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野狐飞:本译文有三大特色——不信、不达、不雅，但大体意思还是译出来了。译这个文章也是和朋友一起玩，顺便发在这里，向各位高手请教，不胜感激。有些段落只是揣摩大概意思译了出来。原文还插了些非英语词汇，让人头疼。我以前常骂现在学术著作翻译得驴唇不对马嘴，自己试着做一下，真是事非经过不知难！不过这决不是胡乱翻译的理由，有时我就想自己受马克思影响是不是因为马列翻译局的翻译太好了？他们的翻译对现代汉语肯定是有影响.
那么，事物如何才是自由的? 1922年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与布尔什维克就权力问题展开了争论，下面是列宁对自己立场的阐述：
的确, 这种... 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所作的说教反映了他们的本性：“革命跑得太远了。我们一直这么说，现在你也这么说了。让我们再来重申这一点吧。”而我们对这一点回答说：“正因为这样，让我们枪毙你们吧。要么劳驾收起你们的观点，要么你们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在我们的处境比遭到白卫分子直接进犯时困难得多的条件下，还要谈自己的政治观点，那对不起，我们就要把你们当作最可恶最有害的白卫分子来对待。”【注：参见《列宁选集》第四卷《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381页】
列宁主义者的自由选择——不是"生活或钱!" 而是 " 生活或批评!"——以及列宁对于“自由理念”的轻蔑态度解释了他在自由主义者那里的差劲名誉。他们仍就排斥正统马列主义者，因为这些人反对“形式的”和“真实的”自由：即使左翼自由主义者，例如Claude Lefort，一次又一次地强调，自由只在它的“形式”中，因此真实的自由等于自由的匮乏。更确切的说，在前面引述的对于孟什维克的所作所为，列宁为自己最为出名的辩护“是的，自由，但是谁的自由？做什么用的自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批评布尔什维克政府的“自由”也就是破坏工农政府的“自由”，是反革命的代表……今天，在经历了现实社会主义的恐怖实践之后，上述推论的荒谬不是显然的吗？那么又错在哪里呢？首先，它将灿烂的历史图景缩小甚至关闭，完全将之置于前因后果的逻辑中，在这种情形下，行为的客观结果是完全决定了的（“你的独立意识，你的行为将会客观的服务于……”）；其次，这种阐述篡夺了解释你行为的客观意义的权力，如此一来，他们外在的客观主义（集中注意于客观的意义），其实只不过是他们彻底的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由我决定你的行为的客观意义，因为由我定义情形（也就是说，如果我把自己的权力直接的等同于工人阶级的权力，那么，任何反对我的人就必定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与这种逻辑完全相反，应该强调的是，自由实际是且只是一种能力，超越给定的情形实现个人的能动性的想象（像黑格尔曾指出的那样）。例如，重新定义真正的情形，其中哪个是能动的。此外，正如许多批评者指出的那样，术语“现实社会主义”，虽然是被用来证明社会主义的胜利，却成了社会主义全然失败的证据。试图宣告社会主义政权合法化的失败的例子——术语“现实社会主义”在历史的出现仅仅证明了社会主义曾经做为事实存在过……
然而,这就是整个的故事? 自由又如何在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中有效地实现?虽然克林顿总统成为今日左翼第三条道路屈从于右翼意识形态勒索的缩影，但是他的健康保险改革计划仍然会产生一些效果,至少在今日的情况中，因为它借以建立的基础是拒绝那种霸权观念——需要缩减大州的开支和行政机构——在某种意义上，它在做 “做不可能的事”。 不足为奇的的是，它失败了: 它的失败——也许那是唯一有意义的, 虽然是消极意义, 克林顿的容忍成为自由选择这种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物质力量的证据。也就是说，虽然所谓的 "平民百姓" 的大多数不清楚改革计划, 医保改革计划的院外游说人员 ( 比国防部的游说人员还要声名狼藉两倍!)成功的欺骗了民众，使其在基本信念上相信：普遍的健康保险免费选择（这是关于医保的关键）将会是某种威胁——对纯粹虚构的“自由选择”的威胁，于是所有过硬的证据（在加拿大，健康保险不是很昂贵而且相当有效）都毫无效果。
