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曾庆榴著《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
内容提要：曾庆榴教授的新著《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在再现、重构历史中的“红色黄埔”的过程中，梳理出了大量罕为人知的新史料。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见解，揭开了黄埔军校史研究中的许多疑惑。这是一部具有学术性和社会意义的优秀力作。
在纪念黄埔军校80周年之际，曾庆榴教授的新著《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由广州出版社出版了。该书严谨求真，凝重有据，立论公允，挖掘出大量的新史料，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见解，揭开了黄埔军校许多“历史迷雾”。它凝聚着多年考据溯源、潜心研究的心血，是一部具有学术性和社会意义的优秀力作。
《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一书，集中研究了 1924年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历史。它全面阐述了黄埔军校共产党组织和党员所从事的各种活动及其历史贡献，论述了国共两党共同创办黄埔军校的基本史实，并分析了黄埔军校对国共两党的关系、对中国革命道路和中国民主进程的影响。我几次通读了这本著作，深感该书具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考据溯源，辨认勘比，孤证存疑，力求真实可信
研究中共在黄埔的历史，首先面临的难题是如何查清辨认在黄埔军校教职员和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由于黄埔人物众多，学制较短，人员流动性大，政治分野变化快，加之中共组织是秘密的，以后又历经长期残酷的政争和战乱，因此人们至今未能从原始资料中看到黄埔中共党员的名单，也未看到反映黄埔中共组织情况的历史文件。显然，这一问题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迎难而上，历尽千辛万苦，以大海捞针的精神对有关人物进行考据溯源，辨认勘比。认为，在黄埔军校前六期的中共党员人数不少于800人，而目前能辨认的有430多人(不包括武汉等分校)。在各章节中具体查考了这数百人的校籍、党籍，在黄埔的事迹以及离开黄埔后的去向，有根有据，条分缕析。并在此基础上，开列了每一期教职员和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名录详情表和各人的简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对第一至第六期“教职员名录”和“同学录”中缺名的人员，进行了考据溯源、孤证存疑的大量工作。
与此同时，还开列了一系列图表、名录，如黄埔军校中共党员发表政论文章统计表，叶挺独立团中的黄埔军校共产党员名录，黄埔军校共产党员参加北伐的人员名单以及在北伐中牺牲人员名单，黄埔军校共产党员参加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主要人员名录，黄埔军校共产党员献身中国革命的名单详情表，黄埔军校共产党员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元帅、将军军衔的名单等。这些一系列的图表名录，是呕心沥血，从大量的档案资料、报刊文献资料、人物传记、文史著述、口述访问史料以及各种工具书中找出有关线索，并加以勘比核实的结果。
二、挖掘出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新史料，重现“红色黄埔”
该书从如下几个方面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黄埔军校共产党人的活动：第一、早期中共党员思索军事问题，从事军事活动，参与黄埔军校工作的情况及其因缘，寻绎共产党人走向黄埔的道路。第二，黄埔军校共产党组织和党员的基本情况：当时在黄埔军校的教官、学生中有哪些人是中共党员及主要人物的来历；中共黄埔直属支部、黄埔特支、黄埔党团组织的情况以及与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的关系；中共在黄埔军校开展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第三，共产党人在黄埔校内外的重要活动，包括教学活动、主持军校政治部、主办政治科、开展军队政治工作、成立社团、创办报刊、组建和训练革命武装、援助工农运动、加入国民革命军、参加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等等。第四，黄埔共产党组织对当时重大政治问题和重要历史事件的态度，如对国民党的分化、“廖案”、蒋汪胡的权力角逐、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的态度；黄埔军人政治分野的由来、发展及其影响；黄埔军校当局从联共到反共的演变和质变。第五，黄埔军校共产党的活动与全国各地党组织及其革命运动的联系和辐射，以及共产党人在黄埔工作的开拓意义，等等。
