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荐:索飒《把我的心染棕--潜入美洲》
ISBN:9787225034416
:索飒
出版社:青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08-01
定价:34.00元
编辑推荐
本书系继《丰饶的苦难》后又一部解析拉丁美洲文化的作品。抒情的笔法与广泛的涉及,严肃的思考与缜密的考证,新鲜的知识与正义的立场,可读性较强,给读者以丰富的阅读享受。
内容简介
凭借熟练的语言,凭借贴近底层民众、亲近大地的满腔温情,在时隔多年之后再次潜入拉丁美洲大陆的深处,长达数月的孤诣民间求学,匆匆步履坚实地穿行于厄瓜多尔、秘鲁、墨西哥、古巴四国。敏锐探寻的目光捕获的不仅仅是安第斯山的雄伟、亚马逊热带雨林的旖旎、当地民众的风情,更重要的是,在探寻的目光背后有着一个正义学者的文化审视和学理追究。因此,的游历不同于一般过客的肤浅猎奇,求学的步履梭行于底层和学术,现实和历史之间。面对拉美大地丰富的细节-----无论是印第安底层民众的心声,拉美知识分子的觉醒,还是饱经新旧殖民主义蹂躏留下的历史疮痍,一面深情吟咏曾创造了玛雅文化、阿兹特克文化、印卡文化的这块丰饶大地,一面无情针砭被媚俗史学遮蔽了的罪恶殖民史。于是,温情和正义时时闪现在文采激扬的流水行文中。
简介
索飒,60年代末于内蒙古草原插队,70年代就读、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专业,毕业后一直从事与西班牙有关的工作,曾赴西班牙及拉美数国进修、考察,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社会文化室工作,研究员,著有:《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1998)、《思想的旅游:西班牙散记》(2001)、《拉丁美洲思想史述略》(2003),《彼岸潮涌:拉丁美洲随笔》(2007) ,并发表各类文章、译文数十万字。
目录
小引
第一章:厄瓜多尔
飞越火山国度
在基多逛工艺品市场
太阳“正坐”在基多
与费尔南多谈论印第安人运动
攀登修饰了“门脸”的圣安娜山
香蕉与可可
厄瓜多尔的“巴拿马草帽”
第二章:秘鲁
经波哥大深夜到达利马
访问“国际土豆研究中心”
在利马参加开斋节
沿着逐渐升高海拔的路线
在科尔卡大峡谷看到了两只神鹰
跟随羊改村的老头看古代梯田
在神秘的的的喀喀湖畔
终于到了伟大的库斯科
在萨克萨瓦曼城堡与种土豆农民相遇
倘佯在库斯科城里
比奥莱塔领我们拜会土豆专家
走入乌鲁潘帕河谷
奥扬泰坦博是必经之路
拜谒马丘比丘
背离阿亚库乔的行进
白天行驶在泛美公路上
与印第安人同船行进在亚马逊河上
伊基托斯的橡胶热
告别利马
第三章:墨西哥
抵达太平洋海岸的阿卡普尔科
走向普埃布拉
传说乔卢拉有365座天主教堂
普埃布拉的日子
到特华坎看玉米的“祖先”
遇上了“转基因”这个大命题
到雪山脚下的小村去看玉米
巴基斯坦阿訇如何讲解圣母玛利亚
附近有一个意大利移民村
一个“解放教育学”的实例
就近感受“解放神学”
跟随修女走访乌托邦故地
在恰帕斯看到了游击队方阵
恰穆拉的天主教堂里没有神父
在那个叫作“新希望”的山沟里
浓雾里奔向潘特洛
第四章:古巴
哈瓦那断章
特立尼达
圣地亚哥
关塔那摩
告别古巴,告别美洲
小引
索飒
也许又要追溯到草原。
人有两个年龄:呱呱坠地那天,计算生理年龄;给心塑型那年,启动心理年龄。我们的心理年龄,大概是在草原启动的。
无论当年的遭遇怎样不同,不管今日的境况如何差异,大多数曾经草原的同代人,都对那段生活怀着某种眷恋。草原给我们的许多馈赠——这词可能太甜了点儿;草原留给我们的无数刺激之一,是地平线。
终于返城了,但却莫名其妙地感到别扭:看着用竹签子穿着肉丁的一根羊肉串,就想起了在草地上宰完羊,用井水洗洗带骨的肉,扔进蒙古包外支起的大锅;或者用薄得像一张棉网似的羊肠油裹住一块冒着热气的沙肝,塞进牛粪火里烤至半熟……看着在楼群缝里被挤瘦了的落日,就想起了那两头望不着边的地平线。在那些平淡的日子里,我写过一篇习作,歌颂挂在墙上的旅行背囊。Z最初选择学考古,竟因为那是个可以到处跑的专业。
是大草原的地平线,惹得人心野了。
多少次望着远山纵马驰骋,体会着“望山跑死马”的味道;多少次回首向西,读懂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诗句。
也是地平线教给了我们带有质感的“视野”的含义。
地平线隐喻着无限和未知,地平线引诱人上路追求。
人生如“两头燃烧的蜡烛”者,都主动写下过“在路上”的履历。切·格瓦拉在转战古巴、刚果、玻利维亚前的青年时代,四次旅行着体会拉丁美洲。毛泽东在被迫长征两万五千里前,有过与萧瑜身无分文、行乞般游历湖南五县的传奇经历。
游学是一个赋有魅力的词汇,走路和学习隐含着联系。孔子的治学思想无疑与告别父母之邦、周游列国的生平有关;一生辗转的穆圣并没有忘记留下“学问虽远在中国,亦要前往求之”的箴言。
学问的两头连着生活。文化是人高贵于动物的根本,但文化的本源是生命,文化的目的也是生命。当文化与生命发生抵触,文化就走向异化。
脚步迈向心所向往的地方,脑随着心的活跃而丰富;文化意义上的视野跟着瞳孔里的视野寸寸拓宽。
俗话说,人的一生如同行路。一个人如果在返土归真、走向坟墓时,仍然充满学习的欲望,那么他就战胜了死亡,因为他腐朽的肉体里依然跳动着一颗年轻的心。
