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普遍认为，热月九日的“议会”的阴谋终结了大革命的恐怖，随后建立了热月党的国家。在今天，当解放政治计划已经被“共产主义的罪恶”所玷污之后，这样一种观点宣布赦免，甚至是认可了热月党人的行径。事实上，我注意到，那本讨论前面所提到的罪恶的畅销书的主要[1]告诉我们，他在二十年前曾是一位毛泽东主义的战士。在看过一切之后，这本畅销书等于是提出了它自己的热月。事实上，这本书为他在整个过程中带来了丰厚的酬劳：这就是1794年的热月党人也希望得到的东西。
除了他那带有欺骗性的单纯之外，其设定了一种大革命的历史版本——这个版本给予了大革命一种描绘和时代的渲染——这本书的主要观点遭到了大量的反对。热月党人的国家本身就是建立在了恐怖主义的屠戮之上的：他们在热月十日，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就处决了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和库东（Couthon），以及其他九个人。热月十一日，拖车拉走了71个被认定有罪的人，这是整个法国大革命以来单日处决的最高纪录。在1794年到1795年间，反革命的恐怖几乎没有中断过，既有合法的处决，也有恣意的屠戮。这群武装暴徒到处刺激雅各宾党人暴力反抗，以便他们进行进一步的镇压。尤其是有份文献最清晰地揭露了这一点：即杜瓦尔的《热月党人回忆录》（Sousvenirs thermidoriens）。杜瓦尔是所谓的弗雷隆的富庶青年团（la jeunesse dorée de Frénon）的成员。这群挥舞着屠刀的人的战斗时嚎叫道：“让雅各宾派滚下台！”（a bas les jacobins）此外，雅各宾俱乐部的关闭带来的是由弗雷隆派恶棍们的争吵，这是一个经典的对治理者进行挑衅的例子。
在这里，重要的是要记得，对于圣鞠斯特，政治思想坚持德性就是其主体信条，而恐怖不过是偶然的对德性的漂浮不定性的替代，无论反革命是在内部还是在外部。这种漂浮不定性揭示了政治过程走向腐朽。恐怖，就是抵抗德性脆弱的一面的唯一保障，它是唯一可以持久地抵抗腐朽的力量，而它最终势必会被制度所取代。
但是热月党人所开创的制度是什么？可以用他们制定的共和三年宪章来概括，这等于是重新往国家的中心灌注了腐朽。三年宪章的中心原则显然是基于人头税的投票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积极的公民任命他们自己为投票者：也就是说，三万投票者决定了整个国家！
然而，他们镇压的信条会更有意思一些。因为他们公开地对准所有大众宣言（这些宣言将其自身定位为与国家保持一定的距离）的类型。因此，三年宪章的第336款规定：“所有非武装的聚会都必须遣散。”第364款规定了请愿（抗议）只限于个人：“除非宪法授权，禁止任何联盟集体表达意愿，即便如此，也只能在司法框架下来谈问题。”而第361款规定了其形容词功能：“公民有任何聚会的社会，都不够格称为人民社会（société populaire）。”
热月党人开创了一个序列，在这个序列中，从宪法角度的镇压得到国家反人民的景象的支持。通过施加在其对手头上恐怖，而这种恐怖是对原先的恐怖的渊源和目标都加以彻底的转变，那么一切结束恐怖就不是什么问题。从此往后，其渊源便是由富贵的、够格的投票者所组成的国家，而其目标就是所有的意愿都必须建立在人民宣言基础上的宪政。这样，三年宪章在远离了1793年宪法，直至在其民主条文中包含了某种不平等。督政府（le Directoire）后来在其道路上做出了——真正最重要的——决定，即他们会宣判任何试图恢复1793年宪法的人死刑！
我们可以看到，对热月9日的政变的惯常看法是“恐怖的终结”，而这种看法是不成立的。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热月党人在某一点上，澄清了1792-1794年革命的结果，从这一结果中我们得知，在那段革命的日子里，“日常秩序”（l’ordre du jour）就是恐惧？这势必会让我们回溯到一种辩证逻辑，即一种综合的辩证法，在这种辩证法看来，政治序列的结果已经蕴含在其未来之中。当然，例如，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考察了热月会议同大委员会（des grands comités）的独裁之间的关系。对索布尔而言，雅各宾派是其自身矛盾的受害者，在其合题中，已经预示了热月党、督政府、执政府（le Consulat）、拿破仑的帝国，这个合题带来了诸多矛盾的真理：一旦稍有松弛，大革命的资产阶级本质属性就只能打破其看似人民起义的幻象式的表象。
