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分裂生涯
达赖抵达印度不久，印度总理尼赫鲁就多次会见了他。虽然这位总理一再公开声明，一再当面告诫达赖，印度不可能承认西藏独立、但印度政府却让达赖集团拥有在印度国内从事政治活动的“自由”。
1960年，达赖正式成立了“流亡政府”，并煞有介事地组成了流亡噶鹰及其下属机构。同年，流亡集团召开第一届“西藏人民代表大会”公布了被外国舆论称为“不伦不类”的所谓“宪法”。宣布达赖为“国家首脑”。
“流亡政府”成立三十多年来，为了实现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梦想，倒着实使尽了浑身招数。
在国际上，自分裂分子逃至印度后，几十年来，达赖集团为了取得国际社会对“西藏独立”的支持，以达赖的宗教身份招摇过世，展开了不少外交活动。
60年代末，达赖访问了泰国和日本。
1973年访问了欧洲11国。
1979年，在遭拒绝20年后，达赖首次访问了美国。这位精明的政客，利用当时中苏交恶，还不失时机出访了苏联和蒙古。
在这些访问中，他受到许多高级官员、甚至国家首脑的接见。但是大多数国家都非常谨慎地对待这些访问。在整个六、七十年代，达赖集团浪迹天涯的努力，除了被外国象征性地接见一下外，并没有什么成功可言。
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作为唯一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大国，受到国际反华势力的强大压力，由于达赖分裂集团的存在，西藏问题可作为向新中国施压的一张牌，于是，达赖集团
①迅速嗅出“达赖喇嘛倍受重视、价码看涨”的政治行情。不失时机地重新展开了以出访各国为中心活动内容的国际努力，这些努力，重点表现在迎合西方反华势力的需要，以卖身投靠、充当马前卒来谋求“西藏独立”，谋取西方反华势力对“西藏独立”活动的支持。
西藏问题本来是西方侵略势力在近代一手炮制出来的，“西藏独立”除极少数人闹剧似的鼓吹一阵外，本来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东西。由于西方反华势力的需要，由于达赖集团的几十年来的卖力活动，于是，就好像真有那么回事似的。这不禁令人想到戈培尔“谣言重复三遍就变成真理”的“名言”，不禁想到“曾参杀人、慈母投杼”的典故，曾参本是至诚君子，绝无杀人可能，但连续的谎言，却使他的母亲都信以为真了，我们这里不得不重视达赖集团反复的一再造谣的给我们带来的后果，同时，我们更应该揭露谎言，还历史以真实。
无能之辈
达赖出走后一直寄居印度，浪迹天涯，作无根的漂泊，达赖本人及其流亡政府中的少数人，可以利用国际反华势力的施舍和国际上一些善良人们的捐助，维持自己奢侈的生活，而且，经常在西方舆论中频频爆光，也满足了达赖的虚荣心，使他飘飘然过足明星瘾。但真正受苦的却是跟随这位“神王”流亡的大批藏胞。西方学者实地考察国外藏胞聚居区后评论说，“在接受了16年的技术和财政援助以后，定居点的领导仍然不能为他们所管理的藏人提①达赖1992年3月10日在达兰萨拉集会上讲话。
①供最起码的社会福利”。
“这些定居点都是由达赖喇嘛指派的官员，负责管理日常事务，这个人就成了‘营地首长’，‘营地首长’在许多方面……被看成是那里的国王。他在定居点内能指挥其它人，一位人类学家调查了定居点的行政结构，认为西藏传统的农奴主和农奴的关系已经消失，取代他的是“家长式的憎侣统治”①。
“可以有把握地假定，至少有40％的西藏流亡人口达到了上学年龄。因此，大部分流亡的西藏儿童受不到正规教育。（1975年印度政府不再让在印度出生的西藏儿童免费到住读学校学习，自那以来，情况更加严重。）②
“为使难民能够在经济上独立，印度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沿着印度北部边境建立95个筑路营。在筑路方面，藏民是最合格的劳动力。尽管印度政府和其它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但事实证明，筑路给了难民最稳定的收入。但事实证明，大约18000至21000名藏民参加了筑路工作，平均每天工资30美分。但条件却如此恶劣，以致西藏难民中的官员承认，如果这些工人当时留在西藏，情况会比在印度好一些。”③
达赖1961年讲，1960年的境外藏人为5.6万人，1969年他又说，境外
④全部藏人加起来，是8万多人。就算如此，达赖手上攥着美国等西方国家给的大量金钱，既不用为国外藏胞修路、建房。更不用建工厂或其它开销，唯一的开销就是维持几所学校。人们自然要问，他们为什么不能为境外藏人做稍微多一点的事呢？
达赖以制造纠纷自豪
一位学者评论说：事情不止于此，由于达赖出走后一直寄居印度，印度和中国一样，都是亚洲大国并且互为邻邦。于是美国便利用西藏问题使这两个人口众多的亚洲大国互相仇视、牵制。这对美国在亚洲利益是有好处的。这样美国就可以摆脱两个亚洲大国崛起、发展友谊的恶梦，而在两国的对立中谋取最大利益。
达赖集团为了一己私利，对于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对于使中印两国增加不信任因素，是在所不惜的。达赖曾沾沾自喜地说：“他与中国之间的和解，
①是一件与国际政治舞台的变化息息相关的事。”在江泽民主席成功访问印度后，日本《每日新闻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印度的访问，使一直是悬案的中印修复关系取得很大进展。但是，总部设在印度的西藏达赖喇嘛流亡政权对这一事抱有严重的危机感。达赖喇嘛流亡政权的新德里办事处发表了一份《致印度友人》的文件。这份文件警告说：‘印度不应把这次访问看作是为了加强两国关系。访问只有利于中国一方。’印度批准达赖喇嘛在印建立流亡政权，允许其在印国内外开展自由活动，是想作为牵制在边界①旺加：《比拉库佩的西藏人定点》第13—14页①戈尔茨坦：《西藏难民》第16页②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第297—298页③皮塞尔：《秘密战争》第212页④达赖1961年3月10日、1969年3月10日在达兰萨拉集会上的讲话①《西藏评论》1982年17卷2—3期，28页问题上与其发生对立的中国的一张牌来利用。如果两国关系进一步加强，印度方面就没有必要保留西藏流亡政权，据认为，西藏流亡政权是在认识到这
②种情况后对印度发出‘警告’的。”。
维护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一种崇高的爱国主义感情。达赖集团为了小集团的私利，既不惜制造国内动乱，也不惜挑起大国纠纷，甚至公然践踏这种崇高的情感，达赖本人为获得外国势力的支持，竟作如此惊世之语：他“心中毫无疑问地认为印度比中国更有理由声称领有西藏主权。”③
流亡藏人的灾难
达赖集团及反华势力支持达赖集团图谋西藏独立的政治活动，首先在流亡藏人中造成悲剧和灾难。
学者们几乎一致地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达赖集团的支持，在中国与流亡藏人之间设立了难以逾越的鸿沟，使西藏问题复杂化。达赖及其少数人复辟农奴制的梦想，他们千方百计挑拨民族关系的做法，美国人算计精明的支持，激起了流亡藏人中的极端主义情绪，强化了他们同中国政府的对抗。美国就这样在流亡藏人和中国政府在解决西藏问题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这给流亡藏胞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一切迹象表明，西方势力非常清楚，他们的支持既不会使西藏叛乱成功，也不可能给中国人带来什么严重的分裂，但他们的方法却可以在流亡藏人中连续不断地挑起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希望。他们从美国人最初访问西藏，开始私下表示友好支持以及援助起，一直引起了流亡者的梦想，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既然对他们的独立要求表示同情、支持，也一定会帮助他们最后重返家园。
纽约帝州大学的谭·戈伦夫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对美国来说，为了让北京东猜西猜，恼火生气的同时，又能在西藏自治区内牵制住几千名士兵，花一笔钱是算不了什么的。”
“也许，正是这些外来的干涉，造成了最令人痛苦的悲剧和最沉重的损失，流亡藏人今后，如果不是几代人，也是许多年内，将为这二十年的痴心妄想付出深重的代价。”①
美国《世界政策杂志》秋季号载文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的基本思路在
①于，即便无法遏制中国的崛起，也要尽力延级中国上升为强国地位的速度。
在此目标下，一些西方国家的战略企图是十分清楚的，他们就是要让中国东猜西猜，恼火生气，从而遏制中国的发展。他们对境外藏人的利用是十分精明的，给一点钱，适可而止地表示支持，有效地制造中国局部地区的不稳定，花钱少，收效多，何乐而不为呢？太公钓鱼，愿者上钧，达赖集团的复辟愿望与西方的反华图谋相得益彰，一拍即合，达赖靠分裂主张获取支持，不虞生活有缺，还可以周游世界。但境外藏人却成了牺牲品，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达赖分裂集团给境外藏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②（日）《每日新闻报道》1996年12月①谭·戈论夫：《现代西藏的诞生》第246页，中国藏学出版社①（美）克里斯托弗·莱恩：《不可靠的计划——美国对华战略》《世界政策杂志》1997年，秋季号
老图谋新招数
多年来直接谋求“西藏独立”，和者寥寥，成效不堪回首。在这种情况下，达赖集团开始调整策略，高举“对话”旗帜，表面淡化“臧独”目标，突出要保障西藏人权、宗教和文化，在国际上更具欺骗性。达赖去年在英国议会的讲话中大言不惭地宣称，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无条件与中央政府谈判，他只是要求西藏自治而非独立，同时立即诬称中国在西藏进行“文化灭绝”活动。有识者指出：达赖此举既配合了西方以人权问题蛊惑人心，对中国施压的图谋，又有利于西方政府绕开主权问题，更方便地支持达赖的分裂活动。
1997年4月达赖再次到美国，他在美国有线电视台上宣称，他不主张独立，而是寻求自治。
达赖似乎完全忘了他曾上百次他讲过西藏独立。
人们不会忘记，达赖的筹码是紧跟政治形势，“随行就市”的。明眼人也不会看不到，他所谓的自治、自决，所谓的保护传统和宗教，不过是“西藏独立”政治图谋的另一种形式。
沉重的反思
几十年的历史反复表明，达赖集团的政治性质，已被他们自己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所决定。他们挟洋自重，出卖祖国和民族利益，图谋西藏独立的大量政治活动，鲜明地表明了我们与达赖集团斗争不可调和的性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还表明，无论我们作多少让步、如何晓以大义，作到仁至义尽，但寄希望于这个反动集团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都是没有效果的，无异于与虎谋皮。
达赖集团本质上代表着旧西藏的三大领主，他们是封建农奴统治的既得利益者。
国际反华势力是这样分析的：达赖一伙人狂热地希望恢复失去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心态，会变成仇恨新中国新西藏社会进步的怒火，只要这些人能够维持下去，他们就会不惜一切地去试图分裂中国，与中国作对。
反华势力有着足够的精明，利用达赖集团比他们直接出面政治上方便得多，经济上便宜得多。三五个分裂分子，加上适度的渲染，就可以制造一场世界关注的骚乱，达赖信口雌黄几分钟，也可以让中国背上长时间甚至几十年的黑锅，于是他们可以经常性地干涉中国的内政，使中国的发展无法在没有干扰的状态下进行。
如此价廉、物美、有用，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事，这个宝贝可不能失去。
西方不会同意达赖改弦更张。
何况达赖本身有着按捺不住的复辟欲望。
在中华民族振兴，强盛的道路上，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放弃对达赖集团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始终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国家利益。我们的立足点，必须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实现不了的梦想
人们没有忘记，1989年6月北京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对中国施加高压，施加制裁，达赖一时兴高采烈，预言“五年之内西藏独立会实现。”此后他又改口宣称要用十年时间配合西方国家肢解中国，实现“西藏独立”。由于中国的稳定与发展，西方国家纷纷与我改善关系，达赖许下的诺言又一次落空，无奈之下他写道：“今日西藏的形势带来的挑战，需要现代化的心灵才能应付。在旧日西藏环境中成长的人，不能了解那儿现在发生的转变。面对这些问题的人，最好没有记忆的包袱。此外，我们是为了下一代从事争取西藏合法独立的奋斗，如果他们还愿奋斗下去，就必须由他们继续。”①
看不到出路的达赖还病急乱投医地把希望寄托在海外“民运”人士身上。1996年7月16日，达赖在英国议会发表讲话，他紧急呼吁的第四条内容是：“民主国家的政府在同中国国内和流亡在外的民主运动领袖及成员的接触中应对中国将来处理西藏问题方式表明自己的期望。现在到了中国的民主派在这方面作出承诺的时候。”
他开始在不同场合下表示：西藏独立这代人实现不了，下代人会去实现；下代人实现不了，再下代人也会实现。
这里他事实上已在哀叹他已经实现不了西藏独立，而把实现西藏独立的时间“聪明”地推到下一代身上！
达赖转世何方
——也许“西藏独立”是一个太渺茫的梦想。达赖开始担心他将不久于人世，于是时不时开始议论自己的转世。
他的前世，十三世达赖喇嘛，活了58岁，更早几位，竟然在政治斗争风云中连18岁也没有活过。西方国家的金钱支持帮助达赖加强了集团内部的统治，再说流亡生活也确实没有汁么权力好争夺，加之社会毕竟进步了，借助于现代医学保健，十四世达赖身体尚好，但身体有病好医，心里有病，则实在难办。
从90年代开始，达赖在多种场合对外国新闻媒体说：他想终止达赖制度，他将是最后的达赖。
1993年，德国明镜周刊记者采访达赖。记者问：“在你之后，还会有第15世达赖喇嘛吗？”“在迄今为止的政权下，肯定不会有了。”达赖不假思索地回答。
1996年9月他在澳大利亚又对记者说：佛教在七至八世纪传入西藏，但达赖喇嘛仅有500多年的历史。我死后，许多西藏人仍需要自己的达赖喇嘛，但20年之后，环境变化了，西藏同胞会发现达赖喇嘛在他们的文化和民族中不再那么重要，也许就不再有新的达赖喇嘛，因此，我很可能是西藏最后一位达赖喇嘛。”
也许认识到这样说实在影响流亡集团的士气，他又强打精神对记者讲，“根据我的梦境和一些预兆显示，我将活到100岁到120岁”。嘴里这样说，心里却特别发“怵”。达赖近年来越来越耽心有人谋害他，心里总是处于紧①《达赖喇嘛自传》第287页张状态。从国外回来的藏人说，过去达赖喇嘛总想见人，现在倒成了总怕人见。他不但怀疑人要害他，甚至怀疑“神”要害他。他之所以兴师动众围剿“吉钦多吉修旦”护法神，不计后果，昏头昏脑地禁止供奉信仰这位护法神，其原因也是莫名其妙地怀疑起这位护法神可能危害到他的寿命。对于自称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的化身的达赖，实在是一种悲哀的心态。
流亡藏人刊物《西藏评论》1992年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流亡之局势的估计》的文章，文章认为：“西藏独立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年轻人迷恋城市生活，都往城市里跑，为自由而战的思想熄灭了，我们内心深处有说不出的失落感，移民西方是被同化，是仅仅有藏人面孔的美国人、德国人、印度人和尼泊尔人。”这篇文章突出地表明了国外藏胞的不满和失落感。
绝妙的是，达赖也是以这样的心态谈到了他自己的转世问题。他写道：“如果我在西藏人重获自由之前就圆寂的话，那么唯一合理的假设是：我将会降生在西藏之外的地方。当然可能到那时候，我的人民已不需要达赖喇嘛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不必费心把我找出来。我可能转生成一只昆虫或
①是动物……”。
这是达赖图谋“西藏独立”、要终生与祖国和人民为敌的决心，同时达赖也无可奈何地表明，“西藏独立”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
二、国际反华劳力的忠实工具
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指出：达赖集团一面与西方反华势力相勾结，大造舆论，企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一面打着民族、宗教旗号，加强对境内进行颠覆活动，与我争夺群众、争夺青少年、争夺人心，不安定的因素正在增长。保持西藏稳定，核心是同达赖集团的斗争。西方敌对势力把所谓西藏问题作为对付我们的一张牌，企图从战略上遇制中国，扰乱中国，干扰我改革开放，损害我国际形象。针锋相对地打击达赖集团的分裂图谋，是从帝国主义入侵西藏以来长期存在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继续，是一场粉碎国际反华势力对我“西化”“分化”阴谋的斗争。
帝国主义对西藏实行干涉、分裂政策的产物
从国际政治斗争的角度看，西藏自鸦片战争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和分裂中华民族的突破口。在辛亥革命前后，西藏所发生的驱赶驻藏大臣、驻藏清军、驱汉活动等历次重大政治事件背后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插手。由于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顽强的反侵略、反干涉斗争，特别是人民解放军迅速进军西藏，帝国主义势力始终未能达到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但他们也始终没有放弃这一图谋，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节节胜利，给西方实施这种图谋增加了新的含义。美国国务院官员露丝培坎声称，由于共产党接管西藏，该地区将在意识形态上和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他们露骨地宣称，一旦共产党在中国获得全面胜利，美国不应当继续认为西藏是中国当局权力范围之内的行政区域，极力主张立即派遣美国官员赴拉萨建立秘密联系。并且应尽可能地阻止中共解放西藏。现代“西藏独立”①《达赖喇嘛自传》第255页的内幕，包含着西方大国世界战略的深沉的背景。鉴于直接武装干涉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并且也名声太坏，他们采取了在我内部收买民族败类，分化上层人士，从内部分裂中国的新策略。1959年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就是在外国反动势力唆使下策动的。达赖当时的副官长帕拉、土登为登明确指示叛乱分子“迅速扩大武装，外国将有帮助”，足见，外国敌对势力的怂恿和支持，是叛乱分子铤而走险的根本原因。武装叛乱失败后，达赖集团流亡印度，至今已38年，一个寄人篱下的流亡集团，却有大笔金钱可供花销，能在各种花钱的国际场合频频登台亮相，分裂祖国的括动愈演愈烈，这个“经济奇迹”的背后就是西方反华势力不惜工本的支持。可以说，没有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就没有达赖集团的存活。
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工具
种种事实表明，达赖集团已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同我较量的一张牌。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与西方敌对势力反华需要息息相关。
九十年代以前达赖的活动，可分为四个阶段：1960——1970年：此时达赖集团投靠西方，靠西方庇护努力站住脚跟。主要活动是：成立流亡政府，在西方的反华势力的金钱支持下，成片安置了逃亡在外藏民，除美国帮助组建印藏特种部队外，重建了被消灭的“四水六岗”卫教军，他们的阴暗心理是寄希望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1971——1979年：此时中国日益强大，加入联合国，特别是前苏联军事力量的崛起，对美国的霸权目标构成威胁，美苏争霸矛盾激化，西方调整对华政策，开始与中国加强联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在中美接近的大背景下达赖集团作用降低。美国1972年停止援助，撤销了负责达赖流亡人员救济的难民事务专员公署，1973年，达赖向美国申请入境签证，并声明只作私人性质的访问，未获批准，此后一再拒绝给达赖访美签证；与此同时尼泊尔调动1万多军警，消灭解散了盘踞在木斯塘的“四水六岗”卫教军；不丹逮捕了达赖派去的骨干分子，限令在不丹的藏人加入不丹国籍，否则即驱逐出境。此时西藏问题在西方政策调整中完全失去份量。达赖多次哀叹，西藏问题只不过是国际反华势力用来反共反华的工具，此时活动很少，处境孤立，倍感冷落、绝望。1972年1月，达赖情绪低落地表示，“如果西藏人民在中国统治下生活愉快，那我也没有什么话要说了。”
1979—1984年：力图摆脱孤立处境。开始试探中央态度，了解国内情况。1979年3月，达赖此地元银三百两地辩解说：“1959年，世界各国都在政治上互相支持一派，压制一派。我们并没有因为美国重视西藏问题就以美国的利益为重，当美国的走狗。”表示：在一、两年前，中国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出现了很大的变化。1981年3月，达赖说，我们对汉人做的好事要给予肯定，把汉人做的好事也说成坏的，这样做是不对的。1983年他又讲，“我们西藏旧社会是一个农奴制度的落后社会，我们并没有说是进步的。”1984年他重复说：“西藏的旧社会肯定有弊病，这一点我们也不否认。”①他在不同场合表示，他回西藏后将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会走旧的道路。流亡藏人必须同汉人接触，没有其它办法，劝藏人接受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①以上分别见达赖1979、1981、1983、1984这回年3月10日在达兰萨拉的讲话他坚信共产主义和佛教有共同的基础。并表示如果西藏人民幸福，他可以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此期间他在公开场合很少再提“西藏独立”，并多次赞颂我党和国家领导人，讨好中央政府。敏感的西方舆论察觉了这一点，开始评论达赖集团一些人将回国的诸多动向。由于我中央政府本着团结、关怀的态度，表示只要达赖集团放弃分裂祖国的活动、放弃西藏独立的立场，就既往不咎，欢迎达赖回来。在中央宽大为怀政策的感召下，由于国际上孤立环境的影响，走投无路的达赖本人也暗示他将于1985年返回祖国。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所谓谈判，所谓回国完全变成了达赖扩大影响的手段。
1985年开始，原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已乔夫一再软化对西方国家的立场，不惜以无条件退让来换取西方国家的和平共处，但这种单方面妥协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回报、相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全面实行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总战略，他们在苏联、东欧连连得手后，加强了对我的进攻。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之后，中国在西方眼里成了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大国，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希望，西方对我实行高压政策，西藏问题成了施压的主要借口，达赖集团的用场大增，西方一方面重新给予大量资助，一方面把诺贝尔“和平奖”授给达赖，在西方重新大力支持下，达赖集团一改几年来的求好态度，在国内加紧渗透，制造了多起骚乱，在国外则加紧推行西藏问题国际化。1987年5月，达赖公开宣称“如果能确信西藏人民是幸福的，我将放弃（西藏独立的）要求。”并表示，如果北京邀请我到北京或拉萨，不管什么形式，我都接受。”1988年6月，达赖在法国斯特拉斯堡访问期间发表声明，提出所谓“五点和平建议”，内容中包括，“西藏与中国有着特殊的关系，但应看成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苏联、东欧局势剧变以后，达赖关于解决所谓“西藏问题”的调子急剧改变，达赖得意地宣称：“现在的国际背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对解决西藏问题有利。越来越多的人对西藏更关心了，他们表示了一种想通过具体行动，帮助我们的真实意愿。许多政治家都已公开表示支持西藏人的权利，尤其是布什总统和梅杰首相对西藏的事业表示了真正的关心。”达赖声称：“3年内一定要把西藏搞成独立国家。”
在西方的吹捧声中，达赖自感“价码大涨”，于是俨然以领袖身份提出：“为了巩固整个亚洲的和平和大家的利益，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共同体，愿意摆脱中国殖民统治的西藏，东土耳其斯坦，蒙古以及愿意参加这个民主联合体的国家都可以参加。为了实现这个想法，我希望同亚洲其它国家的领导人协商这个问题。”①
1991年8月，达赖出访法国时声称，他以前提出的那些妥协建议，特别是在中国实体内实现西藏自治的建议均已“过时”，他正在重新确定与北京的关系。10月份在访问美国那鲁大学发表讲演时表示要“撤回3年前提出的要求使西藏变成自由的民主国家，而对外政策和国防由中国控制的和平建议”，主张西藏完全实现独立。他还表示：“尽管中国领导人比较强硬，但中国的分崩离析完全可能在瞬间发生。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一个强烈的信念，即我们能在5年或10年后永归故土。”并急不可待地在当年5月召开所①达赖1991年3月10日在达兰萨拉的讲话谓“西藏人大第一次会议”，成立以达赖二哥嘉乐顿珠为首的所谓内阁并着手拟订“切断同中国一切联系的西藏新宪法”，规定达赖拥有政教一切权力。达赖本人一再重复地扬言，少则五年，多则十年，就可实现“西藏独立”，并一再宣称××年是西藏独立的关键一年。按照达赖的预言，西藏独立十次都该实现了。境外藏人实在听腻了这一套，讥讽道：“年年都是关键的一年，年年都以失败而告终。”
由上面简单概述可以看出，西方对达赖集团的支持，完全取决于他们“西化”、“分化”中国的需要。西方支持的强弱，完全决定着达赖集团分裂活动的强弱。达赖为了实现其分裂囹谋，甘当西方反华势力的工具，没有西方的支持，达赖分裂祖国的活动，一天也支撑不下去。这就是达赖集团活动有时猖狂，有时收敛的原因所在。他们完全成为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的政治集团，成为国际敌对势力反华的工具。
主仆相应配合有方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了世界上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连续19年政治稳定、经济高速发展，展示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西方反共势力对此如骨鲠在喉，必欲祛之而后快。如何遏制中国的生机与活力呢？人权，这是搞垮东欧、苏联的制胜宝贝，当然要继续采用；台湾和西藏问题，则是另外两个有缝可钻的缺口。在国际反华势力看来，西藏是我国三个方面的薄弱环节：第一，由于历史、社会、地理等方面原因，西藏经济基础薄弱，发展落后于全国，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薄弱环节；第二，由于西藏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远离内地，是中国国家安全的薄弱环节；第三，由于民族、宗教方面的特殊性，又是我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方面的薄弱环节。达赖这个具有双重身份的人物及其政治集团，可使其分裂活动带上一定的欺骗性和影响力，正好可资利用。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在西藏问题上对我国的攻击明显增加。恰好反映出他们的这一反华战略图谋。由于西方一些国家遏制社会主义中国崛起的既定目标一致，他们在人权、台湾问题上接连受挫后，转变策略，企图将西藏问题炒热，使其成为西方对中国进行牵制的另一重要手段。他们在公开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同时，又或明或暗地以各种理由纵容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或幕后不同程度地支持和呼应本国议会染指西藏问题。达赖集团调整策略，高举“对话”旗帜，表面淡化“藏独”目标，配合西方以人权问题对中国施压的图谋，突出标榜要保障西藏人权、宗教和文化，在国际上更具欺骗性，西藏问题将愈来愈成为国际反华势力牵制中国现代化发展，遏制中华民族振兴的突出因素。
反华弄潮儿
几十年来，达赖集团毫无愧色地充当了国际敌对势力的反华先锋。
新中国成立后，西藏问题时起时伏，与帝国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中国发动的冷战与遏制政策结下了不解之缘。1959年西藏上层发动武装叛乱失败，达赖逃亡印度。陆续透露的许多材料证明，达赖从策划出逃开始就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密切介入。此后达赖集团成为西方帝国主义势力遏制中国的一个棋子。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美国本上培训西藏叛乱武装，并从军事上及金钱上援助西藏分裂活动。在美国操纵下，195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所谓的“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直到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改善，美国染指我国西藏内部事务的活动才有所收敛。此后十多年，西藏问题在国际上沉寂下来，达赖一时也为成了外国主子的弃儿而惶惶不可终日。由于国际格局的新变化，西藏问题重新被利用出来，并在所谓西藏人权的突出名义下被炒得沸沸扬扬。几十年的流浪生涯和西方谋士手把手的训练，使达赖这位封建农奴统治的总头目，在鹦鹉学舌地卖弄民主、人权词句时显得得心应手，并且在反华大战略中表现不俗。
在同一地方摔倒两次
近些年来，达赖以宗教领袖的名义频频出现在国际新闻媒体中，他周游列国，足迹遍及欧、亚、美三大洲几十个国家。他到处举行演讲，召开记者招待会，并以此获取西方的奖金奖状。与其说现在的达赖是一位宗教人士，不如说他早已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政治掮客。因为他现在宣传的完全是所谓“西藏政治地位”及其“西藏独立”的主张。达赖的种种活动，也是与近年来国际形势变化有关的。西藏问题成为西方反华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突破口，达赖集团的使用价值也日益提高。
然而，西方国家对达赖的支持也是有限的。他们在一定时期出于政治目的给予达赖许多名誉与吹捧，某些国家领导人出面接见达赖，表示同情。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政府或其官员公开表示支持达赖集团的所谓“西藏独立”，承认其“流亡政府”。美国总统克林顿在接见达赖的礼节上颇费心思，一再解释他们的会见是私人性质的，会见并不改变美国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立场。甚至连见面地点也安排在走廊上“偶然”相逢，稍事寒暄。1994年达赖出访美国，安排在美国政府决定是否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之前，他要求美国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施加经济压力。1997年达赖又去美国，此时正值西方一些国家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攻击中国的提案第七次遭到失败的时候。美国一位国会议员说，达赖正是这样一位“我们在这个时候所需要的宗教领袖。”他们非常希望借达赖来访捞回一点七次失败的脸面。
即便达赖帮上了这么一个雪中送炭的忙，他挣回的政治资本也不过是按过去模式由副总统戈尔先接见，克林顿“顺便”插进去见个面。达赖的发言人对克林顿没有以一种更正式的方式来会见达赖感到失望。但他又说：达赖似乎不计较这一点，“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同总统说上几句话。”达赖在获得短暂寒暄机会后兴高采烈地对记者讲：他同克林顿和戈尔像“老朋友”那样，“所以我很高兴”。
舆论也许刻薄了一点：“达赖的功夫全下在获得外国政要几分钟的接见上。”
达赖有时也清醒，他曾不无辛酸地写道：“美国自从70年代承认中共，就断绝了对西藏的支持。——这证明了他们的援助只是反共政策的一环，而不是真心要恢复西藏独立。”①
话虽这么说，达赖乞怜美国反华势力的单相思却依然不变。
一位哲人说，蠢才就是在同一地方摔倒两次的人。达赖要摔倒几次呢？①《达赖喇嘛自传》第224页
达赖“教导”美国人
为了鼓吹西藏独立，争取美援，达赖自1993年以来每年都要跑美国，他热切地献媚并乞求说：“美国不应当低估它在今天的世界上的作用。作为美国人，你们应该为你们的传统而自豪，为你们的宪法所依据的价值标准而自豪。因此，你们不应该推诿自己肩负的使生活在极权政权下的人民获得同样
②的基本自由权利的责任”。
他熟练地以反共谋士的身份出主意，“对于美国和国际社会其它成员来
③说，和平演变具有决定意义。”“美国可以从许多层面施加影响”。
他甚至还假充经济学内行告诫美国：“美国在其它地方使用过的经济杠杆也可能是十分有效的。的确，自从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被无条件的延续以来，逮捕持不同政见分子和其它侵犯人权行为在中国和西藏急剧增多，这表明即便只是以经济制裁相威胁也能产生怎样的效果。而且，一个从不断增加的对美贸易顺差中得到好处却不尊重法治和国际行为准则的极权主义的中国对我
①们大家都是一个威胁”。
达赖的演讲，满篇对中华民族发展强大的仇恨，满篇对金元帝国的献媚讨好。问题是，美国人真把达赖当一回事，会去损害自己的利益，为达赖没落的事业出力吗？
美国关注西藏问题，其最真实的动因，不是为了国际人权原则，更不是关心所谓“西藏独立”，而是为了谋取自身的最大政治利益。
从战略利益上讲，美国利用西藏问题是为了达到和平演变中国的目的，遇制中国的目的。毕竟在国际舞台上，一个资本主义的中国比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一个四分五裂、软弱落后的中国比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更令美国感到安全与有利，更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但是不与中国发展经济交往那可不行。
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形象地指出：“我们大部分人生活的比较好，因为我们的衬衫来自中国，微波炉来自南朝鲜，我们设备中的半导体芯片来自吉隆坡；而对我们之中的一些人来说，汽车来自日本。并不需要一篇夸张的研究论文便可以得出结论：作为消费者，如果规定我们只能购买本国的产品，我
②国的物质生活水平就会急剧下降。”。
山姆大叔毕竟是讲实惠的。达赖一厢情愿地想让美国人损害自身利益去为他的事业出力，客观地说，他低估了美国人的智慧。
貌合神离利益相异
遥想当初，在中国“文革”期间，西藏受极左影响，这一点同全国并无二致，宗教受到限制，人权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此时此际，美国没有提什么“西藏人权问题”。相反，为了联华抗苏，尼克松反而下令停止了中央情②达赖1995年9月13日在美演说稿③达赖1995年9月13日在美演说稿①达赖1995年9月13日在美演说稿②《美国商业》杂志，1991年第3期，转引自《遏制中国》报局对西藏叛乱武装的支持。
同样的事情是，达赖尽管说尽了奴才话，但印度政府仍然发表官方公报称：“印度政府不承认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使他同样伤心的是，由于他不小心多提了点要求，遭到不客气地斥责。事隔多年之后，达赖还清楚记得，
①“尼赫鲁说我要求得太多了”。
过去，在中国还相对弱小的情况下，美国人尚且不愿去为达赖损害自身利益，今天，在中国日益强盛，国际地位迅速提高。中美贸易，国际合作，在中美关系上占有更重要的地位。这一点，美国不比达赖心中更有数吗？达赖寄希望于外国为他火中取栗，未免是太天真了。
尽管达赖费尽心思选择在美国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之前赴美作游说，然而，克林顿政府却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采取了对华贸易与人权问题脱钧的作法。达赖对此大失所望，他抱怨克林顿总统“玩弄了藏人的感情”，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他的游说未能促使西方国家向中国施加压力，这些国家反而纷纷采取了与中国增加联系和了解的措施，达赖对此深感面子扫地，却不得不忍气吞声地咽下自作自受的苦果。
西方一些国家支持达赖，对华施加压力，大致如此，都以不影响自身利益，特别是互惠互利的经济贸易关系为前提。中国是一个具有庞大市场容量的发展中国家，一个在国际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一个经济发展速度领先于世界的国家。西方国家看得清楚，其经济利益与国家利益均在中国这一边，西藏问题只不过是在开展对华关系的一个法码，一种手段，至于达赖究竟要做什么、达到什么目的，那是达赖的事情。
编造经文抬高达赖
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以及对流亡在外的藏民实行极其宽松关怀的来去自由政策，达赖集团一方面在把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同时，总结了多年四处碰壁、分裂活动无实质性进展的经验，加强了对国内藏区的分裂渗透活动。他们认为国内群众的宗教信仰和民族感情可供利用，不断在藏族群众心理上增强“畏神”意识，煽动宗教狂热，在西方谋士策划下，派遣大批宗教上层人士回国，贯彻其“控制一个寺庙，就等于控制了共产党一个地区”的策略，妄图用神的力量蛊惑群众，达到“教”为“政”用的目的。达赖本人在国外电台的“讲经”中，夹杂着许多鼓吹“西藏独立”，分裂国家和民族的言论。以他的名义撰写的大量所谓“宗教经文”中，竟然充斥着诋毁政府的谣言和煽动分裂行为的蛊惑语言。分裂势力的愚昧说教中，宣称谁喊了一声“西藏独立”、叫了一句达赖万岁，就等于念了1亿次玛尼经；谁帮助散发一本达赖的书，死七次都不会下地狱；明目张胆地篡改释迦牟尼的教义，竟伪造佛教经文，写上要信徒为“西藏独立”而献身，藏人信教就是爱国心的表现；在经文祷词中讲：佛教是增强藏人独立信心、决心的源泉……。
我们都知道，宗教是出世法，宗教徒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是看破红尘，不过问世间俗事的。佛教的创始人悉达多，即释迦牟尼，就是自愿放弃了继承王位的太子权利，去追求精神上的超脱的。佛教的宗旨是普渡众生，是和平的。达赖集团违背教义，甚至不惜造谣惑众，挑拨离间，在①《达赖喇嘛自传》第176页他身上，还有多少宗教精神领袖的影子呢？
分裂主义分子利用达赖黄教首领的这一重身份掩盖其分裂头目的另一重身份，人为地把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之一的格鲁派首领之一的达赖，说成是藏传佛教各教派共同供奉的领袖，努力给达赖脸上贴金，把一个1959年前念经活动要用人的头盖骨、人的腿骨作法器（西藏历史展览馆展览过）的残忍的封建农奴主阶级的代表，一个背叛祖国的叛乱头目装扮成善良仁慈的“英雄”。他们要求寺庙都挂达赖像，煽动、蒙蔽群众去印度朝拜达赖。一步步有预谋地把信教群众由宗教信徒变为政治信徒，而达赖的历次讲经，都是把“西藏独立”内容夹在教义中宣讲的，这就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煽动性，实际上是对佛教教义的亵渎。
标谤中道暗施暴为
为了争取听众，达赖一再宣称自己是非暴力主义者。
嘴上讲反对暴力，实际上制造骚乱，发展地下组织，大力向西藏农牧区渗透，是达赖集团近年的主要做法。他们还通过写策反信、恐吓信等向我党政机关渗透。并连续在区内制造了7次爆炸事件。自治区人民政府大门传达室被炸，拉萨城关区人民政府大门被炸，均是达赖集团的“杰作”。
他们还在积极策划新的暗杀和破坏。1997年3月达赖访问台湾，取得的成果之一就是派人在台湾军事部门受训，以期有所作为。在流亡集团内部，他们除调整机构，组建政党等表面文章外，在清除异己，加强达赖集团和达赖家族控制方面大下功夫。笔者到尼泊尔，听当地藏胞讲：“他们对达赖算是看透了，为了个人及家族的利益，不惜牺牲多数人的利益，达赖喇嘛和他的流亡政府清除异己的手段是相当残酷的。对这些事，达赖身边的人不会讲，国内的人更不清楚。我们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事，这种事太多了，我们早就看透了。”在几十年的流亡生涯中，达赖集团内部不仅充斥了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而且发生了一系列的暗杀、谋杀事件，这些事，在1996年、1997年均有发生。
在我们后面将要谈到了“杰钦多吉修丹”护法神事件中，由于达赖集团不仅不准国外藏人信仰和供奉，还指使手下人去捣毁神像和惩罚信徒，遭到数万藏胞激烈反对，在双方较量中，也多次发生暴力甚至暗杀事件。
不知达赖何以解释非暴力主义！
达赖过足明星瘾
六七十年代，达赖年纪较轻，流亡藏人内部不稳，特别是在国际上对付前苏联是西方的主要考虑。西方并不拿他当回事。故达赖大部分时间深居简
①出，闲下来就修修钟表，鼓捣一些小玩意。较少出访。仅有的几次出去，都是去参观，游玩，开眼界。其政治色彩还不太浓厚。
80年代以来，达赖深感长此下去不是办法，加上国际反华势力日渐重视中国的崛起，开始向他提供大笔秘密资金以供开销，于是加紧了国际出访，几乎每年都要访问外国，足迹遍及欧、亚、美三大洲几十个国家。①达赖在自传中自述他有此嗜好
在范普拉赫等西方谋士的精心策划下，也多亏这位达赖“儒子可教”，达赖在国际舞台上的表演日渐得心应手。西方反华势力不枉下了一番包装功夫。
几乎在所有国际活动中，达赖都是打着宗教的旗号，装神弄鬼，利用西方的好奇、猎奇心理，争取哄动效应。以欧美国家议会以及一些反华团体、新闻舆论界为主要活动对象，以所谓人权、传统、文化为主要论题，以中国政府为主要攻击目标，迎合一些人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心理，对欣欣向荣、不断发展的中国社会进行诽谤攻击，对西藏的社会进步予以全面否定，企图谋取国际舆论对“西藏独立”的同情和支持，鼓起国际社会对他重返西藏的关心。
事与愿违的是，达赖这些活动，轰动是轰动了，实质性进展却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又故伎重演，再次提出要与中央接触，对话，可怜巴巴地表示：他愿意无条件谈判，要向中央反映情况，听取中央意见。
众所周知，为了让境外藏人尽快结束流浪生活，回归祖国，中央政府一再表示了宽厚的态度。
1979年3月12日，邓小平会见达赖的代表说：“根本问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与不对，要用这个标准来判断。”只要达赖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就可以与中央对话。这次重要谈话，为双方的谈判定了一个基调。
中央政府真诚地希望，十四世达赖早日结束流亡生活，回归祖国，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做贡献，为西藏人民的富裕、幸福做些有益的事情。为满足国内外藏族群众探亲与交往的要求，中央政府制定和实行了来去自由、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的政策。
达赖派出了多批参观团回国，他在国外的全部亲属几乎都回国参观探亲，旅游全国。但是，中央政府满怀诚意，达赖却游戏谈判，心怀诡计。在他认为政治气候有利时，他不惜与12亿中国人公开为敌，一再叫嚷要实现西藏独立；当政治潮流于他不利时，他又可以宣称，他十几年来始终坚持西藏自治，甚至可以声称他从未要求过西藏独立。事实表明，回国谈判是假，把与中央接触对话、回国谈判作为提高达赖身份的筹码，增加国际关注才是真。西方舆论突出报道达赖的一举一动，使达赖的知名度大大提高。
达赖过足了明星瘾！
达赖的政治表演够充分了！他把睹注押在新闻舆论的短暂曝光上，但新闻热点毕竟是转瞬即逝的。达赖的所谓“神圣”事业也会是短命的。
达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伪造历史，美化旧统治，丑化新中国、新西藏，向世人提供了大量的虚假信息。
中国有句老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达赖可以诋毁中国于一时，欺骗世人于一时，但他能长久做到这一点吗？
李瑞环同志接受瑞士《每日导报》记者时指出：“现在国际上有些人对西藏问题散布了种种错误说法，其中有些人是由于不了解真实情况，人云亦云，以讹传讹，而有些人则是故意制造谎言，攻击和诬蔑中国政府，希冀有朝一日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这些人第一没有道理，第二也没有这个力量，注定是要失败的。”
人们不能不注意到，随着中国的发展强大，中国正在摆脱美国《世界政策杂志》最近所称的那种“安全两难窘境”：即只要中国虚弱，它就容易受伤害。在这种形势下，达赖本身对搞西藏独立有多少现实可能性，内心几乎已不抱希望。达赖近年来的所作所为，他所宣扬的种种主张，更多是借助西藏问题鼓吹西方发达国家应对中国施加压力，进行遏制。在中国争取主办2000年奥运会前夕，达赖对瑞士《日内瓦日报》记者宣称：“目前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必须改变……出于这一原因，奥动会不应在中国举办。”这些与达赖集团自身利益关系不大，纯粹供他人驱使活动增多的微妙变化原因在于：达赖长期依靠西方和其他反共、反华势力的支持，花了别人的钱，不得不投桃报李，对于他们的政治需要亦步亦趋，不得不把自己绑在国际敌对势力反共、反华的战车上。
这是所有卖国求荣者的悲哀！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出卖祖国和民族利益的人很难有好下场，古今如此。
当前，达赖集团自身日子并不好过，面临着种种难以克服的矛盾。虽然标榜是精神领袖，却在集团内部搞宗族统治。流亡政府的主要头目，差不多都是达赖的亲属成员，这些人有的腐化堕落，有的大肆贪污，中饱私囊，引起他人强烈不满，内部矛盾重重。甚至就连在达赖近侍机构中身居副官长要职的帕拉·吐登为登，晚年也曾写信给国内的亲友，悔恨自己走错了路，说：“在国外寄人篱下，犹如随风飘零的枯叶，不知何处是着落。”请求亲友报告政府允许他回国悔过自新。此后不久他死在外国。他的悔悟给那些迄今还在分裂祖国道路上滑行的追随达赖的所有人提出了值得反思的严肃问题：寄人篱下，何处是归宿，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因此，虽然达赖集团至今仍在向洋人摇尾乞怜，四处游说，但其内心却是非常空虚的。英国前首相撤切尔夫人有一句著名的话：“对外政策不过是国家自私自利的表现。”可以肯定地说，当达赖对西方势力反华有用时，他们或许会再利用他一下，当这个用场派不上时，达赖的处境会如何呢？
达赖集团内部预感不妙。
1997年6月23日，达赖集团主要成员桑东在内部座谈中倒是坦率的谈到流亡集团的地位状况，桑东说：“在美中关系中，西藏政治地位在过去几年里成为玩弄的工具，这是非常明显的。当初美国为了人权特别是为了西藏人权状况，将它与最惠国待遇挂钩。那时，西藏人权似乎成了发展美中经贸关系的关键所在。实际上他们所说的经贸关系不仅仅是经济关系，其实质是政治关系。因而在第二年就迅速改变了这种做法，其原因无外乎这种做法未起到任何作用。从这些可以看出，我们的政治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进而应该认识到我们所处的困境”。①
达赖1990年曾经哀叹，美国并不真心帮助他，只是为了反共反华的利益。后来则指责克林顿“玩弄了藏人的感情”。
外国势力靠不住，早知如此，何必当初！①见1997年6月30日达兰萨拉《西藏时报》
佛祖释迦牟尼有言：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三、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
1959年达赖集团逃亡国外后，并没有接受武装叛乱失败的教训，而是顽固坚持复辟立场，继续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制造了一系列破坏西藏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事端。他们的这些活动归纳成一句话，那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唯恐西藏的进步与发展。
煞费苦心制造动乱
这个叛国集团总头子达赖在国际反华势力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支持怂恿下，完全背弃了自己曾经表示过的爱国立场，从事了大量分裂祖国的活动。
——公开鼓吹“西藏是独立国家”。1959年6月，达赖在印度穆索里发表声明，称“西藏实际上曾经一向是独立的。”1991年3月，达赖访问英国时向报界宣称，西藏是“当今世界上被占领的一个最大的国家”。他多次妄称“实现西藏独立的任务落到我们西藏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的身上”。
——成立“流亡政府”。60年代初期，达赖集团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西藏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所谓“西藏流亡政府”，颁布在外国人参与下制定的“宪法”，这部宪法滑稽地规定“由达赖任国家首脑”，“大臣由达赖任命”，“政府的一切工作均应由达赖同意方被认可”。由于国际社会对这部不伦不类的宪法的嘲弄实在太多，达赖集团不得不宣布要作修改，但在1991年修改后的所谓“宪法”中，仍规定达赖是“国家首脑”。达赖及其所谓“流亡政府”向国外藏胞长期征收“独立税”，难民捐，在一些国家设立“办事机构”，出版发行宣扬“西藏独立”的刊物和书籍，从事“西藏独立”的政治活动。
——重新组建叛乱武装。1960年9月，达赖集团在尼泊尔木斯塘重新组建了“四水六岗卫教军”，在中国连续进行了长达10年之久的军事袭扰活动，其首任总指挥恩珠仓·公布扎西在其回忆录《四水六岗》中承认他“组织了一系列向中国哨所的进攻”，“有时，一二百人的西藏游击队的活动深入中国占领区达一百英里”。达赖撰文对公布扎西大肆赞扬。在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主要获奖根据——达赖本人的自传一书中，人们仍能读到对这类暴力活动不加掩饰的赞扬。
——造谣诽谤，策动骚乱。达赖在出国后的三十多年里，不顾事实，编造了大量诸如“‘十七条协议’是武力逼迫下强加给西藏的”；“汉人屠杀了120万藏人”；“由于汉人移民，藏族在西藏成了少数”；“共产党在西藏强行对妇女实行计划生育、堕胎”；政府反对宗教自由，迫害宗教人士；藏族传统文化艺术遭到灭绝危险；西藏自然资源受到严重破坏；西藏环境受到污染等等谎言，蓄意挑拨民族关系，煽动西藏群众反对中央政府。足够的证据表明，1987年9月至1989年3月拉萨发生的多起骚乱事件，完全在达赖集团的煽动和派遣回藏的叛乱分子策划下挑起的，这些骚乱给西藏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赤膊上阵
1986年达赖集团在达兰萨拉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详细拟定在西藏地方进行骚乱分裂活动，制造社会动乱的行动计划。为了引起西方舆论的关注，达赖集团直接策划了拉萨骚乱活动，达赖说：“把拉萨搞乱了，就等于把西藏搞乱了。”要“三日一小震，五日一大震”，闹得拉萨不得安定，西藏不能太平。要用磨磨擦擦的办法，把共产党赶出西藏。与达赖在国外的分裂活动相策应，隐藏在境内的分裂主义势力马上行动起来。1987年9月27日，以少数喇嘛打头阵的人群，扛着“雪山狮子旗”，呼喊着“西藏独立”、“赶走汉人”等口号，在拉萨旧城区八廊街、字拓路一带游行，并在大昭寺门前广场向围观人群发表煽动性演说，声称达赖在国外争取“西藏独立”、“西藏人都应跟着他”，一个家伙在大昭寺广场讲经台上演讲说：“佛爷（指达赖）说了，西藏自古以来是独立的，为了西藏独立，死了可以马上转世，谁不支持独立，活佛不会饶过他，只能下地狱。”并威胁群众“谁不上街游行就砸谁的家”。有的暴徒诱骗青少年说“谁扔一块石头，就给谁六角钱”。另一些暴徒则砸商店，抢枪支、砸烧汽车、烧房屋、冲击自治区领导机关。一时间，好端端的拉萨市被搞得乌烟瘴气，天怒人怨。面对这事先预谋的骚乱，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开始一直采取劝阻的方式，但是，骚乱闹事分子把政府的克制宽宏视为软弱可欺，气焰更加嚣张，他们不顾国家法纪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的有关通令、通告，继续制造骚乱闹事，直至开枪杀人、放火烧房、劫掠市民财物，不断使骚乱升级，愈演愈烈。在多次骚乱事件中，尤以1988年3月和1989年3月的两次最为猖狂。
1988年3月5日，一伙骚乱分子乘拉萨传召大法会迎请强巴佛仪式之机，突然向参加法会的人群和执勤的公安干警投掷预先准备好的石块，冲击自治区佛协传召办公室，砸毁价值270万元的电视转播车，捣毁了整整两条街的商店、餐馆、诊所，杀害了值勤藏族武警战士袁石生。这一天有299名武警战士、公安干警在骚乱中被分裂主义分子打伤住院。
1989年3月上旬，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全面发动武装叛乱30周年。分裂主义分子在此时又连续制造大规模的骚乱闹事事件，整个拉萨市被弄得人心惶惶，机关不能正常上班，商店关门，市区学校被迫停课。一帮暴徒，骚乱分子狂呼乱叫“达赖喇嘛要搞西藏独立，我们都要跟着干，谁要不上街游行就砸谁的家”。由于中国政府的宽容态度，这次严重骚乱事件持续了3天，许多商店、机关、农贸市场、宗教活动场所和公共设施遭到骚乱分子的多次打、砸、抢、烧。据统计，受到骚乱分子砸抢、洗劫的机关、学校有24个，商店99家，全市直接和间接损失达数千万元。
1987年骚乱发生后，达赖立即发表演讲，表示对拉萨骚乱“完全支持”。1988年骚乱过后仅五天，达赖又在集会上对骚乱倍加赞扬：“境内藏民斗志旺盛，决心很大，敢于流血牺牲。”不仅如此，他在书面声明中宣称：骚乱“是佛教精神和我们民族精神统一的活见证。我呼吁愿我们每个人在这一年里竭尽全力英勇斗争。”
达赖竟然在非暴力主义的旗号下宣扬暴力和骚乱！
人心不可违
分裂主义分子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多次制造的骚乱事件，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违背了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遭到全区广大干部、职工、农牧民、爱国人士和爱国僧尼的同声反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阿沛·阿旺晋美1987年9月28日发表谈话说：“这伙人的目的是妄图分裂祖国统一，破坏西藏的安定团结。”在1989年4月1日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驳斥达赖谎言进一步指出，拉萨多次发生的骚乱，既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更不是人权问题，而是分裂主义分子蓄意制造的分裂祖国的暴力行为，这样的分裂行为是任何主权国家都不能容忍的。1987年9月拉萨发生骚乱时，正在青海省视察工作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发表讲话，严厉谴责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破坏祖国统一的罪行。他指出：“应依照法律严惩首恶、深挖幕后操纵者。西藏和其他藏区的人民，一定要为维护祖国统一和安定团结作出贡献。”全国政协副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自1987年9月27日拉萨发生骚乱以后，多次发表讲话，斥责分裂势力的不自量力。他强调指出：“西藏永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藏，永远是西藏人民的西藏。”1987年10月3日，在连续两次骚乱之后，在拉萨的爱国上层人士，自治区人大副主任主钦·洛桑坚赞、江中、扎西多吉、桑顶、多吉帕姆，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吉普·平措次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恰巴·格桑旺堆等纷纷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强烈要求政府依法严惩分裂祖国、破坏安定团结大好局面的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及幕后策划者。
藏汉学者举行座谈会，用大量历史材料批驳“西藏独立”的谬论。远在祖国内地学习的数千名藏族学生，通过写信、发报、开座谈会等形式表示坚决反对分裂活动，要求惩治骚乱分子罪行。广大群众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骚乱。拉萨八廓街服装店店主次仁说：“我们四个人合伙开了这个服装加工店，每天纯收入100元以上，生活过得很不错，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分裂祖国的活动。”日喀则农牧民代表在集会上说：“旧社会我们过的是不堪忍受的奴隶生活，现在这伙人闹‘西藏独立’，是妄想把西藏从祖国领土上分裂出去，破坏民族团结，把西藏拉回到旧社会，恢复三大领主的统治，我们农牧民坚决不答应”，一些宗教僧侣更是感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勤修定慧，息灭贪嗔’，这是我们佛教徒基本的戒律，达赖领着人干这些算是什么呢？”
拉萨上密院76岁的老喇嘛强巴尊追，语重心长地告诉年青僧人：“以前我信仰达赖，也给达赖磕过头，喝过达赖封赐的‘圣水’，但现在我不信仰达赖，也不会再给他磕头，因为达赖背叛祖国，背叛人民，逃到国外组建流亡政府。他自己同意和平解放西藏，现在又公然反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违背自己的承诺。既然他反对祖国，我也就不信任他这个活佛，而是要反对他。”
山南浪卡子县打隆寺71岁的老僧人贡嘎曲桑说：“现在宗教信仰自由，是历史上最好、最宽松的政策，达赖不搞分裂，在国内是雪山上的狮子，不回来搞分裂跟狗一样。他弄得西藏社会不安定，不希望西藏发展、稳定、幸福。”
山南错那县页巴则寺78岁的寺主江白格桑说：“我信共产党，不信达赖。过去种田，养牲畜都要交税，交80％的税，生个小孩也要交税，小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现在这些不存在了，僧众看法一致，还是共产党好。”他还说，“搞西藏独立就是要回到旧社会，不仅群众要受苦，僧人同样受苦。”江白格桑主任告诉笔者，他以前是寺庙的农奴，因还俗被罚给寺庙种50亩地。如当僧人则每月给28斤粮食，但实际上得不了这么多，只有10多斤，糌粑很粗糙，现在想想只能喂狗，全年最多2斤肉，2斤酥油，20斤盐巴。这种苦难的生活他永远忘不掉。他坚决反对达赖搞骚乱。
达赖孤注一掷策划制造的骚乱，虽然给西藏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虽然最终导致国务院宣布在拉萨戒严的严重后果，但它却帮助人们擦亮了眼睛，最终让一些一时未看清他真相的人清醒地丢掉了对他的幻想。
在两年多时断时续的骚乱，在分裂图谋大暴露之后，达赖在西藏制造骚乱的能力，也不免随之大打折扣。
指挥失灵内部争斗
达赖集团无可奈何地逐渐失去在西藏制造动乱的能力，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害人者必以害己告终，这是中国的老话。达赖集团正面临外部制造动乱不成，集团内部却烽烟四起的争斗。
