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西尔对“卢梭问题”的继承与超越
——兼论卡西尔的文化哲学观
[摘要]：本文通过对启蒙运动原因的分析，揭示了卢梭苦苦挣扎的困惑与矛盾，而卢梭的困惑被卡西尔总结为“卢梭问题”。卡西尔继续沿着卢梭的“回到大自然”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且进一步的深化，提出了自己的文化哲学观。卡西尔的文化哲学观可以看作是对“卢梭问题”的继承与超越，文章通过对这一继承和超越的论述，展现卡西尔的文化哲学观对当前中国进行的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 启蒙运动；“卢梭问题”；卡西尔；文化哲学
一、“卢梭问题”之前
“卢梭问题”是产生于启蒙理性本身之中的，要考察“卢梭问题”首先要了解启蒙理性的渊源。对于启蒙理性卡西尔曾经指出：“启蒙思想家的学说有赖于前数世纪的思想的积累，这一点是当时的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的。启蒙哲学只是继承了哪几个世纪的遗产；对于这一遗产，它进行了整理，去粗取精，有所发挥和说明，但却没有提出什么新的独创观点加以传播。”（《启蒙哲学》P2页7）卡西尔认为启蒙哲学仅仅具有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在此并不是去评价他的观点，但是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那就是启蒙理性产生有其历史的渊源。认为启蒙运动于产生两个历史传统：其一是西方社会以一贯之的理性传统；其二是西方社会的宗教传统。首先，始于赫拉克立特经过柏拉图发展的“逻各斯”，开启了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这一传统弥久不衰，在西方社会的发展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从柏拉图的“不懂几何学的莫入”中间经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而发展到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整个西方从上到下完全笼罩在理性主义的统治之下，对于科学几乎达到的几近崇拜的地步。尽管在中世纪，宗教统治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丝毫不影响理性的权威，比如对上帝的信仰如果不经过理性的证明和确立，那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所以为了确立对上帝的信仰宗教也必然要借助于理性。尤其是经过笛卡尔对“我思故我在”的论证，人类社会更是进入一个理性高扬的时代，到了启蒙运动几近达到了高潮。
其次是宗教的传统。“西方基督教从犹太教继承下来的观念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信念，即上帝创造的人类处于支配自然界其他组成部分的地位”。（《关于现代性问题再思考》）然而，即使人类对自然界处于支配地位，但是在十六世界之前，这种支配地位是处于上帝的统治之下的。因为人类的这种支配能力是来自于上帝的，这种能力在现实中仍然是一种虚拟的存在，人类并未真正拥有这种能力，整个人类仍然受到一种超越的、抽象的要求的约束。而且，在十六世纪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前，人类对上帝的信仰是踏上天堂之路的过程。宗教改革之后，“将上帝的理性转移给了人类，认为人类和科学的理性能够阐释世界、改变世界、征服世界”。（同上）而且人类对上帝的信仰不再存在于理想的天国，就存在于现实的、世俗的社会中，人类通过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努力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宠。是否能得到上帝的恩宠并不取决于上帝，而是在于人类本身的努力。尤其是这一转换和西方社会理性传统相结合，像一对孪生兄弟，共同刺激了启蒙运动的到来。
二、“卢梭问题”
按照卡西尔的说法“启蒙哲学仍具有一种独具特色的哲学思维形式”（《启蒙哲学》P2页）事实上这种哲学思维方式就是理性主义至上的思维方式，而且这种理性主义完全不同于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这种不同就在于“18世纪侵染着一种关于理性的统一性和不变性的信仰。理性在一切思维主体、一切民族、一切时代和一切文化中都是同样的。”（同上P4页）所以理性的统一性和不变性导致了理性在18世纪成为裁决一切的标准，一切都要经过理性的审视和检验，这就是说人类社会只要是在理性的指导下，就必定会从落后走向先进、从野蛮走向开化、从贫穷走向富足。最终建立一个人类所向往的理想社会模式，“大概没有哪一个世纪象启蒙世纪那样自始自终地信奉理智的进步的观点。”（同上P3页）所以在启蒙思想家那里，科学理性成了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源泉，它为人们生活世界和观念世界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础。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人类疯狂地发起了向自然的进攻，自然所精心守卫的秘密在理智的照耀下荡然无存，人类肆意地践踏着自然、征服者自然，所以自启蒙以来，人类在控制与征服自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然而更可怕的是，这种思维方式也侵染到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启蒙思想家们深信自然科学方法是人类获取真理的普遍方法。卡西尔指出“他们认为，只有遵循自然科学的伟大模式，才能更新这些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更深刻地洞察法律、社会、政治甚至诗的精神。”