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说了些什么
托克维尔，凡是研究西式自由主义方面意识形态的人，我想都是耳熟能详的，因为这是一个古典自由主义时期的后期的“大师”之一，是所谓西方“自由”大道的主要建筑设计师和护路师之一。
托克维尔，法国人（1805-1859），生活于19世纪上半叶，其扛鼎大作有二《旧制度与大革命》和《论美国的民主》。作为自由主义斗士，《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主要表达了托克维尔的西方自由主义观念，同样，也是这本书，奠定了托克维尔的法国大革命史“修正派”代表人物的“崇高”身份；而《论美国的民主》则主要表达了他由“自由”引申出来的，他所赞赏的“民主”观念和“民主”模式。托克维尔，书少道深，虽然著作不多，却影响深远，其观点和“经典语句”每每被各国众多“后学”引用。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位大师的“自由”观点到底如何，看看大师是如何用“自由”同时“赞美”和“诅咒”他的法国人民的，是如何用富有“亲和力”的方式委婉地掩盖和维护其阶级立场和“新等级制度”的，是如何不经意间教导那些向往“自由制度”的他国“同道”的，那么，我们不防看看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了。
对于托克维尔式的“自由主义”，我不想多说什么，下边只是一本浓缩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也就是一点读书笔摘，诸位读友请慢慢享受。
（作为学者，我非常尊重托克维尔；作为观点，我个人拿着镰刀和斧头与托克维尔交流，因为，那些“高明”的理论家，总是在不经意间站在了人民的“头顶”，我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第一篇：共5章
第一章：大革命爆发之际，人们对它的评论歧异
主要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大革命规模宏大，影响深远，但是当时的欧洲各国和法国的统治者，如君主和贵族，却对它的突然爆发几无预见。
第二章：大革命的根本与最终目的并非像人们过去认为的那样，是要摧毁宗教权力和削弱政治权力
主要表达了这样两个观点：
即摧毁宗教权力和削弱政治权力都是表现18世纪哲学是大革命的一个主要原因。18世纪哲学由两部分组成，1是宣传即将诞生的有关新兴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普遍精神，如自由平等博爱等，2是反教会、攻击教会；
然而反教会并不是大革命的根本特点，而是表面现象；同样，法国大革命具有无政府主义的表象，而事实上也不是其本质体现。反教会，只是因为教会具有封建特权，无政府主义特点的出现是因为法国革命的目的是要变革旧政府和废除旧社会结构，所以攻击各种权力机构，导致了这一特点。与无政府主义相反，事实上，大革命之前和其革命过程中，一个庞大的中央政权形成了。
第三章：大革命如何是一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其原因何在
主要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法国大革命由于规模和范围上表现出来的无疆域性，超越国籍，从而在外表上象一场宗教革命。
但实质上，大革命是一场带着宗教革命外表的政治革命。并由此分析了宗教革命和法国的这场政治革命的区别。
第四章：如以几乎全欧洲都有完全相同的制度，它们如何到处陷于崩溃
主要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在推翻罗马帝国后，欧洲出现了许多国家，这些国家在种族、语言等各方面彼此隔离，成为了彼此老死不相往来的许多小社会。
但是到14世纪左右，这些国家在政治制度，尤其是法律方面却渐趋统一，几乎完全相同。即英、法、德等国当时在社会、政治、行政、司法、经济（如城市结构）和文学制度等方面都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源于同一种精神（他说是这一根源是王权和与王权相伴的新生的国家行政机构，我猜应当是资本主义精神，由于构建资本主义市场的需要而成的）。14世纪至17、18世纪，中世纪各国相似的这些各种制度又普遍衰落，到处陷于崩溃。
第五章：法国革命特有的功绩是什么
本章总结性地表达了这样一些观点：
1、反宗教和无政府主义都只是现象，法国大革命的真正真实的效果——在于摧毁封建政治制度，代之以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秩序。
2、指出了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大”的原因，是因为要建立新的社会政治秩序，就要封建权力机构及其附属的交织在一起的所有东西，如宗教、法律、习惯、道德等所有这些旧的东西。
3、指出了法国大革命特有的功绩（业绩）——短时间内、直接摧毁封建制和贵族制及其所有的一切。
4、指出书中第二篇的内容主要是分析法国大革命的特点。
第二篇：共12章
第一章：为什么封建权利在法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更使人民憎恶
主要表达了这样一些观点：
1、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更令人厌恶百倍。其原因是：封建制度在大革命前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仍旧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庞大的一种。所以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
2、具体说来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
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因此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
3、之所以这样说，是通过分析当时法国的农民和贵族（领主和教士）的地位、权力和相互关系得出这一结论的。
A、农民：农民之所以对贵族领主和教士领主的仇恨加深，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法国农民已变成土地所有者，二是法国农民已完全摆脱了领土的统治。
B、领主（贵族和教士）：法国贵族、领主已基本丧失了行政权，很久以来就不再接触国家行政了（除司法权外，主要是贵族中的首要人物）。领主事实上只不过是一个居民，一个享有免税权和特权的第一居民而已。所有这些的后果就是，领主的政治部分已经消失，只有金钱部分保留下来，而且有时还激增。即领主将各种特权转化成盘剥农民收入财富的权力。
C、农民与领主的关系：农民一方面由于拥有土地，作为土地的主人意识增强了，另一方面却事事处处受到领主苛刻的经济剥削，大部分劳动果实被他们侵吞。一方面领主丧失了行政权力，不再统治农民，不再在某些方面给农民以保障，不再确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等，即不再对社会负责，另一方面却无来由地享有特权，对社会发展，对农民的生活造成障碍。
第二章：中央集权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而不是像人们所说是大革命和帝国的业绩
主要表达了这一些观点：
1、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的产物，而不是大革命的业绩（成就）。中央集权制是大革命后，旧制度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
2、法国主要有两种外省：财政区省（巴黎四周）——三级会议省/即自治省（王国边远地区；人口1/4全国）
3、大革命之前，中央集权制就已产生，这套行政机构的模式为：
中央——总监/大臣——>御前会议（它既是最高法院，又是高级行政法庭）
各省——总督/派出专员（新封贵族）
各县——总督代理（总是平民）
4、旧制度的相关机构也仍然还存在着，其结构为：
中央政府——宫廷（国王+旧贵族）[拥有军权]
各省——省长/各省独特的大臣（大领主）
5、在行政统治权力和社会地位、荣誉两个方面：
行政官员——有实无名
旧贵族——有名无实
6、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拥有各种实权，并承担起各种社会义务：
A、财政权：各种捐税的确实和征收（除包税外），如军役税、人头税、二十分之一税
B、人事权：
a.自卫权（征兵制的前身）的管理，如确定兵额等
b.公共工程的决定和领导，设有相关机构——桥梁公路工程局
c、负责维治各省治安，骑警队遍布全国，而在城市里则有保安警
d、经常制定应用于整个王国的普遍条例；在行政管辖权方面，经常取消司法机构制订的治安条例
C、承担起救济穷人的社会义务，如建立慈善工场；并进一步教给农民致富之术，如建立农业协会，设立工业总监察等
7、总之，一方面（旧贵族）领主的旧权力已被剥夺，因此也摆脱了旧义务。而政府则通过中央集权制，已由统治者（进一步）转变为监护人了。
第三章：今天所谓的政府管理监督乃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
主要表达了这样一些观点：
1、封建制度的进一步崩溃，不仅体现在领主不再治理乡村，也体现在城市自由的最后丧失。这二者都是政府管理监督制度对城市和农村不断渗透加强的结果。
2、路易十四基于财政目的的权宜之计，于1692年首次普遍取消选举制度，这就把人民福利和城市自由一起牺牲掉了。
从那时起，城市的各种职务从此可以鬻买，就是说国王在各城市向某些居民出售永久统治他人的权利。
3、在城市方面：
到18世纪，法国几乎各个城市都是以同一种方式进行管理的，原因是政府对城市管理监督不断加强，比如1764年政府就着手制订一项治理城市的普遍法规。总督和总督代理代表政府实际上控制着城市一切事务，从而使地方权力越来越隶属于中央政府。