并不需要学好了再上路,也不是必须走完了路再总结。边走边学,于是我们积攒了一大摞旅行日记。把我在近年到美洲短游长旅的几本日记录入电脑,就有了如下几篇日记式的文字。
书摘(一)
第一章:厄瓜多尔
飞越火山国度
超长的黑夜里,翻阅着张星烺的《欧化东渐史》。荷兰飞机向西飞行,进入大陆时,天亮了。
俯视中出现了海一样的山地,我意识到,阔别十年重返美洲的机遇已经实现。几十年里,只要有机会飞抵大陆,从它一进入视野,我总压抑不住暗暗的激动,挤到窗前,习惯地带着遐想俯瞰,倾听阑入美洲大陆的马蹄声,让感觉回到五百年前。
15世纪末的那一页历史不仅改写了一块大陆的命运,从此也宿命般地左右着世界扭曲的航线。
已经在空中经过了委内瑞拉、哥伦比亚,从东向西横穿安第斯山脉。
短短的一生与如此辽阔的大陆结缘,其丰富的纹理,恐怕至死也无法看清。
可不是,这是30 年来第一次进入安第斯山区。Los Andes,世界上最长的山脉,南美洲的脊梁,印卡人安顿在白云间的家乡。
途中,飞机曾在博奈尔(Bonaire)加水加油,人员换班。这是一个古怪的热带小岛,连风都热乎乎的。它紧贴委内瑞拉的加勒比海岸,却是荷兰的领地。机上有荷兰人从此地转机去库拉索(Curaçao):当年的黑奴贸易重镇,今天荷兰领养老金者的度假村。
五百年前的那个怪胎生出了一个荒谬的世界,像这个博奈尔一样,马尔维纳斯岛明明在阿根廷的鼻尖前,但被远在天边的不列颠帝国控管;一个同名的圭亚那,却复杂地分成法属、英属、荷属;荷兰飞机上航空小姐黑白分明的情景,同样牵动着沉重的历史。
机组提醒乘客注意,基多快到了。漫长的夜行之后,眼前灿烂的阳光和堆积的云海耀眼夺目。分秒之间,刷刷掠过海市蜃楼般的场景:云团中露出富士山一样的银白山尖,美丽而又冷峻。没定神,又一座雪峰滑过机翼。与白色宫殿群作伴,远处一面银镜似的高山湖泊稍现即逝。
难怪呢,我们的西向飞行,已经飞到了东“太平洋火圈”的上空!
火山 环绕古老浩瀚的太平洋,座落着地球上85%的活火山。从我们生活的太平洋西岸的花彩状群岛,到太平洋东岸的美洲科迪勒拉山系,是世界上火山和地震活动最剧烈的地带,被形像地称作“太平洋火圈”。
眼下的安第斯山脉是科迪勒拉山系的南段,仅在厄瓜多尔这片山地里就埋伏着20多座海拔5, 000米以上的火山锥。
如银宫冰厦钻出云层的,是科托帕希(Cotopaxi),卡亚姆贝(Cayambe),还是钦博拉索(Chimborazo)?这些火山名称全都来自土著语言。科托帕希海拔5 ,897米,一说是世界上最高的活火山;钦博拉索应该更向南;卡亚姆贝则座落在这一带赤道线上。在它的附近,古代基多人建起了许多太阳神庙,那些神庙是印第安人观察太阳轨迹、测定“太阳之路”的观象台。
此刻,我正飞行在火山国度的上空。这样的地理,应该养育相应的民族。十年前,我曾凭感觉在《丰饶的苦难》里描述过:
安第斯山区一带的山系仍处在地理概念上的造山运动过程之中……在这块仍在生长的大陆上,30多个国家也如同一座座活火山。当地火腾空时,灼热的熔岩象是从迸裂的血管里溅涌而出的血流;当岩石巨人沉默时,地心的潜流不安地蠕动,酝酿着新的喷发。很难给这样的大陆换血,也很难预料它生动的行为轨迹。
垂眼望去,山谷郁郁葱葱,城镇星罗棋布。这里是与亚马逊雨林接壤的安第斯山脉东侧,从基多驱车两小时就能抵达亚马逊河的支流。厄瓜多尔地图用三种颜色标识三大地理区域:沿海(costa)、山区(sierra)、热带雨林(selva)。这一南美洲的地理大视野,在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等三个沿海安第斯国家找到了微型代表。
安第斯山脉南北走向,逶迤9,000多公里,最宽处达700多公里,厄瓜多尔境内的这一段宽120公里,分成东、西两大山系,夹着10多个的盆地。飞机低飞时,甚至可以看见起伏的山头上简朴的农舍和印第安人破碎的田地。
飞机掠过基多上空,长长的山谷里,蜂窝似的房屋沿山谷一溜排开,显然是座不小的城市。记得几次飞越1,700万人口的墨西哥城,人口的规模借房屋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力:飞机贴着巨大盆地的边缘盘旋,密密麻麻的建筑鳞次栉比,填塞着每一个缝隙。越往高处,房屋越破败,住着从山那边涌入都市的穷人大军。
拉丁美洲是一个资源富饶、人民贫困的大陆,但它从来又是一个生命旺盛的大陆,500年前被欧洲人“发现”的古代墨西哥城、古代库斯科城,当时就是10万人口的世界级人口大城。欧洲人那时不愿意强调这一点,他们希望美洲能被渲染成荒无人烟的土地,以便证明非法占领的合法性。由于殖民主义而减少了7000万原住民的这片土地,今天又生活着近6亿人口,如今人口又被夸张成贫穷的原因。
对于过去的宗主国来说,这支穷人大军已经成了麻烦。完成了原始积累、进入高度发达的欧洲,再也不需要一双双挖银子、收咖啡、砍甘蔗的手,更怕他们利用“全球化”成为移动之民,将脚踏上昔日主子的优雅国度;或者在这贫、富连带的时代里,成为危及富人的“非传统安全”因素。
在基多逛工艺品市场
基多(Quito),海拔2,850米,南美除拉巴斯外的最高首都,人口120万,虽处赤道,空气凉爽。城里长着各类修长挺拔的松杉类亚热带树木,四周是峻美的山峰。当地人向我们指着远处说:“天气晴朗时,可以看见雪山,那年火山喷发,就象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一样……”
火山是厄瓜多尔人的家庭一员,与火山相处的民族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民族呢?
