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工人阶级,如何改造社会？
摘自:《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
How Marxism Works
（Economic crisis）
一边是财富的积累，一边是贫困的积累。
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趋势的总结。每个资本家都害怕所有其他人的竞争，所以他尽可能使他的雇员工作得努力些，给予的工资则尽可能低些。
这就造成了不均衡的结果：一边是生产资料的大量增长，另一边则是工资和受雇工人的数量增长有限。这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
要想清楚这个问题，最容易的办法就是问一问：谁来购买这些大量增长的商品？工人的低工资意味着他们买不起以自己的劳动制造的商品。资本家不会加工资，因为那将削减他的利润——这个制度的驱动力。
但如果公司制造的商品无法售出，它们就不得不关闭工厂，解雇工人。工资总额就更进一步下降，于是更多的公司卖不掉它们的商品。“生产过剩”危机便告来临，整个经济系统充斥着堆积的商品，人们却无力购买。
这是资本主义社会160年多来的周期性现象。
不过机敏的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士会很快指出：有个很容易的办法可以摆脱危机。需要的只是让资本家把他们的利润投资到新的工厂和设备中去。那就可以为工人提供工作，并因而能够购买未出售的商品。这就是说，只要有新的投资，生产出来的商品就能卖掉，该制度也能提供充份就业。
马克思没有傻到不承认这一点。确实，如我们所见，他很明白这个制度的至关重要之处，就是以竞争压力使资本家投资。但他问道：这是不是等于说资本家始终都会把利润用来投资？
资本家只有在保证能够得到“合理的”利润时才会投资。
如果他不认为会有这样的利润，他就不会冒险拿钱出来投资。他会把钱存进银行，留在那里。
资本家是否投资取决于他对经济形势的评估。如果情况看起来很好，资本家都会同时抢着投资，争先恐后寻找建筑工地，购买机器，找地方存放原材料，支付给熟练工人可能拿到的更高的报酬。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繁荣”。
但是争夺土地、原材料和熟练工人的狂热竞争，迫使它们的价格上涨。很快会走到这一步，有些公司发现它们的成本上升得那么高，以至利润消失了。
投资繁荣突然让路给“衰退”。没人想要新工厂——建筑工人被解雇。没人想要新机器——机器设备工业陷入危机。没人想要正在生产出来的所有钢铁——钢铁工业突然“开工不足”并变得“无利可图”。关厂和停工从一个行业波及另一个，摧毁了工作——也摧毁了工人购买其它行业产品的能力。
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个周期性地为危机所困的历史，疯狂地解雇工人使之挨饿，将工厂空置，同时“没有人要的”商品库存则任其腐烂。
资本主义由于无计划而周期性地制造出这些生产过剩危机，所以根本没有办法阻止资本在投资领域蜂拥而入或纷纷撤出。
人们习惯于认为政府能予以阻止。通过干预经济，在私人投资降低时增加政府投资，当私人投资增长时削减政府投资，这样政府便能使生产保持平稳。但是今天，政府投资同样成了混乱的一部分。
以英国钢铁公司为例。多年前（1988年以前——吴注）公司还是国营的，钢铁工人被告知他们的工作正被淘汰，让位于计划生产更多更便宜的钢铁的大型现代化自动高炉。现在他们则被告知，有更多的工人将丢掉工作——因为英国不是唯一的搞这类大型投资计划的国家。法国、德国、美国、巴西、东欧，甚至南韩，全都在这么做。目前存在着世界性的钢铁过剩——一种生产过剩危机。政府投资被削减。
当然，钢铁工人腹背受敌。这是人类为大量财富的生产被一小撮只对利润感兴趣的特权集团所操纵的经济制度付出的代价。这跟特权小集团是否直接占有工业、或通过控制政府间接地控制工业没有关系（比如英国钢铁公司）。只要它们运用这种控制，为了享有最大利润而彼此竞争，工人就要受害。