这里我们处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 选择的自由，根植于这样一种信念，主体（subject）被赋予努力去认识自身的偏好的自由。这种观念尤其存在于今天，社会学家Ulrich Beck称为“风险社会”的时代。统治的意识形态尽力灌输给我们一种由福利国家解体创造了自由的机会而导致的不安全感：你必须几年换一份工组，依赖于短期合同，取代了长期稳定的合同，为什么不把它看作从强制固定的工作获得的解放？得到彻底转变自身的机会。意识到以及实现自身潜藏的能力。你不用依靠标准的健康保险和退休金保险计划，这样你可以选择额外的花费方向。为什么不把它看作附加的选择的机会或者是现在更好的生活或者是长期稳定的安全？如果这种困境导致了你的焦虑，后现代或“第二现代”的思想家马上会谴责你无法适应完全的自由，从而“逃避自由”，幼稚地依附于陈旧稳定的社会……甚至，当描述主体（subject）自身的天生能力和偏好时，机械般的被解释成所有这些变化都是自身个性的结果，而非市场力量的逼迫。
这些现象使重申对“形式的”和“真实”自由的批判，以新的更精确的理解极为必要。在今天这个自由主义的霸权时代我们需要的是“列宁主义者”特色de la奴隶状态的解放，一个Boétie’s Traiti de la 奴隶状态 volontaire的新版本，完全证明了显然的矛盾体“自由极权主义”。在实验心理学，Jean-Léon Beauvois迈出了第一步去准确的考察这种关于主体（subject）自由选择的矛盾。重复做下列实验：在获得两组志愿人员的一致同意参与，被告知实验将会涉及一些不愉快的偶尔违背他们道德的行为，而且如果此时，提醒第一组人员他们可以自由的选择说“不”，但是对第二组人员则什么也不提醒。在这两组人员中，有相同的（相当高）比例会继续实验。
这意谓着提供形式上的自由选择不会导致任何不同: 那些被给予自由的人和（含蓄地）丧失自由的人会做同样的事。但是，并不意味着提醒或赠与自由选择的权利不会有任何不同：被赋予自由选择的人不会只是简单地向于那些丧失自由的人，他们会趋向于使他们的“自由”的决定——继续参加实验——“合理化”——因为无法忍受这种被称为认知的矛盾（他们明白他们的自由的行动违背了他们的趣味、倾向、品味、规范），他们会试图对被要求完成的行为改变看法。
让我们看看：一个人被邀请参与变更饮食习惯的实验，目的是为了对抗饥荒;获得他的同意后,在实验室的第一次，他将会被要求吞下一条活虫, 这时有人坦率的提醒, 如果他觉得这很厌恶,他可以拒绝,现在他有了完全的自由选择。在大部份的情形下，他将会吞掉这条虫子, 然后经由自己对自己说: " 我被要求做这个是令人厌恶,但是我不是一个懦弱的人,1 我应该显示一些勇气和自我控制力,否则科学家将会认为我是一个软弱的人，在第一个关口就被踢了出来！此外，一条虫有许多蛋白质和可以有效的被用来帮助解决穷人饮食问题。难道因为我的不足道的敏感就要妨碍这么重要的实验吗？并且,最后，也许我对虫厌恶只是偏见,也许一条虫不是如此恶心——难道去尝试它不是一种新的、大胆的经验? 是否它会使我能够发现料想不到的，不太合常规的潜力？这种潜力也许我本人从没意识到。
Beauvois 列举三种模式使人去做违背他们认知倾向和利益的行为：独裁主义（单纯的命令“你应该做这个因为这是我说的，不许质问”持续的奖赏如果主体（subject）服从，惩罚，主体（subject）不服从），极权主义（涉及一些更高的原因或普遍利益，超过了主体（subject）的认知能力“你应该这么做，虽然它不愉快，但是服务我们的民族、党、人类！”）以及自由主义（涉及到主体（subject）内在的自然本性“被要求的事虽然显得厌恶，但是仔细考虑的话，你会发现做这个符合你的真实本性，很有吸引力，你会发现新的想不到的你个性的尺度”）
这里， Beauvois 应该被修正:一个直接的独裁主义实际是不存在的——最独裁的政权在舆论上为了证明它统治的合法性也要涉及到一些高尚的利益，结果，“你必须服从，因为这是我说的”只是一种下流的补充、暗示。这标准的独裁主义的特征，涉及高尚的利益（不管你的倾向是什么，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为了高尚的利益）极权主义，像自由主义一样，质询主体（subject）是否明白他自己的利益（那些显得对你是额外的压力的东西其实是你客观利益的表达，是你实际想要而还没有意识到的东西），这两种思路的区别是，极权主义欺骗主体（subject）什么是自身利益上，即使这违背了他的意志——想起了查尔斯国王的著名陈述——如果有人愚蠢到反对他们的国王、国家和他们的自身利益，上帝保佑，我要让他们幸福——即使这违背了他的意志。（1644年8月6日，对艾塞克斯伯爵的话）这里我们遇到了后来雅各宾派政治行动的幸福主题，和圣Justian的想法强迫人民幸福……自由主义尽量避免（或者更合适的说掩盖）这种矛盾的说辞，它会利用主体（subject）虚构的直接的自由感知，（我不声称比你所需求的更好——只不是让你仔细的考虑然后自由的决定。）