达赖集团组建“流亡政府”的初衷，是企图控制全部外逃的藏人，既包括原噶厦辖区的卫藏人，也企图统一领导康巴、安多人，既包罗其格鲁派的教徒，还想将噶举派、宁玛派、萨迦派等教派的势力统起来，甚至还想包括本教势力，并想将早先侨居国外的藏族侨民也纳入其控制之下。这样自然可大大增加其向西方反华势力讨价还价的筹码，雄心不可谓不大，但遇到的麻烦之多，达赖却始料不及。《西藏历史地位辩》书中对此作了较多叙述。
数百年来，西藏地方政府根本没有管理过其它省的藏区，噶厦从清朝乾隆年间成立200多年以来，其管辖区域基本没有达到安多地区（除紧邻那曲之安多买玛和安多多玛小块地区外），也没有达到东部康区，基本局限于卫藏地区和西部康区；噶厦主要是统治西藏地区，而对安多、康区历史上长期是属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地政权统治的。另外，噶厦是由格鲁教派开创并支撑的政教合一政权，第巴·桑结加措曾严格规定，只有格鲁派僧人能够在噶厦中任僧官，噶举、宁玛、萨迦等教派的僧人或本教徒不许在噶厦系统的机构任职。过去的西藏僧俗官员会议，无论是大会还是小会，更是局限在前藏官员和格鲁派三大寺堪布的范围内，连同一教派的班禅系统也要排斥，更不可能有其它地区、其它教派来分享权力。达赖想将各藏区、各教派人员硬捏到一起，当然是很费周折的。但为了让西方反华势力能够支持名声不佳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代表，
达赖集团不能不将其原封建的僧侣贵族专政集团披上一件“民主”
的外衣，经过一年多的激烈争吵、利益调整和苦心撮合，借助达赖手上掌握的西方给的金钱魔力，才勉强宣告成立了缺乏权威的所谓“噶厦”。
1959年外逃的达赖集团和叛乱武装，加上被裹胁外逃的藏胞群众，连同过去侨居南亚各国以及后来陆续外逃的藏人，共约6万人，其中绝大多数居住在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有数千人分散居住在北美、欧洲、大洋洲和亚洲的30多个国家，这些人大多是宁玛、噶举派信徒，并且绝大多数已加入所在国国籍，达赖动辄以他们的代表自称，不仅招致嘲弄，而且还在挪威、瑞士等地多次发生了在集会上血气方刚的藏族青年上台抢麦克风，赶达赖下台，不让他讲话的尴尬场面。再说寄人篱下的日子也毕竟需要小心。一般情况下达赖外出都有印度内政部等官员安排派车接送，前年达赖在国外大约说了几句主人不爱听的话，下了飞机后找不到接送的车，有关官员的回答是车坏了。于是达赖一伙不得不知趣地自己找车回家。实际上，达赖本人从来也没有得到国外藏人的普遍承认。
1959年以后逃往国外的藏人，特别是从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藏区外逃的藏人，他们有的是受蒙蔽、欺骗或裹胁出去的，有的是逃避民主改革或家乡的其他矛盾问题而出去的，他们并不是都有明确的“西藏独立”政治目标。要强迫他们拥护西藏独立，为达赖的政治图谋卖命，达赖一伙深感力不从心。
从地区上讲，数百年来直接受中国中央政权管辖的各个土司、百户、千户、头人统治的川、滇、甘、青藏区人民，历史上从未受过噶厦政府的管束，外逃以后要接受这一以西藏上层人物为主的“噶厦”的统治，当然不情愿。从藏传佛教的各教派来讲，原噶厦是以格鲁派一派为主的政权，但是国外藏胞中大量不属于格鲁派的噶举、宁玛、萨迦等派以及本教的教徒，他们同格鲁派之间历史上的固有矛盾，也促使他们外逃以后，出于保持各自教派特点的考虑而同以格鲁派为主的“噶厦”保持一定的距离。主要由达赖家族为核心把持的达兰萨拉“噶厦”，虽然名义上打出“三区团结”的旗号，但他们在分配控制的国外“救济”款物等具体问题上，由于贪心大，经常是达赖一伙拿得多，其它人拿得少，等等。这样，不同地区不同的派别之间的固有矛盾，就有了新的发展，并且由此引发出一再反对“噶厦”的浪潮。
夏格巴在他《藏区政教史》一书中，要求“藏人不能永远保持地方主义和教派主义，他们不应当考虑自己是从卫藏、康区、安多来的，而首先应当意识到他们都是藏人”。这段话既说出了他们破坏民族团结的用心，也透露出他们内部的重重矛盾。他无可奈何地承认，流亡集团内部从教派、地区、家族、团体等出发，多次发生无缘无故的爱惜纠葛，挟怨争斗，偏私造谣，煽动愚昧，借以破坏团结，争名逐利，使达赖喇嘛难以完成政务。“这些不仅使人寒心，实在是一种亲痛仇快的拙劣行径。”夏格巴的这些话，曲折反映了达赖驾驭失灵，集团内部矛盾重重的真实情况。
暗杀政治对手
以噶举派教主十六世噶玛巴活佛和拉卜楞的地方势力首领贡塘楚臣为首的一批国外藏人，不买达赖的账，在“流亡政府”成立后不久，也自立旗号，另行组织了一个“藏人幸福事业会”。由于这批藏人居住在印度北部、东部各邦的十三个藏人聚居区，故而简称“十三集团”。这些以噶举派、宁玛派和本教寺庙为主的流亡藏胞数达万人之众，公开与达赖“流亡政府”分庭抗礼。他们不服从“流亡政府”，不向“噶厦”交纳“独立捐”，不参加“西藏独立”的游行示威活动。他们反对将藏地三区统一于流亡政府，反对将各教派统一于格鲁派。对此，达兰萨拉噶厦采取不给“十三集团”的藏人发放“救济”款物，不让他们的子女进入藏人学校读书等手段，对“十三集团”施加压力。“十三集团”针锋相对，自建作坊工厂，自开商店，自办学校，在发展自己教派势力、地区势力的同时并向外国势力呼吁，请其直接向他们拨发“救济”款物，不要经过达兰萨拉“噶厦”。并指责噶厦贪污救济款物。弄得达赖一伙在外国人面前十分狼狈。双方矛盾日益加深，达兰萨拉“噶厦”对“十三集团”恨之入骨，于70年代中期派人暗杀了“十三集团”的首领贡塘楚臣。此事在国外藏人中引起轩然大波，更加激化了矛盾。1979年，中央开始对国外藏人实行来去自由的政策后，达赖集团先后派出三批参观团回国参观。与此同时，“十三集团”的首领们也纷纷回国探亲，他们不理会“噶厦”和达赖的反对，直接请示国内有关部门同意，于1983年自行组织了一个19人参观团回国参观。至今“十三集团”成员仍对“流亡政府”持有很高警觉，一些噶举派、宁玛派的高僧在国外不理会“噶厦”和达赖，自行其事，在欧美、东南亚许多国家中发展各自教派的势力，建立传播佛教的中心，其范围和信徒，有的已超过了在印度、尼泊尔的格鲁教派势力，所谓“流亡政府”的宗教事务部，对此无可奈何。达赖软硬兼施，企图控制这些势力，把自己打扮这些教派的共同代表，始终难以如愿。
“四水六岗”离心离德
“四水六岗”是国外藏胞中又一个影响较大的组织，该组织同“流亡政府”的矛盾从未间断过。原头目恩珠仓·贡布扎西公开要求改组“流亡政府”，要求“达赖只管宗教，不得过问政府事务”。1960年从印度移驻尼泊尔木斯塘地区的“四水六岗卫教军”，起初既听命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又听命于达兰萨拉“噶厦”。到60年代末期，由于各种原因，“四水六岗卫教军”总指挥巴巴益西开始不服从“噶厦”领导。达赖想调动巴巴益西，但巴巴益西不把达赖放在眼里，根本不听，一时内部极为混乱，于1974年被尼泊尔军队武力解散。“四水六岗卫教军”至此消亡，但“四水六岗”组织尚存。1990年初，“四水六岗”人员贡桑公开揭发“流亡政府”一批高级官员接受并私吞台湾的贿赂金，导致达兰萨拉闹出了一场“流亡政府”与台湾金钱联系的风波，开始达赖称“四水六岗”造谣，否认接受了台湾金钱。声称：“与台关系及其具体过程是由我来安排作主的。我们既没有投降台湾，更没有接受台
①湾的救济。”但台湾蒙藏委员会西藏司负责人刘修端不客气地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证实向西藏流亡者提供了资金。达赖一方面吩咐“这份材料不要公开”。一方面不得不找一个替罪羊。指责“在流亡藏人中少数人私自赴台湾，这是同台湾有过来往的原因之一。正当我们的流亡藏政府里持稳固立场时，少数人却赴台湾，不管他们赴台动机是什么，从形式上讲，他们成了流亡藏政府的叛徒。”于是免去甲日，白玛甲波“流亡政府”驻东京办事处主任的职务。导致六位“噶伦”总辞职，“人民会议”解体，造成“噶厦”的危机。“流亡政府”的刊物载文说：“这件事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痛苦的回味，一些政府官员的名誉已被损坏，他们的家庭也受到牵连，而受害最大的是政府的威信受到影响。”不久，嘉乐顿珠复出，任“噶厦”首席“噶伦”后，公开与台湾当局联系，并打算在台北设立办事处。“四水六岗”对此十分不满，一再扬言要公开分手。以至达赖担心将开不成会，“这次我们会上，有些地方代表没能参加……今天能够召开会议，对此我就感到高兴。”②
弄不清的多数
既然达敕一伙可以与台湾公开联系，“四水六岗”不服气，也开始同台湾联系，至少可以争得一点经济支持。1994年3月，“四水六岗”头目理塘①达赖1990年1月9日在“流亡政府”会议上认同台湾关系同题阿塔等人，连给达赖招呼也不打，就在印度班加罗尔与台湾当局达成了一项协议。内容有：承认西藏是所渭“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待将来“中华民国统一中国大陆”后，恢复旧西藏的政治制度等。达赖对于这种公然向他的领导地位挑战的举动大发雷霆，要理塘阿塔等人宣布协议无效。理塘阿塔等人则不买达赖的账，争吵于是加剧。这次同样是文武两手相得益彰，达赖的得力骨干桑东活佛亲自组织了200多名藏人砸毁了设立在新德里的“四水六岗”总部，纵火焚烧了理塘阿塔的私人住宅。为了顶住“噶厦”的压力和打击，“四水六岗”组织于6月30日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定维护和坚持协议，并宣布达赖无权强迫理塘阿塔辞职。面对“四水六岗”的坚决抵制态度，达赖集团打出民意牌，提出以投票表决办法比试高低。就跟随“四水六岗”还是跟随“噶厦”问题进行投票表决，桑东带领的工作小组在南印度比拉库佩藏人聚居区主持表决，与“四水六岗”成员发生争吵，招致藏胞反感，结果当地数千人中参加投票者不到100人，许多藏胞直接了当对桑东说：“我们对‘流亡政府’的独立运动不感兴趣”。许多藏人聚居区的“四水六岗”支持者，用棍棒将“噶厦”和“人民会议”派去的工作小组人员赶出了聚居区。好不容易发出了表决票，但最后只收回四分之一。尤其是统计结果让达赖大伤脑筋：“噶厦”和“四水六岗”双方都声称他们的支持音是多数。指责归指责，但加强与台湾联系这件事却不可不办。达赖与“四水六岗”相互指责勾结台湾，出卖藏人利益言犹在耳，1994年初嘉乐顿珠等达赖的亲信已先后到台湾“沟通关系”，“消除误解”。达赖并一再放话，要在1994年5月，最迟10月访台。但由于达赖集团中一些人要价过高，惹得台湾方面不高兴，指责承办达赖集团访台的秘书长扎西多吉没有事实根据的中伤，失去客人身份，责令其“自动离境”。于是达赖大肆宣传的访台告吹。直到1997年3月22日始谈妥条件成行。达赖一下飞机几句贵国总统叫得李登辉心花怒放，达赖得到的回报除有金钱进项外，主要一条就是让台湾方面答应了今后补助给流亡藏胞的经费，一定要直接交给达赖，不要不经过达赖控制的流亡政府直接分给其它流亡西藏团体。有了钱，达赖不管威信如何下降，毕竟多少可以实施一些控制。
政治暗杀故伎重演
达赖集团眼看对“四水六岗”分化没有奏效，打砸不能压服，表决未获成功，便决定对理塘阿塔等人采取过去暗杀“十三集团”首领贡塘楚臣的办法，拟定了由治安“噶伦”拉姆次仁组织人员去新德里枪杀理塘阿塔的计划。但不走运的是，该计划很快被“四水六岗”得知并向印度警方告发，印度警察顺藤摸瓜，查获了手枪、子弹、手榴弹等暗杀凶器，人赃俱获，达赖集团不仅暗杀计划未能得逞，“四水六岗”还强烈要求印度政府严惩阴谋暗杀者和幕后指挥，搞得达赖集团更加狼狈不堪。国外藏胞纷纷议论说：达赖多年来口口声声讲民主，要搞民主制度，可是这次我们不同意他们所为，他们就压我们，砸总部，烧房子，这算什么民主？！
笔者1996年到国外藏胞聚居区，多次听到藏胞的这类议论，日益感到达赖集团已日暮途穷。他们说，这些年在国外不容易，现在有了一份家业，更不想追随达赖搅和政治。他在流亡藏人的威信已大大降低，达赖现在的威信是西方人吹起来的。
金钱争端贻笑世人
前面曾提到，达赖早在1950年，就在锡金存放了一批西藏的文物珠宝。陆续的资料披露，将西藏文物珠宝运出西藏，并非只有一次，包括达赖1951年从亚东返回拉萨时，他仍命令将几骡子金钱财宝送出国境。以后这种活动一再进行。以至奥尔曼先生感叹说：“西藏精巧的金银首饰和珠宝现在再也见不到了。这个地方的大多数财富——游牧民族总是以一种变动的方式加以保存——已经被偷运出去。……最有价值的金银珠宝已经被运出国外，支持在印度的西藏流亡者。”①
对于达赖一伙有预谋地运至国外的文物珠宝的价值，曾有多种猜测。一位活佛认为那是一笔大财富；有消息说，它价值300万美元；嘉乐顿珠估计它价值5千万卢比（约700万美元）；达赖的官员认为它价值8千万卢比（约合1100万美元）。这件事本来知道内情的人很少。到了1978年，由于世人指责达赖是外国势力的工具，接受中央情报局经费资助，达赖的一位发言人冒里冒失站出来说，达赖经费的主要来源……是拉萨政府1959年起事前运往并储存在锡金的文物珠宝黄金储备。从而由达赖集团自己证实了有偷运西藏文物珠宝这档子事。
围绕如何瓜分这笔财富，达赖集团内部又爆发了激烈争吵。
嘉乐顿珠声称，他被授权可以使用这笔钱，但他的弟弟达赖喇嘛立即严厉驱斥，达赖坚持说：“这笔钱是他的，只有他才能决定其用途。”①
最后因相当一部分财产归了达赖之兄嘉乐顿珠，引起其他贵族极端不满，因而造成“流亡政府”的“内政部长”索康·旺钦格来赌气不干，离开达兰萨拉。对“流亡政府”丧失信心的“财政部长”邦达央壁，则干脆离开印度，返回祖国定居。
对于台湾方面给的钱，同样由于分配使用不公而爆发争吵，不得已达赖又出面解释：“以金钱帐簿为例，有些事情没能及时弄清楚，所以有人确实犯了错误。根据所犯错误的情节轻重，给以处分。
除此之外，凡是没有问题的，将由噶厦来澄清情况，……此事如果拖延下去，将会引起更多的麻烦。”②
由于达赖集团内部的这些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使许多国外藏胞，对“流亡政府”完全丧失了信心，因而纷纷回国定居。过去曾经“代表”藏地三区向联合国呈递“呼吁书”的原因川阿坝州黑水大头人多吉巴桑（苏永和）、原“人民会议”头目阿乐群则、“流亡政府”的治安部秘书长丹巴赤列等人，均先后回国定居。阿乐群则一到拉萨就宣布，他过去搞“西藏独立”是走错了路。遭达赖集团暗杀未遂的理塘阿塔则悔悟地说：“流亡政府的做法现已暴露，一切都明白了，西藏独立是不可能的，我们过去受骗了。”①香港《远东经济评论》1974年2月，《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辑，345页①以上内容分别见于：马丁.杰奇布：《流亡中的喇嘛：一位移居国外的人的前途》《基督世纪》1971年，第88卷第14期第446页；《外交事务》（纽约）1969年第47期，第758页：《亚洲》1979年第1卷第6期，第36页；《政治家》《亚洲纪事者》（新德里），1960年第6卷第13期，第3225页。转引自《现代西藏的诞生》294页②达赖1990年1月9日在“流亡政府”会议上谈同台湾的关系问题
出卖西藏文物风波
国际反华势力一直攻击新中国破坏西藏传统生活方式，尤其是破坏了西藏的传统文化。
达赖集团心有灵犀一点通，也卖力地攻击共产党破坏西藏文物，甚至振振有辞地宣称：西藏的文物珠宝“有的被熔成金块、银块，有的被卖到国际
①艺术品市场，换取外汇。”“现在这些净财全部都消失在中国贪得无厌的肚子里”②
但是，达赖集团内部的分赃不均的争吵暴露出：达赖集团本身恰恰是破坏西藏传统文化的元凶，西藏最有价值的文物珠宝，早就被他们贩运到了国外市场上。
读者一定很关心，这些西藏人民祖祖辈辈智慧创造的文化、文明的结晶，现在何处？
我们只能遗憾地告诉大家，这些东西全让达赖集团给出卖了。达赖本人难得地叙述了出卖西藏文物珠宝的全过程：
“最初，我打算把这些宝物卖给印度政府，这是尼赫鲁主动提出的建议。但我的顾问坚持在公开市场出售，他们确信这么做能换更多的钱。最后我们在加尔各答拍卖，得款相当于当时的币值八百万美元，在我看来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这笔钱用于投资多种事业，包括一家钢管工厂，一家纸厂的相关企业，以及其它所谓保证赚大钱的事业。不幸的是，这些帮助我们活用这笔宝贵资金的计划，不久都宣布失败。很遗憾，很多表面上要帮助我们的人，其实对于帮助他们自己更感兴趣，我们大部分资金就这样失去。去结堪布的高瞻远瞩，大多被浪费了。
最后只挽救到不及一百万美金的钱——1964年成立达赖喇嘛慈善信托基金。其实我自己对这样的结局并不太难过。回想起来，这批宝物很显然该属于全西藏人民，而不是我们逃出来的少数人的财产，因此我们也无权独享，这是宿命。”①
达赖本人的这段绝妙叙述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他们把西藏的宝物（应理解为各种文物，包括宗教文物，因为单纯的金银价格是固定的）运到国外，并加以公开出售，获得巨款，西藏历史文化珍品由此遭到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所谓保护西藏独特文化对达赖集团来说只是攻击别人的武器，他们自己则是可以说一套，干一套的。第二，这笔巨款的八分之七被这帮脑满肠肥的草包们给损失了，当然不排除经手者中饱私囊的可能性。并且达赖的所谓慈善信托基金就是靠出卖西藏宝物建立起来的。第三，他们虽然在经营上是草包，投资的多种事业都以亏本收场。但在栽赃陷害上却很在行，说新中国破坏西藏传统文化，他们则打扮成关心、保护文化传统的美丽天使，不是已在西方舆论界几乎成为定论了吗？
在历史上，以三大领主为代表的极少数人占有着西藏的绝大部分财富，①《达赖喇嘛自传》280页②《达赖喇嘛自传》，280—281页①《达赖喇嘛自传》197—198页达赖作为三大领主的总头子、总代表，对西藏人民曾经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旧西藏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带走西藏的文物珠宝对他来说是心安理得的事。但是，自称宗教领袖的达赖却在几十年时间里对世界舆论信誓旦旦地讲共产党破坏了西藏文化，宣称：共产党把所有值钱的东西运到中国，卖到国际市场。这种贼喊作贼的下三滥勾当，无论如何是与宗教徒的身分不相称的，遑论自称宗教领袖呢？
附带说一下，达赖自己承认偷运拍卖西藏珍宝的经过与指责中国政府在国际市场出卖西藏文物珠宝在同一自传中竟然都有叙述，其思路逻辑的混乱也是与一位修行的人不相称的。至少这本自传的捉刀者该打板子。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达赖集团的倒行逆施，不仅无法阻挡西藏的社会进步，无法实现他们的希望的“三天一小震、五天一大震”，而且甚至不能把为数不多的境外藏人招呼在一起，他们内部日益加重的矛盾倒真是三天两头“震”了起来，西方反华势力对达赖这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只有干着急、干瞪眼、无计可施。达赖集团的一系列活动，虽然无法达到实现西藏独立的目的，却切切实实影了印度局部地区和不丹、尼泊尔等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国际反华势力一再利用达赖集团，在西藏问题上掀起了反华大合唱，他们大约也懂得由西方大国公开出面支持达赖集团，有伤体面和尊严，于是就施加压力让一些小国家出面，这些国家着实为难。
——60年代至70年代前期，“四水六岗卫教军”盘踞尼泊尔木斯塘等地，多次回窜骚扰中国边境地区，抢劫藏胞的牛羊、财产，袭击中国边防军警人员，破坏中国边境地区的生产建设事业。“卫教军”对抗尼泊尔军警的干预，胡作非为10余年，形成在尼泊尔国境之内一块地方的割据。严重破坏当地治安，影响尼泊尔王国的国内稳定，引起尼泊尔各界的强烈反感，纷纷要求予以取缔。尼泊尔政府多次派出要员会见“四水六岗卫教军”首领，直至国王比兰德拉亲自出面召见该部总指挥甲多·旺堆，令其缴出武器，甲多·旺堆仍不听从。最后尼政府只好使用武力将该部消灭，并击毙了甲多·旺堆，才恢复了木斯塘等地的稳定。
——1974年，达赖“流亡政府”的官员们阴谋刺杀不丹国王，颠覆不丹政权，另立不丹新君，将不丹全国控制在自己手里，作为“流亡政府”从事“藏独”活动的基地。但是事机败露，不丹国王迅速逮捕了准备行刺的达赖集团驻廷布办事处人员，粉碎了这一阴谋。接着，不丹政府下令居住不丹的藏人加入不丹籍，将不愿加入者一律驱逐出境。为此，达赖集团又派员与不丹政府一再交涉，并请印度政府出面对不丹施加压力，但不丹政府仍然按其既定决心去做，除留下愿加入不丹籍者外，驱逐了不愿加入不丹籍的全部藏人。至今，不丹政府一直仍对达赖“流亡政府”保持警惕。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1994年4月21日，达兰萨拉藏族青年益西群培在斗殴中杀死当地戈迪族学生乌潘德尔吉特，这本身是一件孤立的偶然事件，却引发了当地印度人大规模示威游行。暴露了达赖“流亡政府”在当地积下的深深的矛盾。K.顿珠曾任达兰萨拉《西藏杂志》总编，他在1994年7月的《西藏评论上》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重返达兰萨拉：香格里拉乎？萨兰热窝乎》，读来颇堪玩味。
文章开篇写道：“4月23日子夜，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我。是找我的同事索朗群佩的，他在西藏儿童下村学校的妻子打来电话，要他去达兰萨拉，因金属工艺美术中心的一个藏族男孩打死了一名当地印度戈迪族青年引起一场反藏人骚乱。我的妻子卓嘎在德里开藏医诊所，急忙给她在达兰萨拉的妹妹打电话，但一直打不通。
翌日，我的朋友扎西次仁打来电话。他说骚乱已蔓延到岗钦吉雄，即流亡政府行政机关。扎西告诉我，各处的藏人都受到攻击，他们惊恐地眼看着自己的财产受损，店铺、学校被抢被砸。卓嘎表哥来电谈到在紧急状态下藏人是如何束手无策。”
该文参与了以个人名义请求印度高级官员干预和制止骚乱的行动。对于“流亡政府”，写道：“直到骚乱发生六天之后，才有一位西藏官员在到其它地方时顺路去学校看了看。在整个事件中，官僚们对学校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公开训斥师生员工们沉迷于花俏的、多姿多彩的生活方式，不受当地人欢迎。”
感于达赖集团一贯推卸责任，甚至栽赃别人，特别写道：“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人派社会渣滓和犯罪分子进来扰乱流亡社会秩序，破坏藏人形象。但这次事件肇事的藏族男孩不是新从西藏来的，他来自印度本地的流亡团体。”①
为金属工艺美术中心恶劣的工作环境而震惊，他说：“一个人每天在围着机器从事金属敲补几个小时，场地狭窄，干的是粗活，不经常与周围戈迪族村民和其它毛头小子发生口角和斗殴才是怪事。三十年前就曾发生一个藏族男孩杀死一个戈迪族青年的事件，此后也不只发生这一次斗殴。”
流露出深深的思乡情绪：流亡藏人“作为世界上的无国籍公民，必须看清老天爷划定的好客和敌视的社会与经济界线，不越雷池一步，特别是在达兰萨拉这种小地方，不能和拉萨或昌都相比，山没有那么多雪，松树没有那么高大挺拔，水没有那么甘甜”。
K.顿珠认为，发生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他指责：“达兰萨拉生存于错误的方针、错误的思想和特色之中，推行着虚幻的目标，使他们处于一种“冥游”状态的虚无飘缈之中。总之，达兰萨拉藏人生活在界线分明的老爷太太们主宰的小‘王土’‘侯国’之中，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尚幻想着政治涅槃，而忽视更为值得珍视的社会和文化价值。学校：人浮于事，教学内容不对路，不足以应付现代日常生活的挑战。寺庙：僧多粥少，僧人们逐渐沉迷于享受误入歧途的西洋教规的和煦光照。”达兰萨拉流亡政府，“过着孤立的政治生活，脱离了大多数藏人的愿望”。
最后写道：“几年来，达兰萨拉已变成了一个奇特而敏感的地方，藏人成了知名难民，写道和谈到的很多。地方小，精神作用微不足道，藏人的知名度和经济实力高涨，其中有些是吹嘘的，名不副实。”
无独有偶，尼泊尔藏胞也一再表示，达赖的名声，根本不是国外多数藏①达赖在1993年7月19日在所谓噶厦全会上讲：“近来从西藏境内逃出来的人当中，出现了拿刀杀人事件，这是很可悲的。”胞的看法，完全是西方人吹出来的。
搬出达兰萨拉
突如其来的冲突事件让达赖集团一筹莫展，无奈之下，他们开始考虑搬往班加罗尔或德里居住，但印度政府不同意他们的搬迁计划。
其实，“流亡政府”与当地居民的紧张关系，非此一日。如1991年8月29日，印度北部昌迪拉发生一起杀人事件，印度人就借题发挥，拦截了达兰萨拉“流亡政府”一辆吉普车，殴打了司机、达赖的私人医生和“噶厦”的卸任“噶伦”洛桑塔吉。印度人还涌入藏人聚居点，高呼反对达赖喇嘛和反对当地藏人的激烈口号，砸房舍，烧吉普车、拖拉机，截断了电话线和自来水管道。后来印度人发现杀害印度青年的凶手藏匿在达兰萨拉。印度地方当局认为是达赖集团有意包庇，因而发起驱赶“非法的外国人和反社会分子”的行动。坎格拉区长官S.罗伊于9月16日下达命令，对所有居住该地区的藏人进行审查。1994年春，再次出现居住达兰萨拉附近藏人同当地印度居民打架互殴事件，由此爆发了印度居民上千人包围捣砸“流亡政府”机关的事件。印度居民还冲到达赖的住所附近，由于印度警卫士兵的阻拦，才未冲入。印度群众强烈要求“流亡政府”搬走。当事情闹得不可开交时，相当一部分印度藏胞开始迁入尼泊尔。印度一位警长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达赖喇嘛成了我们的负担”。经印度政府大力调解，“流亡政府”得以继续留住达兰萨拉。然而“流亡政府”至今仍心神不定，“教育部”已迁往印度南方，“信息部”迁往新德里，“藏青会”总部也要搬迁。这些仅仅是达赖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后院起火同当地居民关系紧张的部分例子。①
中国古语云：害人者必以害己告终。达赖集团煞费苦心、有恃无恐地制造民族不和，制造西藏社会动乱。也许压根没想到，他们也会尝到骚乱的苦果。
政客本色
冷故结束后，国际局势正向多极化格局发展。新形式的矛盾和冲突，使我们这个世界并不安宁。冷战结束后发生的局部战争，社会动荡，多数都是由民族、宗教、种族问题引起的。前南斯拉夫一分为五之后，波黑战火不熄，至今在北约重兵监管之下，社会局势仍不稳定；卢旺达数十万人在内战中丧生；前苏联的一些国家内部武装冲突不断。南亚一些国家内部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民族间、教派间、地区间的武装冲突。在这样的世界局势中，各国有见地的稳健政治家和善良的人们，纷纷致力于宣传民族和谐，抵制民族分裂，调解民族纠纷，尽可能帮助一些国家从民族仇恨、冲突的泥潭中自拔出来。慈悲为怀的佛教徒，更应该主张和平友爱，乐于看到人们过上安乐祥和的和平生活。可是，所谓的宗教领袖达赖却与此大相径庭，为了自己压抑不住的复辟欲望一味煽动民族仇恨、民族对立，鼓吹“西藏独立”。不惜在西藏社会中制造一次又一次的动乱，完全违背了佛教徒所应有的基本品格，惟①《指挥失灵，内部争斗》至此数节内容，除注明出处外，资料来源依次为《西藏历史地位辩》、《现代西藏的诞生》，以及一些有关简报资料。妙惟肖地给世人展示了一个摇唇鼓舌、拨弄是非的政客形象。
达赖集团所作所为受到全中国人民的谴责，受到越来越多国外藏人的反对，无数事实表明它确确实实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虽然国际反华势力为了遏制中国的总目标，还会继续给他以金钱，但在觉醒的人民面前，他们制造动乱的本事却不可避免地江河日下了。他们为了邀功请赏，不可能不给我们制造麻烦，中华民族要强大，要振兴，同样不可能不反击他们的分裂挑战。一些西方记者讥讽地评论说：达赖要恢复失去的统治特权，因而制造西藏动乱并不奇怪。如果西藏哪次动乱没有达赖的背景，那才是怪事呢！
四、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
为了实现政教合一的复辟梦，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怂恿下，达赖集团费尽心机，掀起了一阵阵图谋西藏独立的鼓噪。姑且不论西方反华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需要如何决定着他们分裂活动的强弱，姑且不论他们如何卖身投靠，甘愿充当国际敌对势力反华的工具，仅就其分裂伎俩而言，也是完全不择手段的。
为了三大领主神圣的政教大业，他们孤注一掷，不惜以藏传佛教的正常发展为赌注。
历世达赖喇嘛与政权
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首领，名义上是达赖喇嘛，但达赖喇嘛必须年满十八岁才能亲政。在他亲政以前，政教大权过去都由摄政代行，实际上过去除五世达赖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外，其余各世达赖喇嘛都未能掌握实际政权，并且多半被害夭亡。
这种情况的反复存在给人以太深的印象，以至在外国传教士、学者、旅行家、记者包括外国僧人笔下都有叙述。如日僧多田等观写到：“自古以来，达赖喇嘛的几个候选人均被毒死。”“达赖喇嘛一至二十岁是个非常危险的
①时期。”英国记者埃德蒙·坎德勒则称：“九世、十世、十一和十二世达赖喇嘛全部夭折。据信，这些达赖喇嘛都是被他们的摄政王暗害的。”②
在旧西藏，实际上长期是由摄政掌权。要了解摄政到底掌握了多大权力，请注意这一事实：在十四代达赖喇嘛中，只有三个真正统治过西藏。从1751年到1950年，摄政统治的时间占整个统治时间的77％（如果除去十三世达赖喇嘛特别长的亲政时间，则要占94％）。
尽管十四世达赖出掌西藏的政教大业，但历史上许多血的教训他是十分清楚的，自从他的祖先罗桑嘉措被清政府册封为五世达赖喇嘛以来，历世达赖喇嘛都是因为倍受皇恩才得以顺利地执掌西藏的政教大权。而就他所处的时代来讲，由于身边亲帝分子云集左右，不少都是操着实权的人物，所以虽贵为达赖喇嘛，腰板却难以硬起来。否则，就不会出现达赖的恩师热振活佛和生身父亲含冤九泉的怪事了。
这种特殊的经历，也许是达赖对政治关心远甚于宗教的原因之一。①（日）多田等观：《入藏纪行》，87页②（英）埃德蒙·坎德勒：《拉萨真面目》，192页，西藏人民出版社
中央关心达赖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给予达赖很大的信任。1954年7月，达赖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京多次与达赖谈心，请他吃饭，对他关心备至，优礼有加。后来，又安排他到全国各地参观、访问。1956年4月22日，达赖又担任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时，达赖的政治态度可见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达赖在这次发言中分肯定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在执行《十七条协议》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高兴地看到中国各兄弟民族，特别是汉藏民族正在日益走向亲密团结之中。他特别指出：“在敌人的各种挑拨离间中，主要的一项，就是造谣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但是，现在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的挑拨离间的谣言，已经全部破产了，西藏人民已经切身体会了我们在宗教信仰上是有自由的。”达赖表示，要在汉民族的帮助下，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逐步把西藏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幸福的地方。他一再表示，经过和毛主席的几次见面谈话，使我的内心起了极大的变化。我回去以后，一定要把这些指示变为实际行动，一定打开以往应付的局面，真诚的互相帮助，共同努力工作。达赖本人及其亲属还几次向中央政府人员表示，很担心由于自己拥护祖国统一的态度而遭西藏上层集团内部亲帝分裂主义分子的谋害。
左顾右盼的达赖
遗憾的是，达赖并未如他所公开表示的那样，沿着爱国的道路走下去。西藏和平解放之初，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仍完整地存在着，达赖处于盘根错节的三大领主势力的包围之中。另外，五十年代，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采取冷战政策，这些都对达赖的政治态度产生重大影响。1956年11月，达赖到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犛250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在西藏亲帝分裂主义分子的煽动和外国势力的影响下，立场发生动摇，有意滞留国外不归。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总理三次找达赖及其随行官员谈话，对他们最担心的改革封建农奴制度统治问题，明确答复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考虑西藏改革问题，过6年之后是否可以改革，仍然由你们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周总理还语重心长地指出，达赖可以留在印度，但西藏不能搬来印度，把达赖留在印度的想法，是既害了达赖也害了西藏。如果把达赖留下来，西藏的工作不会因而停止。达赖一旦留居（印度）噶伦堡，就只不过是一个难民，没有了政治，也不能进行政治活动，只有宗教，而宗教圣地总还是在西藏，不能搬到噶伦堡来，这样就把达赖放在一个极端困难的处境上。尼赫鲁已表示印度不能支持搞独立，美国太远，要支持搞独立也搞不成。周总理的讲话一针见血地分析了达赖是否回国的利害所在。达赖权衡之下，还是回国有利。遂于1957年4月1日返抵拉萨。
逃亡国外的达赖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对西藏实行“慎重稳进”的方针，希望通过和平的不流血的方式完成西藏社会制度的改革，中央进行了耐心的说服、等待，甚至作了多次让步。可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并没有因中央的宽容和等待而觉悟，切实按照《十七条协议》规定办事，相反，不断向我发动政治的、经济的，甚至军事的进攻，燃起了武装叛乱之火。他们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支持、唆使下，一意孤行，竟于1959年3月10日悍然发动旨在分裂祖国、维护封建农奴制度，反对民主改革的全区性的武装叛乱。叛乱失败后，十四世达赖出逃国外。在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怂恿下，彻底走上了背叛祖国、背叛民族的不归路。
窥测时机的达赖
屈指算来，达赖喇嘛至今已去国38年。38年来，他究竟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扮演了何种角色呢？
1959年4月达赖在印度，由印度外交官散发了鼓吹“西藏独立”的《达赖喇嘛的声明》。6月20日，达赖第一次公开出面举行记者招待会，说什么“要恢复在1950年中国入侵以前西藏所享有的自主和独立地位。”公开了他分裂祖国、背叛祖国的立场。次年，以达赖为首的流亡集团在印度达兰萨拉成立了所谓“西藏流亡政府”。
60年代，国际反华势力出于对中国封锁孤立政策的需要，把达赖集团视为可资利用的工具，而达赖集团则企图借用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积蓄力量，卷土重来。他们利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台湾反共势力提供的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重新组织外逃残余叛乱武装，不断回窜西藏，进行骚扰破坏，屡被我军民在边境封堵打击，无功而返。
进入70年代，随着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达赖集团得到的外国援助越来越少，处境空前孤立。达赖集团不得不降低“藏独”调门，试图与中央对话。但是，由于达赖集团不肯彻底放弃“藏独”的立场，停止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妄想从谈判桌上捞到他们通过武装叛乱和明目张胆反叛祖国所无法得到的东西，这种接触自然毫无结果。中央政府绝不会与“分裂”分子就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问题讨价还价。
80年代中期起，国际反华势力加紧对我国实行“分化”、“西化”战略，所谓“西藏问题”成为向我施压的主要借口。在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下，达赖错误估计形势，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他一方面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加强对境内的渗透颠覆活动，频频制造骚乱，破坏西藏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他又以美国、西欧为重点周游列国，四处游说，乞求洋人的支持妄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
在反对祖国的问题上，达赖非常善于抓住“机遇”。但是，他自己也明白，达兰萨拉总共不到一万人，即便全部听他支使，他也就是一个区、乡级领导的角色，他的影响和作用极其有限。终于，一件可以引起轰动的机会让他抓住了，尽管这意味着会将藏传佛教引入歧途。
插手班禅转世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十世班禅大师圆寂后，国务院立即做出了按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寻访班禅转世灵重的决定，并拨出巨款支持寻访工作。达赖觉得这是一个捞取资本的好机会，立即对外声称他有权确认下世班禅，给班禅转世工作制造了很大麻烦。当中央政府排除达赖的干扰，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进行了严肃认真、深入细致的寻访工作，访到28名儿童，经过反复遴选从中确定了重点对象名单。这时达赖又暗中插手，把他圈定的一名儿童通过寻访班子中的个别人强行塞进重点名单。就在中央催促将三名参加金瓶掣签的候选儿童名单上报之际，达赖又通过个别人提出取消金瓶掣签，要把他塞进来的这名儿童作为唯一转世灵童。这一阴谋被中央识破后，达赖为了政治需要，毫不信守与扎寺个别人达成的不首先宣布的默契合同，不惜出卖他的这名忠实信徒和走卒，迫不及待地在国外擅自宣布他所圈定的儿童为“班禅真正转世灵童”。达赖的这些活动，破坏宗教仪轨，违背历史定制，否定中央政府在班禅转世问题上的最高权威，自然是非法的、无效的，受到了广大藏传佛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坚决反对。正是达赖的不断干扰和破坏，使灵童寻访工作迟迟不能完成。
“教”为“政”用
达赖插手班禅转世问题，表面上看是个宗教问题，实质上是个维护祖国统一，保持西藏政局长治久安的现实政治问题，是关系到祖国统一和中央权威的重大原则问题。尽管达赖本人口头说：这是宗教问题，不存在政治上的问题。那么他为什么不等寻访小组公布灵童有关情况，也不等有关的宗教仪轨进行完毕，而急急忙忙公布所谓的“转世灵童”？这本身就说明，他也是把这个问题当作政治问题，而不是什么单纯的宗教问题；是当作与中央相对抗，进行“西藏独立”的一个新花招；是利用班禅转世问题进行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扰乱西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阻碍西藏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现代化建设，这是达赖集团在宗教形式掩盖下与我们在政治上的一场较量。
班禅转世的宗教仪轨在历史上有一个演变过程，自1792年清朝中央政府颁行金瓶掣签制度以后臻于完整，形成定制，主要有以下几条：一是成立以扎什伦布寺活佛、高僧为主的寻访班子，二是按宗教仪轨和程序进行转世灵童的寻访，三是把参加掣签的候选儿童报请中央政府批准；四是由中央政府派员主持举行金瓶掣签，五是把掣签认定的灵童报请中央政府正式批准继位，六是由中央政府派员主持举行转世灵童坐床典礼。在这几条中，金瓶掣签特别重要，它既坚持了中央政府的主权，在宗教上又体现了释迦牟尼的“法断”，有助于排除各种干扰，杜绝徇私作假的流弊，为广大藏传佛教信徒所信服。
从清代到民国二百多年间，除中央政府特殊批准外，在大活佛转世问题上都坚持金瓶掣签制度。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仅西藏一地就有格鲁、噶举、宁玛三派的39个活佛转世系统70位活佛通过金瓶掣签继承佛位。十世班禅大师在圆寂前四天，即1989年1月24日，在五省区部分宗教人士座谈会上，特别谈到活佛转世问题，提出：“应先找三个预选灵童，然后逐一进行调查。”“我想到在释迦牟尼跟前，采用‘金瓶掣签’的办法来确定是最好的。因为释迦牟尼是大家公认的。”达赖在国外擅自宣布所谓“转世灵童”，既违反宗教仪轨，也违背了班禅大师的遗愿。
但是，为了达赖的政教大业，他是什么也不顾了。
出尔反尔
为了表白擅指灵童毫无政治目的，仅仅是关心，是肩负起责任，达赖说了一大堆好听的话语。
但是假话是经不起检验的。
历史上，十三世达赖同九世班禅严重失和，九世班禅不得不逃往内地，避免杀身之祸。在出逃过程中，十三世达赖曾命令仔本龙厦、代本崔科率领骑兵一千人前往追捕，只是路线走错，才没有追上。九世班禅为躲避追兵，几次靠挖草根充饥，他吃了不少苦，长期滞留内地，返藏受阻，在国内各地流浪了整整14年，积劳成疾，最后圆寂于青海玉树。试问，在这么长时间里，有谁肩负起“关心的责任”呢？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现在在班禅转世问题上，否定金瓶掣签的人，恰恰又正是在昌都战役前一直以未经金瓶掣签为借口，拒不承认十世班禅的人。直到1951年4月，十世班禅已认定坐床两年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时，中央提到要在协议中写上恢复班禅固有地位和职权时，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凯墨·索安旺堆还以现在的十世班禅未经金瓶掣签为由，拒绝讨论恢复班禅的固有地位问题。当时参加谈判的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回忆说：“九世班禅圆寂后，班禅堪布厅在青海循化寻访并经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颁布承认命令）认定了九世班禅的灵童，而同时西藏地方政府在昌都八宿也寻找到了一位候选灵童。但是，当时西藏政府并没承认班禅堪布厅所认定的灵童，而执意要举行‘金瓶掣签’仪式……。”
事实是太清楚了，以未经金瓶掣签为由企图不承认十世班禅的是达赖（尽管他知道中央政府有免予金瓶掣签的权力，而且他自己就是当时中央政府批准免予金瓶掣签认定的），40多年后不顾历史定制，破坏宗教仪轨，打乱正常寻访进程，否定中央政府在班禅转世问题上的最高权威，否定金瓶掣签的权威性、公正性的还是同一个达赖，人们不禁要问，这里面的奥秘何在呢？
触犯佛法
尤其恶劣的是，达赖擅自宣布的“班禅转世灵童”是扎什伦布寺内部个别人在达赖授意下背着灵童寻访班子，违背宗教仪轨，以弄虚作假的手段报给达赖，达赖出于政治目的的需要擅自匆忙宣布的。他们的作法违背佛教教义、违背藏传佛教制度，触犯了佛法的根本大戒，这种卑劣的政治手法，完全是对佛祖释迦牟尼的亵渎。
扎寺个别人在达赖指使下，背着寻访班子干了些什么样的弄虚作假的事呢？
第一、按照佛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寻访认定班禅大活佛的转世灵童，必须按照严格的程序进行，在通过诵经、祈祷、卜算、观湖，确定出生方位、属相，进行密访，辨认遗物的基础上，经过多次筛选，方能确定身、语、意密化身具备“涅犛”三德的候选儿童，经中央政府批准后，进行金瓶掣签认定灵童真身，并再报中央政府批准。而达赖指使扎寺个别人利用寻访工作第一主持人嘉雅活佛圆寂、由他替补为第一主持人的机会，蒙蔽寻访班子的多数成员和其他高憎大德，擅自违背这些仪轨和程序。1995年1月24日、25日，寻访小组从经过三次密访获得的二十八个儿童中进行筛选，确定七个重点和五名核查对象。本来大家的一致意见是对某某儿童要进一步调查，应列为核查对象之一，但原寻访班子主持人却不顾大多数成员意见，不许核查。他把这个核查对象强行塞进重点对象之中。此人2月4日以前一再声称：“我没有判断班禅大师转世灵童的领悟和本事”，六天之后却突然独断地提出某某儿童就是班禅灵童。事后查证，他已于2月6日收到了达赖1月27日给他的密信，显然，这是他们密谋策划的。
第二、1995年2月10日、11日，扎寺个别人给有关领导汇报，说某某儿童是“唯一的候选灵童”，要求迅速认可并报中央。当被问到是怎么确认这“唯一候选灵童”的，他声言是在十世班禅灵塔前“食团问卜”确认的。实际上，他所说的“食团问卜”，是在2月21日，也就是他汇报后的第十一天，才匆匆忙忙搞的。他所搞的“食团问卜”不符合佛教仪轨。一是“食团问卜”前没有诵经祈祷和其他任何佛事活动。二是没有经过藏历推算选择吉日，这一天藏历是最不吉利的日子。三是除原寻访主持人本人外，寻访小组成员和有关人员谁也不知食团中究竟放哪个男孩的名字。四是打开食团的也是他一个人，他一口咬定是某某儿童，但没有将名字给任何人看，更不知道其余两个食团里写有谁的名字。以上事实说明这完全是一个骗局。
第三、在寻访过程中，观湖显影程序早在1989年至1991年就进行完毕。十世班禅大师的经师、寻访班子的主持人嘉雅活佛临终前亲自交待，观湖已经结束，不需要再去观湖。但是原寻访主持人为了给并不具备灵异特征的假灵童伪造特征，以便掩人耳目、自圆其说，竟然置所谓神圣的仪轨程序于不顾，于1994年私自带人观湖。这次观湖事前毫无准备，行动诡秘，他心中有鬼，胡诌一通。这样凭私意搞的观湖，达赖就据以为断，这是显灵呢？还是弄鬼呢？
第四、佛法是讲究根基的，说法传法尚要看根基，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资质，何况选择活佛的灵童！灵童出生之家不在穷富，但一定要具有善缘，是诚实善良的人家。据左右邻舍普遍反映，达赖认定的所谓“灵童”的父母投机、奸猾、争名夺利。其父既非僧人，又未经任何人认定，却自称是活佛，装神弄鬼。其兄所谓活佛的称号也是随意更改。他家生了男孩，就说是活佛，生了女孩，就说是空行母。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怎能有“菩萨心为因，大悲为根本”的活佛根基呢？
第五、按藏传佛教教义，大活佛圆寂后，随其悲愿和因缘而转世降生。群众反映达赖认定的所谓“灵童”是1989年藏历年前出生的，经查证为1989年1月24日出生，但他的父母却隐瞒实情，多次更改，假报年龄，向寻访人员谎称是1989年4月底出生，企图合上寻访灵童的出生日期，这是一个普通虔诚的信徒都不允许干的事，他们竟用来欺骗佛门弟子和广大信教群众。
第六、原寻访班子主持人在班禅转世灵童问题上，明里拖延时间，暗里沟通达赖。在中央一再督促加快寻访并强调以“金瓶掣签”认定班禅转世灵童后，他又暗中要求达赖尽快认定。1995年1月25日，达赖胡乱写下认定书和祈祷经文，并在1月27日给他的复信中告诉他：“要坚持那个‘唯一’灵童候选人，不能接受金瓶掣签。”并心虚地说“如果因掣签出现不合适的人选就糟了。”可见，他们对于寻访班禅转世灵童这样神圣庄严的大事，是并不认为神圣的，为了他们的政治目的，他们可以完全搞假的一套，以致破绽百出，欲盖弥彰。
著名记者刘伟写道：拉萨三大寺的宗教负责人，甘丹寺的洛桑朗杰、哲蝉寺的益西探堆、色拉寺的达札在谈到达赖个人认定班禅灵童时，对他表达了一个共同的看法：“从历史惯例和宗教仪轨来说，班禅没有中央政府批准，是无效的。班禅是西藏的宗教领袖，一要中央合法认定，二是西藏信教群众认可，按正常途径向世人宣布，达赖个人横插一杠，打破了宗教常规，他的认定当然是非法的”①
事实毕竟是事实。搞假的观湖、假的“食团问卜”、假的年龄，违背了一个佛教徒的基本要求。把一个没有佛缘家庭、又没有佛法根基的儿童，作为十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加以认定，是彻头彻尾的欺骗行为。活佛菩萨的转世是他们“无住涅犛三德”的显现，达赖和扎寺个别人搞假灵童阴谋的暴露，充分体现了邪不压正，假不胜真。了解了事实真相的一切虔诚的佛门弟子和任何正直无私的人，决不能容许这种欺骗佛祖，违背教义，为任何真正的宗教信徒所不齿的欺骗行为。达赖这一伙人样明目张胆地搞欺骗，人们不禁要问，他还算一个佛教徒吗？
诿过于“神”的创举
藏传佛教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护法神，走进任何一座稍具规模的佛教寺庙，人们总会看到一些护法神象，这些神像有的用哈达之类遮住面部，有的不遮，有的是塑像，有的则画在唐卡上，一般都是勇猛、威怖的形象，据说，这些护法是保护特定的教派逢凶化吉的。稍作历史追溯，他们反映了从本教万物有灵的多神教逐步过渡到藏传佛教的曲折历程。
护法神有大有小，教派不同，护法神的作用和意义也有差异。护持格鲁派的一尊有名的护法神藏语叫“杰钦多吉修旦”，意为金刚大力王，也称具力护法神。该护法神自17世纪开始，首先由萨迦派供奉，后来一直护持格鲁派。山南日乌曲林寺由五世达赖的香师昂旺西绕第一次塑制杰钦多吉修旦像，建护法殿供奉。从那以后，在格鲁派寺庙中大概有1/3的寺庙供奉具力神。历代达赖、班禅、格鲁派高僧包括十四世达赖在内都为具力护法神举行过酬补、供食、焚香等各种祭祀活动。
具力神在西藏寺庙和民间有着大量的信奉者。拉萨色拉寺及其东侧的“巴龙日追”静修院和城南“波底康萨”神庙，都是专门供奉这位护法神的道场，也是“杰钦多吉修旦”的降神之所。
几百年来，具力神安静的呆在寺庙里，人“神”之间素来相安无事。具力神无语地静观沧桑变化。信徒们年复一年地朝拜信奉这位护法神。这种局势突然于1996年3月被打破。达赖集团的骨干组织“西藏青委会”、“妇女协会”纠集人马，对位于旧德里藏民区的一个寺庙进行围攻，要砸毁该寺内的具力护法神像。这个寺庙及其支持者也调集一批人员，做好了保护神像的准备。由达赖一手挑起的向“神”开战闹剧由此开场。
十四世达赖原本是信奉具力护法神的，他的住所曾长期悬挂这位护法神的唐卡画像。后来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宣称，我不再供奉具力护法神，任何一个藏人也不准再供奉。①刘伟：《十一世班禅坐床记》第128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
不仅如此，达赖还在大会上讲：“如果有人胆敢再供奉，他就不是我达赖喇嘛的信徒，就是对甘丹颇章（即流亡政府）的背叛。”一句话，将犯十恶不赦的弥天大罪。达赖讲得厉害，可是听的人却莫名其妙。不知为什么一个不会说话的神像会惹得达赖大光其火。达赖私人秘书处，似乎察觉了这一点，专门编印了《公拜西藏护法神谕》小册子，以“神谕”的名义，称“杰钦多吉修旦”会使达赖喇嘛短命，具力神害得“西藏独立”不能成功。
1996年3月10日和31日，达赖在讲经中再次强调信仰“杰钦多吉修旦”关系到西藏独立事业能否成功，要所有寺庙不准供奉，并威胁称继续供奉杰钦多吉修旦，是“希望达赖喇嘛不得好死”。他要记下这些人的姓名、住址，扬言自己将不嫌劳累亲自一家家登门进行责问。他讲着讲着突然离题，大声呵斥不听招呼的人赶快离开现场，一时弄得听众对谁该离开，谁该留下，茫然不知所措。
不理解归不理解，达赖的话总是需要执行的，于是就出了本节开始的对峙，集团内部的表态紧跟也忙得一塌糊涂。
——达兰萨拉“流亡政府”、伪“人代会”和“青委会”、“妇协”等组织纷纷通过有关“决议”，发表声明，表示事关法王（指达赖）的健康长寿，因而停止供奉该护法神已成为西藏民族的头等大事。明确规定“流亡政府”辖下的各组织和所有藏人一律停止供奉。
——大量印制和广泛散发有关达赖讲话内容等的书刊、传单、录音带等宣传品，大有不打倒这们护法神誓不罢休之势。
——派出专门人员到藏民社区，传达达赖旨意，人人过关，逼迫藏胞签字表态，并强入寺庙，砸烧神像，搜查民宅，毒打信众。达兰萨拉尼姑寺、玛纳林、迈索尔和大吉岭等地一些寺庙和信众已遭此厄运。由于派去的这些人有的并不认得具力护法神，还发生了错把其它护法神、如贡布护法神也不分清红皂白扔进河里去的滑稽场面。
——对一些不听招呼、坚持信奉此神的寺庙、活佛、僧人和信众，威胁要将他们开除出各种藏人组织乃至藏人社会。见威胁不奏效，于是雷厉风行地付诸实施，对继续信奉护法神的人，是“流亡政府”成员的开除公职，是僧人的赶出寺庙，一些学生则被停止享受本来是外国人提供而被“流亡政府”控制的助学金。
人们要问，达赖为什么昏头昏脑的要这样干呢？分析家一语中的。
达赖集团这样做的首要考虑是急于推卸责任，近年来，在达赖集团和流亡藏人中，不少人怀疑达赖的“领导”能力，甚至认为达赖本人要负主要责任。达赖为推卸责任，继续伪装“神明”，嫁祸于人搞得太多了，于是需要嫁祸于“神”。
于是上演了这出向“神”开战的闹剧
达赖如此扬名
国内的人，对具力神事件知闻不多，但这件事却在国外藏胞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不能忍受达赖集团的宗教迫害，公开表示不接受达赖的宗教独裁。
印度报纸《印度时报》、《印度斯坦时报》就达赖集团迫害信奉具力神的流亡藏人一事进行了一系列报道。这些报道指出：具力神信徒不仅受到经济上的控制，政治上的迫害，还受到人身攻击，甚至其子女也受到牵连。具力神的信徒及其有关团体不甘忍受达赖集团的迫害，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等反抗活动，并致信印度官方，要求印度政府过问此事，予以解决。下面是原文引用印度报纸的两篇报道：
之一：达赖喇嘛压制佛教信徒
达赖喇嘛自1959年流亡印度以来，一直从事反抗中国的斗争，现在，他因压制信奉“具力神”的佛教教徒而受到指责。
“自由基金会”——一个以伦敦为基地的人权组织已着手处理“具力神”信徒的事情，该组织的代表荣·李斯特上星期在新德里他已致信印度总理迪维·高达，要求停止对“具力神”信徒的压制。
据李斯特称，全世界约有四百万人信奉具力神这一五世达赖喇嘛时期产生的护法神，李斯特说，供奉具力神的行为以前从未受到达赖喇嘛的阻止，然而从今年的3月21日起，他禁止其在印度和其他地区的人民供奉该神。
一位名叫扎巴坚赞，自称是具力神信徒的佛教僧人告诉本报记者说，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藏人社会中发起了一场强迫签字运动，人们被迫在一个宣布他们将停止供奉具力神的声明上签字，不愿签字的人则受到威胁，将停发经达赖喇嘛发放的由四方机构提供的经济援助。
反对者的住房被搜查，一旦发现这个有问题的神的塑像，不仅神像被毁坏，而且这些信徒也遭到人身攻击，他们的孩子也被从藏人学校赶了出来。
之二：宗教信徒反抗达赖
几千名西藏人将矛头指向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达赖喇嘛，指责他进行“文化种族灭绝”，要求印度政府干预此事，他们还计划进行公开的反对和示威游行活动来反对他们的这位宗教和政治领袖。
大约两万余名“具力神”的信徒将在达赖喇嘛在印度的所到之处都举行反抗活动（该神是自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开始供奉的，而现世达赖喇嘛禁止对其进行供奉）。本月底开始将举行一系列示威游行活动。
具力神的信徒们还呼吁印度政府加人他们的救助行动，在分别致印度总理、总统、内政部长，以及全国人权委员会的信中，“具力神信徒慈善宗教团体”声称，西藏流亡政府正在迫害和压制他们。
该团体在写给印度总统的信中说：“我们正在寻求引起您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并请求给予尽快解决，我们意识到，居住在印度的几千名我们组织的成员正在遭受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这些针对成千上万供奉‘具力神’这一特别神灵的信众的侵犯人权行为是由达赖领导下的西藏流亡政府所为。该神灵被整个大乘教派几百万信徒世代供奉”。
信中说：“西藏流亡政府在整个印度藏人社会中举行了一个强迫签字运动，流亡藏人受到威胁说，如果他们拒绝在声明上签字，那么对他们经济援助将被停止。‘西藏妇联’和‘藏青会’组织的成员对在印藏人难民进行了挨家挨户的搜查，以查看是否人有供奉了具力神。具力神的塑像被砸毁，深受尊敬的喇嘛、僧徒凡信奉具力神者均受到人身攻击和恐吓，一僧人已被送进医院治疗，父母供养具力神，其子女就被赶出学校。一大批西藏流亡政府的职员也因拒绝放弃对该神的供奉而失去工作”。
信中还请求说，“我们坚信，发生在印度土地上，并在印度司法管辖下的这些行为必然触犯了联合国人权宣言所明文昭示的基本自由法。我们谨请您调查这一违反人权的行为，并且动用您的职能部门，尽快解决这一问题。”
“具力神联合会”、“具力神施主团体”及其他类似的组织7月8在蒙托克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示威活动以反抗达赖喇嘛的追随者对他们进行的“宗教压制”。另一次示威活动于7月30日在班加罗尔举行。
一名具力神的支持者平措扎西对《印度斯坦时报》发表谈话时说，“我们感到威胁，挨户搜查还在进行当中。我们受到审讯，就像犯了什么罪一样。强迫签字运动。孩子们被赶出学校、敬老院的老人被威胁要赶出去，这些事在纳粹德国才发生过。印度政府怎么能对所有这些熟视无睹呢！在以往的几天里，马拉里的甘丹德却林寺的具力神塑像被销毁，僧人们受到持续审问。为什么不采取措施来制止这一切？”
绝妙的讽刺：二万流亡藏人向达赖要宗教自由
达赖集团强制藏人停止供奉“杰钦多吉修旦”护法神的行动不仅收效甚微，而且正引火烧身，遭到供奉此神的2万多境外藏胞的强烈反对。这些藏人认为供奉此护法神符合宗教尤其是格鲁派传统，更是他们正当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强制停止供奉此神就是违反宗教教义，侵犯了他们的信教自由权利，既违背民主，更违反人权。他们把矛头直指达赖及其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对有关论调一一进行批驳。
他们在一封以“宗教自由基金会”名义，于5月17日致“流亡政府”首席噶伦的公开信中提出：“你们不是由藏人选举出来的藏族人民的维护者”、“要重新审查政教合一的双重体制”。一些藏人议论说：“真正的佛王是要舍弃个人，普渡众生，而现在的达赖却只考虑个人寿命而不惜伤害众多藏人，已非真佛”。
供奉此神的寺庙和僧、俗藏人多数继续坚持供奉，并针对达赖集团的压制和迫害，奋起采取各种对抗行动：
供奉此神的多数藏胞，包括赤江活佛（前世赤江系十四世达赖经师）等一些高僧拒绝在不再继续供奉的声明书上签名。坚持供奉的境外藏人则成立了“保护具力护法神组织”要求达赖限期收回成命。
编印、散发、张贴了大量传单、信件，进行反驳和揭露。一份题为“揭穿谎言之利刃”的文章简报到1996年底已公开印发至第10期，一再提醒说：“西藏人民，要想一想，不要盲从，不要受骗。”
这十篇文章，采用师徒、父子、妇女对话的形式，语言生动、讽刺辛辣。如徒弟问师傅为什么要禁供时，师傅说：“由于嫉妒所致，如不这样做，危及最高权力。是什么原因？只能问达兰萨拉的人。”父子对话中嘲讽说：“西藏内外不宁静，是他口齿伶俐所致，这不是大恩大德吗？”文章认为达赖流亡政府，是“背离人心的政府”，是“不可相信的无能政府”，禁供具力护法神是“自毁自力的可悲举动”，达赖集团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具力神身上。禁供“彻底暴露了他们历来向外宣传的所谓信教自由、民主、人权，世界和平之类诺言的虚伪”。
印度迈索尔等地一些寺庙和僧、俗藏人设法转移、隐藏和保护“杰钦多吉修旦”神像，故至今此像多数未被毁坏。在印度南方的甘丹寺，愤怒的僧人被逼奋起火烧该寺追随达兰萨拉的堪布住房，并赶走了前来传达达赖旨意的“流亡政府”宗教部秘书长。尼泊尔加德满都的扎康寺、培寺林寺、桑木旦寺的藏族僧人也公开站出来，抵制达赖这种毁教灭神的做法。
旅居印度、尼泊尔以及欧、美一些地区的供奉此神的藏人已逐步联合起来，建立了“宗教自由基金会”等组织，筹措了经费，开展了各种有组织的对抗活动。并与受达赖及“流亡政府”打击的老“四水六岗”等组织进行协调，互相配合。也向外国新闻媒介进行宣传，揭露达赖集团“侵犯人权”的行径，呼吁伸张正义，给予支持。1996年6月7日约200余名欧洲各国宗教人士在达赖及“流亡政府”驻伦敦办事处门前举行集会游行，表示对侵犯宗教自由的抗议。激愤的宗教徒们要求收回授予达赖的“诺贝尔和平奖”。
1996年7月，达赖又一次跑到英国，他7月16日在伦敦举行记者招待会，本意是想再次推销西藏独立，但未曾想到记者们纷纷就具力神事件提开问题。
当记者问他为什么要迫害在印度和尼泊尔的异己分子时，达赖竟然如此回答：“你可以到印度看一看就知道了。”
英国目前发展最快、最大的佛教组织是新卡丹帕系统，它的领导人叫益西，18年前来到英国。这个组织偏偏是反对达赖的。7月16日下午，当达赖在记者招待会上王顾左右而言它，正在尴尬之际，这个反对派组织的几百名西方佛教徒在市中心的维多利亚大街举行示威活动，许多人身着藏袍，手上举着标语牌和旗子，标语写着“达赖反对宗教自由”、“达赖是独裁者”、“达赖屠杀西藏人”，示威者要求与达赖谈判，达赖倒是善于判断形势，拒绝任何见面。
“失去信心的西藏‘流亡政府’之洋相”
一篇署名多登久美的连载文章又在国外藏胞中广泛散发、流行。文章再次指责不准信奉具力神是出佛门僧团的洋相，要求流亡政府必须承担禁止信奉具力护法神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文章题目即：
失去信心的西藏流亡政府之洋相。
以下是原文摘要：
近来，西藏“流亡政府”蓄意残酷迫害所有信奉具力护法神的僧俗民众。这是西藏“流亡政府”所出的最大洋相。迫害佛门信众，在做这种蠢事之前不进行深恩熟虑，真是让人难以置信。西藏“流亡政府”称自己是民主政府，还强调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但又采取过激措施，迫害具力护法神的信奉者，难道这是政府该做的事情？西藏“流亡政府”的要员们表里不一，他们在表面上宣称宗教信仰自由、民主、人权及世界和平等陈词滥调，时常宣扬所谓慈悲为怀、利乐他人；在暗地里，他们心怀鬼胎，手段惨毒，肆意迫害具力护法神的信奉者，伤害广大僧俗信徒的宗教感情，致使（我们藏人）在世界人民面前出尽了洋相。文章说：假使你们是有点学识，有所功德的人，理应懂得迫害具力护法神的信奉者绝不是政府要做的事情，连这一道理都不知道，试问你们是如何管理政府事务？
西藏“流亡政府”声称，为了实现西藏独立，我们尽了最大努力。然而，至今难于实现西藏独立，其原因在于有人信奉具力护法神；通过“中观之道”，我们做了不少事情，但因具力护法神作怪，“中观之道”屡屡受阻；究竟要走哪条道路，无奈我们征求民众意见，对此却又遭到具力护法神的阻难，对于寻访确认噶玛巴活佛和班禅大师的转世灵童，同样遭到具力护法神的阻挠，其结果不伦不类，不近人意。鉴于上述原因，西藏“流亡政府”发布政言，禁止信奉具力护法神，折毁具力护法神像及其殿堂；信奉具力护法神的子女不准入校，信奉具力护法神的在校学生一律逐出校园。这就是一个失去信心的政府在世人面前出的洋相。