（同上P44页）至此，启蒙理性“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影响至今的进步观念：其一是知识和科学的进步，其二是人的进步和解放。”（《生活世界》）总之，在启蒙理性的指导下，人类获取的科学知识越来越丰富，物质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而人自身的素质和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得到逐步的提升，整个西方世界一片形势大好，人类社会仿佛达到了人类所能想象的最好，没有人对理性能力产生怀疑。然而，就在此时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站了出来，展开了对启蒙理性鞭辟入里的批判。
当同时代的人们为理性的胜利欢呼雀跃时，卢梭以其深邃的思想，已经洞察到启蒙理性发展本身所存在的内在矛盾。卢梭认为，如果人们一味地沉浸在把科学和理性作为进步的核心话语，相信科学和理性能够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一切问题，而且随着科学和理性的进步，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必然随之进步，那么启蒙理性就不能克服自身的片面性，而走向自己的反面。因此，科学和理性的进步就可能成为反文化的力量，不仅危机人与自然的本质的统一，也会严重影响到人类社会和人类本身的生存和发展。卢梭在自己的每一部著作中都表达了自己的这种担忧，尤其是在他为应征第戎学院的征文而写的《论科学和艺术》一文中，卢梭对百科全书派所推崇的科学和理性进行了猛烈而深刻的批判。卢梭指出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不但没有促进文明和社会的进步，反而导致了道德的堕落，他说：“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并且这一现象是在各个时代和各个地方都可以观察到的。”（《论科学和艺术》P11页）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卢梭继续着他的批判，他认为知识的积累和应用是把双刃剑，当人们自以为通过知识的积累而获得幸福时，通过知识的积累而社会也随之进步时，人类实际上是进步与退步相伴发生的，并为此付出了不平等和不自由的代价。他写到：“人类所有的进步，不断地使人类和它的原始状态背道而驰，我们越积累新的知识，便越失掉获得最重要的知识的途径。”（P63页）自此，人类在自然状态中的怜悯心和自爱心已经完全被自私自利所取代，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个彼此对立的原子式的个人和集团。因此，“在知识的积淀及其应用方面的进步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状态，而且使人产生了种种破坏人的德行的欲望，这是人类社会产生奴役和不平等的内在根源。”（《生活世界》）甚至卢梭指出：人类社会“后来的一切进步只是个人完美化方向上的表面进步，而实际上它仍引向人类的没落”。（《起源》P120页）在《爱弥儿》的开篇卢梭就指出：“出自上帝之手时一切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手里就都边坏了。”可见，在卢梭的思想中，随处可见他对科学和理性的进步与人类的道德和社会的文明悖论的担忧，对于这种悖论和担忧，德国哲学家卡西尔称之为“卢梭问题”。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不能沉浸在这种悖论与担忧之中，他必须寻求破解之法。卢梭通过对科学和艺术批判以及通过比较自然人与社会人存在状态的差异，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就是著名的“回到大自然”中去的呼声。
对于“卢梭问题”，我们不能持以简单的同情和表面的理解，通过对“卢梭问题”的分析。认为应该对我们有三点启示。第一，卢梭的困惑与矛盾，表面上看来他是与整个启蒙运动相背离的，是对启蒙的背叛。然而正如卡西尔所说：“他是启蒙的儿子”，（《启蒙哲学》P267页）他对启蒙运动的理解要比他的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深刻的多、辨证的多。在批判封建专制和宗教上，他与其他思想家站在同一立场上，但是他对启蒙运动所坚持的科学和理性却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这表明了卢梭的这种批判不但不是对启蒙的背离，而恰恰是启蒙的深入与继续，是启蒙运动之批判精神的最深刻的体现。“从这个角度看，启蒙运动的终点不过是卢梭的起点，卢梭的批判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家。”（《文明批判》）第二，对于刚刚兴起的启蒙运动，卢梭的批判也许有些不合时宜，然而这就是他的伟大和深刻之处。“‘卢梭问题’与其说是一种的深刻的哲学反思，毋宁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对未来的忧患意识。”（《生活世界》）透过这种忧患意识，我们看到了“卢梭问题”的深刻与远见，他提出了在他以后所有思想家和哲学家都努力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裂（也可以说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或者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对立）所导致的文化的异化问题。卢梭的警示在西方哲学向近现代哲学转换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这不能不说卢梭思想的深刻与伟大。最后，对于卢梭解决问题的方式，既回到大自然中不能像狄德罗所理解的那样，回到四肢爬行的时代。这并不符合卢梭的本意，也许查尔斯泰勒的观点更有助与我们理解卢梭的深意，泰勒认为：“卢梭深化的观点……并不提倡回到前文化或前社会阶段。毋宁说，这种恢复与自然联系的观点更应该被看作是，通过一种使理性与自然联盟或融合的方式，或换种说法，通过文化或这会为一方，与自然的真正生命力为另一方的结盟和融合，……。”因此，“卢梭真正的观点并不是原始主义的，而具有更大的挑战性，事实上曾经产生了更大影响。”（《自我的根源》P552页）“回到自然”恰恰是一种指向更高价值目标的要求，通过树立自然状态对社会状态的批判，卢梭要求人类回到的是“应有”的状态，这才是卢梭的本意。然而，这也注定卢梭走的是一条孤独却有意义的道路。
