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对小说这形式已经几近放弃。我对故事的营造，愈发觉得缺少兴致也缺乏才思。我更喜欢追求思想及其朴素的表达；喜欢摒除迂回和编造、喜欢把发现和认识、论文和学术——都直接写入随心所欲的散文之中。——张承志
张承志：中国仍是散文的国度
一向低调不太接受媒体采访的张承志，今年2月破天荒地在新书发布会上接受了媒体的群访。是为了给用心写了两年的《敬重与惜别——致日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做宣传，还是多年坚持之外偶尔的一次妥协？
他的解释满怀善意：出版商为了销售，可以理解，也不能一味地回避媒体。但这次采访之后，网络上大量出现“张承志称不再写小说”的报道。
这使张承志感到无奈：“这话我15年前就说过。而且也不是这样的一句话。里面有对文学形式，以及文学所处时代的想法。”
读书报：这么多年来您只写散文，媒体报道说您说“自己已经不具备充分的才能去写小说了”。虽然您15年前已经说过这话，但是现在看来还需要重申一下原因。
张承志：小说的本质不是故事，而是虚构。我自己个人的阅读体验(也可能也包括很多读者)，更想知道作品的本意，想知道自己想寻找的东西是否存在。在我写过的一篇关于小说的文字《彼岸的浪漫》中这样说过：“我居然也有十数年的作小说史。真是莫知悲喜，解说不清。而小说，无论怎样‘作’，我自知并未入门，也不喜欢。”后来在《鲜花的废墟》里言及梅里美时我又写过：“……惟结集时人才有空回忆、并接触自己早期的习作。我不禁为自己和这些自己写下的所谓小说的单薄，感到吃惊和害臊；也为容忍和成全了如此自己的时代，感到惊奇与慨叹。如今我对小说这形式已经几近放弃。我对故事的营造，愈发觉得缺少兴致也缺乏才思。我更喜欢追求思想及其朴素的表达；喜欢摒除迂回和编造、喜欢把发现和认识、论文和学术——都直接写入随心所欲的散文之中。这并非是在贬低小说艺术。或许正是这样的我，才算懂得了尊重小说。……我发现，我其实没有什么小说家的才能。”
散文本身照样可以有丰富的故事，只是散文或随笔不虚构，更自由，论述的，抒情的，甚至考据的内容，都能在散文中表达。所以在这本关于日本的散文集中，我干脆写出这样的感觉：“纯文学的讨论以及艺术诸般，尚需缓行。一个民族要跋涉的文学路，尚要一步一步，数过他人不知的崎岖。中国大致仍是散文的国度。因为命途多艰，小说的大潮尚未临近。因为救国的老调，依然弹它不完；使外人心仪的风花雪月，埋在文字的深奥，蓬勃尚待一些时日”。
读书报：在长篇散文集《敬重与惜别——致日本》中，您对因甲午海战、八年抗战、否认南京大屠杀等事件引起的中日两国恩怨，做了中肯的探讨和论述。在《天涯》上连载时外界的反馈如何？
张承志：《天涯》只刊登了部分随笔，最重要的部分反而没登。
读书报：我觉得从年轻时候起，您就是一个很会学习的人，比如大学毕业后考研究生，研究生时就开始学日语——为什么选择了日语？
张承志：读大学时是四人帮时期，没有集中精力学习的条件。当时我和一些同学的目标，是想速成一种外语，哪怕只能粗通皮毛，哪怕只是阅读而不会口语，想用外语突破当时的思想禁锢，哪怕是稍微学一点，知道些新鲜的消息，哪怕读读考古资料，那是非常低级的愿望。这个目的达到了。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我如饥似渴读着从日本得到的消息。后来借到一册梨本佑平写的《周恩来》，就夜以继日地翻译。在那次纪念周总理的热潮中，我使用“爱周”作笔名的这个译稿，被广泛地油印、手抄、打印甚至铅印。
待到90年代去日本，我已经开始用日文写作。出版了两本书，其中一本是散文集《鞍与笔》。不用说，日本人接触多了，他们的思想文化对我影响很大。
继蒙古草原、新疆、西海固之后，我开始有意识地把西班牙与日本作为自己的文化参照。当然，对他们的语言深浅都尝试了学习。毕竟在日本滞留的经验也比较多，把它们写出来，让读者分享自己对这一文化的思考，进而让它成为我们发展和进步的参照，也是自己的目的。这样，先是2006年专程去日本做了两个月调查，然后开始写作。
读书报：是怎样的调查？调查涉及哪些方面？写作时的心态如何？
张承志：这是一次奢侈的调查。以前滞留日本的时候，没有这样旅行和调查的余裕。写作时碰到的问题，逼着自己深入阅读。我总对朋友说，这一次写作背后的阅读，令我无比怀念。大约对引用书都做了反复的精读，约有30多本。作家的生存方式也可能藏着异化，即忘记了更重要的、人生目的之一的学习。这本书使我进入了认真的学习，那求知的快感，是难以形容的。