在许多魔男妖女的唆使下，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明知故犯，一直搅乱藏人内部，破坏西藏的宗教和固有文化，破坏与西藏宗教文化相关的藏人文明传统及作风，这一破坏行径至今尚未停止。西藏流亡政府强令折毁具力护法神像及其殿堂；强迫僧俗老少签名，以便不再信奉具力护法神，强行把敬奉具力护法神的学生逐出校园。“流亡政府”要悔改以往所作所为，尽快停止迫害具力护法神的信奉者。否则，我们一定在国际上示威游行，以此表示我们的反抗。
戏演砸了
“杰钦多吉修旦”护法神事件在国外闹得不可开交，弄得西方反华势力也十分难堪，这是专制与反专制，控制与反控制斗争的反映，也是达赖为首的一小撮既得利益者与广大国外藏胞深刻矛盾的反映。过去，藏胞虽然对达赖也有不满，但一般不冲着达赖本人而是指责“流亡政府”。这次数万人居然团结起来，限期要求达赖收回成命，这不禁使“神王”极其难堪。这场沸沸扬扬的闹剧把达赖这个一向以“全知全明”自居的圣人形象弄得乱七八糟，结果是威风扫地，众叛亲离。达赖再次尝到了“羊毛织成的鞭子打在羊身上”的滋味。
向具力神开战本是达赖集团的精心策划。近年来，境外藏人对“西藏独立”心灰意冷，失掉了信心，纷纷指责达赖集团欺骗了他们。为了推卸“西藏独立”无法实现的责任，拿不会说话的具力神作替罪羊，借以转移藏人视线，本是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在班禅转世问题上惨遭失败后，境外其它教派分离之心日增，他深感难以控制，加上“流亡政府”内部权力争斗日炽，几番改组，数易首席，“四水六岗”的分裂，地域派别矛盾的突出，使达赖的指挥棒也不灵了。由此，造成达赖的政治威信和宗教威信都在下降，达赖本想通过废除供奉具力护法神的做法来提高自己的宗教权威，打击和排斥境外藏人社会中的宗教异己势力，却没想到适得其反，遭到了始料不及的公开的、大规模的反抗。
达赖逃到国外已38年，他一直没有停止分裂祖国，谋求西藏独立或变相独立的活动，政治活动占去了他的几乎全部时间。宗教上的东西，很难说他还有多少了解。近几年来，他拿着国外藏胞交纳的税款和西方反华势力的大笔金钱，周游世界，游说列国，苦口乞求“洋大人”能否接见一下，为那怕是私下见几分钟费尽心机。久而久之，谁都看出这样只是在演戏，所谓“西藏独立”就像水中月、镜中花那样缈不可及。而达赖本人实实在在充当了国际反华势力的“吹鼓手”、“应声虫”。
达赖时常以“全知全明”的预言家自居，这些年来他不断对中国的命运和西藏的前途作出“预测”，他预测过1990年西藏要“独立”，也预测过1995—1996年前“中共政权要垮台”。
1990年1月，达赖在达兰萨拉主持了一次领悟天意的“降神”活动，达赖预言，“1990年内能赢得西藏独立事业的大胜利，你们现在的时机已到，还不动手更等何时？”
1990年6月，他在西班牙对记者说：“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不久将会垮台。”同年9月，他在荷兰首都预言：“5至10年内西藏会发生东欧那样的变动。”
1995年1月31日，达赖对美联社记者讲：“中国可能会出现分裂，瓦解和全面崩溃。”同年8月，达赖又宣布：“护法神预言：1995年或1996年，中国将有大变动，而且是好的变动。”他“个人的观察和占卜也显示出
①将有一些乐观的发展，而印度占星家也作同样的预言。”因此达赖要求手下“你们要好好干”。
达赖的“预言”实在太多太频繁了，类似上述的预言他每年都要不厌其烦地讲，但是预言全都落了空，只是说明了他对祖国和人民是多么地仇恨。他发表的预言，其实连他自己也不一定相信，只是想弄些新花样刺激一下低得不能再低的“士气”而已，但长期这样做却使达赖的威信进一步下降，有人干脆说，什么“神王”、“全知全明”，“简直是糊涂虫”，“乱语胡言”。强制废除供奉具力护法神，更使他剩下不多的信徒们透心失望。
护法神事件促进了部分藏人的觉醒，他们对一向奉为“神明”的达赖产生了怀疑，对“至高无上”的权威进行挑战，使达赖集团对藏人的控制反而大大削弱。数万境外藏人起来向达赖要自由、人权，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不能不使支持和利用达赖集团的西方反华势力感到相当的尴尬。诿过于人，人们是见惯不惊，诿过于“神”，则闻所未闻。达赖的这个创造发明，大概也可算得上一项荒唐愚昧的世界之最了。
无可奈何花落去
达赖自1959年武装叛乱失败逃离西藏后，一直在从事背叛、分裂租国的活动。中央对达赖本人一直晓以大义，给以出路，做到仁至义尽。直到1964年12月仍保留着他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以后，中央多次重申，只要达赖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彻底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我们就可以同他谈判，欢迎他回到祖国，在有生之年做一些对西藏人民有益的事情。但是，时至今日，达赖仍挟洋自重，不思悔改，在背叛、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事实反复证明，达赖是被推翻的三大领主的总代表，他唯一念念不忘的，是重新复辟“美妙神圣”、给他带来过太多好处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为达此目的，他不惜拿藏传佛教的正常发展作赌注，顽固坚持政教合一的立场，一会儿擅自指定班禅转世灵童，一会儿不准信仰“杰钦多吉修旦护法神”，干出了有违一个宗教徒基本道德良心，甚至于出了向“神”开战的荒唐事。为了自己及小集团的私利，阻碍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把藏传佛教引入歧途。他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所作所为既违背中国公民的良知，其孤注一掷，不择手段也有违一个佛教徒最基本的要求，照他这样搞下去，藏传佛教就会走人歧途，就会失去广大①长索：《预言成了谎言》，《中国西藏》1997年第2期信教群众，也会失去在我们国家应有的地位。
达赖集团主要成员桑东痛心于达赖声望的下降。他在一次座谈会上说：“在过去的五六年间，流亡藏人的社会还像过去那样好吗？我以为不然。在活佛转世问题上，就出现了对抗和分裂的局面，甚至有的人不受达赖喇嘛的领导；从护法神问题上来讲，出现了反对达赖喇嘛以及毁坏达赖喇嘛声誉的人和事件；各区内部不仅出现了派别斗争，而且对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
①提出了责难”。读了这段内容，人们不是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哀吗！①达兰萨拉《西藏时报》1997年6月30日
第十章达赖其人（中）
一、达赖与美国中央情报局
西藏和平解放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并未放弃他们染指西藏、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在新中国强大统一的国防力量面前，直接武装干涉，象1904年荣赫鹏那样只凭一两千人的军队就可以长驱直入拉萨的可能性一点也不存在了，于是他们改变手法，采取秘密方式，派遣特务，培训武装分子，然后偷渡入境从事各种破坏活动。以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代表的国外干涉势力，在相当长的时期，特别是五六十年代对中国西藏地区进行了煞费苦心的、高度秘密地颠覆活动。中国政府早就揭露外国对西藏叛乱势力的援助支持，但由于西方舆论对新中国根深蒂固的偏见，中国政府基于事实的揭露并没有被国际舆论重视。达赖集团的谎言、中央情报局的欺骗将事实真相严密封锁了二十多年时间。直到中美关系于1972年解冻之后，这些事实真相才被部分西方记者所了解，并公之于众。更妙的是，达赖集团中参与这些阴谋的部分人，随着时光流逝也禁不住透露出一些事实真相，特别是达赖本人，在其1990年所出版的《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一书中，多次谈到了中央情报局插手西藏叛乱的事实。
谁在撒谎
纽约帝州大学教授谭·戈伦夫博士指出：在五六十年代，在关于外国秘密援助的消息泄露出来后，便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这种援助对叛乱产生了何种作用，实际上是谁策划了这场叛乱。
了解这些在今天依然是困难的问题。流亡者对于讨论这类问题十分谨慎。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不但没有提供有关证据，反而断然否认曾接受过援助。当中国强烈谴责叛乱分子受外界支持时，达赖喇嘛断然反驳
①说，这些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1971年，有人引用了他说过的这样一段话：“反叛者们仅有的一些武器，都是他们设法从汉人那里缴获过来的。他们有枪，但他们甚至连放牧时用来
②抛石子儿的皮条、矛、腰刀和剑都用上了。”1974年，他再一次表明自己
③的态度：“指责中央情报局提供援助是不符合事实的。”
当《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记者问达赖喇嘛的哥哥土登诺布“你们是否得到过抵抗中国人的武器？”时，他回答说：“根本没有从外面得到过任
④何东西。”每当中国指责外国对叛乱分子的援助时，便立即有人出来反驳。例如1959年3月，新华社报道：
“大量武器从国外运到西藏。设在山南的叛乱基地多次接受蒋介石集团空投的物资，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所派遣的特务，为实现其阴谋，它们还①《亚洲记事者》，1959年，第5卷30期，第2785—2786页②《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67年4月24日，第79页③《外文与达赖喇嘛》，《远东经济评论》，1974年第85卷11期，第32页④《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59年第46卷15期，第48页
⑤帮助叛匪设立了电台。”而世界上的新闻机构，主要是西方国家新闻机构对于中国政府的报道不但不去核实，反而作出像英国《经济学家》杂志那样的反应：
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不会相信共产党人所断言的……叛乱得到了“帝国主义、蒋介石集团和外国反对派的支持。”①
西方控制的新闻传媒对事实真相的抵制和拒绝，极大地帮助了达赖集团，在当时世人的眼中，似乎真有那么一场自发的民众起义，而这场民众起义是在没有外国势力插手的情况下发动的……。
嘉乐顿珠安排受训
《现代西藏的诞生》书中写道：
弄清中央情报局如何介入西藏叛乱，的确是了解这场叛乱的关键。中央情报局实实在在地介入这场冲突，始于1955年。一位名叫旺堆的叛乱领导人回忆说，他于1956年离开西藏，并在海外某地接受美国人的训练。后来他被秘密空降回西藏，在康区开始组织叛乱活动，直到1966年他才离开那里，前往尼泊尔。②
第一个接受中央情报局训练的小组是由嘉乐顿珠安排的，他挑选了六个藏人前去受训。他们的故事说起来就像一部典型的间谍小说。他们被通知说，必须单个地步行走出噶伦堡；然后，由在城外等候他们的顿珠开车，把他们送到西里古里。在那里，他们领到指南针，然后再步行到东巴基斯坦（现在的孟加拉国），这只有几个钟头的路。在边境，他们受到两名巴基斯坦官员，一名说汉语的美国人和一名藏族翻译的迎接。他们领到长长的缠头巾和旁遮普宽松裤，又被要求步行到达卡。在达卡，他们登上一架飞机，飞行了五个小时，在那里，他们穿上了美军制服。土登诺布这时也到了那里和他们一起接受训练。在其后的四个月中，他们学习如何看地图，以及怎样使用无线电发报机、降落伞和武器。1957年秋天，他们乘坐一架美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被空投到西藏。每人配备有一支手枪、一支小型机枪、一部旧日本电台，每人还带了相当于132美元的西藏货币及两小瓶准备被俘时吞服的毒药。起飞之前，他们接受了仔细检查，身上的制服、装备，以及药瓶上的商标——一切具有美国标志的痕迹均被消除干净。他们的使命是敦促达赖喇嘛公开向美国请求援助。
快到1958年底时，中央情报局决定首次空投武器，命令叛乱分子派一位可靠的人赶上30匹骡子到指定地点准备接收。西藏人指出，那个空投地点恰恰有个住有牧民的帐篷（因而使这一行动难以保密），而且，一个人难以管理30匹骡子。但自负的中央情报局并不理会叛乱分子的异议，坚持按原计划进行了这次空投，这次共空投了100支英国制造的步枪、20支手提机枪、二门55毫米迫击炮、60颗手榴弹，以及为每件武器配备的300发子弹。
与此同时，对西藏人的训练行动转移到塞班，最后又迁移到科罗拉多的哈尔营。最后这个地区位于海拔2800米的地方，这比其他培训地点更接近叛⑤新华社，1959年3月29日①《中国的饥荒》，《经济学家》1959年第191卷632期，第16—17页②《西藏评论》，1970年第9卷8期第9—10页，转引自《现代西藏的诞生》乱分子所生活的自然环境。
①
深重的叛乱黑幕
曾经采访过包括达赖在内的一系列当事人的英国记者克里斯。穆林写道：
十多年前（1961年12月——译注）在美国科罗拉多的一条公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若是一般的车祸也就无所谓了。然而，人们惊奇地发现整个出事现场周围被军队包围得水泄不通，不久后，采取保安措施的原因被披露出来：这辆公共汽车上坐的全是西藏人，其中还有一些人被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他们正在美国地盘上。多年后，西藏人在美国接受游击战训练的事实被披露出来。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解放”西藏计划的一部分。但这些西藏人如何潜至科罗拉多受训的经历一直是个谜。
克里斯·穆林指出他揭露中央情报局对西藏的阴谋所采集材料依据于对当事人的一系列访问调查。他的采访表明，中央情报局在西藏的图谋始于1956年底，止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前夕。这种观点得到印度情报部门的证实。
调查表明：
1957年末至1961年底，中央情报局用降落伞向西藏空投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并训练了很多游击战人员；
1958年早期，达赖喇嘛出逃的前一年，美国人试图劝说西藏当局公开呼吁美国干涉西藏事务；
1959年3月下旬，外界认为出逃的达赖喇嘛失踪了，事实上他一直与中央情报局保持着无线电联系；
1960年至1971年期间，中央情报局在尼泊尔西北部的木斯塘山谷资助并训练了一支2000多人的部队。这支部队时常深入西藏境内进行骚扰活动。
美国情报机关与拉萨当局的最初联系始于1942年12月。那时，伊利亚。托尔斯泰上尉和布鲁克·杜兰——二位服务于美国战略研究所的人，访问了西藏。战略研究所是中央情报局的前身。
第二批在美国受训的西藏人被空降至西藏一个叫南错卡的地方。这次空降没有成功，年底这批西藏人安全地返回噶伦堡。1959年底，在科罗拉多的哈尔营执行了一个严格的训练计划。这个训练计划如此的保密，起初连西藏人都不知道他们是在美国受训，一份材料表明，1958年至1962年，约有170名西藏人在哈尔营训练基地通过受训。大多数人都被分成六人一组的小分队空降回藏。从军事意义上讲，这完全是一场灾难。因为这些人被空投回藏后十之八九没有音讯反馈回来。空投绝大多数是在西藏东端的昌都附近进行。最后一次空投于1961年底发生在昌都东南部的芒康，共有6个人空降下来。但全部杳无音息。另有26个在哈尔营受训者被送至尼泊尔东部的木斯塘。他们从那里协助组织了中央情报局在西藏的第二阶段阴谋活动。哈尔营对西藏人的训练于1962年关闭了一年，后来因为培训在木斯塘的人员而重新开放。1964年，这个训练基地最终关闭了。①①米歇尔·莫罗：《超级秘密的使命：中央情报局间谍队在红色中国境内》①上述内容在克里斯·穆林：《美中央情报局对西藏的阴谋》（日）高桥照：《美中央情报局操纵西藏叛
中央情报局制造灾难
到1960年，情况清楚地表明，支持西藏的叛乱运动是一场灾难。于是中央情报局决定创建一支几千人的军队，从尼泊尔向西藏西部发动袭击。被选定的基地在偏僻的木斯塘山谷，这里的居民大都是藏族人，他们与世隔绝，住在27000英尺高的安拉帕拉山和达里格里山上。在战略意义上讲，这里是理想的建军基地。因为这里离西藏的新藏公路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就中央情报局的活动而言，这里最遥远了。被选来指挥木斯塘的叛乱分子的头子叫巴巴益西，以前是个僧侣，此人不识字，但聪明过人，极端残忍。美国人通过中央情报局驻新德里的办事处指挥行动。他们同意了在木斯塘的训练计划并表示向那儿的400人提供援助，还表示如果训练计划成功，美国还将援额扩大到2100人。尼泊尔政府不知道本国领土上有一支西藏军队，直到1962年前后，才由中国人告知有一支叛乱分子的军队活动在尼泊尔境内。至1960年底，2000多名叛乱分子潜至木斯塘。但是美国的援助还没有到来。当1961年下半年美国空降第一批援助物资时，许多人已死于饥饿。一些人不得不靠煮皮靴充饥。兵额减少了。第一批空投的物资有两飞机，包括供475人使用的枪支、药品、食品和相当于1252美元的卢比现钞。另外还有四名经过中央情报局在美国训练的叛乱分子与物资一起空投下来，美国为木斯塘训练了26名叛乱分子。还有12人绕印度步行到达木斯塘。
由于空投物资推迟了时机，中央情报局主张叛乱分子立即着手行动。第一次袭击发生在1961年底。200名叛乱分子向新藏公路上的中国汽车发起偷袭。有6个中国人被杀，一个叛乱分子也死于枪弹下。不幸的是中央情报局拒绝相信叛乱分子发动了偷袭。叛乱分子的士气因此一落千丈。此后不久，他们时来运转。叛乱分子从一个中国官员手中获得了一卷文件。这些文件表明大跃进给中国人造成了困难。这是西方情报机关第一次了解到中国的困难。这件事提升了叛乱分子对中央情报局的价值，从此以后，中央情报局给叛乱分子的津贴增至每月5000卢比。所有的津贴都是由住在大吉岭的嘉乐顿珠转交而来的。1964年开始津贴又增达每两月22500卢比。
1954年，许多匿名电话向加德满都报界泄漏消息说，在城里发现了隐藏的中国武器，于是传出中国参加了颠覆活动的谣言。然而谣言很快被识破。因为人们发现那些枪支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美国大使馆。同时，几名西藏人在加德满都附近被捕。他们带着无线电台，后来发现这是美国外交官落基，斯多恩给他们的。此后不久，斯多恩被尼泊尔驱逐出境。
美国人N·C·霍尔写道：“美国对外政策导致了偷偷摸摸地训练并供应西藏人同驻西藏自治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公开的游击战，这个很少被人知晓的这一章成了改善中美关系的重大障碍。”“美国则在冷战中有计划地利用西藏民族主义，以武装反抗来袭扰中国，瓦解中国。”美国“对西藏游击活动的最大指望就是进行袭扰，想通过这种抵抗而改变西藏的状况纯属妄想。”
随着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首次访问北京，中央情报局的津贴来源停了下乱》，N·c·霍尔：《美国·西藏与中国》、《现代西藏的诞生》等西方人士著述中均有叙述来。叛乱分子的军事行动遂全部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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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在孟加拉战场上
1970年，中央情报局的经费完全停止。在生活无着的困窘之下，印度乘机建立了一个藏军兵团——印藏边境警察部队。这支部队成为印度军队的一部分。有几千名藏人被征募入伍。表面上，这支部队是被用来在漫长的印度北部边境上巡逻。但实际上他们也被用于印度对外战争，成为异国他乡的炮灰，一些人被用来参加孟加拉战争并死在战场上。②
残酷的内讧
1966年，达赖集团与“四水六岗”矛盾进一步激化，“四水六岗”武装首领巴巴益西先是被要求派300名追随者到其它地方去，到1967年底，在新德里的一次有美国人参加的会议中，嘉乐顿珠再次打算削减巴巴益西的人马，但这次巴巴益西拒绝了。
巴巴益西的拒绝在西藏流亡者中引起一场激烈而持久的冲突。他们离开西藏之后，各派就美国人援助的津贴分配发生争吵。
依照原来的计划，美国人答应援助充足的津贴，保证木斯塘的军队每人每天有3卢比的零花钱，如果普通的士兵能够分到这些可怜的配额，他们肯定会十分高兴。但中央情报局的大量资金没有落到普通战士手中而是被人中饱私囊。嘉乐顿珠指责巴巴益西没有准确的帐目。巴巴益西则攻击嘉乐顿珠，说美国人援助的津贴比他实际接受的数额多得多，多数被贪污了。达赖出面调解，也因本身一些说不清楚的原因所获甚微。
这场争论的结果是，一位新负责人被派往木斯塘取代巴巴益西。他叫旺堆，是贡布扎西的侄子。他是最初被派到美国受训后空投回藏的六人中的幸存者。达赖的这一“英明”决策导致“四水六岗”武装分裂成为巴巴益西派和旺堆派，一场残酷的内讧发生于忠于巴巴益西的人和旺堆的追随者之间。1971年，巴巴益西及其120名追随者向尼泊尔政府投降。旺堆等人则被尼泊尔人解除了武装。用达赖本人的话说，是听从他话的人放下了武器，不听话的人则壮烈战死。①
时隔20多年后，笔者随同自治区党委丹增副书记前往仲巴县调查研究如何提高教育质量，刚好住在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江村罗布任扎东特委书记时工作生活过的房间内，话题自然较多谈及这场边境袭拢战。时值深秋，枯黄的牧草在萧瑟秋风中摇曳，海拔4700多米的仲巴能见度极好，远处的木斯塘清晰可见，一种历史的穿透感油然而生，这里是去岗仁布钦和玛旁雍措这两个最著名的神山、神湖的朝圣之路，也是连接新疆、西藏的要冲，人迹不多，风光壮美。后来的人们难以想像，外国势力策划下的一场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事，曾经发生在这块几乎与世隔绝的土地上。①克里斯·穆林：《美中央情报局对西藏的阴谋》，N·C·霍尔《美国、西藏与中国》，《国外西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辑②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第243页①《达赖喇嘛自传》第十章中，有对此事的叙述
泄密事件
中央情报局支持叛乱的活动并不总是保密的。
从50年代开始，它即“在美国国内训练反华叛乱分子并把他们派回中国，这当然是件冒险的事。因此，在1961年，尽管采取了一系列保密措施，但绝密的消息仍有泄出的危险之际，国际部请求《纽约时报》不要发表这个消息，说：‘它将把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紧张局势加剧到危险的程度。’”这是早期，流产的泄密事件。1963年，中央情报局的译员和联络员乔治。帕特逊带着两个英国摄影师一起参加了叛乱分子由木斯塘到西藏的袭击活动，因为摄影师记录了这次袭击的情况，又通过电视在全欧洲播了这部影片。有声有色地暴露了美国情报部门插手中国内政的秘密。中央情报局十分尴尬，震怒之下对叛乱分子停付了六个月的资金。奇怪的是，由于西方舆论界的偏见，无论是帕特逊的突然行动或是中央情报局的愤怒，西方主流传媒中仍是顽固地不相信秘密活动的存在。直到两年后在香港出现关于第三方卷入的另一报
①道时，新闻传播媒界对此仍持不屑一顾的态度。如果说，西方反华传媒对弄清事实真相毫无兴趣，却在操纵新闻方面表现出了才能。比如美国新闻部门，曾编造出一部13分钟的描绘达赖喇嘛从拉萨出逃的纪录片，名为《他来自失去了的土地》，准备在1971年发行；然而，当年7月理查德·M·尼克松总统令人吃惊的发布了关于他将访问中国的公告，美国国务院怕激怒了中国人而危及即将进行的总统之行，取消了播放这部影片的可能性。这时，所有反华宣传一时都销声匿迹了。这部影片从未发行过，它成为冷战中一个可悲的遗存物。①
中央情报局的乔治·帕特逊事后回顾说：总而言之，1959年以后，美国任何方式的卷入都没能改变西藏的局势。叛乱活动对于中国人来说，只不过是件令人讨厌的事。中央情报局瞧不起当地人的顽固的优越意识也造成损害，事实上许多空投物资因为看不见目标而丢失了。
这名中央情报局前官员的结论是：总之叛乱者的袭击并没有引起重大的混乱，没有削弱中国中央政府的力量，或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控制，也未能使达赖喇嘛在实现其胜利返回拉萨的愿望方面有任何进展。“但是，只要西藏能在冷战方面起到牵制中共的作用，这种秘密援助就会继续进行”。美国人“认为（达赖集团的活动）只能起捣乱的作用，他们也只满足于制造一些使中国人疲于应付的苦恼和麻烦。”②
几乎被遗忘的秘密战
非常巧合，正当本书行文至此的时候，美国《芝加哥论坛报》1997年1月26日载文披露了中央情报局在西藏的秘密活动，标题即：中央情报局在西藏的秘密战。这是一个当事人的暮年回忆：①皮塞尔：《秘密战争》第207页①《美国说要推迟有关西藏影片的发行》，《纽约时报》1971年12月26日第21页，《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辑302页②（美）N·C·霍尔：《美国、西藏与中国）
63岁的地毯商纳旺谈到接受训练后的数百名西藏人被空投回西藏，随身配备了手提机关枪，脖子上还挂着装有达赖相片的小金盒。一些接受过中央情报局训练的人指挥了一支由2000人组成的队伍。
纳旺说：“我们都老了，我们不久就将死去。”他还说“中央情报局的教官教他们如何实施爆炸，人们应该知道，很多人为此而送了性命。这些事已经不再是秘密。”
纳旺回忆了受训前的经历。他说：“当我们一上飞机，他们就让我们吃安眠药。他们还拉上飞机上的窗帘，因为他们不想让我们知道正飞往何地，但是，我们都知道正在飞往美国。”
这场秘密战争的最后一枪，是在印度边境附近的一个关口打死了美国最后一名训练的游击队员头目。中央情报局悄悄给了点钱就把他们打发了。
文章写道：今天，中央情报局和达赖喇嘛“流亡政府”宁愿把这一幕忘却。中央情报局的发言人曼斯菲尔德说：“不管过了多长时间，我们都不能对此行动公开发表任何评论。”
文章说，但是，中央情报局一位退休人员证实了纳旺所说的大部分事情。据西藏几位人士证实，这名退休人员曾是秘密战争中的一位重要人物。
这是关于中央情报局直接插手西藏分裂活动的最新然而又是最迟收到的消息。①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1971年因美苏对抗，尼克松访华，中央情报局停止了给达赖的援助，所有的反华宣传一时也都销声匿迹了。
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对中国的压力随之而来，美国之音从1991年3月26日起开设了专对西藏的藏语广播，中央情报局则加紧为达赖集团培训特工人员，并提供轻武器装备，还决定在今后若干年内每年提供700万美元的经费，使达赖集团能在我藏区开展“有效”的活动。据西方报道，美国一直向尼泊尔施加压力，要求尼开放北部边关，为达赖集团，为西方敌对的势力向我西藏地区渗透提供方便。
中央情报局对达赖的支持力度逐年在增加。这个机构一年开支经费数百亿，1996—1997年度经费预算为266亿美元，因此给达赖一点施舍，实在是“小意思”。
我们正面临一场新形势下的秘密战！
达赖的“宏大计划”
善良的中国人尤其不应忘记的，是美国政治教官在对叛乱分子训练授课时所透露的“宏伟”计划。受训人员丹巴回忆说：
当时美国教官对他们说：“中国是很强的，对自由世界构成了威胁；但是中国现在还不富裕，如果富了，那么威胁会更大。要趁他还穷的时候，设法将他分割开来。首先是把你们西藏分割出去。然后把新疆分割出去，把内蒙古分割出去，再把满洲也分割出去。这样，只剩下汉族的一块地盘，中国的力量就小了，就不能威胁自由世界了。你们正是担负着将西藏从中国分割①《芝加哥论坛报》1997年1月26日出去的重要使命而被我们接到这里来受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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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宏大”的计划啊！这时中国疆土还能剩下多少呢？如果读者对此仍有怀疑的话，那么达赖本人给出了一个再清楚不过的直观描述，在《达赖喇嘛自传》书中附了一张地图，达赖在图中明白标示，西藏、青海、甘肃大部、四川一部属于达赖，新疆不属于中国，内蒙不属于中国，东北地区也不属于中国。达赖真是无愧于美国人栽培啊！没有人比达赖在分裂中国方面想得更有“宏图远见”了。近年来西方一些舆论有意无意地暗示，中国太大了，分成几个国家对中国本身也有利。听到这些为中国“着想”的话语，我们自然会联想到中央情报局30多年前未竟的“宏愿”。中华民族的近代史，是一部争取民族生存、捍卫国家主权完整的历史，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奉献了自己的生命。新民民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我们民族奇迹般地重新崛起，但是，反对分裂，维护主权的抗争，并未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停止。别有用心的外部势力与压抑不住复辟愿望的分裂势力勾结在一起，精心制定策划了一项长期的分裂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年轻的共和国，既要把主要精力用于加快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同时还必须对分裂势力的分裂图谋保持高度的警觉。那么，我们这个在近代割土赔款，饱受欺凌的中华民族，威胁了谁？竟让一些人如此耿耿于怀，一定要遏制她、分裂她，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呢？为什么没有说夏威夷离美国太远、阿拉斯加是强买来的，加利福尼亚是割自墨西哥，统统应该从美国交出去呢？
人们只能回答：这就是霸权！这就是强权政治！
达赖大约觉得仅仅用语言和文字还不足以将他分裂中国的图谋说得足够清楚，于是绘制了一幅足以惊世的地图。地图画得很清楚，达赖的愿望也表达得非常充分。这幅地图也无可辨驳地指证着：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破坏中国领土完整，国家统一的忠实工具。
下面是《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书中开篇的一幅地图。这里除作比例缩小处理外，未作任何改动。读者可以藉此看到，中国的几乎一半领土，在达赖喇嘛的笔下已被白纸黑字地划了出去。即便这样，这位“宗教领袖”却仍然可以大度地声称：“我并不想激怒中国的兄弟姊妹，我只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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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教育民众而已。”“我在谈及西藏未来时，从未提起主权问题。”“我愿意尽一切可能来帮助中国人。”②
中央情报局搞垮达赖与达赖的成功出逃
美国之所以长期插手中国内政，长期支持中国的民族败类，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一个强大、统一、兴旺、工业化的现代中国的崛起，无助于美国建立称霸全球的世界战略。
达赖竟然如此献身于山姆大叔的世界战略。那么，人们说达赖是中央情报局的工具，是12亿中国人的敌人，难道有什么过分吗？
说中央情报局只有失败的记录，那显然是不公正的。中央情报局真正的①王贵·喜饶尼玛·唐家卫：《西藏历史地位辩》第2—3页，民族出版社①《达赖喇嘛自传》282页①《达赖喇嘛自传》301页成功表现在早在叛乱之前好几年他们就作了周密的计划准备。并且顺利安排达赖离开了西藏。
乔治·帕特逊坚持说，他的西藏朋友在那次事件发生以前的很早时就告诉过他，已经有了一个诱骗达赖喇嘛离开拉萨的计划。达赖喇嘛曾否认这一说法，因而受到一位曾经插手策划那次行动的美国人的嘲笑。这位美国人辩解说，由于那次行动的后勤太复杂，他们不可能只靠他们自己来策划和实施。
西藏人不仅仅受到了使用无线电发报机的训练，达赖喇嘛本人一直由一个特工陪同着，那个特工是个训练有素并装备有电影摄影机和足够胶片的摄影师，其任务是把达赖出走的情况如实记录下来和保存好这份资料。美国人使用洛克希德C130飞机——一种专为能在空气稀薄的西藏上空飞行而特别改装过的飞机——去为达赖喇嘛一行空投食物及其驮畜所需要的饲料等。美国人之所以能这样做，也是由于训练过另外一些西藏人，教他们学会了如何在地面为飞行员设置专门信号作为空投的目标。60年代初曾经与中央情报局共过事的空军军官莱彻·普罗迪认为：“这一离奇的出逃及其重要意义，作为中央情报局那些无法谈论的成功业绩之一，已被永远封锁于他们那些演过了的拿手好戏的记录中。如果没有中央情报局，达赖喇嘛永远不可能被救出来。”①
这种观点已得到前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负责人理查得·比塞尔的证实。他也认为，如果达赖喇嘛没有那些由中央情报局训练出来的特工人员陪同，
②是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出逃的。至于达赖喇嘛本人，他只是承认：“同行的人一直在不断地活动，他们穿梭往返，和所有住在山里的一支支孤立的队伍保持联系。”只有一个负责无线电发报机的人陪伴在他身边。
“据参与这次行动的美国人说，达赖喇嘛离开他的首府是中央情报局策划的。美国的间谍飞机飞人西藏数百英里对达赖喇嘛集团进行空中掩护，空投食品、地图、收音机和金钱，并扫射中国的阵地。他们给这次行动拍了录相，这些录相后来在美国被许多人观看过。其中有人说，‘显然毫无疑问的是，不是中国人要废除达赖喇嘛，而是美国人要使他倒台’”。③
弗莱彻.普罗迪进一步指出：
虽然我们极为保密地掩盖我们在印度边境的活动，但印度人和俄国人都会认为，那种活动，除了由美国和平时期秘密行动部队来支持和指挥外，还有谁能干得出来呢？……达赖喇嘛是在拥有绝对优势的中国军队的眼皮底下被偷偷带出西藏的，难道中国人会认为他是从老天爷那里得到帮助的吗？④
“根据美国的消息，美国这次煽动西藏的部落叛乱是它骚扰中国的总体政策的一部分，这个政策也包括支持国民党军队和云南的部落暴民。正如一位前中央情报局的间谍所指出的，‘这种政策就是要在中国的背后制造混乱，使中共其它地方的侵略受挫。’”①①弗莱彻.普罗迪：《秘密工作队·中央情报局及其盟友控制美国和世界》第351页。转引自《现代西藏的诞生》233页②戴维.怀斯：《谎言政治·政府的欺骗·保密和权力》第252页，同上③T.D.奥尔曼：《几乎被人遗忘的西藏冲突》香港《远东经济评沦》1974年2月11日，引自《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辑，第321页④戴维.怀斯：《谎言政治·政府的欺骗·保密和权力》第345—345页①戴维.怀斯：《谎言政治·政府的欺骗·保密和权力》第345—345页
尽管证据已比较充分，但由于西方舆论的偏见和在新闻传媒中的优势地位，外国势力介入西藏叛乱的真相仍然长期被罩上深深的迷雾。中国政府指责外国势力干预，中央情报局和达赖集团则矢口否认。
谁在撒谎呢？
达赖解开谜团
时过30多年后，达赖出了一本自传，也许是健忘，也许是炫耀，或者是其它什么原因。达赖在自传中多处泄露了这方面的事实真相：
在谈到1959年出逃过程时，达赖写道：“几乎除了我以外，每个人都是全副武装，甚至我的私人厨子也扛着一具火箭炮（原文如此，似应为火箭筒或无后座力炮，笔者注），腰间挂满了炮弹。他是个受中央情报局训练的年轻人，迫不及待地想一试他那外表赫人的伟大武器。有次他还真的伏在地上，发射了数发炮弹，声称他已发现敌人阵地。但重装弹药太花时间，我确信他碰到真正的敌人一定会措手不及。整个而言，这场表演并不出色。
我们队伍中还有一名中央情报局特工，他会操作无线电，而且显然一路都跟他的上级保持联络。”②
尽管从私人厨师到电台人员都是中央情报局的人，但达赖仍然可以说：“指责中央情报局提供了授助是不符合事实的。”
“另一个不幸的事件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供给装备的游击队有关，他们继续用暴力手段为争取西藏自由而奋斗。……1960年，尼泊尔北部最偏远，与西藏交界的木斯塘地区，成立了一个游击基地。由数千名流亡人士的壮丁组成的部队驻扎在那里（但只有少数人实际受过美国人的训练）。不幸这个基地的后勤补给未经妥善规划，以致多次狙击行动都遇到困难”。
“这处基地开始运作后，游击队曾多次痛击中共部队，有次还摧毁一个运输队。……这些胜利颇能鼓舞士气。但缺少持续有力的后勤行动这项事实，恐怕只是带给西藏人民更大的痛苦。”
达赖叙述完这些后，接着指责中央情报局，“美国自从1970年承认中共，就断绝了对西藏的支持——这证明他们的援助只是反共政策的一环，而不是真心要恢复西藏的独立”。①
在另一处他写道：叛乱分子的武器“一部分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所供应”。
“我流亡期间，虽听说有关飞机空投武器与金钱的传闻，但这类行动为西藏人带来的损害远超出中共之上。美国人不希望留下援助西藏的把柄，刻意不供应美制的装备。他们空投的都是粗制滥造的火箭炮及老旧的英制步枪，后者在印度及巴基斯坦都极为普遍，万一被敌方掳获，也无法追踪来源。”②
这里他着实煽了美国人一个耳光，竟然指责说美国人帮助的结果是“带来的损害远超出中共之上”。当然这里有某种难以言说的愤懑：因为看过美国人机密录相的不少人声称，“不是中国人要废除达赖喇嘛，而是美国人要使他倒台。”达赖也许没有资格看到录相，但有可能听到一些风言风语，于②《达赖喇嘛自传》第165页①《达赖喇嘛自传》第224页②《达赖喇嘛自传》第151页是心中有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他又给了自己过去一系列看似天真的真诚发誓以毁灭性的一击，因为从跑到国外开始，达赖一直声称西藏叛乱没有外国，特别是中央情报局插手。他杜撰伪造的历史曾经赢得过西方不少善良人们的同情，但现在，达赖不经意间把假象捅开了——人们恍然大悟之下，也许要惊呼：
上帝，我们全被达赖喇嘛骗了！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一位英国记者写道：当有人向达赖喇嘛提出证据，说明他的人员的确与中央情报局有联系，并受其训练和为其工作时，他回答：
“我们不便对某些说法加以评论。这类报道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它的言外之意是，西藏的反抗是由外部的某些人所发动。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强调的是，无论有或没有中央情报局的援助，整个政策都是西藏制订出来的。有没有中央情报局都一样，西藏的决心从一开始就下定了。”①
这是对他本人1974年断然否认中央情报局的空中掩护、空投物资、提供地图和无线电台谈话的细小修改。达赖偷换概念的回答很聪明。
一位著名的西方学者研究了中央情报局的行为方式后评论说，达赖报怨中央情报局并不真的提供帮助，只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考虑，这对说明中央情报局的行动方法是很有用的。这种方法就是竭力寻找业已存在的无论什么样的反抗和冲突，然后努力参加到这种反抗力量当中去，成为它的一部分——并发展这种力量，进而操纵它、控制它，最后达到指令它为中央情报局的利益效劳的目的。至于这种力量原来的宗旨、目的是什么，那是不必费心考虑的。
利己是霸权政治的天性，中央情报局的行为准则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达赖抱怨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聪明的达赖喇嘛怎么会被外国势力哄骗得死心塌地作反华工具，丧失了起码的判断力呢？怎么会一厢情愿地把希望寄于中央情报局身上呢？
达赖今天的言行表明，利令智昏，他并没从失败中学得更聪明些。
二、不可思议的达赖
寄人篱下的流亡，赋予达赖看风转向的投机本能，一切从利益出发，一切以迎合外国主子为目标。他曾经一再谴责社会主义制度，痛骂这种制度是如何地残暴，不得人心，呼吁西方所谓的自由世界联合起来制止共产主义势力的发展，一再表白自己坚定地站在资本主义一边。但当他要利用中苏矛盾、企图得到苏联资助时，他马上又会信誓旦旦地宣称：
“不过，如果说我有任何政治信念，我想我还是该算半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只要它遵循人道主义的路线，但我的宗教信仰使我更倾向于社会主义与国际主义，它们都跟佛教的原则比较契合。马克思主义还有一点吸引我之处，那就是它肯定人该为自己的命运负责，这不折不扣的反①克里斯.穆林：《中央情报局对西藏的阴谋》映了佛教的观念”。
①
当中国和前苏联矛盾尖锐时，1979年达赖乘机访问了苏联和蒙古，回来后，他说在那里目睹了宗教自由。为了获得苏联的支持，达赖也开始谈论要在西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1974年，他在达兰萨拉集会上宣称：如果重返西
②藏，“我们所走的路肯定是社会主义道路。”1979年11月，当问及什么样的政府最适合西藏的情况时，他回答说：“从广义来说，我想应该是社会主
①义”。西方记者一针见血地评论说，达赖喇嘛也许在政治上表现出了一种精明的做法——假装靠近莫斯科，以使在和北京对话时能够有更多的讨价还价的筹码。
达赖的美妙诗篇
1954年到1955年，达赖开始了在祖国内地的参观日程，他在自传中写道：年纪比他大得多的张经武将军亲自陪着他在公路坏了的地方走路，为了
②保护他免遭雪崩危害，解放军战士死了3人。参观期间，毛主席多次会见了他。他对毛主席保证，他的哥哥与外国没有联系，他自己已下定决心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献身祖国统一，民族团结，除公开有一些热情洋溢的讲话、发言外，在北京时，达赖还写下了这样一首情深谊长、充满敬意的诗，直到最近他才承认有这件事，并且争辩说，写诗在西藏文化中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他在诗中泰然自若地赞颂，一点不像一个对中央政府心怀不满的人的口气。
啊！毛主席，您的光辉和业绩像
创世主大梵天和众敬王一样，
只有从无数的善行中才能诞生这样一位
领袖，
他像太阳普照大地。
您的著作像珍珠一样宝贵，
像海浪一样汹涌澎湃，
远及天涯。①
1954年，达赖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他恭献给毛主席两件珍贵的礼品，一件是镶有毛主席画像的金边镜框。一件是雕花千幅金轮。在画像下用藏汉文写着四句话：
敬爱毛主席，永远跟着您
建设新西藏，建设伟大祖国
千幅金轮上方环辐中央镶嵌着明亮宝石，通体金光四射；金轮下方底座镌刻藏汉两种文字铭文：
“一九五四年我——达赖喇嘛担任代表出席我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谨以西藏政教礼俗向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献千幅金轮，①《达赖喇嘛自传》第319页②达赖1974年3月10日在达兰萨拉集会上的讲话①《应当善于运用自由》，《西藏评论》1979年第11期18—19页②《达赖喇嘛自传》第101页①斯图尔特和罗马·格尔德：《及时雨，在新西藏旅行》第204—205页，转引自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第171—172页藉表无上颂祷”。
颂词是：
伟大毛主席，光明如红日，普照各民族，永世照不息，谁敢来侵略，消灭侵略者，确保和平福，十方得光泽。
人们难以相信的是，后来正是这个写下了如此诚恳诗篇，敬献过珍贵礼物的同一个达赖，在流亡国外后完全改变了自己的政治态度。稍微了解达赖的人都知道，这种反复无常在达赖的政治生涯中并不是第一次。
这种此一时，彼一时的作法，在达赖从1977年开始欲与中央政府谈判，企图捞取资本、扩大影响过程中表演尤其“出色”。
一句著名的古训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透过达赖这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表演，人们对于达赖还能相信什么呢？
来自达赖集团内部的消息
1959年跟随达赖喇嘛来印度，并成为其领导成员的其麦泽仁和扎西彭措参观了西藏画家尼玛泽仁的个人画展后，称赞其高超的艺术和西藏家乡的变化，详细透露了达赖集团的欺骗手法和假民主的面目。
其麦泽仁和扎西彭措现在新德里经营小买卖。他们到印度时只有7岁和3岁。其麦泽仁一度成为达赖7人领导核心成员之一，后来由于与达赖发生意见分歧，被迫辞去核心成员职务。
其麦泽仁说，达赖表面上装得很民主，实际上内部根本没有什么民主可言。已有10名西藏人由于不同意他的意见而先后被暗杀。其麦泽仁在作为达赖核心成员时有一次向他递交了对有关问题看法的信件，他看都没看，就将其撕得粉碎，令人十分失望。他把“民主”挂在口头上，在内部却独断专行，打击迫害持不同意见者，轻者被打伤，重者被打死。内部分歧越来越大。
其麦泽仁说，达赖表面上办学校是为了群众，实际上亲疏分明，他喜欢的人成绩不好，没钱也照样上学，他看不顺眼的，成绩再好也别想上学。
其麦泽仁和扎西彭措罗列了达赖集团用各种欺骗手段中饱私囊的事情。比如达赖告诉下边的西藏难民，只要每人交1—2万卢比，就可得到一块土地。不少藏民交了钱，结果只有达赖集团少数人得到土地，大多数藏民没有土地，难民交的钱不知到何处去了。
他们说，达赖集团募捐名堂很多，获得不少钱，但许多有困难的藏民得不到资助。今年4月和5月，达赖集团大肆宣传要和平挺进西藏，仅募捐达100多万卢比，结果不但没有挺进西藏，连走到新德里的人也不多，大部分钱装进了达赖集团腰包。
他们说，在北京召开世妇会期间，达赖集团又组织人在新德里联合国新闻中心搞绝食游行。参加游行和绝食的一天一换，是被迫和被收买去的。向参加者一天发50卢比，如拒绝去，每天被罚200卢比。
他们说，达赖口口声声说要与中国谈判西藏问题，实际上是在耍手段，企图引起国际社会注意，从而争取更多的援助，根本没有诚意。
这是来自达赖集团内部的消息。
达赖1995年在国外擅指班禅转世灵童后，同样充分发挥了善于捞钱的本事，笔者在尼泊尔看到，一张质量不佳的纸上，印着达赖所谓转世灵童的照片和达赖写的几句话，摊派给下边，每张一百尼币，约折合15元人民币。显然，他们借此又在国外藏胞身上赚了一笔。
中国古语说，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达赖集团内部尚且如此，说他们正在为复辟封建农奴制度进行着徒劳的没有任何希望的事业，不是一点也不过份吗？
达赖要求弟子：学共产党人
达赖有感于下属们对他信仰和忠诚的下降，为此动足了脑筋。一次在斥责下属工作不好好干，唯利是图，缺乏忠诚的信念时，居然破天荒地提出，要向一些长期受中国共产党教育的人学习，要求属下也要为忠诚的信念献出生命。
达赖说：“我们在各个单位工作的每一个人都要记住和想到我们奋斗的最终目标——西藏自由。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忠诚的信念，有忠诚的信念做后盾，干任何工作都很轻松自如。如果不是这样，认为自己所干的事是为了工资，是为了自己眼前的利益，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功成名就，这样就会出现谁给的钱多就跑到他那儿，他的一切都是为了金钱，他也就根本没有忠诚的信念。所以，用金钱拉拢他时，他就像狗一样摇着尾巴跟上去。在他看来是为了赚钱，只要对得起工资就行。上班迟到几分钟无所谓，闹钟响了还在睡，根本不急于上班，觉得上班迟到一分钟、五分钟不会有事，后来都慢慢发展到十分钟、三十分钟甚至更多的时间。在他的心中只有‘为工资而工作’的想法，根本没有以忠诚的信念去工作的思想。如果有了忠诚的信念，干任何事情都觉得轻松愉快。不怕艰难，觉得很光荣，认为这是我应该付出的。正如一些长期受中国共产党教育的人，在献出生命之际，说这是我为共产主义事业应该做的事，是我的光荣之类的话。所以，我们在这也应该这样，要以忠诚的信念作坚强的后盾，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都要克服掉。”①
接下来达赖再次斥责了一些人说假话，不好好做事。
所谓宗教领袖居然开始感叹信徒们缺乏信念、缺乏忠诚，为内部争吵、不团结而大伤脑筋。从中，人们能悟出些什么呢？
三、达赖是谁的信徒
迷信不是宗教
佛祖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所宣传的是反对权威、反对没有意义的礼仪和传统，重视人的精神解放的教义。传教时，他用的是当地语言，而不是用除少数受过教育的上层外，其他人不懂的印度教梵文。他强调自助，反对信仰什么超自然的力量。佛祖生下来就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昂然宣称：“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宗教传说也表明，佛祖非常重视的是依靠自己，是自立。释迦牟尼说过：“这样你就会知道，企图创造奇迹的人不是我的信徒。”①①达赖1993年7月19日在所谓噶厦全会上的讲话①赫斯顿·史密斯：《人的宗教信仰》第108页
两千多年前，释迦牟尼就谆谆告诫弟子们，不要迷信。释迦牟尼在《般舟三味经》中告诫道：不得事乐道，不得拜于天，不得祠鬼，不得视吉良日。他还说，不得卜问请祟，符咒魇经，祠祀解奏，亦不得择良日良时。这是佛教教义与封建迷信的分水岭。
西方学者的调查指出：
传神谕的预言家过去西藏也很普遍，有几百人，他们专门预言人们的未来，或者驱走特别邪恶的精灵。他们的方法很简单；让他神志不清，说一些只有受过训练的助手才能懂得的奇特的语言。据说在举行这类预言和驱鬼仪式时，他们的身体已为精灵占据。
作为预言家，他们的生活并不是无忧无虑的。一位西藏官员曾告诫说，“预言家最好不要犯错误，不要作出错误的回答。有几个人就是因为作出了错误的预言而受到贬黜，投入了监狱。”②
真正修养有成，学问精深的高僧大德对神谕是不屑一顾的，他们认为神谕与佛教无关，现今的十四世达赖早年也曾表示过：神谕“与佛教无关……，
③应该把他看成是民间流传的一种迷信”。
神通与神秘
曾几何时，这位全身心投入政治活动的达赖，开始淡忘了那本来不多的宗教造诣，忽然感到神谕对维护他的声望是那样的有用。于是大肆吹嘘神谕：“我必须强调神谕的目的并非只有预测未来（因为可能有人会如此猜想）。预测未来只是他们所做事情的一部分。除此之外，神谕有时候被称为护法，在某些情况里，他们充当‘治病的人’。但是他们主要的功能是帮助人们修习佛法。另一个要记住的重点是‘神谕’一字本身容易引起误解。‘神谕’暗示‘人拥有神谕的力量’。这是错误的。在西藏传统中，只有一些特定的男人或女人，他们担任自然和心灵界之间的媒介，我们称呼他们‘库灯’——字面的意思是‘身体的基础’，同样，我必须指出，一般我们都说‘神谕、神谕’，就像他们是人似的，但这只是方便的说法。更正确的说，他们可以说成是‘和某种特殊事物（例如塑像）、人和地方有关的精灵’。但是你不可以认为这种说法意含着‘相信有外在的独立实体存在’”。
读着这段话，读者或许会想起街头的“气功大师”，二者之间似乎用着相同的语言。
在古时候，整个西藏境内一定有许许多多的神谕。少数残存，但最重要的神谕——那些西藏政府所使用的——仍然存在。在这些最重要的神谕之中，主要的一位就是涅冲神谕。金刚扎滇借着他来示现，金刚扎滇是达赖喇嘛的护法之一。涅冲原本是和印度圣人法护的一位后裔，一起来到西藏，在中亚的巴塔吼尔定居下来。西元八世纪时，在赤松德贞王在位时期，印度密宗上师、无上的西藏精神依怙，莲花生大士指派也当桑耶寺的护法。后来第二世达赖和涅冲发展了密切的关系——涅冲这时候开始和哲蚌寺密切相关——自此以后，金刚扎滇就被指派担任历代达赖喇嘛的个人护法。”①②德·里安库尔：《西藏—亚洲的要冲》第245页③希腊和丹麦彼得王子殿下：《西藏的降神者》、《喜马拉雅人类学》中引用达赖的话，转引自《现代西藏的诞生》24页，28页
（按：这里的神谕，通俗的称呼是护法神或神汉，因为是引用原文，故从宜。）
达赖的决策过程
接下来达赖谈到他政治上的决策过程：
“几百年来到现在，在新年庆典期间向涅冲请教国政，已经成了达赖喇嘛和政府的传统了。除了新年之外，如果有特别的疑难也可以召请他。我自己每一年都要咨询他好几次。二十世纪的西方读者可能会认为这种事太离谱了。即使某些大部分自认为是‘前进’的西藏人，对我继续使用这种古代搜集情报的方法也存有疑虑。但是我会这么作的理由很简单：当我回顾以往许多次询问神谕的经验，事实证明每一次他告诉我的话都是正确的。这并不是说我只依赖神谕的忠告。我一方面请教神谕，一方面看看内阁的意见，此外我也要听听我自己良心的声音。我认为神明们是我的‘上层房屋’，噶厦构成我的‘下层房屋’。就像其他领袖一样，在我决定国事之前，我要先咨询这两方面。有时候，除了涅冲的忠告外，我也把某些预言列入考虑。”①
绘声绘色的跳神
那么，达赖如何向神汉（神谕）请教国政呢？这需要一定的仪式。
达赖写道：“仪式一开始是念诵祈请、祈祷文，一边还有号角、铙钹、鼓等乐声劝请。不久，库灯随即进入恍惚状态，早就在他身后扶持他的助手们现在帮他坐上一把小凳子，这把小凳子就放在我的法座前。然后祈祷文念完第一遍，第二遍开始时，他的恍惚状态更深了。就在这个时候，给他戴上一顶大头盔。……
现在库灯的脸改变了，刚开始是变得有些愤怒，然后充满傲气，直到外观全然改变——眼睛突出、双颊肿胀。他的呼吸开始短促，突然猛烈地发出嘶嘶声，然后呼吸暂时停止。就在这时候给他戴上头盔，盔带绑得这么紧，如果没有神灵附体，一定会窒息。现在降神已经完成了，灵媒的肉体明显的长大了。
接着他惊跳起来，从旁边的一名助手那里抢过一把剑来，以缓慢、尊贵但却有些威吓的步法开始跳起舞来。然后他到我的面前来，有时候是大礼拜，有时是深深地弯腰鞠躬直到头盔触地，再很快弹回来，他身上的各种庄严配备轻若无物。本尊火山一般的能量勉强收纳在库灯的脆弱肉身里，库灯走动、做出一些动作就好像他的身体是橡胶做的，由力量巨大的发条所驱动。
接下来是我和涅冲之间的交换。他向我献上供养，然后我才请问他任何我个人想问的问题。回答之后，涅冲回到他的凳子，倾听政府成员所提出的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库灯又开始跳舞，在他头上猛烈地舞剑。他看起来就像一位庄严、勇猛的古代西藏酋长。
当金刚扎滇一说完话，在突然倒下之前，库灯献上最后的供养，一具僵直而没有生命的驱体代表降神结束了。这时，旁边的助手们赶快把绑牢头盔的绳结解开，然后把他带出去好让他复元，此时仪式仍然继续进行。①《达赖喇嘛自传》第251页
令人讶异的是，神谕对问题所作的回答很少是模糊的。”
①
上述这些“精彩”文字均选自达赖的自传之中，有趣的是，自传中这一章的题目就叫“神通与神秘”。当达赖扬扬洒洒写下这么大篇文字时，他是否读过释迦牟尼的《般舟三味经》，是否记得佛祖不得卜问请祟的教诲呢？
达瓦诺布，《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虽然长期为分裂集团效劳，也许毕竟受了点现代教育，感到这类东西实在荒唐，倒是在书中着力攻击了这类有关神谕的神话。
信手拈来的故事
跳神、扶乱、打卦、问卜之类的活动，在华夏大地上古来就有，中国社会进步的过程，在相当程度上是反对封建迷信，提倡科学文明的过程。
行文之余，笔者信手翻书，无意看得相关的三则故事。
其一是明朝的赵南星所记：
跳神奥秘
有个跳神的端工带着一个徒弟（端公，即内地对神汉的称呼）。
一天，有人来请跳神，不巧端公出门了，徒弟刚学会打鼓唱歌，师傅还没有向他传授请神灵附体的秘决，也只好硬着头皮去应付。他又唱又舞，却始终不见神灵来附体，只好胡诌了一个神，乱说一气，居然也得了主人的酬金。
他回到家见了端公连声叫道：“好苦！好苦！”接着便把跳神的事说了一遍。
端公大惊道：“徒弟，你怎么知道这套办法？我原来就是这样的！”
其二是宋朝的魏泰所记：
装佛欺人
江南某县郊野有个古庙，只因地僻山险，所以人烟稀少。一次，有位游方和尚到那古庙，便想出个吸引香客的妙法。庙里有500罗汉，他穿戴上一罗汉的衣服、笠帽，拄着那罗汉的禅杖，下山到县城去剃头。剃头时有意乱动，割破了头顶，这时他就解下了衣带，敷上了白药，并留下那禅杖作为抵押，约好日期叫剃头匠到庙里去，说将要给他一千钱相酬。
剃头匠按照约定的日期去了，刚要进庙，看门人就扭住他殴打起来，说：“庙里罗汉丢了禅杖已半年了，原来是你偷的啊！”
剃头匠说明了他得杖的经过，与看门的一人起去见方丈。大家感到很奇怪，于是一起打开罗汉堂，只见门上的锁已生锈，罗汉的坐榻上布满了灰尘，好像很久没有打开过门的样子。剃头匠审视那丢禅杖的罗汉，衣服、笠帽都是他所见过的，头顶上还有割伤的地方，血渍和药敷的情况也和原先一样。罗汉座前有一千钱放在那里，都是些古钱，穿钱的绳子都快朽烂了。大家都惊叹起来，这件事马上传扬出去，于是天天都有施舍钱财的人来，这古庙也①《达赖喇嘛自传》第254—255页大大地兴旺起来。
几年后，和尚中有人为钱财争吵，骗人的把戏才泄露出来。还有关于唐代女皇武则天的一则故事：
神仙大足
女皇武则天爱“吉兆”，喜好话。
有年，被关在大理寺里的300多个犯人，唯恐秋分过后受大刑，便用计在监狱的转墙角边，假做一个足有5尺长的大脚印。待半夜时分，一齐叫喊起来。宫内侍卫追问下来，犯人们说：“昨夜有神仙出现，高3丈余，满面金光，对我们说：“你们都冤枉，不要害怕。当今皇帝能活万年，准对你们开恩，赦放你们。”侍卫们听后，再看地下，果然见有个巨大脚印。回宫后即报武则天，女皇当即下旨大赦天下，为纪念神仙的“大脚印”。这三则故事足证装神弄鬼的历史之久远。读者切不要以为这些只不过是历史。最近在国外，有以色列人盖勒长期表演特异功能，上电视，登报纸，很是风光了一阵，几年后被揭穿骗局，在国内，也有不少冒牌的气功大师招摇过市。笔者最近去了洛扎县，在著名的桑嘎古朵寺旁边，有一个卓瓦弄寺，该寺有一个从外地来的名叫尼玛的活佛，现年53岁，夫妻两人带着7个小孩来此“驻锡”，在“驻锡”期间又生了两个小孩。小僧人带我们到尚未完工的高处参观，指着一处岩石告诉我们，这是尼玛活佛踩下的脚印。我们望着尚未消尽的斧凿痕迹，不禁会心一笑。
神谕：达赖的统治工具其实，达赖自己也知道神谕在统治集团内部究竟有多大份量。当他1959年就去留问题开始请教时，他写道：“达赖喇嘛可以请教的神谕主要有三位。其中的两位——涅冲和噶东就在我身边。他们两个都说我应该回去。在我请示神谕时候，鲁康瓦闯进来了，神谕对他擅自闯入生气了，神谕告诉他留在外面，好似神谕已经知道鲁康瓦已经下定决心似的。但是鲁康瓦不管他，仍然照样坐下来。之后，他走过来对我说：‘当人遇到危难时，人就问神；当神遇到危难时，他们就说谎。”①在关键时刻，原西藏地方政府主要官员鲁康瓦对神谕是不屑一顾的。这里达赖无形中回答了神谕的真正作用，唬弄老百姓，装神弄鬼而已。
关于神谕，历史上曾有这么一段故事。
七世达赖格桑加措圆寂后，关于转世灵童的寻访方向发生了分歧，主要是众多护法神（神谕）降神所指方向不一，难以确定。1757年，乾隆皇帝派国师章嘉活佛到拉萨，直接监选灵童事宜。章嘉亲赴札什伦布寺，请六世班禅到拉萨，共商选任灵童之事。有人提议，先让护法神降神明示，获同意。于是将各地护法神聚集到布达拉宫大厅中央降神，降神者有拉穆、乃穷、桑耶、噶瓦栋及昌珠等，他们纷纷声称神灵附身，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回答人们的提问，其回答被看作是“神”的启示。糟糕的是，护法神各说不一，原来拉穆护法神说转生在西方，这时集中降神，桑耶寺的护法首先“神灵”附体，抢先登上拉穆角的护法位，气势汹汹地闹了一阵，使请示预言的人无法提问，也弄得拉穆护法不好办。桑耶护法曾说七世达赖转生在东方，昌珠寺护法神见桑耶护法凶劲，深怕所说与其相反，会遭刀剑伤身之祸，他原曾说灵童在西，此时改为在东方，其它护法也预言不一。于是大家对神谕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办。最后，是章嘉国师与六世班禅共同认定了出生在西方的五岁的强白嘉措为达赖灵童，经皇帝批准成为八世达赖并于1762年举行了坐
①床典礼。佛教是正信的宗教，是严肃的宗教，佛祖反对信仰超自然的力量，达赖却要借助神谕来抬高自己，举凡大事都要诚惶诚恐地请教一番，不信自力而崇信他力，他多年来不少关于“西藏独立”将会成功的预言，自称也是得之于神谕的启示。达赖对所谓的神通与神秘如此津津乐道，那么人们自然要问，达赖算谁的信徒呢？
四、达赖与毒气杀人犯
6000人中毒
1995年3月20日，日本国东京地铁车站发生了震骇世人的施放毒气事件，造成12人死亡，6000多人受伤。这一恶性犯罪事件的制造者是奥姆真理教及其头目麻原彰晃。警方还指控这一团伙制造了另外两起导致7人死亡，580人受伤的毒气事件，事后查明，奥姆真理教在地铁车厢中施放了沙林毒气，这是一种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曾经想用而未曾敢用的一种神秘毒气。地铁毒气事件发生后，人们逐渐发现，放毒犯头目麻原的师父竟然是达赖。
人们不解的是，达赖不是向来标榜自己是虔诚的佛教徒吗？他怎么能把杀人巨犯麻原看作朋友，并且在麻原一伙制造了施放毒气残害无辜公众的事件之后，他的态度还丝毫没有改变呢？原来达赖自有达赖的难言之隐，他们早就互相吹捧、互相利用，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进行了太多不可告人的交易。德国《焦点》周刊1995年第38期对此作了详细的披露：
并非圣洁的担保
本月初，在波茨坦和柏林搞了一次有神秘色彩的“和平大学”大型活动，报界对这次活动没有作多少报道，但是，从一开始就有一位真正的明星参加。他就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他为这次热闹的活动揭开了序幕。评论家甚至说，这次活动同宗教教派有密切关系。
一些照片证明，达赖喇嘛偏偏同恐怖主义的奥姆真理教头目麻原彰晃是相识的。据说东京地铁车站所发生的毒气事件是麻原策划的，在这次于今年3月20日发生的事件中死亡12人，受伤数千人。
麻原彰晃曾用同达赖在一起的照片在日本做广告。如果没有达赖的支持，这位从10月26日起在东京受审的半盲的宗教领袖也许根本无法建立起他的宗教帝国。可以肯定，没达赖的支持，他不会在几年之内就从一个江湖医生和小骗子迅速而顺利地成为日本一个教派的宗教领袖。
麻原同达赖总共会晤过5次，第一次是1987年2月在印度。在此之后，①蔡志纯、黄颢：《活佛转世》137页“西藏神王”为他开过两封介绍信，至少现在看来这两封介绍信是非常令人难堪的。
达赖喇嘛1989年5月26日在一封介绍信中说，麻原的奥姆真理教所实践的是大乘佛教，据他所知该教派致力于“通过宗教和社会福利活动提高公众的觉悟”。而在此之前一天，“达赖喇嘛宗教和文化事务理事会”已经赞扬麻原大师是“有能力的宗教教师”和“有经验的默想者”。这个理事会还说：“据我们了解，奥姆真理教致力于通过各种宗教和公益活动，例如通过佛教和瑜伽的讲学，来提高公众的福利。”达赖喇嘛的宗教和文化专家们特别推崇奥姆真理教讲习班上的“伦理实践”。