与这种综合辩证法的观念不同，重要的是，我们在真理要看看拉撒路的问题，即政治序列只能用其自己的词语来认识和思考，这是一种同质的独特性，而绝不能从经验上的未来的异质的词语来认识和思考。尤其要说明的是，政治序列不会因为外在的原因，或者说在政治序列的本质及其途径之间的矛盾而终结或宣告结束，政治序列的终结绝对是一个内在的结果，即其内在的可能性已经耗竭了。准确来说，当圣鞠斯特说：“大革命被冻住了”（la Révolution est glacée）时，他所指的就是这种耗竭。
换句话说，在这里与失败的范畴无关，因为失败的范畴恒定地包含着对从从事物状态（un état des choses）出发对政治序列的评价，而这个事物状态是外在于并异质于政治序列本身。那里没有失败，只有终止：一个政治序列开始并终结，毋需去考量先于或者紧随着其后的真正的知识上的力量。从这个角度来看，热月党不可能是对恐怖的意义的命名。这个命名——我们可以马上想到席尔文·拉撒路所谓的革命的政治模式——业已终结了。
因此，我的客观意愿是，将“热月党人”指定为一种主体性的命名，这个命名既是独特的，也是典型的，这种主体性在革命政治的终结之处让自身得以展开。
关键是，要澄清我的方法，这个方法完全不去面对所谓的历史事实。尽管我会以1794年的热月党人为例，我并不认为他们是国家历史上的一个特殊形象。有很多不错的书已经讨论过这个历史事实，其中马蒂耶（Mathiez）的《热月政变》（La Réaction thermidorienne）一书在这个领域中颇有建树。但我的方法也并不是想思考作为思想的政治。席尔文·拉撒路不倦地重复道，政治提供了政治思想的根基。但不像1792-1974年的革命政治序列，我们很难将热月会议看成是一个独特的政治序列。即便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热月会议也必须从其自己的词语来思考，在其自身的词语中，“热月党人”必须是一个独特性的命名，而不是一个可能的类的概念。
我的方法，在这里，是哲学的。问题是，将“热月党的”这个形容词变成一个概念：通过革命政治的终结，而在主体性上构成的概念。这个概念可以合并到一种哲学之中，这种哲学要以政治的解放的实例为前提，或者，如拉撒路所说，要以“其领域之内”（en intériorité）运作的政治为前提。这也意味着：通过不可避免的终结，哲学要以这样一些实例的稀缺性和不连贯性为前提，不可在哲学上提升（relevé）任何一个实例。
我们都很熟悉圣鞠斯特的一个基本问题：对于那些既不想要德性，也不想要恐怖的人到底需要什么？正是这个问题导致了终结。其对象是一个国家，国家不涉及所有对德性的规定，而且很明显，国家所赞同的恐怖态度，与革命的雅各宾派意义上的恐怖也是相去甚远，关键性的差异在于，国家用利益原则取代了雅各宾派的德性原则。
最典型的热月党人——提供了对热月党的类的形象的最标准的界定——无疑是博瓦西·但格拉（Boissy d'Anglas）[2]。他最著名的檄文就是在共和三年获月5日（5 messidor）的一次演讲。我们引述如下：
我们需要又最优秀的人来统治……但，除了极少数例外，你们会发现这样一些最优秀的人，往往在拥有财产，并与其所在的国家，与保护他的法律，与保存他的和平生死与共……[3]
德性是一种无条件的主体规定，我们不能参照其他的客观决定标准。这就是为什么博瓦西·但格拉拒绝了这一点：他并不需要领导人是有德之人，他需要的只是在政府层面上“最优秀的人”的代表。但是“最优秀的人”并不是一个可以从主观上的决定标准。这是一个定义精确的范畴，即最优秀的人就是绝对拥有客观财产的形象的人。博瓦西·但格拉提出了将国家交给“最优秀的人”的三个理由。这些理由非常重要，并在其后预示着一个伟大的未来：
1.对于热月党人来说，一个国家不可能是雅各宾派的爱国者们的共和德性的场所。国家是有产者的国家。国家具有经济上的客观性。
2. 对于热月党人来说，一个法律并非源于原则和情势之间关系的律令，那只是雅各宾派的法律。法律是用来提供保护的，尤其是保护有产者的法律。在这个方面，法律的普遍性完全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其功能。
3. 对于热月党人来说，起义不可能是对责任的最大程度的牺牲，对于雅各宾派来说，只要普遍性原则在任何时候遭到践踏，就必须要起义。而有产者最核心和最正当的要求是和平。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国家的客观性概念、法律的保守性概念、和情势的安全保障性概念的三位一体。因此，我们最初对热月党人的这些概念的描述，看起来就是客观主义、“自然的”现状、安全的维稳之间的盟誓。
