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选》（二）
读《毛选》（井冈道路）
2009年夏我去了井冈山，面对巍峨井冈，思绪革命摇篮，内心油然而生，一种情谊，一种崇敬，一种激动，一种向往……
井冈茨坪天街览，兰花坪外五马岩。南山公园挹翠湖，举目风光锁深岚。
秋收暴动过三湾，党的领导定坤乾。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武装永向前。
天下竹子数不清，井冈翠竹是头名。满山遍野映山红，瀑布龙潭交响听。
朱德扁担挑粮情，成竹盖房是军营。黄洋炮声震环宇，井冈深处藏雄兵。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以概括中国革命所走过的道路。1927年以国民党反动派“四一二”大屠杀为标志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第一枪，接着就是包括秋收起义在内的各地起义，由于力量悬殊各地起义都失败了……
大革命失败后，多数党组织和武装都给打散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真是大浪淘沙！井冈道路，开创了武装割据的新局面，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把秋收起义中严重减员的一个师，整编为一个团（三湾整编），即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向井冈山进发。为什么去井冈山呢？到了井冈山后才知道，那是保存自己力量和发展壮大自己力量好地方。当年的共产党中央不理解毛泽东做法，有些领导干部还认为毛泽东是“逃跑主义”，只有一次接着一次武装暴动才是“革命”的。
毛泽东将井冈山附近几个县的党组织恢复起来，同时毛泽东也抓紧对袁文才、王佐这两支绿林式农民自卫队的教育改造工作。袁文才十分佩服，对部下说：“跟毛委员一起干革命不会错。”王佐也逢人就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同他谈上一次话，真是胜读十年书！”不到三个月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成立，袁文才、王佐任正副团长，曾经留学法国的何长工任党代表，毛泽东任师长。把周围的几个县的地主武装彻底打垮，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政权，这样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名气越来越响。毛泽东明确提出革命军队应当担负起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增加为八项注意）”，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会就产生于那个时期，并提出“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作战原则，非常适合井冈山根据地。
可是，到了1928年3月初，由于中央的“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决定，批判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中央开除了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湘赣边区前敌委员会书记职务，由于的决定误传，一时间把毛泽东给“开除了党籍”了，“毛委员”也没有叫了，使毛泽东一度成为“党外人士”，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了。此时，国民党军队反扑井冈山中心区域宁冈，根据地遭受很大的损失。
个把月之后正式文件到达，才知道“开除党籍”是误传，又加上离开毛委员的领导是要吃亏的，毛委员还是毛委员，党代表还是党代表。究其原因还是“左倾盲动主义”，毛委员在根据地作法是党、政、军、群一体化的根据地模式。
毛泽东派何长工（第二团党代表）联络朱德和陈毅部队，朱德派毛泽覃（南昌起义时任25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毛泽东的小弟）联络井冈山根据地。1928年1月朱德与陈毅在湘粤赣边境发动“湘南起义”，起义失败后，受到国民党军队追击，毛泽东立刻派袁文才、何长工率第二团接应从郴县撤出的湘南农军；毛泽东率第一团阻击国民党追击部队。四月二十四日前后，毛泽东率第一团返回宁冈砻市，同先两天到达砻市的朱德、陈毅的部队会合。这就是著名的井冈山朱毛会师。会师后举行营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将两支队伍合并起来，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任党代表，朱任军长，陈任政治部主任兼教导大队队长。红四军辖六个团，其中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编为28团和秋收起义部队编为31团成为红四军的两个主力团，袁文才、王佐的团编为32团，加上游击队，武装力量近万人。