因此，达赖喇嘛要求，鉴于奥姆真理教“非常值得尊重的目标”，应当为其免税。
有了这样的一些介绍信，该教的教徒们在1989年8月就让东京的当局承认他们具有公益团体的地位。结果是，麻原彰晃不必再上税了，可以把他积聚起来的资金用于毒气生产。
这些介绍信和照片还被麻原非常好的用来招募成员。
在这种情况下，麻原当时有过前科曾进过警察局一事似乎也无关紧要了。这位宗教领袖曾因“销售假药”而被拘留过。
达赖当时还不了解这些情况。但是，达赖或他的工作人员也没有看到报纸上刊登的一位律师的失踪的醒目标题吗？这失踪的律师是被驱逐出奥姆真理教的教徒所组成的受害者的代言人。达赖陛下周围的人难道没有一个知道1990年年底警察对麻原的奥姆真理教之家进行过搜查吗？
在所有这些年里，达赖喇嘛都没有同他的所谓弟子麻原保持过距离。今年4月7日，即东京地铁车站发生毒气事件后的第十八天，达赖喇嘛还对日本的共同通讯社说，他认为奥姆真理教头头是一位“朋友，即使不一定是完美的朋友”。达赖只是在最近访问日本时才同奥姆真理教疏远。
奥姆真理教给印度流亡的“佛门弟子们”的捐款也许可以说明达赖为什么采取高雅的克制态度。达赖在1989年5月26日的介绍信中对此表示了感谢：“奥姆真理教为我们的佛教流亡团体，尤其为不久前从西藏来的僧侣大学生们提供了慷慨的捐助。这些捐助都十分有用，我们非常珍视它。”
麻原在他《最高指引》一书中说，是达赖喇嘛亲自指引他接受了大乘佛教传统。说这位神王还亲自委托他改革日本的佛教：“他应当在那里传播真正的佛教。他是可以做得非常好的。”
达赖的私人秘书格桑·嘉曾说：“对麻原的揭露现在在达赖的办公室里引起了相当大的混乱。”
达赖可能长期忘不了他的朋友麻原使他陷入的难堪境地。这位神王身边的人也同样感到不舒服。①
达赖与麻原的关系
东京地铁瞬间变成一座“地狱”，使人震惊，读了德国《焦点》周刊揭露达赖同麻原之间密切关系的报道，同样使人感到震惊。
麻原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江湖医生和刑事骗子，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年内，居然成为日本一个影响颇大的教派领袖？现在人们明白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达赖这位宗教领袖的支持。
达赖为麻原签发推荐信和证明书，担保麻原的奥姆教团“传播的是大乘佛教”，是“争取通过宗教和社会活动来促进公共意识”，“通过教学佛教教义和瑜伽课程，来促进公共好善”；达赖称麻原从事的是“真正的佛教”，他委托麻原改革日本的佛教。达赖还为麻原的奥姆教提供担保，使其取得免税待遇，据达赖说是因为该教追求“值得高度珍视的目标”，从而使麻原能够把积累起来的资金用于毒气生产。而麻原则以向达赖“慷慨捐款”作为回报。达赖与麻原你来我往、遥相呼应，关系是何等的密切！
麻原要求信徒月月读，天天背他的《最高指引》，他在书中说：“达赖亲自把我指引人佛教的大乘传统，并委托我在日本进行佛教改革。达赖是我们奥姆真理教的导师。”
在达赖看来，麻原的宗教功底是如此之深，以至在短期内他五次同麻原
①交谈，并委托麻原两次去西藏“传教”。
这一切都是在“宗教”的外衣下做出来的。但是只要看一看麻原及奥姆教团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知道麻原的奥姆教团完全不是如达赖所担保的那样促进了“公共意识”和“公共好善”。恰恰相反，他们是以宗教为掩护，制毒放毒，制造事端，以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麻原及其奥姆教团的行径在日本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公害，乃是地地道道的犯罪行为，哪里有一点“善”的影子。人们不禁要问：达赖对麻原的“担保”，究竟“担保”的是什么？这首先是对无所不知的“神王”的讽刺。其次为什么达赖对麻原青眼有加，如此垂爱呢？维系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呢？是他们惺惺相惜，引为同道么？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远不是什么“圣洁的关系”。而是一种利益的结合，达赖帮助麻原教团发展，麻原回赠达赖以大笔金钱。麻原一伙用金钱制造毒气用于杀人，达赖之流用金钱从事分裂祖国、破坏人民幸福的活动。“从表面上看，达赖似乎很‘热衷’宗教活动，但明眼人很容易识穿，达赖的宗教活动不仅在形式上已变得十分荒唐，在宗旨上更离藏传佛教的本义相去甚远。”①
中国古语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达赖集团不光彩地与乱世魔王麻原彰晃为伍，能够向人们解释一下原因吗？
也许有人认为，达赖是不明真相，受了麻原的蒙蔽。事实是，在东京地铁站毒气事件发生、奥姆教团和麻原被揭露后，达赖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仍然把奥姆教主视为“朋友”。这充分说明，达赖没有受蒙蔽，而是明知故犯，他与麻原的关系非同一般。
如今麻原已经锒铛入狱，而达赖却还在世界各地到处活动，并受到一些国家政要的接见，即使是“顺便”见见。
达赖一贯以宗教精神自居，到头来，落到了与麻原这样的邪教头目为伍的地步，这不是很能发人深思吗？
如此达赖弟子
奥姆真理教的神圣法皇麻原彰晃多年来一直声称是达赖弟子。
麻原彰晃本名松本智津夫。1955年出生在九州岛熊本县八代市一个编织①见《人民日报》1997年4月23日。①新华社北京1997年4月20日电草垫的贫苦家庭；此人自幼视力极差，几近失明。从6岁到20岁，他都是在盲人学校学习，受所谓的特殊教育。据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说，他感到“人生无常”，便想超越这种无常，他标榜曾在一原始佛教教派修行过3年，“学过气学、推命、仙道、瑜伽”。这期间他开过药店，作起了发财梦。1982年他制造和出售用桔皮浸醋制成的名为“贵妃”的假药，宣称能治风湿、神经痛、腰痛，“能在30分钟止痛”，赚到一笔钱，后被患者告发而被拘捕，他的公司因而破产。同年2月，他又组织十来个人，搞了一个名为“奥姆神仙会”的组织，他出版了《超能力秘密开发法》，吸引了不少年轻人，1986年去印度“修炼”，自称在那里“经历了特殊的轮回，前生也达到了完全解脱，进入了悟道的境界”。在印期间，他与达赖多次交谈后宣称是达赖的弟子。1987年，麻原把他的神仙会改名为“奥姆真理教”。1989年，由于达赖的认定和担保，奥姆真理教被批准为“宗教法人”。按日本法律规定，受政府承认的“宗教团体”可以获准豁免纳税。从而麻原可以不再交税了。
飘浮神功
麻原宣扬自己是“本世纪最大的济众者”，以能“空中浮游、冥想透视、精神感应、掌握预言的超能力”惑众，散布“世界末日”、“世界的最后战争”之类耸人听闻制造恐怖的所谓“预言”。
麻原为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奥姆教团，花钱买通一家杂志社，为他刊登了一张具有极大轰动效应的照片——飘浮神功图。
照片上，麻原双脚盘错，“漂浮”在半空中。按理说，这种骗人的雕虫小技很容易被人识破，但善良的人们实在太轻信他了，尤其是那些涉世不深的青年人，许多人开始追随麻原。
1991年麻原在莫斯科大学演讲说：“我从不撒谎，我可以在摄氏零下10度的严寒中裸体修行。修行达到相当程度时就可以达到喻伽飞行……”。
奥姆真理教的信徒分在家信徒和出家信徒。原出家信徒披露，奥姆教的所谓修炼，是关在小屋里整天反复看有关麻原说教的大音量录像带，与世隔绝，服从教祖。内部实行等级制，违背麻原命令者，不是被其断食，就是被处“独房修行”。教团内没有报纸，不准看电视节目，只让听看有关奥姆教的书和音像制品，为增加效果，信徒必须服用有幻觉作用的药品。教团规定信徒一天吃一顿营养极差的“奥姆饭”，喝些搞不清是什么成分的“营养水”。修行之外，每天是重体力劳动，睡眠时间严格限制，教徒们因营养和睡眠不足而头脑迷乱，加之服用教团的幻觉剂，心理状态异常，对麻原的邪说便全盘接受，对麻原本人盲目顺从。
入教与交钱
“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孩提时代的情景，看到了我的前世”。
“眼前出现了地狱的景象。我应该相信尊师的教诲。……”
这是信徒在加入奥姆真理教仪式上所说的感受。
因为他们服用了一种可以致幻的药物。
原信徒回忆说，进行上述仪式时先从麻原“尊师”那里领取一杯灰色饮料，一饮而尽后进入一间小屋子。小屋子里挂有“尊师”麻原的照片和曼陀罗彩绘。
屋子里回荡着麻原“尊师”讲话的录音。
于是，不知不觉每个人的身体开始不听使唤，眼前出现与服用兴奋剂相同的绚丽的梦幻世界。
据麻原声称，这种仪式加快信徒的修行，使信徒能更快达到“完全解脱”状态。
这种服务是有偿的。日本警方搜出的人教仪式一览表收费如下：
摸顶5万日元，梦幻剂（每千CC），10万日
元爱的入会式，10万日元，解脱特修法，10万日元
大乘解脱，30万日元，小乘解脱，50万日元。①
无独有偶，达赖1997年3月访问台湾，围绕“钱”字卷起几场风波。
先是“达赖喇嘛访台护持委员会”的执行秘书宣称达赖要为70个人灌顶，共需收费100万美元。主办单位赶紧辟谣，否认有“护持委员会”。次日，“护持委员会”秘书出示文件证明主办单位说谎，并要求进行电视辩论。这场纷争末了，围绕达赖弘法大会的门票收费问题，又起争吵。按照佛教教义和惯例，信徒参加法会不收费，至于信徒自愿捐助则悉听尊便，数额随意。达赖弘法大会打的是“提升台湾人民的精神价值”的旗号，但实际每张门票要收1000元的供养金，并且必须一手交钱，一手领票。②
对于达赖的神通神力和福缘，香港《广角镜》月刊如此评论：在达赖访
③台期间，台湾发生猪只口蹄疫，满街都是死猪。台湾环保署长蔡勋雄说：这次事件至少需要处理100万头死猪，多则300万头，为求保险，以处理320万头估算费用。
万应灵药：洗澡水
麻原宣称他完全“脱离世俗”，但生活却极为“世俗”：他要别人出家，切断亲情，而自己却与家属住在一起，还给孩子请了家庭教师；他要别人禁欲，而自己却生养6个孩子；他要别人食素，而自己却吃肉；他要信徒干重活，自己却坐高级奔驰轿车。
麻原从达赖的粪便曾被当作宝物制药中得到启发，吹嘘他身上有“特殊基因”，说他用过的洗澡水、头发、吃剩的饭菜都有灵验，由他“秘仪传授，可向信徒转移能量”。但秘仪传授是有偿的，称作“有偿布施”，喝掺有麻原血的药水一次要百万日元；喝麻原洗过澡的水，交5万日元可得到500毫升；听麻原说教的录音带10万日元；甚至他的胡须也珍贵无比，如果想要他的胡须，每根每厘米要3万日元，去年他又搞出戴在头上的“电极修行帽”，租用要100万日元，购买要1000万日元，仅此一项就搞到20亿日元。
教团还利用宗教法人的优惠搞经营活动。教团有自己的公司、医院、商店137处，遍及全国22个都道府县，企业经营范围涉及建筑、机电、木材、金属、化工、医药、电脑，严然一个具日本特色的宗教企业集团的形象。奥①于红雨等编《东京地铁毒气事件的罪魁祸首·奥姆真理的覆灭》第64—65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②据香港《广角镜》月刊，1997年4月，第17页③据香港《广角镜》月刊，1997年4月，第17页姆教有上千亿日元的资产，就是在奥姆真理教得到宗教法人地位后的5年多时间里聚敛的。
日本式“政教合一”规划
麻原说他讨厌政治，却在1990年大选时建立“真理党”，自任党首，耗资15亿日元率24名信徒在东京都竞选众议员。麻原不但抱着将来当总理大臣的愿望试图从政，在教团内部以模仿国家的形式，设立了大藏省、科技省、防卫厅、谍报省等职能部门，任命骨干成员以“大臣”之职。他还草拟了建国大纲“太阳国基本律”，准备以建立“太阳寂静国”代替日本国。在他的宪法草案里，麻原是神圣法皇，法皇统领军队，太阳国民要服兵役。麻原的这次竞选虽然没有一人当选，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奥姆真理教影响在进一步扩大。
据日本报刊报道，这个教会从1994年6月仿照着日本政府的编制改组内部机构，麻原居最高职位，名为“神圣教皇”，在他之下，设有“教皇官房”（教皇办公厅）和20个省、厅：俄罗斯省、建设省、防卫厅、自治省、谍报省、治疗省、教皇内厅、文部省、厚生省、科学技术省、车辆省、法务省、大藏省、邮政省、流通监视省、劳动省、西信徒厅、商务省和经济企画院，麻原的妻子任邮政省负责人，他的长女掌管流通监察省、三女掌管教皇官房、四女负责谍报省。
文明社会的敌人
行文至此，读者也许要问，奥姆真理教为什么要放毒杀人呢？
这要从1990年说起。
1990年，日本警方已经对劣迹斑斑的奥姆真理教产生了许多怀疑，警方初步估计，至少有20人失踪，生死不明，这些都与该教有关，于是秘密内侦工作开始。该教几名主要骨干被逮捕。麻原预感到毁灭的到来，开始了孤注一掷的反抗，1994年3月，麻原在教内讲话中宣称：
“我是一个修行者，因此，迄今为止始终忍耐着没有发生与国家对抗的事情。但在，如果现在再不对抗，我和我的弟子就会死亡！”
制毒、放毒就是麻原的对抗！
该教从1991年起，开始谈论世界最终的战争：“日本因沙林等恐怖行为而陷于骚乱状态，为平息事态，美军出动，于是，传言‘沙林恐怖事件是美军的阴谋’！反美势力集结起来，为对付美军，俄国军队出动了，以日本为战场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此爆发。”
麻原预言：世界末日（Xdav）即将到来，1997年要发生大规模战争，教徒们要逃到山中去避难，以维护佛教文明，因此需要科学技术。
据该教说，购买武装、制造毒气等等都是为了防备世界末日和最终战争的到来。在日本自卫队和警察中，据信也有奥姆真理教的信徒。警方掌握的情报是，一位陆上自卫队大尉曾经向该教附属医院的医生和护士“讲授”治疗沙林中毒的方法。还有更为令人惊骇的报道说，该教企图通过各种方式获得生产核武器、细菌武器和毒气等军事技术，取得作战指挥技术，必要时发动“军事政变”。
对于警方依法逮捕关于涉嫌人物的行为，该教会认为，这是当局“镇压宗教”，被捕、坐牢是“修行”，是把他人之苦化作自己之苦，是“菩萨发愿”。
一直跟踪采访奥姆真理教的记者大林高士说：“通过同麻原的问答、参观第七礼堂的神殿以及同许多名男女教会干部的接触和对奥姆真理教的深入采访，我总感到，同他们的谈话简直就像同宇宙人对话一样。在他们那里，世间的常识和准则全都行不通。宇宙人应该有宇宙人的道德吧！他们那些信徒，似乎认为，教会、或者为了教会说谎无宁说是一种美德。”①
根据奥姆真理教骨干分子林泰男的交待，日本警方1996年12月12日找到了被奥姆真理教分子埋藏达1年8个月之久的剧烈毒气VX。
VX毒气的毒性是沙林毒气的100倍。②
麻原、达赖共谈前世
麻原自称他有特异功能，他自称是日本的唯一的“最终解脱者”，通过修行，获得了空中浮游、隔物透视、意念移物等各种特异功能。在埃及旅游时，他居然对信徒说：“这座金字塔是我很久以前设计的，我凭追溯往昔的
①特异功能，知道我的前世曾是埃及首相……”，今生轮回转世，成为“弥勒菩萨的化身”。他说信徒通过修行可以获得“六神能”——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尽通，进入“绝对自由、绝对幸福、绝对欢喜”的“千年王国”、“理想乡”。
无独有偶，达赖也信誓旦旦地谈到自己的前世说：“以我自己为例，我被认为西藏前十三世达赖喇嘛每一世的化身。这些化身又是观音菩萨的再现，是大慈悲的白莲花的持有者，因此，我被视为白观音的再现，事实上，在传继系统的第七十四代，即可溯及一位婆罗门男孩，他是释迦牟尼佛时代的人。”②
看来达赖追溯往昔的本领真是不得了呀？他居然能知道前世是释迦牟尼时代的人。
奥姆真理教被世人公认为犯罪邪教组织，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做出判决的第一句话就是：兹解散被告方宗教法人奥姆真理教。1995年4月18日，俄罗斯地方法院判决撤销奥姆真理教莫斯科支部的宗教法人资格。俄罗斯东正教大主教亚列克西致函俄下院议长鲁伊普金。语调强硬地称：一伙狂热的信徒，乘国内尚无对宗教团体活动的处罚规定，大钻法律的空子，公然向个人和社会发起攻势。他在信中要求讨论立法措施，强化对违法宗教团体的清理取缔。俄罗斯下院议员向议会提出了“信仰自由法”修正案，要求禁止危害俄国家安全及社会秩序之宗教团体的设立与活动。
奥姆真理教不受法律保护，奥姆真理教受到解散判决。
奥姆真理教给和平人类带来深深的思索。
五、谎言的吉尼斯纪录①展望世界丛书，《日本的光明与黑暗》，四川人民出版社①于红雨等著《东京地铁毒气事件的罪魁祸首·奥姆真理教》，第37页②《达赖喇嘛自传》第12页
达赖集团舆论宣传中的一项重要活动，就是对旧西藏的统治记录做大量的美化，同时对新中国在西藏地区的社会进步极尽诋毁歪曲之能事。这一点上他们师承了戈培尔的衣钵：
“谎言重复三遍便成了真理。”
为了欺骗世界舆论，达赖集团散布了大量欺世的谎言，这些谎言经过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传媒的广泛散布，着实让世人云里雾里好一阵子，在这方面，达赖集团当之无愧地可名列谎言的吉尼斯纪录。
传说、神话、还是现实
为了证明西藏历史上是一个独立国家，达赖集团1988年在斯特拉斯堡向记者散发了一个文件，提出了“西藏公元前127年立国”的独立理由。
什么是“公元前127年立国”呢？
原来，有这么一个古老而具有神话色彩的传说，大意是：
在很早以前，在西藏地区已建立了许多小邦，但没有一个管理众生的王。有一天一个外来人出现在西藏雅隆的赞塘廓西地方，被守护畜群的本教徒看见，问他来自何方，此人不答话，只用手向上指了指，据说本意是从山那边来，牧民误认为他说来自天上，是天神下降。于是以肩颈为舆，将其抬回部落，由十二位本教贤者拥立为赞普，称为聂尺赞普（藏语译音，也译为聂赤赞普或聂墀赞普，意思为“肩舆酋长”或“肩舆王”）。从聂尺赞普下传至第三十三代，雅隆鹘提悉补野部落的松赞干布征服了西藏各部落，建立了统一的吐蕃王朝。于是人们便用上溯追记笔法，把聂尺赞普说成是吐蕃王朝的第一位赞普。聂尺赞普出现的年代，传说不一，其中一种说法认为聂尺赞普出现在公元前上溯的第三个六十周年的甲寅年，藏历称为阳木虎年，刚好是公元前127年。这就被达赖集团如获至宝地用来作了公元前127年成为独立国家的依据。
传说中的聂尺赞普究竟来自何方，是什么人，出现在什么年代，已经无法得出准确的结论，就连他本来的名字叫做什么，谁也说不清楚。但是从有关他出现的传说中，却可以看出这样几点，一是本教已经产生，遇见他的是十二个本教徒或本教贤者；二是当时西藏处在氏族部落，开始向临时部落联盟发展时期，他被十二个部落酋长共同拥立为赞普，显然是十二部落联盟的“盟主”，位在部落酋长之上；四是当时西藏还处在石器时代。因为在他之后的第八个赞普——直贡赞普时代才开始有了盔甲和剑、弓矢，铜镜、铁钉等铜铁制品，开始有了墓葬。由此可见，传说中的聂尺赞普的出现，只说明藏族先民社会的发展，进入了氏族部落向部落联盟发展的时期。再说，青藏高原当时还有与雅隆部落并驾齐驱甚至更为强大的部落，如苏毗、象雄、白兰、党项等等。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从原始氏族部落发展到临时性部落联盟。再发展到部落间的永久性联盟，只是向民族的形成和国家的产生迈出了开始的一步。部落间的永久性联盟不等于已经形成民族，更不等于已经产生了国家。达赖一伙提出这样一个贻笑大方的理由，证明他们已走火人魔到分不清传说、神话与现实的关系。人们也许该问，你们懂得什么是国家吗？
农夫和蛇新篇
“文革”结束后，我们多灾多难的共和国走上政治安定，经济不断繁荣、各民族互相团结互助的新时期。
中央政府从团结爱国的立场出发，宽容地表示对达赖过去的历史可以既往不咎，希望他放弃分裂活动，回到爱国统一的立场上来。
达赖面对国外的阻境和祖国宽大为怀、仁至义尽的高姿态，开始心动，派出代表回国与中央政府接触。他们开始有些心虚地问到中央政府是否允许达赖回来，并要求与中央政府谈判。
邓小平，这位扭转乾坤的总设计师，明确回答了这些问题：1978年12月28日，邓小平会见美联杜记者斯蒂尔，在谈到达赖时说，“达赖可以回来，但他要作为中国公民”，“我们要求就一个——爱国，而且我们提出爱国不分先后。”1979年2月28日，邓小平会见达赖的代表，对于达赖要与中央政府谈判的请求，干脆地答复：“谈判可以嘛，不过有个现实问题，那就是，现在西藏是作为一个国家与中央对话，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来讨论处理一些问题？根本问题是，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对与不对，要用这个标准来判断。”
十年间，达赖派出他的弟弟、妹妹、大哥和亲属率领的三批参观团回国。舆论评论说，从1979年8月9日，一个由达赖喇嘛亲自挑选的五人代表团在西藏做了广泛的旅行。这个小组在达赖喇嘛的“安全部”头头和达赖弟弟洛桑三旦（一位美国籍公民）的率领下，经香港和北京，按事前安排好的路线进行了旅行。在返回的时候，他们除了感谢“中央政府亲切地为他们的旅行提供便利和不给他们的行动设置障碍”之外，拒绝作公开的评论。①
谭·戈伦夫博士指出：这个异乎寻常的旅行，提供了北京和达兰萨拉在联络中——并可能达成某些协议第一个公开的证据。紧接这个代表团的是达赖喇嘛派出的另外两组人——其中一个组是由他妹妹白玛嘉布率领。此外还有他的两个哥哥（土登诺布和嘉乐顿珠）及其亲属进行的私人访问。考虑到这两个人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大部分时间与中国最大的敌人合作，疯狂地从事反对中国人的活动，北京准许他们旅行表明了一种宽大的态度。
在这段短暂的时间中有如此多的旅行团组，以致《纽约时报》
竟然走得很远，预言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将“不可能拖延过今年（1980）
②年底的很多时间”。但是，对达赖集团的政治本质，冷静的西方学者也看得很清楚：当达赖的代表团利用中央给的回国机会大肆鼓吹西藏独立，严重违约，出境后肆意歪曲事实，丑化祖国形象，受到中央政府严正谴责时，谭·戈伦夫博士这样评论说：“由于代表团成员在访问西藏之前全都是直言不讳地主张西藏独立的人，对这种指责几乎没有什么可惊讶的；但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中国人允许他们去访问，究竟指望什么。”③
他们只是把与中央接触对话，当作抬高身份，向国际反华势力讨价的筹码。①《达兰萨拉代表团访问北京和西藏》、《西藏评论》1979年14卷3期第7—8页②《纽约时报》1980年8月31日第11页③《现代西藏的诞生》第334页
山雨欲来风满楼
谈判无法取得进展，另一种变化却开始了。这期间，随着东欧剧变、苏联濒临解体，一轮国际反华浪潮悄然而至。达赖集团错误估计了国内形势。但他们却聪明地利用了国际形势。会谈进行期间，流亡政府和它的朋友们继续攻击中国政府，继续在世界范围内鼓动独立活动。他们使用激烈的言辞，甚至诽谤中国政府在西藏犯下种族灭绝的罪行。美国学者戈德斯但评论说：
导致这些的原因是里根政府时期华盛顿强烈的人权和反共兴趣。而达赖集团借助中央政府愿意谈判的宽容姿态最终达到了使西藏问题重新成为问题，达赖及其一小批人员受到了世界关注的重大成果。
戈德斯但继续指出：为了得到有影响集团尤其是美国国会的支持，自1959年以来达兰萨拉一直以各种理由就人权问题攻击中国，但现在西藏和中国都发生了变化，它却不愿失去新得到的听众，只好续弹老调。达赖喇嘛显然明白西藏正在发生的社会进步和改革的意义，但他却认为可以借助西方反华势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样一来，尽管北京继续改善西藏的发展状况，却没有得到西方的好评。这都是由于达兰萨拉对北京进行攻击性的有效宣传的结果。①
在谈判期间，达赖集团利用中央政府仁至义尽的高姿态，反而在国际上推波助澜地掀起了反华新浪潮，他们这种攻击诽谤可以说到了无所不在的程度，在达赖粉饰自己的自传中，这类例子也比比皆是。
借助与中央政府谈判，达赖集团扩大了影响，可以更加方便地攻击中国了。
教育：为了写自白书
达赖1990年出版的自传是一部集谎言之大成的书。西方一些国家不仅为此慷慨支付了大笔稿费，不惜工本地印制发行，而且美国人投入巨资将其搬上了银幕。
这本书留下了使人膛目结舌的谎言纪录。
在谈到西藏教育情况时，达赖煞有介事的说：“第三支代表队由我的妹妹杰春佩玛率领，总算获准留下。这支队伍于1980年10月回到达兰萨拉，结论明确的指出，虽然过去二十年来，一般教育水准略有改进，但并没有真正的好处；因为中共似乎认为，认字唯一的作用就是教小孩学习毛泽东思想
①和写‘自白书’”。
达赖精通诽谤之三味，以为用一句话：教育唯一的作用就是教小孩写自白书，就可以把西藏教育发展的成就一笔抹煞。但是他忘了，几十万受过教育的青年以及西藏数十万在校生及其他们的家长本身也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二十瓦：最亮的灯
“代表团看到西藏的状况是如此恶化。西藏的经济制度确实已经转变①（美）M.C戈德斯坦：《龙与雪狮、二十世纪的西藏问题》，《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辑①《达赖喇嘛自传》第286页了。虽然现在有更多的东西，但是这些对西藏人一点好处也没有，所有的商品都掌握在中国占领者的手里，例如，以前没有工厂，现在有一些，但是工厂制造出来的东西都送去中国。工厂本身唯利是图，结果当然是破坏了生态环境。水力发电站也造成了同样的伤害。在每个城镇的中国区都灯火通明，但是即使在拉萨藏人居住的地区15瓦到20瓦的灯光是你所能看到最亮的灯光。但是电灯常常不亮，尤其是在冬天，此时为了配合拉萨其它地方较以往更大的用电量，供电来源因而有所改变”。①
1500名学生
“关于保健方面，的确是增加了数目可观的医院，就像中共所说的一样。但是，医院却公然偏袒移民的汉人。中国人需要输血时，就从西藏的志愿者那儿取来鲜血。
现在西藏的学校数目的确也比以前多，但是教育计划却被滥用来图利中国人。例如，代表团听了一些故事：为了从中央政府那儿取得经费，中共的地方当局声称，他们会为西藏人改进设备，但是，却把经费挪用在加惠他们自己的小孩。至于中国提供给西藏人的教育，大部分是在中国本土进行。中共曾经夸口要在‘15年内’根除西藏语言。事实上，许多学校只是孩童的劳工营。真正得到适当教育的人只有1500人左右，大部分是聪明、有前途的小
②孩，他们都被送到中国受教育，因为这样有利于‘统一’。”
西藏只有1500人得到适当教育吗？这几乎是一个人人都能判断的数字，仅拉萨中学或西藏大学的在校生都超过了这个数字。达赖先生的谎撒得太离谱了。
在本书八章中我们引用的统计数字是西藏现有高等学校4所，分别是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西藏农牧学院，藏医学院。中等专业学校16所，中学89.所，小学4283所（含村级教学点），各类学生总数为32.8万人。也许，在达赖喇嘛看来，这两个数字之间只相差“微不足道”的200多倍。
吃树叶、青草的人民
“代表团也发现西藏内的交通已经戏剧性地转变了。西藏境内的公路四通八达，几乎连通每个移民区。境内也有成千的车辆，主要是重型卡车——但都是属于中共政府。然而如果没有许可，西藏人不能行动迁移。最近法令是有些放松了，但是只有非常少数的人才有能力利用这些。
同样地，虽然消费物品真的可以买的到，但是只有极少数西藏人买的起。大多数还是处于悲惨、可怜的贫穷状态。代表团听说直到最近口粮配给的数量仍然很少，30天的配额只能维持20天。口粮吃完了，就只有吃树叶、青草。例如，一个月份的奶油配额只够在以前喝一次奶茶，少到只够骗骗嘴唇。代表团不管到那里都看到当地人民营养不良、发育不好，同时衣衫褴褛。更不用提缤纷的饰物和珠宝——耳环等等——在以前即使是一般贫民，也会有一些。在这种异常的艰困处境中，人民还要负担难以置信的税赋，当然这些①《达赖喇嘛自传》第279页②《达赖喇嘛自传》第29页。费用不叫做‘税’，而是‘租’或是类似的东西。即使是游牧人家也得被迫付钱才能过不稳定的生活。总而言之，中共在西藏的的经济计划是一种折磨。”①
当我们摘录这些时，我们简直该怀疑达赖先生是否参照他在境外统治下的数万民藏胞难民的境况才能写出这段文字。
煞有介事
“做了这些，中共还不满意；中共当局也决定控制西藏的人口。中共在西藏强制推行一对夫妻只能生2个小孩的政策（中共说这种节育计划不仅限于中国境内）。那些超过配额怀孕的人都被强制送进医疗单位，这些地方的设备简陋，就像江孜的屠宰场——怀孕的妇女就在这种地方没有先行消毒就打胎。确实有许多妇女强制避孕，最近离开西藏来到印度的妇女，身上就都安装了铜制的子官环。
当人民奋起反抗时—1959年之后发生过许多次——整个村落被夷为平地，村民全被杀光，数以万计的人被中共监禁起来。他们被关在生活条件最差的监狱，白天强迫劳动，晚上还得开检讨会直到夜深，中共只给他们微量的口粮。我曾经提过一些被中共监禁过的人。其中一位是天津秋爪，50年代末期时他是我个人的初级医师。第一支考察代表团到北京时，我就要求他们请中共释放天津秋爪，并且允许他来印度。
起初没有回音，但是一年之后，他终于获得自由了，1980年年底，他来到达兰萨拉。他告诉我一些几乎令人不敢相信的残暴、堕落的故事。在20多年的监禁中，他好多次都饿得快死了。他告诉我他和同伴饿得吃衣服充饥。还有一位同伴，当时他和这位同伴住在医院里，饿得惨到当他看到同伴解出的干瘦的大便中有一条虫时，他把它洗干净，然后吃下去”。①
记下这么一段肮脏的话，在对达赖的道德堕落感叹之际，我们不得不佩服达赖先生天才的杜撰想象力。
要说达赖总是不断地制造谎言，有时未免失之公正，客观地说，他有时只是不断重复谎言。
对于《自传》中提到的强制避孕，达赖1959年是这样说的：
“从1957年就开始了大规模绝育手术。共产党中国借口防止某些流行病，于是采取了这些措施。他们对男人和女人进行了某种注射，使他们的生殖器官软弱无力。他们还强行给予他（她）们某些医学方面的处理，使他（她）们的生殖器官失去生殖能力。”①
这种离奇的指控被医学界指为天方夜谭，因为仅仅从技术上它也完全超出了国际医学界所能达到的水平。于是，就连所谓的国际法律调查委员会也不得反驳达赖：
“关于所提供的材料，专门的医疗证据认为，前面提到的处理没有遵照任何已知的绝育方法进行。对那些声称已做过绝育手术的西藏人进行了临床①《达赖喇嘛自传》第279—280页①《达赖喇嘛自传》第281页①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法律调查委员会《西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292、300页，转引自《现代西藏的诞生，217—218页调查，没有证据说明他们做过了绝育手术。”
②
但是，就是这种国际反华势力本身都认为缺乏基本常识，过于离谱的谎言，达赖还是在不断重复着，并且，白纸黑字地写进了这位“宗教领袖”“伟大”的自传中。反华宣传中的精英分子正是主要依据这本自传，策划制作出了耗资巨大的政治影片。也许，他们有希望与达赖喇嘛一道，共同分享这项谎言吉尼思世界纪录的“荣誉”。
一千万人的集中营
“我并不是无缘无故的重复这种事情。我是以佛教徒的身分来记述，我并不想激怒中国的兄弟姊妹，我只是想教育民众而已。无疑的，许多善良的中国人并不知道西藏的真相。我不是出自怨毒而来叙说这些冷酷的事实。相
①反的，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除了向前看之外，别无他法。”写得多好啊，达赖作了那么多诽谤之后，居然如此大度的声称他并不想激怒中国的兄弟姊妹。真不知达赖是否懂得什么叫厚颜无耻。
“从第一支代表团的访查回来，至今已逾十年，代表团的发现也被其他许多消息来源所肯定。‘其他消息来源’包括随后派出的西藏代表团和外国记者、旅客以及一些有同情心的中国人。不幸地，在这段期间，虽然有一些物质进步，但是西藏的情况在许多方面甚至变得更糟。”
“我们现在知道中共派驻西藏的军队多达三十万人，这三十万人中有许多是沿着中印未定界驻防。更过分的是，中共把三分之一以上核子武器部署在西藏的土地上。因为西藏是世界上蕴藏铀矿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中共似乎是想借着挖掘铀矿使西藏大部分地区遭受放射性污染的危险。在东北方省份的安多——我的出生地，当地有一个众人周知的最大型古拉格——大到什么地步呢？有人估计它足够拘禁一千万人。”②
也许中央情报局也会为这样不争气的学生大光其火，因为三十万驻军，实在太高出实际数字，同中央情报局及各国情报机构的报道出入太远，而拘禁1000万人的集中营，委实是太缺常识，太离谱了。
戈培尔的老师
达赖在提出的五点和平计划中讲道：“我的五点和平计划的第二点，与西藏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所面临的生存威胁有关，也就是中国人口流入西藏的问题。1980年代中期，中共的汉化政策已极为明显：有些人暗地里称之为‘最后的解决方案’。他们籍此使土生土长的西藏人，减少到微不足道的比例，变成自己祖国里的少数民族。这一定要终止。……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我们的资料显示，汉人也已多于藏人。
这套移民政策并不新鲜。中国曾有系统的在其他地区运用。不久之前，发源于中国东北地方的满族还是拥有自己的文化与传统的独立民族。今天的②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法律调查委员会《西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49页①《达赖喇嘛自传》第282页②《达赖喇嘛自传》第282页东北地方只剩200——300万的满族人，汉人却多达7500万。”
①
达赖先生的历史知识不够小学水平，他是否知道或至少听说过，满族人是作为征服者，统治者人主中国中央政权的。正是在满族人为主的清王朝统治下，满族人走上了华夏民族古已有之的自然融合的道路，这种历史发展趋势是你达赖能够阻止得了的吗？
“我们估计，目前全西藏有750万汉人，多于藏人的600万。”②
藏人何曾达到过600万，达赖先生能举出根据吗？据说在西方记者追问下，他吞吞吐吐地说是在中共内部文件中看到的。能够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把50年代西藏地方政府自己报的100万人口夸大为600万，又能够把西藏全区几万汉族人说成750万人，想必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先生都要自愧弗如。
达赖的信口说谎，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达赖自传是1990年出版的，达赖本人在1990年5月写下了前言。在该书中，他声称西藏驻军多达30万人。
与此几乎同时，1989年12月11日，达赖在获得所谓“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大会第二天讲话，当着世界各地的记者，他又宣称：“众所周知西藏由于四十年来一直处于外国的统治，现有百万军队驻扎在西藏，一些情况表明，侵略部队还在成倍增加。”①
半年之内，达赖就提供了两个数字，一个是30万，一个是百万。成倍增加又是多少呢？增加一倍就是200万，两倍就是300万，姑且算两倍吧，300万军队。
哎呀呀，竟有如此众多的军队驻在西藏，中国人是否有撒豆成兵的法术姑且不论，首先美国人该神经紧张了，怎么我们最先进的侦察设备一点都没发现呢？莫不是中国人掌握了大大领先美国的反侦察装备。理应立即把中央情报局长撤职，礼聘达赖先生兼任。
在所谓和平奖的颁奖场合，在世界各国新闻媒体面前，达赖可以把自相矛盾的谎言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地侃侃而谈，说他是戈培尔的老师，该是当之无愧了！
我们倒是想问一下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和西方反华媒体，此时此际，你们最基本的常识和判断力到哪里去了呢？
达赖“不以批评中共为能事”
“因此当务之急是中止生产核子武器，更重要的是防范弃置核能废料。目前中共不但打算在此处理它自己的废料，也计划进口外国废料牟利。此举的危机显而易见，不但危害现在生存于此的人，他们的后代也将同受其祸。更有甚者，本地无可避免的问题轻易便会转变为全球性的灾难。把废料交给中共，因为把这些东西丢在地广人稀，科技相当落伍的区域，只是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①①《达赖喇嘛自传》第299页②《达赖喇嘛自传》第299页①达赖1989年12月11日在挪威首都斯奥斯陆举行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大会第二天的讲话①《达赖喇嘛自传》第300页
达赖是一个天才的投机家，国际上反核情绪高涨，他便立即迎合这股浪潮，可惜的只是，彻底的无中生有！
“我在要求就西藏未来的地位举行谈判的呼吁中，表达了我以坦诚修好的态度解决问题的意愿，我决不以批评中共为能事，相反的，我愿意尽一切可能来协助中国人。我希望我的建议对他们有益。不幸的是他们全部视之为分离主义（其实，我在谈及西藏的未来时，从未提起主权问题），北京立刻用强烈的措词驳斥我的演说。”②
好一个从未提起主权问题，达赖鼓吹西藏独立还少吗？说实话，要想找一个他不鼓吹分裂的讲话倒真需要费点事。好一个决不以批评中国为能事，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些，世界还能找得到更无耻、更卑鄙、更不负责任的攻击、诽谤吗？
“这并不令我感到意外。西藏人的反应虽出乎我的预料，却也没有令我太惊讶。我在华府演说后没几天，就传来拉萨举行大规模示威的报道。”③
达赖这里倒是不打自招地供认了，正是他的煽动直接导致了拉萨骚乱。
如此逻辑
由于中国大规模的改革开放，到西藏地区的国际人士日益增多。包括德国总理科尔，英国前首相希思等一大批外国政要人物陆续访问了西藏，他们向国际新闻界谈了自己的观感，一致称颂西藏所取得的显而易见的进步，希思诚恳地告诉达赖，他新近亲眼目睹了西藏今天的变化，西藏已有很大进步，与你说的不一样，你应该回去看一看。达赖对此的反映是：“你们被愚弄了……”
西藏的观光游客逐年增加，西藏向世界开放的结果使达赖集团的诸多谎言不攻自破，成千上万的外国游客徜徉在西藏的自然山水和保存完好的人文景观之中，感受到西藏各族人民和平祥和与日益富足的生活，尴尬之下，达赖宣称：“可惜的是，对大部分观光客而言，西藏不过是个充满异国风情的地方，是他们护照上的另一枚戳记而已。他们多看几座寺庙，好奇心就得到满足，庙中挤满服饰多采多要的进香客，更冲淡了他们的怀疑。但尽管大多数人受惑于表面假象，至少还有少部分人并非如此，这才是西藏开放观光对我们真正的益处。这跟经济或统计数字无关，只是一小群真正富于想象力与好奇心的游客。他们会溜出兼负监视责任的导游的视线，去看那些不希望被他们看到的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听到那些他们不该听的消息。”①
大多数人看到的东西不可靠，而只有少数肩负特殊使命的人才看得出靠得住的东西，这真是——“达赖逻辑”。
撒谎者的悲哀
M·C·戈德斯坦博士是一位懂藏文，能讲一口流利拉萨话的一位人类学家，也是一位在西藏作过长期的实地考察的西方学者。他就达赖的一系列言②《达赖喇嘛自传》第300—301页③《达赖喇嘛自传》第301页①《达赖喇嘛自传》第291页论评论说：达赖一伙已丧失了起码的现实感；“现在，每当他谈到西藏时，就好像30、40年代西藏真的包括那些藏族地区”。①
这确实是一个悲剧，达赖一伙漫无边际的制造耸人听闻的谎言，久而久之，他们自己被谎言给操纵了，就像街头催眠术表演者把自己给催眠了一样，谎话说多了，说大了，最后他们也似乎真的相信西藏真有600万人口（和平解放时噶厦提供的数字是100万多一点），共产党真的青面獠牙，屠杀了100多万藏人（照此算来西藏早该是无人区了）。西藏地方政府从未统治过的其它省的藏族居住区，达赖也通过自己的幻觉配上文字语言使其浮现出来，其振振有辞真让人感觉有那么一回事似的。
这也许可称之为：谎言的异化。
但愿达赖不是像大街上的伪气功师那样已经走火入魔。
六、国外藏胞状况
达赖集团在放肆攻击新中国建设成就的同时，有意无意地暗示，由于他的领导，国外藏胞的生活是如何的美满富足。并且在自传中宣传“三十年后，我们仍面临很多难题，但事态不断在改变与改进。我们当然已领先留在中国的兄弟姊妹，中共可以跟我们学习很多事。撰写这本书期间，西藏流亡政府正在实施进一步推动民主的新措施。”②
使达赖集团扫兴的事，一些西方学者经过长期比较研究后客观指出，达赖集团的管理才能远不是值得称道的；在接受了长期大笔援助之后，达赖喇嘛的官员仍然不能为他们所管理的穷人提供最起码的福利。谭·戈伦夫博士多年深入系统地研究结人们描述了一幅与达赖集团自我吹嘘大相径庭的画面。以下是他的研究摘要。
教育
对于西藏难民领袖来说，教育居于优先地位。除了西藏教员教藏文和历史外，还请了印度教员用英语教课。（既然如此，那么达赖集团指控西藏学校中教藏文也兼教中文是为了摧毁西藏文化就难以理解了。）根据同“流亡政府”教育委员会秘书长的一次谈话，可以看出在藏民学校所教的课程，对于学生今后职业方面的需要没有什么用处。一位西藏难民不满地说，他的侄子读了九年书以后，还看不了报纸，也阅读不了一整本小说。①
不是所有的藏民儿童都能上学的。农业定居点学校很少。对普通西藏家庭来说，住读学校的费用（每年大约120美元）的确是太高了。当然，这些情况对原先的贵族们不会有什么影响。他们可以把孩子送进不收普通人的、昂贵的私立英国学校或印度学校学习或出国学习。达赖喇嘛最小弟弟就是在大吉岭著名的天主教圣约瑟学校学习的。据说，学校的校长认为这位年轻的①（美）戈德茨坦：《龙与雪狮，二十世纪的西藏问题》张植荣，肖荣译，见《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辑418页②《达赖喇嘛自传》第195—196页①达瓦·诺布：《西藏学校教育状况》《西藏评论》1976年第11卷第4期第3—5页。
②学生“业已忘掉了关于活佛的所有胡言乱语”。
拉萨市靠近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的北面有一座幽静的小院，里面住着年迈花甲的归国藏胞扎西多吉老人。他是1959年被裹挟到国外的，在国外，他们生活食不果腹。他在一所藏民学校任教。他的回忆留下了达赖集团“优良”教育的第一手材料，他说，他所在藏民学校全校500多名学生，往往到高中毕业时只剩下80多人，绝大多数学生因家境窘困而被迫辍学。学校生活也很困难，帅生们一年到头很难吃上牛肉，喝上青稞酒和酥油茶。
生活
人们已向西藏难民捐助了大量救济金，但这些钱没有得到很好利用。达兰萨拉的藏民领导人应该对此负责。达兰萨拉是达赖喇嘛的后院，有将近三千藏民住在那里。但即使在那里，卫生条件也很差。严重缺少公共厕所，也
①没有倒垃圾的地方。1978年，一位美国医生曾在达兰萨拉的德莱克医院工
②作过几个月。他对这些情况很不满意，认为这会引起“瘟疫”。1981年成立了卫生处，即使这样，卫生经费也只够支付达兰萨拉卫生处的日常开支。
印度南部农业定居点的日子也好不了多少。在蒙戈德，最初计划是要为四千名西藏难民提供四千英亩土地。但是，64O英亩的土地被用于盖房子和修路，因此到1981年，剩下的3360英亩土地分配给7140人。可耕地没有灌溉设备，饮用水极端短缺。最近到过那里的一位访问者呼吁人们向蒙戈德提供更多的援助，因为那里的儿童营养不良。在五岁以下就死亡的孩子中，40％死于营养不良。在这个定居点，每1000名出生的婴儿中，死亡高达162
③人。而在每1000名出生的印度婴儿中，死亡人数为70—140人。就在最近，1980年，一位美国医生在评论印度整个难民情况时，认为他们处境“悲惨”，因为这些难民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他们肮脏的居民点就建立在印度最贫穷的地区“剩下来的”地段上。他们的大部分精力用于为个人生存而奋斗……人民陷于贫困、冷漠和绝望之中，身染疾病，经常酗酒。①
对印度北方的藏民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表明，25.29％的人认为自己过去就“非常富有”，20％的人认为自己过去算“富裕”，40％的人算“中等家庭”，14.71％的人算“中下等家庭”。没有人认为他们过去是“贫穷的”。按职业划分，14.71％的人过去是政府官员，9.81％的人是神职人员，3.40％是军官，72.08％是自谋职业者（大概是商人）。这位研究人员说，在新德里、台拉登和达兰萨拉，对40％的藏民家庭调查的结果表明，“这些难民在僧侣统治集团、上层阶级和积极参加西藏抵抗运动者所占的比重非常大”。②
而对印度南部蒙戈德的定居点对869户中的805户所作的一次调查表明，几乎所有的人过去都是农民、牧民和生意人。在3869人中，2871人没有上过学，39人当时正在上学，只有18人念完了高中（其余的人也许对调②洛伊斯·兰·西姆斯：《西藏的存在》第19O—191页①《西藏评论》1977年第12卷第2——3期、第10页②《西藏评论》1979年第14卷第1期第29页③约翰·比林顿：《访问印度南部的蒙戈德》《联合王国西藏社会和教济基金会通①斯蒂芬·Z·戴维斯和格拉尼亚戴维斯给《西藏评论》的信，1980年第15卷第7期，第20页②吉里贾·萨克拉龙：《在印度的西藏难民社会调查报告》第397—398页查没有作出回答）。
③
就业
目前，80％的西藏难民住在印度，而占第二位就要算尼泊尔王国了。一般认为在尼泊尔的藏民人数为11000至12000人。今天，有几千人仍未得到安置（难民中的官员证实有4508人，或者占在尼泊尔藏民总数的35％）。约有5000人住在主要由国际救济金组织建立的14个定居点。在这些定居点，人们主要从事农业，辅之以手工业，像在印度一样，这些难民居住的地方条件也非常不令人满意，即使在外国援助（包括美国运去大量剩余食品）多年后，情况仍然很糟。疾病流行，一位药房的护士说，孩子们白白地死于像肠内寄生虫病和痢疾这样一些本可以很快治愈的疾病。达赖喇嘛在尼泊尔的代表承认，国际机构正在撤离，因为它们发现，虽然他们给予难民的长期援助本来可足以使他们自给自足，但事实却相反，“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他把
①这个问题完全归咎于“出生率成几何级数增加的缘故”。在尼泊尔，其余的西藏难民分散住在这个王国北半部的雄伟的喜马拉雅山的山区或谷地，大都靠近西藏边境。有些人还跨越边界做买卖。对于这2000至3000藏民（估计数字）的情况，实际上无法作出任何判断，但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们也生活在贫困之中，今后没有什么发迹的希望。
包装封建衣奴制度
上面这些问题不过是冰山露出的一个顶峰。达赖一伙人对改善难民生存状况兴趣不大，但他们却毫不犹豫地支出巨额经费来建立一个类似过去在西藏的政权机构，目的是为了能继续控制流亡中的藏民。达赖喇嘛仍掌握最高权力。在他领导下，有一个所谓噶厦，下设九个办事处。在一位印度律师的
②帮助下写成的一部宪法，于1963年颁布，企图把现代西方议会民主的概念与西藏封建的传统结合起来。但是这部宪法最多是一个古怪的混合体。宪法开头有段标准的、克制的声明：
鉴于迄今在西藏实行的政府制度越来越明显地表明它未能充分适应人民现实的需要和今后的发展，因此它要保证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要按照正当的法律程序办事，都享有辩护权和聘请法律顾问权，都有言论、集会、旅行、结社和居住的自由。他们建立了国民议会，四分之三的代表是民选的，但权力有限，在税收问题上没有发言权。
腐败
由于各派的争夺，也由于“西藏统治集团中那些没有品德的成员”之间
①的钩心斗角，使救济活动陷于混乱。人们发现有人将救济品，特别是救济药③帕拉克厦巴：《在印度的西藏人：对蒙戈西藏人的典型调查》第14页①顿珠朗吉：《在尼泊尔的西藏难民》《西藏学会通讯》1974年第8—10页②约输·阿维顿：《雪域逃亡记》第87页①德夫拉·墨菲：《西藏人的立足点》第27页品，拿到了迈克莱奥得的甘杰市场上出售，这儿离达赖喇嘛的住所还不到两英里。许多人都不喜欢达赖喇嘛已故的姊妹次仁卓玛。因为她曾经管理过一个托儿所，为了控制人来人往，她不管天气如何，总要孩子们在所有的进出口处成双成对的站岗。如果有人来访，一定要事先禀报她。此外，托儿所里的小孩经常到了快要饿死的边缘（难民中的一位工人回忆说，有一次当她手里拿着一盘早饭剩下的面包屑，饥饿的孩子一拥而上，抓着就吃），而她自己每顿午饭一定要有十二道莱。同时，“即使天气很冷，孩子们也只穿薄薄的、破旧不堪和没有袖子的棉布上衣。但每当有重要人物来参观这个高级托儿所时，“她让孩子们都暖暖和和地穿着花呢制服、厚厚的羊毛袜子和结实
②的皮鞋”。总之贪污是如此严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一位主任注意到，如果运往印度的所有救济品都分给难民的话，每一位藏民至少应当分到一条半毯子。
有趣的是：达赖在自传中并不避讳他的兄弟姐妹及其它亲戚掌握“流亡的政府”大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情况，反而对他们大加赞赏。对次仁卓玛的赞语则是：“我姊姊果然极具领导能力，她永远不沮丧。她是个强壮的女人，而且赋有家传的脾气，她要求非常严格，但心地极为仁慈而富有幽默感。她在困难中给我的帮助可说无法衡量。她早年是个单纯的村姑，没受过任何教育，儿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帮我母亲料理家务。她的任劳任怨，加上勇往直前的性格，是她成为好领袖的基本条件。”①
的确，封建农奴统治时期，三大领主都声称他们是极为仁慈的。
一位西方学者评论说，虽然达赖迎合西方搞了些民主化形式，但实行的仍是封建家族统治。比如他的家族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其统治政府中占据了要害部门！
也许达赖用心想想后，能举出一个并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例子。
隧道尽头没有光明
《现代西藏的诞生》一书中还指出，藏族领导人面临着一些令人烦恼的矛盾。一方面，他们赞扬藏族难民有品德，因为他们准备随时返回西藏。但另一方面，难民要想使自己的生活比最低水平线稍高一点，又必须放弃他们社会中的某些传统，同他们的邻居进行接触。由于他们不可能二者兼而有之，达赖喇嘛和他的顾问们也就不能调和两方面的矛盾。
第二个主要矛盾是难民救济计划。达赖喇嘛能够继续享有政治权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他控制了救济金、教育奖学金，并有权雇佣藏族教师和官员。只要还有很多藏民是元国籍的难民，他就能继续享有这些权力。因此，如果让这些藏民仍然留在儿童之家、过渡性的营地和临时性的居民点，那么，这对西藏领导人来说是有好处的。据前噶伦旺堆多吉所说，到1980年10月，在印度还有17％的难民（11402人）没有得到安置；在尼泊尔，这一数字高达35％（4058人），实在令人吃惊。
西藏难民社会不是一个具有内聚力的单一实体。他们中间一些最明显的分裂现象还是他们过去在西藏的矛盾沿袭下来的，例如在各个佛教教派和各②德夫拉·墨菲：《西藏人的立足点》第27页①《达赖喇嘛自传》第193—194页个地区之间就存在着矛盾。
由于救济金的减少，由于年轻的藏民同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当地人的交往越来越多，并日益受到他们的影响，也由于越来越多的藏民搬出了难民营，年复一年，（绝大多数难民）返回西藏的前景日益渺茫，达赖喇嘛及其统治集团的权力受到了削弱。
尽管达赖集团百般讨好，但是接受西藏人移民的国家除了瑞士表示允许1000人去，并承担75％的费用外，其它一些国家虽然对支持达赖反华兴趣浓厚，但对国外臧胞本身的援助却大多口惠而实不至。如美国虽然支持达赖反对中国最力，却无意在改善藏胞生活方面表现出一些大度，至1985年美国接受的藏人不超过550人，加拿大更绝，除不要穷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外，每人须交纳3300加拿大元，即便如此，也只一共接纳了不到600人。经多年交涉后，美国总算答应多接受一些人。但条件之一是人选的每户家庭只能选一名作为移美藏人候选人。现在一些新移美藏人同家人分别已达两、三年，他们心态不平，情绪紧张。加之探亲办签证十分困难，如在印度、尼泊尔的家属要拿到去美签证，甚至旅行签证或经商签证都十分困难，移美藏人要办回印度、尼泊尔的探亲签证亦不容易，这对他们的身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海市蜃楼
在试图对西藏难民的状况作一估计时，我们立即对达兰萨拉官方声明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难民领导集团认为自己是一个小的、要准备进行战斗的实体，基于这一立场，这个领导集团把主要精力花在重新夺回权力上，即使这会使它的人民的物质利益暂时受到损失也在所不惜，这是不足为怪的。但情况比这更复杂。如果领导集团真把主要精力花在改善藏民的生活上，那也许早已戳穿了给予他们政治上合法存在的下述神话——他们组织一个“流亡政府”是为了有一天在西藏重新掌权开辟道路。
为了维护西藏曾经是一个独立国家这一神话，至关重要的是要长期保持西藏能够独立这一幻觉。达赖集团在到国外多年后，想起一个国家该有宪法、国旗、国歌，于是制作了旗子，编了“国歌”，颁布了宪法。而且，宣传工具也在经常不断地宣传留在西藏的“兄弟们”的艰难处境，似乎当难民处境更好。它们还不断宣传最近难民中有些“目击者”关于西藏情况的报道……所有这些报道的主题都是说在印度的难民是多么幸运，而留在西藏受苦受难的兄弟是怎样仍然信仰达赖喇嘛，迫切要求建立一个由达赖喇嘛领导的自由西藏。同时，“流亡政府”宣传工具年复一年地宣传中国共产党人怎样试图在西藏灭绝西藏民族。因此，在达赖喇嘛和他政府的领导下，难民的唯一责任就是为达赖的西藏独立的事业献身。
强调这些观点是西藏独立事业的主题。支持和服从达赖喇嘛政府被认为是爱国的，而反对或表示不同意的则被认为是变节行为，因为这会损害“西藏的事业。”①
由于这个集团不断地宣传“很快”就会回到西藏，因此他们就把自己同一个充其量是不现实的承诺拉在一起。此外，达赖集团还会发现已越来越难于阻止藏民进一步被居住国的居民同化的进程。
达赖喇嘛经常大声疾呼，反对藏民与其他民族通婚，反对藏民取得所在国的国籍。由于在印度无国籍的人意味着没有合法权利，每次搬迁都要向当
①地警察登记，一位藏胞学者著文谴责一些外国作家和记者大肆渲染流亡藏人
②在印度不受欢迎，“反藏骚乱在印度许多地方出现”。因此，越来越多的藏民变成印度公民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西藏贵族的传统做法是，对“老百姓”所宣传的东西，上层人士自己不一定要遵守。达赖喇嘛的两个哥哥就不听他的而早早成为美国公民。当达赖呼吁人们出家以保持僧尼数量时，他自己家的人却避之唯恐不及。达赖自己写道：“我的哥哥罗桑桑旦是代表（归国参观团）之一，他很早以前就还俗了，我们家里就只剩我一个人在僧团里。”③如果今后越来越多的人也这样做，没有人会感到奇怪。
谭·戈伦夫博士最后写道：藏人当难民的时间越长，国际救济组织就越不愿继续提供援助。撤消援助将进一步削弱达赖喇嘛的世俗权力。继续流亡和愿望不能实现所引起的另一个后果是年青一代越来越感到灰心丧气，因为他们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即他们生存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西藏从“信仰异教的中国人”手中“解放”出来。如果领导仍然抱住过去几十年的调子不放，那么老一代和新一代藏民之间的裂缝只会继续扩大。在农业定居点，由于分配的土地有限，而人口却在螺旋式上升，生活条件不可避免地会恶化。
资深记者嘉任，曾在拉萨工作多年，回到北京后仍然从事与西藏有关的编辑记者生涯。她到印度国外藏胞的主要居住区作了一番实地考察，她看到的是与达赖集团欺骗宣传迎异的场面。
“‘曼久芝纳’，是德里藏人比较集中居住的一条街名，这条街不是很长，步行也只需十几分钟。除了临街还有几幢像样的房子外，其余的都十分破旧。一些房顶上用砖块压着油毡一样的东西，大概是用来防雨的，可是印度夏季的大雨，这些东西能抵御得了吗。”
在一个小餐馆里，藏胞老板告诉她，光靠开餐馆无法养活全家，所以他还得到外面兼一份活。
“我1983、1990年回去过两次。家乡有很多我的亲戚。拉萨人的生活普遍比我们在德里的藏人好，家乡的变化很大，特别是1990年第二次回去。我觉得中国就像太阳要升起来了。”老板对嘉任说。
在中国驻印度使馆签证处，一位名叫索朗顿珠的老人告诉嘉任：他今年70岁了，年青时来到印度，以后便一直没有回去，不是不想回去，而是没有钱寸步难行。现在他好歹存了一点钱了，无论如何要回去看一看。由于签证的人太多。老人恳切地望着我：“你能不能帮我说说话，让我早点回去。”
就在达兰萨拉，一位参加过拉萨骚乱的康巴小伙子现在还没有固定职业，靠出卖体力维持生活。他满腹怨气地说：“达赖说得好听，民主、自由、人权，在全世界都说，事实上还是搞过去的一套，没有意思，也没有出路。达赖只顾自己家族的利益，压制我们康巴人，从来不是为西藏人民谋幸福。我认清了这一点，许多人也都认清了这一点，我们永远不会承认达赖的那一套。那年我们一块出来了好几个人，除我之外，他们都回去了，我现在也认识到参加骚乱是错误的，我早晚是要回去的。这些话过去只敢在心里想一想，现在我什么都敢说。”
嘉任写道：在流亡藏人内部流传着一些不知来自何方的宣传品，尖锐抨①《基督教科学箴育报》1969年5月28日第131页②K.顿珠：《重返达兰萨拉，香格里拉乎·萨拉热窝乎》，西藏评论，1994年7月号③《达赖喇嘛自传》第273页击达赖集团。一则政治笑话是这么说的，一个学生问老师，喜马拉雅山是什么颜色的，老师说是黑色的。学生问，我们看见的喜马拉雅山是白色的，为什么说是黑色的呢？老师回答，这是因为达赖喇嘛说喜马拉雅山是黑色的，所以它就是黑色的。这则笑话虽然无幽默可言，但蕴含着深刻的讽刺意味：达赖自诩是主张民主自由的宗教领袖，实质上是他们流亡群体的政治独裁者。①
开放与交流，已经把靠造谣为生的达赖集团置于极其难堪的地步。
笔者手上有一份达赖集团自我吹嘘成就的资料，谈到教育一段是这样写的，“不少家庭能够承担子女的学费，全自费、半自费和三分之一自费的学生逐年增多。”这说明上学也得多掏腰包了。
“经济计划委员会”是达赖集团1969年设立的机构之一。规定它有两大任务，首要任务就是“每月征收每个流亡西藏人的爱国基金（即独立捐），收取有薪水职员2％的个人所得税”。即便如此，达赖却可以声称：“境内人民要负担难以置信的税赋”。
达赖集团大肆吹嘘的图书馆，存书33000册，不足西藏大学、西藏农牧学院、西藏民族学院这三所大学任何一个图书馆藏书的十分之一。就是这么一个只够资料室水平的东西，却被吹成了保护文化的杰出成就。1996年10月，中国藏学家代表团出访瑞士，在同国外藏胞的接触交谈中，他们亲身体会到了达赖集团内部矛盾日益激化，达赖集团已无法像过去那样对藏胞实行严密控制的现实。藏胞告诉他们这样一件事，达赖集团的歌舞团节目单调，水平低劣，前几年到瑞士演出，看了的人大呼上当。后面根本演不下去。赔了一大笔钱。后来随丈夫到国外的小达珍被安排来演出，倒是赚了钱，但这笔钱被达赖集团挪用，小达珍没能得到，于是一气之下，跑到美国去了。他们非常希望像拉萨歌舞团这样的文艺团体再去演出。
这些都是达兰萨拉取得的“成就”。
达赖集团，手中攥着国际反华势力给的大笔金钱，国际慈善机构给西藏难民的捐款，救济物资，也全在他们掌握之中，却既不管境外藏民的吃，也不管境外藏民的住，唯一的是办儿所学校，还必须签了拥护西藏独立的卖身
①契后才能有上学资格，自己少数人过着奢侈的生活，置数万流亡藏民的疾苦冷暖于不顾。却振振有辞地声称：流亡藏人社会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
这种谎言曾经迷惑了不少人。它带给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们的，是新的灾难。
新华社记者朗杰、多穷实地采访了这么一个人。
梦断达兰萨拉
当一批又一批旅居国外的藏胞结束寄人篱下的生活，回归祖国与亲人团聚的时候，一个被幻想所迷惑的藏族小伙子却出逃国外了。然而，他没想到，他的天堂美梦从此成了一场恶梦。
记者访问了西藏堆龙德庆县德庆乡桑仓村的农民边巴，他给我们讲述了①嘉任：《他们遥望山那边的家乡》，《中国西藏》1987年2期①达赖自己曾多次斥骂下属不好好干事，生活奢侈。如1993年7月19日他在噶厦全会上就指责：“岗坚吉雄里少数人生活过于奢侈，喜欢讲排场……”他偷渡出境，又回归家乡的一段坎坷经历，发人深省。今年27岁的边巴，6岁那年，因父母双亡，寄养在叔叔家。后来，叔叔也去世了。他在拉萨当过建筑工，蹬过三轮车。边巴说：“当时我的收入可观，一个人生活过得也不错。”然而，这个被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刺激得浮躁不安的年轻人，逐渐产生了一种一步登天的幻想。
1995年3月7日，边巴在别人的唆使下，伙同另一个年轻人偷渡到尼泊尔。几经周折，最后到了印度达兰萨拉——旧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他说：“当时我想，这下我可进入天堂了。”
可是，事实是无人收留他。他只好在一所藏人办的学校以补习文化名义借宿。尽管边巴省吃俭用，但是昂贵的学杂费和住宿费，使得他从国内带来的钱很快用完，不到一个月，他不得不退出学校。他说，这期间，他被毒虫咬伤，两腿肿得像木头似的，加上水土不服，卧病在床，又无钱到医院治疗。
边巴说：“我真正尝到了异国他乡的生活滋味。”家乡的一草一木，亲人的张张笑脸，不时浮现在眼前。他说，那时很想家，很想念亲人。每当夜深人静，他不知流了多少眼泪。
当边巴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位藏族老奶奶给了他一点钱，深情地说：“我想家乡想了20多年，至今没能回去。你们这些年轻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偏偏跑到这个地方来。”
可是他怕回去，觉得没有脸见家乡父老乡亲。他说：“为了生存，我当了一个月的乞丐，与其说讨几口饭吃，不如说讨人家白眼。”几位好心的藏族人给他了点盘缠，劝他回去。
边巴终于恍然大悟。1995年7月27日，边巴硬着头皮返回西藏家乡桑仓村。
我们访问他时，边巴正在地里赶着牦牛耕地。回忆那段懊悔莫及的往事，边巴深感无地自容。“我好像做了一场恶梦。那种往上看只有天，往下看只有地的举目元亲的生活，实在让人不寒而栗。”他说，“我虽然鬼迷心窍，背离祖国，但政府和乡亲们念我知错改错没有嫌弃我，我衷心感谢政府对我的宽容。”
边巴现在和哥哥嫂嫂一起生活。去年，他们家收成不错，全家人日子过得很开心。边巴的邻居介绍说，边巴现在一反过去好吃懒散的毛病，勤奋务农，脏活累活抢着干，还帮助劳力少的农户耕地。
我们临走时，边巴一再希望通过我们告诫少数无知的年轻人，千万不要像他那样异想天开，还是做一个热爱祖国、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好。①
这是达赖集团推销国外藏胞生活美好的谎言所造成的新的恶果。①见《西藏日报》1996年7月14日头版报道，《恶梦醒来是早晨》
第十一章 达赖其人（下）
一、“斯芬克斯”之谜
在中国苦难的近代史上，产生了一种奇怪的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带规律性的现象，那就是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在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几乎不约而同地把希望寄托在外国主子身上，同外国势力结成神圣同盟来出卖自己的祖国，反对自己的人民。“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末代满清统治者是这样，西藏腐朽没落的地方统治势力也是这样。达赖集团逃亡国外后，他们这种讨好一切外国主于的行径不仅习惯成自然，而且完全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即便这个外国主子的双手沾满了西藏人民的鲜血，即便这个外国主子压根瞧不起他，他们还是要一味地讨好乞怜！