比如：城市不能设立入市关卡，不能征收捐税，不能抵押、出售、诉讼，不能租赁城市财产，不能加以管理，不能使用城市收入中的盈余部分，除非得到依据总督报告而发出的御前会议裁决。城市一切工程都得依照御前会议裁决的方案和预算进行。而且事实上，中央政府涉足城市管理之深远胜于这项规定所示范围；它的权力远远大于它的权利。
城市所有事务都须征询总督的意见，他对每件事都有坚定意见；他一直管到节日庆祝问题。
而原先管理城市的两个机构，即两个会议——城市政府和全民大会，则形同虚设。而且这两个会议也不断变质，城市政府中的城市官员越来越多是通过出钱赎买官职得来的，城市官员虽然不领薪金，但总是免税并享有特权；而全民大会也由原先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构成全体会议，蜕变为实行代议制，代议制由显贵组成，由资产者组成。18世纪，各城市的政府便到处蜕化为小寡头政治。因此，人民对市镇事务也就逐渐变得漠不关心了。而这两个会议中的城市行政官员对总督无不唯命是从。
城市如此紧密地依附中央，对城市治理并无建树，而是市政一片混乱。
4、在农村方面：
A、农村原先古老民主的教区制度，到18世纪时，也已处于国家的强力之下，民主性从根本上已经丧失了。
B、原先的农村教区制度是这样的：农民虽已脱离领主的统治，但都有一个这样的集体，它有自己的财产，通过民主选举首领，按民主方式自行管理。
C、到18世纪，农村教区集体中的官员——主要是两类：征税员和理事，基本上都已变成国家的工具，而不是社区的代表。
这些社区官员表面上由居民普选，实质上是由总督指定，因此他们实质上成为了地方总督代理在处理有关地方公共秩序或政府的一切事务的首要代表，并对政府最下层的代理——总督代理百依百顺。农村教区制度的民主性只剩下一副空壳——即表面的普选和言论自由。另一方面，领主被排除在政府的所有细务之外，但是他在教区的存在和他的种种特权却起着妨害作用，以致无法建立一个有效的教区管理机构，以取代他的统治。因此，农村社区中几乎所有富裕而有知识的居民由于他（领主）的插手而陆续逃往城市。教区内除了领主以外只剩下一群无知粗鄙的农民，他们根本没有能力领导治理公共事务。这些社区官员处境艰难而命运严酷，因此，教区的职务不被视为荣誉，而被看成负担，人们千方百计地想摆脱它。 （此时的农村可以说是一片荒芜。）
5、总之：
在旧制度下，像今天一样，法国没有一个城市、乡镇、村庄、小村、济贫院、工场、修道院、学院能在各自的事务中拥有独立意志，能够照自己意愿处置自己的财产。当时，就像今天一样，政府把全体法国人置于管理监督之下。
第四章：行政法院与官员保证制是旧制度的体制
主要表达了这样一些观点：
1、在法国，由贵族（大领主）法官组成的普通法庭，由于贵族的特殊性，国王无法左右法官的命运，不能用利禄和恐吓控制他们。
因此，国王将普通法庭的这种独立性视为一种防碍。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于是在普通法庭之外，另创立一种为国王专用的更依附于他的法庭——即臣民眼中所谓的“特别法庭”，这个特别法庭的实质就是行政法院，而这个行政法院实际上就是由御前会议和总督等行政官员组成的，它起着庇护政府官员的作用。
普通法庭和特殊法庭的行文公式是这样的：凡是涉及公共利益或因解释政府法令引起的争讼，均不属普通法庭所辖范围，普通法庭只能宣判涉及私人利益的案子。
2、在实际上，普通法庭既有司法权又有一定的行政权；而中央集权制中的行政官员既有行政权，又有司法权，因为存在特殊法庭。
二者表面上很混乱。而实质上是行政官员在不断扩大司法权，以保护自身，加强中央集权，其具体过程中往往是通过“调案”实现的。
总督或御前会议经常将与政府没有明显关连或明显与之无关的议案拿来亲自审理。
第五章：中央集权制怎样进入旧政治权力并取而代之，而不予以摧毁
主要表达了这样一些观点：
1、御前会议管理全国政府；大臣（总监）领导几乎全部国内事务；总督领导一省的一切大小事务；特别法庭审理与政府有关案件并庇护所有政府官员；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附属行政机构。强调，所有这些便是中央集权制的表现。
2、中央集权制在与旧政治权力斗争的过程中，利用旧政权机构的一切流弊，政府官员不断将各种权力揽到手中，而将名称和荣誉留给旧政权机构。在这个夺权斗争过程中，司法权是最棘手的，但由于普通法庭缺乏灵活性，而中央政府的行政范围是活动的，所以法庭跟不上政府（的夺权步伐）。法庭与王权（中央政府）的斗争中，主要集中于政策问题而非政府，而政策问题所引出的实质上是双方对立法权的争夺。随着时代和文明的进步与扩大，权力自然趋向归一，时代不断付予政府新的使命和历史任务，加上法庭缺乏灵活性，所以政府权力不断扩大，法庭司法权日益缩小，中央集权不断得到加强，贵族政治等旧制度中的众多体制不断被蚕食和摧毁。
第六章：旧制度下的行政风尚
主要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在旧制度下，中央集权不断加强，政府试图控制一切，大臣（总监）身在首都巴黎却要处理全国一切事务，这些细务漫无边际，为了领导一切，洞悉一切，便发明了上千种审切手段。于是书面文件十分庞大，行政程序慢得惊人。
统计手段在行政过程中被大量使用。行政方风通常是枯燥不堪的套话。行政官员几乎全是资产者，他们已经构成一个阶级，有其特有的精神、传统、道德、荣誉感和自尊心。这是新社会的贵族，它已经形成，生气勃勃；只待大革命为它腾出位置。由于中央集权的需要，行政排斥竞争，不愿公民对其自身事务有任何干预。但政府允许公民自由讨论除行政官员和政府事务以外的话题。政府想控制舆论，对办报纸非常苛刻，试图控制和利用报纸为政府所用，但对书籍比较宽容。中央政府，一方面不断加强对全国各种大小事务的管理监督，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办事效率低下，所做的许多事往往毫无结果。中央政府试图把一切都纳入其管理监督的范围内，但事实上又使一切都得不么片刻安宁。
中央政府控制一切，结果使一切都陷于荒芜，事与愿违。中央政府的这种强力做法，事实上对社会的发展往往起着防害的作用。中央政府往往朝令夕改，使下属无所适从，因而法律普遍受到蔑视，政府的工作状态非常混乱，往往是先前一套，紧跟后面又是另一套，上面一套，下面又是另一套，书面法律规定、规则一套，实际办事又是另一套。
旧制度原形毕露：条规强硬严峻，实行起来软弱松怠；这是它的特点。
法国当时实际上有的只是暴力和专权，而不是真正有效有力的法律。
18世纪，在公众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大家都认为，若是国家不介入，什么重要事务也搞不好。 这些思想绝不停留在书本中；它们渗透到一切人的精神中，与风尚融为一体，进入人们的习俗，深入到所有各部分，一直到日常生活的实际中。政府既然取代了上帝，每个人出于个人需要，自然就要祈求政府。政府似乎是万能的。
事实上，18世纪屡屡发生饥荒，在饥荒时期，各财政区的居民全都求助于总督，似乎只有从他那里才能得到粮食。事实上，正是中央集权的办事效率低下对社会造成了防害。人们一方面求助于政府，另一方面每个人又在方方面面都指责政府。连季节气候异常，也责怪政府。
看到中央集权制在本世纪初如此轻而易举地在法国重建起来，我们丝毫不必感到惊异。1789年的勇士们曾推翻这座建筑，但是它的基础却留在这些摧毁者的心灵中，在这基础上，它才能突然间重新崛起，而且比以往更为坚固。
第七章：在欧洲各国中，法国如何成为这样的国家，其首都已取得压倒外省的重要地位，并吸取全帝国的精华
主要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1、巴黎作为法国的首都，其地位之所以对帝国其他部分具有政治优势，真正的、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政府的性质——中央集权制。
2、除遥远的外省（即三级会议省），中央集权制使外省的地主自由权利普遍消失，外省处于一种直接的依附地位，于是到处都趋于一致，变得相似。巴黎从外省抽走了了显贵、商人，以及所谓的才智之士。 当时法国整体上在不断发展，处处都在运动，而巴黎和中央就是这些运动的思想动力和原动力，巴黎吞噬了外省。
3、巴黎在城市规模上不断壮大，国王和政府试图阻止巴黎的不断扩展，但都以失败告终。巴黎的城市规模和地位不断越升。在大革命前夕，巴黎的一切都在沸腾，而巴黎以外则表面上死气沉沉，实际上外省都人民在尽量与巴黎保持一致，民情激动，一触却发，人们唯巴黎是瞻。
4、一方面，巴黎从外部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另一方面，巴黎不再只是交换、贸易、消费和娱乐的城市，巴黎已成为工场和制造业的城市。由于行政事务全部集中到巴黎，所以工业和工人也集中到此，另外，由于巴黎办事效率比外省更高、行会束缚更少、特权更多，也是工业和工人集中于巴黎的一个重要原因，并表成许多工人区。巴黎工人数量激增。这样，巴黎变成了法兰西的主人，并且已经汇集起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将成为巴黎的主人。
5、归纳指出：中央集权制和巴黎压倒外省的至高无上权力与地位，是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原因和大革命期间政府不断更迭的重要原因。
第八章：在法国这个国家，人们变得彼此最为相似
主要表达了如此观点：
1、由于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国家统一已明显可见，长期以来，各省特有的生活已经消失，其中立法的一致性是国家统一的集中表现。
这样各省变得越来越相似，而且不同阶级的人也变得越来越相似，尤其是平民百姓以上的人更加变得彼此相似。
2、资产者与贵族变得极为相似：
A、一方面，若干世纪以来，随着贵族统治权力的丧失和作为贵族治理习惯与精神的丧失，贵族不断贫困化，贵族尽管享有特权，但每天都在破产、消亡；另一方面，而资产者却不断发财致富。贵族不断划分地产，一块一块地卖给农民，只靠领主权和地租维持生活。平民继承了贵族失去的所有财产，不断壮大。在财富上，资产者与贵族不相上下，甚至更阔气。
