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主体性焦虑之反映
卢周来
《中国不高兴》这本书火起来，背后的因素很多。一个很有些噱头的书名，安上一个“民族主义+新左派”的招牌，加上王小东式的“童言无忌”，再配以黄纪苏品人论事时的“入木三分”，这本书想不火也难。不过，火则火了，一些更严肃的话题也因此被淹没进火灰里，使得王小东所言的这本“面向知识界”的书也难以再严肃。
但我还是想掉书袋般谈论一个严肃性话题：这本书火起来的背后，的确反映了国人时下内心深处潜存着的一种焦虑：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何去何从？
按西方学者的说法，以是否拥有大规模动员能力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标志，中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开始，前后不过60年光景。但就是这60年，前30年与后30年也大不同。从1980年代始，就在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全球化浪潮以前所未有的威力荡涤着民族国家边界。一个刚刚宣告“站起来”了的国家，还没有来得及真正确立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与位置，甚至还没有摆脱被列强欺侮的阴影，更遑论获得与列强比肩的机会，就不得不面对被列强引领的全球化洪流裹挟而去的现实，在这种大背景下，每一个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思考的中国人，都不可能不思考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在未来世界中的命运，尤其是能否获得足够的主体性空间，获得应有的利益，甚至张扬本民族的特性等等。这种思考形成了内心深处潜存的一种民族国家主体性的焦虑。
正因为有了这种“焦虑”，我们就不难理解，近些年来，关于今天的中国如何自处于世界的讨论几乎都会吸引读者。当年的《中国可以说不》以及《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是中国站在WTO门外向里窥探，一副欲拒还迎的样子：国家在想尽办法挤进去，而国民心理并没有完全做好融入的准备。主流下的是“入世界潮流”的功夫，非主流说的是“民族主义”的话，正好演了“双簧”。“入世谈判”背景下《说不》与《路》的面世反映的就是世态，因此火了；2001年，中国终于“入世”了，按某位大人物的说法，“是从‘摆地摊’终于争取到了‘进场做生意’的资格”，尤其是赶上了机会好，中国人或多或少分享了全球经济这轮快速成长周期的红利，赚了不少美钞，腰包鼓了，“大国梦”被复活，此时，《大国崛起》应运而生，撩拨的仍然是国人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这根敏感的神经，于是也吸引了无数的眼球。
这回火的《中国不高兴》，面世的时间看似非常偶然，但与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去全球化”正好“碰头”，却非常耐人寻味。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普通人都看到这样两个场景：其一是原来被视为“现代化样板间”的美欧，不仅制造了金融危机，而且在危机中遭受重创。其二是为应对危机，原来最主张并推动全球化的美欧，不惜以邻为壑，首求自保，明目张胆推出“债务货币化”以及贸易保护主义这样损人利己的政策。这极大地挑战了此前《大国崛起》所灌输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中国要想成为大国不必要彰显什么主体性与特色，只要融入欧美主流文明就行了”！而现在，普通人在重新定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有了新的思考维度：中国还能不能师从美欧？中国还能不能指望得上美欧？中国还能不能继续融入这样的全球化？恰在此时，《中国不高兴》“不早一步不晚一步”，讲的就是这些个最吸引人的话题！
所以，褒也好，贬也罢，仅从抓住人心这点看，《中国不高兴》成功了！当然，这也表明，在真正成为强国之前，由“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如何自处于世界”思考引发的“主体性焦虑”仍然远远没有结束。
(为国防大学教授)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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