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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与“右派”是我们最熟悉也最苦恼的概念。史学界追根溯源，说这一对术语产生于法国大革命期间，在1791年的制宪会议上，激进的革命派恰巧坐在议会左边的席位上，而温和的保守派恰巧坐在右边的席位上。所以，左翼比右翼革命，右派比左派保守。在我们的知识谱系里，这一对术语的政治引申义是与阶级性相关的，右派即资产阶级反动派，左派即无产阶级革命派，从小开始灌输定型，脱口即出，爱憎分明。使事情复杂化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给原来的右派们平了反，把重大历史失误归结为“极左”。右派们刚解放，国门刚打开，恰巧涌进的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经济上的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于是流行了一些时候，摸着石头过大河，逮着耗子的是好猫。90年代，面对经济体制改革下的社会问题，站出来“新左派”，他们反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希望增加社会福利、要求更多的民主参与、支持更加自负的外交政策。从群众基础上说，新左似乎更占优势。而从理论进路上看，右边的精英们也并不好惹。世纪之交，两派理论界的捉对厮杀是常见场面，而在当前社会，即便是犄角旮旯里也能看见他们的追随者对掐的身影。其实呢，一个巴掌拍不响，左与右是在博弈中相反相成的，极左与极右皆不可取，全是右派与全是左派一样可怕。
抒情完毕，回到正题。
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 1931-2007）的这本书该是中国新左派们喜欢的，题目都那么左倾：《筑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此书源于罗蒂1997年所作的“威廉·Ｅ·麦西美国文明史系列讲座”，包括三讲，分别是“美国的民族自豪感：惠特曼与杜威”、“改良左派的衰落”和“文化左派”。1998年哈佛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时又补了1995年的两篇文章，“社会运动与政治活动”和“文学经典的启迪价值”。2006年三联出的这个中译本虽然有些翻译的硬伤（乔纳森指出把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草译成了救命稻草云云），但读起来还是很流畅的。特别是最后有张旭东的长篇书评，中国新左解读美国左派，让人放心。
我上过美国共产党的网站（http://www.cpusa.org
为了显示自己根正苗红，罗蒂特别说明了自己的身世，也就是吉特林所说的那种“戴红尿布的反共婴儿”（red-diaper anticommunist baby）。在红色的三十年代，罗蒂的父母一直是美国共产党的忠实同路人，后来因为发现美共受苏共的操纵而与美共分道扬镳，不过依然留在改良左派的阵营中。他的父亲曾因报道工人罢工被捕入狱，家中的许多亲友参与了罗斯福新政的法规制订。还在婴儿时期，罗蒂就被特里林等人“在膝盖上举上举下”，七岁时有幸在万圣节晚会上给约翰·杜威递上三明治。由于很早就听说过卡廷（Katyn）森林大屠杀，他对斯大林绝无好印象。后来罗蒂的父亲支持冷战，与他相关的一个组织接受美国中情局的津贴，这在罗蒂看来顺理成章——“一个人既可以是一个积极的反苏分子也可以是一个好左派”。
在罗蒂的视野里有两种美国左派，“一种是越战前杜威式的、实用主义的和有参与性的左派。另外一种则是代替前者位置的旁观性的左派”。前者是他父母那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改良左派”，在20世纪的前60年筚路蓝缕、戮力以求，通过日常政治参与以期建设一个没有阶级、没有等级的公正国家，希望筑就一个充满希望的美国。在这个左派中，既有“自上而下的左派”也有“自下而上的左派”。前者是那些尽管自己衣食无忧、拥有金钱和权力、却为下层的命运而担忧的人，后者是那些缺吃少穿没钱没势为寻求社会平等而斗争的人。改良左派空前团结，他们坚信坚信宪政民主机构可以矫正广泛的不平等现象，坚信只要选举合适的政客上台，再制定相关的法律，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合作性的共和政体。可惜的是，越战使这个左派发生了分裂。60年代美国大学里的左派师生认为，越战和非洲裔美国人的处境表明美国是一个邪恶帝国，由于丧失了民族自豪感，认为美国不值得爱，他们声称他们无需对国家负责，应该只对人类负责，做文化世界主义者，提倡文化多元主义，因此，这个“新左派”又叫“文化左派”。