这个制度最荒谬之处在于：“生产过剩的危机”根本不是生产过剩。例如，所有“多余的”钢铁，本有助于解决世界饥荒。全世界的农民不得不使用木梨耕种土地——钢铧可以增加粮食产量。但总之农民没钱，资本主义制度对无利可图的事则毫无兴趣。
（Why crises tend to get worse）
危机不是按毫无变化的规则发生的。马克思预言：它们会日趋恶化。
即使投资按平均速度进行，没有突发或痉挛，也不能阻止滑向全面危机。因为资本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迫使他们投资于能够节省劳动力的设备。
今天的英国，几乎所有新的投资都预计要削减雇工数量。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当前英国工业产量超过十年前，工人却减少了。
只有通过“合理化生产”，通过“提高生产力”以及削减劳动力，资本家才能获取比别人更大的蛋糕份额。但结果对整个制度是破坏性的。因为这意味着工人总数不如投资增加的速度那么快。
然而工人的劳动是利润的源泉，是维持制度运行的燃料。如果你的投资越来越大，而利润的源泉却没有相应增长，你就会走向崩溃——就像你想要驾驶“美洲虎”（英、法合作研制的超音速攻击机），加油数量却只够微型汽车行驶一样。
这就是100多年前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越是成功地积累大量资本用于新增设备，越是导致“利润率趋于下降”，陷入不断加剧的危机。
他的观点可以非常简单地运用于当今资本主义。我们身处的不是从“不景气”转入“繁荣时期”，从衰退进入繁荣，而是无止境的衰退。任何好转时期，任何失业人数的减少，都是有限和短命的。
资本主义辩护士们说：这是因为投资不够高。没有新投资就没有新工作，没有新工作就没钱买新的商品。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同意他们——但我们不同意他们对为何发生危机的解释。
他们责怪工资。工资太高了，他们说，从而大大削减了利润。由于得不到“充份的回报”，资本家不敢投资。
但危机已长久持续了很多年。这期间，政府制订政策，削减了工人的生活水平，抬高利润。1975—1978年经历了本世纪以来对工人生活水平最大幅度的削减——最上层的10%人口得到更多的国家蛋糕份额，从1974年的57.8% 跃升至1976年的60%。
但仍没有足够的投资可以结束危机——不仅英国，而且其它削减工资的国家如法国、日本或德国也是如此。
与其听当今资本主义辩护士的辩词，我们不如听听马克思在100多年前怎么说。
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越到晚期，危机越是恶化，因为利润的源泉——劳动——不能以接近于投资的速度增长。马克思写作时，工厂和机器的价值相比于需要雇佣的每个工人还相当低。此后它一直上升，今天已达到20,000甚至30,000英磅①。资本家的公司之间的竞争迫使他们使用更大型更贵重的机器。情况已达到这样程度，在多数工业当中，新机器当然等于使用更少工人。
国际经济机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已经预言：世界经济大国的雇佣人数将会下降，即使有奇迹般的投资高涨。
因为资本家关心的是利润，如果投资增加四倍而利润只有两倍，那他们真是大为不安。而只要工业增长比利润的源泉——劳动——增长得快，这样的事就会发生。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利润率趋向下降。他预言会达到这样的程度：任何新的投资将会像冒险的投机。新工厂和机器所需的支出将很庞大，利润率却比以前低。当达到这种程度时，每个资本家（或资本主义国家）将会幻想大型的新投资计划，但害怕变成半途而废。
当今的世界经济酷似如此。罗孚公司设计新的生产线，却害怕亏钱。英国钢铁公司梦想计划好的大工厂，却不得不将之冻结，因为目前的产量它都卖不出。日本造船商放弃投资新工场，一些老工场还在关闭中呢。
资本主义非常成功地建造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生产性机器，却把这个制度带到了仿佛是永久危机的地步。
