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与民主的悖论

(《富媒体穷民主》导言)

[美]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

    摘要：媒体已经成为一股明显的反民主的(antidemocratic)力量，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它甚至蔓延到全世界。联合性媒体越富有、影响力越大，参与性民主的前景就越是黯淡。

我们这个时代是建立在大量自相矛盾的事物基础之上的。一方面，通讯和信息技术的进步让人眼花缭乱，通讯与经济和文化缠绕在一起，因此，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在信息网络的最顶端是少数巨型媒介公司——不管从哪个方面看，这些大公司现有的规模都超过了15年前规模最大的公司——它们建立起全球性帝国，通过向全世界人民提供新闻和娱乐节目赚取了大量的财富。①由于独立于政府的控制之外，这些商业媒体的巨大魔力为受众提供了前人难以想像的选择机会，而且它还在不断地寻找受众。调查研究发现，1998年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天消费媒体的时间为1 1．8小时，比三年前上升了13个百分点。正如调查者所言：“平均每个美国成年人消费的媒体产品和信息的绝对量正在稳步上升。”②互联网的出现更强化了这一发展趋势。虽然有些研究认为，互联网正在取代人们花费在其他媒体上的时间，但是，另有一些研究持相反的观点，它们认为，互联网更加重要的影响只是扩大了媒体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③“人们正在花费更多的时间消费媒体，”一位媒体管理者说，“人们在消费媒体的时候并没有‘丢了西瓜拣起芝麻’。”④

    另一方面，政治疏离(depolitieized)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又一趋势，公民的传统政治参与观念已经变得非常淡薄，他们对社会和政治事务的基本理解力也在下降。美国各种选举投票率——尽管不是一个完美的标准——在过去的30年中急剧下降。1998年的国会选举是美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最低投票率之一，在投票日那天，只有三分之一的合法选民去了投票站。②套用罗伯特·恩特曼(Robert Entman)的话，这叫“没有公民的民主”⑧。

    根据传统的理论，公民远离政治事务是十分荒谬的。商业市场观念的盛行——不受政府审查和规制——应当能够形成最有魅力的民主政治文化，但是，结果却并非如此。“人民”明显地对政治或公民问题不感兴趣，因为如果他们感兴趣，这正好有利于那些大的媒介公司的利益，它们就会向公众提供这方面的节目。因此，政治文化的衰落与市场观念关系不大，问题出在其他地方。上述现象的发生还与一个客观因素有关，但是，它却不能帮助我们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实际上，商业媒介体系之所以享有特权地位——当然，许多政策是由媒体拥有者自己制定的——是因为从理论上讲媒体在民主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为培养公民素质和参与意识提供了制度性基础。如果民主是一个没有公民的制度，媒介体系应当负很大责任。

    在本书中，我认为，媒体已经成为一股明显的反民主的(antidemocratic)力量，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它甚至蔓延到全世界。联合性媒体越富有、影响力越大，参与性民主的前景就越是黯淡。当然，我并不认为所有的媒体都在变得越来越富有，事实上，在这个甚嚣尘上的时代，有些媒体正在苦苦支撑，有些媒体前景堪忧。但是，总体而言，那些主导性媒介公司与过去相比其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盛，大众化媒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与过去相比，显得更加重要了。我不认为媒体是使民主衰落的惟一或主要的原因，但是，它们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且与其他导致民主衰落的很多因素联系紧密。在新科技光芒夺目、电子术语晦涩难懂的背后，媒介体系已经逐渐集中到少数联合公司手中。这种集中强调追逐利润、媒介体系支持广告的核心趋势：惟利是图、玷污新闻和公共机构的正统精神。对民主而言，这是一剂毒药。

    民主衰落与媒体财富剧增两者本身并不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事情。媒介体系通过所有权和主导经济的广告业，甚至与资本主义体系联系得更加紧密。虽然资本主义从规范的民主制度中受益，但是，当精英掌控决策、大多数人趋向政治疏离的时候，资本主义在这种非民主体制下运行反而效果最佳。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媒体已经善于制作适应社会需要的节目种类，维持自己永久的社会地位。在我看来，如果我们重视民主问题，那么重建媒介体系就显得很有必要，因为重建之后的媒介体系将把公民大众重新连接起来，他们才是民主的真正组成部分。我在书中构想的媒体改革是否能够成立，取决于这样一个条件：媒体改革必须通过广泛的政治运动来推进，运动的目的是将权力从少数人手中转移到多数人那里。这方面的任何努力(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民主化)必须使媒体改革成为民主化的一部分(尽管不是绝对的)。但是，迄今为止，这一切还没有发生。