玫瑰 当然,除了男性的火山,这里还盛产女性的玫瑰。
由于日照充沛,基多不仅遍地鲜花,而且栽培各色高山玫瑰,空运出口海外,当地人啧啧地说:“一支蓝玫瑰运到欧洲的花市上能卖3欧元呐,相当于产地的10倍!”近20年来厄瓜多尔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玫瑰出口国,压倒了传统上的玫瑰大国哥伦比亚和肯尼亚。玫瑰出口也给厄瓜多尔带来了仅次于石油和香蕉的外汇收入。来时换机曾停留在阿姆斯特丹,机场里到处是郁金香。那个低地之国(País Bajo)也是一个鲜花大国,但那个国度的人已经有了充分的余裕,节日里奢侈地把无数朵鲜花在广场上铺成巨大的花毯。
直射的阳光是玫瑰花盛开怒放的秘诀。基多附近有一座小城叫卡亚姆贝,座落在同名火山的脚下,那里的玫瑰生产包揽了全国的70%。卡亚姆贝不仅有赤道位置带来的阳光,还处于玫瑰花所需要的理想海拔,全年恒温,所以这里出产的玫瑰茎长、色泽浓艳、花瓣挺拔持久,两三周经久不谢。
然而,“没有不带刺的玫瑰。”(No hay rosa sin espina.)
这是一句古老的西班牙语谚语,遗憾的是,它依然是事实,象征着玫瑰花产业农工的命运。卡亚姆贝镇8万居民中,47%是印第安人,他们并没有随着3欧元一支的玫瑰花过上温馨的日子。就像一位墨西哥教育家说过:安第斯山区“是世界上唯一对动物比对人还好的地方”;在卡亚姆贝的种植园、加工厂里,玫瑰花所受到的关照大大优于农工所受到的待遇。
玫瑰在分类成捆后被放进接受水合作用的冷房,然后被存放在5度的室内,直至进入机场跑道边的大型恒温冷库,再搬上飞机,三天后到达马德里,或一个半星期后到达西伯利亚,70%的玫瑰销往富裕的近邻美国。娇艳的厄瓜多尔玫瑰盛开在马德里的餐桌上,怒放于纽约的五星级酒店里,玫瑰花公司的工人们却在农药污染、危险的重型机器、粉尘、潮湿、过冷过热的温度中煎熬。全国400家玫瑰花公司(许多是跨国公司)中,只有两家公司有工会组织。从事玫瑰花业的工人中,大多数是女工,20%是童工。女工经常受到工头的性剥削,而孩子小小年纪出外干活,在印第安人家庭里司空见惯。
旅馆对面的公园里有一个民间工艺品市场,我兴致勃勃地逛着,热情绝不亚于逛巴黎或罗马珠宝商店的暴发户。大红大蓝的棉毯织进了海洋国家喜爱的鱼类图形,巴拿马草帽的花边展示着手艺人的匠心……最别致的,是用亚马逊地区的“象牙果”(tagua)刻制的工艺品。象牙果是棕榈树的种子,纹理、硬度、颜色与象牙相似,俗称“植物象牙”,在印度南部也有这样的植物。真巧,这三类引我注目的工艺品正代表了厄瓜多尔的三大地理区域:沿海、山区和雨林。
我对拉丁美洲的爱情,大概有三分之一与他们的民间艺术有关,其余的三分之二各自归于他们的民歌和斗争史。
美洲的古代人一定是富于想像力的人群,大自然的恩惠给了他们编织梦幻的余暇,风土的壮观鼓舞了他们粗旷的审美能力。古巴诗人何塞·马蒂(José Martí)说过,“对装饰的喜好始终是美洲儿女的天性”。(厄瓜多尔马蒂像)
我从不花高价在商店买回摆设,家里的每一件艺术品差不多都藏着一个小故事。特别有一块十字挑花小桌布,总让我想起一个场景:
那一次我为中国云南省的扶贫代表团作译员,在墨西哥城郊区参观扶贫工程。流落城市的无地农民在垃圾深沟两边修出平台,搭起赖以栖身的简易房,每日与垃圾作伴,苟活之状触目惊心。那一天我曾因一过性脑缺血在烈日下晕倒,醒来后周围一大群棕色面孔。据说是他们七手八脚把我抬进了棚屋,灌了可口可乐(内含的印第安“古柯”可以提神)。临走时,一个妇女一边说着“可怜啊”(pobrecita,类似蒙古族妇女挂在嘴边的“呼勒嘿”),一边塞给我那条她亲手缝制的、用来卖钱换口粮的鲜艳桌布。
我一直珍藏着这块小桌布,就像珍藏着草原阿爸在牛蝇疯跑的季节送给我的一块裹头巾。
公园外的广场上,很多人支着画架卖油画。在安第斯山民中,厄瓜多尔人素有热爱艺术的名声,这种情趣可能是这个国度风光明媚所致。但我所喜欢的是那种独特的美洲风格,对比强烈的重彩,夸张的形象,变形的构图。比如那些广漠的原野,粗硬的仙人掌;还有穿白衣裤的农夫,蒙黑披肩的农妇,大多只有轮廓,不露脸形。美洲的风土人情可能不适于作现实主义的雕琢,倒与超现实主义天然默契。(厄瓜多尔基多风景)
瓜亚萨明 不少作品带有奥斯瓦尔多·瓜亚萨明(Osvaldo Guayasamín)的画风。他是厄瓜多尔已故画家,名声极大,联合国里挂着他的作品。1999年瓜亚萨明去世,伊比利亚美洲国家会议在哈瓦那宣布他是“全伊比利亚美洲的画家”。他爱画骨节嶙峋的枯瘦双手捂掩着扭曲的面孔,那组系列画曾使我过目不忘。其中一幅叫《血泪》(Lágrima de Sangre):两大颗红褐色的泪滴从那样的手指缝间流下来。(厄瓜多尔街头美术作品)
瓜亚萨明父亲是印第安人,母亲是混血人,他坚持自己的印第安画家身份。我专门去了城北画家本人设计的“人的博物馆”(Museo del Hombre),里面陈列着画家本人和他收藏的大量拉丁美洲画家的作品。博物馆的外形像一座尖顶小教堂,所以它也被称作“祭奠人的教堂”(Capilla del Hombre)。瓜亚萨明曾表示要在此展出“拉丁美洲一生一世的悲剧”。博物馆在瓜亚萨明去世后的2000年开幕,他的好友菲德尔·卡斯特罗践约参加了剪彩。瓜亚萨明对菲德尔的描写很有意思,真不愧是基多人,连形象比喻都离不开火山:“菲德尔是一座永远喷发的火山,饱含原生态的力量。不过他并不喷火破坏,他是一座喷发智慧和柔情的火山。”
无独有偶,卡斯特罗与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美国作家海明威、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天才球星马拉多纳的交往和友谊,也世人皆知,这让他的宿敌酸溜溜,很不是滋味。我猜这是一个使西方体育界有意识地排斥马拉多纳的原因,中国的体育转播也卷了进去,鹦鹉学舌地诋毁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呢,不久前还写了一篇“我眼中的菲德尔”。