三，“卢梭问题”之后
卢梭的批判力量相对与整个启蒙运动来说是微乎其微的，他的批判丝毫没有动摇理性的绝对权威，没有动摇人类对理性的无限信心。而且理性在与资本结合之后，更使理性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此时的理性已经完全沦落为工具理性了。如果说启蒙时代的理性中还有少许的对人性的关怀，然而到了近代，在与资本结合之后，理性所面对的唯一对象就是资本的增殖问题，人类社会所有的一切都简化为了资本。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资本是抽象劳动永不停息的积累，这种量的无限增长成了一种‘进步强制’，它要求把人类生命的一切价值都还原为资本增殖的对象和材料。人生的一切意义都被资本所简化、由资本来表达。资本增殖的原则充当了人类生命的法则。”（王德蜂《论中国文化精神》）在资本的无限能力之后，是工具理性在支撑着资本。二者的结合最终导致了现代西方哲学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的对立，对立的背后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以及由此导致的文化发展的异化问题。
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工具理性确实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充分显示了人类的智慧和能力，但是当我们过度扩张工具理性而削弱价值理性时，我们发现自己深深地陷入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困境和生存危机，这些困境和危机所暴露出的理性的局限性恰恰是当年卢梭批判的问题。概括一下大致有四种表现：第一，两种文化的分裂。这种分裂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之后的19世纪，经过启蒙运动，知识理性得到了极大的扩张，自然科学的方法得到了普遍推广，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差距在拉大，最终导致科学文化向人文领域的全面扩张和人文领域的逐步沦陷。第二，科学主义对人文价值理念的消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孔德的实证主义，他完全用实用理性的、实证的观点来审视人类思想文化体系，试图把它们统一与以物理学语言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知识体系之中。这种科学主义的扩张及其对人文价值的僭越，又是启蒙运动的继续与深化。第三，人类信仰体系的危机。由于启蒙运动确立了对理性的绝对权威，从此确立对科学理性的信仰乃至崇拜。然而这种崇拜到了近代并没有像当初预言的那样，把人类带进一个千年王国，反而是人类越来越陷入生存危机之中，促使人们展开了对理性信仰的反思，因此导致了对理性追求的幻灭，而这正是现代社会出现普遍信仰危机的内在缘由。最后，生态危机与灾难。生态危机与灾难来源于人类对自然的无节制的开发与挥霍，而这种力量则来源于科学理性的无限扩张。科学理性的每一个进步都祸福参半的，甚至来说祸大于福。（《生活世界》）由此观之，四个表现和后果，都包含在当年卢梭所洞察的问题之中，卢梭的担忧最终化为了现实。面对问题，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思想家和哲学家开始踏上了艰难的寻求解决问题之路。
第一个寻求解决问题之道的是狄尔泰，他率先把“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作了区分，并对二者的作用作了明确的划分，以此来对抗科学主义的冲击。而文德尔班也提出了两种文化的划分，即“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事实世界相对应的是自然科学，而价值世界相对应的是哲学社会科学。两人的知识划界说对后来的哲学家有很深的影响，尤其是对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影响很大。另一条解决问题之路是法兰克福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他们指出，知识和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不仅没有带来道德水平和人类幸福的提高，反而是人沦落为科学和技术的奴隶，而且他们进一步指出，这种科学和技术理性已经渗透到意识形态领域，它们发挥着强大的社会功能对社会进行“极权主义倾向”的控制，从而使社会变成单向度的社会，人变成单向度的人。最后一条解决问题之路是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尼采说：“上帝死了”，而后现代主义批判家说“人死了”。后现代思想家通过消解“宏大叙事”，以此来反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当代人的生活世界。
