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非凡魅力型动员[1]
CHARISMATIC MOBILIZATION
Joel Andreas (安舟)
1966年6月8日，一支由上百名党员干部组成的工作队来到清华大学，他们受命接管学校，暂停了学校和系里干部对学校的管理。自从北大一小群激进的干部贴出大字报，当众指责学校领导执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以来，清华大学持续了一个多星期的混乱局面。毛泽东支持这张大字报，于是清华大学学生蜂拥至北大校园，争先目睹由此而引发的争论。不久，清华学校停课，校园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大字报既有攻击学校领导的，又有维护学校领导的。中共中央派出了工作组，令其驻在清华园，组织召开辩论会，谴责清华党委书记蒋南翔及其领导的党委，动员学生和老师贴大字报，组织他们参加“批斗”大会，当众斥责学校领导。
学校学生、教工以及职员都感到吃惊。蒋在这个学校掌权十四年，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事情让他们措手不及。两个月后，毛命令取消工作组，由学生、教职员工自己组成“战斗队”，把强有力的党员领导干部赶下台。毛认为，他们这些人正将国家带向歧途。由于大学党委已经停止了运作，撤消工作组后，形成了权力真空。很快，战斗队如雨后春笋般产生和发展，并且对运动目标每一个团队都一套自己的解释。
新的政治运动与以往共产党执政前十七年的政治运动大相径庭。虽然开始于学校并称其文化大革命，8月，毛在党中央委员会颁布新的纲领并宣布，“当前运动的主要目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1966年末，毛鼓励全国工人、农民参加运动；全国的党组织陷入瘫痪，在接下来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们基本上停止了运作。各地造反派组织从原来的战斗队分离出来，重新组合在一起，成为领导文革的主要倡导者。他们愤怒地反对直接领导他们的当地党组织，宣示只对毛一个人忠诚。清华“井冈山”是最著名的一个组织，这将是这部分论述的主题。然而，在检验“井冈山”组织以前，需要先看看毛泽东的作用。因为政治运动中，“井冈山”属于两个基本元素的组合，即处于顶端的毛泽东和处于底层的造反派组织。
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领袖魅力型（Charismatic）的运动，但有其特殊性。多数领袖超凡魅力的运动奋起于最底层，相反地，文化大革命起自于最高层——来自于毛（政党的最高层）对造反派的号召。虽然这不寻常，但也并不意外，实际上M·韦伯（Max Weber）把这种状况看作历史重现的一个实例：中央统治集团和社会层次中较低阶层联合一致，削弱了精英团队的权力。M·卢浮（Mark Lupher）在分析文化大革命时把这种类型称之为“高层与底层联合对抗权力结构的中间层”。我们看到，在毛和追随他的造反派看来，运动的政治日程并不是简单撤换党的少数领导干部，而是破坏官僚权力的基础。
毛的领袖魅力权威和党的官僚体制
韦伯描述的通常实践中的官僚作风和领袖魅力权威，在原则上是两个相反的命题，在实践中也是相互对立的。由这两点定义它们的关系。两者都是从与规则的关系来界定，但是界定的方式却相反：官僚政权是依据理性法律法规建立的完善的行政机构，领袖魅力权威则要粉碎这种规则。韦伯强调魅力和任务相联系，这个任务便是寻求推翻或者改革现存制度。它本质上是要对等级制度和规则的限制，以及推断和规范世俗的官僚主义的特征，尽管实践中二者经常融合在一起。这里讨论相关的特殊例子，韦伯认为政党多起源于个人崇拜，继续发展成长（特别是意识形态化的—东方政党），依据可靠的准则，特殊的技能，东方的理性存在的法则，政党组织趋向于官僚等级的发展。这样，政党组织往往趋向于在可预估的基础上发展官僚主义作风，于是，这种组合使得领袖魅力型权威和党的领导干部间常常发生权力纷争。
革命党本质上即包含领袖魅力型也包含官僚型权威的因素。为了赢得可能推翻现存秩序的追随者，党的革命任务必须强化魅力权威。同时，不断地动员加强纪律性和合作性，这样尽可能创造一个官僚主义作风的组织。革命党和意识形态密切结合，要求打破成规，依附于党的秩序和程序。列宁主义政党是这一构成的缩影，高度成功的组织模式，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采用。共产党领导鼓舞他们的追随者用太平盛世（似用“千年王国”或“千禧年王国”？）的观点通过中央集权、有纪律性党组织领导他们努力前进。正如F 斯科曼（Franz Schurmann）认为的，强有力的结合允许中国共产党鼓励成功的起义运动，但这种矛盾始终存在，而且会变得特别尖锐特别是在政党掌握权力之后。共产主义治理总具有这样的特征：行政管理的实践要求和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的目标之间出现了紧张。这种张力使党内纷争延续，政策摇摆不定。
理想主义、阶级等级、官僚组织，这些秘诀使中共得以掌权。但这并没有消耗革命的潜能，相反，从土地革命开始，中共无情地用官僚主义组织群众运动，破坏了旧精英阶级所享有的经济和文化优势，削弱了精英在经济文化领域的权力。然而，他们加强了由共产党领导干部组成的新精英政治权力。在执政中，它曾许诺从根本上削弱阶级差别，特别是以私人财产为基础的阶级的地位。共产党成为一个以官僚主义政党组织核心，它深入到各个角落，成为一个新的阶级分化的机构。共产党的矛盾中心存在于政党范围内。正如米切尔（Michels ）所预见的，与政党的理想目标是消灭阶级不同，党建立的是一个未知的新体制，倾向于推动权力集中。在这点上，政党的理想目标当然是建立日常行政管理，正在这一点上，特别促使党的魅力权威和党的官僚间的矛盾升级。