拉丁美洲艺术家素来有同情人民的左翼色彩,典型的如墨西哥壁画家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和他身残美丽的妻子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两人曾在墨西哥城的家中收留流亡中的托洛斯基,甚至还为此引起感情纠葛。再比如智利画家何塞·万徒勒里(José Venturelli),他曾为聂鲁达的《诗歌总集》作过版画插图,还在拉美介绍过齐白石这位木匠出身的中国画家。
瓜亚萨明很爱他的故乡,画过绿色的、黑色的、红色的、白色的、蓝色的基多。我所见到的一幅基多是用黑、白、红色线条勾勒出的平面变形印象,如果我没有从飞机上俯视过基多,不会对他的“印象”有所感触。
太阳“正坐”在基多
在西班牙人抵达之前的古代,今天的厄瓜多尔一带叫“基多”,此名称来源于比印卡文化还早的“基图王国”。这片土地之所以叫了“厄瓜多尔”,与人类对天体认识的丰富历史有关。
公元前五六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就认为地球是球形的,但他们根据的是“球形最完美”的哲学概念。后来,亚里士多德观察月食,发现了月球上的圆形地影,他的根据有了科学性质。战国时期的中国哲学家惠施从东方智慧出发,也曾萌发过地球呈球形的朦胧感悟。1519年,麦哲伦以环绕地球的航行实证了地球的球形之状。从此,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被称为“地球”。
17世纪末,牛顿从理论上推测地球不是一个标准的球形,而是一个赤道处略为隆起,两极略为扁平的“桔子”。1735至1744年,巴黎科学院派出两个测量队分别赴北欧和南美进行弧度测量,测量结果证实地球确实为椭球体。
南美考察团选择了基多以北24公里处的卡拉卡利镇(Calacalí)。1774年,那里有了世界上第一座赤道碑,人们开始称基多为“赤道的土地”——厄瓜多尔。
“赤道”一词在西班牙语中是ecuador,其音译为“厄瓜多尔”,辞源来自拉丁语中的ecuo-,含有“相同”之意,意指南北半球的等量性。1830年,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取得独立的厄瓜多尔正式成为一个单独国家,国名就定为“厄瓜多尔共和国”。
赤道纪念碑有新旧两座,均位于首都基多所在的皮钦查省。从基多驱车向北,山间云雾缭绕,但据说赤道附近雨水罕见。旧赤道测定点卡拉卡利是一个美丽的山区小镇。旅游者被现代化的新赤道碑吸引走了,但卡拉卡利人坚持说这里的测定是准确的。(厄瓜多尔旧赤道碑)
旧赤道碑四周刻有E、S、O、N四个表示东、南、西、北的西班牙字母。顶部放有石质地球仪,一条象征赤道的白色中心线,从上至下与碑东西两侧台阶上的白线相连,这条白线把地球分为南北两部分。每年3月21日春分和9月23日秋分,太阳从赤道线上经过时直射赤道,全球昼夜相等。
新赤道碑位于距基多14公里的圣安东尼奥镇,小镇因赤道碑有了一个新名字——世界之中。“世界之中”在西班牙语里是Mitad del Mundo,但当地人用萨契拉(tsáchila)语称它“Quitsa To” (Quitsa,中间;To,世界)。正值周日,“世界之中”人山人海。一个小乐队在演出,正中的乐手面前立着一只大鼓,乐手的两脚和鼓的两个支架都跨越一条将地球分成南北两半球的黄色赤道线。(厄瓜多尔新赤道碑
赤道碑前方有一条石砌大道,道旁矗立着13位曾为测定赤道位置作出贡献的法国、西班牙和厄瓜多尔科学家的半身雕像。虽然13尊塑像中没有一个人属于西班牙殖民者到达之前的印第安部落,但是这个神秘地点的“发现者”是无名的原住民。
赤道碑位于巍峨的卡亚姆贝火山附近。火山旁的一座小山岗上,有一处静谧的前哥伦布遗址,无言地向人们传达着印第安先民对宇宙充满好奇的观察。此地名叫“Pucará de Rumicucho”,这个克丘亚语地名意味着“石头角落里的堡垒”。这是由五个形状不一的无顶台级式围子组成的建筑群。它们与周围山峰的位置关系,它们在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时与太阳光线的关系,周围那些形状奇妙、位置特殊的大石块,至今引来学者考察。
这一带还曾有许多圆柱体,有些圆柱体的外壁贴有银箔,银箔后来被西方入侵者刮去了。人们猜测这些属于8世纪至15世纪的文物很可能是印第安人的日晷或年历,它们形成了一个互相关联的体系。
16世纪时,秘鲁出现了一位第一代混血人学者,名叫印卡·加西拉索·德拉维加(Inca Garcilaso de la Vega),他的父亲曾是西班牙督办,母亲是印卡末代公主。加西拉索·德拉维加写了一本《印卡王室述评》,追述正在逝去的母族历史,记下了印卡人对自然界的直观认识,尤其是丰富的星相学知识。
书中说赤道附近的印第安人在春分、秋分时用鲜花、香草装饰柱体,再把太阳的椅子安放在柱体之上,因为
太阳在那一天携带着他的全部光华,正襟危坐在石柱之上……他们对于立在基图城和直到沿海那一带的石柱的尊敬,超过对于其他所有石柱,因为太阳在那里铅垂照射,正午时分一点影子也没有。他们说,那里的石柱是太阳最喜欢的座位,在别处是侧坐,在那里是正坐。
直至今天,每年到“太阳回归”的日子,印第安人仍会在这些特殊地点献上鲜花美酒、金银宝石,迎接太阳神的来临。
1534年,占领了基多的西班牙殖民者塞瓦斯蒂安·德·贝拉尔卡萨尔叱责用于观察太阳和地球运动的石柱是印第安人的偶像崇拜,命令全部推倒在地。不仅卡亚姆贝火山一线的柱体,而且整个古老基图王国境内的全部类似石柱都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不同的是,因为赤道附近的柱体倍受原住民崇敬,因而所遭受的破坏更加惨重。
与费尔南多谈论印第安人运动
五月份是厄瓜多尔的雨季之末。晚上我们去市中心的“小面包山”观看城市夜景。基多城被联合国宣布为人类文化遗产,除了明媚的自然环境、赤道之都的地理位置,还因为全城保留了殖民地时期的建筑风格。当年西班牙人立足之后,按照宗主国的样子,在市中心建起了四方格子的老城,又在每一个格子里修一座天主教堂,因此基多市中心号称有40座教堂。远方小雨朦胧的夜幕下,一座由灯火勾勒的方格城熠熠闪烁。
其实,偌大一个拉丁美洲,各个国家旧城的布局基本一个模式。殖民地时期,连巡夜的梆子敲几下,都要由大洋彼岸的塞维里亚殖民地管理机构决定!