谈判中丧生1400人
1903年，英国派荣赫鹏率领一支2000多人的武装部队，向西藏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武装侵略，次年进占堆纳。藏军调动了六个代本3000多人去抵抗侵略军，加上陆续抵达、动员参战的部队，总兵力为一万四千人左右。藏军的装备除排长以上的军官使用英、尼造的老式步枪外，其余皆是土枪（主要是火绳枪）和大刀，而英军的武器是大炮、来福枪和马克沁机枪。同英帝国主义的侵略军比较起来，我们的军队装备只能说是中世纪的，太落后了。但即使是这种情况下，英军见我莱丁色代本和朗色林代本带了1000名部队在曲眉仙廓修筑了防御工事，便提出要来谈判。我方同意了英军的谈判要求，当藏军前线指挥官莱丁色和朗色林离开阵地接待谈判代表时，英军的步、骑、炮兵已偷偷向我方阵地推进。在谈判中荣赫鹏耍了阴谋，声称：“既然要谈判，为表示诚意，我军先将子弹退出枪膛，也要求贵军指挥官下令将火枪的点火绳熄灭！”英军指挥官当场命令将子弹退出一发。殊不知在一刹那英军又将子弹推上了膛藏军指挥官未发觉，命令将土枪的点火绳全数熄灭。这就等于在英军的来福枪下解除了武装。这时，荣赫鹏一方面佯做谈判，把藏军的正副指挥拖住；一方面施展阴谋诡计，派兵将工事里的藏军赶出来，用机枪大炮对密集在一起并已同指挥失去联系的藏军组成火力包围。这时的莱丁色代本等藏军指挥官及随从还挤在英军人群里进行天真的说理。英军火力布署完毕后立即要求藏军无条件投降。当莱丁色发现受愚弄时，英帝军官下令开火，一时重炮猛烈轰击，机枪像冰雹一样倾泻，没有任何掩护，火绳枪因点火绳熄火，一时无法使用，只剩下刀剑和投石器的大批藏军，惨死在洋枪洋炮之下。曲眉仙廓扩原顿时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莱丁色代本等4名藏军谈判代表被英军当场枪杀。
屠杀结束后，荣赫鹏非常得意地报告上级说：“我相信，他们（指西藏人）所受到的这次可怕的惩罚，将防止发生战斗，并促使他们最终接受条件。”
这次战役中，藏军牺牲了2名代本，士兵死伤1400多人，英军伤军官2名，士兵伤亡13人，藏胞的鲜血，一时将曲眉仙廓的泉水浸染成红色。对荣赫鹏在战争中施用的无耻的欺骗手段，连英国国内稍有正义的人都群起反对，认为是流氓行为。对这场屠杀本身，参加过这次战斗的英国《每日论坛》记者坎德勒承认：“在英国的胜利战争中，曲眉仙廓战争也许是最不受公众欢迎的。……西藏人在首次逃跑不成后放弃了抵抗，再没有战斗了。有的只是对绝望无援的人们的屠杀。”“这已经不再是打仗，而是屠杀无力抵抗的人”。一名叫哈多的塔福克团的机枪手当晚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这场屠杀太令人恶心了。尽管将军命令尽可能地扩大成果，我还是停止了射击。”……
蓄谋的屠杀
曲眉仙廓事件，并非偶然发生，而是英国侵略军蓄谋已久的屠杀。
荣赫鹏的随军记者带着西方人的傲慢坦白写道：“这次教训可以避免今后伪许多伤亡。”“很显然要不是我们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我们就不会有任何进展。格玉（即曲眉仙廓，国外也称这里发生的战争为温泉之战）的屠杀只是将无法避免的事件给提前了。是由于藏人的愚蠢，才使我们卷入了战争的旋涡。要想让他们认识到英国是一个强国，英国的军队需要认真对付，就非得杀掉他们几千人，否则就没有指望。”①
读着这段话，人们对外国势力的幻想该可以清醒一些了吧，仅仅是为了让人知道英国是一个强国，就需要杀掉几千人。
西藏和平的田原风光是非常有魅力的，特别是在荣赫鹏进入西藏开始那一段。青藏高原开始缓缓而下，喜马拉雅山秀丽雄奇的南坡风光引得荣赫鹏笔下生花：
“最后两天早晨真是美极了，七点钟，晨曦射进我们的帐篷，我马上起身，去外面散步。空中没有一丝云影，只有几缕袅袅的轻烟。而在清晨的阳光下，东面大山的轮廓并不像正午时那样清晰鲜明。它们被笼罩在朦朦的蓝色雾霭中，这使得由大吉岭延伸而来的干城章嘉峰，看上去那样秀丽妩媚。一层薄雾正从蜿蜒的河流和河谷的下游升起，浇入那梦幻般的雾霭中。裸露出的褐色山脚，染上了一层绛红色，而覆盖着白雪的山顶，则带着一种神奇飘缈的紫气，耸人那湛蓝的天空。
平原上，成群的百灵鸟和金丝雀正在飞来飞去地觅食，偶尔能见到一两只田鼠，在它们的洞口晒太阳。到处呈现出一种和平、宁静和欢乐的景象。”①这段描写文笔不错，给人深刻印象。
没有多久，英国侵略军的死亡之吻彻底改变了这种和平、宁静与欢乐的景象。埃德蒙、坎德勒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地写到：
“这场战斗三个月之后，我发现那些倒下去的藏人仍躺在原地。有个人在撤退时，子弹穿过了肩部，他回转头，面对着我们的枪弹倒下了。另外一个则用指头劳而元功地扯着地上的草，这时草丛中正开放着一朵鲜艳的粉红色报春花。萎缩的手臂、大腿看上去都短些了，令人可怕。小溪边，尸体成堆，焦干的皮肤看上去就像铁锈，如同木乃伊一般。在旋风中，从一颗脑袋上掉下来的一束黑发团团卷了起来。尸体身上的东西全给扒光了，只是除了偶尔可以见到的一点点布条之外，这样尸体比全裸着还要难看，另外就留下了颈部一些不值钱的护符。由于这些东西的神秘力量，无人认为这些东西值得拿走。大自然倒显得慈祥一些，在他们的周围撤满了春天美丽的花朵：报春花、毛莨花和委陵菜。溪流在‘冒油’，在那座被毁坏的房子里，满屋都①埃德蒙·坎德勒：《拉萨真面目》第86页，西藏人民出版社①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是蜂。
高温泉十英里外的地方，一位军官在巴姆错饮马。那匹马浑身发抖，掉转头来，眼睛瞪得大大的。在草丛中，躺着最后一名遇难者。”②
这就是“优雅的”西方人给古老的中国，古老的西藏传播来的“现代文明的福音”。
《红河谷》，是1997年全国十部大片之一，其中心情节即根据这段史实作了艺术演绎。导演冯小宁告诉笔者，英国军队野蛮的大屠杀，在演员中激起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藏汉演员表演十分逼真、投入。
英国军队取得战场胜利之后，任意将军马放于农民的庄稼地里，造成广大地区当年粮食元收。英军还侮辱妇女，抢夺钱财、牛羊，所到之处藏胞一片悲惨哭声。当时有这么一首悲愤的民谣：
江孜碧绿的谷盆，挤满了黄毛洋兵，呜呼见此情景，岂有聚财之心？！①
英国侵略军离国万里，跑到中国的土地上对西藏人民进行残忍的杀戮，是对文明的最无耻的嘲弄，这血写的罪恶，是怎样也清洗不掉的。西藏人民心中，深深地刻下了这血海深仇！
附带说一下，曲眉仙廓大屠杀15年之后，1919年4月13日，旁遮普省阿姆利则市发生了英国统治者镇压印度人的大惨案，379人被杀，1200人受伤，英国人只是由于1650发子弹全部打光才停止射击。惨案发生后，英国人还发布条例，甚至勒令许多有身份的市民在地上爬行，接着又逮捕了圣雄甘地。阿姆利则惨案促使后来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父亲从此发誓抵制英国生活方式，祖孙三代都投入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
达赖自称要学习圣雄甘地，但是向白种人献媚讨好的表演却与甘地的气节背道而驰。
400驮文物的去向
令人难以理喻的是，欠下了西藏人民累累血债的英国侵略军，大肆掠夺破坏西藏传统文化遗产的文物强盗，竟然成了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极力讨好的洋大人。
夏格巴在《藏区政治史》中这样描写荣赫鹏侵略西藏：“英国代表团包括5名官员，700名部队。”侵略军变成了代表团，真难为夏格巴挖空心思。“荣赫鹏决定一直迸到拉萨……荣赫鹏的这一决定是正确的。”
既然进军拉萨是正确的，那么大屠杀自然也是应该的了。夏格巴还为英国部队的武功所欢呼，他写道：卡惹拉战斗中“‘藏军四散奔逃就像风中的羽毛一样’。”
西方学者认为，虽然英国军队是用刺刀挑开了拉萨的大门，但西藏上层集团似乎喜欢他们的入侵者，因为英国人对他们赏赐起了主要作用。当时一首民谣这样说：
初骂为佛教敌人，而后改称洋鬼子，当见英人钱袋时，口口声声叫大人。①泰晤士报曾报道说：尽管英国人可能花钱大方，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很难说是①《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5年①查尔斯·贝尔：《西藏的过去和现在》第70页“乐善好施的”。亏本的买卖是无人去干的。随同远征军的还有一大帮负有搜集科学情报和军事情报使命的专家，他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搜刮西藏的文物财宝，正像早期英国人在埃及和中国的其它部分冒险时所干过的那样。一个官员说，他命令“去搜集有代表性的，而且证明对西方学者有用的古玩、书籍和手稿”。他取得很大的成功，为印度博物馆、大英博物馆以及英军驻印度指挥官吉称纳勋爵个人收集到了400驮财宝。①
另一位当事人是这样叙述的：“1950年1月，我因有特别职务，被派到加尔各答，担任分类编订图书及珍贵物品目录工作。这些东西，就是我同威德尔大佐在西藏搜集的，件数很多，须有四百多骡子才能驮运。里边包括有许多珍贵而稀罕的喇嘛书籍，神像、宗教作品、盔甲、武器、图书、瓷皿等物。大部分瓷器，送给精于鉴别的搜集家克钦纳爵士。我曾听说，不幸这些东西，运到目的地时，毁坏许多，不堪收拾。
所有这些贵重艺术品，原来藏在印度博物院，而且我也在里边担任工作，以后便把它分别存到英国博物院、印度博物馆、保得利图书馆和印度公署图书馆。当我在那地方编制目录时，寇松爵士同赖明堂爵士常来参观数次。寇松爵士时为印度总督，他自己选择了几件东西，送到加尔各答维多利亚纪念厅保存。”②
掠夺西藏的文物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事先计划好的行动。“伦敦没有公开承认隶属这次远征队的还有其它一些人，诸如测绘员，地质学家，植物学家，昆虫收集者以及一个由经过批准的珍宝古玩搜集者组成的委员会，他们富有胆识和科学的精确性，为大英博物馆搜罗珍宝古玩。”③
我们民族的伤口
西藏地区的珍贵文物财宝被抢掠破坏，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淌血的伤口，这一伤口不仅出现在西藏，也遍及中国多数地区。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联军打败中国军队，占领了广州。当时就已上演过后来在西藏发生的一幕。
广州被占期间，有一个俄国目击者亲眼看见，由于一个法国军官和两个英国军官被杀，“法国大尉遂带领武装部队上岸，从被杀地点朝所有方向都量了100步的距离，并下令把这一地区所有的居民都杀光。”①
至于抢劫，一位英国人当时自广州写道：“军官、士兵、水手、领事，不负官职的平民，一句话，我这里所有的同胞都可以为所欲为……他们在盗窃和抢劫的艺术上确实是棋高一筹。”②
无论在英国还是法国军营里，“所谈论的尽是关于从圆明园里偷古玩珍宝，以及想要去把什么东西弄到手的事情。”③①《为公共博物馆搜集的西藏古玩》，《泰晤士报》，1905年4月5日，第4页②大卫·麦克庸纳：《旅藏二十年》。转引自《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21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③鲍威、米林顿：《终于到达拉萨》，转引自《现代西藏的诞生》79、82页①韦色斯拉夫采夫：《香港》，第117页②《祖国杂记》，1861年，第135卷，第471—472页③温斯霍：《一八六○年华北战役纪要》，第296、297页
伴随抢劫的是彻底的破坏。“多数士兵都手拿着巨大棍棒或武器，遇到
④不能挪动的东西就捣个粉碎。”“法国士兵正以各式各样的方法在毁坏美好
⑤的丝绸，捣毁玉石装饰品和瓷器等。”“工兵们带来了他们的大斧，把家俱
⑥统统砸碎，然后再取下镶在上面的宝石。”“我们离开的时候，大家竟把许多精制的时钟、挂钟和雕刻好的象牙都扔在车轮的轨道里，把它们填满，好让大炮和车辆的轮子在上面滚过去。”⑦
在彻底的洗劫之后，侵略者又派兵放火彻底烧毁了圆明园。一个侵略者在家信中写道：“我们焚烧了皇帝在圆明园的宫殿，使之夷为平地。为了让你对这场大火的规模得个概念，我可以告诉你，在这两天的焚烧中，被出动
①的达三千五百人。成百上千的建筑物全化为灰烬。”直接放火的是英国强盗。“在撤走以前，英国人一把火烧了集中了中国园林建筑艺术之最，不比凡尔赛宫逊色的圆明园，并且欣赏说：放火的夜晚很漂亮”。②
历史是一部教科书，它确凿无疑地表明，振兴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的共同渴望，在西藏或在中国其它地方发生的，是同一件事情。
英法两个强盗抢劫和烧毁圆明园是这两个欧洲文明者永远不能逃脱历史审判的铁证。
素有万园之园美称的圆明园，不仅是清代皇家园林建筑艺术的精华所在，同时也是清代国家艺术珍品及珍宝的集萃之地。英法联军的头目们对圆明园的抢劫是精心策划安排好的。他们“指派六名专员来负责挑选最珍贵的
③物品”，“也就是送给女王维多利亚陛下和皇帝拿破仑三世陛下”的珍品，至于军官士兵们，“全部闹哄哄地蜂拥而上，扑向这堆无价之宝”，“军官对他们喜好的东西开始动手攫取。金表和小件的珍贵物品被这些先生们以骇
④人听闻的速度攫取，很快地消失在他们很大容量的口袋中。”“一些士兵把红宝石、蓝宝石、珍珠和一块块的水晶石都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衬衫里、帽
⑤子里，甚至胸口上还挂着用大珍珠做的项圈。”在抢劫中，炮兵比步兵条件优越，因为有车有马，他们抢来的东西塞满弹药箱，洗炮的水桶，甚至直到炮口的整个炮身都塞满了抢来的财宝。
除珠宝外，侵略者在园中还劫掠了大量的金银，及顶端镶有大钻石的宝塔、金如意等。“一些军官就曾装有两三车”这样抢来的珍宝物品。
长驱直入，打到拉萨的英国军队，自然也不能空手而归。
达赖称赞荣赫鹏④沃尔龙德：《额尔金伯爵书信和日记选辑》，第361—362页⑤沃尔龙德：《额尔金伯爵书信和日记选辑》，第361—362页⑥德里松伯爵《翻译官手记》，第337—338、356页⑦德里松伯爵《翻译官手记》，第337—338、356页①奥古尔特：《中国之战》，第59页②德凯鲁勒：《北京之行》，第161页，本段主要材料来源：杨作林主编《近代中华民族反帝爱国斗争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③德里松伯爵：《翻译官手记》，第327—328页④温斯霍：《一九六○年华北战役纪要》，第292—294页⑤德里松伯爵：《翻译官手记》第327页
外国势力不安好心，有史为证。无法理解的恰恰在于，竟有人痴情不改，一厢情愿喜欢洋大人。
事过半个多世纪后，达赖写了本自传，他开始颇为平静地说：
“我又得知由于外国入侵，他（指十三世达赖）两度被迫出亡。第一次是1903年，英国派荣赫鹏（YounghusBand）率军入藏，第二次是1910年的曼处斯（ManChus）。第一次，英国人自动撤兵，但第二次，曼处斯的军队在
①1911—1912年冬天才被逐出。”为了讨得英国人的欢心，他竟然献媚说：“至于英国，感谢荣赫鹏上校的远征探险，有个英国贸易使团驻藏几乎近半世纪。即使印度在1947年独立，这个使节团起先继续由同样的英国人理查森经营。所以，现在英国政府居然同意中共对西藏主权的部分主张，真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似乎忘了过去……英国人与西藏人夙来交好。我的国人，无分男女，认为英国人恭而有礼、具有正义感与幽默感，因而非常推崇他们。”②
请注意，这本自传的出版日期是1990年，此时达赖即便说明历史真实，外国主子也不一定会大发雷霆，当事人毕竟都不在了。
但是，渗透到达赖血液中的讨好洋大人的天性鬼使神差，仍使他写下了这些满篇献媚的文字。
达赖违背起码的良知，竟然称赞这位倡导、组织并领导了1903——1904年英国远征军、焚毁劫掠了包括南尼寺在内的许多寺庙，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先后屠杀了四五千徒手僧众的刽子手。曲眉仙廓的冤魂倘若地下有知，想必也该齐声怒吼：
天良何在！
荣赫鹏眼中的西藏
达赖称赞荣赫鹏，这还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荣赫鹏对西藏的一切无不大加诋毁。
荣赫鹏在西藏种种的暴行，虽然博得英帝国主义的赞赏，却招致了世界上公正舆论的指责和他国内反对派的非难。为了掩饰其暴行，他写了一部英国侵略西藏史：书中丑化诋毁藏人为“野蛮”、“桀傲”与“顽梗刁顽”，几乎随处可见。
如：“此等民族已不可理喻，彼等对于诸喇嘛权力信任太过。其荒谬绝
①伦自不待言。”“终身不娶之僧侣贵族，大部分另有所欢，而低级军人僧
②侣生活之放荡，尤不堪问。普通迎神赛会之场，直是人欲横流之所。”“拉萨各大寺僧侣，就外表言，殊不足使人欢爱。
彼等形貌多粗鲁笨拙，虽间有少数僧侣比较雅洁而和蔼，然甚少神清智爽道貌岸然者，余对于彼等一般之印象，不过污浊卑贱而已。
余对一般高级僧侣之道行及智能，亦无良好印象。”③
“据川口（川口，日僧，著有《旅藏三年记》一书——注）观察，①《达赖喇嘛自传》第39页②《达赖喇嘛自传》第73页①荣赫鹏：《印度与西藏》（汉译本名《英国侵略西藏史》）第134页②荣赫鹏《印度与西藏》（汉译本名《英国侵略西藏史》第240页③荣赫鹏《印度与西藏》（汉译本名《英国侵略西藏史》288页‘藏人作喇嘛之主要目的，不过藉此争名夺利耳。至于寻求宗教真理，从事救人济世，则绝非若辈所愿为。若辈所希求者，无非逃避现实人生之苦痛，而享受今生与来世之逸乐生活耳。’川口氏对于西藏宗教生活之观察，真可谓透彻无比，为众生服务之说，在藏僧心目中，实不值一顾也。”
“低级僧侣生活殊恶劣，其穷苦之状信如川口所云，‘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各僧徒须自谋生计，课业又过于繁忙不容更事生产，其受诸寺院之些微俸给，与得自施主之少许供应，绝不足以供给其日用所需。彼等惟饮茶不须付资，但无佐饮之品；常两日不能得食，其惨苦有如此也。
杀生行为，原佛门所不许，惟西藏各喇嘛皆喜食肉，不能一日或缺，每岁最后三月中，拉萨市上，例须屠宰牛羊五万余头，此一事实殊堪注意也。藏人用刑极残酷，如挖眼、斩首、鞭扑等不胜枚举，此不仅使日僧川口为之触目惊心，即吾人亦有同感也。”①
“藏人主要观念，实不外自求心灵之解脱，只要能自谋解脱，更不欲过问他人事矣。实际上藏人心理上犹充满原始宗教邪魔外道之色彩，故自信非竭毕生精力，不能自谋解脱。藏人意想中之精灵世界，仍充满邪魔，稍失修持，即惧为魔鬼所吞噬。各个庙宇乃至各个家宅皆充满魔鬼之神像，睁目露齿，引颈伸手作攫人状，其狰狞可怖匪夷所思。对于天堂之信仰，藏人实极模糊，而对于地狱之信仰，则几可支配大部藏人之生活，每见愚妇愚夫，因欲逃避地狱之恐怖，尝自动幽闭暗室中，数年不见天日，惟以小穴日送饮食一次。藏人对于地狱信念之深，由此可以想象。愚夫愚妇咸以此为死后逃避
②魔鬼之不二法门。彼等对于死后之观念，舍此更元任何积极之表示。”“如上所述，西藏之宗教，实际上已流为邪魔外道”。③
“余于条约签定后，以极隆重之仪式参观色拉寺，大长老对余款接亦殷勤备至。虽最高之神坛经余再三谢绝参观者，仍导余浏览一周。该寺院宇林立，杂沓错综，毫无建筑学上对称之观念。吾人但见椽柱如林，漆画雕刻，光怪陆离，然其布局设计，毫无美术观念。且到处尘垢堆积，供奉之牛油，因腐坏发出奇臭。”①
“综观西藏民族之特色，吾人所可得而言者，即彼等尽自外柔顺而内狡狯（被征服民族大抵如斯）；尽自多污垢而耽逸乐；彼等之宗教亦尽自腐化坠落；智能上及心灵上皆少进步。”②
以上仅是信手拈来几例，其书中几乎处处充斥这些肆意贬损西藏传统、宗教的内容。
帝国主义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极尽诬蔑贬损之能事，本身不奇怪，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他们所谓文明征服野蛮，西方先进民族征服东方落后民族的合理性。问题是，达赖喇嘛为什么要称赞荣赫鹏呢？
马屁拍到蹄子上①荣赫鹏《印度与西藏》（汉译本名《英国侵略西藏史》239、241页②荣赫鹏《印度与西藏》（汉译本名《英国侵略西藏史》）第246页③荣赫鹏《印度与西藏》（汉译本名《英国侵略西藏史》243页①荣赫鹏《印度与西藏》（汉译本名《英国侵略西藏史》244页②荣赫鹏《印度与西藏》（汉译本名《英国侵略西藏史》242页
就是这么一个侵略西藏、赶得十三世达赖喇嘛两度出逃、手上沾满了西藏人民鲜血，以西方殖民者的征服者姿态、对西藏的人民、宗教包括格鲁派僧人大加诽谤、诋毁、仇视的侵略者，竟然得到了达赖的感谢和称赞，难道，这就是达赖所一再声称的，是为了他的宗教、国家和人民吗？借用荣赫鹏的一句话，这也是“匪夷所思”。
尼泊尔驻西藏代表巴哈杜尔在40年代曾评论说：“西藏要人（应为少数亲帝分子）目无祖国和邻邦，总认为白种人高人一等，实是不可救药。”③见了白种人就献媚讨好，或许可以解释上述这一不解之迷。
鲁迅先生写过一篇杂文，题目叫做“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对丧家的、乏的含义论析精彩之至。达赖毫不计较荣赫鹏与侵略军对他的人民的大屠杀，大加讨好，是他对一切外国主子、外国势力都表示殷勤的习惯，固不待言。问题在于，荣赫鹏书中白底黑字对西藏、对旧西藏地方政府、对西藏人民、特别是对西藏宗教的刻意贬损丑化之辞，达赖竟一点不知道么？即便达赖不读书，其周围谋士、包括洋顾问不该挨板子吗？竟让达赖马屁拍得如此出格，献了如此实实在在的一个大丑。
二、该收场的反华闹剧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初露峥嵘
一个所谓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标榜客观公正，在1959年夏天对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所谓事实进行了自称是客观，不偏不倚的调查，而这个调查报告的结论是中国在西藏推行种族灭绝的政策。这个报告正式提交给了联合国审议。一时间引起轩然大波。国际上很多人认为，达赖集团作为当事人，他们的话也许不可信。但由客观公正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出面作出的调查结论，就不能不相信了。达赖集团更是配合默契，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架式，并多次在调查报告的架构内多次直接向联合国秘书长发出关于西藏问题的呼吁，试图通过联合国的干预，达到“西藏独立”的目标。在以后多年里，达赖时常致信联合国，呼吁国际势力干涉西藏问题，以期国际社会关注西藏问题。在这些呼吁书中，阐述的主要内容有：
1、西藏是独立的。历史上（1912年前）中国与西藏之间只有“供施关系”，而无所谓政治隶属关系。1912年至1950年之间，“西藏内部没有汉人势力”，中国对西藏不仅无主权，甚至1907年英俄两国承认的中国对西藏的所谓“宗主权”也是不存在的。
2、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是“非常残暴的侵略行为”；1951年5月23日签署的“十七条协议”是被迫的、无效的；达赖等人对“十七条协议”的背叛是“合理的”。
3、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关于西藏问题的报告是在西藏汉人对藏人的种族灭绝与宗教迫害的权威文件。
4、“希望联合国帮助西藏消除中国的侵略”，恢复西藏的自由与独立。
这些观点同样包含在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报告之中。③《西陲寒云■雪山——柳升棋谈国府驻藏办事处在拉萨的最后岁月》，见《知情者说——与历史关健人物的对话》，8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柳升棋，曾任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处长英文秘书）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和达赖集团配合默契，共拉双簧，他们的所谓调查报告，在国际上引起了一些人对某些弱者的同情。在联合国，由于有过这么一个调查报告，由于美国对其盟国的指使或对弱小国家的操纵，西藏问题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
中央情报局的杰作
但是且慢，在中国政府在国际上背了三十多年黑锅之后，一些惊人的内幕逐渐暴露出来。所谓“调查报告”完全是中央情报局的杰作。这个所谓国际法学家委员会调查小组成员，不仅在调查伊始已经有了调查的结论，而且直接参与指导帮助达赖集团进行分裂活动，他们按照中央情报局的策略行事，惟美国金钱马首是瞻。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在拉萨发生叛乱后几个星期就成立了一个法律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称：他们主要根据经过审慎挑选的中国发表的公开声明和通过对某些难民，特别是对达赖喇嘛的采访得出结论。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承认委员会收集的证据完全是单方面的，但却毫无内疚地说：它的“调查是非常精确的”。美驻联合国大使洛奇声称：“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对达赖喇嘛所说的任何一件事表示怀疑。”该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位名叫伯夏泰，特里卡姆达斯的印度律师。这位主席的高论是：公开鼓吹达赖喇嘛的事业，向记者招待会错误地陈述了法律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或者写谩骂性的反共
①文章，这些都没有违反司法方面的道德准则。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在1959年夏对所谓“西藏问题”的专门调查报告，不仅鼓舞了达赖和西藏流亡集团向联合国寻求支援的努力，而且在联合国系统产生了轩然大波。
现在人们已经确认
调查报告本身是精心策划的阴谋。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由世界各国著名的、客观的法学家组成的机构，它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揭露任何地方违反人权的现象。事实上，国际法学家委员是直接由自由法学家审查委员会组成的，后者也叫做苏联地区爱好自由律师调查委员会和自由法学家同盟。而这个组织是由美国情报机构在1949年创立的，其目的是为了进行反共宣传以及在东德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西德情报机构招募间谍。1952年在自由法学家调查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成立了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从1958年至196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至少向它提供了65万美元的赠款。正如有影响的《美国法律协会杂志》所述的，建立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主要目的是收集证据，向
全世界提供文件证明，揭示铁幕后面共产主义的许多不公正的现象。”①换句话说，这个委员会既是美国情报机关创立的，又是中央情报局豢养的，提供经费支持的，指望这个机构能不受中央情报局支配独立公正地作出结①特里卡姆卡斯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发表的信件，1961年1月19日，转引自《现代西藏的诞生》216页①龙尔·希恩：《美国中央情报局援助达数百万》、《纽约时报》1967年2月19日，第1、32页，转引自《现代西藏的诞生》215页论，不是太天真了吗？但是，由于这一内幕的长期保密，使新中国的形象在国际舆论面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97年12月，这个委员会再次上阵，抛出一份长达365页的西藏问题报告，指责新西藏的所有变化，“责成”中国政府按照达赖的要求投票决定西藏何时独立。满以为可以再来一次轰动效应。没有想到的是，由于它前科在身，加之政治目的过于暴露，在国际上反应平平。连英国BBC电台也评论说，做得过份了一点。
须臾难离洋大人
达赖集团对外国人的依赖，可以说到了无所不在的地步，1963年颁布的
②所谓宪法，是一位印度律师起草的在美国国会宣读的所谓五点和平建议，是美国国会人权核心小组帮助起草的，未能在欧洲议会宣讲成功的《对欧洲议会的演讲》，同样是洋顾问代为构思的。一位荷兰三流学者范普拉赫，更是成了达赖视若拐杖，不可须臾离开的智襄，他不仅是有中央情报局金钱背景的律师，也是达赖驻美办事处的代言人和法律顾问，二者互相利用已有多年的历史，甚至当达赖集团1989年要求与我中央政府谈判时，也无论如何要范普拉赫作为代表团顾问随行。③
范普拉赫编书
这位名叫范普拉赫的荷兰侨民，长期担任达赖驻美办事处代言人和法律顾问。他一生中从未到过西藏，不懂汉文，也不懂藏文。却因应达赖集团的政治需要编出一本扬扬洒洒谈西藏问题的《西藏的地位》一书，这位居心叵测，不学无术的流氓学者，开了在西藏问题上不惜一切手段，偷换概念，歪曲历史，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先河。
在金钱的作用下，他攻击中国最卖力。
1991年47属联合国人权会上，他以国际基督和平会的代表身份，鼓吹“西藏民族自决论”。在1992年第48届人权会上，他又跳出来发言攻击我国，并且声称是代表15个非政府组织。
15个非政府组织的含义如何呢？
一个典型例子是：1977年在美国成立了美国——西藏委员会，到1982年即在全美十个城市发展出十个分支机构，但是有多少人呢，一共只有100名成员。①
对范普拉赫的所谓著书，不值得在此批驳。仅仅提一个问题就够了。范氏举出达赖集团1963年在国外公布的“西藏宪法”，似乎它是西藏独立的依据。对这部宪法的内容，姑且不论，单就时间、地点就令人反思，为什么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以前没有呢？为什么直到1963年才产生于国外呢？还有范氏书中忘提的“西藏国旗”、“西藏国地图”，也都是达赖逃亡出去好几年才炮制完成的。这些本身就反证所谓“西藏独立”是子虚乌有的东西。西方舆论一再标榜要客观、公正、不偏不倚。按照美国标榜的新闻原则，新闻②约翰·阿维顿；（《雪域逃亡记》第87页①《西藏评论》1983年第5期第7页媒介对送上门来的材料应当持怀疑态度，应当向被批评或被攻击的一方核实，然后才能采用。可是西方反华舆论对攻击中国的材料，却从不怀疑，从不核实，总是来者不拒。
范普拉赫看准了行情，才敢于杜撰这么一本书，并且名利双收。
达赖如此“证实”
前面说过，国际法学家委员会1959年夏对所谓西藏问题的专门调查报告，成了西方媒体向我攻击的主要依据。这个委员会的中央情报局背景，已被越来越多的世人所认识、所揭露。绝妙的是，达赖也晕晕乎乎地加入了这一揭露过程：
“抵达达兰萨拉后不久，我亲身接触到国际法学委员会的成员，前一年他们曾带给我们很大的鼓舞。他们要我提供证据给该会的法律调查小组，我欣然从命。这些调查的结果1960年8月于日内瓦出版。法学委员会再次证实西藏的观点，它在报告中指出：中共触犯了世界人权宣言的十六项条款，并在西藏进行种族灭绝的罪行。他们也详细列举了若干我已经谈过的卑鄙暴行。
在实际的层次上，我跟该委员会讨论，学会了一件非常有用的事。它有位成员，我猜是位英国人，问我有没有专人监听北京的广播。我答称没有，他有点惊讶，并详细的说明为什么有必要听清楚中共说些什么。我们没有想到这事，实在太缺乏经验了。在我们看来北京电台只会散布谎言与宣传。我们不懂得从广播中可了解中共的想法动态。但我能领会这么做的道理，并立刻下令噶厦组成监听小队——他们的继任者到今天仍在执行这项任务。”①
这种西方式调查多公正啊！它己客观公正到给调查的一方直接出谋策划。
达赖供认不讳，这个委员会不仅仅超越了客观调查的层次，而且给他出主意如何对付中共——监听北京广播源自于此。
那么，这里还有客观可言吗？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还有可信度吗？
不过，对于西方反华势力及其卵翼下的达赖集团来说，客观公正从来都是用于指责对手而对自己不适用的。
面对真相的不断暴露，后任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秘书长尼尔·麦克德莫特解释说：由于这些报告是由专门的法律调查委员会拟定的，因此，这些报告不是正式报告。
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些人的语言智慧。
在国际反华势力的策划和精纵下，西藏问题使新中国遭受了最多的诋毁。和平解放之初，是“人民共和国在西藏举不胜举的残暴行为”，从那以来，则是“西藏的毫无发展，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些谎言一一不攻自破。
各国议员如是说
1996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盛大的各国议会联盟96届大会，会上相当多的国家的议员代表盛赞中国在改善人权、保障人民生存权、使人民过上温饱生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称其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典范。孟加拉国议员阿布·卡西姆对记者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其政治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使十二亿中国人过上了温饱生活，这是人类生存权的巨大成就，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俄罗斯上议院副议长科洛列夫·奥列克认为，最基本的人权就是人民吃饱饭的权利，这是其他一切人权的基础。中国政府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粮食实现自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相信中国政府一定能够克服前进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困难。
马来西亚国会议员叶炳汉说：“在世界很多人还在挨饿的时候，中国已在帮助人民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保障人民的基本人权方面获得很大的成功。有人就人权问题指责中国是不妥当的。马来西亚一直认为，不能把本国的意志和制度强加于人，因为这是极端错误的，这是强权政治的表现。”
世界银行欧洲办事处主任阿卜杜拉·马鲁菲说：“保障人民有充足的食物是人权，而且是基本的人权。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相信中国将会继续获得成功。世界银行为此将继续为中国提供必要的支持。中国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贝宁议会团团长阿乌昂吉努·雷蒙认为，人权中的生存权是优于其他一切的最基本权利。他为中国“如此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感到惊讶”。他说：“中国快速而和谐的发展，给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广大非洲国家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楷模。”
新加坡国会议员杨敦清说：“近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已为其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莫大的好处，这些已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方面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次各国议会人士聚会北京，亲眼看看中国的进步，对改变不符合实际的印象十分有益。”
第一次来中国的喀麦隆议员皮埃尔·桑德说：“以前只是听人说中国发展神速，现在我们是亲眼目睹了。”
西藏的变化同样体现了中国这一迅速发展的主旋律。
印度摄影家萨万特谈西藏变化
印度著名评论家和电影工齐·萨万特于1996年7月赴西藏参观和拍电影。他在西藏走遍了拉萨和西藏其他几个城镇，参观了布达拉宫、西藏大学、中小学校、商店和农贸市场等许多地方和名胜古迹，走访了一些老百姓，详细询问了他们的生活、健康状况、社会地位及子女受教育等情况。
萨万特共拍了三部反映西藏发展变化的纪录片。其中《布达拉宫》已在印度国家中央电视台正式播放，受到好评。该纪录片用许多特写镜头描绘了修整后的布达拉宫宏伟壮观，金碧辉煌的形象，介绍了北京中央政府如何为重修布达拉宫拨出大量专款，如何重视少数民族地区建设和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等情况和背景材料。另外，该片还有许多西藏僧侣在宫内的各种宗教活动和参观群众络绎不绝等镜头，另外两部纪录片《拉萨见闻》和《西藏其它城镇见闻》，据他讲近期内也将在电视台播放。
在最近举行的招待会上，齐·萨万特详细介绍了他这次在西藏参观和拍片的感受。他说，他在中国西藏期间和当地人同吃、同住、同说中国话（他会讲一些汉语），和当地人打得火热。这次在西藏给他印象最深的是西藏普通老百姓生活幸福、愉快，不像西方记者故意歪曲报道的那样。这些老百姓一不缺吃，二不缺穿，生活得很不错。他们的子女都能上学受教育，当地政府和中央政府都很重视教育和培养人才。
他说，1959年以前，他们多数是农奴，受到严重剥削和压迫，政治上没地位，经济上贫困不堪。1959年后他们翻了身，当家作了主人。特别是在1978年以后中国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他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有的变得很富裕。这不但从他们的表情说话中可以看出，从他们的衣着、室内装饰等也可以看出。他们家中都有彩电、冰箱、洗衣机等。
他说，他这次在西藏拍片完全是按自己的既定计划进行的。他可以到西藏他想要去的地方，拍他要拍的东西，非常自由，没有任何限制。他所采访接触的人包括西藏各级领导、群众和人民解放军军官，他们都很热情好客，既向他介绍西藏建设成就和改革开放情况，也向他谈存在的不足和设想，让人听了很实际，很民主，根本谈不上压制民主和所谓侵犯人权等问题，萨万特强调：“西方某些报道和宣传说什么中国侵犯西藏人权，我没有看到。我说的情况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他说，1993他第一次访问西藏，事隔三年，那里又有了许多新变化：人们的衣着更时髦了，街上和商店里的商品更丰富了，道路上跑的汽车更多了，西方游客也更多了。和一些西方游客谈，他们也承认西方有关西藏的报道和宣传与事实不符。
在招待会未尾，有一个人问他：“既然西藏像你所说的那么好，为什么达赖喇嘛仍在印度，不愿意回去？”萨万特回答说：“我说的都是我亲眼看到的事实。至于达赖为什么不愿意回去，你可以问他这个问题。”①
日本记者高井洁司西藏采访
在地理上和政治上都堪称秘境的西藏，为谋求发展与稳定，已开始积极地推行对外开放。西藏由于实行市场经济正在发生相当大的变化。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城市和农村的变化情景。
市场化在发展。驾驶轻型轿车的藏族司机若无其事地说：“说起收入，在旅游旺季的盛夏，月均为5000元左右。”这个收入相当于政府领导干部的几倍。
近几年在拉萨迅猛发展起来的商业街，大半都是在西藏经济发展的热潮下应运而生的。餐馆、卡拉OK厅、服装店和浴池鳞次栉比，在历届达赖喇嘛下榻的布达拉宫近旁，北京风味的涮羊肉店生意兴隆。
店内设有西藏佛教的佛坛，服务人员均为藏族。前来光顾的客人大半为藏族。这里的人们常说：“藏族人虽然没有大款，中等富裕的人却甚多。吃顿涮羊肉已成为一种时尚。”从外观上很难把藏族人同汉族人区别开来。藏族的妙龄少女都身着全球共同的裙装。
大力投入教育。市场化的发展使教育也发生了变化。中国政府在西藏致力于普及教育。为远地上学的儿童兴建了免费宿舍。在山间农牧地区，依然存在着教育无用的观点，所以人们一直忽视教育。
然而拉萨东南的山南地区的一位副专员证实，市场经济化的发展“已使①1996年《中国西藏》人们意识到先富起来的人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山南地区拥有约30万人口，在80年代小学的就学率不足60％，可去年却达到90.5％。
在城市的近郊，有越来越多的农户购买拖拉机，减轻农活负担，进而承包运输任务，力争得到更多的现款收入。为达此目的，藏民也需要学会汉语。
中国政府自1989年以来对布达拉官投入了约5000万元的预算，一直在从事修缮工作。1994年夏天，基本上完成了维修工程，目前仍在进行内部装修。
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则，市内设置的十世班禅喇嘛的灵塔，也是中国政府保护宗教的一环。这座光彩夺目的灵塔使用了547公斤黄金，政府捐赠了
①1000万元人民币，占整个灵塔费用50％以上（原文如此）。
《读卖新闻》1997年8月9日刊登了记者大江志伸的实地采访，也认为西藏老百姓富了，西藏充满了活力。德国总理科尔和美国前总统卡特分别访问西藏后，也认为“西藏的现状比达赖喇嘛描绘的要好。”
尽管有这些信手拈来的活生生的例子。但要说服达赖，却是门都没有的事，对外国政要的亲身见闻，他讲是受了中共的欺骗，对外国新闻人士，则讲是统战手段的成功。对数万外国游客，则干脆指斥他们只顾游山逛水，缺乏政治敏感。就这样，你有辙吗？
实际上，凡是亲眼目睹过现代西藏情况，或任何真正想了解西藏实际变化，而不带偏见的人，经常都有西藏变化实在太大、太快的感觉。西藏跨越几个世纪的巨大变化，西藏城乡繁荣，人民生活走向富裕的活生生的现实，是有目共睹的。但国际反华势力的政治需要，达赖集团的复辟图谋，加上其阴险老练的宣传造谣技巧，使新中国长期在世界传媒界背上黑锅，似乎共产党真正犯下了十恶不赦的种族灭绝罪行。美国学者A·汤姆，格兰菲尔德1992年在向台湾政治大学举办的西藏与中原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中颇
②有些打抱不平的说：在宣传中，“中国人被愚弄得像傻子一样。”这些虽然正在成为过去，但却有许多历史的经验值得记取。
政治上不能失之天真
西方的反华宣传，中央情报局在西藏的秘密战曾经取得“辉煌”的胜利。
他们成功的秘决在于首先撒谎。并且是十分聪明的撒谎。他们常常是在十分内容中，叙述八分真实，然后在其余十分之二中，甚至是在其余的十分之一中聪明地、阴险地、决定性地撤谎。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经过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特别是经过1989年北京六四政治风波，拉萨1987年以来一系列骚乱事件之后，西方反华传媒的这种首先撒谎，聪明撒谎的伎俩已被正直的人们所切肤感受到。
在西方的反华宣传中，大多数人的权利无足轻重，个别人的权利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客观事件多种多样，如何精心挑选，渲染则是至关重要的。
在西藏自治区开展的寺庙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中，笔者曾经亲身参加拉萨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教育工作组，在几个月的时间中，我们住在寺庙，吃在①实际数字为，国家为兴建十世班禅灵塔和班禅转世灵童寻访工作共拨出专款7741万元。金质灵塔用去黄金614公斤、白银275公斤，还镶了20000多颗珠宝。②《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辑，499页寺庙，调查情况，宣传政策，扶贫济困，帮助寺庙加强管理，建立正常宗教秩序，几个月摆事实，讲道理，深入谈心，以理服人的工作，寺庙的宗教佛事活动一直未受影响正常开展，工作组成员同僧众之间建立了很深的情谊。工作组多方努力，筹资捐物，帮助寺庙建起了敬老院、医务室、图书室、电视放映室等设施，赢得了全寺僧人的交口赞誉。达赖集团、美国之音的藏文广播，在对这些熟视无睹或一笔带过的同时，在实在找不到攻击借口的情况下，就用了差不多三个星期的时间着重宣传僧人的身心受到伤害，并把因病去世的一名僧人说成是迫害致死。另外绘声绘色的编造了我们如何对僧人实行高压、逼供的经过。作为一名亲身经历的见证人，在对国际反华宣传精心撒谎有了进一步认识的同时，我们应该思考如何更有成效地针锋相对地反击西方的造谣、颠覆图谋。
避免反应迟缓
奥地利《皇冠报》记者塞尼茨说，实际上西方国家普通老百姓对中国是很友好的，但西方舆论界却对中国持消极的看法，做好西方国家舆论界的工作十分重要。
他指出，对中国来说有几个关键：一是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很多，特别在涉及中国的事情发生时，中国的反应往往比较迟缓；二是中国在阐明自己的政策时，往往讲大道理多，较少就具体事件逐点解释事情的原委。三是要以长远眼光做西方记者的工作，同时要加强同对华友好人士的关系。
这位西方记者的意见元疑是值得重视的。他所批评的“在涉及中国的事情发生时，中国的反应往往比较迟缓”是很有眼光的，因为我们往往要核清所有事实真相之后才加以公布，稍微抓得不紧，就容易客观上造成反应迟缓，这就给达赖集团首先抓住时机造谣撒谎提供了一段时间差。当广大群众接受了与事实不符的第一信息后，有多少时间来核实真相呢？这或许是我们宣传上被动的第一个因素。
争取主动
从根本上讲，时间先后还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因素在于达赖集团无所顾忌地撤谎造谣，而我们不察其奸，一味被动的解释辩诬，往往上当。同正直的对手，真理固然是越辩越明，同达赖集团、同中央情报局、同中央情报局豢养的流氓文人，这种解释辩诬正好恰上其当。鲁迅先生幽默地说过，被人在背上贴一个纸的王八，逢人就解释自己并非王八，是最不高明的，并且是适得其反的，较好的办法是悄悄取下了事。列宁曾经说过，对手说白我即说黑，对手说黑我即说红，不是高明的论辩人，而恰恰表明自己已被对手牵着鼻子走，失去了独立的辨别判断能力。因此，对于西方反华势力的诬蔑，解释一定要适度，过多的解释反而容易给人理亏的感觉。夏格巴熔传说、神话在一起《藏区政治史》，政治掮客范普拉赫谎话连篇的《西藏的地位》，曾让我们一批严肃的学者书生气十足地与之就教、商榷、解释，这些工作可以做，但只做这些工作是远远不够的，试问，西藏何曾在公元前127年立国，何曾有过600万藏人，西藏驻军何曾达到过30万甚至100万，水电站、学校何曾威胁了邻国安全。这些子虚乌有的天方夜谭，就白纸黑字地写在《藏区政治史》上，写在《西藏的地位》上，出现在分裂分子的诽谤攻击之中。同这种人，你有什么道理可讲呢？你讲得清楚吗？一边当着达赖的顾问，拿着中央情报局的金钱，却以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代言人自居，还能标谤客观公正地炮制出了所谓的“事实调查”，并能代表15个非政府组织作所谓发言，这场闹剧难道不该收场了吗？
苍天在上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揭露达赖集团及其外国主子的造谣撒谎伎俩，对于正直的外国人，我们应该微笑着把事实真相告诉他们，对于愿意作客观判断的西方记者，我们也愿意提供一切便利让其作客观的判断思考，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和我们的不足，我们愿意实事求是地共同探讨，取长补短，并愿意改进我们的工作。但是，对于别有用心的人，对于范普拉赫这样的所谓学者，我们只能客客气气地表示：滚你妈的蛋！
列宁说过：“一个傻瓜提出的问题比十个聪明人所能回答的还要多。”因此，我们的方针，应该是不主要着眼于回答问题，尤其是达赖集团、中央情报局、美国之音、范普拉赫这类无中生有的问题。达赖集团向我们国家和人民发难了几十年，近十多年来，他们分裂主义的政治活动更是到了有恃无恐、不顾一切的地步。笔者手边有一篇达赖1985年在所谓“时轮灌顶”法会上的讲话。顾名思义，这是一次宗教活动，可是达赖洋洋上万言的讲话中讲的全是“西藏独立”，是挑拨藏汉人关系、是告诫听众如何在外国人中扩大政治影响。通篇无一段谈宗教问题。达赖在班禅转世问题上的表演，更暴露出他们教为政用到了何等猖狂的地步。
笔者曾有幸同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同志一起生活、工作过一段时间。孔繁森是一位性格极好、心胸开阔的人，人们都说他很少发脾气。但笔者却看到，当一名干部在认识达赖性质问题上态度模糊时，他却发火了，那真正是雷霆之怒、正义之怒！令人不解的是，竟有个别所谓的“好心人”无视达赖利用宗教影响广大人民群众，使许多人无所适从，直至搞起大规模骚乱，不得不在拉萨戒严的事实。硬要将达赖一分为二，一个是政治的达赖，可以小心翼翼、诚惶诚恐地批，一个是宗教的达赖，则千万摸不得，碰不得。希望我们对达赖执弟子礼，温、良、恭、俭、让。要像绅士一样彬彬有礼地对待分裂势力的政治进攻。书呆气十足地提出达赖远在国外，怎么可能在西藏兴风作浪，包括把藏传佛教引向歧途。这类不着边际的清谈，是对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极端不负责任。
回忆人民解放军过长江前夕，一些所谓“好心人”告诫中国共产党，千万不要过江，过江就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划江而治最好。毛主席毫不信邪，挥笔写下“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千古名篇以示回答。过去，在达赖集团一再制造骚乱，自以为得势的时候，我们不闻“好心人”站出来说话。今天，在西藏人民坚决贯彻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贯彻中央一系列反分裂斗争部署。打击达赖集团分裂图谋取得历史性进展，达赖集团哀鸣1996年最难过的情况下，个别“好心人”炮制奇谈怪论，急不可耐地站出来要我们不要揭露达赖的宗教伪装，要重新评估达赖，要怜惜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敌人。实际上是反对有成效地开展反分裂斗争。我们决不能上其当。农夫和蛇的寓言警示我们，决不能伶惜蛇一样的恶人，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反对达赖集团的分裂图谋，我们最重要的是要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和向分裂势力进攻的积极性，有了这种坚强的统一的斗争意志，任何分裂图谋都将无法得逞。达赖集团攻击诬蔑我们到了良心丧尽的地步，难道我们还要书生气十足地同他们作没完没了地就教和解释吗？
该是我们反击的时候了！
一位西方记者讥讽地评论过范普拉赫，靠上达赖这个特殊背景的人物，有那么多金钱，他完全应该代表150个而不只是15个非政府组织。
不过也许范普拉赫会认为，给多少钱，办多少事，自己赚多少是第一重要的。在报酬一定的条件下，即便是象征性的代表多了，从个人收益上，也是不合算的。
三、老新闻重提——达赖获奖内幕
会长坦言：政治起作用
北京六四政治风波之后达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挪威诺贝尔协会会长如此解释达赖获奖原因：
“达赖具备了包括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内的其它候选人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主要是因为中国对民主运动实行了野蛮的镇压和随后整个世界都感到义愤，选中达赖是为了影响中国的局势，也是为了承认中国学生从事民主运动的努力。达赖获奖人权问题不是新因素，政治起了作用。”
请注意，这里是“政治起了作用”。
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埃贝尔·奥尔维克说：“表彰达赖喇嘛是对北京政府的一种惩罚。”
诺贝尔委员会副主席德森坦率得非常可爱，他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明确声明：授与达赖诺贝尔和平奖，“这是为了帮助达赖喇嘛得到拯救他的人民的巨大权力。”
别忘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与这选由挪威国会一个委员会决定。这帮西方政客要惜机惩罚中国，却使诺贝尔和平奖变成一种耻辱。
诺贝尔和平奖已成为一种耻辱
诺贝尔和平奖授给了达赖，事情并没有完。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终身教授刘康先生指出：“中国舆论界应提醒国人认识到，诺贝尔和平奖、经济奖和文学奖近年来已几乎演变成了西方国家传播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颠覆和文化侵略的工具。大部分获奖者为西方白人，少数发展中国家获奖者如达赖等，或是因其背叛祖国，或是因为政治原因。中国人万不可以以为诺贝尔和平奖是一种荣誉，其实，这是一种耻辱。”①
诺贝尔和平奖授与达赖，这种政治因素的考虑并非第一次。
1958年，两位前苏联作家角逐诺贝尔文学奖，一位是《静静的顿河》作①李希光等著：《妖魔化中国的背后》者肖洛霍夫，一位是《日瓦戈医生》的中的斯捷尔纳克。结果是受到苏联国内批评的斯捷尔纳克获奖。1970年获奖的索尔仁尼琴又是个“持不同政见者”。诺贝尔奖评委这一年还特事特办，认为不需要提供索氏的专家研究报告就可授奖。
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又评出来了。法国知识分子大报《世界报》挖苦说：“以一个地方性机构，而身负环球重任，钦点世界最伟大作家。”
最新进入瑞典皇家学院的诗人，67岁的小说家特诺齐格，向《世界报》记者坦诚地说道：“奖是文学奖，但跟政治考虑巧合。当作家的选择变得政治性，我们不能说这个奖不是政治性的。”
1995年诺贝尔和平奖给的是一个西方反核组织，表彰他们抵制试验核武器有功。但可悲的是，这个奖是在美英两国全面完善了他们的核武器库之后才颁布的，而且，这个组织获奖后的第一个声明就是攻击中国进行核试验。诺贝尔和平奖，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选择。在西方人那种优越与傲慢未消失之前，在国际反华势力策划与运作之下，在中国，完全可以这样界定：
要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吗？你就出卖你的祖国与人民吧！
得不偿失的赌博
把给达赖诺贝尔和平奖作为对中国政府的一种惩罚，反映了西方反华势力的傲慢与狂妄，对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来说，无异于一种赌博。
新加坡《联合早报》一篇评论说：
“诺贝尔委员会的这次决定，真正的用意其实只是在给中国政府好看，这跟北京六四事件的发生及其风波，相信也不无关系。”“诺贝尔委员会为了要做给人好看，甘冒干涉别国之指责，有违原有的宗旨，有损它本身的形象，恐怕也是得不偿失。”
菲律宾马尼拉《周报》时事述评大标题醒目：《和平奖可以休矣》。下面写道：“挪威的诺贝尔奖金委员会爆出冷门，授达赖喇嘛以1989年度和平奖，再次暴露出诺贝尔奖金实力西方世界的政治工具，并进一步贬抑了这诺贝尔奖在世人眼中的地位。”
“西藏在中国解放前是受喇嘛教僧侣封建统治的社会，一直停滞于中古的农奴经济，人民遭受残酷欺凌剥削……。”
下面的话就更锋芒毕露了：
“达赖自称是佛教徒，如果他关心的真是喇嘛教与西藏同胞，那便应停止在国外搞独立的政治活动，回归西藏实地观察改造后西藏的新社会，严格遵奉政教分离原则，献身宏扬佛法与爱民，那是西藏人民也是中华民族之福。
可惜，达赖穿的是喇嘛袈裟，耍的却是政治把戏，他口中说是愿通过和平途径求取自治，心中想的实是妄图重建喇嘛教的封建统治。这不但是尝过解放成果的西藏人民所不能接受，且是五族共和的中华民族所不能容忍的。”
“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在班禅活佛逝世与天安门‘六四事件’以后授和平奖给达赖喇嘛，‘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只是妄图打消达赖回归故土之心，延续那不现实的独立梦想，粗暴地破坏中国的统一与干涉中国内政。
沉沦到为宗教封建农奴统治复辟打气，诺贝尔和平奖可以休矣！”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与七次爆炸案
达赖一贯宣称自己是非暴力主义者，却在西藏境内制造了一连串的恐怖破坏活动。1987年至1989年的一系列骚乱，是达赖的得意杰作。1985年西藏自治区庆祝自治区成立20周年，就在拉萨刚落成的邮电大楼破获一起定时炸弹案。西藏公安部门多年来经常在边界查获枪支偷运入境案。达赖集团该不会用这些枪支做佛事活动吧？
《澳门时报》评论说：
“虽然达赖在公开场合口口声声主张‘非暴力斗争’，但西藏近年发生的多次暴力事件，却又明显与达赖这些海外分裂势力的煽动与策划有关。两名曾派发传单、煽动去年12月拉萨暴乱的被捕者，就供认是为达赖‘流亡政府’安全部工作的特工。”
达赖获得和平奖后，更加有恃无恐，在西藏拉萨、那曲、昌都等地连续制造了七起爆炸事件。其中，炸自治区政府大门未达到效果，却把对面的新华书店炸得玻璃碎片横飞，炸拉萨市城关区政府大门的现场，已在新闻电视中曝了光。不知诺贝尔和平奖的组织者，看了这些后有何感想。
达赖拥有的奴隶多于他的智慧
西班牙发行量最大的《采访》月刊刊登了题为《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暴行博物馆》的长篇文章。
文章的副标题是：作为一个活佛，达赖喇嘛所拥有的奴隶多于他的智慧。
文章的是西班牙籍记者安得烈斯·桑切斯·迪亚斯。他多次到过中国，熟知西藏的历史与现状。
文章列举了在过去旧西藏农奴主所犯下的种种暴行。文章说：西藏人被分为三等九级。下等人对上等人没有任何权利。为了维护这种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必须采取残酷的镇压手段。拷打是家常便饭，割鼻子仅仅是警告而已，对于那些稍有表示改变现状的人，则砍掉他们的手臂或锯去他们的双腿；对于那些敢于冒犯主人尊严的人，则要挖去他们的双眼或割掉他们的舌头。
文章说，寺院和农奴主的财产是以牲畜和奴隶的数量来计算的，而农奴则一无所有，甚至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农奴们被迫服苦役、被抵押、被转让、被赠送、被出卖、被拷打、被杀害。这一切都取决于他们的主人的意愿。而这个可怕的绝对的最高统治者正是达赖喇嘛，现在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文章还说，毛泽东曾尽可能地想使达赖变成一个人民的民主人士，然而达赖却选择了流亡的道路，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文章最后写道：
“达赖把西藏人置于贫穷、奴隶制和愚昧无知的深渊之中，而正是50年代毛泽东领导的中国解放了西藏的农奴。”
T.D.奥尔曼先生曾经比较过新、旧西藏的变化。“作为这些变化的一个结果，西藏——像亚马逊河、蒙古和阿拉斯加一样——已经不再是一个僻远冷落的地区和独一无二的所在。”“在西藏一千三百年的历史记录上，大多数人的需要而非小部分人的特权首次成为政府的行事标准。”但是，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却认为，他们却同三大领主一样，感到他们从发展进步的西藏中失去得太多了。①
历史在重复
上述这些虽然已成过去，但它们还不仅仅是历史。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世界上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为贯彻美国战略利益制造假舆论骗人。为了达到干涉别国内政、颠覆合法政府的目的，用一切手段把对方塑造成一个“邪恶帝国”。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要按照美国人的利益，有选择地组装捏造新闻，“一会儿把真实涂成红色，一会儿又把真实涂成白色，一会儿又把真实涂成蓝色”。
1944年，曾担任总统顾问的美国著名战略家斯皮克曼在《民主与和平的地理学》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战略设计，当时他讲，在日本战败之后，美国必须警惕可能出现一个强盛、统一、工业化的中国。“但只要中国统一远未完成，中国就难以构成这种威胁，所以在日本成败后，美国在远东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必须防范中国成为这个地区最强大的国家。”①
请注意，写这些话的时间是1944年，当时国民党政权还是美国的亲密盟邦。在同一书中这位美国战略家还指出：
“总有一天会出现许多人所想象的那种统一的世界秩序。我们早晚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废除各个国家的独立主权。我们必须借助我们雄厚的国家力量，以此作为战后有利于我国的和平基础。这是为了美国的最高主权。”
1988年，美国政治学家乔·科特金在《21世纪：美国在亚洲纪元的复兴》一书中指出：
“作为第一个世界性民族，美国必须成为民族多元化的太平洋中心区域新秩序的中心枢纽。”书中并且重申：“美国立国者的伟大抱负，不在于追求一个民族的事业，而在于完成一种世界历史性的使命。”
一些种族和文明优越论者宣称：亚洲人继承了一个有缺陷的中国文化，极其缺乏创造性、发明性、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尽管东亚占有世界人口的1/3，但是它不是现代思想的来源。“现在是适当埋葬它并承认美国仍然是上升中的太阳的时候了。”
研究以上的论述，对美国统治集团究竟想在世界上要什么，人们或许有清醒的答案。可以说，美国的世界目标是极其明确的，并且是百年不变的，这就是统治全世界。①