我们知道，对于圣鞠斯特来说，与德性对立的就是腐败。在今天，对腐败的本质的思考是合乎时宜的。席尔文·拉撒路说明了“腐败“最初设定了政治的漂浮不定性。而政治之所以是漂浮不定的，正是因为政治的真正的原则是主观的（德性原则）。只有弄清这一事实，并通过这一结果，我们才能发现物质上的腐败。在本质上，热月党人的政治是腐败的——换句话说，他们利用了政治信念的漂浮不定性。于是，在政治中，只存在信念（和意愿）。
此外，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794年的热月党人，在当代的意义上，也走向了腐败，在其政治的核心阶段之后不走向腐败是不可能的：他们得到了英国的援助，而英国对热月党人进行了大量的利诱；在国家资源方面进行了毫无廉耻的投机；谷物的垄断经营；军队到处掠夺（热月党人上台也意味着从防卫性的共和国战争走向军事掠夺和征服的战争）且在军用物质上的大宗交易。首先，在殖民主义与奴隶贸易之间有着一种紧密的关联，而弗洛朗斯·高蒂耶（Florence Gauthier）的《革命中的自然法的胜利与死亡》（Triomphe et mort du droit naturel en rélution）一书很清晰地揭露了这一点。在共和三年热月17日，我们再一次与博瓦西·但格拉相遇，在他的一次演讲中，他反对任何殖民地独立的要求。他的论证证明了两个世纪以来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观点，直至今日，这种观念仍然被帕斯卡·布鲁克纳（Pascal Bruckner）所采用，布鲁克纳在其具有热月党人风格般的著作《白人的眼泪》（Le Sanglot de l’homme blanc）一书中，公开宣称要替在“第三世界”的人民和国家那里发生的一切进行辩白：被殖民的人是不够“成熟”的，他们不够资格独立（例如他们对他们自己的不幸的，不民主的贫困负有责任）。而那些国家的人民唯一渴望去做的事情就是一种受到严密监控的驯服的自治（例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掌控下发展，在“现代民主”精神之下这些国家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在这里，博瓦西·但格拉再一次说道：
他们渴望的绝非自由，获得和保有自由只会让他们耗费太多的气力，他们应该在自由世界给他们带有的富裕和快乐中感到知足……剑与犁都不会磨伤他们的双手。因此，这样的人民必须乐意臣服于一个明智和和平的由正义和人性的人所统治的政府，而那些人就是保举的敌人。[4]
对于博瓦西·但格拉来说，在控制人民上，不可能有太多的制度性的考察，那些人民在很大程度上都没有“能力”走向自由。但是，我们有兴趣注意到，这些制度性的控制恰恰在被认为是沉寂的殖民地那里必须要用法律的力量来“安抚”那些“革命运动”：
我们提出，那些殖民地可以被分成不同的部门，和我们当地的具体部门一样，那些行政部门由五个成员构成，它们按照同样的作用建立起来，并臣服于同样的法律。但是，由于法兰西的这些部分仍然深陷革命运动的泥淖，我们只有用自由的习惯和法律的权力来安抚这些革命运动，我们相信，你们需要制定一个临时的条款来进行规制，直到当你们的继任者订立了其他的条文，而那里的行政官员由督政府来任命。[5]
事实上，博瓦西·但格拉唯一关心的就是满足他的那些殖民地庄园主和奴隶商人朋友的要求，三个信条展现了他是一位典型的热月党人：殖民地属于法兰西，因为我们在那里有财产；法律必须用来“安抚”独立运动的解放性的狂热，因为这会威胁到他们的财产；最后，渴望对殖民地的直接的行政控制，因为我们的安全没有保障。
[1] 巴迪欧在这里所指的是斯蒂芬·古特瓦（Stéphane Courtois），他与人合著写下了著名的《共产主义黑皮书：罪行、恐怖、镇压》（Le Livre noir du communisme. Crimes, terreur, répression）——中译注。
[2] 博瓦西·但格拉(1756–1828)是法国大革命、督政府、执政府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著名政治家。他为山岳派成员，并对罗伯斯庇尔等人抱有敌意，在热月政变后，他当选为公共安全委员会成员——中译注。
[3] Projet de Constitution pour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t Discours Préliminaire pronounce par Boissty d’Anglas au nom la Commission de Onze, dans la séance du 5 messidor, an 3, Paris: Imprimé par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an III, pp. 27-8.