印第安人运动 晚上与研究印第安人运动的费尔南多·加西亚交谈。
在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种屠杀之后,拉丁美洲仍然生活着近4000万讲400多种不同语言的印第安人。在阿根廷、乌拉圭等欧洲移民国家里,他们是极少数;在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等混血人口众多的国家里,他们是少数;而在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秘鲁这几个安第斯山国家里,他们分别占到了20%、40%甚至50%以上。当然,他们主要居住在人迹罕至的高山秘境、热带雨林。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像幽灵一样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厄瓜多尔贫困人口达60%。在基多,到处能看见卖口香糖的乞讨者,有很小的孩子,也有青壮年。
近十几年来,这些影子般的下里巴人居然真的像地下涌动的岩浆,不断喷发出冲天火焰。这些“红脸直发人”涌上街头,在好几个国家把总统拉下了马。十几天前在基多的中心广场上就发生了导致总统卢西奥·古铁雷斯(Lucio Gutiérrez)下台的群众示威,至今广场中央突兀立着的骑警仍然提示着空气中的紧张。刚刚过去的四月抗议运动中,抗议者以“逃亡者”自我命名。我看见高楼玻璃窗上贴着“逃亡者之家”(casa de los forajidos)的字样,并听说刚出版的《四月的逃亡者运动》已经脱销。
这一切象征性地开始于1992年。在那个邪恶起点的“500周年”之际,拉美许多国家爆发了以印第安民众为主体的抗议运动,一次官方筹划的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隆重纪念在拉丁美洲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民众抵制。
早在1990年6月初,厄瓜多尔就已经爆发了一场“太阳神节起义”(Levantamiento del Inti Raymi)。在那个扬眉吐气的六月,难以计数的厄瓜多尔印第安人曾涌上大小城镇的街头巷尾,红色、黑色的“篷乔”( poncho,印第安斗篷)浸漫视野。大城市的白人、混血人第一次惊异地发现,厄瓜多尔有这么多影子般的印第安人。
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抗议运动成为世界反“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的重要一环。在连续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中,印第安人组织是重要的成员,而2004年第一届“美洲社会论坛”就曾选择在眼下这个高山国家厄瓜多尔举行。
费尔南多与他人合写了一本《生存的权利:多样化、民族特性与变革(印第安人与非洲裔厄瓜多尔人的法律人种学)》。书名听起来学究气十足,其实是一本很有正义感、人情味和学术价值的考察报告。研究者征得了部落的同意与合作,得到了部落派遣的助手的支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考察了几个有代表性的印第安人村落。他们直接用当地土语采访当事人,对印第安人社会中诸如领土资源、财产争端、仇杀、酗酒、奸情、首领谋取私利等案例进行跟踪观察,了解部落居民如何在传统法和部族权威的指导下,有效地解决争端,实行自我管理。
难能可贵的,是这群学者敢于在学术中表达爱憎:
西方的自由主义原则是可憎的,它规定不懂法律的人不能免于罪责。不懂什么法律?当然是国家的法律!但是,从原住民的角度,我们同样可以说:先生们,你们不懂得我们的法律,因而同样不能免于罪责。
想起国内那些被驯化并自律的“学术”文章,连问号、叹号都不敢使用,还敢质问什么“先生们”!
费尔南多说,印第安人问题主要是农民问题、土地问题。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步步逼进,借拉美国家统治集团的恭让,国际财团的手已经伸向多为印第安人居住的大陆腹地、雨林纵深。关于中国,他直言不讳:
“中国将成为与美国并列的经济大国,在亚马逊地区开采石油,修建两洋公路。中国如果与“美国佬”(gringos)一样行事,将成为新的殖民主义者,尤其在该地区开采石油将会引发与印第安人的严重冲突,拉丁美洲人正拭目以待。”
好一个“拭目以待”,昔日被列强欺辱的中国,今天居然正被他人警惕!当古老的中国打开国门时,正面对着一个不容喘息的全新世界。
形势从两头逼迫我们,加速研究殖民主义的本质。
攀登修饰了“门脸”的圣安娜山
瓜亚基尔(Guayaquil)位于瓜亚斯河右岸离太平洋出海口50公里处,是首批由西班牙殖民者建立的城市之一,曾是殖民地时期南美洲最重要的造船基地。
同属一个国家,这里风景迥异。海滨农民已经不是古铜色的“indio”,而是混血的“montubio”。
最早的瓜亚基尔城建在圣安娜(Santa Ana)和卡门(Carmen)两座山包上,以防海盗。圣安娜山顶上今天有一个“海盗公园”,公园里真人大小的雕塑站在高高的瞭望哨上,再现当年情景。从那里可以看到城市赖以命名的瓜亚斯河和它流入的太平洋。
圣安娜山与许多拉美国家的山城相似,前山往往是富人区,既能享受到安静和好空气,又能迅捷地驶向市区,而高处则是穷人苟延残喘的地盘。圣安娜前山的“巨石区”(Las Peñas)就是这样的古老富人区,建筑物弥漫着19世纪、20世纪初的味道,有些快坍塌的未及修复,更有苍凉之感。如今是艺术家云集的“波希米亚区”,艺术人借此处风景,爬着艺术市场化的山坡。
再向上便是贫民窟,一共400多级台阶,必须拾级而上。
今天这一带贫民区,经过政府为发展旅游从2000年大规模的改造,成了十分别致的“民居”:门口挂着修复前的旧“门脸”照片。
但可笑可悲的是,只粉饰了门面,内院贫穷如故。如果从高处往下看,后院没有一丝可看之处,依然是穷人惯住的铁皮顶纸板房。(厄瓜多尔贫民窟纸板房)
铁皮顶的纸板房已经成了拉丁美洲的贫穷符号。