B、资产者平时多住在城里，但他们与贵族往往拥有同样性质的财富，既他们在乡下拥有田产甚至领地。由于中央集权和巴黎首都诸城市的吸引力，平时多住在城市里的资产者，不但拥有财富，而且他们与贵族过着同样的生活方式，受着同样的理论性与文学性的教育，因而具有同样多的知识。巴黎越来越成为法兰西的唯一导师，它已赋予一切人以同一形式和共同的行为举止。
3、强调，在法国人们在各个方面变得越来越相似，尤其是资产者和贵族，他们拥有同样性质的财富，同样的思想、习惯、嗜好，从事同样的娱乐，讲着同一种言语。但唯有一个方面是不同的，那就是人们的权利各不相同。所以人们彼此相似，却又各自漠不关心对方的命运。
认为这是“独夫政体”的必然结果，既是中央集权的恶果。
第九章：这些如此相似的人如何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个个陌生的小团体，彼此漠不关心
本章主要讲的是：法国在革命前，各阶级、阶层不断分化，矛盾加深，彼此变得陌生而漠不关心
1、与英国正好相反，法国贵族由早先的首领构成的掌权阶级此时早已变为种姓，种姓的特殊标志是强调出身，将掌权阶级的固有特征保留下来。种姓使法国贵族成为特殊而自我封闭的阶级，对其他阶级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从而使法国贵族不能与法国社会、社会各阶级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种姓的自我封闭性和排他性具体体现在不与其他阶级通婚这一问题上。随着贵族统治权的丧失、三级会议的长期停开，法国贵族进一步失去和与其他阶级通过公共管理事务融洽接触相处的理由、机会。这样，相比于英国贵族而言，法国贵族问题日益突显，一方面它的阶级界限过于明显，它与其它阶级彼此隔离、失去联系、相互疏远而变得陌生、各行其事，也同时失去了和衷共济的需要与可贵精神品质；另一方面由于强调出身、强调统治阶级的特权，随着法国社会的进步、政府开支的不断扩大增长，法国贵族的特权项目和数量也就变得很大，其中最令人厌恶的就是免税特权，而所免税中集中体现在军役税上（而且各种捐税都向军役税转化），这种突显了阶级不平等和阶级差异、强化了阶级界限，导致了各阶级间的相互依依赖、相互需要及阶级间同情的丧失与贵族阶级的孤立，加深了各阶级对贵族的阶级仇恨。
2、法国新旧贵族之间矛盾重重。由于法国贵族强调出身和荣誉，所以法国贵族带有光彩夺目的标志，使人易于辨认。
另一个方面，法国从路易十四以来便卖官鬻爵，由于贵族身上所具有的光彩与特权，随着法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经济扩张，越来越富有的资产者越来越多地通过金钱买卖官职、争得敕封的渠道济身贵族行列，成为法国的新贵族势力，而这些敕封贵族——即新贵族，正是法国当时的掌权派、实力派，他们有职、有权、有钱。由于强调出身和统治权丧失的刺激，原先法国的传统领主贵族、世袭贵族——即旧贵族，对新封贵族非常厌恶、排斥，认为他们不够高贵；同样新封贵族的资产阶级对旧贵族排斥。新旧贵族实质上是相互分离的。
3、由于贵族的荣光和特权，使法国资产者凡有点能力的都投机钻营、想方设法济身新贵族，由于法国自路易十一以来的后继者为获取金钱更是毫不吝惜地授封晋爵，从而使法国官职设立泛滥、数量众多，也使法国资产阶级几乎都如愿以偿，通过买卖官职，法国几乎所有的资产者都弄到了一官半职。这样也就导致了资产阶级对农民、农民远离。另一方面由于农业捐税的不平等、军役税征税员的糟糕处境，法国资产者几乎概无例外的迁移并居住在城市里。他们对农民与农村事务变得陌生。所以法国资产阶级与原先跟它地位平等阶层之间的嫉妒和仇恨便加剧了。包括与城市平民、工匠之间的关系也不断恶化，作为当权者的资产者和新贵族，想尽办法将社会城市中的压迫强加在城市平民头上。
4、反复强调由于卖官司鬻爵，一方面虽然使法国贵族与其他阶级之间的障碍变得容易跨越、门径大开，但另一方面却导致和许多方面的不利后果，这扩大了法国资产阶级与农村中的农民、城市中的平民之间的阶级分离，扩大了与农村领主和城市世袭贵族的心理隔阂，总之使资产者与法国其他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的仇恨加深了。
5、法国人对职位的酷爱，使得法产资产者将钱很大程度上花在了卖买官职上、而不是做生意，这对法国的农业和商业发展都是非常有害的。
同样资产阶级的贵族化使免税者数量庞大，从而导致了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特权的存在导致了嫉妒和自私之风，也具有篡夺性和侵犯性，资产者以牺牲农民为代价，城市以牺牲农村和村庄为代价。资产者在通往城市和贵族的道路上，还实质上帮助着国王夺取城市人民守中的政治权手，是法国政府自由丧失的帮凶和助纣为虐者。
6、除了巴黎与外省的分离，阶级、阶层之间的分离、隔阂与仇恨，法国同一阶级、阶层之内同样彼此分离分化成各种小团体，尤其在显贵、资产者中由于特权各有不同、多种多样，即由于权利不同、甚至是光荣的标志都使他们不断彼此分离。还有旧的行会制度的存在也使人们产生隔阂。人们的所谓的自尊心及虚荣心增强，法国人变得敏感，人际关系的摩擦增加，而作为公民的自豪感则丧失了。用集体个人义由概括形容当时的法国社会风气。人们相互之间漠不关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还认为集体个人主义为后来的真正的个人主义做好了精神准备。但认为，其实人们并不愿意社会变成这个样子，他们还是渴望社会融合为一个整体的。
[其实本章就是分析了大革命前法国阶级矛盾的状况，并认为这是旧制度灭亡的最大弊病]
[法国旧制度灭亡的逻辑演绎：国王欲望无穷——>中央集权、三级会议停开——>自由的丧失、人民权利的丧失、互不往来；独立性消失——>捐官制——>隔阂、差异、不平等（富人免税、穷人交税）——>仇恨——>灭亡]
第十章：政治自由的毁灭与各阶级的分离如何导致了几乎所有使旧制度灭亡的
主要表达了如下观点：
1、自国王约翰被俘、查理六世疯癫（14/15c）而造成长期混乱、国民疲惫不堪之日起，国王便可以不经国民合作便确定普遍税则，而贵族只要自己享有免税权，就卑鄙地听凭国王向第三等级征税；从那一天起便种下了几乎全部弊病与祸害的根苗，它们折磨旧制度后期的生命并使它骤然死亡。
2、不召开三级会议，不经纳税人同意国王便可任意征税，是旧制度灭亡的最初根源。而由于贵族无偿服兵役而免征军役税，且贵族与王权敌对使得国王对贵族的恐惧和妥协，使得军役税征收这一普遍的不平等长期维持下来；而国库的需求随着中央政权权限的增长而增长，军役税也随之扩大和多样化，并增加到十倍之多，而且所有新捐税都变成了军役税。这一切导致了最可怕的后果——富人免税、穷人交税。王权和政府失去控制，贪欲不断增长、难以得到满足，由于对于金钱的需要不断增长，国王和国家不断失信于民，王家财产被出售后不久便被收回，连终身赐与的各种特权都可时时收回，并要求人们重新掏钱赎买，使得契约遭到破坏、取得的权利得不到承认。
3、同样，由于对金钱的疯狂需要，国王不断向各级机构、团体和人民伸手，军役税导致地方财政时常亏缺，公共事业和工程无法有效实施进行。
国家不断增加敛财的手段，这导致国家权力机构不断新增，税收项目频增，其中最突出的是“封地获取税”，这项税收数额巨大，一次征收达平民的全年收入之多，而且征收间隔时间不断缩短，使人民无法忍受，这就严重防碍了平民购买贵族土地，导致了平民与贵族之间的隔阂和障碍无法弥合愈越。
4、同样，出于疯狂敛财的需要，逢16世纪以来，劳动权被当作国王能够出卖的一种特权，行会管事会制度产生，国家设立各种机构和集团以开辟财源或靠出卖特许证赚钱，所有这些都不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只是为国库捞钱的权宜之计。路易十四统治时，这些尤其严重。
5、同样，对于金钱的需要，加上不愿向三级会议索取，世所未有的卖官鬻爵制度——“捐官制”应运而生，这导致行政机器庞大复杂、人浮于事，办事效率极端低下。于是政府只好在这种公职机构以外另设一个更简练、更得以应好的政治工具以办些实事——即御前会议制度。
另外，国王和政府为了让捐官制等弊端逃避三级会议的监督，于是大部分政治职能转到了最高法院手中，结果在政府中造成司法权的混乱，对良好的秩序危害极大。
6、总之，国王窃取权力任意征收捐税乃是一切流弊的根源。即国王窃取了“未经三个等级同意和商议而以人民的血汗自肥的权利。”
而所有这些弊端又进一步造成了阶级和人民之间的分离、隔阂和矛盾。三级会议长期停滞召开，后果极为严重。但没有一个君王致力于使各阶级接近与联合，而不使它们处于同等的依附地位，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末代君主——恰恰是路易十六，但此时已日落西山，为时已晚。
7、60年前，当使旧法国分裂的不同阶级在被重重障碍长期隔绝之后彼此重新接触时，他们首先触到的是他们的伤痛处，他们重逢只不过是为着互相厮杀。甚至到今天，他们虽已不在世上，但其嫉妒和仇恨还留在人间。大革命的爆发倾刻摧毁君主制和旧制度。
8、另外，还提出了这样了一观点，即一方面国王亲手造成了人民的各种矛盾隔阂、让他们相互孤立，另一方面由利于人民的这个弱点增强人们对国王的依赖，从而进一步使中央集权制得到加强。
第十一章：旧制度下自由的种类及其对大革命的影响
主要表达了以这样的观点：
即，虽然公民们四分五裂，闭关自守，王权四处扩展，强大有力；但事实上“独立精神”并未同公共自由一起消失，而且也还有一些自由样式没有完全死亡。虽然在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高压下，这自由是不正规的、病态的自由，而这些自由又是由国王的贪婪一手造成的、与之孪生。独立精神就是针对王权的反抗精神，它与自由一起抗衡国王的权欲和专制统治。许多自由与腐朽的公职结构一起存在，并由它派生出来。大力歌颂了独立精神和自由的存在，赞扬其伟大的作用。
1、歌颂了贵族精神及其崇高品质。认为贵族对专制与控制的反抗精神和雄壮气质是极其可贵的，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完全取代它。它是使得贵族成为整个法国社会对抗王权最有抵抗力的部位。