朱毛红军总结了半年经验军事思想，概括起来有“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它正是从敌强我弱这一特点出发，趋利避害，避实击虚，灵活机动，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从而逐步改变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人民军队后来的战略战术，就是由它发展起来的。在这一军事原则的指导下，他们又接连打退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两次“进剿”。不到一个月在宁冈茅坪由毛泽东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中共红四军军委书记由陈毅接任。为了统一领导边界各县工农兵政府，在宁冈茅坪建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设土地、军事、财政、司法四个部和工农运动、青年、妇女三个委员会，使工作全面展开。边界各县、区、乡工农兵政府都成立土地委员会小组，领导土地革命。在第三次反“进剿”胜利时，缴获迫击炮七门、山炮二门、光洋二十余担，这是“井冈山全盛时期”。
1928年12月10日，由彭德怀、滕代远同志率领的平江起义部队八百余人，四百多支枪，冲破敌人的重重堵截，来到宁冈新城，与正在进行冬季整训的红四军胜利会师。当天晚上，两军的主要领导人在城隍庙亲切会见和交谈。12月14日在南门外的稻田里召开大会，军民共同庆祝红五军和红四军的胜利会师。会师后，红五军的八百余人改编为红四军第30团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30团团长，滕代远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兼30团党代表。红四军于1929年1月14日出发赣南，此后开辟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30团、32团（团长王佐）留守井冈山。
井冈山是共产党第一个军事根据地，介在宁冈、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之交。北麓是宁冈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黄坳，两地相距九十里。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县的水口，两地相距百八十里。四周从拿山起经龙源口（以上永新）、新城、茅坪、大陇（以上宁冈）、十都、水口、下村（以上酃县）、营盘圩、戴家埔、大汾、堆子前、黄坳、五斗江、车坳（以上遂川）到拿山，共计五百五十里。山上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庄、行洲、草坪、白银湖、罗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庄，为自来土匪、散军窟宅之所，现在作了我们的根据地。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军粮全靠宁冈、永新、遂川三县输送。山上要隘，都筑了工事。医院、被服厂、军械处、各团留守处，均在这里。现在正从宁冈搬运粮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给养，敌人是打不进来的。
第二个根据地是宁冈、永新、莲花、茶陵四县交界的九陇山根据地，重要性不及井冈山，也为四县地方武装的根据地，筑有工事，也是四围白色政权中间的红色割据，主要靠共产党领导的县委领导的赤卫队和暴动队，缺少红军主力团支撑。朱毛主力红军团离开井冈山后，根据地也显得有些乱，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个人主义和盲动主义泛起，加上当时中央的左倾错误引导，井冈山与九陇山两个根据地都在反“会剿”中失利，退出根据地到赣南找朱毛四军主力。在毛泽东指导下重新夺取井冈山与九陇山两个根据地。然而，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个人主义和盲动主义的错误没有被纠正，甚至发生了，错杀宛希先、袁文才、王佐，使得井冈山两个团中的32团骨干领导40余人被错杀，也就意味着32团土崩瓦解了。这个问题与特委领导朱昌偕、刘天干和根据地军事领导彭德怀有关。
宛希先是毛泽东留在井冈山的正确处理袁文才、王佐的一位特委的关键人物，带着朱毛陈交待的特殊任务。然而宛希先被特委处决后，接着借彭德怀30团力量，边界特委伪造了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袁文才的信，诱骗袁文才、王佐以达到干掉他们两人的目的。
想当初毛委员上井冈山，走的是五湖四海的道路，才能将袁文才、王佐等绿林好汉改造成为红军的早期领导人。袁文才、王佐都喜欢毛泽东，也撮合毛泽东与永新一枝花贺子珍的婚事，有意让毛泽东成为“井冈女婿”的，也把自己一个团的兵力交给毛泽东指挥。贺子珍兄妹（都是中共永新县委主要负责人）都是与袁文才、王佐一起最早进入井冈山的，何学敏是共产党，他组织的永新暴动比南昌起义还早一个多月，成功后任县委书记，后与袁文才一起上井冈山，任副总指挥。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当时是红四军营党代表）战斗中负伤后，在根据地养伤，受到贺子珍的妹妹贺怡照料，产生感情成为革命伴侣。也就是说毛泽东兄弟俩娶了贺子珍姐妹俩。毛泽东在解放后，约见贺子珍哥哥贺敏学时，夸他有三个第一，“武装暴动第一、上井冈山第一、横渡长江第一（他作为27军副军长指挥侦查部队首先渡江）”。袁文才、王佐、贺敏学对这块红色区域的营建，有着不可抹杀的功劳。
