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墨青史费端详——读阎长贵、王广宇先生的《问史求信集》
江青秘书写回忆录记录文革时期
王海光
2009年10月26日10:51 来源：《北京日报》
《问史求信集》，阎长贵、王广宇著，红旗出版社2009年出版。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无疑是中国当代史中最重要的一段历史。但现在这段历史的知情人多已进入生命的暮年，他们的辞世离去，很可能带走一段历史。阎长贵先生“文革”初期曾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直接服务于江青等人，具有历史现场亲历者的“证人”身份；同时他又是位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的学者，他把留存一段真实的历史视为“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努力推动“文革”研究的开展。近年来，他撰写的许多文章，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考辨厘清了一些重大史实，在国内外学界很有反响，其文言必有据，史识高远。现在，他和当年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同事王广宇两人合著的《问史求信集》一书，是一部凝结了多年心血、取信历史的力作。
《问史求信集》一书既有现场经历，又有事后反思；既有往事追忆，又有查证核实；既有考据辨析，又有史论分析；其求“信”的分量，自然不同凡响，非一般的回忆类著述可比，是一部具有很高存史价值的重要文本。
首先，两位都是“文革”历史的亲历者和知情人。阎长贵曾是江青的第一任机要秘书，王广宇曾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他们不仅得以窥见“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许多幕后内情，还曾亲自参与过“文革”初期一些著名事件的处理过程。王广宇也参与处理了许多事情，是被诬为“二月逆流”的怀仁堂会议记录稿的见证人中唯一还健在的。
作为“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是能够进入炫目的光环背后，看见这些“大人物”在台下的日常面目，了解他们真实人格性情的极少数人，亲眼目睹了江青、陈伯达这些叱咤风云人物平日里的言行举止。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工作，先后被江青等人加之莫须有的罪名投入了监狱，这些在“文革”中大起大落的不幸境遇，在“文革”后成为了研究“文革”历史的独家资源优势。现在，在书中将自己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特殊经历公诸于世，这不仅仅是当事人的个人回忆，也是一份真实可靠的珍贵的现场观察实录，为我们提供了“文革”历史研究的第一手口述史料。
其次，本书在记录和研究“文革”历史时，能够跳出个人的视域，以更广阔的人类文明视野去认识这段历史，具有难能可贵的客观和冷静的立场。著史的立场是否客观，决定了其落墨的分寸和把握史实的能力。这对于当代史的研究，尤为重要。当代人研究当代史，往往会因为自己的人生境遇而带有强烈的情感因素，难以超然于物外。在回忆录写作中，这种情况更为普遍。时下坊间的许多回忆录，当事人还是陷入过去历史思维之中，仍在计较个人恩怨是非的纠缠中。这样所记述的历史也就不能不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免不了文过饰非的遮遮掩掩，其真实性是要大打折扣的。
“文革”回忆录的情况更是如此。“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亿万人民卷入其中的内乱，人们在阶级斗争的棍棒驱赶下相互撕咬，很难有全身而退者。但是，时下一些“文革”回忆录的，总是喜欢把自己打扮成“落难英雄”，有意无意地回避自己在运动中的糗事、错事，通常是诿过于林彪、“四人帮”的罪恶，有些甚至还移植到他人身上。可见，如果没有深刻的自我反省，无法超脱过去，是不能做到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的。能够直面自己，才能够直面历史。
本书是对自己有深刻反省的。如阎长贵在书中所说：他是抱着“夺取政权没赶上，保卫政权不能够落后”的思想动机，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这是他的由衷之言，也代表了当时多数运动积极分子相当普遍的心理。这种心理无疑是纯真的，但在这份纯真背后赫然显现的是时代打在他们身上的政治烙印。以当时的政治标准看，他当年信奉“文化大革命”是真诚的，把江青看作“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执行者和代表者”是真诚的，为能成为“大批判”的枪手而自鸣得意，为能直接服务在“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诚惶诚恐。事后，他反思自己也是真诚的，检讨当年的思想行为是“完全错误的”，把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公诸于众。正是由于本书具有的反思精神，能够坦然地面对过去，这就给他们带来了研究历史的严肃性和客观性，使他们所做的历史记录比其他人更为真实。
在“文革”史的研究中，仅仅有自我反省精神是不够的，要做到客观、公正，还必须跳出传统的政治化的历史研究思维。在中共党史学界，有一种僵化的写作范式，对历史人物或是神圣化，或是妖魔化，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地图解为一部好人与坏人斗争的漫画。这种历史著作是不会给人们任何教益的。本书的写作，则是完全跳出了模式化的窠臼。抱着还原历史的客观态度，努力做到“不溢美、不隐恶”，即使对林彪、江青、陈伯达这些负面人物，也俱是如实地记载，并不因他们是坏人而任意泼脏水。只有对历史的负面人物也实事求是，才能深化历史研究。如在《“旗手”风波》一文中，对“文革”运动中如何给江青冠以“无产阶级文艺旗手”名号的来由进行了考辨，披露了一段江青不赞成“旗手”提法的独家史料。
再者，本书兼有“文革”当事者和“文革”史研究者的双重身份，能够集两者所长，对若干史实进行了详细考证，将当事人的口述采访和文献资料相互印证，厘清了许多学界比较模糊的问题，显示了独到的史家功夫。这是本书一个鲜明的特点。
由于其在“文革”中的特殊经历，因而，也比一般学者更有求证历史的征信条件。他们了解“文革”高层政治生活的情况，与江青等高层人士直接打过交道，熟悉他们的脾气秉性、语言特点、行事风格，有局外人不可企及的历史直感，对历史文献资料有着相当到位的把握。而且，他们还有着当年工作圈子的人脉关系，能够联系到相关事件的当事人，直接询问和核实有关情况。从书中可知，所写的情况都是经过认真核实的，曾采访了汪东兴、张耀祠、关锋、戚本禹、林杰、谢静宜、毛远新等当事人，遍访了其他工作人员，这就保证了所述事实的可靠性，信史的价值很高。
此外，对“文革”中的许多重大事件进行了重新梳理，澄清了一些重要史实，对一些因袭陈说的观点提出了有理有据的质疑，给学界提供了一些新史料和新认识。
（为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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