    这本书是关于联合媒体的爆炸式发展与公共生活的逐渐萎缩、富媒体一穷民主的悖论式命题。目的是通过回顾历史、指出未来的民主变化来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同时，本书还直接批评那些保守主义者，他们以目前盛行的所谓人类灵光智慧来为少数人利益辩护。在其他观点受到质疑之后，保守主义者最终得出结论，社会发展已经达到最完美的境界，所以，任何企图想改变社会现状的想法都是荒唐可笑、不切实际的。保守主义者的这个结论自文明的破晓时分起就被统治的精英们所掌控，但是，它从未像在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那样被粗鲁地玩来耍去。它使社会思想死去，使社会运动和公共生活的士气受挫。而且，它是一个谎言，是统治精英们的最大谎言。世界正在迅速地发生变化，社会决策不再由大多数人决定，而完全由那些在特殊社会体系中的少数行动者决定。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现在人类比过去拥有更大的可能性来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些从现实社会中获利的人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希望确保能够牢牢控制社会现状的人i他们希望所有其他人视他们的特权为“自然的”、永恒的。在我看来，民主党人的使命特别是民主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撕去这种权力的面纱，并且设法使社会决策和权力行使尽可能的文明和平等。

    因为本书直接阐述的是媒介与民主的关系，所以，准确地表达“民主”概念也许是明智之举。我们这个社会最令人振奋的时代特征之一，就是民主受到所有人的拥护，顽固分子、狂热症者和惧外症者除外。这是相对晚近才发展起来的状况。民主的再度流行要归功于人类过去数个世纪的摸索，但是，这个概念被使用得如此广泛以至于已经失去了很多特征和意义，这样，只要是范围广泛的人消费某种“产品”都叫做“民主”。的确，“民主”这个术语似乎适合于描述任何良好的事情或行为，而像“法西斯主义”或“希特勒之流”这类词语则常常被用来描述消极行为，不管它们与第三帝国或法西斯政治的真实关系是什么。

    所以，当美国被冠以民主社会之时，它所蕴涵的意义与人们的价值判断和想像相距甚远。但是，如果我们概而论之，美国被冠以民主社会之名则意味着，在美国，公民享有个人权利和自由，包括选举中的投票自由；它也意味着武断的政府权力受到宪法、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制约。但是，美国民主观念明显缺少与民主密切相关的东西，即一种多数人决定的观念。事实上，很少有人会认为，美国已经偏离了民主意义上的民主社会。然而，很多关键性决策是由大公司决定的，多数由政府决定的决策受到特殊的强势利益集团的影响，而这些集团却很少具有公共意识。

    艾伦·M．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指出，美国或全世界的民主最好把它叫做自由主义。正如他所言，自由主义运动在欧洲的发展目的是保护封建领主的权利免遭专制君主的侵犯。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自由主义演变成一套重要的原则来保护私有财产免遭国家的侵犯，特别是国家在受到无产者多数控制的情况下。①因此，在今天的美国，一些人把民主首先看作是个人买卖财产的自由和经营投资的自由。这些自由与民主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之间还有一些区别，它们被按照不同的种类予以类分。这种将市场权利等同于政治自由、资本主义等同于民主的谬论，显然是不证自明的。本世纪很多国家已经实现了市场权利的保护，但是这些国家一方面保护市场自由权，另一方面却实行专制统治，对公民的自由权没有给予任何的尊重。

    自由主义有很多值得赞扬的东西——如果没有自由，民主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事实是自由主义不同于民主。当民主被定义为自由主义的时候，多数统治的观念(这不是民主的核心和灵魂)就被弃置一边了。在当代美国社会，公民极少拥有控制政治决策的权利。在严格意义上，美国政治与政治寡头的区别是公民保留选举的投票权，因此能够将不称职者拉下马来，即使他们对在职官员没有多少控制权。自从选举变得有点琢磨不透——它们更像拍卖行里竞价高拍的商品，竞选辩论几乎总是回避核心问题，投票选举公职人员行为的重要决定多数情况下是不合适的——这样的民主投票权似乎没有多大价值。但是，在主流思想当中，投票权的存在是界定美国之所以为民主的主要标准。这种观点有点像“墙头草”，实在站不住脚。