然而，纵观这三种解决问题的方案，总体而言，批判有余而建设不足。当他们推翻启蒙理性时，却有给不出一个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认为解决问题之道还应该回到问题本身之中，既然“卢梭问题”所揭示的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裂以及由此导致的文化异化问题，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批判这种分裂和异化，比如，“韦伯之后，不论是胡塞尔的先验理性还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不论是舍勒的直觉理性还是孔汉斯的神学理性，不论是海德格尔的‘此在’还是费恩博格的‘编码’，都是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体制化、专制化以及在精神领域所导致的人的‘异化’，给与了无情的批判。”（《超越技术理性》）不能否认这些批判虽然有助于我们对问题认识的深化，但不是解决问题之道，而关键在于去弥合二者的分裂以及消除文化发展的异化。而此时，作为提出“卢梭问题”的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尔却给出了自己的解决问题之路，他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文化哲学体系，以此来回应卢梭回到“应有”的状态之中。
第四，卡西尔对“卢梭问题”的继承与超越
歌德曾经说过：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了的，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力图重新思考而已。他的意思就是说：“人类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处境下碰到的问题，具有根本上的相似性。思想家之异于常人之处，就在于他们对这样一些永恒问题提出了有价值的回答，他们的思想探险构成了人类永恒的智慧宝库的一部分。”（《南方周末》彭刚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2006-03-16）相隔两个世纪左右的卢梭和卡西尔在相同的问题上他们展开了对话与交流，卢梭当年的困惑与矛盾发展到卡西尔所处的时代已经被人们充分的认识到和体验到——科学和人文的分裂以及由此造成的灾难，没有人再去怀疑当年卢梭思想的深刻与远见。卡西尔在自己的思想深处体会着并思索着卢梭当年的困惑与矛盾，穿越思想的时光隧道，他仿佛看到卢梭当年的孤独与无奈。他仔细品味着卢梭“回到自然”的呼声，卡西尔明白这不是消极地回到人类原始社会，卢梭指向的是更高的目标，但是卢梭并没有给出自己的解决问题的具体路径。卡西尔顺着卢梭的指向走了下去，构建了自己的文化哲学体系。正如当代著名解释学哲学代表伽达默尔所说：“卡西尔把新康德主义的狭窄出发点亦即自然科学的事实，扩张成了一种符号形式的哲学，它不仅囊括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研究，而且意欲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活动提供一个先验基础。”（转引人论 P1页）在这一体系中，卡西尔开始了对“卢梭问题”的解决，同时这种解决也是指向卢梭当年所设想的“应有”状态。认为，卡西尔通过四个方面以完成卢梭当年的愿望。
第一，承认区别，这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历史发展到今天，科学和人文的分裂和对立以及所造成的灾难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事实，无论是二者所关注的领域或者是二者研究问题所运用的方法都是不同的。卡西尔指出：“自然科学教我们如何‘打破现象，以便将它们看作是经验’；而文化科学则教我们去诠释符号，以便将其中隐藏的意义揭示出来，使这些符号原先从中产生的那些生活得以再现。”（《逻辑》P158页）他的意思非常明显，自然科学所追求的不过是杂多纷乱的表面现象背后的单一性和规律性，不过是“将事实化为法则，将法则化为原理”（同上P148页）而文化科学也就是人文科学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存在”和“生成”，而且是在这种“存在”和“生成”之中所显现的“意义”，而“它（意义）是我们称之为‘文化’的一切内容之共同因素”。（同上P96页）卡西尔为了进一步区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他认为如果仅仅在纯逻辑概念的范围内，这样是不能完全清晰地展示二者的区别。我们必须把这一区别放在更深的层次来讨论，他说：“正如我们所指出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方法上清楚地表征出来的对立，其实在知觉的层面上已经以潜在的形式存在着了。”（《逻辑》P116页）在这一层面上，自我是面向两级的，一方面自我所面对是物的世界，而另一方面自我又面对的是关于人格的世界。前者是自然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后者是人文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是二者在特殊性上的差异。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已经不可能回到古希腊哲学那里去了，“理性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看来主要表现为对现行价值观的理性根基的追究，他们都把人的理性首先理解为价值理性。”（《超越技术理性批判》）但是，二者的区别是相对的，卡西尔通过分析二者的区别并不仅仅是为了区别，而是为二者在更高层面上的统一。卡西尔通过对人的本质的重新定义，为二者的统一埋下了伏笔。