如 M 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所写的，毛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完全把自身的地位凌驾于党组织与其成熟的决策之上。他的个人命令胜似圣旨。其他人处理日常事务，毛个人承担责任，实现共产党的远大目标，消灭阶级。因此，政党的理想目标和实践管理要求的具体体现，说明着毛个人的思想观念与党内其他领导人的观念。这也可看作毛和他的追随者的相似之处——都是共产党目标的信仰者。他们可以确认领导和领导干部之间紧张局面，处理党的理想和党组织之间的紧张局面，并不感到困难。
文革期间，毛泽东指责共产党领导干部长期以来和知识分子勾结。为解释他的动因，一部分人强调他的个人权力，而其他的人则注重意识形态的目标。例如，列昂纳德夏皮罗（Leonard Schapiro ）和 约翰 刘易斯（John Lewis），谈论毛试图削弱党官僚主义作风，为了提高自身的地位，直接领导群众。严家其和高皋反驳说，毛的行为是他执著追求乌托邦的表现，我在简介中提到，这样的解释并不能解决矛盾。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的目标与他自身观念、追求目标是一致的。
对毛而言，党组织的权威，虽然在掌控权力和巩固权力时是不可缺少，但它现在将成了他平衡阶级不平等（class-levelling）的一个障碍。所以，在文革期间，他把平衡阶级不平等的使命与党组织分开，以他个人的魅力树立威信与党组织对抗。他脱离党组织的阶级划分，他摒弃了党组织惯用的动员方式，由党组织领导领导高度集中化的群众运动。取而代之，他在党的四周直接吸引学生、工人、农民，以及党员和非党员，形成了造反派运动，直接向党的官僚开炮，来摆脱党的控制。
视党的领导干部为官僚阶级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正式的理论原理可以在由毛和一群激进理论家提出的命题中找到。他们认为，苏联，中国的榜样，正在从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一种“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转变不涉及共产党垮台或者改换所有制系统。毛看到，一个新的剥削阶级正在党内悄然而生，不是依据私人所有制，而是通过掌控国家和集体的财产来实现。
这种和平演变理论，最早出现于60年代早期，给共产党实现自己的目标带来困惑。共产主义的流行理论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的生产意味着要消灭剥削阶级和阶级对立。和平演变给这种乐观的理想带来困挠，变成了强调特权与差别。激进的中国学者开始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存在方式不同，虽然个人所有制已被消灭，但社会主义制度像资本主义制度一样，是依据于商品交换、工薪劳动、物质不平等分配为基础的。对他们而言，社会主义的共有财产不能保证没有剥削，社会结构并没有任何根本变化。苏维埃的领导干部变成了剥削阶级，中国紧跟苏联模式，现在中国社会主义结构也孕育着剥削萌芽。
所以，资产阶级复辟的主要危险，不在于已经被推翻的有产阶级，而是党内存在的“新资产阶级分子”，革命中获得军衔、官衔的领导者。这些新的中产阶级，毛称作“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为“走资派”。对“走资派”的批评强调“官僚主义”的问题，它在中国共产党专用字典中的基本意思是，权力集中在官僚手中。这个过程导致“官僚主义阶级”的形成。
这些人处在高位，沉溺享受，专制地滥用权力，将自己凌驾于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之上。他们所做的是，你们在我的控制下，我控制着其他的人们。官方在任何问题上的言论并不能改变这个原则。实际上，他们把自己放在与旧社会的大老板一样的地位上，把工人群众当作雇工对待，把农民看作雇佣的农奴。
为了避免“和平演变”到国家资本主义，激进的中国学者写到，需要开展“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继续革命的主要目标就是针对党内出现的剥削阶级。虽然此理论直到文革十年的最后一年才详细说明，但早在1965年文革前夕，毛就描述了官僚阶级的形成过程，他写道：“官僚主义者阶级是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2]他继续写道，这个初期的剥削阶级，是“革命的主要目标”。1966年毛发动文革，他试图寻找一条道路，阻止该阶级的发展。文革时公开抨击干部特权，批评干部不听取下层人民群众的意见；谴责僵化政治控制的文化体系，批判依赖增强党政权力的政治模式。运动的中心目标是“打击官僚阶级”，推行来自下层的对于党政干部的群众监督。
摒弃官僚主义的动员方式
要理解毛文革期间如何依靠魅力权威起到动员群众的作用，就要懂得，它并不同于以往共产党的政治运动。我们需要检讨一下以前所用的官僚主义的鼓动方式，它承担着领导党的广大各级组织的运行。这是从权力中心向社会基层扩展，党的方针政策是通过一条清楚的管理链，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各地的分支机构，直到鼓动外围附属的群众组织成员。共产党的统治是仰仗重复这种形式的政治运动，扰乱现存的政治路线，通常改革已存在的规秩序，使旧的精英阶级付出巨大代价。典型的事例如（1946—1952）中国开展的土地改革。