    当我使用民主这个术语的时候，我这里指的是古典意义上的民主，也即多数人统治。自由传统的民主内涵在得到保护的同时也得到扩张——诸如个人的公民自由权利以及制约国家的权利——但是，少数有产阶级的政治需求从未与公民的政治需求一致起来，或者说，从未与民主的基础相一致。像美国这样的社会，到处密漫着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少数民众参与决策和普遍的政治疏离现象共存，这绝对不能被当作是民主制度。当我讨论美国社会“民主化”时，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建立能够实现多数人统治的机制。这也意味着，在其他方面，我会考虑以下几个问题：减少社会不平等现象，建立服务全体民众、促进民主治理的媒介体系。在结构方面，它意味着媒介体系中包含着非盈利和非商业化的成分。

    本书的主题之一是要说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兴起是促使媒介大范围联合和民主政治生活崩溃的主要原因。新自由主义主张采取市场作用和利益的最大化、非市场制度作用的最小化政策。新自由主义提倡的放松规制原则，在允许媒体联合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外，新自由主义还是一套政治理论，它假定，在经济统治一切、政府“干预”经济尽可能少的情况下，社会运作才能达到最佳。简言之，新自由主义民主就是那种政治机构控制少、辩论甚至更少的制度。在这种社会，政治冷漠和对政治的漠不关心是公民特别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和上中层的公民的必然选择。

    新自由主义政策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与撒切尔夫人是新自由主义的始作俑者。在过去20年里，新自由主义成为一个全球现象。但是，这一现象正在全面误导目前的新自由主义。事实上，由少数富人控制民主的欲求先于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且这种欲求从古至今贯穿于整个美国历史。在美国革命时期，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和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提倡给予成年男子以选举权。他们的对手约翰·亚当斯(JohnAdams)、约翰·杰伊(John Jay)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反对对财产拥有者进行选举权的限制，并且认为以这种方式建立的政府，目的是要削减人民统治的可能性。杰伊和亚当斯在这方面的表达可以说最为精彩，他们认为，“管理国家之事应当由拥有这个国家的人来进行。”①在宪法辩论期间，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认为，政府的目标必须是“保护富有的少数人来反对贫穷的多数。”①简单地讲，民主的本质和属性总是不平等社会里竞争性集团之间冲突与斗争的结果。新自由主义主要反映这样的思想，即少数人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主导力量，因此他们能够将自己的意愿形成为屈服的、无组织群众的意愿。

    在本书中，我想阐述的媒体一民主的悖论有两个组成部分。首先，这个悖论是一个政治危机。我在两个层面上表明这个意思。一方面，我们的联合性商业媒介体系的本质危及我们的政治和文化，另一方面，关键的问题是：谁控制媒介体系、媒介体系的目的是什么，无法成为当代政治争论的一部分。相反，有人却认为，追逐利润、商业化的媒介体系压根就没错；多数问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国家低度介入或规制予以解决，因为这些方法从理论讲将会带来“竞争”这个“万能药”。考虑到媒介和传播在我们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我相信，媒体如何控制、如何建构和资助媒体问题应该成为民主辩论的中心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现实社会中却无影无踪。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首先反映了媒体联合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力量，而且，它已经勾画出联合媒体挑战者和传播民主化的前景，这个前景更加令人担忧。

    媒体一民主悖论的第二个部分的内容是有关媒体意识形态的，特别是那些联合媒体的管理者和它们的支持者，在利用历史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无处不在的、自我保护的姿态。联合媒介体系的本质和关于这个问题的民主辩论的缺乏经常受到保护，这种保护是建立在以下基础之上的：通讯市场强迫媒介公司“给人民想要的东西”；商业媒体是天生的民主和“美国人的”体系；新闻职业精神是民主的，它保护公众免遭新闻中邪恶力量的影响；新的通讯技术天生就是民主的，因为它们削弱了商业媒体的现存权力；也许，最重要的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授权公司和广告商在不受公众干预的情况下治理美国媒体。这些基础通常情况下是真实的，而且历史总是被用来为每一个原则提供佐证。总体看来，这些原则在美国历史上摇摆不定，甚至在那些对社会秩序不满的批评家那里也是如此。这是因为这些神话的能量——它们要么是彻底的谎言要么是半真半假——剥夺了公民了解和管理自我生活的能力，我在本书的副标题中把这称做“不确定”的时代。