第二，人是符号的动物，这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卡西尔区分的二者的深意是为了二者的统一，然而，如果还拘泥于传统对人的定义，二者的统一就失去了根基。卡西尔认为自从在古希腊时代把人定义为是理性的动物以来，尽管中间经过了神学、数学、生物学相继承担起了对人的问题的思考，但是理性始终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人与动物区别的根本标志。但是，卡西尔认为相对于丰富和多样的人的文化生活形式，理性是一个很不充分的名称，它并不能表达人的文化形式的多样性，只有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才能通向文化之路。在此基础上卡西尔指出：“如果有什么关于人的本性或‘本质’的定义的话，那么这种定义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功能性的定义，而不能是一种实体性的定义。我们不能以任何构成人的形而上学本质的内在原则来给人下定义；我们也不能用可以靠经验的观察来确定的天赋能力或本能来给人下定义。人的突出特征，人的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人论》87页）所以真正的人性无非就存在于这种无限的劳作之中，而这种辛勤的劳作的过程就是人类的文化创造过程，它所创造的结果就是文化产品——科学、艺术、语言、神话等等各种文化形式。然而，尽管毫无疑问人类劳作活动的结果都是文化产品，但是这些人类文化产品分为各种不同的活动，沿着不同的发展方向前进，并且最终所追求的目标也不尽相同。可是，虽然这些文化产品不可能被简化为一个公分母，并且服从着不同的活动规则，但是它们都是人类劳作的结果，它们之间的功能都是相辅相成的。它们都是表现人性的一个新方面。因此，“在这里，我们寻求的不是结果的统一性而是活动的统一性；不是产品的统一性而是创造过程的统一性。如果‘人性’这个词意谓着任何什么东西的话，那么它是意谓着：尽管在它的各种形式中存在着一切的差异和对立，然而这些形式都是在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同上P90页）这种共同的目标就是各种文化产品的内在的统一，换句话说就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内在统一，那么对于科学对人文的僭越必然有所批判和限制。
第三，批判和限制科学，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卡西尔首先承认了科学的地位和作用他说：“科学是人的智力发展中的最后一步，并且可以被看成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在我们现代世界中，再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与科学思想的力量相匹敌。它被看成是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被看成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主题。”（《人论》P263页）但是，科学并不是人类文化的全部，它仅仅是人类文化活动的一个方面，是“符号形式”系统中的一个要素。尽管科学在“符号系统”中起的是拱心石的作用，但是它却不是独自竖立着的，如果没有其它“符号形式”的配合，它的特殊功能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在事实上，我们的传统就是褒科学贬人文这就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不但使科学发展的异化，而且导致了人本身发展的异化。这种双重异化用卡西尔话说就是：“人类通过工具的应用使自身成为凌驾于万物之上的主宰。但是对于人类自身而言，这种至上性非但不是一件幸事反而是一种灾祸。人类为了主宰物理世界而发明了科学技术，然而，这些科学技术却实际上反过来反对人。科学技术不仅导致日趋严重的人的自我疏远，而且最终导致人的自我丧失。那些看起来是为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结果却制造出无数虚假的需要。（《人论》P73页）消除双重异化不但是卢梭努力的目标，也是卡西尔努力的方向。那么这就要求在明确二者区别的基础上，必须使科学退出以前对人文的全面僭越，在人性的基础上实现二者的内在统一。
第四，科学和人文的统一，这是解决问题的实现。卡西尔在《人论》中分析了神话和宗教、语言、艺术、历史以及科学等人类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发展历史之后，在最后一章《总结与结论》中指出：“人，像动物一样，服从着社会的各种法则，但是除此以外，他还积极地参与创造和改变社会生活形式的各种活动。……。这种缓慢的发展过程几乎可以在人类文化的所有形式中看到。”；“……。在传统与改革、复制力与创造力之间存在着无休止的斗争。这种二元性可以在文化生活的所有领域中看到，所不同的只是各种对立的因素的比例。”（P282—283）卡西尔的意思非常明显，尽管人类文化的发展形式各异，但是在各种差异性的背后却有着相同的基因。这种基因就是“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以成千上万种不同方式和面目展示出来的，不过是一种相同的人的本质而已。…证明它的惟一途径就是实现它的行动。（《人文科学的逻辑》P144页）不但在发展过程中各种文化形式有其相同的基因，而且如果追溯到各种文化形式的源头，那么这些文化形式都可以被统一起来，“语言、艺术、神话、宗教决不是互不相干的任意创造。它们是被一个共同的纽带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必须深入到这些活动的无数形态和表现使后去寻找的，正是语言、神话、艺术、宗教这种基本功能。而且在最后的分析中，我们必须力图追溯到一个共同的起源。”（P87页）所以，无论是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还是在文化的起源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关系应该说是始终统一的，二者的关系是一个不可分割整体。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表现出人类的智慧，“全部科学结合在一起就是人类的智慧，这种智慧尽管能用各种不同的学科，但是始终是一个整体，不会因此被分化成不同的东西，正如太阳光不会由于照耀在不同的事物上就会被分化成不同的东西一样。”（P223页逻辑）人类的智慧也就是各种文化产品的内在的协调、一致，而不应该突出其一而忽视其它，它们的功能的是相辅相成的，而不应是割裂、对立的。这才人类存在的“应有”状态，在这种“应有”状态中，由于各种文化产品的和谐统一，才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统一。