远古世界的奴隶社会曾走到这一步，中世纪的封建社会走到过这一步，要么以革命改造社会，要么陷入终将迈向倒退的持久危机。拿罗马来说，革命的缺席确乎导致了罗马文明的毁灭，倒退到黑暗的中世纪。再拿某些封建社会来说——比如英国，或更晚些的法国——革命摧毁了旧秩序，使得新的社会进步得以在资本主义之下进行。
现在，资本主义自身面临着两个选择：或者是永久的危机，这终将通过贫困和战争使人类倒退到野蛮境地，或者是社会主义革命。
① 今天已达到20,000甚至30,000英磅——指每个工人操作的（工厂和）机器设备的价值为2万、3万英磅。（——译者注）
（The woking class）
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以这样的宣告开始：“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统治阶级强制被压迫阶级一直为它生产财富，这是个关键问题。为此，在以往的每个社会里，阶级之间曾经发生过巨大的斗争，并且经常陷入内战——古罗马的奴隶起义，中世纪欧洲的农民起义，17至18世纪的大规模内战与革命。
在所有这些大规模斗争中，反叛的群众来自社会最受压迫的部分。但是，如马克思紧接着补充的，到最后，他们所有努力的结果，只是以一个少数人的特权统治代替了另外一个。所以，例如在古代中国，有过多次胜利的农民起义——但他们总是以一个皇帝代替另外一个。同样地，在法国大革命中出力最多的是“无套裤汉”（bras nus）——巴黎最贫困的阶级，但最后取代国王和贵族统治的，不是他们，而是银行家和工业家。
底层阶级之所以失去对他们投身奋斗的革命的控制权，有两个主要原因。
首先，社会财富的一般水平还相当低。只因为大多数人民群众被保持在赤贫状态，所以仅有一小部分人有时间和闲暇发展艺术和科学来维持文化。换句话说，如果社会要发展，阶级的分工仍然必要。
其次，被压迫阶级的生活没有为他们管理社会提供准备。大体上他们没有文化，他们对自己所处地区之外的事物是什么样的只有很少概念，并且，总的来说，他们每天的生活把他们分割为彼此反对的个体。每个农民只关心他所耕种的一小块土地。城镇里的每个手工业者只经营他自己的小生意，并且进而与其他手工业者相互竞争，而不是联合。
农民暴动始于大批农民起而瓜分当地封建地主的土地，可是一旦地主被击败，他们就会落入为如何划分土地而彼此争吵。如马克思所评述的：农民就像“一个袋子里的马铃薯”；他们可以被某些外部力量团聚在一起，但不能建立永久的联合来代表他们自身的利益。
在现代资本主义之下创造财富的工人，有别于所有此前的低下层阶级。首先，阶级分工不再为人类进步所必需。那么多财富被创造出来，以至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要通过战争或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大量予以毁灭。这些财富可以公平地加以分配，而且社会仍能够使科学和艺术等等得以茁壮发展。
其次，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活使工人有许多途径预备掌握社会。例如，资本主义需要熟练的和受过教育的工人。同样，资本主义迫使成千上万人进入大城市里的大型工作场所，他们在其中彼此密切联系，能够成为一个改变社会的强大力量。
在工厂之内，资本主义使工人在生产中彼此合作，当工人把自己组织成工会时，那些合作的技巧可以很容易地转而用于反对该制度。由于他们被集中在一起并有着大量的联系，因此要民主地管理这样的队伍，对工人来说，跟以往的被压迫阶级相比要容易得多。
再者，资本主义倾向于加速把那些自认为与普通工人相“隔离”的群体（像文员和技术员）转变成受薪劳动者，他们被迫像其他工人一样建立起工会之类的组织。
最后，交通通讯的发展——铁路，公路，空运，邮政系统，电话，广播和电视——使工人得以与他们所在地或所在工厂之外进行沟通。他们能够以国家和国际的规模，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这一点超出于以往被压迫阶级最狂热的梦想。