工作组是一种官僚主义的方式。长期以来，党中央使用工作组领导政治运动，整顿当地党组织的问题。例如土地改革时期，工作组化费几个月的时间监督乡村运动的执行情况，以确保党的干部不受地主、富农腐蚀。1964—1966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类似的工作组引导调查村干部和企业“资本主义分子”之间的联系（随着“大跃进”崩溃，作为农村私人经济恢复的成果，村民做经营得很好，因此也减轻了对个人企业的限制）。
工作组不但负责揭露党的基层干部和当地精英的紧密勾结，还调查干部贪污和滥用职权。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工作组组织“贫下中农协会”，帮助进行调查和批评当地领导，诸如努力“整党”，处理“官僚作风”，纠正“干部脱离群众”问题等。无论1949年掌权前或掌权之后，工作组的办法都是党的历史的基本特征。各地干部十分害怕工作组，这种方式有效地加强了党中央的控制，加强了党纪，铲除干部腐败和滥用职权。
1963年毛发起的四清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兆，运动中提出的各种方法在后来的运动中继续使用。工作组被派往北大和其他学校，这也是社会主义教育革命的一部分。这支队伍的主要目标是，传达1964年毛对教育系统的严厉批评，摧毁旧知识分子的影响，削弱学校党的领导和老教授、教师之间的关系。他们鼓舞学生、年轻教师批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这是指学者，不是政治权威），揭露学校党和行政领导和他们合作，导致了教育界精英控制和学术的趋势。
1966年6月，毛号召学生反对党组织派工作组到学校，他放弃官僚主义的动员方式，初次尝试以魅力权威发动群众运动。手段的变化促使毛的目标变化。虽然文革延续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某些目标（毁灭旧知识分子的权力，削弱共产党干部和旧知识分子的联系），但这些努力仍处于进程之中；而今，他全神贯注实施另一个目标：摧毁党的官僚主义权力。这是相当困难的任务，工作组的方法已不合时宜。外来的工作组能有效挑战地方干部权力，扰乱利益人的关系网。但是，因为继续采用从上到下的鼓动方式，只能增强潜在的政治庇护的文化。权力暂时转移到代表较高层党的权威的工作组手中。工作组离开后，权力重新回到地方党政领导手中。整个过程中，老百姓只希望跟随一系列有权威的党的领导干部或其他个人。
毛总结以前整党存在的问题和努力结果，做出如下解释：“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补充道：“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个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因为文化大革命最终目标是官僚主义权力，毛意识到依赖常用的官僚主义的动员方式是无用的，甚至出现了负作用，因此他决定绕开党组织，依靠他个人的权力威信直接动员群众。在毛的命令下，报纸社论努力控制学生运动，宣布“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很快，毛命令工作组于七月底撤离学校，他公布自己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尖锐批评工作组的工作方式：
“……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为了领导运动，毛组建了中央文革小组。正如罗德明（Dittmer）和其他人所指出的，这是选择自己的信徒并由他们组成的“个人参谋部”。韦伯指出，信徒总是在魅力无穷的领导人身边出现。典型的文革小组成员有两个特征 —是忠诚于毛激进的意识形态，二是个人没有党组织中的官僚权力。这个小组由毛的妻子江青、秘书陈伯达领导，大多数成员是文人，他们坚决支持毛的阶级平衡理论。虽然文革小组属于成立的一个特别的委员会，直属于党中央，但事实上只能毛回答任何问题。凌驾其他党组织之上，文革小组没有正式权力，就是为的处在党的官僚主义体制之外，引导攻击官僚主义。
造反运动分析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成为当时最有名的组织，这些造反组织响应毛的号召，攻击党组织和党的领导人。蒯大富同学成为运动的一个标志。接下来的章节，本人将分析他的政治文化目标、组织准则。每一个组织都有自己反对官僚主义的目标，以及文化大革命的领袖魅力特征。首先，我将记录文化大革命早期组织的起源，其时，领袖魅力型动员方式摒弃了传统官僚主义动员方式。下一步我将着重比较两者的不同。
从官僚主义动员方式到领袖魅力型动员方式
响应号召挑战工作组权威的是清华大学蒯大富。蒯出身于贫农家庭，当他迈出政治生命中第一步，他在清华大学的地位就迅速攀升，这却使他的生活再也难以平静。工作组到达清华，蒯写了一系列大字报，批判工作组的领导。工作组通过拒绝群众试图控制学生运动，保护蒋南翔和其他上层干部。学校上层干部拒绝被带到群众的“批斗会”上去。工作组有500名干部，领头的是国家经贸委（付）主任叶林，组员包括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工作组紧闭校门，禁止不同班级的学生来往，宣布大字报必须事先获得批准才能张贴。蒯的大字报中，号召驱逐校园内的工作组。
蒯向我解释道：
“我不喜欢工作组的方式。报上说这应当是一场学生的运动，但工作组想控制学校的方方面面。毛没有让这样做，刘少奇不理解毛的想法。刘认为大学里出现混乱，派工作组试图控制这种局面。实际上工作组是在用反右运动的方式来压制学生。”