有些章节要求文化的水准，甚至一定的考据性。如《四十七士》，它是个著名的故事，但对它的描写有各种层次。我留心找到和掌握最基本的资料。比如岩波新书版的《忠臣藏》、沟口健二导演的电影，我走遍了主要的四十七士活动过的地点，有时甚至与他们的后裔同行。日本的朋友为我把电影做成DVD，听不清对白，又从日本找到脚本给我寄来。
读书报：能说是您所有作品中最具学术性的一部么？
张承志：也许更有点学术意味的是写西班牙古代的《鲜花的废墟》，那里有些是自己的“发现”，也包含一些和西班牙官方学术界商榷的内容。而《敬重与惜别》这本书，一部分章节是日本的基础常识，我不过用自己的文笔疏理了一遍，不能说有多大的学术性，如《三笠公园》；有些则更多是个人的立场和感想，如《赤军的女儿》。关于文学也比较多地写到个人的体验，我在中日战争前后文学交流的一章里，谈及了三个日本重要的作家佐藤春夫、太宰治和堀田善卫。他们是四五十年代日本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与中国关系紧密的作家。日本朋友知道我在读这三位作家时，神情常有些异样。佐藤春夫曾以翻译鲁迅为荣，太宰治以鲁迅为模特写过小说《惜别》。我因阅读堀田善卫描写西班牙的作品接近了他，后来发现他是一位对中国、尤其对上海感情深重的作家。涉及三作家的引文都是我翻译的，但都经过与日本朋友的反复讨论。
读书报：我觉得不单是《敬重与惜别》，您的很多作品，也非常严谨。
张承志：从北大考古系到民族研究所，或者还可以提及日本的东洋文库，我半生受到先辈和师长的影响很大。我一直有个念头，要回答他们对我学术的期望。
但是我不希望学术只是在学报的死板论文。这种格式排斥更多的读者，也限制感情的表达。但是学术和散文的糅合，是可能的。
1980年我调查了一条新疆的古道，是蒙古时代成吉思汗才能够从蒙古高原进入中亚的通路。调查结束后，在思索一篇学术文章时，我作出了一个决心，就是把一切学术的题目都写成文学的散文。它就是《荒芜英雄路》。与此同时，我也决心让自己的散文，具备学术的内涵或依据。是的，非学术的文学，更需要暗藏严谨。
读书报：《敬重与惜别》的完成，是否也了却了一个心愿？
张承志：日本优秀的文化精神，对我的影响很大。所以我在书的跋语中这样写道：“模仿着明治时代的留学生，我在求学结束、难关渡过、事情做完之后，也永远地告别了那个美丽和魅力十足的国度。在大海的这一边，在道路坎坷的此岸，在广袤无限的大陆上，在文学的追求中，在泥泞的西海固和艰辛的塔里木那埋藏深沉的故乡，在以笔为旗的生存中，我体会到了某种日本精神。”
读书报：写《北方的河》时，您说过自己对女性没有把握，这么多年过去，这种状态有变化吗？《敬重与惜别》中您对女性的态度是怎样的？
张承志：日本女性一直在向世界表达着对美感的观点。她们比男性更坚决、更富于立场的坚决和行为的含蓄。在她们担负的一部分文化中，日本女性显示的美感，对中国人会发生很大的触动。在《敬重与惜别》中写女性的笔墨不多，但都因背景的巨大，而显示着这样的特点。
读书报：我发现当代作家中，您和王蒙对语言似乎有特殊的天赋。您会几种语言？对多种语言的使用对于写作有什么帮助么？
张承志：我的水平不高。如果以口语为标准，能使用的是日语和蒙语，粗学了一点西班牙语，更多少触碰一点阿拉伯语。这些不值一谈。但是你若问，哪怕粗知一点语言有什么用的话，我想说，这是一扇通向人心和文化深处的门。包括蒙古语文化启蒙，对我而言超过一切大学。《黑骏马》中的对话，都暗中用蒙语暗读通顺才落笔。在写作中调动主流话语之外的语言营养，让不同的文化转换为笔下的汉语文章，是一件美好而有意义的事情。
读书报：这种语言的转换，会不会使写作的状态变得磕绊？
张承志：不仅不磕绊，而且会让汉语的感觉，被突然激活。它使得语言不致于停滞，使语言丰满和新鲜。其实，这本来就是作家的事情。
3月中旬，在北四环的一座写字楼里，我初见张承志。与“传说”中的印象大不相同，张承志没有网络上传言的那么特立独行不好接近，相反，他正直、幽默且友好。说到学术界令人不齿的现象，他痛心疾首，然而说到有趣的事情，他的脸上立刻堆满灿烂的笑容，和善的眼睛让你觉得无限温暖。
这是一位不矫饰、不虚伪、敢说真说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从1989年辞掉公职算起，张承志游离于文坛体制之外已有20年。20年间，他没有停止过行走、学习与思考，他对于理想的坚守，他坚持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批判，从来没有动摇过。这种独立，反而成全了他不愿堕落、追求真知和文学的理想。
本报记者 舒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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