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中国的经验和本土解决
——十年后再读《黄河边的中国》
雷均（北京）
多数农村地区的青年出路在哪里？从东方后发现代化国家日本和韩国全社会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换来看，最终是多数乡村青年离开农村吸附到城市二三产业，这一过程快慢取决于现代教育的普及程度和工业化的效率。
差不多十年前，上海学者曹锦清先生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出版。当时，围绕三农问题的知识讨论和政策辩论正如火如荼。曹锦清延续自己80年代末在浙北乡村的调查研究思路，选定中原腹地河南，依靠自己的师友关系，凭着内部人的引路，进入了调查现场，完成了一部访谈式的田野调查。
曹锦清的基本观察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城市乡村两元分化的不平衡社会。城市是与现代文明联系的一个群体，而乡村社会，仍然是以血亲人际关系的组织形态，并由此形成乡村生活中的家族政治经济利益群体。包括县（县治地是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结合部）乡在内的整个农村社会人际关系和行事方式，都是建立在相互帮助、讲求回馈（礼尚往来）的血亲或准血亲关系网、人情网之中。指出，现实中县乡两级官员在人际关系和行事方式上基本上是按着传统的农村社会惯性运行，与城市社会特别是大都市的人在观念、行事方式上的巨大差异，国家决策层依法治国的主张难以穿越这张传统的人际人情网。
由这个基本的认识，曹得出了自己关于地方政府问题的判断。“最令我担忧的问题是，各级地方政权存在着日益脱离社会，且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大趋势。用现代通行的政治术语来说，就是官僚化和特权化的强大驱动力。”在他看来，官吏的以权谋私等权力腐败现象，仅仅是上述趋势的一种外在表现而已。在民谚的描述里，地方政党和群众的关系，早已从“鱼水”到“油水”，再到“水火”。在众多评论者的眼中，缺乏有效权力监督的集权体制应该负主要责任。曹则认为有更为深远的根源。一个政权的经济基础若以第一产业为主导，或说以农业，尤其是小农经济为主导，那么它便可能是一个脱离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专制集权性质的。若是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导，那么它便有可能采取民主与法制的政体。从这一视角出发，曹更认为毛泽东在建国后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的主观目的，均是要防止或者抑制政权脱离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自然趋势。
与此相关的地方财政和乡村教育问题，在曹锦清书中也占有重要篇幅。（近年来随着取消农业税，已经税费改革的若干试点，这一问题已经得到了某些制度性的改进，但其最终的效果仍然有待观察。）“改革开放后，为了鼓励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国家财政实行了分灶吃饭的制度。这一制度的推行未顾及到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分灶到县到乡的财政收支，不但没有使广大内陆本来就严重的城乡差别得以缩小，反而在财政制度上近一步加剧了两者的差距。”90年代中期的财税改革，只是注重了财政收入的增加和中央对地方财政收入比重的增大，分灶吃饭加剧的问题，并未有丝毫减少，财政权和政府事权的分裂更为突出。因此，对农民的摊派各种费用，就成了工业落后的县乡政府财务支出的主要来源，而且是官员政绩工程、贪腐的来源。曹的调查显示，在年人均实际收入仅有800多元的中原某县乡，从农民身上提取的各种税费达到了50%左右。缘何如此？归根究底，还是一个片面的、扭曲得现代化战略导致的必然结果。建国以来的现代化道路，先是因袭苏联模式，牺牲农村，依靠强制性地剥夺农民、人为制造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来汲取农村剩余，为工业化服务。改革开放以后，只是放松了对农村的各种不合理的束缚，但并没有任何反哺或者相应的财政转移。举凡初级教育、乡村公共卫生、政府开支等均要依靠农民自身维持。
曹观察到，在农村有德有才治村的“能人”少，而依仗血亲“权势”和“拳势”的村霸则普遍。可见，组建社会的规则的实质性改善与现代教育的普及，比简单地依靠暴力消灭一茬劣绅恶霸，重新分配一次财产，对社会进步来说也许来得更扎实。曹认为，农村地区教育的荒芜，是农村社会“能人”馈乏的根本原因之一。而农村社会生活的落后，村霸污吏不受控制的发展，近一步损耗农村社会已不多的道德资源，使愿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能人”产生的社会条件更加困难。
如何走出这一困局？曹先生肯定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乡村教育运动的意义。“用现代的观念，改造乡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行事规则，是30年代中国知识界在农村现代化过程中最闪光的亮点。”但多数农村地区的青年出路在哪里？从东方后发现代化国家日本和韩国全社会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换来看，最终是多数乡村青年离开农村吸附到城市二三产业，这一过程快慢取决于现代教育的普及程度和工业化的效率。上述国家基本上用一代人或两代人就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变。他们的经验值得我们省思。相比之下，我们的道路就显得曲折，至今看不到一条清晰的出路。八十年代，曾经广为宣传的是小城镇经验，主张离土不离乡、就地城市化的路线；九十年代，又是大城市优先战略。究竟何去何从，这一现代化进程之中，乡村和城市最终关系如何，市场、社会和政府将各自发挥什么作用，都需要我们逐一找到适合本地情况的解决方法。曹在十年前确立的研究尊重本土经验、努力探究第一手事实的精神，乃至他的很多观察和结论，都远远没有过时。（完）
简介：雷均，北京市社科联。
文章转载自青年文化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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