[4] Rapport et projet d’articles constitutionnels relatifs aux Colonies Présentés à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au nom de la Commission des Onze, par Boissy d’Anglas, dans la séance du 17 Thermidor, an III, Paris: Imprimé par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an III, p. 4.
[5] Rapport et projet d’articles constitutionnels relatifs aux Colonies Présentés à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au nom de la Commission des Onze, par Boissy d’Anglas, dans la séance du 17 Thermidor, an III, Paris: Imprimé par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an III, p. 9.
再说一遍，这种物质上的和正当的腐败纯粹是次要的。即便在今天，在法国和意大利，我们看到，仅仅在经验和合法性的层次上，任何解决腐败的打算，骗人的小伎俩和街头的小毒贩何以可能会被更强悍的罪行以及更稳固的毒品黑市交易所取代。你们想依靠少数几个法官，用干净的钱来取代脏钱的想法十分荒谬可笑。完全可以毫无问题地指出，当人们开始计算他们数以百万计的金钱，一旦超过了一定数额，那么所有的资本主义的金钱都注定是脏钱。如果可以直接提出一个一般性的等价量（quantités d’équivalent général），我们就会对之了解得一清二楚。不过，只有当人们从根本上将腐败问题理解为政治上的无法避免的弱点，那么腐败问题才会成为一个真问题。热月党问题的中心要点并不是十分明确，即热月党政治家们所以来的是殖民主义的说客，金融投机商以及强取豪夺的军官。我们马上就可以明白每一个热月党人（无论是1794年的热月党还是今天的热月党）的问题的核心所在，即他们宣称，德性的范畴是一个没有政治力量（sans force politique）的范畴。德性是一种不可持久的力量，德性必然会导致最恶劣的局面——走向恐怖。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引用博瓦西·但格拉的话：
没有财产的人必然会为追求德性不懈奋斗，为的就是维护他们在一定秩序下的某种利益，而这个秩序不至于让他们一无所有。[①]
首先，在这里要注意到政治主体性如何回到秩序，而不是回到在某个规则之下导致其产生的可能性（而政治主体性在之前的情势之中是潜伏的）。反革命的派系称之为政治意识的国家化（étatisation）。
其次，主要注意到，博瓦西·但格拉的“维护利益”暗示着一种（客观上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利益就是“财产”的名称。但是，在一个更标准的层面上来说，这就是认为所有主观需要的背后都有一个利益作为导向。在今天，这个原则仍然是一个一个主要原则，也是市场经济最痴迷的论证。
为了反对“为追求德性而不懈奋斗”的原则——这个原则是雅各宾派所有政治的原则——博瓦西·但格拉承认在国家（秩序）与利益紧密相联。这里发生了从奋斗到利益的转换。
这样，我的倾向是，建立在政治的终止基础上上的热月党的主体性，承载着国家与利益相辅相成的关系。正是这个相辅相成的关系，确保了政治的描述（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德性”）从今往后不复存在。
用我的哲学上的词汇来说，上述问题可以概括为两点：
1.最值得关注的东西不再是情势，而是情势状态。
2.主体的轨迹不再受普遍性的原则所支配，也不再受与具体情势的考察密切相关的诸多原始陈述的影响。主宰主体的是国家化秩序下的利益。也就是说，进行计数的不再是真理的偶然性轨迹，而是一种包含运算（un inclusion）的可以算计的轨迹。然而，所有真理的轨迹都是独一无二的，其依赖于事件的剩余（surnuméraire）的维度，而利益的轨迹是与情势的地位安排共存的。热月党人在构成上（作为主体）就是去追求地位（à la recherché d’une place）。
当然，“热月党人”一词并非按照“真理程序”，或者“类的程序”（这个程序是其主要方面）中的次要方面而进行的结构设计。“热月党人”设计了国家化、可算计的利益和地位的三位一体，只有非辩证的真理程序才能终结这个三位一体。
事实上，发生在1792-1794年间的革命的政治模式，终结于热月9日，热月党人建构了一种独特的主体性：国家化、可算计的利益、地位都是这个独特性的纯粹的特征。为了更好的思考这种独特性，我们必须思考一下一个终结。
现在，我试着通过展现与（1976年之后的）冠以“新哲学家”或“新哲学”的名义相关的主体性如何促进了这样的设计，藉此来廓清一下经过我反复思考过的热月党人的概念。