2、歌颂了教会是国民中最有独立性的团体。教会丝毫未使教士们的心灵接受政治奴役。当外省已丧失自主权，城市只保留下一点自治的影子，当没有国王特准，贵族不得十人聚会商讨任何事务，法国教会一直到最后还保留着定期会议。而且，许多教士具有的贵族血统和教教会作为国家的上流阶层享有的特权，都使得每个教士在世俗政权面前具有独立精神。 还赞扬了作为人民的老师的教长中人才济济，他们道德圣洁、学识出众，在这些方面往往比教外俗人更胜一筹。一个身为幼童导师和品德指导的团体的教会，它在法国整个民族的灵魂和触及公共生活的许多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事实上，教会的独立精神往得它往往成为伸张宣传正义的伟大力量，在严格意义的政治方面教会往往是自由的重要保障。
3、还认为当是作为假贵族的资产阶级也是具有独立精神的，他们也往往表现出真贵族那种骄傲与抗拒精神。
4、认为司法机构在抗衡王权和专制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个时代被压迫者使自己的呼声上达的唯一途径，就是司法机构。因为旧制度下，法官的职位是不出卖给的，法官实行终身制，不求升迁，这使得司法团体的独立性非常突出。这导致国王即使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也不能使法官就范。法官们经常把政府的举动直截了当地称为专制与武断行为。这些可贵的司法习惯在很多方面变成了民族习惯。
它与奴役性格格不入。这就是旧制度留给我们的自由人民教育的唯一部分。直到大革命，司法机构一直与王权抗争着。
5、只有人民，尤其农村人民，除使用暴力外，对于压迫几乎始终处于无法反抗的境地。因为其他阶级、阶层的大部分抵御手段人民都不具备。（但实事上暴力与革命是使国王恐惧的最后防线）
6、认为，大革命前的法国人对国王既像对父亲一样满怀温情，又像对上帝一样充满敬意。他们服从国王最专横的命令，不是出于强制而是出于爱。18世纪的法国人没有奴性（感），不是规规矩矩而怯懦的公民，他们不贪求安逸，而是倾心于出人头地，他们追求除金钱之外的有某种其他财富，他们崇拜的不是金银，而是价值、光荣，是自由、慷慨、宏伟的品质，他们具有反抗而不屈服的雄健品德。
7、最后总结：在中央集权制日益使一切性格都变得一致、柔顺、暗淡的时代，正是自由在大批个人心中，保留着他们天生的特质，鲜明的色彩，在他们心中培育自豪感，使热爱荣誉经常压倒一切爱好。我们行将看到的生机勃勃的精灵，骄傲勇敢的天才，都是自由培育的，他们使法国大革命成为千秋万代既敬仰又恐惧的对象。
第十二章：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13世纪还糟
主要表达了这样一些观点：
[一]、农民的悲苦命运：
1、18世纪的法国农民，虽然他们享受着公民自由，拥有部分土地；但是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他们，他们处境之孤单也许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仅见。农民与上层阶级几乎完全隔离开。
2、由于法国农村领主丧失统治权，不再是农民的首领，农民不再是他们的臣民，不再治理农村的公共事务，由于农村领主是免税特权贵族阶级，军役税这样一些公共捐税与他们不相干，所以造成了一种心灵上的不在地主制。农村里几乎只剩下家道小康、无力脱身的贵族，无所事事，于是对农民的命运漠不关心，有的只是对佃农的百般勒索，凡是按法规或惯例属于他的东西都不放过，结果这些封建残余权利的勒索竟比封建时代还要苛刻。这些小贵族被人们称为——燕隼。他经常负债累累，始终穷困潦倒，在城堡里，一般过着极端吝啬的生活，心里盘算的只是攒钱，以便过冬时进城挥霍。
3、而富裕一些的贵族和大贵族——全国各地富有的地产主，更加离弃农村、农民而去。贵族被吸引到宫廷进入仕途，这差不多一直是历代君主的主导思想，但这不是贵族离弃农民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于中央集权制度等各种制度的缓慢而不断的运动，随着贵族彻底失去政治权利和地方自由的消失，贵族大批从农村出走，迁移城市。田园生活对他们已变得兴趣索然。城市更富有吸引力。
4、富裕农民——资产者也抛下农村，千方百计在城市找一栖身之地。农村里几乎从未见过超过一代的富裕农民。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
5、唯一的绅士——即本堂神甫（教士人员），是长期居住在农民当中并和农民保持不断联系的唯一有教养的人。但由于政治权力制度他们许多特权，同政治权力制度紧密相联系着，甚至后来政府剥夺天主教教士一切土地占有权并将其全部收入改为薪俸，使他们也背离农民，并部分地激起了人民对这种制度所产生的仇恨。
6、18世纪，法国的村庄变成了一个共同体，一切成员都贫穷、蒙昧、粗野；村里的行政官也同样不识文墨，遭人轻视；村子里的理事大字不识；村里的收税人不会亲手清理邻人和自己财产的帐目。所有其他的（上层）阶级和有教养的人都离他们而去。只有中央政权才关注农村共同体，由于中央政权地处遥远，对共同体中的居民尚无畏惧，所以它关注共同体只不过是想从共同体捞取油水罢了。
7、封建制度压在农村居民身上的种种最沉重的负担无疑已经撤销或减轻了；但是，有一点人们却不甚了解，那就是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些负担，也许较前更为沉重。农民不再承受其先辈所遭受的全部苦难，但他却经受着其先辈闻所未闻的许多痛苦。
8、众所周知，两个世纪以来，几乎全靠农民的血汗，军役税增加了十倍。而军役税在摊派上是任意的，在征收时是连带责任的，在法国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对人而不对物的，随着每年纳税人的财产状况的变动，军役税也不断发生变化。让人难以忍受和适应。
而征税员的处境是非常糟糕痛苦不堪的。这一职务给那些任职者带来绝望，几乎总是以破产告终；就是这样村里全部殷实之家陆续被陷入贫困。但村庄里的每个人必须轮留担任这一职务。沉重的压迫和负担，使得征税员一身二任，既是牺牲品，又是暴君。在任期内，他不仅自己破产，他的手中也掌握
着大家破产的命运。在这样的捐税制度中，人人被挑唆去嫉妒、告密、仇恨，最终人人自危。
9、但是同时在法国，也有轻徭薄赋的地区：某些三级会议省便是这样。
10、农民的贫困除了由于军役税等沉重的剥削压迫外，还产生了各种不利于消除贫困的格言。统治阶级认为“人民一旦富裕，就很难遵章守纪”、“农民若不常为生活所迫，决不会干活：穷苦是防止懒惰的唯一保障”。
11、除了军役税等捐税负担外，农民还要直接承担服军役的义务——即参加自卫队这样的公差，而且这样的义务差不多全部落在农民头上了。
自卫队这种军役无法忍受，人们不惜遁入林莽，政府必须动用武装追捕。征募困难重重，政府便到处动用骑警队到处追捕。军役让人极端厌恶主要原因在于执行法律的方法：服役抽签变化不定、服军役是艰苦危险而毫无提升希望的营生，整个庞大的重担唯独全落在农民身上，而士兵的军响和税务开支也来自农民。相反，唯有富裕者可以免征，可以免税。农民成为最穷苦无告者。
12、除服军役外，农民还要承担各种劳投（徭役）。从交通道路修造、维修开始，逐渐扩及所有公共工程。甚至用来修建兵营，押送苦役犯进监狱，押送乞丐进慈善收容所，这都属于徭役。而每当军队换防时，军队用具的搬迁也属于徭役，这类徭役起初不多，但当常规军越来越多时，这就成为一种最沉重的徭役。商业越发达，徭役越多。服徭役者通常领取工资，不过工资总是随意规定，数额很低。赋税负担如此不合理，有时如此沉重，以至影响到农民在被征收赋税还无力缴纳军役税。
13、所有的人都离农民而去，所有的负担都落在农民的身上。农村人民悲惨的命运在于：最贫穷、最无人庇护而无告、最不平等的受害者、地位最卑下、最不公平（法庭对农民审理时，法官即席判决，不准上诉）、压迫不仅表现在这些不幸者处境恶化，而更多表现在不让他们改善自己的处境、最没有文化（连种地也种不好）。社会的进步使所有其他阶级富裕，却使农村人民灰心丧气；文明唯独与他们作对。
昔日维系农村大所有者和农民的那些庇护与依附关系已经松弛或破裂。连极少数为农民声张的农村大所有者也往往最后被政府处理甚至剥夺了生命。农民没有任何人为其庇护或有效庇护。旧制度的这个政府，在那些高居人民之上的人面前是那样温良恭俭让，当它对下层阶级尤其是对农民下手时，却常常是冷酷无情，并且总是猝不及防。农民就是生活在这道孤立穷苦的深渊中；他们被禁锢在这里，完全隔绝。他们的恶运似乎是天生不可避免的。
[二]、农民的反抗——选择暴力
1、当穷人和富人几乎不再有共同利益、共同哀怨、共同事务时，那遮蔽双方精神的黑暗就变得深不可测，穷人富人之间就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穷人（农民）与富人之间形成了在旧制度下无法跨越的鸿沟。农民只有选择暴力来打破这一切，反抗一切富人阶级、阶层。
2、法国贵族阶级坚持要同其他阶级割离。贵族享有特权、保有威严，最终没有逃脱不断贫困化的命运。而其身边的资产阶级却越来越富裕，且变得有教养。他们不需要并反对贵族：资产阶级逐渐成为贵族的竞争对手，过后就成其敌人，而且最终成为他们的主人。贵族脱离其他阶级，最终变成孤家寡人，得不到外在的一点同情和援助，他们最终遭到了反抗和攻击时并变得脆弱不堪一击。
3、资产者本来出身农民，但由于脱离背弃农民，谋求官职、投身贵族并同样拼命谋取特殊权利。所以贵族最终也无力控制、无力领导农民，当资产阶级唤起民众的革命激情时，他既是个鼓动者，又是一个牺牲品。
[三]、总结：
1、认为：旧制度下的一切罪恶，几乎一切错误，几乎一切致命的偏见，其产生、持续、发展，实际上均当归咎于我们大多数国王一贯采取的分而治之的手法。
2、但是当资产者与贵族彼此完全孤立，农民与贵族、与资产者也彼此隔离，当与此类似的现象在各阶级内部继续发生，各阶级内部就会出现特殊的小集团，它们彼此孤立，就像各阶级之间的情况一样，这时可能构成一个同质的整体，但其各部分之间再也没有联系。
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最后，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这座君主的宏伟大厦倾刻之间就会全部毁灭。
3、强调：大革命使人民（从原先他们的所有主子的过错和失误中得到了好处）挣脱了统治。是大革命的最在受益者。但认为，农民在革命中未摆脱大革命前其他阶级的种种错误思想、罪恶习俗、不良倾向对它的束缚。尤其应该在争得与行使自由权时，蛮横地对待自己的教师（即不该将教会作为革命对象）。
第三编：共8章
第一章：到18世纪中叶，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