回顾中美关系的全部历史，可以说，从罗斯福到克林顿，美国的对华战略尽管有时打打拉拉，有时拉拉打打，但总原则是几十年不变，而完全一脉相承。这就是必须遏制和分化中国。
事情还不清楚吗？为了美国的利益，美国就要阻止中国的统一，鼓励一切中国的分裂主义分子。令人深思的是，这两位美国人坦率得惊人：分裂中国只是第一步，一旦美国扫除了主要障碍，各个国家的浊立主权通通都得靠边站。①T.D.奥尔曼：《红星照耀香格里拉》①斯皮克曼：《民主与和平的地理学》①何新：《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
影片《西藏七年》与《达赖》
1989年之后，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在美国的对华外交中，一种倾向很令人注意，这种倾向就是试图鼓励中国内部分裂和摧毁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统一的一切努力。在这个标准下，管你是乌龟王八蛋，一概都支持。
斯皮克曼的战略构想，难道真的寿终正寝了吗？
在动荡的80年代，瓦文萨领导的团结工会，开始了波兰“民主化”进程的种种尝试，美国提供的文传机、印刷机、发射机、电话机、短波收音机、摄像机、电传机、文字处理机，通过梵蒂冈的教会渠道源源运进波兰，供反政府力量使用。不仅如此，在中央情报局的授意下，美国新闻署组织一些大公司、基金会出面，制作了一台目的在于推翻波兰共产党政权的图文并茂、技术精到、谙熟受众心理、暗藏杀机的节目：《让波兰成为波兰》，这台节目除了“美国之音”反复播出外，还通过美国驻各国的使馆送给全世界142个电视台播出。节目播出后，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对“美国之音”老板维克大加赞赏，他兴高采烈地说，中央情报局认为，这台节目在海外产生了巨大的“正面影响”，极大地鼓舞了波兰反对派的士气。
为了鼓励中国分裂势力的士气，把西藏问题进一步炒热，他们故伎重演。
1996年，两部包装达赖，丑化东方人，炒作西藏问题的大型影片在美国开始了紧锣密鼓地制作之中，其充足的经费，神秘的拍摄场景，使一些囊中羞涩的制片人叹为观止。到本书付印时，两片已制成放映。
由于这两部（准确说是三部，还有一部反华影片《在红色的角落》）同时出笼，加上影评界反映实在不佳，不少地方放映态度消极，于是美国有关部门出面施加强大压力，不放不行。以至香港电影发行放映界要出面解释，至今未放是因为商业因素起作用。
其中一部影片《西藏七年》，投资高达6000万美元，在南美洲一个雪山上拍摄，主要演员除一名美籍日本人外，全是美国人。日本产能大学教授、著名影评家户张东夫说：看完电影后，给他的最深印象是：“从故事人物到故事背景全是假的，是美国丑化东方人的传统做法在作祟。”①
在他们眼中，中国人仍然是劣等民族，中国文化是弱者文化。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怎么利用都可以。一位傲慢的西方记者说过这么一段话：“对于我们西方人来说，现实的中国是并不存在的，我们对这也不感兴趣。对于我们，中国不过就像一个很大的屏幕。自从17世纪以来，我们带着幻觉来到它面前，然后把我们的各种幻想，愿望与感受，都通通抛到这块屏幕上。”①
《达赖》一片，据说是以《达赖喇嘛自传》为蓝本拍摄的。我们已在上一章中指出：这是一本集谎言之大成的书。②
西方反华势力的策略战术让人不得不佩服。
唯一的错误在于：他们竟然忘记：中国人站起来了！
他们要干什么？①日本《时报》1997年11月3日①何新：《为中国声辩》第491页②影片《达赖》的发行名称叫《困顿》，考虑到一般读者并不知道《困顿》是什么，加上内容均系达赖自述生平，故冠以《达赖》。
《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邰培德谈到外国势力支持中国的动乱力量时曾不加掩饰地说：“就是要把魏京生培养成中国的曼德拉，要为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呐喊助威。”
为了分裂中国，为了让社会不稳定干扰中国现代化进程，他们已经不惜工本包装了达赖，但达赖的作用毕竟有限。因此美国人还需要不惜血本更多的包装“明星”。
如果魏京生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世界不会为此惊讶，因为这早就是国际反华势力的既定方针。
达赖也好，魏京生也好，凡是可以损害中国稳定的家伙，对于美国，对于国际反华势力，对于中央情报局都有使用价值！
用完了呢！
达赖自身有过被美国人抛弃的感叹。萨达姆女婿外逃，虽然说了美国一大堆好话，中情局认为价值不大，铁石心肠硬是不收留，任凭其走投无路之后回国被杀；吴弘达因为表演实在太拙劣看来已不受重视了；更妙的是，阿富汗一位前国防部长，被利用完之后，中央情报局总算大发慈悲，安排其到美国之音给播音员当勤杂工国际反华势力要继续利用达赖，还打算要把魏京生培养成诺贝尔奖得主，我们则要坚决阻止、坚决反击这种阴谋！
这是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正义之战！
关于“宗教领袖”
佛教是讲究正信的宗教，讲究正见、正行的宗教，或者说是东方的宗教。在中国、日本、朝鲜、越南、泰国、缅甸、斯里兰卡等亚洲广大地区，佛教有着众多的信徒。
佛教以宣讲道德和仁爱为教法基础，它比其它宗教更普遍地实行容忍和真正的超凡脱俗。真正的佛教从宗旨上讲是一种和平圆融的宗教，它不主张暴力、破坏，而是着力开发和培养人性中温和、仁爱、理智的一面。释迦牟尼“止恶行善、慈悲平等、慧观缘起、无常无我”的主张，赢得了千百万追随者和信徒。佛教的气质与其它宗教通然不同，不少学者认为佛教更提倡“善”，在文化品位上高子其它宗教。
佛教分为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也称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藏传佛教是大乘佛教的一个支系，其信徒人数约占整个佛教信徒人数的1％。
佛教盛行于东方，并非是东方各民族只钟情于佛教，而是佛教的慈悲为怀的气质得到这些热爱和平，希望安乐祥和的民族的喜爱。
佛教在中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佛教的不少经典、典故已经成为中国语言中的有机内容，《毛泽东选集》中就有不少佛教典故和成语，禅宗慧能的《六祖坛经》这部中国化的佛教经典，被列为全世界影响人类思想的100本书之一。
博大精深的佛学文化体系，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佛祖释迦牟尼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政教分离，给真正的佛教徒指明了如何修持佛法。使佛教健康发展的道路。
佛祖释迦牟尼圆寂前，留下的最后教诲是：
“以戒律和教义为师，不要以任何个人为师。”
达赖称自己是“宗教精神领袖”，这是他最大的资本。为此他受到人们的广泛注意，受到了世界舆论的关注，成为炙手可热的“新闻人物”。
但是，达赖的言行与佛祖释迦牟尼的亲身实践，与佛教的教义，似乎总有那么“一点”距离。
为了说明这一切，向世人说明真相，我们将通过解读佛教的基本教义，通过释迦牟尼的教诲，客观并力求通俗地展示：
达赖是一个什么样的“宗教领袖”。
第十二章 达赖与宗教（上）
一、佛教的缘起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也是产生最早的世界宗教。相传约在公元前6世纪到前5世纪，古北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净饭王的儿子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释迦牟尼生活的年代，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社会动荡不安、新旧思想交替和宗教生活盛行的时代。这就为佛教的创立提供了社会条件和思想条件。
公元前2000年到前1000年间，原居中亚地区的雅利安人向东进入印度恒河流域定居，土著居民绝大多数沦为外族奴隶。到公元前6至5世纪，印度奴隶制经济急剧发展，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化出来，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出现了比较大的城市，如王舍城、舍卫城、波罗奈城等。据佛典记载，当时的恒河流域还建立了以城市为中心的16个大国。其中最强大的是恒河南岸的摩揭陀国和西北边的桥萨罗国，迦毗罗卫国是居于东北方的一个小贵族政治共和国。由于国与国之间发生攻代与兼并，在释迎牟尼晚年时，该国为桥萨罗琉璃王所吞并。
当时印度各国实行种姓制度。雅利安人把划分自己与土著居民的种姓制度，逐渐演变成包括在雅利安人中间区分高低贵贱的四大种姓制度。这种制度，把人严格区分成为职业世袭，互不通婚的四个社会等级集团。从高到低，依次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此外，还有更低级的被排除斥在四级种姓之外的“贱民”，他们是“不可接触的人”。
婆罗门是僧侣贵族，他们是婆罗门教的祭司，掌握着所有众生通向“天国之门”的钥匙。他们解释并维护法律与传统，享有种种特权，是国家精神生活的统治者。
刹帝利是国家的世俗统治者，掌握着政治军事实权，包括国王、官员与武士贵族。他们在政治上与婆罗门共享荣光，但是，社会规定婆罗门贵族是他们的精神导师。
吠舍是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最后是首陀罗，没有任何权利的被征服的土著居民后裔。《摩奴法典》规定：“不应当把任何忠告、（自己桌上的）任何残肴、任何献神的食品给予首陀罗。”劳动者创造了古印度灿烂的文明，但是他们的生活凄惨，在死亡线上挣扎。富有的刹帝利、婆罗门和商人拥有如山的财富，穷人却只有身力不支的劳苦。婆罗门教维护着这种种姓制度，宣称梵天从口生出婆罗门，从肩部生出刹帝利，从腹部生出吠舍，从脚底生出首陀罗，以此定四级种姓，因而种姓制度是神圣不可动摇的。在这种环境里，反对婆罗门种姓制度教义的任何学说，都受到底层大众的欢迎。
在这个充满矛盾的时代，各个阶层的人们都惶惶然不知所从，难以自保，不仅贫贱者需要寻找精神上的安慰和寄托，而且富贵者也在祈求摆脱困境的道路，于是，化解社会矛盾，解脱众生苦难的佛教便应运而生。
佛教的学问
“觉者”、“智者”。“觉”，它在佛教而言有三种涵义：自觉、觉他（使大众觉悟）、觉行圆满。它是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同时，因为佛教的开创和发展，它又特指那位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古印度迦毗罗国国王净饭伪太子悉达多。正是这位悉达多修征成为释迦族的圣人，称释迦牟尼。同时其后的佛教大乘教派也以此泛指一切觉行圆满的人。
佛教，从广义而言，它是同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于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从狭义上谈，则专指佛祖释逸牟尼所说的话，即佛法。公元前6世纪，古印度迦毗罗国（今尼泊尔境内）王于乔答摩·悉达多（即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在当时，它代表了进步思潮，反对门阀森严的婆罗门教。它以无常和缘起的思想反对婆罗门梵天创世学说，以众生平等的思想反对婆罗门的种姓制度，由于它顺应历史潮流，所以得以天下流行。佛教的基本教理有“四谛”、“十二因缘”、“八正道”等等。它主张依经、律、论“三藏”去修持“戒、定、慧”三学，使人们最终除去烦恼，转迷成悟达到成佛的目的。
佛学，从广义而言，它是由佛祖释迦牟尼口诵并由其弟子们背诵、记录、研究、发展的学问。狭义而言，则仅指经、律、论“三藏”。这“三藏”是释迦牟尼亲口说的，其身后由他的弟子大迦叶聚集五百僧人在古印度的七叶树岩的地方编辑而成。先由释迦牟尼的堂弟阿难，这个在全部门徒中记忆力最强，且听释迦牟尼讲法最多的弟子背诵出释迦牟尼所授的关于人生及宇宙的讲述，记录在册，名叫“经藏”。再由优婆离，诵出释迦牟尼为子弟们设立的行持法规之言，记录成册，名叫“律藏”。最后由宫楼那以问答的议论形式，诵出释迦牟尼所授的真理与解释，名叫“论藏”。故后世佛教徒们以此立极，流传后世。
和平圆融的佛教
佛教以宣讲道德和仁爱为教法基础，它比其它宗教更普遍地实行容忍和真正的超凡脱俗。真正的佛教从宗旨上讲是一种和平圆融的宗教，它不主张暴力、破坏而是着力开发和培养人性中温和、仁爱、理智的一面。佛教认为，现实社会充满苦难，苦难的人生在现实的层面无法解脱，解决人类幸福的途径主要不是在社会里面，而是到社会外面去寻找。并认为，真正的幸福，是内心的和平与安宁。释迦牟尼“止恶行善、慈悲平等、慧观缘起、无常无我”的主张，赢得了千百万追随者和信徒。所以，佛教的气质与其它宗教迥然不同。不少学者认为佛教更提倡“善”，在文化品味上高于其它宗教。
佛教的起源虽同其它宗教有着相似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佛教的诞生却是从释迦牟尼的禅观自悟开始的，并以此诠释了人生和千姿百态的世界。佛教主张脱离社会，放弃对财富和权力的欲望，专注于思辨和内省，在精神世界拥有无限。佛祖释迦牟尼放弃继承王位的太子权力，跳出世俗社会的红尘，去寻求精神上的超脱，致力于在精神上普渡众生，对此作出了最好的榜样和解译。因此，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坚持“政教合一”制度、留恋“政教合一”的封建统治权力，本身就是对佛祖释迦牟尼最根本的背叛。
所有的佛教经典，几乎都把众生平等、慈悲为怀，自利利他作为一种理想追求。释迦牟尼教导弟子，从没有叫他们寄希望于来世，而是要他们在今生今世精进不怠。佛教谆谆告诫人们要做的事情是少行不义，多做善事，大发慈悲，广布施，持戒律，保清静。释迦牟尼曾说过四句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在佛教中被奉为“通戒”，广为信徒待守。佛教盛行于东方，并非是东方各民族只钟情于佛教，而是佛教的和平圆融的气质赢得这些热爱和平，希望安乐祥和的民族的喜爱。佛教“缘起性空、如实观照”的认识论，“诸法无常、时空无尽”的宇宙观，“无我利他、度生不倦”的人生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德观，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佛祖释迦牟尼所倡导并亲身实践的政教分离，给真正的佛教徒指明了如何修持佛法，使佛教健康发展的道路。佛教是讲究正信的宗教，它要求信徒的，是正知正见，不是盲目的信仰，盲目的崇拜。作为佛教修行准则的八正道，便以正见为首，有正见才会产生正行，而有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乃至正定，这是贯穿于佛教所有修行法门中的不变的纲领。自称佛祖弟子的所谓宗教领袖达赖，死死抱着“政教合一”不放，贪恋世俗社会的权力，可以说一开始的正见就错了。他利用宗教为政治服务，把一个和平的宗教派别搞成政治团体，搞得暴力行为不断，刀光剑影，已经不配作为一个佛教徒。
佛教信徒知多少佛教的创始人，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乔达摩·悉达多因感于人世生、老、病、死各种苦恼，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道。经过多年的追求和探索，最后在尼连禅河畔的菩提树下静坐思维，觉悟“四圣谛”、“八正道”和“十二因缘”之理，创立了佛教。乔达摩先向其侍从陈桥如等五人说法，后在今天的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进行传教，乔达摩的创教和传教活动赢得了人们尊敬，被尊为释迦牟尼。从那以后，他的信徒不断增长，时至今日，释迦牟尼在全世界拥有信徒的数量已达3亿左右，遍布世界各个角落。
当佛教大规模从印度本上由甫北两个方向向印度以外的国家和民族传播的时候，已经形成所谓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两大派别。
大乘佛教主要由印度往北传人古西域，经由西域传入我国中原地区，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结合后，形成中国佛教各宗派。2至6世纪，佛教从中国先后传入越南、朝鲜和日本，并结合当地传统文化，形成新的宗派。我国西藏地区的佛教，是7世纪左右由印度传入的大乘密教和汉族地区传入的大乘显教，融合西藏传统的本教而形成的另一种大乘佛教宗派。上述各佛教宗派人们统称为北传佛教。
小乘佛教主要由印度南传斯里兰卡，再由斯里兰卡东传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称为南传佛教。印度本上的佛教在13世纪趋于绝迹。今天印度绝大多数人信仰的是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等宗教。大致是印度教徒占全国人口的78％，伊斯兰教占12％，其余才是基督教、锡克教、佛教和耆那教的信徒。19世纪末期，在斯里兰卡兴旺发展的小乘佛教又反馈回佛教的发源地——印度。以上统称为南传佛教或南传上部座佛教。大、小乘佛教在对教义的理解，对佛陀及菩萨人格或神格认识，在宗教实践和修行方式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区别。据《大英百科年鉴》统计，佛教信徒主要在亚洲。亚洲佛教徒占世界佛教徒的98％，其中日本佛教徒有8300多万，居第一位；韩国有佛教徒1300多万，占韩国总人口的35.3％；缅甸全国人口3100万，佛教徒约2500万，占人口总数的80％；泰国是目前世界上小乘佛教盛行的国家，全国总人口约4356万人，95％的公民都信奉小乘佛教：印度尼西亚90％的公民信奉伊斯兰教，佛教主要在印尼的华人中间流传；印度虽是佛教的发源地，但目前教徒人数仅有380万，这在约6.5亿的印度总人口中仅占人口总数的0.5％左右，是个微不足道的比例；尼泊尔以印度教为国教，佛教徒约占总人口的10％；不丹人主要信奉藏传佛教中的宁玛派和噶举派；佛教在中国拥有的信徒约占世界佛教信徒人数的3％。其中内地汉族居住地区信奉大乘佛教，主要是禅宗，西藏、内蒙、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主要信奉大乘佛教的分支——藏传佛教，聚居在中国南部的傣、佤、布朗、阿昌、景颇、德昂等少数民族，大多信仰从缅甸等国传人的小乘佛教。
世界三大宗教信徒人数
佛教与伊斯兰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其信徒人数见下表：
教名
信教人
占世界人口（亿）
50
口总数
的百分比
佛教
3亿
6.25%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
15亿
32.4%
东正教、基督教）
伊斯兰教
8.37亿
17.4%
中国的宗教信徒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又是唯一拥有不间断连续文明的国家。中华民族向世界奉献了孔子、老子等与释迦牟尼、亚里斯多德等基本同时代的人类思想家。以德治天下，是中国传统独有的智慧。中国道德文化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至这个社会可以主要不靠武力、不靠宗教，乃至不靠法律而维持两千年一以贯之的“大一统”局面。人们习惯上称懦家学说为儒教，但它毕竟不是宗教。
这种特殊的传统文化，使宗教影响在中国远没有其它一些社会大，宗教信徒人数也就相对少。我国是一个有多种宗教的国家。在我国，佛教已有2000年左右的历史，道教有1700多年的历史。伊斯兰教有1300多年的历史，天主教和基督教则主要是鸦片战争之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同解放初期相比，现在信教群众的绝对人数虽然有所增加，但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则有所降低。以人口数量计，伊斯兰教信徒有1400万人、基督教信徒有400万人、天主教信徒有330多万人，道教信徒相对少一些，佛教信徒为900多万人，约占世界佛教信徒人数的3％。除去小乘佛教信徒150多万人和内地大乘佛教的信徒，藏传佛教信徒人数约占世界佛教信徒人数的1％左右。如再按宁玛、萨迦、噶举和格鲁（即黄教）这四大教派的信徒人数分别统计，则各派占世界佛教信徒人数的比例就更小了。
二、释迦牟尼的精神
佛教主张，一切众生在直面认识人生上，都是平等的，都是有佛性的，包括那些执迷不悟、行恶多端的人，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此佛经指出：“佛是已经觉悟的众生；众生是尚未觉悟的佛。”从这种意义上说，佛教不承认任何种族、等级、性别和观念的差别，劝人行善，普渡众生，学道不厌，诲人不倦。因而，人们颂扬释迦牟尼是第一个为了人类的平等而献身的圣者，尽管他无意改变和摧毁旧世界。
跳出三界外
这位伟大的思想家认为，世俗人间的一切，从本质上说都是一个“苦”字，即所谓“生苦”。人自呱呱坠地的一天起，就要忍受种种痛苦，备受磨难，造诸恶业。那么，是什么原因给人生造成这么多痛苦呢？
按照佛教的观点，人生是一个几十年，或更长时间的绵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肉体、思想和感情不断地发生变化，几乎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化。所以，一个人从生到死是一次音乐相掺的经历，是一股漫长的、由充沛到干涸的细流。所以人生是不尽言，也是不尽意的。低谷处有坎坷；高巅处有风险！这个旋转不息的地球，运载着一个永远卸不掉的苦难的包袱。
造成这种人生恶果的根源，佛经概括为六点：其一是贪，即自私自利，过分追求，不义窃取，甚至损人利己；其二是嗔，即嗔恚怀恨，《华严经》云：“一念嗔心起，八方障门外”，是非颠倒，因果迷乱了；其三是痴，即愚痴迷昧，智慧闭塞；其四是慢，即骄傲狂妄，不能与人和睦相处，人苦自亦苦；其五是疑，即不信真理，只信邪见，杜塞善门，滋事生非，造就恶业，不能自拔；其六是不正己，即思想不正，鄙陋偏差，一意孤行，自寻烦恼。
正见与正行
那么，怎么样才能解脱人生的烦恼呢？释迦牟尼主张“八正道”：其一是正见，即正确的真知的见，认识宇宙人生的真谛，是苦，是空，是无常，明了人生的短促，保持纯洁善良，修慧断邪；其二是正思维，又称正欲，主张缜密思考，所谓三思而行；其三正语，修口业，语言端正，纯洁有理。恶语伤人，如刀剑刺心，势必引来祸患，所谓祸从口出；其四是正业，即从事清净正当的行业，远离杀盗淫妄诸恶业；其五是正命，即保持圣洁的生命，不使生命染污不净。对佛教徒来说，应保持佛教戒律规定的正当生活；其六是正精进，即离恶向善，勇猛精进，禁止一切恶行，进修一切善道；其七是正念，即不生邪欲。佛典中说：“若念力坚强，虽人五欲之中，不为所害，譬如着铠入阵，则无所畏”；其八是正定，即一心专注，修习禅定，解脱自在。故佛教主张，摄心为戒，由戒生定，从定发慧。释迦牟尼认为，如果能实践“八正道”，不仅可以净化自己，进而能够推动社会，使众生都行正道。这样，才会出现一个善良、安乐、和平、幸福的人类社会。
释迦牟尼不是一个幻想出来的救世主，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一个终身无意于世俗社会政治权力，终身追求精神上的解脱，终身传播自利利他、救世救人教理的人。为了追求解脱，他放弃了现成的太子地位，于二十九岁时毅然出家，剃除须发，离开宫殿，披着袈裟遁入深山，并云游四处，拜访名师，追求痛苦的解脱和人生的真谛。他由养尊处优的王子，变成了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跳出三界处，不在五行中”。当他创立佛教多年后，他这样说道：吾视王侯之位，如过隙之尘；视金玉之宝，如瓦砾；视纨素之服，如敝帛……。①
佛教是不信他力而崇信自力的宗教。佛教从不相信宇宙是由神创造和主宰的。对于宇宙中各种自然现象，早在千年以前，释迦牟尼曾一言以概括之“法尔如是”。这意思是说，这些现象，在自然法则上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神灵不可假借，上帝不可假借，故有“祸福无门，唯人自招”之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自己就是自己的主宰。
据宗教记载，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诞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了八个字：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这虽然是宗教传说，但它反映了释迦牟尼一个重要的精神，要自立，依靠自己的力量堂堂正正地做人。
释迦牟尼在他一生的传教中，宣传的是反对权威，反对没有意义的礼仪和传统。他宣传的是任何生物都不应受到侵犯，不应杀生。他强调自助，据日本佛教权威，把佛教教义准确的介绍给西方的世界级学术大师铃木大拙先生指出：佛祖给弟子的明确教导是“舍弃依赖心”。“他反对信仰什么超自
①然的力量，这样你就会知道，企图创造奇迹的人不是我的信徒。”“借苦行而冀成道，真可怜啊！应自修其因，自享其果。惟心能净静，方为天上的正道。”“人们只要能离开迷惑，就是吃好肉，穿美服，不为寒热饥饿之难行，也不足以为解脱的障碍。”②
两千五百多年前，释迦牟尼在菩萨树下悟道时，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说：“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即得现前。”此处释迦牟尼所说的如来智慧德相就是佛性。这个佛性，是人人都有的，这个佛性在圣人那里不增加，在百姓那里也不减少。只要每个人依佛法修持，转迷成悟，则都可以成佛的。而要达到这个结果，只能靠人们自己实践力行，是不能指靠神仙赐予的。人人所原本具有的佛性都因为人们的妄想执著而产生阻碍，不能证得（即不能显现）。这一情形就宛如镜面上有灰尘，妨碍镜子本身的作用，人们只有靠自己的修持去把尘垢除去，才能恢复镜面原有的光明。所以，佛教缘信的仅仅是人们自己，缘信的是人们自己的智慧，是人们自己的觉悟。
报国家恩
佛教的大乘佛教学说明确宣称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当然，人们要做到这一点，还有个前提条件，即最起码先要在国家范围内做个好人，做一个维护祖国荣誉、国格人格、国家利益的清白正直的人。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谈得上有觉悟，进而才能影响并使他人觉悟，也才能有所功德并最终成佛。这是当年释迦牟尼所明白开示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释迦牟尼一再教导弟子们，随时不忘身上肩负有弘扬佛法，教导信众的责任。他要求弟子们对国家要言忠，对亲人要言孝，对子女要言慈，对朋友要言情。要守五戒、行十善，修六度万行。实实在在讲都是要人先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公民，进而才能修出世法。释迦牟尼要人牢记报四重恩，即报国①见《佛说四十二章经解》①赫斯顿·史密斯：《人的宗教信仰》108页②（日）高山樗中：《释迦传》第36页、41页家恩、父母恩、众生恩、佛恩。这正好证明了佛教要求以国家利益为首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而作为社会个体，则求父母家庭要稳定，要记住“社会秩序安定，佛教亦多盛行”的历史，实实在在求得社会安定。
释迦牟尼曾训诫弟子阿难道：“阿难，受佛禁戒，诚信奉行。顺孝畏慎，敬皈三宝。养亲尽忠，内外谨善，心口相应。”还说道，“为佛弟子，可得商贩，营生利业，平斗直尺，不可罔于人。”释迦牟尼要弟子们忠孝诚信，善信谨慎，要有谋生职业，又要公平无欺。这种做人以德为本，讲求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的教导，于国家利益，社会稳定都是有益的。
灭却无明就路回家
释迦牟尼终身实践了自己伟大的追求，因而在人类思想家中、在广大佛教信徒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对比之下，自称释迦牟尼弟子的达赖，死死抱着世俗的政治权力不放，把人类历史上曾盛行一时，但早就被社会进步所抛弃的“政教合一”统治吹嘘成最美好的制度；为恢复失去的封建农奴制度统治权力不遗余力地奔走。吹嘘自己是芸芸众生的救世主，让广大宗教信徒轻视今生，期望来世，放弃一切改变自己现存命运的努力，成为达赖神权统治下卑微的奴隶。特别是投靠外国政治势力，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团结、破坏社会安定，已经完完全全背离了释迦牟尼的言传身教，在他身上也完全失去了一个真正佛教徒的影子。
释迦牟尼曾对最后收的一个弟子说：“觉破迷情，灭却无明，离妄返真，就路回家。”他在《法句经》中说：
虽诵千章，句义不正，不如一要，闻可灭意。
虽诵千言，不义何益，不如一义，闻行可度。
虽多诵经，不解何益，解一法句，行可得道。
不知自称佛祖弟子的达赖，能否理解其中一两句话。
三、达赖已经不是宗教领袖通过上面的叙述，纵观达赖的所作所为，人们不难发现，死抱着政教合一的统治权力不放，把和平圆融，慈悲为怀的佛教搞成政治宗教，充满权力、利益的争斗，这样做，既违背了佛祖释迦牟尼的精神，又违背了佛教对信徒的基本要求，达赖已经不是宗教领袖。
作为佛教信徒，必须遵循佛租释迦牟尼的教导，必须遵守佛教的基本教义，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不违背这些教义，不能触犯戒律，否则就不是真正的佛教徒。作为宗教领袖，则理应做得更好一些，用自己的思想和实践，做普通信徒的楷模。
下面我们以释迦牟尼的教诲和佛教的基本要求来直接对照一下达赖的所作所为，或许可以有利于读者更好看清达赖的本来面目。
达赖所为与释迦牟尼相违
第一，佛教主张出世，而不是人世。按照佛教的人生哲学和宇宙“真实”学说对人生本质和宇宙本质的揭示，人生不外平是“苦”，宇宙不外乎“空”，这就是佛教主张出世而不是入世的宗教哲学基础。佛教要求信徒尽可能不从事世俗社会的事务，“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任何对世俗社会的贪爱，都会产生偏执，妨碍对佛教的认识，解脱不了人生的苦难。因此，佛教反对贪求财富，权势和名望，要求信徒“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甚至对布施得到的斋饭也要求当天食光，不能存到第二天，以减少对财产的贪恋。佛祖释迦牟尼放弃王位继承人的显赫地位，离开豪华舒适的王宫，到荒郊野外苦苦求索人生和宇宙的真谛。他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之后，依然四处奔波，宣传教义，普渡众生，远离世俗社会的政治漩涡，超然于世俗社会的权力、财富、名望之外，证悟佛理，救众生于苦海，这是释迦牟尼的高尚所在。而达赖的所作所为却与此完全相反。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中，达赖既是寺庙僧侣贵族集团的头目，又是世俗政权的最高统治者，是西藏最大的封建农奴主。他通过“政教合一”制度，对西藏广大劳动人民实行黑暗落后的统治，维持着自己和僧俗农奴主贵族的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民主改革以前，达赖是三大领主的总代表，手中握有对人民进行统治的政教双重权柄。1959年，西藏少数封建农奴主贵族上层为了维护自己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特权，发动了背叛祖国和人民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叛乱失败后逃向国外。在国外，达赖根本无意从事宗教活动，而是以袈裟作为招牌，从事了大量违背佛教教义的分裂祖国的活动。达赖对世俗政治权力的渴望早已走火入魔，与释迦牟尼毅然放弃王子地位的境界相比，两者有天壤之别。达赖只不过是以宗教为掩护竭力追求对西藏人民的统治权力的旧制度的代表人物而已。
第二，佛教主张众生平等。释迦牟尼在古印度种姓制度盛行的年代，便主张“四姓平等”，不管种姓、出身、职业的高低，在出家修行者和僧伽内部实行平等。释迦牟尼在《金刚经》中讲，一切诸法皆是平等。《梵网经》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
一切众生互为父母兄弟姐妹，皆是六亲眷属，这是佛教热爱生命，众生平等思想的体现。但是，在以达赖为首的旧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中，有多少众生平等的踪影呢？寺院内僧侣等级森严，每一座寺庙就是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一个缩影。旧西藏允许僧人把私有财产带人寺院，因之原来在世俗社会存在的一切，也被带入了寺院。出身贵族和富裕家庭的僧侣，可以通过赠送、捐献、布施等方法，免去对寺院承担的全部差役，并且在服饰、住处、座席高低、学经年限等方面得到不同程度的优待，成为寺庙中的特殊人物。寺院中还有专门终身从事苦役的一大批僧人，他们出身贫苦，是用劳动来换寺庙一碗饭吃的人，实际上是穿着袈裟的奴隶。寺中学经的人，只占寺庙僧侣的一小部分，并且由于学经时间长，耗费很大，因财力不足或其他原因，中途中断学经转为苦役僧人的人也有人在。能够坚持走完学经全过程的，为数不多，通过学经逐步取得格西学位，普通僧人更是难以达到。另一方面，对于转世活佛、出身贵族世家和富裕家庭施主的上层喇嘛，由于有充足的时间和条件学经，有钱贿赂和有社会地位作靠山，取得格西学位则容易得多。十三世达赖喇嘛整顿黄教这件事，说明了这种现象是多么严重。
第三，佛教以慈悲为本，以普渡众生为道德标准和目的。慈悲是“怜爱”、“怜悯”、“同情”的意思。“慈”是给人以快乐，“悲”是解除人的痛苦。《大智度论》上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观无量佛经》上说：“佛心者大慈悲是”。从佛教的观点来看，一切人类与众生，同具佛性，一律平等。佛教还认为，成佛是人们在造福社会，利益人群中取得的成就。《华严经》有一切众生为树根，诸佛菩萨为花果的比喻。因此，成佛后，就应利乐一切众生，救济一切众生，为普渡众生而自我牺牲。佛教要求在利益众生时，必须是有难行能行、难舍能舍、难忍能忍的牺牲精神。
佛教要求信徒满怀慈悲之心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来救渡众生，这是佛教利他精神的内在要求。而达赖是怎样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呢？
在旧西藏，以达赖为首的三大领主对人民群众进行的统治，毫无慈悲可言。政治上，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农奴毫无权利可言，连他们的人身也不属于自己。本书六、七章中所列举的大量事实，足可以说明达赖一再加以美化、神圣化，念念不忘要加以恢复和维护的封建农奴制统治，虽然曾给了达赖及其少数人以忘不掉的欢乐，却是建立在大多数西藏人民的痛苦之上的。这个制度没有给广农奴以做人的权利，而是把他们推向受苦受难的苦海。
第四，佛教要求信徒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严守戒律。《阿含经》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佛教从其对人生和宇宙的基本观点出发，对善恶观进行了深入的阐发，认为善恶有三个不同的层次：一是以顺益为善，以违损为恶。也就是从众生所得果报来判断善恶。二是以顺理为善，违理为恶。就是众生所作所为是否符合佛教揭示的人生、宇宙真谛来断善恶，符合的为善，不符合的为恶。善应该是自己怜悯心和慈悲心的自觉流露，不应是一种外在的追求。三是体顺为善，体违为恶。这里的“体”是指佛性，也就是指理智、情感、能力同时都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
佛教把止恶扬善的道德建筑在自尊、如法、利生的基础之上，认为只有在忘我精神的启示之下，人们才能够自觉地实践一切善的德行。为了达到善，必须有外在的约束。因此佛教要求信徒遵守戒律，如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等。
然而，达赖做到了“诸恶莫作、诸善奉行”了吗？佛教要求善是怜悯心、慈悲心的自然流露。他逃亡国外后，不顾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违背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不顾历史造就的中华民族统一体的事实，死心塌地做外国势力的反华工具，图谋“西藏独立”，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开历史的倒车，那里有善的影子呢？
佛教要求信徒不妄语。按照佛教的解释，妄语有四类：一是妄言，指口是心非，欺证不实；二是绩语，指花言巧语，油嘴滑舌；三是恶口，指辱骂诽谤，恶语伤人；四是两舌，指搬弄是非，挑拨离间。显然达赖在不妄语的所有意义上都犯戒了。他歪曲历史事实，挑拨民族关系，无中可以生有，谎话可以重复100遍，昨天说过的话今天就可以不认帐，出尔反尔，信口雌黄，哪一个不是谎言？哪一个不是妄语？
综上所述，达赖的所作所为，完全违背了佛教的基本教义，触犯了佛教的基本戒律。他已经丧失了作为一名佛教徒的资格，更谈不上是宗教领袖了。他顽固坚持“教”为“政”用，政教合一，不惜把藏传佛教引向歧途，是一种道德的堕落。
达赖的“时轮金刚灌顶大法会”
达赖以宗教领袖自居，扩大影响的一大手法是频频举行“时轮灌顶大法会”，诱骗大批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主要是文化水平不高，对佛教教义知之甚少的农牧民，甚至不惜往返千里，去参加达赖集团的这一“宗教”仪式，向他们拱手送上自己辛辛苦苦劳动换来的财物，换取达赖集团满口应许的虚幻的来世幸福，一张无法兑现的来世幸福的通行证。
天长日久，不少信徒发现这是一场打着宗教外衣鼓吹政治图谋和谋财的骗局。
尼泊尔藏胞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年，他们用一年一度的时轮大法会来收敛财物，稳定地位”。①
时轮金刚法会，即以时轮教法为宗旨的法事活动。
达赖是1953年学会做时轮金刚灌顶的。
“1953年夏天期间，我接受林仁波切的时轮金刚灌顶。这是密教传承里最重要的一种灌顶，对世界和平有殊胜的重要性。不像其它秘密传授的密教仪轨，它是在大众之前公开传承的，非常复杂，需要一周到十天的准备时间，还要三天的实际操练。其特色之一就是用各种颜色的碎宝颗粒作成一个大坛城，坛城是一个代表立体世界的平面图象”。②
近年来，达赖频频举办“时轮灌顶大法会”，1996年一年竞举办了四次，这不仅违背了时轮法的时间概念——“天地时间，以年为时，四季交替，万物生来，周而复始，流转不息”，即时轮大法会一般不超过一年一次，而且也违背了大型灌顶法会须严格遵循的宗教仪轨。更为严重的是，达赖不顾佛教以善为本的戒训，竟然在这类宗教法会上大肆攻击祖国，散布各种谎言，煽动民族仇恨，把时轮大法会搞成政治集会，这再充分不过暴露了达赖恣意违背宗教戒规，以宗教为幌子，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恶行。③
达赖自己承认：时轮金刚灌顶，“我做的比我任何一位先世还要多，虽然我并不是最有德行来做灌顶的人。”①
稍微有点宗教常识的人都会看出：达赖的宗教活动不仅在形式上已变得十分荒唐，在内容、宗旨上更离藏传佛教的本义相去甚远。
1996年12月19日—26日，达赖又在印度西里古里的萨鲁岗大张旗鼓举行了命名为“仁增多吉”的“同果旺钦”法会，会上出现了令信徒们瞠目结舌的新花样——抽奖，奖券面值20元，奖品有摩托车、电视机等。
附带说一句，时轮金刚灌顶法会，并不是达赖的专利。历史上，藏传佛教几个教派的首领都做过这类法会。在近代，九世、十世班禅在内地，白教的卡卢仁波切在台湾，都做过时轮金刚灌顶法会。
达赖如此“维护”宗教传统
为了赢得西方人的好感，达赖近年来一再宣称：他最重视、最关心的“是恢复西藏固有的传统文化、宗教和道德”。是“恢复西藏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宗教文化历史。”
时轮金刚灌顶，是一项古老的宗教仪式。“时轮”见诸于《甘珠尔》中，《从胜初佛出现时轮本续王》、《吉祥时轮本续后本续心》、《吉样时轮本续藏》等经典，注疏则有《元垢光明大疏》。该算是一项传统宗教文化历史①嘉任：《生存才是最重要的——旅尼藏胞印象》，《中西西藏》1997年3期②《达赖喇嘛自传》，95页，林仁波切为达赖老师③《是“宗教领袖”，还是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人民日报》1997年4月23日①《达喇嘛自传》95页了吧，达赖理应遵循不违，但是，恰恰是这个高喊恢复传统宗教文化的人，把信徒们视为庄严、神圣的时轮灌顶大法会糟蹋得无以复加。
笔者手边有一份达赖在1985年“时轮大灌顶法会”上的讲话。
这个讲话洋洋一万三千余字，既然是宗教法会，总该讲讲宗教吧，想不到的是，它竟然通篇是谈政治，彭吹分裂、挑拨民族关系。
因为这个讲话原文太长，笔者依顺序节录如下：
“今天特意到这里来的有各方面的人士，借此机会我想专门讲讲我们的处境问题。”
“我们西藏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尽管遭受过各种挫折，但从未像现在这样。
“在境内的同胞所遭到的困苦虽不像诗歌里所描写的地狱般的苦难，但确遭受了残暴的欺压。与此同时，以佛教为主的西藏的文化也遭到了空前的破坏。”
“境内广大藏民对汉人有些什么看法和不满的情绪，汉人对境内藏胞怎样实行残暴、欺压和肆意破坏的实际情况，在当今世界上更多的人看得越来越清楚。过去对藏民问题不大感兴趣的人，现在也关心起藏民的情况；过去对西藏的政治问题不太重视的人，现在也重视起来了。”
“由于地理环境和交通等原因，在历史上自己治理国家的时间，我们可能比汉人还长一些。譬如，有一个时期汉人在蒙古的统治之下，又有一个时期在满族的统治之下。从社会制度上讲，过去在中国和西藏都实行农奴制度，但汉人的农奴制度更残酷。”
“而汉人毛泽东曾胡说什么，美国是纸老虎，好像碰一下就能立刻消灭掉，这显然是瞎说，好元道理。如果说美国是纸老虎，那早就该不复存在了。但是这一纸老虎并不是用纸做的。如今这一伟大的国家难道说不强吗？所以说无道理地追求什么自尊心。自信心那是不道德的，下贱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慢慢积累一些经验，逐步认识到奴隶制度是腐败的，但它也毕竟是民族内部的矛盾，而今天全民族在汉人的统治下已成为终身奴隶。面对这些活生生的现实，人们包括大部分西藏干部深深感到自己是藏族，一切的祸根来自汉人。从而，藏人在汉人的心目中值多少钱，已是一清二楚了。”
“汉人不是说，他们对西藏给予了很大的经济援助。的确，他们的中央政府，在西藏耗费了很多钱财。尽管中国对西藏花了很多钱，可是在西藏却看不到一个像样的、有意义的建设成果。。”
“我们西藏的佛教全部起源于印度。西藏的宗教和文化都是从印度传播和发展起来的。”
“总之，我们吸取了印度的宗教和文化，学习了汉人的做菜技术；穿着上使用了蒙古服装。”
“在西藏，虽然修建了公路，但这是为汉人的军队和大批汉人干部服务的。另外，在西藏也开办了一些学校，建立了一些工厂，但还是看不到什么具有长远意义的建设项目。因此，中国对西藏的财政开支只有增加，而得不到应有的利润。在经济上中国遇到了困难。
中国扩张边界线，产生了所谓印中边界问题。如果，汉人没有侵占西藏领土，那么也就不会存在什么印中边界问题。所谓的印中边界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西藏和印度之边界问题。在这点上，几千年来一直是没有争议，和平共处的。汉人对西藏的统治，对他们来说，巩固了所谓西南边疆，却造成了中印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尽管汉人在西藏耗资巨大，但主要用于军费，其次用于在藏汉人及家属的衣食住行。以援助西藏经济建设为名，从中国运来了一些紧俏物资，东西到西藏之后，汉人自己拉关系，走后门，好多东西又到了他们的手里。这些东西如果供应他们汉人的话，何必运进来，白白浪费那么多运费。说的到好听，什么为了西藏花那么多钱，把东西运到拉萨，结果还是装到汉人的腰包里去了。到目前为止，汉人在西藏没有干什么好事。”
“在西藏领中国工资的大多数藏族干部和职工，起初不能从本民族的利益考虑问题，加之缺乏经验，头脑不够清醒，就轻信了汉人的一套说教。”
“在这个世界上，形成国家的情况不一。形成国家以后，藏汉始终各是一个国家，西藏根本就不是汉区的一部份。考查历史无法证明西藏是所谓中国的一部分。近年来汉人起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便胡说什么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汉人在投机取巧，实际上‘中国’指的就是汉区。如那措译师所著《觉沃杰·边旦·阿底峡传》中说：‘当时阿底峡之国相当于汉帝国东昆的势力。’这里‘东昆’就是指中国，只是译音上的区别。所以，中国指的就是汉区，它不包括西藏三区。由于两个名词的混合使用使人产生错觉。比如，我们有些藏人到了藏尼边境时，不加思索地跟着汉人的叫法，把藏尼边界说成中尼边界。这是个错误，以后要注意。如果说成西藏的边境，汉人不高兴的话，改称尼泊尔边境也没有关系。”
“总之，西藏决不属于中国的，藏汉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我们在大的方面是一致的，从整体上看都很好。我们希望大家不要搞无原则的派别斗争，要团结一致。这是至关重要的大事。过去我们全民族相处的很好。自从汉人入侵以来，我们全民族遭受了野蛮统治。现在我们在雪域国的旗帜下，出现了整个藏族团结一致的大好形势。我们要珍惜它，绝不能内部搞无原则的派别斗争，互相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这样有损于完成我们的大业。”
这是达赖在时轮灌顶大法会，一个纯粹意义的宗教活动上的讲话。
人们不禁要问：难道这就是达赖的宗教，难道这就是达赖要恢复的宗教传统？
达赖肆无忌惮在耍弄那些不远千里，想得到一点宗教教益的虔诚信徒。
西方一些人不是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吗？使虔诚藏传佛教信徒真诚的宗教感情不被戏弄，是否也该属于保护的内容之一？
瑞士的中国专家胜雅律教授1997年8月访问了西藏，他专门问我驻瑞士使馆谈了访藏印象和对政教合一的看法：
他说，西藏长期以来政教合一。政教合一容易出问题，西方亦如此，应让宗教与政治分开，以宗教为掩护搞政治不行，干涉政治更不能允许。现在的问题是有些人在宗教活动中掺杂政治活动，这为中国法律所禁止。不了解情况的人便以为这是干涉宗教自由。应加强这方面宣传解释。
当达赖在大庭广众之下作了这样一个通篇元宗教内容的践踏宗教教义的讲话之后，他转眼就可以对西方听众信誓旦旦地宣称：“我们关心的不是政治地位和独立问题，而是保存西藏佛教文化的问题。”
因此，西方舆论纷纷称赞：“达赖刺嘛是一位得道的高僧，不但仁慈、率直、深沉，而且还保有赤子之心。”
所以，一些外国政客就可以宣称：对这位宗教领袖避而不见，那将是不可思议的。会见达赖喇嘛并不意味着我支持西藏独立，并振振有辞他说什么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①
1996年7月17日下午，英国外交大臣里夫金德又按“惯例”会见了来英国的达赖，英国外交部发言人说：英方是把达赖作为“杰出的宗教领导人”来安排这次会见的。达赖在寒暄几句后，立即声称他对西藏文化宗教传统受到威胁感到耽心。
从这个“宗教”讲话中，人们可以看到，达赖这个所谓的宗教领袖是如何在践踏宗教传统，达赖是如何对祖国和人民充满了仇恨。为了分裂目的，他可以把中国人民保卫祖国领土，说成是造成了中印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还可以全盘否定藏民族的悠久文化和历史，声称“西藏的宗教和文化都是从印度传播和发展起来的”。
阿尔姆昌德·甘地，印度人民尊称他为圣雄甘地。达赖自我标榜是甘地的继承人。甘地这位印度民族英雄说过：在现代社会中，有七件与政治生活关系密切的事情会毁灭人类，称为“七大恶”。
七大恶之一：有宗教信仰，却没有奉献精神。
七大恶之二：从政却没有原则。
不知达赖对此感想如何？
四、达赖喇嘛名号的由来
我们过去对十四世达赖曾经是尊重的，但要别人永远尊重，自己也得尊重历史，也得自重。
“达赖喇嘛”的称号，如前所述，不是自第一世达赖喇嘛开始，也不是西藏自己所定，更不是英、印、美、俄等外国赐给的。与十四世达赖宣称“历史证明我们西藏是独立的”完全相反，达赖喇嘛本身都是由明王朝封赠而且迭代相传，逐步得到中央政府确认，才最后形成的。而最初是由明代顺义王俺答汗（蒙族）赠予三世达赖喇嘛的。《宗教源流考》说：
“阿勒坦汗者，即俺答，元太祖十七世孙也。隆庆五年封为顺义王……用兵土伯特之地，收服阿木多、喀木等部落。纳其侄鄂尔多斯博硕克图济农
①谏，遣使迎达赖。……共尊以‘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之号。”
这是达赖喇嘛称号之开始，当时为第三世，第一世、二世的称号则是后来所追加。第三世达赖喇嘛锁南坚错，虽然受了俺答汗的赠号，但他仍自称为“释迦牟尼比丘”，如他在万历六年二月自“甘州遗书张居正，自称释迦
①牟尼比丘，求通贡”。锁南坚错给张居正的信上说：
“释迦牟尼比丘锁南坚错贤吉祥，合掌顶札朝廷，钦封于大国事阁下张：知道你的名显如日月，天下皆知……。我保佑皇帝昼夜念经，祝赞天下太平……。压书礼物，四臂现世音一尊，氆氇二段，金刚结子一方。”②
于是明廷许他人贡。由于俺答汗的赠号，才有了达赖喇嘛这个称号。俺①《不可思议之举》，《人民日报》1997年9月25日①参《明史》卷19，《穆宗本纪》①《明史》卷333《乌斯藏大宝法王传》②《张文忠公全集》奏疏卷答汗的孙子扯力克袭位顺义玉后，又于1588年向明廷奏请赠给锁南坚错以
③“朵尔只唱”的封号，“朵尔只唱”，是藏语金刚持之意，与“瓦齐尔达喇”相同。只是到这时才从朝廷取得一个正式的宗教地位，与政治地位还有很大的距离。如果那时西藏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又何必接受明朝皇帝赐给的封号呢？
当时达赖喇嘛的称号，还仅限于蒙古地区，直到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错由西藏到了北京，朝见清世租，次年由清廷正式册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恒喇达赖喇嘛”，这个称号才为举世所知，一直沿用到现在。
五、世达赖说做梦也不会反对大皇帝
当第五世达赖喇嘛1673年受比丘戒时，西藏是在噶举派噶玛巴统治之
④下，噶玛巴“对于黄教多采用抑压之势”。1642年，明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雄据青海和硕特蒙古首领，在即将入主中原的清廷支持下，挥兵入藏，推翻了压制黄教的噶玛政权，建立了以五世达赖罗桑嘉错为首的甘丹颇章地方政权，但军队仍掌握在忠于清朝皇帝的顾始汗手里。
这时正当明、清两代交替的时期，五世达赖喇嘛又得顾始汗（在顺治初年受清廷封为“遵文行义敏慧顾始汗”）的荐引，人觐清廷，1652年达赖喇嘛至京，谒上（清世祖）于南苑，上赐坐赐宴。达赖喇嘛进马贡万物，并纳之。“十年（1653）二月乙卯以遗达赖喇嘛归，上御太和殿赐宴，并鞍马金银珠玉锻匹等物。”后又赐以金册、金印。
金印的全文是“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之印”。金册共十五页，全文如下：
“朕闻独善兼善，开宗之义不同，世出世间，设教之途亦异。然而明心见性，淑世觉民，其归一也！兹尔罗布藏扎卜素达赖喇嘛，襟怀贞朗，德量渊泓，定慧偕修，色空俱泯，用能宣扬释教，诲导愚蒙，因而化被西方，名驰东土，我皇考太宗文皇帝闻之欣尚，特遣使迎聘，尔早识天心，许以辰年来见，朕荷皇天眷命，抚有天下，果如所期，应聘而至，仪范可亲，语默有度，臻般若圆通之境，扩慈悲摄受之门，诚觉路梯航，禅林山斗，朕甚嘉焉！兹以金册印封尔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应劫现身，隆兴佛化，随机说法，利济群生，不亦休哉！”
从此以后，“达赖喇嘛”这个封号和达赖在西藏政治上的地位才正式确定下来。
从清世祖册封达赖的封号来看，除了“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是清朝增加的之外，其余全是沿用了俺答汗赠与三世达赖的尊号，而且文字都没有任何改变，其间原因，是因为内外蒙古本身是清王朝统治的基础力量之一。
与册封五世达赖的同时，清世祖对于忠心拥护清王朝，当时实际上控制着西藏局势的顾始汗并没有忽视。清世祖同样以汉、满、蒙三种文字的金印金册册封了顾始汗，金印的全文是“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之印”，金册全文③见《明实录》④法尊：《西藏民族政教史》如下：
“帝王经纶大业，务安劝庶邦，使德教加于四海。庶邦君长，能度势审时，归诚向化，朝廷必加施异，以示怀柔。尔厄鲁特部落顾实汗，尊德乐善，秉义行仁，惠泽克敷，被于一境，殚乃精诚，倾心恭顺，朕甚嘉焉！兹以金册印封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尔当益矢忠诚，广宣声教，作朕屏辅，辑乃封圻，如此则带砺山河，永膺嘉祉。钦哉！”①
册封顾实汗的金册金印，是清世祖特派内大臣囊努克修世岱等人，跟随五世达赖一同带到拉萨后举行册封仪式的。
清王朝赐给五世达赖喇嘛大量金银，一部分被用于在前后藏各地修建了十三所黄教大寺，称为黄教十三“林”。
达赖喇嘛这个封号及其宗教地位正式被清朝确定。五世达赖喇嘛矢志维护清王朝的统一。他曾对吴三桂的派赴藏使者说：“我就是做梦也不会反对清朝大皇帝，如果要反对，佛、法、僧三宝也不容。”②
达赖喇嘛的职权仰赖于中央政权的维持
清廷对西藏地方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在乾隆时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作出了具体规定。所有西藏政教事务，都置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驻藏大臣的共同管辖之下。这也就同时确定了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督察地方行政的权力和地位。这些规定，是为了巩固中央封建政权的统治，同时也是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而陆续制定的。
1727年，七世达赖喇嘛年纪还幼，西藏地方政府噶伦——贝子阿尔布巴、公隆布鼐、台吉扎尔鼐等人，互相勾结，谋杀了当时的藏王贝王勒康济鼐。时清军尚未抵藏，另一噶伦颇罗鼐集合了后藏、阿里、扎什伦布等处僧俗八千余人，擒获了阿尔布巴等。此事上报朝廷后，颇罗鼐以绥靖地方之功，被清廷封为多罗郡王。
到1747年，颇罗鼐死去。他的次子珠尔墨特那木扎勒袭封郡王。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作事专擅，诛除异己，阴谋叛国，1750年，被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诛戮。驻藏大臣也被叛党杀害。清朝派兵入藏平息了叛乱。
经过这次事件，清廷认为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乱，实由藏王专横跋扈，不服管辖而起，为了西藏地方“长治久安”之计，清廷决定废除藏王，设立“噶厦”（即原西藏地方政府）。当时清朝官员策楞、班弟提出的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其基本政策是废藏王，设噶厦，管理西藏事务等。
清高宗（乾隆）于1750年申谕总督策楞等说：
“前于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伏诛之后，已屡经传谕策楞等抵藏之日，会同达赖喇嘛，酌设噶伦二三人，以分其势，……若仍照以前颇罗鼐政事，议设藏王，是去一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又立一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矣！”
清廷废除了藏王设立“噶厦”以后，从1751年起，正式授权七世达赖喇嘛管理西藏地方行政事务。
为了维护达赖的权威，清廷命令噶伦公班第达等说：
“噶伦事务，不可一人专办，特令总督策楞拣选贤能，仍照旧例，分设①《清实录》世祖卷74。②《五世达赖自传》噶伦四员，公同办事。尔等当感戴朕恩，尊敬达赖喇嘛，和衷协力，黾勉供职，勿存私意，致生猜疑，勿分彼此，互相瞻顾。”
同时又规定噶伦四人，其中一人以喇嘛充任，“给予扎萨克喇嘛职衔，放为噶伦，公同办事”。
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仓库，自颇罗鼐后，噶伦擅自取用，这时也恢复了向日的制度，由仓诸巴专管，若因公事动用，噶伦等须奏明达赖喇嘛。恢复、维护了达赖喇嘛的物权、财权。
关于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差务，从来都由西藏人民供应；可是自从颇罗鼐专政以后，甚至噶伦、代本派人出外做买卖，也“私出牌票”擅派乌拉，以致“乌拉派累百姓”。清廷明令制止这种混乱现象，规定遇有公事，须“禀明达赖喇嘛，发给印票遵行”。
经过这一系列整顿，明确了噶厦的职权，稳定了达赖喇嘛的领导地位。
1757年，七世达赖喇嘛圆寂，西藏地方政教事务没人主持，乾隆皇帝降旨，命第七世第穆活佛摄政，代行达赖喇嘛事务。此即摄政制，即转世灵童尚未寻获和达赖未成年以前暂行摄政。这是一项重要的措施，以此稳定西藏政局。由于清王朝这次任命，西藏地方政府从此开始了摄政制度。这个制反一直保持到西藏和平解放前十四世达赖亲政为止。
摄政制度虽然后来表明仍无法避免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但这是旧制度的通病，摄政制度的设立反映出中央政权管理西藏地方制度的事实。
中央政权负责达赖的转世、坐床及册封
鉴于西藏的大农奴主之间经常把持操纵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作为他们争权夺利的重要手段，清廷创制了“金瓶掣签”制度，以便于缓和西藏地方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保持统治的稳定，同时杜绝灵童转世中的一些明显的弄假作弊。这种弄假作弊在当时曾达到了十分荒谬的地步。如清高宗的《喇嘛说》中就曾经指出：
达赖、班禅及蒙古一些部落供奉的呼毕勒罕，皆从家族亲属中产生，与世职世袭元异。更可笑的是蒙古一大活佛指认某贵夫人怀孕即呼毕勒罕，到生下来后竟是女的，传为笑谈话柄，以至人民不愿再诚心皈信。
这里的意思是再清楚不过了，制定达赖等大活佛的转世、坐床及册封制度，固然一方面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挽救黄教的需要，试想，如果黄教首领的转世、认定一味询私舞弊、私相认定，皆出豪门，转世灵童甚至闹出笑话。那么势必动摇信教群众最基本的信任。
1792年，福康安等在会奏中详细陈述了这个新的金瓶抽签制度的内容：
查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为黄教之宗。自宗喀巴流传至今，凡达赖、班禅圆寂后，不迷本性，俱有呼毕勒罕出世，以衍其教。向系令吹忠等（一种降神的巫师）作法降神指认，是以化身出现，僧俗人等悉皆信以为真。历辈以来，仰蒙天朝卫法兴教，恩礼伏隆，各蒙古部落以及大小番族，俱凭吹忠作法指定，诚心敬奉，远近皈依。是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转世之后，其实在根基，向来，近番民数万众，总以吹忠作法降神为敬信，竟有牢不可破之势。然行之既久，其中妄指之弊，定所不免。……仰蒙圣主振兴黄教，颁发金本巴瓶一件，令将吹忠四人所指之呼毕勒罕姓名及生年月日，各写一签，贮于瓶内，对众拈定，实足以防弊窦而惬众心。奉到节次谕旨，仰见我皇上厘定正教，抚驭外番，于因势利导之中，寓循名责实之意，臣等实深敬佩。并敬向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济咙呼图克图大喇嘛及吹忠等宣示圣谕，无不感激悦服。兹复钦遵训示，公同筹议，嗣后拉穆吹忠、内噶、瓦东、萨穆叶等四人，俱令其熟习经典，试演降神之法。设遇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出寂后，令吹忠等四人认真作法降神，寻觅实有根气之呼毕勒罕，指出者若干，将其姓名生年月日，各写一签，贮于钦颁金本巴瓶内，拣选熟习经典喇嘛，虔诚诵经七日，传知各呼图克图喇嘛等齐集佛前，驻藏大臣亲往监视。如吹忠四人所指皆同为一呼毕勒罕出世者，拟写名签一技，另加空签一技，入于瓶内，如法诵经。若对人掣出空签，则名签之呼毕勒罕并非确实，是以不为佛佑，即别寻呼毕勒罕，另行掣签，以杜吹忠等串通妄指之弊。签上须写清、汉、唐古忒三样字，使大众一望而知，不致为所蒙混。①
1792年，清朝政府明确规定：“关于寻找活佛及呼图克图的灵童问题，依照藏人例俗，确认灵童必问卜四大护法，这样就难免发生弊端。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像前正式拈定”，认定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同样进行，这些都是大皇帝为了黄教的兴隆，和不使护法弄虚作弊。”
这里把转世灵童的认定程序和防止作弊规定得十分清楚。此后，活佛转世，均首先由有关寺院和地方政府按照宗教仪轨寻访灵童，再对寻访到的众多灵童逐一筛选，最后一般确定三个人选，并将候选灵童的“灵异”情况奏报清朝皇帝。经清朝皇帝批准后，才能择日在释迦牟尼像前金瓶掣签，认定其中一人为转世灵童。掣签仪式由清朝驻藏大臣主持并抽签，抽到后，需立即向清帝奏报，经清帝批准后，转世灵童才获得合法身份。这就是历史上形成，并延续至今的金瓶掣签制度。