毫无疑问，我们所熟知的“新哲学”展现了如下几个特征：
1.国家化采取了聚集在议会制之下的形式，这种形式对于非-国家的情势不太关心，其最佳的形式就是和平共处的形式，而最糟糕的形式就是与密特朗政府同流合污的形式。
2.可算计的利益采用了知识分子的派别自甘堕落的形式，知识分子放弃了突入到大众媒介和制度领域的所有的开创性的政治描述，放弃了所有真正的进步，批判性的作用。
3.地位采取了整体上的保守性争论的模式，他们在“人权”的旗帜之下，把西方民主的优越性同东方的惨绝人寰的极端主义做对比。
这并不是一个类比，因为在1965年到1975年间的直接的政治激进主义的激情时代，在何种程度上是否构成了一个真正的政治模式，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但这个类比至少让我们可以展现一些让诸多特征纠缠在一起的独特方式。新哲学家们事实上真是缘起于一个序列——即“左翼”、“毛主义”或“68一代”的序列——的终结。这意味着：
1.他们自己都是这个序列的倡导者。那些臭名昭著的新哲学家之前都是毛主义者，尤其是无产阶级左翼（Gauche prolétarienne）[②]的成员。同样，1794年的热月党人都并非前贵族，保皇派，甚至不是吉伦特派。他们很多人都是会议中罗伯斯庇尔派别中的成员。
2.要判断的是，这个序列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形成了热月党人的那些特征。这个判断基于陈述与这个序列的脱钩（désarticulation）。1965-1975那些年月中的战士们在一种特定的激进主义流派与他们对待人民的基本原则（“为人民服务”）、工人的形象、工厂里的真之间建立起有机联系。八十年代的热月党人的叛变让激进主义隔绝于所有的原则，所有的情势之外，并假装说，这种激进主义只与中国和苏联有关。我们怎么还能去解释这样一个完全非理性的事实，即热月党人“发现”索尔仁尼琴（Soljenitsyne）似乎是他们需要的新哲学家的证明？在三十年代斯大林的集中营以及盲目地让数以千计的青年学生到法国的工厂之间有什么关联？或者说，在斯大林主义与宣言、示威、组织的多种形式的新实践之间有什么关联？这种关联就是一种非关系的建构（la construction d’un non-rapport），一种脱钩。一旦其服务于真正的内涵，“左翼”激进主义（1794年的热月党人也对之十分厌恶），在主体的病态和迷恋的同时，被灌注入了集权主义的国家形式，这个说明事实上让我们绝对地无法认识之。而对终结的后果的无法认识，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结果。
这样，通过同那些政治序列的脱钩，其形式特征得以独特化。这种脱钩导致了某种不可认识性。而产生这种无法思想的东西证实其关切所在，亦即思想本身变得可疑，唯一留下的只有事物现存状态。
我们会说，“热月党人”命名了这种主体性，即无论什么时候政治的序列宣告终结，由于与其陈述相脱钩，导致其本身明显变得不可思考，而这种主体性从国家化、可算计的利益和地位中获得好处。
这个序列的不可认识性必然意味着，这个序列的所有范畴都同时被逐出思想的领域，尤其是从政治的领域中被逐出，因为这个序列正是在那里需要思考的东西。从群众意见的角度而言，这正好说明了极权主义的范畴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人权概念（某些新哲学家将人权概念作为自己的“根基”）何以让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不可理解的，他们闭塞了六七十年代的战斗性的创造。故而1902-1917，1920-1947，以及1965-1975这些年的序列提供的是对二十世纪历史的不连贯的概览，成为了不可认识的独特之物。
博瓦西·但格拉自己的著作就十分刻意让革命的序列变得不可认识。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将革命还原为一种人民群众在经济上羸弱无力（这个论点至今仍然具有攻击力）导致的“暴力的抽搐”（convulsion violente）：
如果你们承认那些没有财产的人具有无条件的政治权利，那么那些穷光蛋占据了立法者的席位，他们会不顾后果地煽动他人进行骚乱，他们将会增加一些有害于商业和农业的税赋，因为他们感觉不到，或者说毫不畏惧，或预见不到那些恐怖的后果，他们最终迫使我们返回到暴力的抽搐之中，我们只能对这样的暴力敬而远之。[③]
博瓦西·但格拉的蒙太奇式拼贴（montage）在这里描绘了情势下的非理性（暴力的抽搐）与领导者的非理性（那些没有财产的穷鬼会践踏“经济规律”）。因此，他让革命的序列在政治上变得不可思考。这种脱钩的做法在于用利益的原则将恐怖（在这里所知的是“暴力”）同德性分割开来。同样，新哲学家们用幻想的国家主义原则将左翼激进主义同其真正的内涵分割开来（因此在此过程中，违背了一切现成的证据，仿佛激进主义的主体“动力”拥有一套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幻象般的信仰）。