主要表达了如下观点：
探讨最终确定了大革命的地位、发端和性质的主要是大革命前的哪些事件。——作家是大革命的主要发动者。
1、法兰西是欧洲最有文学天赋的民族。法国文人在大革命前的18世纪中叶前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法国文人虽然多般没有公职和丝毫权力，但他们真正最关心的却是政治问题，而非纯哲学或美文学。他们涉及日常政治的方方面面，从权利、人际关系、习俗、法律，直至政治体制和政治结构都是他们考察和批判的对象。在法国各种文学著作和体裁中到处充斥着抽象文学政治的身影。通过文学政治，控制舆论的领导，法国的作家们俨然成为了事实上的政治家（或政党领袖），执掌着真正的权威；而官僚却像只是在执行政权的没有权威的人。
2、一方面，作家们的政治体系和政治主张往往分歧很大、各不相同，并未形成统一的政治理论；另一方面，不同体系的作家们又至少在一个最普遍的观念上是一致的——即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严格地说，18世纪的政治哲学，都是围绕这一唯一观念展开的。
3、无法适应时代新的需要的旧制度，使人们普遍感到反感和厌恶，比如各种特权的存在就是这样，特权让人们渴望社会地位天生平等，旧制度让人们趋向于各自以理性为唯一依据，勾画出崭新的蓝图去重建当代社会。
4、作家们的特殊社会地位和政治自由的缺乏，使得他们对政界并非真正了解、也无法在政界有所作为，这就最终使得作家们的兴趣集中到了普遍抽象的政治哲学理论（如理性和自然法）上。同样，由于愚昧和政治自由的缺乏，法国民众被作家们的（纯理论）思想所煽动。由于旧制度的障碍和政治自由的缺乏，人们似乎找不到可以拯救和医治的方法——于是，人们“似乎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
5、在一个缺乏政治自由的社会氛围里，人们唯一的自由就是可以“毫无限制地进行哲学思辩，论述社会的起源、政府的本质和人类的原始权利”。（挽句话说，政治自由的缺乏正是人们热爱文学政治或政治哲学盛行的主要原因。）而政治自由是随着旧制度的扭曲、公共生活的消失而消失的；政治自由的缺乏，使人们的政治观念陈旧、社会矛盾激化，并进而使政治哲学可以大行其道，而“一旦普遍理论受到承认，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激情和行动”，最终使暴力革命兴起，使旧制度和旧贵族葬身于自由平等与民主的洪流之中。
6、事实上，只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国安邦的要术完完全全教给政治家。相反，“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正是法国社会上层对“独立自由”的过份要求，导致了政治自由的丧失，反过来，又正是政治自由的缺乏，使得广大法国民众普遍呼唤政治上的“独立自由”，并终于导致了大革命的暴发，使得法国旧制度下的所有等级都成为牺牲品和受害人。——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作家成了法国的一种政治力量，而且最终成为首要力量。
7、在英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是混合在一起的，一些人将新思想引进实践，另一些人借助事实来纠正和限定理论；然而在法国呢，政界仿佛始终划分为两个互不往来、彼此分割的区域。在前一个区域，人们治国理民；在后一个区域，人们制定抽象原则，任何政府均应以此为基础。 ——也就是说，政治自由的丧失，使得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不能有机地结合起来。——现实社会的结构还是传统的、混乱的、非正规的结构，法律仍旧是五花八门，互相矛盾，等级森严，社会地位一成不变，负担不平等，在这个现实社会之上，逐渐建造起一个虚构的社会，在这里，一切显得简单、协调、一致、合理，一切都合乎理性。——逐渐地，民众的想象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
8、历史上，伟大人民的政治教育完全由作家来进行，这真是一件新鲜事，这种情况也许最有力地决定了法国革命本身的特性，并使法国在革命后呈现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容貌。——作家们不仅向进行这场革命的人民提供了思想，还把自己的情绪气质赋予人民。……以至当国民终于行动起来时，全部文学习惯都被搬到政治中去。……这样，大革命也就无可避免地暴发了。
大革命暴发的逻辑：等级制——对“独立自由”的贪婪——旧制度的扭曲——公共生活消失——政治自由消失——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严重脱节——文学政治大行其道，普遍政治理论（政治哲学）盛行，作家地位突显——文学气息渗透到社会各等级政治行为的方方面面——大革命爆发
第二章：非宗教倾向在18世纪的法国人身上如何成为普遍占上风的激情，对大革命的特点有何影响
主要表达了如下观点：
1、自16世纪宗教革命以来，出现了不信宗教的思潮。非宗教化以来至18世纪，基督教在欧洲大陆虽已失势，但并未遭受猛烈攻击。非宗教潮流，主要在社会上层（君王和才学之士）流行，在社会下层（中产阶级和人民）中尚不流行，即非宗教化只是部分人的一时爱好，并非共同意见。然而，至18世纪，唯独法国非宗教意识成为了一种普遍而强烈的激情。
2、在古代，人们可能攻击现存宗教，但同时以极大的势忱呼唤新的宗教取而代之。而18世纪的法国，人们猛烈地攻击基督教，其非宗教化完全是对宗教本身的彻底否定。认为，宗教问题上的绝对无信仰是违反人类天性的，它使灵魂空空荡荡，因而陷入痛苦的状态。认为尊重宗教是国家稳定与个人安全的最重要的保障，文明社会犹其是自由社会，没有宗教，便无法生存。
3、之所以许多大作家集中起来，一致从事着否定宗教真理的事业，并最终取得了领导群众舆论走向的支配地位。这是由法国当时的社会状况而非宗教状况所致（法国当时的教会其实比其它国家的教会更为宽容和善良、弊端也更少）。
4、教会在诸多方面阻碍了正在酝酿中的政治革命，并且成为革命的主要发动才——作家们的特殊障碍。：（1）、世俗与教会性质的不同，决定了作家与教会的治理原则不同：作家蔑视传统及其上的旧制度、提倡理性反对权威、提倡混合等级的平等思想，而教会而依靠传统、承认的权威并建立在等级制度之上。由于二者严重冲突，因此，要攻击国家制度，必须摧毁教会制度，教会制度乃是国家制度的基础和楷模。
（2）、教会本身当时还是首要政治权力，一方面教会谴责罪恶，另一方面又卷入政治权力，为政治权力中的罪恶辩护，这就使得教会成为了所有政治权力中最令人厌恶的。
（3）、教会负责监视思想动态、查禁作品的权力，对作家构成了最直接、最紧迫的压力和束缚/限制。
（4）、教会地位的不断下降，使教会成为了旧制度庞大体系中最为暴露、最缺乏防御的部分，从而也就成为了作家攻击的首选对象。
5、由于作家的大肆宣传，非宗教思想意识不断向下传播，人们甚至将不虔诚作为他们百无聊赖的生活的一种消遣。宗教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严重扭曲，宗教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为人们普遍忽视。那些否定基督教的人声嘶力竭，而仍然信仰基督教的人则鸦雀无声。保留旧信仰的人唯恐成为唯一对宗教忠诚的人，他们惧怕孤立甚于错误，便加入到群众中来，尽管与群众思想不同。在当时只不过是一部分国民的情感，就这样似乎成了全体国民的意见，从那以后，在那些造成这种假象的人眼里，这种感情便像是不可抗拒的。
6、18世纪末，所有的宗教信仰普遍威信扫地，对于整个法国无疑起了最大的影响；它构成了法国革命的特点。（人们把法国革命看成面目可憎，主要是从这里得来的印象。）
7、非宗教运动可以说在大革命前使整个法国的民众精神失常，人们缺乏信仰而不虔诚，常常导致错误，采取奇特的极端行为，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爆发。另一方面，又使人们充满了感情和思想，他们相信他们自己，有着骄傲自信心，使得他们从不怀疑自己的使命是要改造社会，使人类新生，这些产生了宗教所产生的某些巨大效果，使人们摆脱个人利己主义，崇尚英雄主义和忠诚，使人们经常胸襟开阔，不斤斤于一般人计较的秋毫得失。
8、然而，认为，完全的非宗教运动毕竟是不理智的，是缺乏经验和宽宏大量的表现；非宗教运动一方面可能使人心堕落或风尚败坏，另一方面可能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走向极端，从而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公害（如宗教法规被废除的同时，民事法律也被推翻，人类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态）；非宗教运动使人们对宗教在治理社会中的积极作为完全忽视了。因此，极端的非宗教化是法兰西民族在大革命中的一个主要缺点。
第三章：法国人何以先要改革，后要自由
主要观点如下：
1、关于公共自由：在为大革命作准备的所有思想感情中，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的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的。
2、认为：没有政治自由，学术自由难以长期存在。（改造政治体制时首先要考虑到自由的所在，要思考政治法律对自由的保障作用）
3、认为，18世纪中叶前后出现的经济学派或重农学派，在历史上虽不如哲学家有名，但实质上比政治哲学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更大。因为，这些经济学派多般为正直的法官和练达的行政官出身，他们和哲学家一样热爱自由、憎恨特权，这些人德行温厚、和气善良，忠于他们事业的特殊才华指引着他们，这使得经济学派不但没有脱离理论，而且理论更接近事实。即在大革命中经济学派使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而不像哲学家（和作家们）陷于那些非常普遍、非常抽象的思想而走不出来。然而，经济学派和作家们一样对“政治自由”同样不熟悉，经济学派和作家们的关系只不过是“一些人讲述能够想象的事，另一些人则指出应该做的事”，他们都热爱自由、民主、平等，但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民主、平等”他们却并不知道。