清乾隆帝制定和实施金瓶掣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以往大活佛转世“世袭用私”，私相授受的弊端，有利于保护蒙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加强中央政府对蒙藏地区的控制。
金瓶掣签制度得到了达赖、班禅等各大活佛，以及信教群众热烈拥护。据清朝政府档案记载：“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乾隆帝特派专使护送金本巴瓶到达拉萨，（八世）达赖喇嘛感激圣恩，先期下山（按：指布达拉宫）在大昭（寺）等候，派喇嘛寺各执番花幡导引。……恭送金本巴瓶于向来讽诵伊罗尔经之大昭佛楼上宗喀巴像前，敬谨供奉。达赖喇嘛率领僧众，梵呗齐宣，极为诚肃”。八世达赖喇嘛表示：“呼毕勒罕转世，递衍禅宗，关系郑重，今蒙大皇帝振兴黄教，惟恐吹忠等降神作法指认未真，致有流弊，特颁金本巴瓶，钦差御前侍卫等赍送，卫护佛门，实已无微不至，我实感戴难名，嗣后惟有钦遵圣训，指认呼毕勒罕时虔诚诵经，于大众前秉公拈定，庶使化身真确，宣扬正法，远近信心，阎藏僧俗顶戴天恩，元不感激。”七世班禅也表示：“此次钦差大人远送金本巴瓶来藏，全为保护黄教，……实在感激天恩，无可图报，惟有率领众喇嘛，虔诵万寿经，祝延圣寿。”
自乾隆皇帝制定金瓶掣签制度后，通过金瓶掣签认定转世灵童成为定①《卫藏通志》卷五制。
金瓶掣签制度的设立，一方面是为了杜绝徇私舞弊，更主要的，它在政治上坚持了中央政府的主权，在宗教上又体现了释迦牟尼的“法断”，为广大藏传佛教信徒所信服。
达赖的转世，除第九世、第十三世经清廷批准免予掣签外，其十、十一、十二各世达赖喇嘛的灵童，都由驻藏大臣亲自主持金瓶掣签，确定其为达赖喇嘛呼毕勒罕身份。
无论从乾隆后期起由上述金瓶掣签制度决定，或者在这以前由原有的方式决定，达赖灵童的人选确定以后，随即举行“坐床”仪式，都是一件很隆重的典礼，清廷从康熙后期起就极为重视。每当新的一世达赖“坐床”，清廷或者特派大员或者由驻藏大臣监临主持。
七世达赖坐床前，西藏社会不稳定，地方政治势力互相攻杀，搜刮财富，毁坏寺庙，致使七世达赖格桑嘉措无法进藏。康熙皇帝派皇子为大将军，带兵恢复了西藏社会稳定。1720年，命平逆将军延信率兵三千人护送第七世达赖喇嘛返藏，进藏途中在簿克河、齐嫩果尔、错冒拉三次打败了截堵的对立势力军队才到达拉萨，受到西藏僧众热烈欢迎，得以顺利坐床，封为“弘法觉众第七世达赖喇嘛”。以后各世达赖喇嘛坐床，都由驻藏大臣监临主持。就是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也是由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去拉萨主持的。
自从第五世达赖经由清廷在1653年册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之后，清廷对历世的达赖喇嘛，也每每根据当时西藏政治形势的需要，加以封号。如七世达赖在1719年加封以“弘法觉众”之号。第八世达赖也在1780年获得加封。
第十一世达赖喇嘛在1842年坐床时，由清廷循例册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派章嘉呼图克图为特使前往西藏宣读册文，文曰：“咨尔达赖喇嘛……慧性深沉，经文诸习。既著灵纵于龆岁，益坚戒律以壮年。承袭以来，皈依者众，朕甚嘉之。故特依前辈达赖喇嘛之例，封尔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嘛，’改授金册。尔尚振修黄教，主持乌斯，本利济以佑民，迓麻祥而护国。所有图伯特事务，具悉依例，董率噶布伦等悉协厘办，扳明驻藏大臣转奏，俾图伯特阖境延厘，众生蒙福，弥勤启迪，用副绥怀。”①
十二世达赖圆寂后一年多，西藏地方在拉萨东南部达布地区朗敦村找到转世灵童，由于其它地区再未发现有同样灵重，于是由八世班禅，摄政通善，三大寺和扎什伦布寺的全体僧俗官员联名向当时的驻藏大臣松溎上了公禀，要求驻藏大臣转奏清朝皇帝，由于灵重只有一名，且经各方公认，请免予金瓶掣签。1877年3月，光绪皇帝在奏折上批示：“贡噶仁钦之子罗布藏塔布开甲木错，即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毋庸掣瓶。钦此。”
同年11月14日，灵童到了拉萨河南岸的公堂寺，按照过去的旧例，在此接受圣旨，灵童面向东方下跪，驻藏大臣立在前面，捧读了光绪帝批准灵童继任十二世达赖喇嘛并免予掣签的圣旨。噶厦又向驻藏大臣报告：“准备在土免年（1879年）举行达赖坐床大典，请转奏皇上，照过去旧例予以照准，并准许新达赖在坐床时乘坐黄轿，并用黄色马鞍。”①孟保：《西藏奏疏》卷二
1879年5月，光绪皇帝的圣旨到了拉萨，内云：“达赖喇嘛转世已经确定，今年六月十三日良辰吉时举行坐床，甚佳，朕深喜之！现赐达赖喇嘛黄哈达一条，佛像一尊，念珠一串，铃杵一套。达赖喇嘛坐床之后，可启用前世达赖之金印，并将用印时日上奏。前请乘用黄轿及黄色鞍辔均予准用。佛父贡嘎仁钦封为公爵，赏戴宝石顶子，着孔雀翎，依旨遵行，钦此！”
达赖坐床以后，按照过去旧例，正式启用前辈达赖的金印，并向清朝皇帝“上表谢恩”。这种奏折先由大仲译写好，由基巧堪布和四大仲译共同呈给达赖过目，将达赖的金印盖在奏折上面。奏折的文字是按照第五世达赖罗桑嘉措遗留下来的规格写的，里面有一首藏文的七言带韵的诗句，大意是：
我们生在贫苦地，您赐我们得安宁，今后只有依靠您，不靠皇上靠何人？！
坐床大典举行后，摄政通善，派了一位白也尔堪布背了奏折，前往北京，向清朝皇帝报告坐床经过。①
这里稍微详细一点叙述了十三世达赖转世、坐床的经过事宜，透过这些，人们会发现十四达赖所谓西藏一直是独立的谎言是多么不堪一击。
别忘了，清王朝末期，是中国封建政权中最腐朽衰落的时期，它本身面临着空前的内忧外患。
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西藏地方仍然需要请示中央政权批准达赖喇嘛的转世、坐床事宜，认为没有批准就不具备权威与合法性。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在1904年英帝国主义武装侵略西藏时避来内地，其后于1908年由清廷加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他逝世以后，国民党政府于1934年追封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并派黄慕松代表国民党政府人藏致祭。
值得叙及的是，从历世达赖喇嘛的籍贯和民族成分来看，并不限于西藏和藏族。如第四世达赖喇嘛是出生于内蒙的蒙族，第七世、九世、十世、十一世达赖喇嘛都是出生于四川的藏族，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是出生于青海的藏族。所以清高宗所撰的《喇嘛说》中早就指出：达赖喇嘛“其出世且非一地，何况一族了”。
五世以后的历代继任者，一律都需要经过朝廷认可才能确认其是真是假，或立或废，甚至连大皇帝御赐的金印之启用，都要经过诏旨的正式下达，才算合法，继任达赖后本人的归属，也是全操于中央政府的。
在八世达赖强白嘉措时期，由于廓尔喀的入侵，乾隆皇帝任嘉勇公福康安为大将军，率部远征。1792年8月，在廓尔喀投降后传旨，“撤兵后，必当妥立章程，以期永远遵循。”这就是后面将谈到的清代著名的治藏纲领《钦定章程》二十九条。当时的八世达赖对此表示了极其诚恳的拥护。该章程第一条就是关于活佛转世的灵重寻访认定规定。以后，达赖一圆寂，都按照这一章程规定确定转世灵童。当今的十四世达赖难道能否认自己的一些前世是清朝皇帝制定的这一制度决定吗？
由此至少可以得出的明确结论是：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代表人物之一——达赖决非天生，只是特定的历史进程的产物。用达赖自己的话讲：“达
①赖喇嘛仅有500多年的历史”。历世达赖的政治历史，在封建社会里只是一①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书中有整个过程的详尽叙述。①达赖1996年9月在澳大利亚对记者谈话个臣属的历史，大量保留下来的以达赖名义向皇帝，中央朝廷呈递的奏折、文书，是无言的铁证。
五、达赖说他没有判断转世的神通
1995年5月14日，在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达赖公然违背历史定制和十世班禅大师的遗愿，擅自在印度指认所谓班禅转世灵童。他装神弄鬼地宣称：只有他才能认定班禅转世灵童。
这是又一次出于政治目的，践踏宗教仪轨，破坏宗教秩序，对抗中央权威的蓄意的欺骗。当达赖说这些的时候，他大概已经忘了，他在1990年出版过一本自传，书中他曾经承认，他并没有判断活佛转世灵童的神通。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我们来看看当时达赖的叙述：
①
达赖开始就表示：“在认证过程中肯定会有些错误。”接着叙述说：“实际认证的的过程也不如想像中那么神秘。首先是一种简单的排除过程。例如，我们要寻找某位和尚的转世时，第一步必须要知道这位和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圆寂。然后，考虑到通常新的转世会在先世圆寂后，在母体孕育一年左右——从经验里，我们知道这段时间有多长——我们可以排出一个时间表。所以，如果某喇嘛在某年圆寂，他的下一位转世可能会在八个月左右或两年后出生。在某年的五年之后，这个孩子可能有三、四岁大；这个范围已经缩小了。
下一步是：确立‘转世’最有可能示现的地方。通常这一步相当容易。首先，这个地方在西藏内或西藏外？如果是在西藏外，有可能的地方不多；例如西藏人在印度的社区、尼泊尔、瑞士。之后，必须要判定最有可能在哪个城镇里找到这个孩子。一般都是参考先世的生平来判定。
用我所说的方式缩小范围，建立变数后，下一步通常是召集成立一支寻访团。寻访团的意思不是说派出一群人，就好像寻宝一般。通常要求社区里的形色人们寻找一位年龄在三、四岁之间，可能是候选人的孩子，这样就可以了。往往都会得到一些有用的线索，例如在孩子出生时的一些异象；或是孩子可能表现出特殊的特征。
有时候在这个阶段会有两、三个或更多的可能性出现。偶而，寻访团根本不必去访查，因为前一位转世留下了详细的指示，里面有他下世及其父母的名字。但是这种情形很少见。有一种情形是这位喇嘛的弟子做了一个清楚的梦和看见一幕景象，显示在那里可以找到他的下一世。在另一方面，有一个高僧最近指示不要再寻访他的转世。他说任何看来可能尽瘁于佛法和西藏社区的人，就应该被立为他的继承人，而不是去费心找到一位真正的转世。在转世认证上，并没有严格和快速的规定。
如果有好几位小孩子被推举为候选人，通常是由熟识这个喇嘛的人士来作最后的检定。常常是其中一个小孩认出这个人是准，这是非常有力的证明，但是有时候孩子的体相也会列入考虑。
在某些情况里，认正的过程中会咨询某位神谕或具有天眼通的人。这些人所用的方法之一是Ta——他们修法看一面镜子，可以看到镜里面出现真正的灵童或建筑物或者也许是名字。我把这个称之为‘古代电视’。这种和人①《达赖喇嘛自传》254页们从拉姆拉错湖看到观境的原理相似。当热振仁波切着手寻找我的时候，他就是在拉姆拉错湖里看到‘AK.Ka.Ma’三个字母以及一问寺庙和一栋房子的景象。
有时候，有人会请求我指示如何寻找转世。在这些情况里我要负责作最后的认定——是否找到了真正的转世。我在这里必须声明我可没有天眼通。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来发展这些神通力。然而我有理由相信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确有某些神通力。”①
达赖接着写道：“那么我是怎么处理呢？我会把这件事说给我的高级亲教师林仁波切听。虽然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只要一看到他的侍者我就害怕——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听到他惯有的脚步声，我的心跳就会停一下。但是以后我把他看成我最重要，最密切的朋友，不久前他圆寂了，当时我觉得没有他在身边，日子会非常难过。他已经变成了我所依靠的柱石了。”②
请读者注意，达赖自己曾经声明“我可没有大眼通，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来发展这些神通力”。遇到这种事他需要请教老师——林仁波切。可是这位可供请教的老师也圆寂了。
那么，人们自然有理由要问：达赖有什么理由、有什么根据要擅自认定班禅转世灵童呢？①《达赖喇嘛自传》，255—257页②《达赖喇嘛自传》，257页
第十三章达赖与宗教（下）
一、关于“政教合一”
达赖集团长期美化“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达赖本人不下百次讲过要坚决“走政教合一道路，要享用政教合一的生活”。“政教合一”为世界上最美妙、最神圣的制度，是天赐神权的“神王”恩赐给芸芸众生的甘露，大有“此物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度闻”的味道。
曾是一种世界性现象
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政教合一”制度远不是旧西藏封建统治集团的发明。神权直接实现对社会的统治，在11—13世纪曾广泛存在于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西藏地区的政教合一，在产生时间上不比欧洲更早，但消亡却比欧洲晚了几百年。在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基督教不仅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力量，也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势力。1183年，罗马教廷建立宗教裁判所，随即各级宗教法庭遍布欧洲，对异端思想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在教廷兴盛的年代，它把世俗的教育、法律、科学等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使它们成为宗教神学的附庸。
当时宗教势力凌驾于世俗的政权之上，成为社会直接的统治力量。在教皇英诺森三世时期，西欧各国的国王都臣服于教廷。那时，以罗马教皇集团为中心的天主教会发展成为一种巨大的封建神权的国际组织，教会直接站在封建政治统治舞台的前头，除西班牙南部受阿拉伯人的统治外，整个西欧、中欧都由教皇统辖，在13世纪末，教皇的统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种统治中，世俗君权必须服从于神权，帝王即位要由教皇加冕，主教同时拥有世俗权。其中包括领地内的司法权，教会宗教法取代了罗马法，宗教法庭一度凌驾于世俗法庭之上。教育也全由僧侣和修士主持，科学和艺术成为神学的附庸，神甫成了乡村和基层社会生活的指导者。这种统治不同于世俗统治
①之处，还在于“它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在罗马教会的统治下，教会利用世俗政治和宗教特权的双重权力，霸占扩大领地，对依附在土地上的广大农民进行剥削压榨，教主成为封建主。当时罗马教会拥有天主教世界全部地产的三分之一，是欧洲最大最富的封建主。教会还在民间广设苛捐杂税，征集捐献，出卖教会的各种神职、“圣物”、“圣骸”以及赎罪券等等，这些与达赖的粪便可以人药、卖钱如出一辙。教会通过宗教裁判所对异端思想了进行残酷的镇压。这段时间成为公认的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直到资产阶级革命兴起，鲜明提出政教分离的主张，特别是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冲破了宗教作为一种精神手段帮助维护旧制度的罗网，“政教合一”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才逐渐寿终正寝，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可惜的是，由于地域封闭和社会发展上的滞后，早该消亡的“政教合一”统治制度竟然“奇迹”般地在西藏地区苟延残喘到了20世纪50年代，给西藏人民带来了更长期的灾难。①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0页
政教互相利用
宗教自产生到今天已有很久的历史。这期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宗教为求得自己的生存，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以适应新的社会形态、新的统治者的需要，否则便不能生存和发展。我国东晋时期有一个叫道安的和尚，他说过一句有名的话：“不依国主，法事难立”。一语道破了宗教变化的真实原因。首先，宗教某些方面的变化是被迫的。一个新朝代的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出现以后，原在旧朝代、旧社会经济形态中生存、活动的宗教，要想在新朝代、新社会形态中继续存在和活动，就必须要加以改变。其次，宗教发生变化的目的是为了求得继续生存和发展。第三，宗教的改变，只是某些形式方面的改变，而不是其本质的改变。就以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来说，它产生于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奴隶制社会走向衰落的时期。当时，它是被压迫者的宗教，入教的都是奴隶、乞丐、贫民、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等社会下层的受苦受难的群众，提出“天国近了”、“末日来临了”等等口号，带有反对罗马帝国的统治、反对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色彩，所以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鉴于罗马帝国对它的迫害，为了继续生存和发展，同时也是统治阶级为利用宗教来缓和奴隶们的反抗，基督教一改以前反抗罗马帝国统治的做法，提出了一些维护罗马帝国统治的说教：“基督教的上帝是全能的，并且倾听基督徒的祈祷。对于你来说，我们的上帝比你们的神抵更为有用。我们为皇帝的安全向真正永恒的上帝祈祷。……我们基督徒赤足举手为所有的皇帝祈求长寿，使帝国安定，军队勇猛，元老院忠诚，老百姓讲道德，全世界得安宁”。它劝基督徒要学会顺从、忍耐，等到死后从上帝那里得到报答：“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受打不还手”。正因为这样，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也一改以前的罗马皇帝对基督教所采取的迫害手段，宣布基督教为合法。到了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更进一步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以致在整个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下，基督教成为维护欧洲封建秩序的精神支柱。恩格斯曾说过：“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古代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中的情况一样，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也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成了神学的分支，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教会教条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
①中都有法律的效力”，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发展，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基督教的教义、教规和教法又被迫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了政教分离的制度，宗教再不能干预国家的行政、司法、教育。一位著名学者写道：教皇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了，宗教裁判所不得不停止活动了，横征暴敛的赎罪券再也卖不成了，宗教征收什一税的特权被废除了，十字军东征特别是组织儿童十字军东征造成的惨绝人查的大悲剧再也不能重演了。这一切的发生，并不是由于教皇和大主教们忽然想起了教义中的博爱而主动放弃的，它们都是被历史发展的洪流所涤荡的。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0页。
什么也没留下
“政教合一”的统治制度的黑暗，不仅表现它带给人民群众双重的压迫，双重的苦难，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还表现在它强制性地用宗教神学代替一切，严重阻碍了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波兰的天文学家哥白尼因发表了《天体运行》一书，触犯了上帝刨世说，受到了教会的迫害。意大利的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乔尔丹诺·布鲁诺因为继承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学说，竟受到各国教会疯狂的迫害，最后被活活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伟大的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力学原理的创始人伽利略，也是因为维护并发展了哥白尼的学说体系，受到宗教法庭的多次审判，最后被判终身监禁，像这样宗教教会迫害科学家的事例在中世纪的历史上不胜枚举。恩格斯在谈到基督教作用的时候，曾经不无激愤地说过：古代留传下欧几里得几何学和阿拉伯人留传下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发端、现代数学和炼金术，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也役留下。恩格斯的这一论述适用于一切宗教。宗教的消极作用本身表现在它是维护反动统治秩序和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精神支柱和思想工具，一旦它同世俗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控制掌握了世俗政治权力之后，这种反动的、消极的作用表现就尤为明显，中世纪的欧洲，和平解放前的西藏，都是活生生的例证。
佛教教义本身主张“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主张自利利他、自度度人，要求信徒不过问世俗社会事务，“三界无安，犹如火宅”，认为对社会权力、财富、名位的追求的执著是无明，是对佛教精神的无知甚至是背叛。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不仅这样说，而且身体力行，亲身实践，彻底放弃了现成的太子地位、现成的统治权力，并且对各种送上门来的权力、财富毫不动念，一心追求精神上的解脱，成为佛教信徒们敬仰的宗教创造人和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一位哲人曾感叹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达赖自称是佛祖弟子，却念念不忘钻营世俗权力，把佛教的本来面目槽蹋得面目全非。我们这里想最简单地问一句：你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能找到佛祖主张“政教合一”的例子吗？
二、黑暗的中世纪——“政教合一”时代
动乱岁月
公元五世纪末叶，历时千余年的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被废。罗马帝国的一统江山变为大大小小的诸侯割据王国，在这些王国之间，盗匪横行于道途、彼此间的交通日渐困难。罗马文化本是城市文化，此时城市大多被毁，市民们大批移居乡间村野，学校纷纷关闭，教育和文化的水准大大降低。战乱使人们遭受苦难，无所适从。社会呈现严重的混乱。
“政教合一”登台
在战乱的废墟中，基督教成为日益加深的混乱状态中的唯一的有秩序的组织，慢慢地，罗马教会的政治、经济、宗教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又经过近500年的岁月，罗马教廷已逐渐可与政权分庭抗礼。教权与世俗政权的这种力量消长关系可由教皇的继任上准确的反映出来。
公元十世纪前，教皇均由罗马帝国皇帝任命，十世纪后的连续三个教皇：克农伯特一世、达亚里克一世、利奥九世都是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三世直接选任，第四个教皇斯德望九世则由教廷选好后建议皇帝任命。第五个教皇则否定了皇帝任命的本笃十世，教廷自行另立了尼古拉二世，第六个教皇同样是教廷自行选立的亚历山大二世，到第七个教皇格里哥利七世时，力量对比完全倒了过来，这从教皇格里哥利七世颁布的教皇敕令中可反映出来。《教皇敕令》宣布：
“唯有教皇一人有权制定新法律”，“一切君主应亲吻教皇的脚”，“教皇有权废黜皇帝，有权解除人民对邪恶统治者效忠的誓约”，“凡不与罗马教会和谐的不得视为基督徒”，“教皇永不受审判”。
教权与政权，逐鹿欧罗巴，鹿死谁手！
皇帝在雪地站了三天
1076年2月22日，是个不寻常的日子，在罗马教廷会议上，格里哥利七世发布了被历史学家称为“中世纪最著名的教皇法令”。这个教皇法令宣布革除罗马神圣帝国皇帝亨利四世教籍，取消他统治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权力，撤消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百姓对亨利四世的所立的一切誓愿与义务。
这道教皇法令一下，罗马帝国立刻动荡不宁，教会指使一些王公贵族们集会宣布，如果一年内皇帝未获教皇宽恕，则将另立皇帝。无可奈何之下，一向尊贵无比的世俗政权统治者亨利皇帝只得去哀求教皇宽恕。“仁慈”的教皇格里哥利七世让亨利四世在雪地里站了三天两夜，耍够了威风才召见他，待皇帝亲吻了他的脚之后宣布说：“起来吧，你这迷途的羔羊，主已宽恕你了。我现在正式向你宣布，从现在起，我撤销了去年2月发布的那道教皇法令，恢复你的教籍，恢复你的权力，恢复你的臣民对你所立的一切誓愿与义务。”
教权的威风，与此可见一斑。
教皇的命运
教权压倒政权，进而统治王权，是在腥风血雨中实现的。前面提到的七位教皇的结局，大致可反映这一尖锐斗争的情形。
克农伯特一世，上任不久即在宴会中被毒死；达亚里克一世，食了有毒的桃子在上任一年后身亡；利奥九世当了俘虏，交了一大笔赎金被放回，几天后因恶性疟疾死亡；斯德望九世在位一年即突然病亡；尼古拉二世在位15年，亚历山大二世在位12年，格里哥利七世曾威风八面，最终一不小心，被赶出罗马，死于意大利南部小镇萨莱诺镇的修道院中。但总的趋势则仍是教权逐渐统治政权。
到后来的英洛森三世时代，教会权势更如日中天，英洛森提出“两剑”论的统治理论，即神权和政权这两把利剑都是上帝创立的。教皇和国王，犹如太阳与月亮，月亮从太阳借得光辉，国王从教皇手中获得权力。“国王只有虔诚待奉基督的教师，才能理所当然地统治世界。”
在英洛森当教皇的十八年间，他废黜了两个德国皇帝，迫使英国、保加利亚和葡萄牙国王向他行亲足礼，俯首称臣，制服了不可一世的法国国王，而且欧洲各国都派代表常驻罗马，以听取和执行他的指示，他还发动了十字军远征，教会的势力无所不在，整个欧洲万马齐喑。
走出中世纪
盛极而衰，自古同理。
英洛森三世的去世，结束了罗马教廷的“黄金时代”。
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在西欧城市发展的基础上，新生的市民阶级开始崛起。为了商品市场的发展，他们往往与国王结盟，反对教会的专制。因而摆脱神权统治，争取独立自主的呼声越来越高。
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极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不少人文思想家一方面揭露教会的腐败，另一方面则希望教会能自动而识时务地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如果教会继续腐朽下去，必将给整个社会的上层阶级带来可怕的危机。然而，昏庸的罗马教皇一意孤行，并不理睬他们的忠告，最终导致了16世纪上半叶先后席卷德国、瑞士、法国、英国等地的宗教改革浪潮，16世纪的宗教改革标志着欧洲即将走出中世纪，而迈入近代史的门坎。
山雨欲来风满楼！
此时的教会，仍在拼命搜刮钱财，他们大卖赎罪卷、声称谁向教皇交了钱，不但以往的罪可赦免，而且未来的罪也可得到赦免，他的灵魂就可以飞升天堂。他们仍沉浸在教会权力至高无上的迷幻之中，一点也想不到改革与革命正汹涌而来。
马丁·路德宣战
然而，此时神学博士马丁·路德打响了向旧教会宣战的第一枪：马丁·路德首先揭露教会的贪婪，他要求信徒“你们除非有很多余款，否则就应该把钱留下来作家庭的必需开支，绝不可浪费在向教会的捐助上。如果你们当中有谁看到一个穷困潦倒的人无动于衷，而把金钱拿去购买赎罪卷，那么所得到的不是教皇应许的赦罪，而是上帝的愤怒。”
马丁·路德大胆宣称，信徒一不靠教皇、二不靠圣礼得救。信仰上帝，不需要任何中介。
1521年，恼羞成怒的教会要求捉拿马丁·路德。但此时已时势相异，教皇昔日的威风难再。宗教改革的思想已深入德意志各个角落，各阶层人民广泛投身于运动之中，大学生冲击教堂、攻击神父，许多低级教上也转向宗教改革一边，不少神父和修士、修女冲破清规戒律，自行结婚、自动还俗。围绕马丁·路德的思想，实际上出现了路德派新教。
在德国农民战争期间一些地方势力趁机夺取了当地教会的财产，他们为维护既得利益，便标榜新教，在各自领地内建立起新教教会，自任首脑。新教诸侯于1555年在奥格斯堡订立“和约”，“和约”依据“教随国定”的原则，规定在谁的领地，信奉谁的宗教，承认各邦诸侯有权决定他本人及其臣民信仰的教（天主教）或者信仰路德新教，路德新教在德国终于取得了合法地位。这一和约的签订是路德新教最后确立的标志。
与此大致同时，瑞典、丹麦和挪威等国也先后改革新教，建立起从属于王权的路德派教会，罗马天主教会的垄断地位从此被打破。
结束一千年
153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有名的《至尊法案》，法案宣称：英国国王是英国教会在世间唯一的最高元首，罗马教会对英国教会不存在任何管辖权；英国国王对英国教会拥有决定教义、施行圣事和执行异端的权力；英国教会的主教由国玉提名，宗教会议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它不能对国王的提议待否决的态度，由国王提名而被任命的神职人员必须向国王宣誓，过去向教皇所作的宣誓一概予以废除。现行教规，凡与国家法令抵触的条文一概废除。
1559年，英国女王的第一届国会通过《至尊法令》，宣布女王为英国所有教会和僧侣团体的最高领导，一切神父和官吏必须宣誓接受这一领导并不得服从国外的势力。
随之，欧洲国家纷纷开始了这一历史性进程。
欧洲中世纪长达一千年的“黑暗时代”，是教权与王权的争夺。开始教权逐渐统治王权、实现政教合一统治，后来随着社会发展，王权又逐渐战胜教权，并最终结束政教合一统治的漫长岁月，随着资本主义的成长，新教的兴起，罗马教廷的衰落已无可挽回。当今文明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实行政教分离，在国家宪法、法律中严格规定宗教不得干预国家事务。政教合一，就此成为一个历史的名词。
伟大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结束政教合一的千年统治、第一次工业大革命，这些重大事件迅速把欧洲各国带入了现代化，世界近、现代史翻开了新的一章。
三、“政教合一”在西藏
本教与佛教
佛教传入西藏之前，西藏已有上千年的文明史。同整个华夏民族一样，当时盛行的宗教是原始宗教萨满教，在西藏被称为本教。
人类进化史表明，由于原始社会经济基础的解体和奴隶制的出现，后期宗教的内容、形式、作用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演化出一种少数人可掌握的权力——神权。恩格斯曾指出，宗教是“自发的宗教”，而发展到阶级社会时，便逐渐演变成为“人为的宗教”。他还说，“至于人为的宗教，虽然充满着虔诚的狂热，但在其创立的时候便少不了欺骗和伪造历史……”。
前面提到，当一个外来人来到赞塘廓西地方，当地土人问其从何而来，他顺手指指刚刚翻过的大山，土人便以为他指的是天，是从天而降，误为天神，故奉以为王。这种记载虽然有着不实的成份，但把天神和国王这二者等同看待，说明西藏早期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统治中已开始将王权与神权联系在一起。这种“王权神授”的现象在不同地方的社会发展史上都是大体相似的。
到了公元7世纪时，松赞干布开始对佛教发生兴趣，建大、小昭寺以供佛，并翻译了一些佛教经典。这样，佛教作为一种较之本教更为抽象、更有条理的宗教信仰，开始在西藏传播。这首先是由于统治者的支持。据说松赞干布亲自制定“十恶戒律”及“善行标准十六条”，成为西藏最早的宗教戒律，同时变为国法。佛教一经传入就同统治阶级结下了不解之缘。
西藏的佛教虽然源自祖国内地和尼泊尔、印度，但教风与这些地方有较大区别。藏区佛教为了适应当地畜牧为主，以肉食为主的经济生活和习惯，僧侣既不像内地和尚那样禁食荤腥，也不像尼泊尔、印度比丘那样托钵乞食，西藏第一批出家僧人一开始就是靠吐蕃王室供养。因为西藏社会发展程度低，人烟稀少，除少数地方外居住极为分散，固定的寺院无法向流动的牧民乞讨饮食。这样就需要解决寺院经济来源，同时允许僧尼饮食不必禁肉食。
赤松德赞王时，第一次出现专以讲经传教为业的出家僧人，“度有福智之七人受具”，这是西藏出家为僧伽之开始。八世纪下半叶，赤松德赞率先用不同于吐蕃奴隶制分封采邑的传统方法，在赐给寺庙一定限额的农田、牲畜、牧场、财物等供养之外，又特地赐给每名出家人七户人丁。这样剃度了
①首批吐蕃僧人，并且大张旗鼓地会盟誓约，勒石立碑，使之成为定制。这是西藏寺院有自己的庄园和农奴的开始，这些也预示佛教已经在西藏基本上站稳脚跟。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和支持，出家僧人的阶级地位与经济关系都发生了变化。统治阶级有意识地利用宗教，而宗教代表人物也主动地向统治阶级靠拢，逐渐成为他们的附庸，政教互相渗透的阶段就此开始。
到公元9世纪初，政教合一的趋向更为明显，“赤热巴巾（王）深信佛
①教，大小政权皆授于僧众……”。连赤热巴中的大哥藏玛也出家为僧。这样，僧人又逐步由附庸而变成不劳而食的精神贵族，同时又是对广大民众操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国王命臣，他们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这时的政治制度，实际上已经是“政教合一”的雏形，只是最高统治者国王本身还不是出家人。
教权与政权
佛教参与国政井愈加得势，逐步改变着社会的利益格局，使原有的本教势力和世俗贵族势力开始感到不满和恐慌，他们对佛教和伴随佛教的传入而新生的封建阶级势力嫉仇万分。西藏历史上有名的朗达玛“灭佛毁法”，表面上看是朗达玛这个人生性厌恶佛教，其实是一次佛教封建贵族势力同本教世俗贵族力量的政治较量，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的矛盾冲突是深层原因。朗达玛一上台，即毁寺院、焚经典、杀教徒，致使佛教几于灭绝。朗达玛在位三年，又被人杀死，西藏遂处于分裂状态，吐蕃王朝从此崩溃。“政教合一”制度从开始形成就在统治阶级内部充满了新旧势力的激烈斗争。
11世纪时，佛教又重新兴起，并决定性地战胜了本教，成为西藏地方居于统治地位，富有地方特色的唯一的正统宗教。其后，随着西藏地方封建割据势力的不断兴起，西藏佛教也以各自地方的封建割据势力为中心，逐渐形成许多不同的教派，伴随着地方势力统治的不断更替而几经兴衰。这些不同的宗教派别，即地方性的宗教集团，与该地区的世俗统治集团，出于各自不同的政治目的而紧密地结合起来。后者深知宗教“有迷信人心之故，反利用之，以助政法之所不及”。前者深知如不依赖于世俗集团，其教难行。因而，①见《贤者喜宴》7卷106页和104页①法尊：《西藏民族政教史》
①“教依政而行，政恃教而立”。逐步形成政教合一的制度。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派系十分复杂，如主要教派噶当、萨迦、噶举等，都有不少的支系。仅噶举一派就有四大派、八小派之分。这些派系都是首先与本地贵族统治者结为“施主”关系，互相融合。到后来，每个派系都成了大小不等，但性质差不多的“政教合一”的独立王国。到了13世纪初，元朝廓丹太子派大将多达那波进入西藏，选定萨迦派教主八思巴为藏王兼法王，才基本上结束了分裂局面。
“政教合一”制度从元朝中央政府角度被正式固定下来，是西藏社会进程中具有极其深远影响的大事。它的客观作用，一方面是基本统一了整个西藏地区，结束了近四个世纪的分裂局面；另一方面是从此开始，元朝政府在西藏设“宣慰使”，加强了在西藏的直接管理，萨迦地方王朝代代直接受封于元朝政府。同时，由于西藏地区得到统一，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生产开始有了一定的发展。
由于“政教合一”制度被正式肯定，加之佛教日益深入人心，使新旧教派势力、僧俗贵族势力之间的斗争出现一个新的特点，即：欲夺得政权，必须同时夺得教权，或利用佛教取得元朝中央的封赐。这一特点同朗达玛直接毁弃佛教有显著区别。这说明，此时的佛教已经与政治融合为一，新旧教贵族势力已经结合为一个完整的统治阶级，他们之间是又勾结又争夺。
萨迦王朝自八思巴至益喜坚赞，共传八代，每代都任元朝“帝师”职，后因直贡万户长的反叛（1290年）和萨迦王室因互相争权而致内讧，日趋衰落，后为噶举派的帕莫主巴万户司徒·强曲坚赞所灭。1354年，强曲坚赞建立帕竹王朝于乃东（今山南泽当附近），并派人照例于北京向元顺帝请封，被封为“大司徒”，命他接管西藏地方政务。
帕竹王朝建立前后，由于西藏社会内部封建经济因素的发展，西藏山南地区首先出现谿卡（封建庄园），司徒·强曲坚赞非常重视并予大力支持。王朝建立后，又把这种封建庄园的形式推广到前后藏地区，从此封建庄园在西藏地区逐步成为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帕竹法王又在山南地区建17个宗，后又陆续增设若干个宗。宗本（县官）由法王直接委派，管理各庄园。由于各宗本由法王直接选择委派，而这些宗本又切实地对法王负责，这就加强了西藏地方集权，克服了过去各教派搞独立国，而地方王朝鞭长莫及的弊瑞，在客观上，对于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组织形式的推行起了促进作用。
经过长时期的发展滨变，“政教合一”制度开始进入它的鼎盛时期。
完成“政教合一”
元朝中央政府虽然首次明确肯定“政教合一”制度，但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是政权大于教权。
充分发展的“政教合一”制度，是在黄教（格鲁派）寺院集团取得完全的统治权之后才日臻完备的。
从萨迦王朝的晚期，到帕竹王朝历经十二代（1354——1618年）最后被藏巴汗王朝所代替。在近三百年中，“政教合一”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各派①《政教合一谈》，原载《东方杂志》第1卷6期僧俗贵族统治者争夺教政大权的斗争愈演愈烈。
宗教已经被当作麻痹和统治人民的手段，成为争权夺利的敲门砖。
因此，“互争外势，故真学实行之士日渐减少，至不知戒律为何事，寺
①院僧侣，尽同俗装”。僧侣也娶妻生子，和贵族联姻，出现了世袭贵族。这些人僧不僧，俗不俗，唯以攫取私利为专务。而在上层各个集团之间，则不断地发动战争，互相侵掠，兼并，乃至饿殍载道，民不聊生。
15世纪初，宗喀巴创立格鲁派，“敬重戒律”，提倡“苦修”，“不娶妻，禁饮酒，戒杀生”，“令一切随从弟子，日日谛察自身。倘有误犯，当
②即还净”，并著书释经，到处游说，得到不少贵族农奴主的支持，并且建立寺院，自成一派。
前面提到，西藏佛教重新兴起之后的一大特点是教派繁多，除四大教派外，每派内部还分若干派，各教派为了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而纷争不已，此消彼长，兴废无常，成为西藏历史政治舞台上的突出景观。相对于其他历史久远的教派，格鲁派是姗姗来迟者。它也很快就卷入了教派纷争的漩涡中。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格鲁派一如西藏历史上的其他教派，力求向世俗势力寻求支持，通过世俗政治军事力量的干预来改善自己在西藏的处境。1578年，当时的格鲁派领袖人物索南坚措赴青海与明朝顺义王俺答汗会见并受赠尊号，俺答汗赠给索南坚措的尊号是“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嘛”。
格鲁派寺院上层集团迅即将它作为本派领袖转世传承的尊号，并认这索南坚措为第三世达赖喇嘛，同时追认根敦坚措为第二世达赖喇嘛，根敦朱巴为第一世达赖喇嘛。
意味深长的是，1588年三世达赖圆寂后，西藏格鲁派上层即将俺答汗的曾孙确定为三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四世达赖出自蒙古王公之家，这显然是特定条件下格鲁派上层与蒙古统治者的一种政治安排。是黄教寺院贵族集团以一种特殊方式同蒙古军事贵族联结在一起。这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地方统治集团的诞生，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从此，黄教获得了在蒙古族地区广泛传播与发展的有利条件，迅速取代了蒙古族传统宗教萨满教而成为蒙古社会中占主体地位的宗教；同时，亦为格鲁派日后在西藏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十七世纪初，崛起于后藏的藏巴汗势力迅速膨胀，建立了继帕竹政权之后统一全藏的地方政权。藏巴汗支持噶玛噶举派，意识到黄教崛起对自己的严重威胁，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取得政权之前，噶玛派两个支系的法王都曾到北京朝见元朝皇帝，元帝赐以黑帽和红帽，加封国师，赐印册等。在取得政权后，则直接利用权势处处挤压黄教，“嫉视黄教，几欲根本灭
①除……”，“……藏巴王崇敬噶玛派，对黄教多采抑压之势”。甚至在四世达赖死后，按规矩要寻找灵童时，“当时藏巴汗疑达赖诅咒致感多病，即明令不许达赖再转世，经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全力请求，始准寻觅五世达赖灵童。”
到十七世纪后半期，黄教五世达赖喇嘛得到清王朝册封，正式掌握西藏地方宗教事务大权，但还没有一开始就掌握地方政权。此时的西藏地方政权，几经转移和斗争，却难于久安。①法尊：《西藏民族政教史》②法尊：《西藏民族政教史》①法尊：《西藏民族政教史》
1975年，清政府明令由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掌管西藏地方政权，政教合一制度正式以地方政权的形式确立起来。从此，达赖喇嘛既是黄教的最高领袖之一，又是原西藏地方政权噶厦政府的首脑，并建立了一套组织系统，规定了达赖、班禅以下僧俗官员的品位，职称和名额，使僧侣上层和世俗贵族在政治上达到高度一
黄教掌权之后，先利用政权扩大神权，再利用神权巩固政权，二者互相为用，造成西藏社会畸形发展，一方面社会发展停滞不前，人民生活和社会生产极度困苦和落后，另一方面，宗教凌居整个社会之上，僧侣成灾。在政教合一制度下，宗教实际上变成了政治经济实体，而不只是一种纯意识形态。
附带说一句，在相肖程度上正是由于这种政权与教权的结合，导致了达赖一度拥有显赫的地位。
前面说过，笔者曾实地走过西藏绝大多数地方，去过上百座寺庙，开始作为一种好奇，后来才开始作些归纳。这些调查表明，达赖远没有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拥有那么大的宗教影响。
在林周县的达龙寺，寺主告诉我们，他们首先尊奉本教派（噶举）的宗教领袖。
在措美县的觉吾角寺，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宁玛古寺，现年55岁的寺主司达告诉我，宁玛与格鲁过去有些矛盾，现不疏不密，四大教派首先信奉自己的创始活佛，每个教派都是如此。
在隆子县的桑青寺，这是一个格鲁派的寺庙，71岁的经师群培加措告诉笔者，他们过去和现在主要信奉本寺活佛——洛桑单增赤来若杰，过去即不很相信达赖，现在更无法信任搞分裂的达赖。
在康马县南尼寺，民管会主任洛桑强已指出：达赖槁分裂，闹独立，他们不把他当作宗教领袖，也不信任他。
在其它一些寺庙，笔者也经常听到类似的评论。
由于僧俗封建贵族的紧密结合，使“政教合一”制度进入完备阶段，它的组织空前完整、统一。僧俗封建阶级对广大农奴的联合专政，使社会发展停滞，“政教合一”制度阻碍社会进步的弊端日渐明显。
产生三大领主
“政教合一”制度在世界上到了15世纪即基本消亡。在西藏到了17世纪中叶后，日趋僵化、反动。此时的宗教宣传成了一种外壳，“它愈来愈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统治阶级只把它当做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①。
黄教寺院政权一建立，便首先没收了过去反对、迫害黄教的其他教派及其所属贵族的土地及农奴，一部分分给黄教大小寺院，一部分分给对黄教有过贡献的贵族，一部分留作地方政府直接掌管。三大领主由此而生。在这些封建领地里，领主就是法律，就是教律，他们随意盘剥、残害甚至买卖农奴，而可怜的农奴则既是鞭子下的奴隶，又是为宗教枷锁桎梏的奴隶。这双重压迫有效地维护了西藏社会的落后与稳定。凭借政治力量的支持，格鲁派获得了凌驾于其它教派之上的独尊地位。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52—253页
“政教合一”统治集团还以法律的形式，给各黄教寺院规定常年居住的僧众人数，人数不足，就逼迫农奴出家，如甘丹寺规定僧人数为三千三，色拉寺为五千五，哲蚌寺为七千七，札什伦布寺为四千四。在规定僧数之内，由政府统一拨给一定数目的田庄、农户，完全成为寺产，由寺院派专职人员管理，征收税粮、摊派差役。寺院内等级森严，组织严密，有掌管寺内外教政事务的堪布，有专管经济收支、毫不过问宗教事务的当家，有专管寺内纪律的纠察，还有从事杂役的大批佣人。
日本憎人多田等观回忆说，色拉寺设有三名堪布、两名协敖（管理寺院法规、执法者）和两名吉索（管理经济者），均由达赖喇嘛任命。“当然也有一些堪布，抱有野心的僧侣，他们向达赖的亲信馈送礼物进行活动。”“为
①此，达赖的亲信常常不到一年时间就变得非常富有”。寺庙的经济事务官吏胡作非为：“有时这些人硬要将寺院的基金贷给农民并强要20％或30％的利息。并要求在规定的期限内将利息交给寺院。”②
不论在寺内，还是在封建领地上，农奴和农奴出家的贫苦喇嘛永远被压在最底层。他们一无所有，只有无力的呻吟和对来生来世的一点点可怜虚幻的精神安慰。上层喇嘛和封建领主则享有各种为所欲为的特权。
十三世达赖整顿黄教
宗教凌居于整个社会之上，教权与政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结果，是寺庙上层集团直接成为世俗社会的统治者，寺院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卖官鬻爵丑闻不绝。
据藏文十三世达赖传所载：因为贪污受贿之风己从西藏政治界侵入到宗教界，各寺喇嘛不守清规，吃烟、喝酒、嫖妓、赌博或出外作苦工谋生等等，事态严重，每况愈下，因而引起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注意并严厉进行整顿。
1928年冬天，达赖风闻现在各大寺院的堪布多为贿买，经典学问一无可取，特召拉萨上密院堪布罗桑云丹赴布达拉官，由达赖亲自出题考问，结果堪布不能对答，达赖立即下令革除了该堪布的职务。
1929年正月，拉萨举行传昭大会，按照过去惯例，每年传昭大会上要考取十八名拉仁巴格西（系黄教的一种学位），有人密告这年由三大寺提出的拉仁巴候选人名单，系由三大寺堪布受贿买放，因此达赖亲自参加了传昭大会，亲自主持拉仁巴的考试，果然发现很多人经典学问太差，根本不够考取拉仁巴的资格。达赖发现此事以后，除把那些不够资格的拉仁巴候选人斥逐之外，并严厉处罚了各大寺受贿堪布。
尽管如此，寺庙中的贪污、不守戒律现象，仍然不断发生。
1930年春，达赖又发现了小昭寺的管庙喇嘛有严重贪污行为，把噶厦拨给该寺经常在释迹牟尼像前点灯上供的油钱，未按照政府规定上供，大多数中饱了私囊。达赖指定专人负责，彻查此事，清算账目，追退赃款，并给了管庙人以严厉处分。
与此同时，达赖又发现了三大寺僧众有不遵教规戒律，胡作乱为的行为，如憎众参加大经堂诵经和领取布施时，不披僧人的斗篷，达赖下令严厉禁止①（日）多田等观：《入藏纪行》21页②（日）多田等观：《入藏纪行》22页此种破坏教规的行为，命令各大寺执行纪律之僧官严行纠察。达赖又下令禁止三大寺僧众喝酒、吸烟、下棋、化装俗人夜游等破坏戒律的不良行为。该命令中说：“三界无余众生，应遵守释迦牟尼佛的经律，和三界法王宗喀巴对显密两宗清理完成的法规，众生固应精进佛法，三大寺僧众尤应遵守三律，……切戒饮酒、吸烟、下棋、夏天耍林噶游玩，或白天穿僧衣，夜间化装俗人乱搞等行为。僧人化装到乡间游玩、弹唱歌舞，或依仗权势鱼肉乡民，皆所不许，望各大寺洛本、格贵等人切实负责，严行纠察，以前犯者既往不咎，以后犯者从重治罪。”
三大寺喇嘛下乡有两种情况：一部分系贵族家庭出身的喇嘛，在乡下招妓饮酒，依势欺人；大部分是农奴家庭出身的穷苦喇嘛，因为生活所迫，寺内发的一点口粮和布施不够维持生活，因此多到乡下去念经乞食。据十三世达赖传载称：当时达赖听到甘丹寺有许多喇嘛因为衣食不足，背了经卷，分赴各地村庄念经乞食，达赖对此很不满意，派人到甘丹寺去调查原因，据说是因为甘丹寺僧人数字不断增加，收入不够支出，僧人口粮和茶水钱都不够。达赖设法解决了一些粮、钱，交给甘丹寺作为基金，放债收息，以供养僧众。但由于各大寺庙的权力都掌握在少数贵族家庭出身的上层喇嘛手中，大多数贫苦喇嘛都出身于农奴和牧奴家庭，他们在寺庙内部依然受上层喇嘛的压迫剥削，这些粮、钱，本身不多，加上又被上层喇嘛贪污侵占，还是无法解决问题。
因此，达赖所作的上述各种努力，并没有把黄教整顿起来，相反，情况是越来越加恶化。1931年，达赖又向全藏黄教寺院下了一道整顿教律教规的命令，严禁僧众喝酒、赌博、酗酒打架、跳舞、打石头等恶劣行为，并不许僧众出外作苦工挣工资，也不许去农村作短工帮助春耕秋收，一切世俗活动，均不许僧人参加，如有违犯，即以破坏教律教义治罪。
该命令说：“现查三大寺大经堂例行集会中，僧众恒视有无布施决定参加与否，有布施时即去参加，无布施时就不去参加，这是违犯教义教规的行为。以后每逢例会，不论有无布施，僧众均须参加，翁则（大经堂内负责领导诵经之僧官）应严格执行此项命令。”
十三世达赖喇嘛之所以大力整顿黄教，维护教规，一方面反映了西藏黄教的黄金时代业已过去，已在趋向腐败；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西藏政治与宗教的关系，维护黄教，就是为了维护西藏统治阶级的利益。①
这段史实，暴露出“政教合一”制度并不是那么“美妙”“神圣”。
“政教合一”制度给西藏社会造成的恶果是极其严重的：大量的农奴被赶出土地、牧场，到寺院里去从事苦役，田地荒芜，人口减少，生产力退化。奄奄一息的广大农牧奴隶同金壁辉煌的寺院宫殿及少数醉生梦死的上层贵族，形成了令人吃惊的对比。这也预示“政教合一”制度即将彻底崩溃。
1959年，人民政府平息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公然发动的武装叛乱，清算了他们背叛祖国的罪恶，宣布了“攻教合一”这一政治制度的灭亡。西藏人民从此摆脱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沉重锁链。不堪回首的政教合一制度从此在西藏也变成了一个历史的名词。
达赖集团欺骗世人，美化政教合一制度，这种论调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他们将西藏文化等同于宗教文化，妄图以此为政教合一制度招魂，这种伎俩①牙含章：《达赖喇嘛传》303—305页也是应予揭露的。
我们探讨同宗教有关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应该作一些深入细致的分析：一个民族信仰了某种宗教后，能影响该民族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但这并不等于宗教必然浸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使一个民族生活的每一件事、每一个片断都包含宗教的内容或带上宗教的色彩。民族的宗教信仰是形成民族特点的一个因素而不是所有因素，民族的宗教生活是民族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以信仰宗教的特点涵盖民族的所有特点是非常片面的。
达赖集团处心积虑用宗教涵盖西藏民族和西藏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为此不惜否定宗教传入之前藏民族的千年文明，假惺惺地一再声称要恢复西藏固有的传统宗教文化历史，其政治图谋是不言而喻的。
达赖父亲被毒死
1940年，十四世达赖坐床，时年仅5岁，当时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在波诡云谲的西藏政治舞台上徒拥尊位，实际上起不了什么作用。
是热振活佛力排众议将他发现为十四世达赖。
热振活佛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任掌管政教事务的西藏摄政，一度曾被国民党政府册封为“辅国普化禅师”。由于热振活佛的鼎力相助并热情扶持，使拉木登珠得以由一个贫苦孩童一跃成为十四世达赖喇嘛。而且，热振活佛是一位很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有识之士，他经常带众憎徒诵经祈祷，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祷告。对这种反帝爱国之举，英印帝国主义和西藏上层亲帝分子极为不满，于是在帝国主义的策划挑动下，热振活佛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于1947年5月7日屈死九泉之下。达赖喇嘛的生身父亲也因与热振活佛交往过密而受诛连，被亲帝的摄政达札等人毒死。风光八面的达赖，在统治集团政治斗争中一度连自己父亲都救不了。
在热振活佛遇害后，达赖写到：“有时我觉得我在这个事件中也许可以尽些心力。如果我以某种方式介人，热振寺——西藏最古老、美丽的寺庙之一，也许就可能避免破坏。总而言之，这整件事情非常愚蠢。”①
达赖自己也承认，西藏最古老、美丽的寺庙，毁于西藏地方政府——自称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之手。这一点也许可以反映出：旧西藏内部不择手段的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已到了何等地步，同时也折射出：旧西藏绝非宗教乐土。
达赖父亲在政治斗争中被毒死，暴露了分裂分子手段的残忍，对于达赖本人来说，也实在是不光彩的事，于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又玩起了拿手好戏：篡改历史。
同否认格达活佛遇害一样，分裂势力一再表白：达赖父亲死得很正常，热振活佛也不是被毒死的。
原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西藏办事处处长英文秘书柳升棋老人，叙述了他所了解的达赖父亲被害情形。
1947年初，国府驻藏办事处突然接到佛公（对达赖父亲的尊称）病逝的讣告。在办事处人员的心目中，50多岁的佛公身体康健，一向很少病痛，因而对他的去世颇感突然，代理办事处事务的陈锡璋，遂率员前往吊唁。
与佛母见面后，他们本欲详细询问佛公的病因和有关情况，谁知佛母回①《达赖喇嘛自传》37页答得异常简短，说是“忽然得了急病，医治无效就过世了。”此后，对佛公病死之事便缄口不提，顾左右而言他。他们感觉其间似乎有什么微妙的隐情，又向佛公的女婿、达赖的姐夫黄国桢等家人打探，结果他们的回答，均和佛母一样，躲闪回避，对佛公之死，“讳莫加深”。
依西藏惯例，佛公的尸体被抬出城外，送往山上的天葬场。在那里，他的尸体被肢解，剁碎，抛撒，接着，被铺天盖地而来的鹰鹫，啄食殆尽。此后，家人要为他点上49天的酥油灯。
不久，有传闻说：佛公的确染有小恙，喇嘛们曾为之颂经驱邪，扎了纸人，把所谓的“魔鬼”引到纸人身上，然后把纸人抬到拉萨河边烧掉。德国人哈雷还曾建议请英国商务代办处的医生，为佛公进行诊断，但遭到佛公家人的拒绝。因为以往这类小病，念念经或让藏医看看，也就好了。可此时摄政达札的大管家到佛公家，送来一剂汤药，佛公服用后就突然身亡。国府办事处有心印证此事，无奈佛公家人始终守口如瓶，于是佛公死因更令人狐疑。
佛公与达札的龃龉，在西藏上层不是什么秘密。他出生在青海，对内地有较深的感情，因自己的四子被选为13世达赖的转世灵童，移家西藏。初到时，摄理西藏政务的热振活佛，主倡与内地中央保持良好关系，因之有了一段民国以来西藏与内地的“蜜月”时期。但达札继热振摄政后，偏倚英印，与内地关系又趋恶化。
达札的行径，引起佛公的极度不满。他出身寒微，质朴而心直口快，没有什么政治意识和手腕，对内地中央的感念，对热振的眷怀，对达札的不满，溢于言表，自然遭到达札的嫉恨。
特别是佛公因自幼生长在青海，除了会安多土话外，就会讲西北土话，说不好藏语，和拉萨的贵族们交谈，要靠儿子洛桑三旦作翻译。因此他更喜欢同内地人聊天，没有语言障碍，办事处处长的官员都同他有过往。
自1944年后，让位的原摄政热振，一再向达札暗示复位的意图，暗中的争斗随之加剧。佛公虽无实权，但身份地位尊贵显赫，他心向热振，对达札与热振进行较量是不利的。而在权利争斗和排斥异己方面，达札一伙向来是不择手段的。
佛公之于内地，有种不断的情丝。他背着亲帝分裂势力，让国府办事处沈宗廉安排达赖二哥嘉乐顿珠去南京学习，并且主要目的是学习汉语文。嘉乐顿珠90年代回忆说，我14岁时，父亲让我去内地学习，在南京学习了5年时间。自然，分裂势力对此恨得咬牙切齿。正是因了有这层背景，关于佛公突然去世的传闻，办事处的人总感到并非空穴来风。①
牙含章老人，是一位精通藏文，治学严谨，深受尊重的学者，他对藏文史料和清代关于西藏问题档案作了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与热振关系密切的十四世达赖的父亲祁却才仁也被亲帝分裂势力毒死。”②
达赖关于政教合一的言论
十四世达赖近来一再宣称，他并不主张复辟政教合一的封建旧制度，并且开始否认他主张西藏独立，甚至说他从未要求过西藏独立，主张无条件与中央政府谈判，而中央政府拒绝了他的多次呼吁。①《西陲寒云黯雪山——柳升棋谈国府驻藏办事处拉萨的最后岁月》，《知情者说》
西方反华舆论对此一再谴责中国政府拒绝谈判，甚至一些好心的朋友也加入了劝说的行列。
戏演得很像，可惜，这不是真的。
1964年3月10日，达赖在达兰萨拉集会上明确宜称：
“实现西藏独立的原则，不单是政治上的，而且是政教合一的自由独立。政教合一独立的获得者本身要走向政教合一的道路，这样今生和来世都有了寄托。我们大家共同享用政教合一的生活，很有必要。最近在召开佛协会议时，大家认识到了走政教合一之路的目的。因此，每个人都应作出自己的贡献。”①
达赖公开叱责一些信徒“我们是佛教徒，不懂世间事”的说法，强调“虽然是佛教徒，但同样必须走政教合一之路”。②
1965年，他说：“有些人以为作为一名佛教徒，法和世道不能同时并进；而关心政治的人则认为政治上虽懂得不错，但宗教方面的知识很差，因而产生为难情绪，可我觉得以上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政教合一是可以办得到的。”“要走这样的政教合一道路，既要懂得宗教，又要懂得政治。如若我们不懂得两者结合的两种情况，那么空喊政教合一是无益处的，同时，要做到政教合一也是不可能的。”③
1966年，他在同样的纪念集会上讲：“下面略谈我们（流亡）政府性质问题。我们的政府既是政教合一的政府，又是人民民主的政府。……我们政府的这一性质，广大僧俗男女老少都必须懂得。”
为了给听众打气，达赖宣称：“假如我们努力奋斗，获得独立不是没有希望的，可以完全相信最后胜利属于我们。”①
好像深怕人们不理解他教为政用的用心，他特别指出：“西藏光有宗教不行，还要政治上的自由，没有政治上的自由，宗教也会衰败的。”②
“境内六七十岁的藏人只关心宗教而不去关心政治；三四十岁的人关心一点政治，但还是不够”，“对这些认识不够，这是很不幸的”。“藏人只是一个劲地信仰宗教，使我觉得像泄了气一样”。③
达赖要求：“我丹增嘉措所吐露的全部想法，希望大家牢记在心里。”大概觉得自己说得口沫横飞，跟随者却始终不多，他又鼓动：“只有我达赖一个人站出来讲话，人家就会认为，‘西藏人都满足了’，达赖作为一个僧人反倒很难满足。”④
直到1990年，他们在鼓吹西藏独立。
“我们为实现独立，已经奋斗了31年，但我们知道独立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而是非常艰难。”⑤
达赖不同时期的不同讲话确实有些变化，但那只是变色龙的适应环境，而非复辟愿望有了任何改变。①达赖1964年3月10日在达兰萨拉的讲话②达赖1964年3月10日在达兰萨拉的讲话①达赖1965年3月10日在达兰萨拉的讲话②达赖1965年3月10日在达兰萨拉的讲话③1986年达赖在荷兰藏胞集会上的讲话④1986年达赖在荷兰藏胞集合上的讲话⑤达赖1990年3月10日在达兰萨拉的讲话
1974年，美国中止援助给了达赖很大的刺激，他除继续鼓吹西藏独立外，讲话调子有些奇怪的变化：
“在过去一年中，世界情况发生了各种变化。有些变化似乎有利于我们，有的变化似乎不利于我们。”“直到今天，大家斗志很高，竭尽全力，今后我们要为实现西藏独立，增强斗志，努力奋斗。”
“有朝一日，我们将重返西藏，那时，我们所走的路肯定是社会主义道路，而不会走旧的道路，也不会走向经济上一个剥削和压迫另一个的社会。如果不是这样，西藏境内的广大人民和在目前那样一种社会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人们也不会答应。我本人百分之百反对贫富不均匀的社会现象。”①