所有这些事实意味着工人阶级不仅能够成为反叛现存社会的力量，而且能够把自己组织起来，选举并控制它自己的代表，进而根据自身的利益来改造社会，而不是仅仅把另一个皇帝或一伙银行家摆上台。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言：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自觉的独立的运动。”
注：末一段所引《共产党宣言》的英文本，似与我手头的版本稍有出入：“All previous historical movements were movements of minorities in the interests of minorities. The proletarian movement is the self conscious independent movement of the immense majority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immense majority.” 《马恩选集》里的译文是：“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movements of minorities， or in the interest of minorities.）。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自觉的’。the self-conscious, independent movement）独立的运动。”
（How can society be changed?）
在英国，占压倒多数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会会员曾普遍认为：社会转变可以无需暴力革命。他们说，对社会主义者而言，需要的只是赢得足够的大众支持来获取对“传统的”政治机构——国会（议会）和地方议会——的控制权。执政的社会主义者便可运用现有的国家——行政、司法、警察、武装力量——来改造社会，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剥夺雇主阶级的权力。
它声称，以这种方式，社会主义能够通过改良现有架构逐步地引入，而无需暴力。
这种观点通常名叫“改良主义”，虽然有时你会听到它被称作“修正主义”（因为它醉心于全面修正马克思的思想）、“社会民主主义”（虽然直到1914年以前它意味着革命社会主义）或费边主义（因费边社长期以来在英国传播改良主义而得名）。工党的左右翼都接受这个观点。
初看上去，改良主义好像颇有道理。它跟我们在学校里、报纸和电视上被告知的那一套挺合拍：“议会管理国家”，“议会是依照人民的民主愿望选出的”。但不管怎样，每个想通过议会引进社会主义的企图都以失败告终。1945年到1979年间，有过三届工党占多数的内阁——1945年和1966年甚至占了大多数——但我们绝不比1945年的时候离社会主义更近一点。
国外的经验也一样。1970年在智利，社会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为总统。人们断言这是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新路”。三年后，那些曾被邀请加入政府的将军们推翻了阿连德，智利工人阶级的运动被摧毁。
改良主义注定了一再落败，有三个相关联的原因。
首先，在议会里占了多数的社会主义者“逐步地”引进社会主义措施，此时真正的经济权力却仍保持在旧统治阶级手中。他们可以运用经济权力让整片工厂停工，制造失业，通过投机和囤集迫使物价飞升，把钱汇到国外以制造“国际收支”恐慌，发动新闻战把过失全推到社会主义者的内阁头上。
威尔逊工党政府正是这样，由于面临着富人和有钱的公司大规模向海外转移资金，它不得不在1964年和1966年两次被迫终止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措施。威尔逊在自传中记述：
“现在我们已落到这个境地，新选出来的内阁被国际投机商警告说：我们的竞选政纲不得付诸实施……女王的首席大臣受邀为议会民主拉下了帷幕，他接受这样的教义：在英国选举只是个闹剧，英国人民不可以在各种政策之间挑挑拣拣。”
只需要补充一句：不管威尔逊怎么愤慨，接下来六年中他不折不扣地遵循投机商所要求的那种政策。