4、然而经济学派和作家们一样，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没有“政治自由”理论，经济学派对“政治自由”甚至是非常排斥的。这是因为，在“自由、民主、平等”中，经济学派更多地倾向于“民主和平等”，在他们的著作中有着人们熟悉的革命民主气质，他们热爱平等、热爱公益，对旧事物和旧制度极大蔑视，主张彻底革命；然而对于自由，经济学派虽然主张经济自由和自由制度，但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自由，他们却丝毫未加考虑，如对于契约自由、私人权利并不尊重，极力反对有利于政治自由的议会制度，反对维持中央权力平衡的平衡力量。
5、经济学派对付旧制度的缺陷（如政府滥用权力）的唯一保证就是公共教育。由于对政治自由不熟悉、毫无兴趣甚至排斥，他们像作家们一样，借助文学性的想像，来代替（自由的）所有政治保障。对于经济学派而言，首要的政治保障便是国家本着某种精神，按照某种步骤施行的某种公共教育。
6、政治自由在法国久已废除，政治自由的条件与效果是什么，人们差不多已忘得一干二净。况且，那些遗留下来的不成形的残迹，以及似乎用来代替政治自由的种种制度，都使政治自由遭到怀疑，并常常产生对它的种种偏见。
7、经济学派，一方面对旧制度极端痛恨，认为依靠这些旧工具完成革命，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依靠国民来进行革命。经济学派最终选择了王室政府来实现进行彻底革命的计划，因为王室的新政权和经济学派一样，痛恨一切旧制度和旧政权，天性偏爱地位平等，法规统一。因为，经济学派认为，旧制度的问题不在于摧毁这个专制政权，而在于使它转变。为此，经济学派，拥护专制的新王室政权，认为“国家必须遵照基本秩序的准则进行统治，而当国家这样做时，它必须有无限权力”、“让国家确切明了它的职责，然后给它行动自由。”他们不仅指望王室政府改革当代社会，而且向它部分地借鉴有关他们要建立的未来政府的想法。
8、拥护新王室专制政权的经济学派，设想王室通过公共教育改革当代社会，并称所谓新社会政府的特殊专制形式为“民主专制制度”。他们认为自己的理想就是类似于想像中的亚洲中国的封建皇帝专制制度，而事实上他们对中国很不了解。认为经济学派的观点其实是受当时类似于“社会主义”的破坏性理论的影响，想建立一个国民绝对平等、社会整齐划一、中央高度集权（国家权力无限）的君主专制社会。（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财产公有制、劳动权利、绝对平等、一切事物的划一、一切个人活动的刻板安排、一切由上级规定的专制制度和公民个性完全并入社会整体。 认为这样的理论一旦实现，对社会基础是毁灭性的。）
9、认为，中央集权制与社会主义的确是同一土壤的产物。18世纪中叶，法国全体国民盼望改革、甚于盼望权利，但对“政治自由”却毫无观念、不感兴趣。……………………感到非常庆幸的是，到法国大革命前，形势改观：政治自由的形象已呈现在法国人的精神中，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加吸引人。这方面迹象很多。外省开始产生恢复自治的要求。全体人民均有权参加治理的思想深入人心，占了上风。对昔日的三级会议的回忆又复苏了。 新潮流也席卷了经济学派，他们不得不在中央集权体制中加进某些自由机构。 法国人不再局限于要求政府进行改良；他们开始要亲自来改革，而且人们看到一场全面酝酿的伟大革命即将爆发，它不仅获得了人民的赞同，而且由人民亲自动手。
10、认为，从这个时刻起（18世纪70年代），这场彻底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它必然使旧制度所包含的坏东西和好东西同归于尽。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对我来说，当我考虑到这场革命摧毁了那样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11、认为，到法国大革命前夕，当法国人重新激起对政治自由的热爱时，他们的政治自由观念（试图调和“官僚行政和选民政府（绝对平等和自由概念）”）与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自由或自由制度是格格不入、甚至是完全对立、背道而驰的。认为此时的法国人民早已经被引入歧路，这导致了具有极大危害的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也导致了法国大革命中人民试图建立自由政府的一次次的失败。于是，人民放弃了自由，选择了所谓的“绝对平等”和专制制度一个主子下面平等地生活得到一点甜头（物质利益），最终导致了专制制度和专制政府的产生。
12、认为，不要“政治自由”的自由是假自由。“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为自由而生的民族，它们所憎恨的是依附性的恶果本身。”
13、认为，物质利益或财富，只是自由的一个结果，相对于自由本身而言是微不足道的。真正热爱自由的人，是紧依恋着自由，使他们依恋的是自由的诱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真正热爱自由的人，把自由本身看作一种宝贵而必需的幸福，若失去自由，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能使他们得到宽慰；若尝到自由，他们就会宠辱皆忘。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14、认为，一个民族对自由的追求往往要历尽千难万险，自由的获得往往来之不易，所以更加要热受自由、珍惜自由。
第四章：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主要表达了如下观点：
1、路易十四（1638-1715）在位时曾称霸欧洲，然而在事实上，当时的法国已经开始走向衰落；而王国走向衰落与贫困主要源于政体的流弊，因此，路易十四的死亡与战争的结束都不能使公共繁荣再现。
2、（路易十五[1715-1774]）18世纪上半叶，法国在继续衰落或至少没有明显进步。
3、认为，在事实上，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在大革命爆发前三四十年左右，法国的情况开始变化，社会运动加速，这是在一种新精神的驱动下产生的。这种精神一方面促使政府开始革新，官员在执行法律时对百姓变得宽容，对自由和生命更加尊重；另一方面，使得人们努力改变处境，追求财富。总之，这一时期，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各类工业发展起来，公共繁荣发展迅速。
4、认为，法兰西在大革命前三四十年富裕和全面发展起来，主要有两种极简单、极强大的动力，推动全部朝着公共繁荣的目标运转：一个依旧非常强大有力但却不再实行专制、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一个从上层阶级看已成为欧洲大陆最开明、最自由的民族，在它内部，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
5、然而，法国的这种繁荣，只是暂时的复苏，它同时在促进旧制度的解体。这主要在于两个原因：（1）、法国随着繁荣的发展，精神却显得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对一切旧规章制度的仇恨在增长。民族明显地正走向革命。——事实证明，大革命主要发源地的法国那些部分，恰恰正是进步最明显的地方。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因为，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2）、尽管财政管理已经像其他部门一样完善，它还保留着专制政府固有的毛病。由于财政管理是秘密的、无保障的，人们在这里仍遵循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统治下的某些不良作法。政府努力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这些每天都在增加开支，而收入却并未按同一比例递增；这就使国王每天都陷入比他的前人更严重的财政拮据中。于是，政府（或国王）向四面八方举债，既不公开，也无竞争，债权人不一定能拿到定期利息；甚至他们的资本也永远取决于国王的诚意。 ————20年来，政府变得更加活跃，发起过去连想都不曾想的各种事业，终于成为工业产品的最大消费者，成为王国内各项工程的最大承包人。与政府有金钱关系、对政府借款颇感兴趣、靠政府薪金维生、在政府市场投机的人数惊人地增长。 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里仅仅是公共劣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1789年，国家欠债将近六亿里佛，那些债权人本身又是债务人，正像当时一位财政家所说，他们和同受政府财政管理不善之苦的一切人联合起来，将他们的怨恨一起向政府发泄。————食利者、商人、工业家与其他批发商或贪财者，他们急于改革，表现坚决，尤其大声疾呼号召在整个财政系统进行彻底革命，而未想到人们如深深震撼了政府的这个部门，其余部门即将全部垮台。
6、总之，此时的法国，大革命将是无法避免的。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
第五章：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
主要观点如下：