对Beauvois的理论缺陷尚有争论，因为他没能解释隐讳的同意反复的权威（主人命令说“因为这是我说的”）可以有效并不仅仅是因为它含蓄或明白的（通过惩罚/奖赏）获得了同意。也就是说，是什么有效的使主体（subject）自由的选择了那个欺骗了他的违背他利益或倾向的选项？这里，经验主义的对“病态”动机的调查（康德哲学里的术语）并不充分：以符号般的约定/许诺来欺骗表明了我们自身内在的力量，也就是那个诱使我们服从的因素恰恰是有害的特点——“质疑”缺席了。这里，Lacan可以提供一些帮助：Lacanian主人—象征（Master-Signifier）正好指出了催眠的力量，符号指令，仅仅依赖于对自己行动的阐明——这里我们遇到了“符号效率”（symbolic efficiency）的纯粹力量。使权威合法化的三种方法（独裁、极权、自由）只不过是掩盖，使我们对来自深处虚幻命令的诱人权力失去判断力。在某种程度上，自由主义是这三种中最坏的。因为它把服从的理由移植到主体（subject）内在的心里结构中。这样，矛盾就出现了——“自由的”主体（subject）却处在最小的自由状态中：他们改变自身真正的看法和感受，认可那些欺骗他们的理由，好像这就是他们的本性——他们甚至意识不到他们的从属地位。
让我们看看1990年东欧的国家的情形, 那时现实社会主义（Really Existing Socialism ）正在土崩瓦解:突然，人们进入 "政治上自由选择"的状况——然而, 在关于哪种类型的新秩序是他们真正想要的这个基本原则问题上，他们真的被问过吗？他们没有发现他们就是Beauvois实验里的主体（subject）牺牲品吗？他们开始被告知将进入政治自由的幸福之乡；不久，他们发觉这种自由就是野蛮的私有化、社会安全体系的肢解，等等。他们仍然有选择的自由，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加快脚步，但是，不，我们英勇的东欧人不会使他们的西方良师失望，他们坚忍的坚持他们从没经历过的选择，相信他们将会成熟的主体（subject），这种主体（subject）明白自由是有代价的……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的观念——相信由于天生偏好，认识了真实的自己和潜能要最终对自己的失败或成功负责——成为了自由主义的关键要素。这里，再次冒险引入列宁主义对"形式的" 和 "真实的" 自由的反对：在实际的自由中，人敢于打破符号效率的诱人的权力。在那里列宁对孟什维克的批评进行了尖酸的反驳并给了致命一击：真实的自由选择不是我在仅仅在预先给定条件下的两个或更多的选项中选择，而是我能改变这种给定的条件。从实际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的关键是人民从来没有机会去选择这种跃迁的广告（ad quem of this transition ）——突然，他们被扔到（简直就是按着字面的意思）了新的状况里去，这里他们要进行新的给定的选择（纯粹的自由主义、国家主义、保守主义……）这意味着有意义的改变状况的自由选择的行动却仅仅发生在选择被强迫的情形下，人们好似不是被强迫的进行选择并且“选择了难以忍受的东西”（“chooses the impossible.”）。
这里有关列宁反对“形式”自由的长篇演说中有今天值得拯救的核心理念: 当他强调没有 "纯粹的" 民主政治的时候, 我们应该总是考虑在阶级斗争中谁拥有特权（freedom），他的观点恰好保持了激进选择的可能性。形式的和真实的自由的区别最终归结于：形式的自由是在现有的权力关系下相匹配的自由选择，而真实的自由指出了破坏给定条件的干预地点。简而言之，列宁的观点不是有限的自由选择，而是保证选择的基础——当列宁质问在阶级斗争中自由的角色时，他的问题恰好是：“这自由是有助于还是抑止根本革命的选择？”