全国解放后，江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正人为袁文才和王佐平反。袁文才儿子袁耀烈和王佐的儿子王寿生一起被中央邀请参加了开国大典。1954年南方慰问团给钱为袁家盖了新房。解放后不少老红军到井冈山来，都来探望谢梅香。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还特别邀请了谢梅香和王佐之妻兰喜莲到井冈山宾馆见面，称谢梅香为袁文嫂子。
在井冈山的岁月里，不难发现毛泽东非凡和全面的领导才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样样领先，而且能够在各种逆境（中央的免职，派系的排挤，敌人的围剿）中从容地走了出来。这里为何要提经济工作呢？因为井冈红军的经济主导权为毛所掌握，以后中央苏区也是如此。第一爱民原则处理好红军与百姓关系；第二比较集中红军最小以连队为聚集点通盘考虑部队日常经济；第三这些点都有党的领导和士兵会监督。当红军发展到井冈地区的经济总量不能承受时，红军向赣南发展，以后又向闽西发展。毛在红军时期几起几落很能说明问题，军事吃败仗，经济乱了套，凝聚力下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也不仅仅是个军事问题，还在于经济工作的失败。能够认真读一读毛泽东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了解一下1933年的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毛虽然没有了军事指挥权，但经济主导权还是毛，但到了第五次毛的经济权也丢了，有项英代之。经济运作不良也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毛泽东与项英到底谁跟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呢？虽然博古、李德一直想甩掉毛，但周恩来把良心摆了出来，理由再也充分不过了。井冈道路是毛泽东开辟的，这支队伍称朱毛红军不为过，这根据地（中央苏区）也是毛泽东领导建立起来的。然而没有这一步（留毛跟中央红军走）哪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呢？我想，与其说是毛泽东跟着中央红军走，倒不如说是中央红军仍然跟着毛泽东走！
读《毛选》（路线分歧）
纵观党的历史，对党造成危害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在我的概念里，“左倾机会主义”要比“右倾机会主义”伤害来得多。右倾有时将它划归到敌人哪儿去，左倾将它划归到哪里去？它的理论的论点比你“高”，口号比你“响”，甚至比你“勇敢”，拿它没办法。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不死心。
共产党是以马克思理论为基础，以苏俄为榜样。以王明为首的纯布尔什维克，由于国共分裂，莫斯科中山大学停办，这批学员回国。其中著名的就是廿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而其总后台，就是王明。带着共产国际的指令（尚方宝剑），取得了中央领导权。毛泽东只是个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中央没他的话语权，好在他与朱老总合作不错，朱老总在党内的地位还不如毛泽东，毛泽东足智多谋，朱老总为人正直、带兵在行，所以井冈山根据地搞得很有起色。但是，中央执行的是一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大量的根据地在他们的控制下，摆出与国民党反动派决战架子，城市的武装暴动（学“十月革命”？），一次次的失败，最后也就“拼”的差不多了，同时许多“根据地”武装攻打城市，多数连“根据地”也保不住了。中央机关搬到瑞金。王明虽然人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但他一直遥控着临时中共中央的领导。那时临时中央的行动都是向王明汇报，所以实际领导人仍然是王明。王明遥控指挥中央苏区，首当其冲和“山沟里”的毛泽东发生碰撞。毛泽东被闲置起来了，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了，仍然一如既往的左倾路线，还进行了内部清洗。最后的结局，大家都了解。好在周恩来醒悟早，站到毛泽东、朱老总这边来，还有廿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张闻天、王稼祥等。但此时的“朱毛红军”已没有太多的实力了。“朱毛红军”只有“逃”出“魔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毛泽东的“逃跑”在世界历史上是“举世无双”的。可惜当年教导的多数将士，已经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罪行罄竹难书。
