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也讲风尚
2008年09月06日
：金石 来源：华夏时报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潮流，或者说是风尚，潮流和风尚并不一定只指流行音乐或者服饰，流行的学问也是一种风尚。
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作品《稳定与增长》就能给我们不少启示，为我们的流行风尚换换口味。
10年前，经济学就已经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风尚，不过，那时的显学是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或者是转轨经济学，在改革开放20年的时候，大家更加关心的还是市场建设问题；
10年后，风尚一变，在一个全民炒股的时代，宏观经济学已经不知不觉变成了显学，因为人们“相信”宏观经济和股市的表现有着极大的相关性：经济增长，股票涨；经济衰退，股票跌。
于是乎，10年前，中国还有所谓的经济学大师，10年后，已经没有大师，人人都是经济学家了，每一个人都有发言权。最好的例证就是宏观调控，已经成为所有和经济相关的报纸必然大力报道的主题，所有人讲起来都一套一套。
简单说，宏观调控是宏观经济学中一个重要主题，即怎样保证短期经济增长的稳定，防止巨大的波动给经济生活带来的伤害和浪费。但是，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组合，却从来得不到统一的认识。
有人认为防止物价上涨过快是第一目标，有人认为保证经济的增长速度稳定和就业是第一目标。如此争论，其实是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中有关稳定和增长问题的“翻版”。
每一个人都有话说，但现在的时尚风向标是“保增长防通胀”，可惜标准的理论告诉我们，这只是一个理想状况。经济学是平衡和取舍的科学，增长和通胀之间，谁应该是当下的优先目标？斯蒂格利茨的《稳定与增长》能给我们一种主流风尚之外的独特视角。
这种视角的重要性在于：如果说，只流行一种音乐和服饰的风尚说明了一种独特的追求的话，只流行一种宏观经济学理论的风尚却是相当危险的。
稳定还是增长
斯蒂格利茨的要点是：面对可能的经济滞胀，紧缩的货币政策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央行加息是为了防止通货膨胀，但斯蒂格利茨认为，通货膨胀只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中间指标，而最好的指标还应该是就业和增长。因为比起物价上涨，失业给人带来的伤害更加严重。
主流风尚中，稳定物价的方案来自于“西方央行行长俱乐部”，斯蒂格利茨讽刺地说：“他们习惯于赶风潮。在80年代早期，他们深受弗里德曼鼓吹的货币主义简单化经济理论的影响。货币主义名声丧失，那些推崇这一理论的国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从那以后，人们开始寻找新的理论，设定通货膨胀目标就应运而生。”
这种新风尚主张，只要价格增长超过设定的水平，利率就应该提高。但是，“这一粗糙的药方不是建立在经济理论或者经验主义证据的基础之上，人们没有理由预期，无论通胀的源泉为何，最佳的应对措施就是提高利率”。
比如，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并非因为央行印的人民币太多，绝大部分都是输入的，即原油和大宗商品国际价格的上涨，大大提升了生产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央行提高利率，对于农作物或者燃料的国际市场价格并不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如果不把利率提高到一个非常可观的程度，年初制定的通胀目标就难以达到。
问题是，原来的那个通胀目标必须达到吗？要达到那个目标，肯定会造成显著的经济放缓以及高失业率。如果这样，“治疗还不如疾病好”。
斯蒂格利茨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需要放弃设定通货膨胀目标。迎接不断上升的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斗争已经够艰巨的了。通胀目标带来的经济疲软和失业率上升对于通货膨胀不会有什么影响；这只是让在这些条件下生存的任务更为困难。”
他还在《稳定与增长》中提出，我们关注的中心应当是“真实的宏观经济学”，把生产能力的利用——资本和劳动以最大潜力得到利用，以及这种能力的增长放在争论的核心地位。因为，一个国家生产能力的利用非常差标志着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失业对于贫困、不安全和不平等都有影响。
稳定价格的宏观经济目标，本来是从“西方央行行长俱乐部里”学来的，但是美国央行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已经降了几次息，而我们还要不断地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老师说一套做一套，学生只能按图索骥？
政府还是市场
重复一遍大师的理论很简单，但是在此之前，并没有更多的声音敢大胆宣称“通胀目标并不重要，增长才是第一位的”。因为，国内宏观经济学的风尚就是斯蒂格利茨批评的那种“央行行长理论”。
斯蒂格利茨的政策建议很有道理，但是难以得到国内主流经济学家的重视，因为风尚比事实更强大。因此，探讨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风尚还是有意义的。
要知道，风尚一旦确立，是很难改变的。无论风尚最初是怎样形成的，一旦成型，就有了非理性的成分，比如“超过3％的通胀率是绝对不可以允许的”。这种独断论的背后，其实是对央行和政府的极端不信任，而在这种不信任的背后，又是对市场的极端崇拜：市场总是好的，政府干预总是坏的。
有个这样的判断，主流风尚一定会坚持一个通胀目标，目的甚至不是为了防治过高的物价伤害普通百姓，内心里可能只是希望剥夺“央行印钞票的能力”，因为印多了钞票就是政府在征收通胀税，而政府和央行可以采取货币手段刺激经济的能力似乎是多余的。
那么“市场总是好的，政府干预总是坏的吗”？斯蒂格利茨的启示是，还得“实事求是”，凡事不可走极端。在主流风尚都偏向市场而贬低政府的时候，强调一下“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危害是必要的。
最新的例证是油价和粮价的暴涨，用斯蒂格利茨的话说，这都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惹的祸。“市场并没有能够为飙升的油价和食品价格做好准备。因为，这两个部门都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学中的例子，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自由市场的说辞被有选择地加以使用——当它为一个特别的利益服务的时候就会得到认可，当它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被抛弃。”
斯蒂格利茨指的是，运用自由市场的说辞，发展中国家被告知要停止对农业进行干预，因而将自己的农民暴露在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具有破坏性的竞争之中。他们的农民或许可以和美国及欧洲的农民竞争，但是这些农民无法和美国以及欧盟的补贴竞争。结果自然是发展中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正在逐渐减少，从而造成食品缺口加大。
斯蒂格利茨是因为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而提出信息问题，就是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想像中的那个完美的市场并不存在。
“新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为某些利益服务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因此，我们千万不能被风尚忽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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