在再现、重构 “红色黄埔”的历史的过程中，梳理出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最突出的有：其一，对毛泽东在上海负责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招生工作的揭示。目前能辨认的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进校前参加中共的28人之中，湖南的学生最多，占12名，这与毛泽东有关。例如，中共黄埔支部第一任书记蒋先云，就是由毛泽东介绍加入共产党，并由毛泽东介绍投考黄埔军校的。其二，对《张隐韬日记》的引用。张隐韬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中的中共党员，他在黄埔学习时的部分日记被保存下来，成为研究黄埔军校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多处引用了这部日记，用以分析共产党员在最初黄埔活动的情况，并说明戴季陶离职、宣侠父事件的真相。其三，章琰的“发现”。章琰是黄埔第一期的教官、教导团营党代表，阵亡于第一次东征棉湖之战。经过多方的查证，确认他是共产党员。章琰在黄埔所著《中国征兵制刍议》、《军需独立制概论》等论著，应当是早期共产党人从事军事问题研究的重要之作。章琰作为中共早期军事干部、军事理论的探索者，第一次东征时黄埔军校牺牲者中职务最高的两位营党代表之一，然而，在黄埔“教职员名录”和“同学录”中，章琰连个名字都没有写上。其四，关于黄埔军校众多人物的校籍、党籍的考证。第一期学生荣耀先，1923年在北京蒙藏学校由韩麟符介绍加入共产党，是蒙古族中第一位中共党员。东北“抗联”名将赵尚志，1925年加入共产党，同年底南下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但黄埔各期同学录均查不到他的名字。多次与《赵尚志传》一书的共同探讨了有关的问题，根据确凿的史料，认为赵尚志是黄埔四期生。还请中共安徽寿县县委党史研究室协助，找到了第四期政治教官吴云填写的“学历与经历”，从而确认吴云曾于1923年由瞿秋白介绍加入共产党，等等。
三、匡谬正误，言人所未言，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见解
该书新见迭出，仅举几例：首先，关于戴季陶离任黄埔的真相。对各种史料进行勘比后认为，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离职，是当时戴与张继、谢持政治观点“冲突”，即戴反对张、谢的“弹劾共产党案”的结果，因此《蒋介石年谱初稿》一书说“共产党干部挤戴传贤去粤”是不可信的。其次，关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二队队长茅延桢的党籍问题，台湾出版的《革命人物志》称茅延桢是蒋介石的“心腹”，但是通过查阅1945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编印的《死难烈士英名录》和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部门整理的1923年上海党员“重新分组”的名单，证实茅延桢为中共党员。再次，关于中山舰事件后中共在黄埔的情况，过去的著述对此问题语焉未详，一笔带过，经过考察后认为：中山舰事件后，中共在黄埔并非一蹶不振，而是在以熊雄为首的中共黄埔党团的领导下，在困境中一步步走了出来，在1926年秋至1927年春再次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直至1927年夏 “清党”为止。最后，关于熊雄的评价。指出，熊雄主持黄埔军校政治部时间最长，达一年零三个月。由于熊雄的特殊经历和学养，既使他成为国共两党军事政治方面都能接受的人物，又使他对军校政治教育的拓展与深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中山舰事件后，许多中共党员被迫退出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而熊雄在军校的地位未为撼动，相反越来越显示出他的不可取代的作用。这也是黄埔军校共产党人在中山舰事件后能够走出低谷得以再发展的重要原因。对于黄埔军校来说，熊雄的贡献是不亚于周恩来的。
四、知微见著，注重对黄埔军校相关事件的宏观视野的分析。不仅注重深入细致的史料考证，发现新史料，提出新观点，而且还注重从宏观视野方面对黄埔军校相关事件进行分析。仅举几例：其一，关于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的实质，写道：蒋的棍子打在共产党身上，而实际上除了反共、制俄之外，其主要矛头对准了汪精卫，是以武力逼汪去职，夺汪之权。在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历史上，这是武力介入政治，以暴力改变国民党的政治路线、改变国民政府组织和驱逐政府首脑的行为。其二，关于鲍罗廷“以蒋代汪”的结果。通过分析后认为，1926年5月初，鲍、蒋之间达成“君子协定”，鲍以此时运抵广州的援华军事物资，悉数交给蒋介石，以其皮包中的“草”，确认了“以蒋代汪”的政治格局，推波助澜地将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历史，推向以蒋介石为轴心的时代。其三，关于黄埔军校在中共党史、中共军事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在该书的“结束语”中写道：在党的幼年时期，先后有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到黄埔军校工作和学习，不但人数比较多，而且是党的幼年时期一批素质最好、活动能力最强的人物。这一历史现象说明中共、全国各地革命运动与黄埔军校有着割不断的历史联系。黄埔军校是中国革命的干部培训基地，实际上也是中共的干部培训基地，共产党人在黄埔迈出了开展军事工作，掌握军队、从事武装斗争的第一步，因此共产党人与黄埔建校、建军的活动，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具有开拓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历史活动。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历史丰碑，是造就一代将帅精英的摇篮。精诚团结、爱国奋斗的黄埔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我相信，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对黄埔军校史的研究和深化，贡献出更多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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