6月24日工作组在校园召开对蒯的批判大会，宣布他为“反革命分子”。2名大学生应邀主持会议，一位是刘少奇主席的女儿刘涛，另一位是贺龙元帅的儿子贺鹏飞。顽固的蒯诋毁工作组，赢得将近一半听众的喝彩。张友明（音译）被工作组选中，受控制进入讲台，结果他支持反方。张说，“我不知道谁对谁错，但我感到干部子女和工作组不允许蒯表达自己。我阻止干部子女和工作组的人士接近讲台，我帮助蒯。”“我感觉如果这是一场辩论，应允许两方自由发言。”
文革之前，大学学生和教师惯于严格控制的政治环境，蒯的违抗令他们吃惊。坚决支持蒯的学生柯明（音译）解释道：“你不能怀疑领导人，那将成为大问题。”“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你不能怀疑领导。文革期间情况变了，你可以这样做。不同的是，受毛泽东思想影响，蒯大富看到了这种变化，他没有承认自己错了”。
工作组鼓励每个班的学生都批判支持蒯的学生，并给这些学生贴上“右派”、“反革命”的标签。文革前，这样的控制就已存在，大学三年级的方振中（音译）解释：“工作组批判蒯，试图镇压这场运动，要求人们必须支持工作组。但支持工作组与支持校党委相比，显得较弱。6月以后，人们开始反思——不再百分之百地盲从，虽然被迫支持工作组，但已经开始独立思考。后来事情迅速发生了变化。”
综上所述，校园内开始分成两派，一派支持工作组，一派反对工作组。中心议题是工作组是否能凭借党的特权控制学生运动。随着7月底工作组的撤离，所有的政治方面的控制消失了。文革前夕，清华大学党组织完全占据了校园生活，以后两年中党组织停止运作，持续瘫痪。这给学生充分的自由，鼓励学生，退休教师杨玉田（音译）描述当时的混乱状态,以前我们听从党委会安排，后来党委会不存在了，就听从工作组，他代表党；“再后来工作组离开，少了更多的控制，情况变得自由多了—如果你想跟随学生就跟随，不想跟随就算了。”
工作组被召回后，清华的学生组成战斗队，联合为两股势力。一方是官方的红卫兵，由高干子弟领导，替代撤离校园的工作组；另一方联合自由的学生反对工作组。经过派系斗争，反对方于8月8日组织了一个串联会，广泛组织学生，联合反对曾实施高压政策的工作组和官方的红卫兵。
9月，蒯和某些同学建立了自己的斗争组织，命名为“井冈山”。井冈山位于江西省，1927年曾是毛建立游击队，执行游击战略的根据地。由于得到激进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井冈山”很快在清华反对派阵营中占了主导地位。10月6日，井冈山与北京各学校类似的组织召开了一次大的集会，大约有十万人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的是，学生遭受到通过党委、工作队和学生红卫兵组织的联合镇压。这次集会是全国反对党组织统治开始。1966年12月中旬，清华官方组织的红卫兵瓦解了。出名的“8·8派”的反对方组织成员加入了井冈山，但造反派联盟发现自己在整个校园中，势力仍然薄弱。随着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兴起，“井冈山”已经成为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造反组织。
1967年春，“井冈山”分裂为“激进派”和“温和派”。蒯和井冈山的激进分要求根本改变现状，成为文革中好战的勇士；众所周知的温和派“4·14”，是维护文革前的状况，包括党的组织的领导（第5章将详细讨论两个派系的分歧）。这个时期，相似的是，激进派和温和派同时出现于各地的学校、工厂。两个阵营的冲突在接下来的15个月内，不断在清华大学和全国上演。
清华“井冈山”很有名，广泛深刻地影响着各地组织。1967年春，全国各地的激进派重新组合，联合为松散的“激进派”阵营。“井冈山”独树一帜，部分原因是由于清华的地位，在北京能够接近权力中心。与偏远地区的激进分子不同，如果遇到麻烦情况出现危机，蒯和他的同伙可直接和毛个人联系，得到毛支持运动。“井冈山”在许多方面有突出特征。不过，以后的章节会阐述它的基本目标和组织特征，而中国大多数相似的组织都具有这种特征。
魅力动员方式和“革命造反精神”
韦伯综合比较了理性的官僚主义政权和不理智的魅力权威政权，他有两方面的意思。首先，他把“手段－目标”主导的行为和由信仰主导的行为进行了比较。在这个意义上，他写道：官僚主义理性化通过革命民众“从外面”（改变结构性的机会与约束）来驯服，而领袖魅力的革命民众“从内面”来驯服（改变他们的信仰）。第二点，他比较了行为定向顺应法则与打破法则行为的区别。“官僚主义权威是理性明确的，是受规则约束的，”他写道，“而领袖魅力权威是非理性的，因为它反对一切规则。”
我选择用韦伯的概念来解释，文革前官僚主义运动方式和文革期间魅力权威运动方式有何不同。读者可以通过自己的判断来理解。我本应发现，官僚主义方式动员群众、积极分子是用共同利益来鼓励大众的；而魅力权威方式，积极分子是以意识形态目标的定位来动员真正的“信徒”。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首先比较工具性目标和意识形态目标对区分动员方式帮助不大。意识形态和工具主义的目标，与文革前的党员、共青团积极分子、文革造反派纠缠在一起，学者想分离他们相当困难，甚至积极分子自己也难以辨别。另一方面，要比较现有规则和被打破的规则，两者本质是不同的，因为采用的规则方向不同。第一种形式强调官僚主义权威，第二种形式则是强调破坏它。
最据权威的学术界对文革期间出现的群众组织的分析，文革积极分子并不是不合理的。这样做，他们把焦点集中在韦伯第一个比较方式。强调文革的积极分子不是真正的“信仰者”,他们不会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理想目标，更愿意作为理智的行动者，追求自身的利益。由于这个原因，文革期间他们发现，很难用领导气质的概念来解释集体行为。王绍光用许多成熟的理论解析毛魅力权威的局限，文革积极分子认为自己是毛的信徒，他反驳他们根据自身的利益来传达毛的信息，他们会告诉你，自己会为理想目标而奋斗。实际上他们更信任自己，潜意识是追求功利的目标。