2000年秋天法国的最流行的电视秀是法国3台的“C'est mon choix”（它是我的选择）。收视率要比声名狼藉的肥皂剧“老大哥”（Big Brother）还要高两倍。托口秀邀请的客人一般是普通人(或例外的知名人士)，客人要做出特殊的关于他或她全部生活模式的选择：其中有人决定从不穿内衣裤，另一个决定选择一个合适的性伙伴给他的父亲和母亲——允许客人奢侈，有时甚至是恳求他们奢侈。但是那些会冒犯观众（例如，一个人选择做一个种族主义者，是不被允许的）的选择被明显排除在外。在我们这个自由主义社会，一个人能够想象更好的自由选择困境吗？我们可以继续小小的选择，彻底的“再投资我们自己”（reinvesting ourselves），如果这些选择不会打乱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平衡。对于"C'est mon choix"（它是我的选择）真正激进的事物会把注意力放在恰好“冒犯”的选择：邀请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例如，那些选择（不同选择的差别）确实会有差。这个也就是，今日民主越来越成为虚假的议题，这种支配的观点——一个人应该承担把选择权交给敌人的风险——名誉扫地（a notion so discredited by its predominant use that, perhaps, one should take the risk of abandoning it to the enemy.）。哪里，如何，由谁来决定关于全球的关键社会议题?他们在公众空间中经过公众的广泛参与被做出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在一党制国家这是次要的问题，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在有议会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选择的国家这也是次要的问题。
与自由主义的个体心理学相类似的东西在1920年代后期和1930 年代早期的苏联出现过吗? 1920年代 (未来派,构成主义) 早期的俄国先锋派艺术不但热中地支持了工业化 , 它甚至努力重塑新的工业人类—不再是传统的感伤的和固守传统的旧人类 , 而是高兴地接受他的角色，在巨人般的互相配合工业体系中充当一个门闩或螺丝钉。同样地，它在颠复 "极端－正统" 的观念,例如，在涉及官方意识形态核心的超越－认同（over-identification ）：我们在Eisenstein，Meyerhold等构成主义者绘画中获得的关于人类的印象是强调他/她的机械运动的美，他/她完全的depsychologization。在西方被视为个人自由主义的终极梦魇的东西，做为意识形态的对应物，对"Taylorization" 、Fordist 缎带-工作，在苏联却被当作乌托邦的解放前景欢呼：取消Meyerhold激烈鼓吹的在演戏中的“行动主义”——不再强调演员对角色的熟悉，但是为了冷酷的组织纪律而进行残忍的身体训练，使演员完成一系列的机械运动……这是无法忍受的对这种官方的斯大林主义，所以斯大林主义者“社会写实主义”（socialist realism）有效地去尝试宣传“一种面孔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也就是再定义工业化过程，其中束缚传统的个人主义：在社会现实主义者文本，绘画和电影中，个体被不再描绘成全球机器一部份, 而是温暖的、热情的人。
对自我欺骗的明显谴责当然是:今天 "后现代" 主题的基本特性不是反对自由的主体（subject）——富有经验并对自己的最终命运负责，也就是，主体（subject）将他话语权威的基础建立在自己是受害者的身份上，而这是因为环境不在自己的控制下。每一次和另外一个人的接触都是潜在的威胁——如果这个人抽烟，如果如果他向我投来羡慕一瞥,他已经伤害我；这种欺骗的逻辑今天已经普遍化了，达到了超过标准的性别或种族折磨案例——放弃金融工业，美国烟草业，的发展的来支付赔偿，对大屠杀和在纳粹德国强迫劳动的受害者，以及美国应该赔偿非洲裔美国人数十亿元由于他们的过去奴隶的身份...这种观念——做为一个不负责任的受害者，极端自恋的看法，每一次和别人的遭遇都是对自己假想的不稳定的平衡的潜在威胁——同样不是反对而是对自由主义者的自由主体（subject）的补充：今天这种个人主义的支配形式下，心理学上主体（subject）所断言的自我中心和自我成为环境牺牲品的感觉重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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