新左不遗余力地鼓吹“革命”，于是与改良左派诀别。但是他们这个“革命”又不是从政治经济体制入手，而是从文化层面做文章，所以远离政治、辞别工会、无视国家，他们在学院里研究“差异政治学”、“身份政治学”、“认同政治学”，抛下马克思而拾起弗洛伊德，辞别社会学系转向文学系。在残余的改良左派关心劳资委员会、全民医疗保健计划、启蒙计划、日托计划的同时，文化左派们在阅读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他们似乎认为，“你的理论越抽象，就越能颠覆现有的秩序。你的概念工具越有气势、越新奇，你的批判就越激进。”罗蒂赞同哈罗德·布鲁姆的判断：许多有前途的年轻文学教师嘲讽一切，无所祈望；阐释一切，无所崇敬。他们把文学研究变成了“又一门沉闷的社会科学”，把文学系变成了封闭的学术死水。文学系变成文化研究系后，文化研究系的本意是从事一些迫切需要的政治研究，但最终可能只教会了学生如何用行话发泄不满情绪。
正因为文化左派的“不参与”，当右翼分子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失败而资本主义是唯一选择时，左派无言以对，因为一向一来，新左派的主要敌人不是一套经济方案，而是某种思想形式或思维方式——诸如“冷战意识形态”、“技术理性”、“男性中心主义”等等，罗蒂嘲笑说“文化左派每年都能提出新名词”。在新左派的弃权之下，右翼的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25%的上层阶级统治着75%的下层阶级，中产阶级岌岌可危。罗蒂建议，左派应该暂停理论研究，努力戒除将问题哲学化的习惯。左派还应该努力调动剩余的民族自豪感，塑造林肯和惠特曼心目中的美国，将社会公平取代个人自由作为国家的主要目标。左派应该重操旧业，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内进行渐进式的改革。无论如何，左派必须行动起来，当积极的政治左派。
在《筑就我们的国家》中，罗蒂最引人争议的倒不一定是对那些大牌学者的批评（他们是文化左派最喜欢引用的尼采、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和詹姆逊），而是他对民族国家的态度。在他看来，在可预见的未来，尽管民族国家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单位，但它仍是社会福利的保证、社会正义的后盾，甚至是大众政治参与和推动社会变革的唯一途径。罗蒂认为，整个20世纪，美国左派与右派的分界线就是左派认为要由国家来重新分配财富，目前在人民的利益受损的情况下，左派不能再持有超然的世界主义的旁观视角，而必须积极介入国家政治，因为人民的大部分痛苦都可以通过国家的政府行为来治愈。这种介入是以重振国家自豪感为起点的，一言以蔽之，在任何时候，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知识分子都应该爱国。
罗蒂一再呼吁重回进步主义时期的左派理想：让个人主义的思维方式被另外一种信念取代，即美国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由人民管理的共和国、第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在这个国家中，人们的收入与财富公平分配，政府不但保证机会均等，而且保证个人自由。倘若如此，美国的民主将是世界民主的样板，因此——至少在罗蒂自己看来身上——爱美国与爱世界并不冲突。
无疑，罗蒂这本书是得罪人的，他讥讽了保守的右派——他们以为美国现行资本主义已经足够好，又打击了文化左派——他们只发牢骚不下针砭，罗蒂是左右不讨好。这境遇与他在哲学界的“叛徒”身份有些类似，他自己坦言：“我的哲学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冒犯了右派，那么我的政治学观点就在多大程度上冒犯了左派”。 重要的是，虽然美国的学院派以略微左倾为时髦，但是整个美国还是右派保守主义势力最为强劲，罗蒂这套充满理想主义的说辞虽然勇气可嘉、可还是有痴人说梦之嫌。对于中国的读者，此书是既有“启发性”也具“危险性”的，启发性在于罗蒂以“后形而上学思想”为基础的“希望”和“参与”精神，危险则在于如果不能理解其学说的语境毕竟还是自由主义的、有美国长久的民主传统的依托，而是简单搞些国家主义和爱国豪情的“搬运”，那可是真的麻烦了。简单说，美国的左右博弈是在自由主义的场子上，我们的左右博弈则是在社会主义的场子上，很大不同。
“人类先锋也许会迷路，也可能带领我们人类走过悬崖。”罗蒂如是说，我们也不妨这样看待罗蒂。
[书籍] 筑就我们的国家
罗蒂 / 2006年2月第一版 / 三联书店 / 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 / 14.8 / 平装 / 黄宗英
照片上的罗蒂老爷子没举左手、也没举右手，他平摊双手，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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