学者们集中的观点，是将其称为文革的“理性的行动者”。他们的阐述被广泛接受，这些理论帮助打消人们的简单认识，认为文革积极分子就是信仰者。大多数读者都有错误认识，认为意识形态目标不重要。实际上对文革积极分子来说，理想目标与功利目标同样重要，二者是紧密结合的。文革前积极分子就存在于共青团中，然而，有一个重要特征能区分文革积极分子和先驱们—他们藐视现存规则。这个特征—远远超越了个人利益—他们使运动有了超凡脱俗魅力的特征（学校的“理性的行动者”勉强承认这一点）。
中共是个有自己思想体系的党，用思想理论鼓励党员及追随者，这是基本的运作方式。官僚主义动员方式也采用同样的办法。第一章中我谈论了理想与功利目标相结合的特殊情况：加入共青团，入党（赢得事业发展的重要资格），年青人必须认同党的理想和纲领，包括乐意“为人民服务”，如努力工作、大公无私、集体精神。党和共青团选择年轻男女加以培训，让他们有效地胜任官僚主义的工作。他们受上级领导，指导或监督下级，而服从官僚主义权威是大多数获得奖励的（下级）组织与个人的特征。
文革期间，造反派也获得政治资格（赢得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此过程与文革前入团相比，并不那么正式，每一处的标准都不同。如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积极分子、造反派分子必须接受共产党的理论，大公无私、集体主义精神。不同的是党、团积极活动家更渴望全力以赴为当权者效力；造反派热衷于反对当权派。他们用的一种具有煽动性的，甚至暴力倾向的虚张声势的方式，与共产革命相联系的暴动，而不是共产党执政时期平静稳定的、有秩序的活动。毛的话“造反有理”成为运动的座右铭。“井冈山”和类似组织的活跃者，为造反精神感到自豪，他们提倡独立思考，愿意向权威挑战。蒯把自己的领导地位归功于反对工作组，他把毛所说的一句话，当作传统暴动的座右铭：“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像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积极分子一样，文革造反派都为大公无私、忠诚于理想感到骄傲。而现在利他主义和敢于冒险、敢想敢做是相联系的。刘沛智（音译）和另一位“井冈山”的活跃分子这样描述自己和同志们的行为：“这些人的想法具有创意，用不同的观点支持‘井冈山’。那些注意个人未来，害怕冒险的人，支持现有规则，就不敢挑战它。不象我—-不计较个人得失，如果这件事是错的，就挑战它……我去除掉个人利益和忧虑，保持我的原则，仍坚持这样做。如果事情错了，我就坦率说出来，哪怕影响到我的工作。”
由于蒯在文革期间是重要有角色，后来在监狱中渡过17年。他不顾个人安危，重复着斗争的理念，外加上某种历史戏剧化；他说：“我们讨论如果文革失败，将会发生什么……我们觉察到我们会失败，知道结果终将失败，会受到镇压。绝大多数人反对文革，只有很少的人支持毛……我们感到自己是主要的少数派，我们的职责是为他的理想而战斗……我们为理想的新世界而斗争，虽然不清楚未来的新世界是什么样，但我们为理想去斗争。”
蒯的反对方不支持他的利他主义，方振中（音译）支持温和派，他用机会主义观点描绘蒯及其同盟者：“蒯大富抓住机会，他认识到这个机会能变得使他与众不同。他出身贫寒……天生就有造反精神，当他们把握了机会，这些人变得勇敢，挺身做了非同凡响的事情，最后的结果将对他们有利。”
文革前期的活跃者用利他主义或工具主义来解析文革造反派行为是不容易的。我们的目的----这些不是必然的，蒯是个有野心的年轻人，与众不同，正如方所暗示的，个人野心只是他渴望造反的一个原因。为了证明他的造反同盟，蒯必须表现出自己愿意做出巨大牺牲——无论发生何种情况，生死置之度外，野心与利他主义再次融合了。文革前期、中期积极分子的差异在于，一些人不是被工具主义和意识形态所驱使，而是让他们做决定的大背景所驱使。文革前，共青团和党的积极分子权衡道德和工具主义，用精算准则去管理有秩序的世界。文革的积极分子权衡道德和工具主义，用革命的可能性去执行极端的任务。两种形式的活跃者都有野心，但文革前的党和共青团的积极分子努力工作，旨在寻找——在已建立起的政治标准内实现他们的目标（理想/社会和功利/个人）。文革积极分子也寻找和实现他们的目标（理想/社会和功利/个人）的方法，则是通过推翻现成法则来实现。
文革以前党内、共青团中有教养的积极分子活跃在有秩序的官僚主义机构中，文革的混乱，却促成了活跃在政治激变情况下的另类积极分子。事实上，不仅井冈山有积极分子，清华温和派中也有积极分子。虽然温和派组织领导者有意识地保护旧清华的政治体系，反对激进的攻击，但他们并不是原来的为学校党和共青团组织发展准备的顺从类型。文革中许多并不确定的场合，令许多人受到蒋南翔的压制，感到不自在，但是一些人维持现状，而更多大胆的积极分子倾向为理想为政治斗争而争辩，历史戏剧性地把他们与对手联系在一起。
仰仗顶层打击中层官僚
官僚主义和魅力权威动员方式的重要区别是，前者需要根据党的等级制度的指导，后者则依靠毛个人领导的地位。魅力权威作用尽可能动员运动以直接反对党的等级制，文革采用的基本策略是“顶层和底层对抗中层”。蒯在1966年6月16日著名的大字报有力证明了这一策略，去批评驻扎在清华的工作组。他写道：“我们将反对任何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无论是反对他的权威，还是他个人。”蒯的发言向党的等级制发起空前挑战，同时，他也表达了忠诚于党的最高领导及其超凡脱俗魅力的意向。这种魅力权威也包含在他本人的“思想”中。实际上，他用忠诚于最高领导人作为武器，挑战凌驾于他头上的领导干部。