1983年达赖在讲话中承认：
“在过去的历史中，我们藏人把自己所有的能力都集中于佛教上，而对发展物质方面并没有考虑多少。主要由于见识不广，思想狭隘，而不是藏人不会发展。”②
“我们西藏的旧社会是一个农奴制度的落后社会，我们并没有说是进步的。”③
1992年11月20日，达赖先作声明，他没有复辟旧社会的打算。接着表示：“他马上就是要六十岁了。六十到七十、八十、九十，最多我也只能活九十岁，因此，我们这一代人要从现在起用二十年或三十年，有步骤地实现
④西藏政教并行的民主国度的计划。”他特别指出，“如果作不到这一点，是很危险的。”
1991年达赖的讲话又泄漏了重大天机：
“我们藏民族现有的数量与历史记载的数量相比，为什么减少了很多？其原因之一，是因为没有很好的卫生条件，其二，是我们的僧尼之多。别的人即使认识到这个因素也不敢讲出来，而我有责任不得不讲这些话。”①
有了这两段自白，人们或许会问：（1）旧西藏是否还是最美好的，最神圣的统治制度？（2）共产党是否屠杀了120万藏人呢？达赖没有讲。
从我们引用达赖的这些亲口讲话表明：达赖确实要想恢复政教合一的统治，确实在图谋西藏独立。否认是徒劳的。只不过社会进步了。形势变化太大了，再公开宣称政教合一，公开号召西藏独立，在策略上大大的不利，于是，达赖开始绕着圈子讲：要恢复西藏的传统生活方式，恢复西藏的传统宗教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旧西藏的一切，特别是达赖本人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都是不能改变的，都是必须恢复的。
昌都地区八宿县有个色普寺，该寺主持仁增，旺堆去印度，见到了达赖，达赖让他告诉僧众，“如果你们去喊西藏独立，就有说不尽的恩惠，闹独立的寺庙赏赐三四万元钱，闹独立的人死了可超渡再生，也不用下地狱。”
在这种情况下，能谈判些什么呢？
难道达赖还能否定他不想复辟旧制度吗？①达赖1974年3月10日在达兰萨拉的讲话②达赖1983年3月10日在达兰萨拉的讲话③达赖1983年3月10日在达兰萨拉的讲话④1992年11月20日《达赖喇嘛就西藏未来前途的演说》，达赖集团特别声称，此文经达赖本人审阅过①达赖1991年3月10日在达兰萨拉的讲话
四、历史上围绕活佛转世的斗争
谁先开始活佛转世
活佛转世，即按活佛生前提供的线索或别人虚构的线索，以及生日时间、属相、辨认前世活佛的生活用品和法器等来寻找转世幼童，对寻得的幼童进行排队、筛选、确定，一些大活佛还必须通过金瓶掣签选定。经过这些手段后，就可以说前世活佛的转世找到了。由于活佛意味着双重权力，对社会政治有很大影响，因此上层僧俗往往为巩固和扩展自己的权势，而在争立大活佛转世灵童上进行复杂的斗争。
班禅活佛转世系统与达赖活佛转世系统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两大活佛转世系统。它们与藏传佛教其他教派的活佛转世系统一样，均非历史上固有的，而是西藏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7世纪中叶，佛教开始传入我国西藏地区，并与西藏本土文化逐步结合，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藏传佛教，9世纪中叶，盛极一时的吐蕃王朝崩溃，藏区出现了长达约400余年的分裂局面。这期间，藏区没有统一的政权，藏传佛教各教派与地域性封建集团相结合，形成众多的政教合一的地方割据力量。实际上，这时的藏传佛教各教派大多已不是单纯的宗教团体，同时还是富甲一方的经济实体，称雄一方的政治力量。也就是说，各教派的宗教领袖同时也扮演着封建领主和地方政治领袖的角色。政权首领可以世袭，可以依据力量大小来指定，但宗教首领完全世袭，或硬性指定，总有某种不方便之处。为了解决宗教领袖的宗教、经济和政治地位的传承和延续问题，宗教上层为了防止因宗教领袖的去世而丧失本教派的政治特权和散失经济实力，就借助佛教化身学说，把世俗的世袭制成功而巧妙地移植到佛教的圣职之中。“转袭其号，以掌彼教。”以便保持政治上的特权和经济上的势力得到延续。形成了藏传佛教有别于其他宗教和佛教其他教派的特有的传承方式，即活佛转世制度。活佛转世制度并非格鲁派首创，而是起始于13世纪的噶玛噶举派，由该派一个支系的首领噶玛拔希（1204—1283）首先开始，因其符合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下统治集团各派系的利益，遂为藏传佛教各教派所广泛采用。
16世纪中叶，黄教寺院集团形成。当时，拉萨的哲蚌寺在黄教寺院中实力最为雄厚，掌握着黄教各寺院的领导权。随着黄教寺院集团政治、宗教和经济势力的迅速发展，他们既需要对外与其它封建农奴主集团及其它教派势力进行长期的抗衡和角逐，以保持它在政治和宗教上的优越地位；同时，又需要将本教派寺院既得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保持和继承下来。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向外发展势力，与中央王朝和势力强盛的蒙古族上层结纳关系，以便得到他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支持外，更主要的是寺院集团本身必须要有一个固定、持久的领袖人物来长期维系宗教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特权。于是，黄教寺院集团的上层袭用了噶玛噶举教派的活佛转世制。1546年，哲蚌寺的上层僧侣，找来了年仅三岁的幼童索南嘉措，作为前一任寺主根顿嘉错的转世灵童，承袭前职，做了黄教寺院集团的领袖。这一作法，加强了寺院集团的内部团结，有效的防止了教派内部宗教、政治及经济实力的分裂，以确保法统继承的延续性和合法性。从此，黄教寺院集团也开始有了活佛转世的制度。并形成了近300多年来影响最大，并为今人所熟悉知的达赖与班禅两大活佛转世系统。①
历朝统治者利用佛教来统治西藏地区，对上层活佛给予种种优待。在解决重要的政教问题时常派活佛僧官进行办理，委任各种职务，以便于进行调解、劝说等，使其成为历朝政府披着袈裟的僧官。活佛在社会上的显赫，导致了僧俗上层往往借助活佛转世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扩展自己的势力，现实利益的争夺，造成了在活佛转世问题上复杂的纷争。
并非一片净土
活佛上层是西藏佛教中的贵族，在佛教活动中居于领导地位，掌握着实权。西藏实行“政教合一”，旧西藏的活佛是佛教首领，往往同时又是政治首领，活佛的世俗化越来越突出，活佛是拥有土地、牧场、牲畜和农奴的农奴主。起初格鲁派建立中心寺庙，后来原属于噶当派的寺庙，先后归附于格鲁派。格鲁派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寺庙增加很快，分别占有数量不等的庄园、牧场和农奴、牧奴，第巴政府又拨给寺庙一定数量的庄园和农奴，成为寺产，由寺院派人管理，征收租税，寺属庄园，寺属农奴，成为寺院的主要经济来源，促使寺庙农奴制经济的发展。主寺下面有属寺，如哲蚌寺有属寺640座，色拉寺有属寺340座，甘丹寺有属寺18座。主寺对属寺可以委派堪布，主寺与属寺有一定的教务和经济联系。16世纪后期，格鲁派大大小小的寺庙在各地的建立，形成一个庞大的寺庙集团势力。达赖喇嘛是格鲁派各寺庙的总首领，也是西藏地方政府的总代表，下属的官员分僧俗两大系，出任官吏的全为封建世俗贵族和佛教寺庙的大小活佛，这些僧官是披着袈裟的僧人贵族，以“神”的名义行使统治权。
清朝政府为了统治的需要，不仅给一些大活佛种种特权，而且还封其亲属。如七世达赖之父索南达吉，十三世达赖之父贡嘎仁钦，分别被封为佛公、公爵。活佛要为国家与皇帝进行法事活动，祈祷祛病消灾、平安、丰收等。如五世达赖于1674年说：“我本喇嘛，惟当诵经。祝佑圣躬康豫，威灵远播，国祚绵长。”在1645年，皇帝外出，就有随宫喇嘛，喇嘛在安宫扎寨时念经以清净地面，支建营盘幄帐完，再念“散祟咒”，清帝这才入营驻扎。这种制度直到1900年才停止。
活佛作为僧官出现，既享受佛教中的贵族生活，在佛教内部取得荣誉权力的地位，同时也享有世俗官吏的特权，使活佛变得世俗化。活佛与统治者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活佛要依靠世俗统治者以树权威，并取得法律支持。而世俗统治者也需要用佛教来神化政权，维护统治。即所谓“王权神授。”佛教权力与世俗权力结合，共同强化信仰，既使用佛教的教权（神权），又使用了世俗的权力，显然，在这种双重权力之下的信仰，很难说是自发的、自愿的信仰，也难以实现真正的信仰自由。
教派斗争与活佛转世
1605年，藏巴汗与直贡本钦贡噶仁青联合打败格鲁派的第巴古雪巴，在哲蚌寺和色拉寺的后山杀死僧俗五千余人。使哲蚌寺和色拉寺的喇嘛被迫向①韩官却加：《西藏佛教的活佛转世制述略》，《西藏研究》，84年4期北逃亡到达隆寺，寺主夏冲·阿旺朗杰不仅让他们住在寺内，还供应食品，并派人跟藏巴汗说情，允许哲蚌寺和色拉寺的僧人回原寺。四世达赖逝世以后，他的管家索南饶丹和吉雪第巴措结多吉集合前藏支持格鲁派的兵力和蒙古的骑兵，击退了藏巴汗的军队。随后形成双方对峙的局面。由夏冲·阿旺朗杰等人从中调停，藏巴汗答应将甘丹、色拉、哲蚌三大寺的庄园退还，被强迫改宗的寺庙仍信格鲁派，但是不允许四世达赖喇嘛转世。1618年，藏巴汗推翻帕竹第斯政权以后，再次入侵哲蚌寺，还捣毁了三世达赖索南嘉措的灵塔、抢劫了灵塔上的金银珠宝。一次藏巴汗患病，许多藏医都没有能治愈他的病，听说四世班禅罗桑却吉精通医学，有人建议藏巴汗请罗桑却吉来治病，藏巴汗为了活命，迫不得己派人前往请罗桑却吉，经过罗桑却吉精心的治疗，藏巴汗的病得以痊愈，为了对罗桑却吉表示感谢，他一定要给报酬，罗桑却吉不受，但提出要求藏巴汗允许四世达赖云丹嘉措转世，藏巴汗只好答应了，于是达赖系统才得以顺利转世传承。
第五世达赖喇嘛时期，也是格鲁派取得统治地位时期。噶当派的寺庙都变成了格鲁派的寺庙，活佛在寺庙内进行转世。喀尔多罗那它是觉囊派，转世为一世哲布尊丹巴。这时觉囊派所依仗的藏巴汗已被消灭，格鲁派在西藏占统治地位，对于反对格鲁派的憎俗势力严厉打击，将觉囊派寺院达丹彭措林寺改为格鲁派的寺院，改名为甘丹彭措林寺。哲布尊丹巴本是觉囊派，五世达赖向他提出改宗黄教，否则不承认他的活佛地位，一世哲布尊丹巴不得不放弃觉囊派，改信格鲁派，并成为格鲁派的转世活佛。从此觉囊派改宗为格鲁派。
转世中的争权阴谋
在历史上，不仅不同的教派之间，就是掌权的格鲁派内部争权夺利斗争也屡见不鲜。这种争权夺利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到西藏的活佛转世过程之中。
美国学者梅文·C·高文德史泰恩经过实际调查后写到：“西藏传统政治生活中最突出的特点，是政治领导阶层，特别是地方政府内部世俗贵族集团之间，争夺权力和特殊地位的角逐。整个政治体系的主要活动是内部的互相
①倾轧、争吵和财产纠纷。”他指出：“作为政治承袭方式的转世制度，具有各种内在的特点，由于它和土地问题上的经济和生态的因素，就产生了一种必然的庄园流转。由此而形成的政治角逐和摩擦就成为各个时期西藏传统政治体系的特点。”①
“每更换一次统治者，无论是达赖喇嘛还是摄政，必然带来对土地（庄园）的新需求。以平均每13年更换一次统治者计算，可以看到，活佛承袭制度产生了不断需求土地的结果，而土地是西藏社会最根本的经济资源。需要在不断地增长，而资源却是有限度的。
每次取得的新庄园不是来自开垦生荒地。这似乎是由于生产技术和自然①（美）梅文·C·高尔德史泰恩：《西藏庄园的周转——活佛转世制度下的土地与政治》，《西藏封建农奴制研究论文选》549—563页，中国藏学出版社①（美）梅文·c·高尔德史泰恩：《西藏庄园的周转——活佛转世制度下的土地与政治》，《西藏封建农奴制研究论文选》549—563页，中国藏学出版社环境的原因造成的。西藏传统的农业技术，根本不可能把无价值的边缘牧场改变成有效益的农田。”“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可以满足上述不断增长的土地需求的资源，只能是现有的农庄。在一个不断循环的基础上，只能由某些领主丧失自己的产业，以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实际的情况正是这样，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庄园周转过程。”②
这种不可避免的“庄园周转”在西藏社会的各个有关的政治集团之间，造成普遍而尖锐的竞争活动。
“这种庄园和特权的差异与庄园的流动密切相关。如上所述，由于存在着转世继承制，每经一代某些领主就不得不丧失自己的庄园，以满足不可避免的对庄园的需求。但因为庄园是最宝贵的经济财富，任何家族不会主动奉献出来，于是没收就成为主要的再分配手段。结果是有些领主的庄园被没收了，变为其它一些人的财产，这样一代一代地不断发生。”③
“不论西藏的转世继承制度最初是怎样形成的，这种制度一旦开始了，它本身就成为决定政治体制的巨大力量。因此，当一个文化传统固定为制度，而不断需求一种至关重要，但又数量有限的资源（指土地——译者）时，这
①就必然会出现西藏政治所特有的那种激烈的竞争。”这种激烈角逐在历世达赖转世、坐床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按照旧例，历代达赖至少要年满18岁方可亲政。僧俗大农奴主为了夺取权利，图谋较长时间以摄政掌政，致使达赖早亡，如九世达赖仅活到11岁，十世达赖活到22岁，十一世达赖活到18岁，十二世达赖活到20岁。他们都在少年和青年时期夭折，上层统治集团争权夺利的阴谋灾难性地连续降临在四个达赖喇嘛身上。据《清实录》记载，1844年十一世达赖七岁时颈上受伤，流血不止，该诺们汗知而不办，其中情节尤属可疑。“仍着该大臣会同班禅额尔德尼等集合全案人证逐一严讯，取具确切供词。一经审实，即将诺们汗历得职衔、名号全行褫革，仍追敕剥黄。名下徒众，全行撤出庙内，赀财先行查封。其达赖喇嘛受伤情由，并着提同随侍之森臻及服侍之堪布等悉心研鞠，务得实情具奏”。往往年幼的达赖喇嘛为摄政的活佛所操纵，成为摄政活佛的牺牲品。1895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亲政，1899年，发生所谓“阴谋杀害达赖”的事件，据说摄政第穆呼图克图阿旺罗桑成烈，卸职后退居丹吉林寺静修，其侄诺布才仁对达赖亲政不满，勾结琼结之巴日佛和尼雅珠佛，以符咒陷害达赖，十三世达赖发现后逮捕了诺布才仁，审讯后他供认了经过。第穆听到破案，即奇妙的得暴病而死。另一种说法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后，为了避免前几世达赖早逝的命运及消除异己势力，达到真正掌政，借护法神之口指摄政第穆呼图克图阿旺罗桑成烈阴谋不轨诬咒达赖，将第穆活佛禁在狱中而死，并查抄其财产，革除第穆呼图克图名号，不准其转世，从而确立达赖喇嘛在西藏的统治地位。但是后来十三世达赖之死也成了历史疑案，据说他是吃了乃穹护法神进献的药品后不久去世的。②（美）梅文·c·高尔德史泰恩：《西藏庄园的周转——活佛转世制度下的土地与政治》，《西藏封建农奴制研究论文选》549—563页，中国藏学出版社③（美）梅文·C·高尔德史泰恩：《西藏庄园的周转——话佛转世制度下的土地与政治》，《西藏封建农奴制研究论文选》549—563页，中国藏学出版社①（美）梅文·C·高尔德史泰恩：《西藏应园的周转——活佛转世制度下的土地与政治》，《西藏封建农奴制研究论文选》549—563页，中国藏学出版社
转世中的政治较量
西藏近代史上的政治斗争日趋复杂、激烈，曾经发生两次热振事件。第一次在1847年，道光皇帝以三世热振呼图克图阿旺益喜次臣嘉措（1818—1876年）任摄政，由于热振治理藏政有功，曾多次受到清政府的嘉奖。1855年十一世达赖逝世，他再度任摄政。
1862年卸任噶伦霞扎哇·旺曲结布欲夺摄政之职，贿赂当时的哲蚌寺的杰巴堪布，进行阴谋活动，杰巴堪布给热振呼图克图呈一文，请示对于哲蚌寺的僧人布施是发钱还是发物。热振活佛批示发物，该堪布便在哲蚌寺造谣热振活佛克扣布施，不给僧人发钱，鼓动哲蚌寺的僧人反对热振活佛，并到热振摄政府前吵闹，事态扩大，哲蚌寺僧人打开布达拉宫的弹药库，取出火炮，向摄政府轰击，热振活佛下令开枪还击，并向驻藏大臣报告。事端一时难以平息，热振活佛被迫携印取道青海到北京，向清朝政府申诉此事的原委。次年热振在北京圆寂。第二次热振事件是：1933年十三世达赖圆寂，1934年五世热振活佛经中央政府批准出任摄政，掌管西藏政教事务，赐“辅国宏化禅师”。具有爱国反帝思想的热振摄政后，在灵童寻认及坐床方面做了两件重要大事，第一件事是督建十三世达赖灵塔，耗金1.887万两，历时两年建成；另一件事，是力排众议寻获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并请中央政府派特使来参加十四世达赖灵童的验视和主持坐床大典。《达赖喇嘛传》书载：“青海灵童到达拉萨之前，噶厦内部究竟以何处灵童为真达赖灵童，曾有争执，热振坚决主张青海灵童，而司徒朗敦则不同意。《拉萨见闻记》载称：‘民
①国27年（1938年），司徒以灵童寻觅事，与热振意见相左。’”可见当时确实存在反对的阻力。
1939年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赴藏主持和监视了十四世达赖灵童的验视及坐床典礼。当时帝国主义及西藏亲英分子极力破坏。当吴忠信到西藏才发现原呈报三名灵童仅只是一名灵童，立即提出必须亲自验视，同时令西藏呈报中央批准免予金瓶掣签，否则不予承认。热振活佛任摄政的西藏地方政府接受了吴忠信的条件。
在爱国的热振摄政期间，一些反对热振的亲帝分裂分子，先制造谣言诽谤热振活佛，继而又阴谋利用宗教手段，唆使乃穹降神，以所谓“神谕”迫使热振下台交出政权。史料说明，迫使热振下台是亲帝分裂分子达札等蓄意已久的政治阴谋。据载，降神喇嘛说：“若继续任职，对其本人不利，若辞职回寺静修，就能消除凶兆。”迫使热振活佛提出离职三年，并向国民党中央发电呈报辞退摄政。1941年经中央政府批准，以达札·阿旺松饶代理摄政。他是一个地位较低的活佛，任过热振的经师，在热振摄政时被提拔为十四世达赖的副经师。三年代理期满，达札已成暴富，根本不愿卸职，从此与热振活佛的矛盾日益激化。国民党政府支持热振恢复摄政之职，因内战，力在不逮。西藏社会上的广大爱国僧俗人士也要求热振再次出任摄政。但西藏上层亲帝势力不但不让热振复职，而且杀害了热振。
回忆热振事件①牙含章：《达赖喇嘛传》328页
当年热振事件的亲眼目睹者柳升棋，这样回忆热振活佛被害的前后经过。
在西藏与内地关系上，热振承袭了一般喇嘛心向内地中央的传统观念。13世达赖逝世，传世灵童寻访、迎接、举行坐床仪式期间，他欢迎招待了中央代表黄慕松入藏吊唁13世达赖，蒙藏委员会主席吴忠信入藏主持14世达赖坐床仪式。时有冲突的西藏、青海、西康交界处，在他摄政期间，相安元事。这是民国以来西藏与内地关系最佳阶段，热振因之被视为拥护内地中央的领袖。
热振的这种态度，深使英国人嫉恨，千方百计向他施加压力。西藏上层亲英分子，也到处散布流言，给热振行使权力制造麻烦。
来自内外的重重压力，使年轻的热振不堪应对，感到应该静修一段。便在1941年，自动提出将摄政职位，让给达札活佛。
据说两人在权力移交时，曾有几年后再行轮换摄政的秘密协定。孰料老奸巨滑的达札身居高位后，权力欲望急剧膨胀。达札在1940年担任摄政时，不过是一个不太知名的年迈的喇嘛，他的拉让也很小，无足轻重。但到1950
①年他（被迫）把权力交给达赖喇嘛时，他的拉让已经发展成头等巨富。这是达札不愿交出职位的直接原因，另外他所任用的左右亲信，更是恋栈不舍，绝不可能轻易交出已经到手的权益。外国势力也要全力阻止爱国的热振重新执政。
到1947年春，这些势力开始对热振下手。先是热振驻拉萨的管家，娶热振妹妹为妻的三多昌被逮捕。刚刚退职的噶伦彭康，因其二儿子和热振关系密切，也被捉入狱。接着，达札密派噶伦拉鲁、索康二人，率200藏兵，兼程前往热振寺逮捕热振。
从拉萨到热振寺，按驿站估算有三天的路程。两噶伦率兵的行动虽说十分秘密，但拉萨城内几乎尽人皆知。色拉寺的僧众首先闻风而动，反对达札操纵噶厦政府向热振伸出迫害之手。色拉寺的僧众们随即集合起来，抗议达札等人加害热振。
达札的回答是派格须巴率领军队前往色拉寺，镇压骚动的僧众，僧众遂凭借寺庙，以武力反抗。拉萨市内，枪炮之声相闻。
拉萨城内已经枪炮相向，这消息应该立即传到热振寺。以往西藏政争到了你死我活地步，处于不利的一方通常迅速进入内地，以免束手就擒。而政治斗争中涉世不深的热振，则丝毫没有准备。两噶伦排闼直入热振寺，将热振骗上马，夹辅而行，带往拉萨。一行途经色拉寺附近时，寺中僧众曾试图营救热振，但没有成功。
热振被带到拉萨后，随即被投入布达拉宫内一座地牢里。
热振虽然已被抓起来，色拉寺一带依旧枪炮不断。格须巴下令用山炮轰击色拉寺，寺中喇嘛则以步枪和土炮顽强还击。值得玩味的是英国驻拉萨商务代办处负责电台的人员福克斯，也夹杂在格须巴的队伍中，架设电线，以保障布达拉宫同镇压色拉寺军队的联络。拉萨城内空气紧张，僧、俗官员都集中到布达拉宫，穿着粗旧的衣服，手持武器，随时准备作战。①（美）梅文.C.高尔德史泰恩：《西藏庄园的周转——活佛转世制度下的土地与政治》，《西藏封建农奴制研究论文选》553页，中国藏学出版社
色拉寺在抵御格须巴围攻的同时，以全体僧众的名义，致信国府驻藏办事处，请转呈内地中央，速派军队和飞机进藏，援救热振。但是，当时衰弱的中央政权，无力维护边疆的政局稳定。
热振羁押布达拉宫不久，办事处收到国府蒙藏委员会致噶厦政权电，其要义是不得炮轰寺庙，指明热振活佛为中央册封，且他在寻觅13世达赖转世灵童、维持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上，立有大功。办事处立即将此电送往噶厦当局，首席噶伦冉巴向办事处代表处长陈锡璋再三保证，一定从宽处理。
色拉寺一带的战斗持续了约三个星期，有200多名喇嘛和15名藏兵毙命，伤者亦有数十人。噶厦当局对参与反抗的僧众进行了搜捕，并对之施以酷刑。与此同时，开始了对热振的审判。本来，噶厦准备秘密审判热振，后因部分贵族和僧侣的反对，改为有中上层僧俗官员参加的大会审。
到会的五品官唐梅，后来在与柳升棋闲谈时，透露了会审的一些细节：有的官员问热振何以倾向内地中央？热振曾慷慨陈词，说中央和西藏，无论在宗教还是在地理上，都无法相互分隔。他还指出，1904年荣赫鹏率英军人侵西藏，打到拉萨，军事赔款均为中央政府村子，这无异于由中央用钱代西藏赎身。以西藏中央如此之关系，怎能不心向中央。
热振被捕后，色拉寺喇嘛数百人，在结札仓堪布阿旺嘉措率领下，武装攻人拉萨，企图救出热振，但未成功。达札增调军队包围色拉寺，又战两天一夜，寺僧死伤八九十人，被俘数十人，结札仓财物被抢一空，阿旺嘉措率领十余人突围而出，逃亡西康。
5月8日，热振突然死在布达拉宫被关押处。噶厦当局称其死于“中风”，但外界，甚至包括英国人，都直言不讳是谋杀致死，只是具体死因有种种传说。有说是被击碎生殖器，有说是被勒杀，有说是被毒死的。当时对热振下手是十分方便的，因为达札等人安排负责看押他的人，是在热振任摄政期间被严厉制裁的隆厦之子。
热振死后，按大活佛圆寂的规矩，盘膝坐着，面遮绸缎，置于他在拉萨的行辕公祭三天。尼泊尔驻拉萨代表巴哈杜尔曾前往吊唁，在这之后他告诉柳升祺，他悄悄欣开遮面的绸缎看了，热振口鼻间均有血迹，因而推断系被人毒死。
热振被害的消息传到热振寺，引起全寺喇嘛的公愤，500喇嘛武装起来，将监视热振寺的16名藏军全部杀掉。达札等人又调藏军干余人前去包围了热振寺，战斗持续了七天七夜，苏本堪布益喜楚臣等十余人，突围而出，从青海草地逃亡西宁。
热振寺被攻占后，贵重物品、金银粮食被抢一空，寺庙大部被毁，热振寺所属的田庄百姓，大部分均予没收，连热振在拉萨热振拉让里修的别墅，也被平毁。凡是与热振有过关系的僧俗官员都被免职或调任其它闲散职务。热振活佛的名号被取消，并且一度不准转世。
50年过去了，1997年笔者曾专程去过热振寺，此地风光绝佳，满山几人合抱的古柏生机盎然，热振寺虽然已恢复了一部分，但遍布的废墟仍使人回想起它昔日的辉煌。寺里喇嘛热情邀我喝茶，给我讲了许多热振寺的往事。周匝青翠，环目美景，让人难以相信这个地方会有一段惨烈的历史。
返回时，旅行社组织的七八辆丰田车满载着外国旅游者挟尘而来，这些贪玩的客人，随带了一辆东风大车，帐篷等一应野营生活用品无不齐备。也许，他们在游玩之中，也会得出一些今昔对比的历史结论。
格鲁派内部的这场真刀真枪的战斗实在损害了统治集团上层的形象，何况毕竟是他主持选立了十四世达赖喇嘛，于是，多年之后，热振又恢复了名号。“尽管他犯了错，我个人仍旧非常尊敬他，视他为我的第一位亲教师以及上师。他死后，他的名字曾从我的名字里摘掉，直到许多年后，才奉神谕
①恢复。”读者这里可再一次看到神谕在政治斗争中是多么有用。
转世中的私相授受
在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下，教依政而行，政恃教而立，大活佛享有政教特权，而且凭恃这一特权大量聚敛财富。因此，西藏大活佛转世往往伴随着各种势力的激烈争斗。按旧的做法，达赖、班禅等大活佛圆寂后均由拉穆吹忠“作法降神”，指定转世灵童。一些上层贵族或大喇嘛往往贿赂吹忠，令其假托“神附伊体，任意妄指”转世灵童，以致达赖、班禅等大活佛“以亲族递相传袭，近年来总出一家，竟与蒙古王公世职无异”，这种做法极易引发西藏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造成地方势力的膨胀，破坏西藏的稳定。
由于吹忠降神往往徇私不法，使姻亲或同族亲友，借此谋取政治经济利益，结果出现第八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出自第六世班禅亲戚之家；第七世班禅是第八世达赖的叔伯亲属；第六世班禅与仲巴呼图克图和噶玛噶举派的红帽系十世活佛是同母异父兄弟，桑顶寺女活佛又是他们的同母异父姐妹。红帽系第十世活佛的侄女，与达赖、班禅两族都缔结姻亲，第六世班禅弟成为红
①帽系活佛。还有许多其它例子，大活佛中存在着密切的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必然使某些家族势力控制西藏政教权力。
这种私相授受、任意指定，极大损害了信徒们的信任。故乾隆皇帝指出：
②“然转生之呼毕勒罕出于一族，是乃为私，佛岂有为私，故不可不禁。”
转世中的利益纷争
活佛的转世，不单是佛教内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政治问题，佛教首领和世俗领主是封建社会神权与俗权的两大支柱，他们联合操持政权，因此活佛转世过程出现的纷争，既来自佛教内部高级僧人，也来自于封建贵族，有时这些利益的冲突，导致在活佛的转世中形成激烈的斗争。如：拉卜楞寺寺主一世嘉木样1721年人寂，因纷争致使人寂后二十年才迟迟转世，这恐怕是活佛转世拖延时间最长的，其中的微妙就在于利益纷争。和硕特部的黄河南亲王积极谋取嘉木样活佛转世，征求拉卜楞寺僧众的意见，嘉木样活佛的大弟子赛仓俄昂扎西居然进行反对，于是转世问题迟迟不决。亲王在1735年逝世，王妃南吉卓玛与拉卜楞寺僧人商量，尽快寻访转世灵童，拉卜楞寺的总法台赛仓俄昂扎西为首的僧人仍然反对进行转世。而另一派僧人，从拉卜楞寺的地位及其发展前途考虑，强烈希望进行转世，这两派的意见分歧，相持不决，导致寺内不平静。直到1742年，主张转世的势力占了上风，总算完成了转世工作。①《达赖喇嘛自传》第37页①蔡志纯、黄颢编著：《活佛转世》61页②清乾隆皇帝：《喇嘛说》
内蒙古奈曼旗蒙楚格庙第四世察罕活佛转第五世时发生纷争，出现两派，一派是第四世活佛的世俗家族，认为转世应该在色底达尔玛家中，持这种意见为首的是达尔结扎兰，他认为色底达尔玛的儿子能认识第四世活佛使用过的遗物，如念珠、茶壶、经卷等。确信是转世灵童；另一派主张转世在博和扎布家中，即博和扎布之孙罗卜桑，其理由是四世活佛的尸体被焚化时，其烟火指向西北，这就是灵魂向博和扎布家去的预兆。其次甘肃拉卜楞寺的活佛已指定罗卜桑为转世灵童。掌权者也有两种意见，以阿鲁科尔沁王为首的支持色底达尔玛家中的孩子为转世灵童；另一批权贵支持罗布桑为转世灵童。各持己见，纷争不决，愈演愈烈。于是召集十一旗王公举行盟会，盟会认定罗卜桑是转世灵童，盟会上决定下来了。但博和扎布认为这是争执而来的活佛，很不高兴，他想自己的孙辈是独生子，不愿意让孙子去当活佛，于是他不服从盟会的决议，去热河向清朝皇帝上诉。奈曼旗王也派人去向清朝皇帝面前奏明，最后皇帝下令博和扎布，将其孙子罗布桑送去当活佛，博和扎布就此不敢坚持，只好服从，这次纷争才告结束。不少活佛转世都变成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
转世中的洋相
活佛的显赫地位，导致一些人不惜一切去追求权力和利益。
据《卫藏通志》等记载，哲布尊丹巴圆寂后，土谢汗的妃子刚好怀孕，寻访哲布尊丹转世灵童的人为讨好土谢汗，竟认定妃子腹中的婴儿为转世灵童。“灵童”很顺利就寻到，这当然是件好事，当地僧俗群众也为之高兴，都盼望着小“灵童”早日降临世间。然而就在“灵童”呱呱坠地、庄严神圣的时刻来临之时，人们的虔诚破灭了，上谢汗等人的美梦也破灭了——妃子生下的不是“灵童”，而是女婴！这个难堪的消息不胫而走。乾隆皇帝听闻此事，既为转世弊端而大发其火，又为事情的荒诞滑稽而忍俊不禁。他在《喇嘛说》一文中写道：“（此事）实属可笑。蒙古资为谈柄，以至物议沸腾，不能诚心皈信。”
从前，在拉萨的街头巷尾曾流传着这么一个小故事。说的是在十二世达赖喇嘛圆寂、十三世达赖尚未降世期间，有位叫多仁的贵夫人怀了孕。本来，多仁怀孕与达赖喇嘛转世并无任何联系，故事的发生就像古人所说的“世上本元事，庸人自扰之”。有一天，向来自我感觉良好的贵妇人突然莫名奇妙地想到自己怀的可能就是下世达赖喇嘛，而且在后来的很多天里，她还经常做了些活佛转世之类的奇怪的梦。在梦里她听到人们都在说她怀的就是下世达赖。这位贵妇人越琢磨越觉得这是真事。于是她每天部在自己衣裙下面点一炉香火，整日不停祈祷着。但是，不久在达布朗敦村找到了十二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幸运并没有光顾到想入非非的多仁夫人的家门，倒是那累日的香火早已熏黑了她漂亮的衣裙，后来，拉萨人根据多仁夫人的故事编了一首“民谣”：
世间幸福的太阳升起在达布寺方
尊敬的责妇多仁
屁股上长了烟墨
据说，这首歌谣当时在拉萨颇为流行。
①
由于活佛转世中存在着如此严重的们私舞弊，它严重损害了活佛在信教群众中的威信。
达赖地位高，还是班禅地位高
这是一个简单，但长期被有意扰乱的问题。
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于1419年逝世后，他的两个弟子根敦朱巴和克珠杰成为格鲁教派的两大首领。西藏噶玛噶举派首创活佛转世制度，格鲁派加以学习效法，于是，宗喀巴的这两个大弟子也一代一代地用转世的办法传承下来，并且有了达赖和班禅的名称。同作为宗喀巴的弟子，二人地位是平等的。
原来宗喀巴的两个大弟子并不称达赖和班禅，他们还只是分别担任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即拉萨三大寺）的池巴（即法王），对他们只是以池巴相称。明朝蒙占族顺义王尊称宗喀巴第三辈大弟子索南嘉措为“达赖喇嘛”（达赖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指智慧像大海一样深广），即世称的三世达赖喇嘛，从此才有了达赖喇嘛的名号，但这时的达赖喇嘛并不是正式称号。到了清朝，顺治皇帝才正式把宗喀巴第五辈大弟子罗桑嘉措册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怛喇达赖喇嘛”，并赐予金册金印。“瓦赤拉怛喇”是梵文“金刚持”的意思。就是世称的五世达赖喇嘛。以后，康熙皇帝又给宗喀巴的另一位第五辈大弟子罗桑益喜册封为“班禅额尔德尼”，即世称的五世班掸额尔德尼（班禅为梵语，是班智达一词的简称，意为大学者；额尔德尼为蒙古语，意为宝贝）。由于清朝皇帝的这两次正式封号，在此以前的几辈宗喀巴的大弟子也均分别被追认为第一、二、三、四世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清朝皇帝册封达赖、班禅后，极大地抬高了他们的地位，使这两个称号成了历代达赖、班禅的名称。
美国记者安娜在《身为统治者的神》的采访中写道：“关于班禅是否受达赖领导或地位是否与达赖相等的问题，国外的认识是混乱的。班禅本人告诉我，两个的权力是平行的，并说这兄‘许多代中国皇帝’所规定的。即使粗略地看一下历史也可以知道，有时候班禅比较突出，有时候则达赖比较突出。”
在世俗权力方面，虽然达赖在西藏控制的地方比班掸控制的地方大，其经济、军事实力都比班禅要大些，但二者的领导地位，或用比喻语言讲，历史上两人的“干部”级别是相同的。
在宗教地位上，达赖和班禅，作为宗喀巴的两个主要弟子、两个学生，其地位是平等的。后来由于政治权力的不同，达赖势力逐渐超过班禅。于是政治因素促使一些人宣称达赖宗教地位上高过班禅，这是一个长期的误解，如果按照藏传佛教教义本身来讲，恰恰是达赖的宗教地位低于班禅。著名藏族学者巴桑罗布先生曾撰文指出：佛教修习行持的最高果位是觉。觉分自觉、觉他和觉行圆满等三个层次。按佛教说法，只有佛才有三项俱全。菩萨缺最后一项，罗汉缺后两项，凡夫俗子则三项全缺。阿弥陀佛（藏族人民中一般都称之为无量光佛）被认为是三项俱全的觉行圆满佛，是极乐世界的怙主，能够接引念佛人往生佛国净土。藏传佛教把班禅视为阿弥陀佛之化身来加以①张云等著《从灵童到领袖》第68—69页崇敬，而视达赖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菩萨的果位低于佛，从严格的藏传佛教教义角度来讲，无量光佛的地位高于观世音菩萨。因此，历史上虽然达赖
①政治权力大，但达赖的宗教地位是低于班禅的。
那么，为什么会有达赖高于班禅，达赖领导班禅的流传呢？
首先，这是一个长期以讹传讹的结果。
其次的原因，美国记者安娜作过如下说明：
“十九世纪访问过西藏的法国传教士们发现，接连几个达赖喇嘛在未成年时被他们的摄政暗杀了，他们不过是一些可怜的牺牲品，而班禅则是一位强有力的人，他派人给皇帝送去了一个秘密奏本，于是皇帝派来了一位调查官，把这个摄政流放了。西方所流行的一种信念，即达赖喇嘛的地位高于班禅，乃源于英国人本世纪的渗透。当时，十三世达赖向英国人的计划屈服了，因而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而九世班禅则为了保全生命逃到了中国内地。由于本世纪大多数有关西藏的书，要末是英国人写的，要末是根据他们的资料写的，因此他们就把达赖喇嘛看成是最高的君王。”②
呜呼！“先王有郢书，后世存燕说。”正常的差讹尚且难免，何况有人精心策划，有意误导呢？
九世班禅转世风波
达赖与班禅作为宗喀巴的两个弟子传承下来的活佛系统。一度相安无事，并且如前所述，达赖能够继续转世传承，得益于四世班禅向藏巴汗求情的结果。达赖在前藏领导噶厦政府，班禅在后藏领导堪布会议厅，这是两个平行的机构。但是到20世纪20年代，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导致了达赖对班禅的猜忌。英帝驻藏专员贝尔唆使达赖征后藏税收扩军，强迫后藏承担，噶厦地方政府向班禅管辖的地区强派粮款，征兵征税，并派总管接管班禅管辖的日喀则地区，强迫支乌拉，迫使班禅承担一万克军粮和15—30万两藏银。班禅无力承担，派人前往拉萨，与噶厦进行谈判，要求免征，噶厦地方政府不予接受。九世班禅的陈述遭到拒绝，他的几位重要大臣被拘人狱，班禅及属下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班掸于1923年11月15日晚被迫出走，离开了西藏，达赖乘机派古觉大堪布罗桑丹增取代班禅掌管政教事务。班禅大师到达内地，受到国民政府和广大憎俗的欢迎，他在内地，在蒙藏地区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做出有益的贡献。后来十三世达赖于1933年10月入寂，九世班禅向中央政府请求返回西藏，西藏的广大僧俗也盼望着班禅大师早日返回。九世班禅于1935年行抵青海，驻锡塔尔寺採买粮秣，购置马匹行装，筹措入藏事宜。噶厦政府先是声称；班禅不说清楚逃奔原因之前，不准回藏；继则虽允许班禅回藏，但提出不许带卫队入藏，班禅担心人身安全无保障，于是无法回臧。九世班禅忧愤成疾，于1937年在青海玉树入寂。中央政府为九世班禅举行祭把仪式之后，开始寻访九世班禅转世灵童，班禅堪布会议厅寻找到了青海地方名叫官宝慈丹的灵童。西藏地方又提出两名幼童，班禅堪布会议厅认为官宝慈丹灵慧异常，聪①巴桑罗布：《活佛转世传承的文化内涵》，《西藏研究》1992年第4期及多吉才旦：《评达赖喇嘛在班禅转世问题上的表演》，《中国西藏》1996年第3期②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身为统治者的神》明过人，并已经过十三世达赖的经师和热振活佛打卦，以及降神、占卜，又能正确选取九世班禅所使用过的物品等，可以不必举行金瓶掣签仪式，并呈报国民政府行政院。西藏噶厦地方政府为削弱班禅系统的影响，以未金瓶掣签为由拒不承认官宝慈丹是转世灵重，与班禅堪布会议厅发生争执。噶厦政府中的亲帝分裂势力制造各种借口反对认定官宝慈丹，但是班禅堪布会议厅以及佛教人士一一据理加以驳斥。1948年，西藏噶厦政府又召开会议，会上竟有人公开主张废除班禅名号，不准转世，由此激起了藏族众多僧人的反对。在这种严重政治斗争的形势下，班禅堪布会议厅于1949年派专人赴广州向国民党政府请求命令免于掣签，批准十世班禅。国民党政府于1949年6月3日在广州颁布命令，批准青海的官宝慈丹为九世班禅的转世，免于掣签。8月10日，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到西宁主持十世班禅坐床大典，至此，在中央的批准支持下，十世班禅才取得合法身份。
新中国恢复班禅地位和职权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班禅从青海致电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电文欢呼：“西藏解放，指日可待”。此后西藏噶厦政府由于不自量力，对抗中央、力量大损。1951年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北京开始谈判西藏和平解放的问题，指出几十年来西藏内部，达赖和班禅不团结，直至分裂。关于班禅问题，这次谈判不能不谈。西藏地方和谈代表来北京的谈判中一再坚持不谈班禅大师返藏问题。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认为班禅大师返藏问题是中央与西藏和平谈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谈判中取得统一认识并明确解决。在中央关怀下，最后达成关于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之间的和解办法，在十七条协议的第五条规定，“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第六条，“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5月24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的宴会，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订。毛泽东主席致词说：“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7月19日，十四世达赖喇嘛给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去电，“此间我卜卦所得良好征兆，您确是前辈班禅化身。”十世班禅于1951年12月19日，在中央人民政府护送下进藏。1952年4月12日抵达拉萨，与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会晤，结束了三十年的分裂，恢复了关系。6月23日，到达后藏扎什伦布寺。由于以前扎什伦布寺以及班禅大师所辖宗谿的一切政教事务被噶厦政府接管，根据协议中关于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应予维持的决定，噶厦政府不得不将扎什伦布寺所辖宗谿的权力归还给班禅，举行了噶厦政府同班禅堪布会议厅之间的谈判，解决了双方之间存在的历史争端。堪布会议厅接管了噶厦政府移交的权力，在三十年之后恢复了班禅原有的地位和职权。
五、国家与宗教
佛祖释迦牟尼要求信徒报四重恩：即报国家思、父母恩、众生恩、佛恩。历代佛教徒从历史中总结出：“社会秩序安定，佛教亦多盛行”的道理，十四世达赖利用历史上形成的宗教地位和影响，企图把区内寺庙变成他分裂祖国、制造骚乱、搞“西藏独立”的基地，把广大僧尼变成他分裂祖国的工具和急先锋，这是拿臧佛传佛教的地位和前途作赌注，拿广大僧尼的利益和命运作赌注。显然，宗教界只有坚决抵制达赖集团分裂思想的渗透，牢固站稳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立场，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才能避免分裂主义势力把宗教引入歧途。这是广大信教群众和宗教教职人员发自内心的要求。
藏传佛教的光荣传统
热爱自己的祖国，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这种优良传统世代相传，成为民族发展和进步的内在动力和民族团结的强大凝聚力。藏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在爱国主义史册上写下过光辉的篇章，其中也有藏传佛教界谱写的灿烂一页。
在藏传佛教的爱国主义传统中，历世班禅和扎什伦布寺表现尤为突出。第四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却吉大力鼓励五世达赖同清朝中央政府加强联系，并亲自前往北京朝贡、受封；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巴丹益西亲往北京朝贡，一生致力于加强卫藏地方与中央的密切关系；七世班禅额尔德尼·丹白尼玛和八世班禅额尔德尼·丹白旺修坚持抵御外寇入侵，带领西藏人民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积极拥护和贯彻执行清朝中央政府制定的29条藏内善后章程；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坚决拒绝英帝国主义要他出卖国家主权的利诱威胁，积极号召和带领西藏人民抵抗英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入侵，积极从事抗日宣扬活动等，都充分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
十世班禅大师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班禅大师生前常讲，他的本愿就是实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幸福、西藏进步、佛法兴隆、世界和平，并多次发誓要为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己信仰的宗教奋斗不息，是世不成，转世再来。他经常谆谆教导扎寺和藏传佛教界广大僧众，要爱国爱教、精心钻研、修持佛学，遵照佛教教义“弃恶扬善，自利利他，庄严国土，广种福田”，为藏传佛教的弘扬和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教诲广大僧俗群众，坚持爱国、团结、进步的立场，坚决反对一切分裂主义行径，为维护祖国统一和增强民族团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因为历世班禅和扎什伦布寺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所以江泽民总书记欣然为历世班禅的驻锡地扎什伦布寺题写了“护国利民”的金匾。这既是对历世班禅和扎什伦布寺爱国主义精神的充分肯定，又是藏传佛教界的无尚光荣。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党的最高领导人为宗教界题词一共只有两次，一次是1940年毛主席为延安清真寺题写的“清真寺”三个字，另一次就是江总书记为全区寺庙题写“爱国爱教，团结进步”和为扎寺题写的“护国利民”金匾。
宗教与社会相适应
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在浙江视察工作时提出，宗教要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相协调。1993年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明确指出：“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也好，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也好，目的都是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两段话，指明了宗教工作的根本方向。在西藏，宗教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时期，宗教有其存在的社会条件，在这些条件还没有完全消除之前，我们必须以现实的态度去对待宗教，采取正确的政策来协调宗教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以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另一方面，宗教发展的历史说明，宗教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宗教作为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历史上不乏有许多宗教因为同当时的社会不适应而衰落、消亡、被淘汰的例子。对宗教来讲，要适应社会主义这个全新的社会制度而不进行自身的大幅度的调整和改革，这同样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建国以来，宗教界已经发生了意义重大的变革。因此，正确引导藏传佛教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既是西藏社会进步的要求，也是藏传佛教自身发展，建立正常秩序的要求。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仅是一种客观要求，也存在着现实的可能性。首先，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改革和发展，开辟了我国各民族大团结的新纪元。在这样一种新的社会条件下，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已经消失，无神论者和宗教信仰者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思想信仰上的差异是次要的，信教群众同样是国家的主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目标上，他们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其次，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宗教的思想、教规教义和道德规范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因素不断得到增长，不利社会主义社会的因素逐步受到限制。
引导藏传佛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可以概括为以下几层意思：第一，藏传佛教自身的发展要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目标相一致，这就是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爱国爱教，团结进步，共同振兴中华民族。第二，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虽然具有双方互相配合的含义，但不是对等的相互配合，而主要是指宗教要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要求，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要适应宗教。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第三，党和政府在引导中起主导作用。寺庙和僧尼要自觉接受各级政府的领导，树立政府观念、政治观念、法律观念和国家观念。第四，这种相适应并不要求宗教徒放弃有神论的思想和宗教信仰，只是要求他们在政治上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同时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的宗教制度，利用宗教教义、教规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由于藏传佛教历史上长期存在政教合一的传统，由于达赖集团一直在利用藏传佛教搞所谓“西藏独立”的分裂活动，因此，在西藏这种相适应的基本的要求就是要爱国守法。爱国，维护祖国统一，这是最高的原则，是中华民族最根本的利益，是最根本的是非标准，也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切宗教徒应当遵循的首要原则。守法，即遵守宪法规定的，“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要保卫和巩固民主改革包括宗教制度改革所取得的成果，特别是要正视达赖集团利用藏传佛教从事分裂活动的现实，坚决抵制对寺庙僧尼施加任何影响，坚决在政治上同达赖集团划清界线，用实际行动，旗帜鲜明地表明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的立场。这是藏传佛教界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宗教信仰是个人的私事，但宗教徒必须热爱自己的国家，有国方能有家、也方能有宗教及其它，这是最起码、最浅显的道理。佛祖释迦牟尼所主张的慈爱、诚信、平等和无私，以及所提倡的清净、和平、修善和戒恶，在中国事实上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真正得以实现。祖国的强大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保证。
佛教在印度的哀落
人类历史上的宗教林林总总，有的兴起、发展、延续了，有的兴起后又衰落消亡了。其间原因众多，难以尽述。但宗教的发展与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发展息息相关，却是不争的事实。
佛教在印度传播历经艰辛，曲折发展而流布四方，一时间曾气势恢宏。但从公元七纪中叶开始，佛教在印度弘传的外部环境突变，信奉其它宗教的突厥族由中亚细亚侵入印度的西北部，到公元十世纪后半期，突厥族逐渐扩展到五河流域，并竭力向印度内地侵略。当然所到之处，攻城掠地自不待言，古印度原有宗教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破坏。至于公元十一世纪波罗王朝末期到继承王位的斯那王朝时，侵略军渐达印度东部地区。而此时的印度僧伽们，如作鸟兽散，惟有谋路逃生一途。随着外来侵略者兵锋所至，印度大地不得不改变了对佛教的信奉，佛教在印度的重要学府那烂陀寺、超岩寺等相继遭到全部毁坏，留存的僧人寥寥无几。终于在公元十二世纪末，佛教在印度绝迹。
那烂陀，是古印度的佛教学术中心，是中国唐代佛学大师玄奘学习和执教过的地方，阿育王曾在这里盖庙建塔，极其宏伟。但在十一、十二世纪时，由于外教军队入侵，被放火焚毁。之后一直湮灭无闻。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考古学家先是发现了部分遗迹，但不知是什么古建筑，后经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的记载一一对证，才知道那是那烂陀，佛教学者为此赞颂，玄奘生前在这里教学，死后还为它解惑，真是功德无量。
佛祖释迦牟尼诞生在尼泊尔的兰毗尼，这本来是一个世界公认的史实。但达赖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偏偏在印度一次记者会上声称，佛祖诞生地在印度，此语一出，尼泊尔人极为愤怒，达赖也为此多年不敢去尼泊尔。笔者去年去了尼泊尔，瞻仰了佛祖的诞生地。兰毗尼，那是一个美丽的所在，给人以历史的回想。玄奘在公元633年曾到过兰毗尼，距今已1300多年。他看到那里已“空荒久远，人里稀旷”，仅有净饭王宫殿的故基。兰毗尼花园里“有释种浴池，澄清皎镜，杂花弥漫。其北二十四、五步，有无忧花树，今已枯悴，菩萨诞灵之处。”他还看到阿育王在那里建的石柱，已“为恶龙霹雳，其柱中折仆地”。
这些，是佛教在其诞生地衰落的点滴回忆。
历经几个世纪以后，斯里兰卡一位达摩波罗居士于十九世纪末期到印度去瞻礼佛教圣地，回忆佛教盛行时期的辉煌，目睹昔日圣地的荒芜景象，自然是感慨万千，心绪不能平静，这位虔诚的佛教徒付出难以想象的努力在印度恢复佛教，过了一段艰辛的岁月，印度又开始有了佛教的团体和活动。①
但是盛景毕竟不再，无论从宗教活动场所、信徒人数、在印度社会的影响等多方面来看，佛教在印度的作用都昔非今比了。
今天印度社会的主要宗教是印度教、伊斯兰教及其它一些宗教，佛教信徒人数已降到很小的部分。
中国成为佛教中心
相传，禅宗始祖达摩祖师在印度佛教衰亡之际，不辞辛劳，千里迢迢来到中国，称赞中原有大乘气象。预言佛教将在中原大地复兴。他在河南少林寺感于慧可立雪断臂的志诚，将大乘佛教精髓尽数相付，慧可成为禅宗二代祖师，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同成为世界公认的北传佛教，即大乘佛教的中心。禅宗六祖慧能的著名的《六祖坛经》，是影响极为深远的佛学经典，敦煌出土的古藏文书中，就有这部经典。唐代玄类大师为求法而孤身西行，涉八百里荒漠，几乎因为失水而丧命。他一心求法，意志坚强，发愿宁愿为求法多行一步死，不愿为求生退后一步生。他孤征17年，独行5万里，足迹遍西域、印度130多个国家（当时这些地方国家众多），成为通晓中印文字语言、洞察知晓三藏教理，由中国留学僧发展到最后主持当时印度最高学府——那烂陀寺的讲坛，受到印度及西域各国国王和僧俗民众欢迎并敬重的伟大的佛教学者。成为印度佛学发展到最高峰时的首屈一指的集大成者。他在印度戒日王为他举行的十八日元遮大会上，陈义立宗，无人敢出面与他争锋抗衡，高踞狮座。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当时两大文明古国间学术上最高的荣誉。在印度至今受到人民敬重和供奉。一位学者在国外享受到这样高的崇敬，除了各大宗教的教主外，历史上还没有第二人。迄今日本佛学者仍然认为玄类这样的人才，只有中国这样伟大的民族才能产生出来。
玄奘学成之后名满印度，不少人恳求他留下来，许诺要给他建最好的寺庙，但他婉辞了众人的好意，在他心目中，祖国，永远是最高的召唤。玄奘，是宗教信徒的楷模，也是我们国家伟大的爱国者。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
玄奘同印度僧俗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回到长安六年之后，那烂陀寺还派和尚到长安看望他。带去的信上说：“送去白布两匹，表示我们没有忘记你。路程太远，莫怪我们捎去的东西太少，请收下吧。你如果需要什么书，请开一个单子来，我们抄了送给你。”那和尚回印度时，玄类也送了礼物，并把老子的道德经翻译成梵文带去。①
在佛祖释迦牟尼“初转法轮”的鹿野苑，玄奘1300多年前去时，那里已有一座中华佛寺。此寺后归湮没。以后印度著名作家泰戈尔著文呼吁重建。1939年新加坡华侨李俊承响应，捐款重建了这座历史久远的庙宇。
爱国与爱教
前面说过，佛祖释迦牟尼出生的迹毗罗卫国，在他晚年时被桥萨罗国所吞并。也许因为这件事，释迦牟尼传教中一直要求信徒牢记报四重恩，即报国家恩、父母恩、众生恩、佛恩。报国家恩，位于四重恩的首位。释迦牟尼深知国家繁荣、稳定是宗教顺利发展的前提。中国苦难的近代史为此提供了最深刻的注脚。
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蚕食鲸吞，作为他们侵略的急先锋，西方传教士也纷至沓来，天主教和基督教主要是在鸦片战争后才获得较大发展的，他们在初期发展中不乏利诱和强制。在西藏也是如此。如1625①詹得雄：《印度散记》新华出版社，1984年年，天主教会侵入阿里札达，1626年，西方神甫要求在日喀则传教，1716年，意大利神甫到达拉萨。从加德满都出发的传教士，先后抵达拉萨传教。这些传教士之所以万里迢迢，不辞道途艰险，从各个边缘地区深入冰峰林立的西藏，其目的是很明确的，用一名神甫卡布拉尔的话说，“在日喀则建立一个新的教会站，是头等重要的事。它是进入中国、蒙古以及其它许多非基督教地区的门户。”试想若耶稣教堂遍布西藏各地，我佛弟子岂能安心修行、诵经祝祷！当时的清朝钦差查办大臣张荫棠曾感慨地说：“世界上无论何国，贫者弱而富者强，智者兴而愚者亡。虔唪经典不足以御巨炮也，谬信符咒不足以御快枪也。敌人挟其兵力，以耶稣之教，压制全藏为牛马奴隶，此时虽欲唪经诵佛而不可得。”今天看来，他的话仍是很深刻的。
佛像上的斧痕
在中国近代史上，国家与宗教的关系，国家强盛尔后有宗教自由的关系，为无数历史事件所证实。
1770年，信奉佛教的清朝乾隆皇帝为庆祝母亲八十寿辰，花费巨资在京城建起万佛楼，楼内供奉金质佛像万尊，楼前立精致石碑，用汉、满、蒙、臧四种文字镌刻乾隆御制“万佛楼落成瞻礼诗”，一时蔚为奇观。但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万尊佛像被抢掠一空，连楼也被焚之一炬，仅石碑尚存。今天石碑被移立于北海公园内，无言地诉说着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在西藏康马县与江孜县交界处的南尼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著名寺庙。1904年，英国殖民者第二次入侵西藏时，他们在曲眉仙廓大屠杀之后走到这里，一名英国军官被打死。侵略军疯狂报复，南尼寺历史悠久有八九层楼高、有80多根柱子的大经堂和佛像均被英国人烧毁，僧众死伤累累。一首悲壮的民谣说：
工市民兵勇敢，英军倒地胆颤，
南尼寺中石阶，鲜红血流淌满。①
笔者今年8月，专程去过南尼寺，在英国军队烧毁的废墟上，已建起了一座新的经堂。僧人们给我们指点了仍留在门洞上、墙壁上的累累弹痕。南尼寺民管会主任洛桑强巴告诉我当时这里僧俗民众抵抗侵略军的详细经过。他还说，十世班禅大师1987年来过南尼寺，看过被英国军队烧毁的遗迹，对这里的僧人和老百姓反抗侵略者很佩服。
西藏江孜和日喀则之间的紫金寺，也是一个受到侵略军“光顾”的寺庙。僧俗70多人被打死打伤，寺庙珍藏的镀金佛像千余尊，大批缎绣佛像，《甘珠尔大藏经》等贵重宗教文物也被英军洗劫一空。战后，紫金寺幸存的僧人只得到处流浪、行乞化缘度日。
建于1439年的白居寺，是西藏的重要寺庙。它座落在一个宛如盘龙的山坡上，一道长长的紫红色的围墙将寺院环绕，围墙酷似内地的万里长城，使人感到熟悉和亲切。走进寺庙的主殿，只见一尊庄严、慈祥的释迦牟尼铜像盘坐在正中间。据史料记载，这座高达8米的铜像在铸造时用了两万八千斤黄铜，外面还镀了一层黄金。藏族人民敬仰这尊佛像，围绕它有许多美丽的传说。但英国侵军入侵江孜时，贪婪的侵略者用斧头砍坏了佛像的左腿，刮①《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5年走了佛像上面的黄金。现西藏自治区广播电视厅张小平副厅长，曾是一名资深的记者，他在《江孜一日》的录音通讯中写道：“我们经过特别允许，顺着扶梯登上高高的台座。虽然岁月已经过去了七八十年，而斧痕仍清晰可见。藏族诗人伊丹才让扶摸着斧痕，深沉地说：这是民族的伤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但是达赖不管这些，他居然称颂侵略军头目荣赫鹏是好朋友。
在宗教寺庙大肆烧杀抢掠的侵略头目，不知达赖这位宗教领袖何以视为好朋友？
社会稳定与信仰自由
在西藏历史上，代表不同奴隶主、农奴主利益的教派之争是屡见不鲜的。松赞干布时代修建拉萨大、小昭寺，佛教有了活动场所。后来松赞干布、赤松德赞、赤热巴巾祖孙三代均大力发展佛教。但赞普朗达玛却出于政权斗争需要对佛教采取了摧残的态度，即藏史中所说的“毁法”。朗达玛强迫出家人改装还俗，“不愿还俗者多遭残杀，经典或埋或焚，或投河中，毁大昭寺、小昭寺，封桑那寺，余者多毁。”“大昭和桑耶两寺先后改为屠宰场，年复一年竞成了狐狼窝。”仁青坚赞摄政期间的1290年，噶举派的直贡万户长不服从萨迦法王的管辖，发动了武装叛乱。萨逸本钦阿迦伦在驻藏蒙古军队协助之下进行平叛，打败了直贡万户长，焚烧了直贡寺。就是在同一教派内部也会常常出现激烈的斗争，众所周知的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失和便是最典型的一例。甚至因为双方政治斗争，西藏最古老、最有价值的热振寺也被原西藏地方政府摧毁。为了攻倒对方，真可谓搜肠刮肚，不遗余力。在中央政权衰弱，国力衰弱，外国势力入侵，地方势力斗争不断的情况下，宗教徒不能潜心修佛，甚至要操戈上阵，哪有什么信仰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宗教徒充分享受到了宗教信仰自由。就全国范围讲，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萨满教、东正教、东巴教等都在流传，在西藏，本教和藏传佛教的格鲁、宁玛、噶举、萨迹等教派均一视同仁地受到保护和尊重。
国家为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做了大量工作，国家拨款维修寺庙，恢复了传大昭和雪顿节等传统活动。党和国家对僧尼、信教群众真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当我们看到寺庙内香火缭绕、善男信女们虔诚札拜的情景，当我们看到信教群众安闲地摇着转经筒或手数长串佛珠，口诵经文转经的景象，应该从内心想到，这一切应完全归功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归功于西藏经济发展、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因此，一个真正的宗教徒要首先承担公民应尽的义务，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的团结；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热爱社会主义制度，遵从释迦牟尼报四重恩的教诲，以实际行动报效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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