事实上，在当时三个人在党内具有形象力的，手持尚方宝剑的王明和两个中共一大时的少壮派，张国焘与毛泽东。张国焘一大时就是三位中央委员之一。国共合作时持不同意见而失去中央委员，四大时成为政治局委员，后因南昌起义失败，丢了位置，六大时又选为政治局委员，且为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31年初回国，任中国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后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一方面军遭难，四方面军凸现军事实力，不足之处是不是他“从小带大的”？也就说李大钊的就义，陈独秀的错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事实上的“真空”，王明只是捡了个“便宜”。张国焘另立中央，取代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毛泽东又以他的“洞察力”，带中央红军“逃”出险境。张国焘的失败，将八万多四方面军，折腾成不足一万人，他本人39年脱离共产党。此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已经差不多是共产党的核心。
所以，毛泽东在对“左倾机会主义”斗争是他一生最为痛苦的时期。在《东方红》大型舞蹈史诗中有这样一首歌“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也体现了整个中央红军的期待。“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带给革命事业损失是最大的，红军撤出许多个“革命老区”，而“老区”近十万民众遭到了大屠杀。在遵义议会上，毛泽东等掌握分寸不谈政治路线，只谈军事上的指挥错误，受批判的同志就不多，有利于团结，而不是用“以牙还牙”的方式，到了与张国涛的军阀主义、逃跑主义、分裂主义斗争时，政治局基本上做到了团结一致，体现毛泽东的英明。“左”的错误的要害，就是脱离实际。毛泽东之所以是毛泽东，正是因为他重视“调查研究”、“权衡得失”、“审时度势”、“实事求是”。顶住共产国际不正确的瞎指挥。所以在延安，毛泽东将井冈山、瑞金的事业进行下去，而且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毛泽东以民族大义为重，“逼蒋抗日”如同拉毛驴上山，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既缓解自身压力，又分清主次矛盾。它既反对“速胜论”又批判“亡国论”。从军力敌强我弱，到中国有足够的战略纵深而日军却拉不起的战线，分析唯有“持久战”，救中国。拖死“日本”，“累死”日本。既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又保存自己、发展自己；对蒋介石既“联合”又“斗争”；对伪军既“打击”又“分化”；对自己人既“学习”又“整风”。延安时期的学习风气更浓。毛泽东在这期间写下了许多不朽的名篇。其中一篇《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一九四○年二月一日）中有这样一段：“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延安个“十个没有”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引领和教育”的结果。当初有的老百姓还希望，雷公雷婆把毛泽东给劈死，而这时边区的人民，已经高唱《东方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人民需要教育和引导。
在我的理解里，同样的人，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结果会不同。一个社会环境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也许当时“大敌当前”，这样的社会环境容易建立起来，这个叫外部压力下的内部压力自动提高。当“外部压力”变小时，而人的不良习气抬头，私心会膨胀？所以，我也一直记住王进喜的名言“井没压力不喷油，人没压力轻飘飘”。所以，在毛泽东将延安边区的事业与方法，推向全国时，阻力重重。似乎是毛泽东“左倾”了？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在这样的生产力状态下是建不起来的？毛泽东一生，从井冈山到延安，都是以“改造人性弱点”而不是“利用人性弱点”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主线的，难道全面掌控国家机器以后，反而搞不下去了？问题出在哪儿？
读《毛选》（工农立场）