文革早期，工作组和蒯所代表初期造反派都攻击、凌辱清华大学蒋南翔体制，因此表面上看他们的语言是相似的。但是两大阵营的基本目标不同，清华学生非常清楚。同情工作组的方振中阐述自己的观点：“我不愿推翻这个制度……我相信最高领导人是好的，蒋南翔管理水平较低，才犯了错误。（我们支持工作组）从上层攻击蒋。相比而言，造反派直接攻击蒋，他们是对这个体制不满意。”
如方的理解，工作组是为了巩固政治体制，批评一些领导干部。从另一方面讲，作为短期目标，造反派攻击这个体制，既攻击蒋的行政部门又攻击工作组。而“井冈山”积极分子宣布他们全力效忠于毛，他们刚刚获得的权力是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的，他们不从属党的任何部分，而处在反对党体制的位置，建立组织，不向对立面屈服。毛培养了这种激进的运动，没有他的支持，这种运动是无法生存的。他对这个运动如此地关注，只有忠诚于他，对于现有政治系统充满敌意，去审查官僚主义权力下的共产党干部是必要的。
文革期间对毛的崇拜达到高潮，他把自己和红太阳、神圣相联系，任何时候他的话都有绝对正确的。毛拥有巨大权力，简单动动嘴皮就改变了事情的发展。毛是遥远的“上帝”，而他的话很少。1966年夏天，党的等级权威被摧毁，人们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可以独立思考与行动。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权力集中掌握在个别最高领导人手中——这个现象本质上对民主原则有害——为底层群众挑战党的政治权力提供了窗口。柯明是清华一个学生头头，他说明了魅力权威动员方式如何捣毁党的政治等级系统教育：“文革前，同一时间同一级别，一切命令都来自上级。你必须执行上级的那些指示。而现在突然毛颠倒了这种等级制度，告诉了群众他和这个体制之间有矛盾，不应当听从上级的，要‘独立思考’。我们第一次有时间独立思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文化大革命。”
这个新的自由不局限于个人的想法，事实上个人的思想意念受到鼓励，渴望去批评哪些强行压制他们的党政干部，乃至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任何权威。清华附中积极分子蔡建设（音译）把文革早期与现在情况相比较：“今天的政府批评文化大革命是残暴的。但对大多数群众来说，很少有公开批评领导人的机会。什么时候你能在讲台上能公开怀疑批评党的领导呢？今天谁敢批评清华大学校长呢？”
清华的学生热衷于用这种形式，校园里贴满挑衅性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还经常进行着激烈的辩论。当然，批斗与大字报早于文革就已出现。1957年党整风运动的6个星期，是完全被学校党组织妥善安排的。今天没有万能的组织审视和仲裁这场辩论，真正的争论实际上出现在战斗队之间。虽然可以容忍不同的政治观点，但学生参与真正的讨论仍有极大的局限性。“清华内两个派系不是盲目的——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很深刻，”学生积极分子柯明解释：“是的，想法仍有很大局限，所有的人都信任毛，但他们对毛有不同的解释，有自己的理解。”虽然政治表达还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政治风云变幻增长着参与的暴力危险，文革早期从正统的严格的党组织指教下解放出来，进入了空前高昂的辩论与政治争论时期。
造反派攻击党的官僚结构的结果，是使权力更加集中在毛的手中。柯明用一个十分具有说服力的比喻来表达：“文革时期所有权力都给了毛泽东，所有的小神都推翻了，只有一个大神。以前党支部书记也是小神，现在不是了。”很大程度上，如果造反运动成为集中权力的手段，超过以前任何时候，权力集中到一个个人统治者手中，而没有集中到学校、单位底层个人手中。权力通过党的领导干部传递给无数广大群众支持的组织。以前的政党干部的权威被打破，造反派把他们押上台，他们面对着愤怒的下属。学生、工人、农民赢得了监督干部的大权，质问和批评他们——这些干部曾较大程度地控制了民众的人身自由。在清华，与其他地区也一样，个别干部的命运掌握在造反派学生手中。领导干部经常遭受到有组织的、粗鲁的侮辱。他们也作自我批评和争辩，其中的一部分人，后来根据需要恢复了原来的领导地位。
任务：削弱官僚主义权威和政治教育
蒯和他的激进派同志们，成为文革时期最重要的反对官僚的标志。他们毫不含糊地反对党控制下的政治系统。由于抵制工作队的压制，蒯有名了。“井冈山”成为抵抗工作组所代表的政治形态的象征。1966年夏、秋，党的权威和官方的红卫兵是相结合的。1967年春，全国“激进派”和“温和派”分裂，并对学校党组织和干部有不同的评估。温和派保护党组织，号召尽快恢复干部职务；激进派坚持党组织已经堕落，坚决反对重新恢复大多数干部职位，仅同意恢复少部分干部的职位。他们批评侮辱蒋难南翔以及其他党领导，与此同时，他们也激情高昂地抨击党的高层干部。
“井冈山”积极分子接受毛的“炮打司令部”和推翻党内“走资派”的号召。“井冈山”一份报纸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占据了部分政府机构（这些机构已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机器）”。这就要求“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即为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在中国阶级斗争长期存在”，这场革命和1949年发生的社会政治革命本质相同。蒯对组织思潮作以下总结：“我们的基本目标是推翻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认为他们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根源。我们已经推翻了所谓的老右派，旧知识分子、原来的国民党——他们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复辟危险来自共产党自己的队伍，来自于自己的领导人。”