曾看过一个讲述内战背景下萨尔瓦多贫民窟儿童的墨西哥电影《无辜的声音》(Voces Inocentes),其中有一首感人的背景歌曲,是委内瑞拉已故黑人歌手阿里·普里梅拉(Alí Primera)的作品,名叫《纸板房》(Casas de Cartón),Z一直非常喜欢,歌的开始唱道:
那雨声听着多么凄凉 Qué triste, se oye la lluvia
落在纸板房的屋顶上 en los techos de cartón
我的人民多么悲伤 qué triste vive mi gente
住在纸板房里度过时光 en las casas de cartón
圣安娜山上的贫民区过去小偷盗匪出没,晚上没人敢来,现在仍是警察重点防范的地段,今天警察更有了保卫旅游者的重任。土匪区之说无疑掺上了富人的偏见和渲染,人们照样生活,从屋里传出叮叮咚咚的热带音乐声,平衡着清贫的生活。这样的地段无法行驶汽车,富人不居此处,穷人天天习以为常地爬上爬下。台阶上有人背着没有双腿的残疾老人上山,扛着自行车攀登的男人背心上印着本·拉登像。拐角处一个小饮料店里,破旧的墙面上,与音箱、酒瓶、瓜达卢佩圣母像作伴,挂着一张特大的切·格瓦拉画像。
虽然厄瓜多尔紧张的政治局势暂告段落,晚间的电视新闻依然消息密集。除了正在进行的出租车司机罢工的镜头外,还播放了对两个被主教暂时停职的神父的采访。因为他们在教区内建立了为印第安穷孩子开办的学校,属于“越职行为”,他们被问及是不是同意“解放神学”或支持共产党。其中一个叫米格尔·安赫尔·奥尔梅多,他明确表示赞同解放神学,并引证耶稣说过,富人进天堂更难。
电视里还出现了采访身穿迷彩服的哥伦比亚游击队领导人劳尔·雷耶斯的镜头。
这条消息出乎我的意料。“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被美国定为恐怖主义组织,我的一篇文章曾因在民众运动的论题下提及它,被编辑部鉴于“影响不良”删去,而它的领导人在拉丁美洲的电视里被公开采访。
上述电视采访结束时有一个有意思的对答:
——切•格瓦拉搞革命,但从不搞绑架。
——那是切•格瓦拉的运气,他生活在一个与今天不同的时代。
书摘(二)
告别古巴,告别美洲
从哈瓦那到关塔那摩,当一千公里的旅程结束之后,从转身向着哈瓦那返回的那一刻——告别的思绪,就开始弥漫。
我们乘坐的“蓝色之路”,沿着巨大海岛的北缘,徐徐西行。
20年的拉美研究,多少次地书写古巴,今日才踏上这块土地。但我并不感到姗姗来迟;相反,人生的阅历给了我更广博的知识,更深沉的感悟。我们像海绵一样,从这个岛国红色的土壤里,从它沐浴的深蓝色的海水里,贪婪地吸吮一切丰富的养分,抵御正在漫延的中年软骨、老年痴呆。
我们顺着最要紧的脉络切入,走完了这一路:殖民主义的世界性掠夺,唯利是图的种植园经济,非人道的奴隶制度,被压迫者不绝的反抗,帝国主义与依附,单一经济的恶果与后殖民的怪圈——我们正从最深刻的层次捍卫革命的合理性。
但我们并不做肤浅的辩护。我们已作好准备,持续地观察。
我们早有预感,假如有一天,革命像弃儿被抛在路中央任人唾骂,站在最里圈摇旗呐喊的,很可能是今天用最左的嗓子呱噪的、伪装和表演“革命”的一群。
来自一个曾经经历了伟大革命的国度,我们深知革命果的苦涩。
一切都是那么熟悉,正像Z的口头禅“Somos compañeros”。
面对每一个忧郁的眼神,面对每一次欲言又止,我们都心有灵犀。
我们倾听,但不追问。尤其对当代政治,我们从不挑起话题。但我们敏锐地感受。共同拥有的激动、设身处地的担忧,所有的目击和耳闻,一切的探讨和结论,都一分自豪一分隐痛地,融作了我们自己的血肉。我们不必多问,我们心里的一切,都是他们的注脚。就这样,我们在长旅中,一点点地把握着古巴的脉搏,如同探索着中国和我们自己的未来。连古巴朋友也不可能看透我们,由于我们只图聚会,从不刺探。他们不知道我们牢记着:猎奇和逼问——那是白人、西方人、和一切只知榨取的“知识分子”的下流手段。我们的目的,远非是为了获得一星半点的古巴消息;我们万里波涛来此追求的、是我们自身的、作为人的命题。
归途中,我们的蓝色航船曾在圣克拉拉(Santa Clara)停靠。
在那空旷、肃穆的烈士广场之下,我们与游击战士的遗骨面对面,挨得那么近。一切都真真切切,他们曾以血肉之躯为“牺牲”添加了20世纪的注解,如今在这地下墓穴里回荡的,是不朽的“灵魂”。
“切·格瓦拉”的名字,曾多次出现在我的指尖下。而今天我们捧起双手,为那副被割去了双手的遗骸招魂——
当真理的援助到来之时,人们将成群结队地加入我们的队伍……
和平与你同在……(古巴格瓦拉遗体)
如今,你的事业正经受着两面夹击。行走在古巴的大地上,我们时时刻刻感受着你在地下的焦虑和不安。
巴拉德罗(Varadero)的细沙白滩是美丽的,但在那衬托着洁白的灯红酒绿里,复仇的岩浆没有停止蠕动。
那个百年构建的新殖民体系的细胞,还没有在古巴人的血液里褪尽。那个近在咫尺的庞大帝国正在频频招手,老谋深算地等待他人就范。
低一下头,就能分一杯羹。
老一代的坚持已快逼近极限,新一代正为电视里的花花世界搔首摩拳。
曾做过外交部长的那位墨西哥前左派不是预言吗:不需要军事干预,也不需要反对派阵线,只要放开搞活——只要用钱,美国和迈阿密就能买下一切。
勒紧裤带的古巴人民急需喘一口气,就像旱天里盼雨的中国人民曾憧憬富裕。但是,就像我们需要你们的苦难历史敲警钟,你们也需要咀嚼我们的得失作借鉴。
日子亟待改善,人民需要喘息。但是,在我们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之后,如果俯首向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皈依,结局将更加悲惨。
官僚主义是另一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它离革命的变质仅一步之远。
50年执政的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50年足以让后革命的一切负面滋生。
我们对祖国发生的蜕变痛心疾首,我们对海岛的病相——从蛛丝马迹到险象环生——同样感到惴惴不安。
当年你戏谑地牵着狗、穿着长靴走入办公大楼时,捉弄的是墨守陈规的体制。当年你穿上游击服、走入山林时,开启的是一场抵制异化的斗争。(古巴圣克拉拉医院门前的格瓦拉抱孩子像)
墨西哥的PRI给自己起了一个极具黑色幽默的名字——制度化革命党。
革命一旦制度化还有什么革命可言呢?
