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三部分-1）
（一九六五年）
九月至十月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指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很早就察觉到吴晗的问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强调指出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并明确提出要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吴晗进行批判。毛主席的这个英明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毛主席的英明指示击中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痛处，他们顽固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当毛主席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时，这个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干将、“三家村”的后台老板、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故意回避问题的实质，只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九月二十三日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在旧文化部召集的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多次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大肆贩卖修正主义黑货。他恶毒地叫嚷：“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他举起“错误人人皆有，大小性质不同”。他大肆兜售反动的“先立后破”论，胡说：“没有立，不能彻底破。”
十一月
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规定了我军各项工作的总方针、总任务。五项原则是：（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在“用”字上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二）坚持四个第一，特别要大抓特抓活思想。（三）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狠抓四好连队运动，切实搞好基层，同时要切实搞好干部的领导作风。（四）大胆的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的负责岗位上。（五）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
反党篡军野心家罗**马上跳出来，疯狂反动和歪曲林彪同志的五项原则，他反对把毛主席的著作当作我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强调“技术第一”，强调要解决“方法问题”。当毛主席批准把五项原则作为一九六六年全军工作的方针以后，罗还恶毒地进行攻击。
十一月十日
上海《文汇报》发表姚**同志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指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这篇文章是江青同志根据毛主席所作的要批判吴晗的指示，亲自指导姚**同志写成的。这篇文章发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号。
十一月十一日——二十八日
《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公开发表，引起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极大恐慌。刘少奇、邓**指示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对这篇文章进行抵制。北京各报刊在彭真、陆**、周*一伙的控制下，直到本月二十八日，都未刊登这篇文章。中南地区在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的指挥下，也迟迟不转载这篇文章。
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成员频繁接触，密谋对付办法。彭真在他家里召集周*、许**、吴**、邓*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开会，竭力包庇吴晗和《海瑞罢官》。旧《北京日报》社长范瑾两次向《文汇报》摸姚**文章的“背景”。邓*给吴晗通风报信，吴晗气焰嚣张，准备反扑。
由于北京等地报刊不转载姚**同志的文章，毛主席指示要“出小册子”，但当二十四日上海新华书店向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征求订购数字时，北京新华书店不表态，二十五日被迫同意，但最后仍拒绝发行。
十一月二十八日
在周恩来同志的督促下，彭真被迫应付，在人大会堂开会商讨北京报纸转载姚**同志文章问题。彭真一到就问：“吴晗现在怎样？”“三家村”的黒掌柜邓*告诉彭真说：“吴晗现在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猖狂地叫嚣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露骨地把矛头指向毛主席。
会上，彭真一面不得不让北京各报纸转载姚**同志文章，一面又布置旧北京市委一伙“要赶快写一个按语，特别要在历史唯物主义上下功夫，凡提吴晗的名字都加上‘同志’。”
十一月二十九日
《解放军报》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编者按”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北京日报》被迫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由彭真亲自口授的“编者按”别有用心地强调什么要“不同意见展开讨论”，妄图用“学术批判”来代替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并煽动牛鬼蛇神反扑。
周扬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做报告，不仅只字不提关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而且公然卑劣地篡改了毛主席一九六四年对文艺部门的极为重要的批示。批示中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周扬竟把“大多数”改为“一些”，并把“十五年来”和“做官当老爷”删去。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把毛主席最重要的话，即指出这些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想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个严厉的政治警告一道砍掉。
十一月三十日
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邓拓向北京高等院校作紧急部置，要各校“以 《北京日报》按语为方针”搞“学术讨论”；鼓吹“要掌握具体材料，要有具体的东西”。企图把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转移到查史料、钻故纸堆中去。
十 二月一日
彭真在他的家里召集周扬、许立群、胡绳、姚溱、吴冷西等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开黑会。彭真在会上大肆鼓吹所谓“放”的方针，叫嚣什么：“报纸要登两方面的意见。赞成吴晗的，赞成姚文元的各种意见都讲才好讨论”。他竭力把对吴晗的斗争从政治斗争拉到“纯学术批判”，说什么“这次讨论不但是一个戏的问题，牵涉到历史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清官与贪官的问题、农民战争问题、道德继承问题、京剧改革问题、美学问题等，要真正地当成一个学术问题展开讨论。”会上，彭真授意周扬等写假批判、真包庇的文章。在同一天的旧北京市委会议上，彭真又布置邓拓道德继承论的假批判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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