kouffar）即不忠贞的信徒，他们的领袖是“哈里发”或“埃米尔”(二者均意指穆罕默德的继承人——译注)，他们的战士是“圣战者”。当然这些概念在穆斯林教法里一直存在，但瓦哈比派加以曲解，为自己所用。

几个月的接触，经常是不同外界联系，青年猎物就可以进入行动了，至少这些青年人被告知他们已经具备行动的“能力”了，可以出发去外国了。他们也被告知，执行这种“神秘行动”既是他们的义务，也是他们的荣誉。视具体情况，他们或者被分到外国，如巴基斯坦去接近其他国家的穆斯林，或者直接派往营地受训。到训练营地后，同任何其他的邪教一样，首先是对个体进行洗脑。首先，他们要接受“体育训练”，然后学习“操纵武器训练”。训练是十分紧张的，目标定得也越来越高，他们的伙食也不好。慢慢地，他们精疲力竭，总是不能达到训练的标准，几个星期，几个月之后，他们觉得完全无法满足人们对他们的期待。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局促、自责的感觉油然而生。这时接受训练者自己感到自己的无用。而同时，人们又反复告诉他们，在此之前，很多人成功地接受了训练，出去后完成了“大事业”。他们于是觉得自己不仅是“无能”，而且“有罪”。

在这种情况下，接受训练者有两种可能的选择。第一，受训者深深地感到泄气，但内心还留存一种求生的本能。这种本能会帮助他回到他自己的国家(有些获得了本国使馆的帮助，因为他们已没有身份证件)。回国后他们自然也是垂头丧气，一蹶不振，但多数走出了这种极端的意识形态。我听说了不少这种情况的个案。第二种情况是，受训者选择继续，如果他选择继续，就再无回头之日了。既然他“无能”达到要求，他所能为这个事业所做的，就只有献出生命了。这也就反过来证明了他还是能够满足人们对他的期待的。

现在自杀的条件成熟了。瓦哈比教派及扣特巴派的负责人到处表示，包括在阿拉伯世界观众相当多的(卡特尔)半岛电视台表示，进行暗杀活动的自杀不是自杀。然而，古兰经记载着真主的话是“不要杀生，真主对于你们是大慈大悲的。”而且先知穆罕默德也说：“用什么物件自杀，他在地狱就会受到同样物件的惩罚。”十分明显，伊斯兰反对自杀，呼唤公正。古兰经里说：“对真主谨慎地履行你们的义务吧，做一个公正的证人，对一个民族的敌视不应该使你们不公正。你们要公正，要惧怕真主，因为真主知道你们的所作所为。”

我是在同姐姐加米拉和在丹吉尔同斯迪克教长谈话之后才明白我的弟弟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的。我能够怎么办呢？扎卡里亚离我那么远，我又不认识他在英国的关系和朋友。我所能做的是不要同他断了联系，希望他转变。然而我的想法是徒劳的，扎卡里亚切断了同我的联系。1996年，我回摩洛哥时已无法同他联系。我姐姐也无法同他联系，他有时给她打电话，或给妈妈打电话，但他的电话越来越少，他也不回答她们的问题，他仅仅说：“我很好，我不能告诉你我在什么地方。”他当时仍在英国吗？谁也不知道。

我知道得很清楚，随着时间的推移，邪教已占了上风。他们成功地说服他，让他割断了同家里的一切联系。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扎卡里亚就同这些瓦哈比的人接上了头，直到今天，虽然我听了和看了不少有关的消息。但我对此事仍然是不得其解。怎么可能呢？像他这样的一个如此开放，如此愿意交流，如此热情又雄心勃勃地一心准备他的学业以期跳出他自己低下的社会阶层的人。怎么可能被这些歹徒们所俘虏呢？他怎么可以相信这一套呢？

有时，早晨一起床，我就想着他发呆，这难道是现实吗？我对我自己说：“怎么可能呢？”当然，弟弟有其弱点，但是他也有着强大的内制力。他幼小就能够忍受那么多的苦痛，他在他后来的学业上也表现出坚强的毅力，一直不忘他自己的志向。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变得非常悲观，因为我明白了，如果他这样的人就可以被收编，那么谁都有可能被卷进去。

对于这个不幸事件中我的作用，我想我仅仅是比他晚了一班车。我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发现，一直要到1996年我同二姐谈话时我才明白扎卡里亚的恶劣处境。然而他同姐姐的谈话是在此之前一年，而那时，弟弟已经同我完全切断联系了。当时我应该做什么呢？也许，看到他变了，变得沉默寡言、孤独怪僻时，我应该更多地为他担心，我应该想到他会吸毒，甚至我也应该想到那个邪教组织。然而，这些我都没有想到。我当时只想能够为他填补家庭的空白，为他创造一个稳定的充溢着爱心的环境。我没有想到点子上。当二姐告诉我的时候，我豁然开悟，就像七巧板突然还原一样，他的奇怪的行为举止、话语、沉默等等。然而，一切都太晚了。

对于有可能受到这种收编威胁的家庭，我能否提出一些建言呢？对于籍贯是马格里布的家庭我可以说几句话。我想对他们说一定要注重使你们的孩子具备一定的宗教文化基础。知识是抵抗恐怖意识形态的惟一武器。社会可以对一个人有重大影响，但社会不能轻易影响家庭，家庭应该是青年的最重要的参照坐标。我们的家庭对我们来说是很不稳定的，有些人在他们的童年和青少年期经受了比我们更为糟糕的家庭环境，很少有人能够从这样的环境中走出来而不留下伤痕。我们家四个兄弟姐妹都为此付出了代价。现在，我的两个姐姐，纳迪娅和加米拉精神上受到重创，我的弟弟扎卡里亚蹲在美国的监狱里，被指控犯下了令人发指的大罪。我可以对社会建言吗？我要向社会说：要反对种族歧视与社会排斥，所有的公民都应该为此而战。

政界人物也可以起很大的作用。我想他们首先可以起到警戒的作用，他们应该要求那些在传媒领域神通广大的舆论领袖公开谴责瓦哈比教派的意识形态炮制者，如阿布·瓦哈比、伊本·巴兹、奥泰伊铭及那些穆斯林兄弟会的理论家：扣特巴、马杜迪和卡拉达维。否则人们很容易一边谴责暗杀恐怖行为，一边又用这类意识形态为恐怖活动辩护。善良的人都应该团结一致将那些重新拾起这些恐怖组织的破坏性的意识形态的人送到社会的被告席上去。政治人物应该提醒大家，使我们自己，无论是出于无知还是出于调和，不要成为这些刽子手的同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