这种蒙太奇式的拼贴不仅借助在保守反动的时代中的对之连续的应用，而且让诸如此类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事实中让之显现出来，从而坚实地巩固了这种思想的根基。因为将经济作为中心问题，取消政治上的独特性，并将税赋的体现作为批评分析的开始和结束的任何企图都是典型的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的主要特征，这种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曾经在五十年代激发了法国共产党对大革命的研究，但在今天，似乎又像回到了博瓦西·但格拉那里一样，那些对大革命的分析听起来似乎不名一文。顺便看一下索布尔那惊世骇俗的评论吧：“热月9日并不是一次断裂，而是一次加速（accélération）”。
总而言之，“热月党人”是这样一个名称，即一旦真理程序停止了，它就会让真理程序无法被思考。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不可思考的结构任何可以拥有一个长久的权力。它提供了一个让思想解体的历史母体（la matrice historique d’une destitution de la pensée）。
请你们务必记住，我们要返回到恐怖。在现实之中，当我们单独来看这个词的时候，“恐怖”作用是作为不可思考之物的一个脱钩的项（des termes désarticulé）。任何“思考恐怖”的企图都是行不通的，因为孤立地考察恐怖这个范畴，正是热月党人式的操作（他们仅仅只是从恐怖的维度上来思考社会主义国家）。正是由于这个操作，导致了某些东西不可认识和无法被思考。孤立地考察这个范畴，恐怖就变成一种亚政治（infrapolitique）的数据，这个数据在政治上无法被思考，因而这成为了让道德论者反对任何暴力行为的公开布道的领域。同样，由于其让政治变得不能被思考，左翼序列的与真实的情势相脱节就成为了关于“人权的人道主义的说教、伦理学的真正的渊源所在。
从热月党人的操作中抽离出来的东西绝非那种愚蠢地打算从恐怖“本身”来判明和澄清恐怖的本质的企图。倘若如此去做，就必定要去接受热月党人所设定的不可思考的领域。我们必须将革命著作当成一种同质性的多元性（multiplicité homogène），而恐怖是其与之密不可分的范畴，尤其是与德性密不可分的范畴。
在涉及法国大革命的政治中，所有思想的前提条件都在于去消解热月党人的蒙太奇，也就是说，这个蒙太奇往往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蒙太奇。索布尔走向了弗雷（Furet）之路。
在哲学中又如何呢？我们不得不去研究下面这个难题：当真理程序终结的时候，是否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不可思考的东西的生产的影响？思想是否必然接受热月党人的蒙太奇，直至其灭亡？
最好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不做回答。在后面的结论部分，我们反而会去描绘一些更为积极的东西：即政治程序的本体特征。
[①] Projet de Constitution pour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t Discours Préliminaire pronounce par Boissty d’Anglas au nom la Commission de Onze, dans la séance du 5 messidor, an 3, Paris: Imprimé par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an III, p. 28.
[②] 无产阶级左翼（GP）是法国在六七十年代一个极左翼组织，它成立于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这个组织最著名的成员包括巴迪欧曾经的战友，现在的对手安德雷·格鲁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和米歇尔·勒布里（Michel Le Bris）。这个组织曾经创办过一份官方报纸《人民事业》（La Cause du peuple），萨特曾经担任过这个报纸的主编——中译注。
[③] Projet de Constitution pour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t Discours Préliminaire pronounce par Boissty d’Anglas au nom la Commission de Onze, dans la séance du 5 messidor, an 3, Paris: Imprimé par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an III, p. 28.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