1、大革命前，政府或社会上层开始采取了一些减轻人民负担的措施，如：A、大革命前13年，国王试图废除劳役制；B、同时，人们着手消除工业行会制度加给工人的种种痛苦，并以国王名义宣布；C、1780年，国王向臣民宣布今后增派军役税必须公开登记；D、国王还不敢使捐税负担一律平等，不过他至少着手确立征税平等，在已确定共同负担的捐税中推行。E、一些省议会打算免纳人头税。
2、国王、政府或社会上层的许多人士，开始有了同情、怜悯下层劳动人的观念。如，18世纪封建法学家对于交纳年贡者和其他封建税的债务人，常常表现出温和、节制、公正这种不大为前人所知的精神。
3、然而，减轻人民负担的举措似乎动反而激怒了人民，促使大革命的暴风雨提前到来。这是因为：A、政府，是政府的主要官员，是特权者本身，往往当着人民的面高谈阔论政府的罪恶和人民的苦难；B、一些减轻人民负担的措施朝令夕改、时废时立，令人无所适从，更挑动着人民日益敏感的神经；C、直至君主制末期，不同行政权力之间存在的斗争引起形形色色的类似现象：争论双方一心把人民的苦难推诿给对方。 而且，这些事情在秘密函件中找不到，在公开文件中却提到，政府和高等法院特意将这些文件大量印刷，四处张贴。D、一些上层人士，“甚至在这种善心里也含有对人们真心想拯救出苦海的那些受苦人的极端蔑视”，他们一方面表现着对人民的善良情意，另一方面又几乎同时公开说着蔑视人民的话语（如称农民为无知粗野的人，好闹事、性格粗鲁、不顺从的家伙），几乎无视人民的存在。E、特权阶级，一方面诅咒旧制度，并开始做一些改善民生的善举、减轻人民的负担，另一方面又不愿废除自己旧有的特权。F、随着1789年的临近，这种（上层阶级）对人民贫苦的同情变得更强烈、更轻率。他们（教会、官僚、地主、贵族、资产者）甚至一起，大张旗鼓公开发出通告，通过征询以详细了解教区居民所承担的极度不平等的压迫和剥削（如，军役税、附加税、人口税、劳役，估计数额是多少。），以及特权阶级人士的财产、享有的特权等各种具体情况，甚至进行公开对比。这等于是通过叙述各人所受的苦难使他们激愤起来，向他们指出罪魁祸首，点明他们为数很小，不足为惧，从而在他们内心深处燃起贪欲、嫉妒和仇恨。
4、总结：16世纪宗教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所有差别之中，有一种差别令人瞩目：在16世纪，大部分显要人物投身于宗教变革都出于野心或贪婪；相反，人民却出于信仰，并不指望得到什么好处。在18世纪，情况就不同了；正是无私的信仰和慷慨的同情感动了当时有教养的阶级，使他们投身革命，而使人民行动起来的是满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改变地位的强烈欲望。前者的热情终于点燃并武装了后者的怒火和贪欲。
第六章：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的几种做法
主要表达了如下观点：
1、政府自己早已努力向人民的头脑中灌输和树立若干后来称为革命的思想，这些思想敌视个人，与个人权利对立，并且爱好暴力。
2、国王是第一个向人民表明人们可以用何等轻蔑态度对待最古老而且外表上最根深蒂固的制度的。（1）、路易十五，废除了几乎与王权同样古老和不可动摇的高等法院；（2）、路易十六在他的整个统治期，都在谈论准备着手的改革。而且路易十六对旧制度的许多革新措施常常反复无常；在他亲自主持的改革中，有一些未经充分准备，就突然改变了古老而受人尊重的习惯，有时还破坏了既得权利。（3）、路易十四，公开宣布王国所有土地原本均依国家的条件被特许出让的，国家才是唯一真正的所有者，而所有其他人只不过是身份尚有争议、权利并不完全的占有者而已。（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主导思想）这等于告诉人民对私有财产应持轻视态度。
3、18世纪下半叶，当公共工程尤其是筑路蔚然成风时，政府毫不犹豫地占有了筑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碍筑路的房屋。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坏或毁掉的财产总是迟迟得不到赔偿，赔偿费由政府随意规定，而且经常是分文不赔。而受害者中，由于土地已经非常分散，小所有者人数众多。（这使得）每个所有者都从切身经历中学会，当公共利益要求人们破坏个人权利时，个人权利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牢记这一理论，并把它应用于他人，为自己谋利。
4、政府或议人的命令、法令往往过于随意和紊乱，使人无所适从；而且往往过分强制，对下层百姓剥夺严重，且缺乏符合实际的灵活性和适合度。
5、刑事法庭在涉及人民时所依据的某些形式，让人民失去了应有的公正、道义的保障，结果往往是侵害百姓。
6、御前会议的判决往往非常专断和专横，许多规定既不正规，也不被遵循；骑警队依据恶法镇压百姓，往往对人民随意逮捕。
7、一个温和稳固的政府就是这样每天教给人民那种最适应于革命时代、最适合于专制暴政的刑事诉讼法。比如，蒂尔戈，1775年，当他的关于谷物的新立法激起高等法院的反抗和农村的骚乱时，他在国王的许可下发布法令，剥夺法院审理权，并将叛乱者移交重罪法庭。……旧制度始终给予下层阶级这种冒险的教育。
8、诚然，18世纪的君主制统治下，刑罚虽然形式骇人，几乎总是温和的。人们宁愿使人畏惧，不愿使人受罪；或不如说，人们由于习惯和冷漠而专横强暴，由于气质而温和。但是对这种速决司法的爱好只会增长。刑罚越轻，越容易忘记宣布刑罚的方式。温和的判决掩盖着诉讼程序的恐怖。
9、革命政府使用的大量诉讼程序，在君主制最后两个世纪中所采取的针对下层人民的措施里，均可找到先例和榜样。
旧制度给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许多形式，大革命只不过又加进了它的独特的残忍而已。
第七章：何以一次巨大的行政革命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其结果如何
表达了如下一些观点：
1、政府形式尚未改变，规定个人地位和政府事务的那些附属法律却已经废除或修改。
2、行政法律的改革涉及到社会诸多方面，影响广泛，但它存在着一些致命的弱点：A、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分配存在着很多矛盾，从而加剧了各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B、破坏了原有的民俗习惯，搅乱了人们日常行事的习惯，改变了各阶级之间的关系，使人们无所适从、无所依赖；C、朝令夕改，不确定、不自然、不稳定；C、影响面太广，改变得太快，改革缺乏应有的良好节奏
3、行政法律的改革涉及到的社会的各方面主要有：A、行会理事会的破坏与恢复（工人和雇主的关系）；B、主日警察的毁灭；C、国家监护尚不稳定（政府—手工业者—老板）D、司法革命：大批旧法庭被废除，若干新法庭设立（管辖权）
4、严格意义上的政府在1787年所经受的彻底改革在公共事务中尤其引起了混乱，后来又触及每个公民，直到他们的私生活。
5、取代：（财政区）省议会[自治权]——总督[帮助和监督议会，只能提供意见，不能下达命令]；区议会——总督代理；（村庄）镇政府——旧教区议会、行会理事；（有些地方，加深了双方的矛盾，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权斗争，导致政府进程缓慢，公共生活几乎中断，事务全面停滞；有些地方，新政府由于过分活跃和自信而犯错误）
总之，行政改革使得新政府（省议会、区议会、镇政府等）要么行政进程缓慢，要么把公共事务弄得一团糟
6、与原先立法截然对立的立法不仅彻底改变了事物的秩序，而且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相对地位，它必须在各地同时实施，而且在各地以近乎同一方式推行，丝毫不考虑以前的惯例和各省的特殊情况；这个行将被大革命推翻的旧政府，当时已经具备大革命的中央集权的很多特性。
可以清楚看到，习俗在政治机构中所起的作用：人们应用长期以来沿用的模糊复杂的法律，比利用新鲜的更简化的法律要顺手得多。
7、此外，新法律包含一个严重的缺陷，仅仅这一缺陷，尤其在开始时，就足以使法律难以执行：它创设的所有权力都是集体权力。
8、在旧君主制下，人们从来只知道两种治理方式：（1）、行政委托；（2）、议会直接统治和监督各部门，亲自治理和任命治理；
9、假如人们今天愿意冷静思考……人们一定会明白，政府受到损害会使无数人自身受到损伤。
10、改革农村行政制度：但是这个新组织的弊病在村庄里尤其明显；在那里，它不仅打乱了权力秩序，还突然间改变了人们的相对地位，使各个阶级都对立冲突起来。（贵族教士、农民以及其他人，农村中捐税差异之明显，即捐税不平等，依然故我）
11、市政改革：市议会（本堂神甫和领主不能出席选举议会，却又往往成为选举出来的市议会的成员；领主有时主持市参议员的会议，但不能插手其中的大部分法案；即本堂神甫和领主没有投票表决权，议会常不计领主下佃农的票数；贵族不能进入平民的市议会，市议会只能代表第三等级）（有些教区的市议会拒绝接纳领主参加；另一些市议会则十分挑剔，不愿接受已致富的平民。）
12、新选举出来的行业理事会的行会理事已不再拥有过去的特权，但他们要履行原有的职责。
13、当农民成为一种势力时，教区里重要的居民，甚至贵族，突然间与农民接近起来。……这已为时太晚了。随着有钱阶级的人们向着农村人民靠近，试图和他们打成一起，农村人民却退回到他们一向的孤立状态，据守不出。
14、因此，甚至还在人们改动那些规定国家政府的主要法律之前，次要法律中已经充满新奇、模糊和冲突。原来存在的东西动摇了，可以说，再没有一项规章制度不被中央政府宣布废除或即将修改。
15、这场在法国先于政治革命而进行的对一切行政规则和一切行政习惯的突然的大规模革新，人们今天已不大提及，然而在当时，它已经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历史上亘古未有的最大的动荡之一。这第一次革命对第二次革命起着异常巨大的影响，使得第二次革命不同于到那时为止世界上发生的所有同类事件，或从那时以来发生的同类事件。
16、自1789年以来，我们在法国亲眼看到了许多彻底改革整个政府结构的革命。大部分是依靠暴力完成的非常突然的革命，它公开破坏现存法律。然而，革命所产生的混乱从来既不长久也不普遍；民族的绝大部分几乎感觉不到，有时几乎没有察觉。