同样经预谋而制造的“国际收支”恐慌，迫使1974年当选的工党政府提出削减公共开支三套件，向医院、学校和社会福利开刀。
智利阿连德政府面对的是大企业一手发起的更大破坏。有两次，整片工厂都因“老板罢工”而关闭，投机者让物价放起了风筝，商人囤积货物，以致人们为了生活必需品排起长龙。
资本主义无法改良的第二个原因是，现存的国家机器并不是“中立的”，而是从头到底被设计来保护资本主义社会。
国家控制着几乎所有训练有素的武装力量工具，暴力工具。假如国家机构是中立的，不管哪个特定的——不论是资本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政府（内阁）要它做什么它就做什么，那么国家是可以用来阻止大企业对经济的破坏。可是看看国家机器运行的方式，以及真正发号施令的是谁，你会看到它并非中立。
国家机器并不只是政府（内阁）。它是个巨大的组织，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分枝——警察、军队、法院，行政机构，国营企业管理者，等等。就职于国家这些不同分枝的很多人来自工人阶级——他们和工人一样生活和领取薪酬。
但作决策的不是这些人。普通士兵不会决定要去哪里打仗，或要不要破坏罢工；社会保障事务所里的柜台职员不会决定要发放多少失业救济金。整个国家机器是以这样的原则构筑的：下级服从上级。
在国家机构各部份中，最完美的例子就是训练武装力量——陆、海、空军和警察。士兵们参军时，早在被允许接触武器以前，他们被教导的第一件事就是服从命令，不管他们个人对该体制有何意见。他们被教导去做可笑的操练，也是出于这个道理。如果在阅兵场上他们能不假思索地服从疯狂的命令，估计在接到射击命令时他们同样能不假思索地那么做。
在任何军队里，最可恨的罪行就是拒绝服从命令——兵变。这个罪过被视为如此严重，以至在英国，战争期间发生兵变仍要处以死刑。下达命令的又是谁呢？
如果你留意到英国军队指挥系统（别的军队也没有不同）的传达方式：将军—少将—上校—中尉—军士—士兵。指挥系统里的任何环节都不是民选代表——议员（MPs）或地方议员——可以觊觎的。如果一群士兵服从议员而非军官，那是当作兵变一样看待的。
军队是个庞大的杀人机器。掌管它的人——以及有权把别的士兵提拔到发号施令的位置上的人——是将军。
当然，理论上将军对当选的政府负责。但士兵被训练去服从将军而非政治家。假如将军发布给士兵的命令不合当选政府（内阁）的意愿，政府无法取消这些命令。它只能设法说服将军改变主意，假如政府知道这类命令已发出的话——因为军务总是机密的，将军很容易向他们所不喜欢的政府隐瞒自己干了什么事。
这不是说将军始终不理，或通常不理政府的意见。在英国，他们通常会发现，要附和政府的大部分建议不难办到。但在生死关头，将军能够开动他们的杀人机器，根本不听政府，政府则拿它没办法。阿连德被推翻时，智利的将军们最后就是这么做的。
因此“谁掌管军队？”的问题很明白，那么“将军是些什么人呢？”在英国，大概有80%的高级军官就读过付费的“公立”学校——跟50年前的比例一样（工党政府17年的当权并没有改变这种情形）。他们跟大公司的所有者关系密切，出入于同样的豪华夜总会，混迹于同样的社交集会，分享同样的观点（如果你怀疑这点，就看看随便哪份《每日电讯》的文学专栏吧）。行政长官、法官和警察局长也一样。
你以为仅仅因为有330人进入了国会下议院大厅，这些人就会遵从政府的命令，剥夺大公司里他们的亲戚朋友的经济权力？难道他们不是更像会效仿智利的将军、法官和高级公务员——这些人在三年里一直破坏政府的秩序，接着在时机成熟时便推翻了它？
实际上英国特定的“宪法”意味着那些掌握国家机器的人能够阻挠当选的左翼政府的意愿，而无需从物质上推翻它。如果这样的政府当选，它将面临雇主阶级大规模的经济怠工（关闭工厂，向海外转移钱财，囤集必需品，通货膨胀物价攀升）。如果政府企图运用“宪法手段”即立法来对付这种破坏，它会发现自己束手束脚。
上议院一定拒不批准这些法律——最少搁置九个月。法律如被通过，法官将进行“释法”以缩减它的效力。行政长官、将军和警察局长将以法院和上议院的决定来证明自己不愿执行部长的指令是正当的。所有这些压力——政府行为“非法”和“违宪”的尖叫——将使他们倒退。那时将军们将利用这类语言，着手推翻一个合法的政府。