这则黑色幽默是一盏红色警灯。
官僚主义也许并不完全是革命本身滋生的弊病,官僚主义也是资本主义对革命的侵蚀和传染。资本主义是一种用民主粉饰的官僚体制,它的核心在于将一切变成非人性的、异化的体制。美国人深知这一点。早在菲德尔于古巴革命成功伊始访问美国时,《时代》周刊就蛊惑利诱地说:“卡斯特罗已经不是一个起义者了,他应该感到自己是一个国家领导人。”
生长在20世纪的我们,耳闻目睹了革命的大起大落、制度的花样翻新;在走向凶吉叵测的21世纪之时,我们自信头脑已足够复杂,思想已足够成熟。
人们可以质疑革命中的错误和失误,但绝无理由质疑革命的起因——
萨帕塔游击副司令那句话的意思不仅适用于造反过程中,也适用于革命告成后。
如果有一天,海岛传来似曾相识的历史变异,那棵扎入地心的大王棕榈并不会在我们心中砰然倒地。
也许,一切并不那么悲观,因为这里的山岭里处处埋伏着palenque。沉默的cimarrón一旦听见急促的鼓声,将箭步奔跑攀缘,那一棵棵遮天的木棉树、那一株株火红的凤凰木都是他们不屈的灵魂。(古巴与Z在马坦萨斯的黑奴港)
也许,可以绕过险滩,迎来美丽的前景。就像眼前的马坦萨斯(Matanzas),她不仅有奴隶码头,逃奴寨,她还有逶迤的海湾,有三条大河,15座桥上行人络绎不绝。我们在这平民的“美洲威尼斯”看到了一个未来的可能。(古巴马坦萨斯桥)
坐在马坦萨斯尤穆里谷地旁的小山上,看着脚下色彩斑斓的海岛水乡,我们想象着,像一个古巴少年在构勒——一个人民的、人性的、富裕而又不奢侈的、自由美丽的古巴。
当我们再次回到哈瓦那的时候,似乎走过了好几个世纪。
在一千公里长的海岛——兴许在整个美洲,唯她有气魄,唯她魅力无限。
Z像回到了老家一样高兴,歪戴着墨西哥草帽,哼着他新作的西班牙语歌曲,墨镜掩饰着犀利的眼神。街上的哈瓦那兄弟说:“您先生真像个地道的黑老大!”(El señor parece un puro mafioso)而他更放肆地唱着:“……Yo siempre estoy a tu lado con mi vida !……La Habana vieja ……”(我的生命,永远在你的身旁!老城哈瓦那……)
前几天在查维斯的“南方电视台”(Telesur)里看到了阿根廷人捐铜钥匙,铸成4米高的切·格瓦拉铜像,正往他的故乡罗萨里奥运送的消息。明天是格瓦拉80周年诞辰纪念日。能在古巴,能在哈瓦那赶上这样的盛事,我们暗暗激动。没有过多打听,想象着在大大小小的集会地点一定会有隆重纪念。
然而我们失望了。今天街上没有激动,公园广场没有动静。
只是在遥远的“望海区”的卡尔·马克思剧院,有一场“政治活动”(acto po
lítico)。晚上8点开始,我们没有接到邀请,有了邀请我们也没有交通工具。
晚上打开电视,从闪动不清的画面上看到了一场西洋式交响诗音乐会,幸亏作为主题歌的那首诗我熟悉,给Z做了解释。
演出结束后,政要和全体观众起立长时间鼓掌,但我不知道,是鼓给切·格瓦拉呢,还是鼓给演出的艺术家?电视也没有转播圣克拉拉的纪念活动,不知格瓦拉的纪念碑前是否鲜花簇拥?
当然,我们绝没有任何权利评论一个将格瓦拉视作儿子的人民。我坚信,他们中存在着一种对“切”近乎私人化的感情。但是,来自一个后革命国度的我,有责任以警惕的眼光审视一场21世纪最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她不仅属于古巴,不仅属于美洲,也属于每个对革命怀着美好祝愿的人
在哈瓦那的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又来到了马莱孔。
照例依着石堤,听海浪拍打岸礁,望着远处莫罗堡的航标灯一灭一明。
对于古巴人来说,这座美军启动的、美国时代修建的防波堤,在民族意识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历史上没有了印第安,历史被贯穿着黑奴制,也许革命是古巴唯一的宝贵传统——Z的犹豫结论是对的吗?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底线。
安第斯山人民有印第安文化,有衬托这文化的克丘亚、艾马拉语,他们既然活到了今天,就很难再向统治者妥协;中国有古老的东方文明,毁灭她得费点力气;阿拉伯有融入身心的伊斯兰……
如果有朝一日革命被糟蹋,古巴的底线在哪里呢?