激进的运动不是简单的反对大批的共产党领导干部，而是要破坏政治文化教育。这场运动认真批判刘少奇的书《论共产党员修养》。刘成为文革的主要目标，诸如遭受夸张地批评，包括有叛徒的罪名。罗德明（Dittmer）在关于刘的传记中清晰地描述，由于运动反对官僚主义权威，刘成为合适的目标。刘不仅支持官僚主义效率和准则，他个人也是以身作则，沉着，忠诚，具有官僚主义者专制的权威。运动反对刘的《修养》，认为这本书成为指导共产党干部的原则；在1967年春天受到文革小组的指责。同时也发出毛的批示：“因为受到《论共产党员修养》这本书的影响，过去党员脱离群众，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成为屈服于共产党组织的工具。不同地区的群众并不欢迎尽快恢复党的机构。”
“井冈山”创始者渴望继续这场运动，来公开攻击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做法。他们称学校党委书记蒋南翔和刘少奇一样，鼓励党员和共青团员为了向党的更高职位攀升，成为“党的驯服工具”。蒋的“座右铭”是“驯服工具和勤恳工作”，被揭露为刘的野心和屈服于“自我修养”的心态表达。实际上，蒋的积极分子说，蒋在清华培养了一群特别任劳任怨的干部。一篇尖锐的文章登在“井冈山”的报纸上，一个自称“纯清华牌”的干部写道，蒋从清华毕业学生选拔干部的标准是“听话”，他写道：“作为一名好干部，你必须听从‘南翔同志和校党委’。”“只要你听话，你就会成为官员，你就会居于重要的位置上，你会得到许多好处。”
继续谈道，结果这种选拔和培训清华大学被刘的“自我修养”观念摧垮了，他们“总是固守传统（所谓‘框框多’）和奴隶主义；他们的工作只对上级负责，只关注规章制度而不是对与错。面对上级，他们唯唯诺诺。他们运用资产阶级专制统治打击下层，压制不同意见的同志。”
“井冈山”的发言人宣称，蒋氏的行政管理，要求学生、教师、职员、工人、干部要毫无条件跟随上级，鼓舞大学里来自政治、学术不同阶层的人向上爬。他们争辩，要赢得伟大的文化革命，“摧毁奴隶主义思想”是得到毛和党的领导人鼓励的，革命的最终目标是扫除“等级制度，干部特权、奴隶主义思想，超负荷的工作形式和庞大的管理机构。”疯狂地反对党政机构是“井冈山”的特征，这个组织广泛吸取不满意政治控制的人们，对于这种政治来说，机会的分配奠定于政治忠诚的基础上，以及高层领导喜好的特权上。
魅力权威动员方式的组织规范
魅力权威动员方式与官僚主义动员不同，组织规范也不相同，韦伯写道，魅力权威的组成最纯粹，它是反对正式的规则和等级制度的，形式是真实的。文革组织机构、派别厌烦相似的官僚机构和共青团，柯明解释道：“文革期间所有组织都不是非常正式的，他们不象共产党，有明确的成员和领导成员。”原来官僚主义的效率、组织纪律、明确的一连串党的命令现在由松散的、无秩序的组织准则所替代。
虽然韦伯注意到，魅力权威运动对官僚主义规则和等级制度是反感的，对追随领导者个人的信徒也是反感的，但他对这些运动在基层的组织规范谈得不够。这影响到韦伯专注魅力权威而忽视了由权威领导下的运动。韦伯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魅力权威运动是由具有魅力的高层领导者和来自不同阶层的下层追随者组成，这个观点广泛影响了学者，也影响着多数人的想象力。然而简单设想一下，遍布全国的运动，而且这样的局面不断升级，远离中央领导这场运动如何在当地建构？如何有效组织集体运动？文革提供了一个特别说明问题的例子，遍布全国的千百万人加入了这场运动，来反对官僚主义的组织规范。
可能文革中最重要的组织结构特征是当地自己构建的。派系的构成像政治联盟，反映出它们是自发的组织。清华无论是激进派，还是温和派，都是由学生、工人和教师组成的战斗队。战斗队附属于某一个战团，或别的组织，他们是构成大组织的基本单位。战斗队成员可随意加入某组织或退出组织，整个队伍也可以加入某派别或退出某派别。政治活动是战斗团队的工作。这些组织规模小，具有易变性，他们每天讨论政治问题，收集所写的大字报。大串联期间，他们跑遍全国，派系论点转化为暴力倾向，他们经常获得武器或者自己制造武器。
学生小派别的领导结构也影响到他们联盟的特征。清华激进派和温和派都由派别的一个委员会领导，从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战斗队中产生组成。这些战斗队服从于来自总部做出的决定，但是表面看来也来自于其他组织的一系列命令。
清华派系斗争和全国非正式组织相联系，凭借个人关系建立大串联运动，在1966-1967年秋、冬，形成了反对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运动。大串联运动破坏当地党组织的权力，其他当地领导人受到来自下层的人身攻击。开始，毛在高层发出声明是必要的，但是效果不明显，当地领导擅长模仿遵守文革要求，但是并未放松对下面的控制。所以，毛鼓励学生全国旅行，进行大串联和其他人“交流革命经验”，他坚持，当地政府不仅要欢迎这些造反派特派员，而且免费提供交通费、食宿。在毛的鼓舞下，学生去学校，工厂和农村，使得没有任何单位的领导能够逃避这种挑战。这些造反派的代表决定他们自己的旅程，这是这个运动中最自由和最奇特的动力。