《毛选》开篇就说得是立场问题，共产党的立场一清二楚。由于主要矛盾和国内局势变化，立场问题也会有变化。毛泽东与斯诺在39年九月谈话中，斯诺问：“现在的政府是代表地主资本家吗?”。毛泽东答：“是的。现在的政府，主要地还是地主与资本家的代表，可是，这些阶级的代表，很多都已逃跑出去了。”斯诺问：“那末，现在还代表什么？”毛泽东答：“在抗日政策上讲，主要地已放在中产阶级及广大的农民阶级基础之上，已代表了这些阶级，但在民主民生政策方面，到现在还没有。”在斯诺问及社会革命和改良时，毛泽东说：“我们永远是社会革命论者，永远不是改良主义者。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文章的上篇，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篇文章，并且一定要做好这一篇文章。但是，文章还有一篇，就是它的下篇，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篇文章，我们也是一定要做的，并且也一定要做好的。目前是民族民主革命，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可能性是会要变为现实性的。不过，文章的上篇如果不做好，下篇是没有法子着手做的。”毛泽东对斯诺说：“所谓共产党对工农的领导，可以分为政治上的领导与组织上的领导两方面。……教育工农，是用共产党员的口，用文章，主要的还是用党的抗日的行动，使工农懂得要抗日要反对汉奸势力的目的。”斯诺说：“中国有的资本家跑了，到汪精卫那儿去了，这就是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不再成为政府的主要部分了。这种情形之下，政府已失掉了依靠力量，为什么现在还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代表了这些阶级，而没有提高工农的组织地位？”毛泽东说：“这就是顽固性，阶级基础变了，而政府组织还没有变。因为这些人霸住在那里吃饭，而不让人家进去，所以要改变政府组织，是要经过一个过程的，而不是一霎时的事情。”
“西安事变”后，毛泽东最重视抗日统一战线。37年5月他在延安召开的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最后报告《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如何争取千百万群众，共产党、八路军用自己实际行动感化千百万群众，同时把宣传教育带到各个根据地和由党组织的地方，延安先后成立了，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研究会等。一期期的学员从这了毕业，奔赴抗日前线。毛泽东经常去那里讲演，参加毕业典礼。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在“抗大”的讲演。著名的《论持久战》论持久战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一周内全部讲演。而《新民主主义论》是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是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等，毛泽东是个演说家更是个老师。最为著名的要属《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了。历时三周的文艺座谈会，引言就提出四个问题，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自身学习问题。就是一个“做什么人，为什么人的问题”？三周后的结论更是全面阐述了“做什么人，为什么人的问题”。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
“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读《毛选》的引言，在下写了个“毛泽东的行文风格”，归纳三个特征：一是简单却深远；二是朴实兼明了；三是灵活又明辨。为何要写“风格”？就是文章、讲话、讲演的基因。现在有人说，毛选中有很多篇章不是毛泽东的，这些说法在下以为是站不住脚的，作为毛泽东的秘书或写作班子等，对这文章出过力，编撰了一些，执笔了部分，讨论过问题等是可能的，但是授意、提纲、最终定稿还是毛泽东本人。毛泽东在延安和西北坡等都是《新华社》首席记者著称。许多重要文章是讲演和讲话，他们那代人几乎都是立上几条演讲的内容作为提纲，讲演就开始了……
前些年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其中就有对艾思奇、李达、陈伯达、等人编著文章批注，有些批注达到近万字，这些批注以后都出现毛的文章中。如，对“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批注9000多字，对对立统一规律批注6000多字，对否定之否定规律批注1500多字……这些批注为《实践论》、《矛盾论》直接沿用或加工提炼后采用。毛泽东还经常鼓励陈伯达、胡乔木等出版自己的著作。毛泽东的语言和文字特征是很特别的，简单明了，深入浅出，爱憎分明，目的性最为强烈。毛泽东之所以是毛泽东，他总是把国家与人民装在心中，为国家的前途而写作，为人民的利益而写作。抗战时期出了很多毛泽东的小册子（斯诺就带这样小册子到美国的）与文章的单行本，抗战后期开始出版毛泽东选集。
1939年，毛泽东在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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