总之，透过卢梭和卡西尔思想的深处，我们发现他们所关注并力图解决的问题都是关于人的生存方式的价值诉求。人类作为天下之贵，并不是指他能无限制地征服自然，无节制地使工具理性过度膨胀；他的尊贵之处在于能够运用自己的智慧，为自己设计一种“合目的性的生活”。这也是二者能够进行对话和讨论的基础，前者提出了问题，而后者则对前者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解答。然而，认为卡西尔作为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注定他不能摆脱康德先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影响；所以，在他所构建的文化哲学体系内，脱离人类的实践活动而奢谈文化和符号的地方时有出现。但是，这并不妨碍卡西尔文化哲学的现实意义，我们所关注的是他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以及思维方式背后蕴涵的文化和谐理念。这一理念对我们当前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也具有值得借鉴的意义。
第五，余论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始终没有摆脱西方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那么理所当然，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遇到了西方同样遇到的问题。卢梭当年的困惑正困扰着我们，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然而生活的幸福感却离我们越来越远。人们被眼前的、暂时的利益所俘虏而成了这些利益的奴隶，而且把一些非理性的、盲目的、虚假的需求当作自己真正意义的需求，从而在这些虚假的需求中迷失了自己，如马尔库塞所说：“物质丰富，精神痛苦”。正如卢梭所揭示的那样：“后来的一切进步只是个人完美化方向上的表面进步，而实际上它仍引向人类的没落”。（《起源》P120页）而没落的表现就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信仰危机”、“诚信危机”以及“道德危机”等等，整个社会都笼罩在一片虚无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危机之中。我们深深地陷入了“卢梭问题”的沼泽之中而不能自拔！
透过这些危机的表层我们发现，这些危机的背后其实就是文化发展的异化问题，而文化发展异化的根本原因则是科学和人文的割裂与对立，所以归根到底还是要解决好科学和人文的关系问题，事实上，这也是卢梭当年的困惑之所在。西方思想家对于“卢梭问题”的三种解决途径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但是笔者认为卡西尔的文化哲学观也许对我们的影响更具有现实性和更为深远。他对科学和人文关系的分析以及如何超越二者的对立而使二者在更高层次上统一的论述，对于我们当前在经济建设中处理好科学和人文的关系不但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操作性。这也是本文最终目的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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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链接：
译者: 王春华
: (德)恩斯特·卡西勒
ISBN: 9787544707220
页数: 156页
定价: 15元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装帧: 平装 32开
出版年: 2009年1月
简介
历来对卢梭的政治思想、教育思想和宗教思想的研究认为，卢梭思想中有内在的矛盾和不一致，恩斯特·卡西勒驳斥了这种观点，认为卢梭以自然人为基础构建的社会契约论既非霍布斯的“利维坦”，也不同于百科全书派，并由此阐述了卢梭思想的一致性与连贯性。
简介
恩斯特·卡西勒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本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在西方世界影响甚广的“在世哲学家文库”将他与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等当代名家相提并论，并在扉页上将其誉为“当代哲学中最德高望重的人物之一，现今思想界具有百科全书知识的一位学者”。卡西勒曾任汉堡大学哲学教授，后担任汉堡大学校长，并逐渐创立了他自己的“文化哲学体系”。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卡西勒愤怒地称“这是德国的末日”，遂于同年5月2日辞去汉堡大学校长职务，离开德国，开始了他十二年的流亡生活，先后任教于牛津大学、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
目 录：
主编的话
导言
卢梭问题一
卢梭问题二
致谢
跋
索引
附录：让—雅克•卢梭著作的统一性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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