为了打破党组织的权威，毛特别鼓励各个政治机构更多的关注各地区、各机构，各部分和各阶级间的造反运动。这不仅增加当地和部分人士的抱怨，而且焦点集中在国家管理和政治权力之上。裴宜理（Elizbeth Perry ）记录了中共最近几年擅长镇压大众不满，使其平静，这增加了当地和部分人士的抱怨，镇压反对方的结果是增强各个地区、各个机构、各个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联系。裴宜理的观点说明今天党内如何保持他衰落的权威，相比而言，1966年大串联的特殊性，重要性在于利用魅力权威动员方式，打破了官僚主义权威体系。
大串联期间，许多清华学生分散在全国（通常返回他们家乡）推动当地造反派的运动。其中有部分学生呆在其他省份，因为在全国可享受“井冈山”组织的特权，成为领导当地造反派组织的主角。学生经常代表他们自己，作为清华“井冈山”组织的特使，他们和北京有非正式联系，他们具有广泛的行动、运作的自由。
学校、工厂的小组织融入到当地的联盟组织里，“井冈山”领袖对全国类似的激进组织非常有兴趣，准备发展重大的联盟组织。然而，毛决定避免全国性质的派系发展，坚决制止不同地区的组织建立正式的联系。同样的原因，没有正式的组织机构，存在于中央文革小组和地方大量激进派组织之间。蒯和其他清华“井冈山”领袖可以和文革小组发生直接联系，清华大学成为激进派网络组织中一个交点，以联结全国各地的组织，扮演着非正式交接角色，连接其他群众组织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联络关系。尽管如此，这个无序的组织网络不接受任何正式的命令。清华“井冈山”十分冲动，它的领导人甚至参与一些并不成功的战役，以反对自己强大后台的中央文革小组中的某些人，包括康生、谢富治、张春桥，而这些人是不能轻易打倒的。
党组织停止运作之后，清华大学的设施、资源落入竞争中的小派系手中，校园印刷厂印制一系列政治资料（后来校园工厂制造枪支）。“井冈山”和温和派纷争，他们两派每天都出版小报，以及传单、宣传小册子，告诉人们当天的议题。这些宣传资料通过非正式积极分子的关系网分配到全国各地。在高度昂的党派斗争中，清华“井冈山”报纸在造反派阵营中影响最大，报纸销售量超过国内任何一家报刊，也超过中共的权威旗帜——《人民日报》。
考查文革期间组织的准则和激进派阵营的结构，很明显，把领袖魅力型运动看成由单个领导人和一群相同的群众跟随者所组成的运动的观点实在是太简单了。激进派运动的凝聚力来自毛权威特权，由此延伸到地方派系组成的战斗队。这种个人威信特权和党的官僚主义的特权相比，少了正规性、纪律性，多了易变性、流动性。领导气质——超凡领导气质的威信穿插于整个运动中。这不是“办公室的领导气质”，韦伯明确描述了领导气质的官僚主义，但领导气质超出了他的理想模式。当地队伍自己组建起来，每地的领导执行毛的阶级划分，反对官僚主义的目标。每个人都分享着超凡魅力的威信，根据毛发出的指令，他们必须能表达他们勇敢的煽动性，具有鼓动能力。事实上这是一场由上至下，贯穿所有阶级的运动。这样像蒯大富，学生、老师、工人们，他们领导着独立的战斗队，组成清华井冈山团；在党派斗争中，必须建立起自己的魅力资质的。
* * *
文革期间，毛泽东发起的造反运动，摒弃了原来党组织的官僚主义权威，但这个运动支持共产党人的目标，包括体现这个任务的领导人。实际上，造反派接受了党的目标；具有热情特征的领导人，在造反运动中处于主导地位。没有对超凡脱俗领袖的狂热支持，革命运动不可能调动如此多的群众，以推动反对难以克服的保守权力所据有的统治。文革造反派依靠毛的魅力权威，不仅保护他们反对党的官僚主义，而且加强了自身力量。在曼海姆（Mannheim）所论及的千禧年运动中，信徒们相信千禧年学说和无政府主义。文革造反派抛弃了世俗的规则、现实世界的抱负，热中于摧毁旧世界，去创造一种更新的、更加完美的制度。他们否认官僚主义阶级的威望，这和韦伯的魅力权威运动类似；他们热衷自己松散的组织，成员们只遵守普遍认可的纪律。虽然他们的组织原则无固定形式，与毛一起合作的造反运动高度有效地打击党的领导干部，摧垮了党政机构的威信。实际上，高效的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是和他们本能地反感的官僚主义等级制度相联系的。
人们仍记得文革以前，当时中共拥有庞大的特权，地方干部具有不可挑战的权威。我采访过许多人，对那种高压控制下的政治局面有些人仍有某种怀旧情绪，而另一些人对此则深深地感到厌恶。我感觉到：现在绝大多数的人心情矛盾，既有怀旧的情绪，又有反感的情绪。无论他们怀有什么样的情感，自从1966年毛泽东主席领导了普遍批判共产党领导干部的革命潮流之后，完全听命于传统党政机构威严的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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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su Yong摘译自 Joel Andreas，《坚持特权》（《Persistence of Privilege》），第四章；由H L Hsu & L L Huang校。 此处Charismatic 译作“超非凡魅力”， 国内抑或有译作“领袖个人魅力”或“感召”或直书音“卡里斯马”。此词来自韦伯，属于三种统治方式中的一种。另外两种方式为“传统型”(Traditional)和“官僚型”（Bureaucratic）。使用此词韦伯原意指领袖依靠个人的魅力或某种神授的力量来获得信徒的支持。为阅读的方便，下文某些地方省略“超非凡”、“领袖”，直接译作“魅力”。译名最后确定征求了唐少杰教授意见。
[2] 文中的引用（包括报纸、讲话和访谈等）直接译自英文，未参考原来的中文进行修正。此段话原文大概来自1965年1月29日毛泽东对陈正人同志蹲点的批示，读者可查阅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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