政府将无力对付经济混乱——除非它违反宪法来行动，号召行政机关的普通成员、警察和士兵反对他们的上级。
为免任何人把这些话当成白日梦狂想，这里补充说说：英国近代史上至少有两次，将军们曾经对不合他们意愿的政府决策加以破坏。
1912年，国会下议院通过一个法案，准备以“地方自治”议会管理一个统一的爱尔兰。保守党领袖伯纳德•劳立即公开谴责这个（自由主义的！）政府是个非法“小集团”，“出卖宪法”。上议院自然尽其所能地搁置了这一法律（达两年之久，接着），保守党大臣爱德华•卡森在北爱尔兰组织了一个准军事力量对抗这个法律。
当那些在爱尔兰掌握着英国军队的将军受命调动军队北上对付这些武装力量时，他们予以拒绝并威胁要辞职。正因为这一举动——通常被叫作“（爱尔兰）沼泽兵变”——1914年爱尔兰南部和北部无法形成一个单一议会，国家至今仍然分裂。
1974年发生了1912年事件的小规模重演。反对北爱尔兰自治区独立的右翼宗派份子组织了一场全面罢工，设置路障阻止人们上工，以反对强迫承认一个北爱尔兰的新教—天主教联合政府。英国大臣号召英国军队和北爱尔兰警察（皇家阿尔斯特警队）去拆除路障，结束罢工。高级军官和警队司令官则告诉政府说此举失策，士兵或警察都不会调去对抗反对独立者。新教—天主教联合政府被迫辞职，军官的意见证明比英国政府的意见强有力得多。
如果说在1914年和1917年走中间道路的政府试图通过温和的措施，却发生了那样的事，那么想像一下假如选出一个激进社会主义者的政府，将会发生什么。任何占据了议会多数的、严肃的改良主义者都很快要被迫做出选择：要么放弃改革以讨好国内有产者和身居要职者，或者准备竭尽全力的斗争，这将不可避免要运用某种程度的武力，以反抗控制着那些位置的人。
改良主义之为死路的第三个原因在于，议会“民主”包含有内设机制，用以防止任何表现出革命性的运动得以通过。
有些改良主义者争论说：要挑战在国家机器中身居要职者的权力，对左翼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这种论调错在——议会总是低估大众的革命意识水平。
只有当人民大众开始在实践中通过斗争改造社会，他们才会相信自己能够管理社会。当千百万人占领工厂，或参加总罢工，革命社会主义思想才会突然显得很现实。
但这种水平的斗争要能够确定地维持下来，除非是旧统治阶级的权力被根除。如果它继续存在，那么到占领或罢工浪潮消退之后，它就会动用其控制的军队警察来破坏斗争。
而一旦罢工或占领开始动摇，工人的团结和信心就开始衰退。消沉和苦难开始了。甚至最先进的部份也开始感到改变社会只是一个疯狂的梦想。
这就是为什么雇主们总是喜欢选择这样的时机举行罢工投票——工人呆在家里，从电视和报纸当中接受观念，而不是在群众大会上团结起来并能够听到其他工人辩论的时候。
这也是为什么反工会的法律几乎总是包含着一个强制条款：工人在无记名投票期间要放弃罢工。这样的条款被名符其实地称为“冷却”期——企图给工人的团结和信心泼上冷水。
议会选举制度内设了无记名投票和冷却期。比如，要是政府屈服于群众罢工，它可能说：“好吧，等三个星期，来一场普选可以民主地解决问题。”它希望在此期间罢工会被放弃。工人的信心和团结也随之消褪。雇主则有充分理由可以把好战份子列入黑名单。资产阶级的印刷品和电视可以再次开始正常地履行职能，鼓噪本国现政府的观点。警察则可以逮捕“煽动份子”。
当最后举行选举时，投票将不再反映工人斗争的高峰状态，而是罢工后低潮时的状态。
在1968年的法国，戴高乐将军的政府正是这样利用选举的。改良主义的工人政党和工会通知工人结束罢工，戴高乐则赢得了选举。
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面对1974年成功的矿工大罢工时，试图设下同样的骗局。但那时矿工们并不听命。他们坚持罢工——希思落选。
在阶级斗争中，如果工人等待选举来决定关键问题，他们将永远达不到高峰。
工人国家
（The workers' state）
马克思的小册子《法兰西内战》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勾勒了一个社会主义如何取胜的迥然不同的观点。它们都不是无中生有得出的：两者都是在观察了投身战斗的工人阶级之后发展起来的——马克思考察了巴黎公社，列宁则了解了1905年和1917年的“苏维埃”（工人委员会）。