我们是兄弟,我们无意猜测和断言。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伟人给民族留下了气质,决定民族命运的依然是人民。
走过了四大洲、十来国,Z说他最留恋古巴,最留恋哈瓦那。
有机会再来,我们还要去看看切·格瓦拉当年参加义务劳动、亲手把钥匙交给人民的那片居民区;看看1963年建起的、L与23街之间的“科佩莉娅冰激凌店”(Coppelia),那里不仅有美味的巧克力、草莓冰激凌,还有梦幻般的建筑;看看1970年在市郊建起的人民休闲区,那里有国家植物园、国家动物园;还有1979年在前富人区“古巴那坎”修建的、周围种满奇花异草的现代派风格的会议宫。
当然,我们希望再来的时候,那些濒临坍塌、墙皮剥落的古典大厦、新潮高楼能够焕然一新,因为垒造起它们的,毕竟是从奴隶到苦力的劳动者和人民。
革命是艰难的,但革命并不是一定都像海地独立,留下满目疮痍。
该是告别古巴的时候了。
我们没来及再到老城的礼仪广场,去看一眼那座小花园里的孤独桑乔。
一直没顾上问清,他永恒的主人堂吉诃德在哪里?
也许,堂吉诃德与他的化身塞万提斯一样,没能够来到美洲。
当年,在勒班陀战役中失去左臂的塞万提斯,曾两次恃功大胆给国王费利佩二世写信,要求美洲殖民地空缺的三四个职位之一,均未获准。不知是否因为血统“不纯”者不得担当美洲殖民地的职务、改宗者五代之后方可任公职之故。
塞万提斯为什么两次要求赴美洲?
除了躲避宗教迫害的可能,塞万提斯是否厌恶了费利佩二世令人窒息的西班牙政治,是否在美洲的血雨腥风中预感到一种从未出现过的全新生命?塞万提斯如果携堂吉诃德到来,是否能成为一个文学的拉斯卡萨斯,将他的正义、仁慈、理想主义在美洲付诸实现?
一切均成揣摩。
但是,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里对美洲的是非,留下了明眼人可以读懂的表述;毫无疑问,他站在遭受屈辱的弱者一方。塞万提斯在冥冥中与拉丁美洲的优秀男儿交流沟通,所以后者也下意识地反复引述这位先哲。名句有格瓦拉给父母留下的告别信:
我的脚跟再一次挨到了罗西南特的肋骨;我挽着盾牌,重上征途。
新近的有查维斯的乌托邦狂言:
确实,我们拉美人在世界上有幻想家的名声,而我们的确是幻想家;我们以吉诃德分子著称,是——又怎么样了!
该是告别古巴的时候了。
我们的祖国毕竟在大洋彼岸,尽管我们的同胞曾以“苦力”的身份和历史,成为这块土地上的三个人种之一。
该是告别美洲的时候了。
从厄瓜多尔、秘鲁、墨西哥到古巴,我们沿着与白人殖民者步履相反的路线潜入了美洲。行走在黑皮肤的非洲裔人、古铜色的印第安人、有色的混血人之中,体味着他们的感情。不知不觉间,我把自己的心染成了棕色。
与这块大陆结缘的30年,占了有效人生时间的大半。
我庆幸命运的安排。
在这个崇尚英语、尤其是美式英语的时代,我与西班牙语相遇。她来自一个欧洲的另类,一个没落的文化贵族。奇妙的是,随着她清脆的声浪语波,我如探宝的发现者,走进了一块反传统意义的“新大陆”。
这块大陆作为全球第一个受害者,首先被纳入殖民主义的现代版图,却迟迟无法进入“现代化”营造的受益者领地。她的500年近现代历史,为我们指证西方文明的皇帝新衣。她的历历在目的苦难和近在身边的人民,时时让我警惕自恃高明的伪学术道路。
拉丁美洲的存在,帮助我完成了从草原学员到践约学者的人生上下篇。
世界范围内的外国问题研究,从来有帝国主义帮凶、民族利己主义之嫌。学术的藩篱之内,对象国依贫富被分成三六九等;而我把我的“拉丁美洲研究”看成一个标新立异的“替代”,努力使它成为“人”学研究的分支。
怀抱这样的初衷,此行我们选择了古老的土豆、玉米、甘蔗为入口。这些曾牵动全球的朴素作物引我们领略历史的真相,世界的奥秘。
年轻的朋友们,这条路上还有数不清的论文命题:
除了土豆、玉米,还有红薯、古柯;那些穿梭于时光里的故事将领着你走上深具意义、新鲜活泼的研究道路。
除了亲爱的农作物,还有逰吟历史的民歌和生涯如歌的歌手。
政治、经济、历史,每一个领域都可以做得见微知著且生龙活虎——只要我们用脚踩住大地,只要我们将目光转向人民,只要我们心胸坦荡,善于学习。
30年来密友般的大陆,对你我该如何总结?
你强大丰满的文化和知识,使人不易滑向异化。
也许你象征着原初,从北到南,你的初民不仅活着,还成了现代的生力军。对大地和生命的热爱,使你本能抵制那种扭曲人性的“全球化”进程。
也许你象征着力量,你熔浆般的潜力把一种殖民者的文化改造成了被殖民者间的桥梁,昔日主子的语言今日成了奴隶反戈一击的武器。
也许你象征着未来;你的肤色,暗示着一种新的生命类型。
拉丁美洲人是艺术人,他们常爱用诗歌吐露真情。
古巴诗人何塞·马蒂曾写下《朴素的诗》:
我是一个诚恳的人,
来自棕榈树生长的地方,
我想在临死之前,
把心灵的诗句歌唱。
我愿和世上的穷人一起,
迎着命运闯荡,
山间的涓涓小溪,
比大海的波涛更使我欢畅。
智利歌手比奥莱塔·帕拉曾留下遗嘱式的歌曲《感谢生活》:
感谢生活,生活对我意重情深,
她给了我一对明眸,当我睁开眼睛,
世间的一切黑白分明,
我看见了高空星光点缀的天幕,
在茫茫的人海中我认出了所钟爱的人。
感谢生活,生活对我意重情深,
她给了我泪水和欢笑,
使我能分辨苦难和幸福,
我的歌和你们的歌就是由这两部分组成,
而你们的歌声就是我自己的歌声。
马蒂的诗和帕拉的歌在拉丁美洲不胫而走,万人吟唱。
他们是战胜了孤独的人,他们从无数普通的生命里感悟了生命本身。
我愿意跟随着他们的脚步走下去,在我们自己的辽阔土地上,在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人民中间——
因为在这条道路上不仅有真理,有学问,而且有温暖和慰藉。
完稿于2009·清明
修订于2009·盛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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