自1789年以来，行政结构在政治结构的废墟中始终存在。人们改变了君主的人身或中央政权的形式；但是事务的日常进程既未中断也未被打乱；每个人继续在与个人相关的细小事务中，遵循他熟悉的准则和惯例；他依赖他一直习惯与之交往的次级政府，而且往往与同一些官员打交道；因为，如果说在每次革命中，政府被砍掉了脑袋，它的躯体依旧完好无损地活着；同样的职能由同样的行政官员执行；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法规转达他们的精神和他们的经验。他们以国王的名义，随后以共和国的名义，最后以皇帝的名义审判和执政。然后，命运推动同一轮回，他们重又开始为国王、为共和国以及为皇帝审判和执政，永远是同一些人，永远用同一方式；因为，主子叫什么名字与他们何干？他们的工作不在于做公民，而在于做优秀行政官和优秀法官。一旦初次震动平息，国内似乎也就再无什么变动。
大革命爆发之际，政府的这个尽管是从属的、但每日每时为每个公民所感到并以最持久最有效的方式影响着他们的福利的部分刚刚被彻底推翻：国家政府突然间更换了所有官员，更新了所有准则。国家起初好像并未从这场大规模改革中受到大震动，但是所有法国人感受到了一种微小的特殊波动。每个人的地位都动摇了，每个人的习惯都被打乱，每个人的职业都受到妨害。某种正规秩序继续支配着那些最重要最普遍的事务，但已经无人知道该听命于谁，办事该找谁，无人知道在那些构成每日社会生活的更细小的私人事务中该如何行动。
既然国家的各个部分没有一处保持平衡，最后一击便使它整个动摇起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
第八章：大革命如何从已往事物中自动产生
主要表达了如下观点：
通过分别描绘（旧制度）的若干特征（并）加以归纳，看看大革命是如何从……旧制度中仿佛自动产生的。
1、在法国，封建制度最完全地丢掉了能对它起保护作用或为它服务的一切；但封建制度存在的弊端却丝毫没有改变。
2、贵族丧失了古老的政治权利，不再治理和领导居民；但贵族却不仅保留而且大大增加了它的特权。贵族几乎蜕化成了种姓。
3、贵族阶级从内部排除中产阶级并与之分离，对人民漠不关心—脱离人民，在民族中完全陷于孤立。
4、国王政府废除了自省的政治自由，取代了所有地方权利，加强中央集权，将一切事务系于一身；必然地，巴黎由首都，变成了整个国家的主宰。
5、在法国，很久以来政治生活就完全消失了，政治自由的消失，个人完全丧失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审时度势的习惯和人民运动的经验。“人民”概念的丧失，使国王政府因此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
6、自由制度的丧失，意味着政治阶级、政治团体、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党的消失，当政治生活中没有了这些正规力量，所以，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它的领导便单独落在哲学家手中。这一切意味着，大革命是由抽象原则和非常普遍的理论引导的；它将使一切法律都受到攻击，作家设想的崭新政府体系将取代法国的古老政体。
7、教会与旧制度结为一体，因此，大革命必当在推翻世俗政权的同时动摇宗教（而忘掉了教会在社会治理中的有效作用）。
8、这一切预示着大革命的必然爆发，它是一种暴力的、草率和鲁莽的、对社会有巨大破坏性的方式。
9、宗教宽容，领导温和，人道甚至仁慈，从来没比18世纪更受到鼓吹，看来也更被人接受；作为暴力最后栖息之所的战争权，本身已被缩小，变得缓和。然而，从如此温和的风尚中，即将产生最不人道的革命！不过，风尚的日趋温和，并不都是假象；因为，自大革命的怒火减弱以来，人们看到，这同一种温和立即普及到所有法律，并渗透到所有政治习惯当中。
10、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强暴形成对比，这是法国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因为，这场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没有教养、最粗野的阶级进行的。因此，大革命一爆发，人民几乎立即变成了领导权力。人民不能亲自统治的地方，至少把他们的精神赋予政府；另一方面，假如我们考虑到人民在旧制度下的生活方式，就不难想象人民即将成为什么样子。
11、处境的独特赋予人民许多罕见的品德：一方面，人民很早就获得自由，很久以来就拥有部分土地，彼此孤立而不依赖，因而他们显得有节制和自负：他们熟悉劳动，对种种生活享受漠然处之，忍受最大的痛苦，临危难而坚定：这个单纯刚毅的种族，即将构成强大的军队，威慑欧洲。另一方面，使人民变成了危险的主人——由于几个世纪以来，人民几乎独自承受种种流弊的全部重负，过着隔离的生活，默默地沉溺于偏见、嫉妒和仇恨中，因而他们被命运的严峻弄得冷酷无情，变得既能忍受一切，又能使一切人受苦。
12、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攫取了政府，试图自己来完成大革命的业绩。书籍已经提供了理论，人民负责实践，使作家们的思想适应于自己的狂暴行动。
13、在18世纪旧制度下，人民内部产生和发展了两种主要的激情，它们不是同时代的产物，而且从未指向同一目标。
有一种激情渊源更远更深，这就是对不平等的猛烈而无法遏制的仇恨。另一种激情出现较晚，根基较浅，它促使法国人不仅要生活平等，而且要自由。临近旧制度末期，这两种激情都同样真诚强烈。大革命开始了，两种激情碰到一起；它们混合起来，暂时融为一体，在接触中互相砥砺，而且最终点燃了整个法兰西的心。——它说明了，为什么中央集权制和专制政府一起垮台了。————它还说明了，为什么法国人民会先要革命，后要自由。说明了为什么专制政府能够重新建立（他后来既是大革命的继续者，又是大革命的摧毁者）。
14、实际上，旧制度已拥有晚近时代的整套规章制度，它们丝毫不敌视平等，在新社会中很容易就能确立，然而却为专制制度提供特殊方便。人们在所有其他制度的废墟中寻找它们，并且找到了它们。这些制度以前曾造成那些使人们分化屈服的习惯、情欲和思想；人们将它们复苏，并求助于它们。
人们在废墟中抓回中央集权制并将它恢复；在它重新建立的同时，过去限制它的一切障碍并未复苏，因此，从刚刚推翻王权的民族的腹部深处，突然产生出一个比我们列王所执掌的政权更庞大、更完备、更专制的政权。
15、从大革命开始直至今日，人们多次看到对自由的酷爱时隐时现，再隐再现；这样它将反复多次，永远缺乏经验，处理不当，轻易便会沮丧，被吓倒，被打败，肤浅而易逝。在这同一时期中，对平等的酷爱始终占据着人们的内心深处，它是最先征服人心的；它与我们最珍贵的感情联在一起；前一种激情随着事件的变化，不断改变面貌，缩小、增大、加强、衰弱，而后一种激情却始终如一，永远以执著的、往往盲目的热忱专注于同一个目标，乐于为使它能得到满足的人牺牲一切，乐于为支持和讨好它的政府提供专制制度统治所需要的习惯、思想和法律。
法国革命对于那些只愿观察革命本身的人将是一片黑暗，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个时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灯火。对旧社会，对它的法律、它的弊病、它的偏见、它的苦难、它的伟大，若无清晰的透视，就绝对不能理解旧社会衰亡以来60年间法国人的所作所为；但是人们若不深入到我们民族的性格中去，这种透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
当我考虑这个民族本身时，我发现这次革命比它历史上的任何事件更加惊人。它在行动中如此充满对立，如此爱走极端，不是由原则指导，而是任感情摆布；它总是比人们预料的更坏或更好，时而在人类的一般水准之下，时而又大大超过一般水准；这个民族的主要本性经久不变，以至在两三千年前人们为它勾划的肖像中，就可辩出它现在的模样；同时，它的日常思想和好恶又是那样多变，以至最后变成连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样子，而且，对它刚做过的事情，它常常像陌生人一样吃惊；当人们放手任其独处时，它最喜欢深居简出，最爱因循守旧，一旦有人硬把它从家中和习惯中拉出来，它就准备走到地角天涯，无所畏惧；它的性情桀骜不驯，有时却适应君主的专横甚至强暴的统治权，而不适应主要公民的正规自由的政府；今天它坚决反对逆来顺受，明天它又俯首贴耳，使那些最长于受人奴役的民族都望尘莫及；只要无人反抗，一根纱线就能牵着它走，一旦什么地方出现反抗的榜样，它就再也无法控制；总是使它的主人上当，主人不是过于怕它，就是怕它不够；它从未自由到决不会被奴役，也从未奴化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它适宜于做一切事物，但最出色的是战争；它崇尚机遇、力量、成功、光彩和喧闹，胜过真正的光荣；它长于英雄行为，而非德行，长于天才，而非常识，它适于设想庞大的规划，而不适于圆满完成伟大的事业；它是欧洲各民族中最光辉、最危险的民族，天生就最适于变化，时而令人赞美，时而令人仇恨，时而使人怜悯，时而令人恐怖，但绝不会令人无动于衷，请问世界上有过这样一个民族吗？
只有它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然，如此彻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没有我所陈述的那些原因，法国人绝不会进行大革命；但是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
至此，我已抵达这场值得纪念的革命的门槛；这次我并不想走进去：也许不久我能这样做。那时，我将不再研究这场革命的原因，我将考察革命本身，最后，我将大胆评判大革命所产生的社会。
歇后语：
1、一个没有学会“坚持批判精神”的民族，是无需征服的，因为她是等待“被征服”的，因此我非常感谢马列毛对我的教诲！
2、何曾相似，对镜当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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