但马克思和列宁坚称：工人阶级除非首先打碎建立在官僚行政管理系统上的旧国家，继而创立一个建筑在全新原则之上的新国家，否则无法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强调这个国家必须是“一个公社国家，不是国家的国家”，跟旧的国家完全不同。
马克思和列宁说道：假如工人要对旧统治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残余实施专政，一个新的国家就是必要的。此所以他们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必须规定社会如何管理。它也不能不反抗来自世界其它地方的统治阶级的攻击以捍卫革命。要履行这两项职责，它就必须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诸如警察、法庭，甚至监狱之类的机构。
但如果这个新的军队、警察和法律系统是由工人控制，不与他们的利益相悖，它就必须建立在跟资产阶级国家完全不同的原则之上。它必须是作为多数的工人阶级对社会其余部份实行统治的工具，而不是用来对付工人阶级多数的专政。
主要的区别就是这些。
资产阶级国家为社会一小撮的利益服务。工人国家必须服务于压倒性多数人的利益。资产阶级国家的武力由少数雇佣杀手来训练，跟社会其余部份相隔绝，并被训练去服从上级军官。但在工人国家里，武力将只供大多数人用于自卫，防范旧特权阶级残余的反社会行动。
工人国家的士兵和警察可以由普通工人担任，他们与工人伙伴们自由相处，享有同样的观点并过着同样的生活。当然，要确保士兵和警察不会发展到脱离工人大众，“士兵”和“警察”就要由普通工厂和办公室的工人轮流担任，按同样的制度值班，担负职责。
武装力量和警察不再由一小撮军官来管理，他们将直接由工人大众当中选出的代表来管理。
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代表通过法律，但只能将它留给全职的官僚、警察局长和法官去执行。这意味着议员们总能找到大把藉口来给自己开脱。工人国家里的工人代表必须了解他们的法律付诸实施的情况。他们——不是高层官僚精英——必须向行政机关、军队等机构中的工人解释事情要怎么做。
当选的工人代表还必须在法庭上解释法律。
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代表以其高薪与选民们相隔绝。在工人国家里，代表的报酬不得高于工人的平均工资。那些在重要岗位上执行工人代表的决策的全职人员也是如此（等同于今天的公务员）。
工人代表以及所有执行工人决策的人，将不再像议员那样能在五年内免于撤职（或像某些高级公务员那样终身任职）。他们将至少要每年选举一次，如果选民认为他不能贯彻他们的意愿，可随时将之撤换。
议员的选民是居住在一定区域内的全体人民——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贫民窟的房东及房客、股票经纪人和劳动者。在工人国家里，选举权只限于劳动者，只有在对相关问题进行公开辩论后才进行投票。这样，工人国家的核心将是工人委员会，建立在工厂、矿山、船坞、大机关，以及像家庭主妇、领取退休金的人、在校学生之类团体的基础上，学生将拥有自己的代表。
通过这种方式，工人阶级的每一部份都将有自己的代表，能够直接判断他或她是否遵从他们的利益。通过这些方式，新的国家无法形成一个脱离和违背多数工人阶级的、像在自称为“共产主义”的东方集团国家（Eastern Bloc countries）①里的那种势力。
同时，工人委员会制度提供了一个工具，让工人能够利用它，依照民主决定的国家计划来协同管理工厂，而非彼此竞争。很容易就能看出，现代的电脑技术将使全体工人能够得到向社会公开的、有关经济选择的大量信息，并且命令他们的代表选择多数工人所认为的一套最佳方案——例如，是把资源花在协和式飞机②上，还是花在便宜而可靠的公共交通体系上，是制造核弹还是人造肾脏，等等。
① 东方集团国家：指先前由亚洲以及特别是东欧几国组成的“共产主义集团国家”。
② 协和式飞机（Concorde），英法合造的超音速客机，时速可达 2160公里 以上。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