    我将本书分为两大部分，每部分均由三章构成。第一章回顾21世纪初美国媒体发展的主要趋势。我以编年史的结构形式描述媒体工业和它的主要特性；同时，我考察作为一项原则的公共机构的衰落以及对媒体问题公共辩论的全面堕落。在第二章里，我放大了分析范围，从美国的分析扩大到世界。虽然本书的内容主要与美国有关，但是，过去数十年的一个主要趋势已经形成，那就是几十个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商业媒介市场。如果谁要想理解媒介体系的本质和媒介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紧密关系，他就必须理解这种趋势的发展过程。在第三章，我考察了互联网和数字革命，并且分析了它们是否会破坏联合媒体的计划。在我看来，关于互联网未来的多数分析受到它的发展趋势的影响，因此，表现出相当大的局限性，因为他们把互联网看作是独一无二的、无法超越的新事物，而不是把它看作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和联合媒体与通讯体系的逻辑扩张的结果。当我们从后一种意义上来看待互联网时，我认为，“赛博空间”的未来似乎注定不会有多少神秘、浪漫、民主和革命色彩。

    书的第一部分几乎全部根据1997年到1998年经济和商业出版文献完成。现在，这些文献是美国发生变化的惟一见证，全球媒体和通讯体系有详细的记载。这些经济和商业报告有些方面写得相当好，因为当它们瞄准投资者时，就会注重可靠的信息和理性的思考。但是，这些说明报告除了公共关系之外，全部缺乏关注社会关系或这些发展趋势的重要性。我把自己想像为一位历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通过这种专业转换形成对当代事件的看法，用乔治·卢卡克斯(Georg Lukacs)的话讲，就是“把现实当作历史”。同时，我也试图想弄清楚是什么力量左右这些经济和商业研究和分析的，它的政治价值是什么。此外，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撇开经济和商业出版物，依靠某些证据来支持观点。作家必须沉浸于经济和商业文本之中，把它作为建立学术观点的基础。在我的处女作中，我曾经广泛地使用20世纪30年代美国商业广播发展史材料；当我开始着手撰写第二和第三本书时，从1994年开始，我就阅读了大量的经济和商业出版物。①有了这个经历，我相信我有能力评价商业出版物的价值：什么时候值得认真对待，它们的有效性什么时候应当打折扣。

    按照学术标准，前面三章的风格与传统是不相符的。对一位学者来说，任何情况下准确地记载目前发生的事件是非常困难的。当他分析局面混杂的对象如媒体的时候——在有些方面，整个体系在我们面前正在发生急剧的变革——困难的程度明显地增加了。不像传统的历史，作家能够花费所有的时间从事研究并且周密地论证某个观点，在前面三章，我所尽力做的就像是在严格规定的时间内“射击迅速移动的靶子”。那么，谨慎的办法是回避任何规范性评论，采取中间立场，并且只指出那些若干年后学者们可能会理解更深、评论更透的问题。在我看来，这种办法对于我书中想要表达的问题的本质是不合适的。当我们对正在发生的数字媒体的准确发展轮廓无法预测时，有些媒介体系的发展趋势是十分清楚的，它们只有适应目前迅速变化的状况，否则它们的情况会更加恶化。例如，我所关心的新闻堕落(民主意义上的)和商业媒体对儿童的地毯式“轰炸”(文化意义上的)问题，可能会被认为，我这是在无事生非，但是，至今为止，我还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来否定我的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因此，我有义务在书中坦陈事实。当我发现存在着令人信服的证据，但却与我的主题不相一致时，我也将它收入文本，并且补充到论点中去。在最后的分析中，我极力遵循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的忠告：“历史学家应当是一个怀疑论者、一个侦探、一个诚实的人。”①

    前三章的叙述性材料是最新的，而且是没几个月就要修订一次，这一点我可以肯定。在成书的数年当中，很多数据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予以更换。检验这几章内容的标准不是看它们如何很好地抓住了20世纪末这一瞬间，而是看当叙述性材料需要更新的时候，它们如何令人信服地支持总体框架、分析、观点、结论和建议。

    第二部分也由三章组成，主要利用历史材料分析当代联合媒体如何利用意识形态来为自己的利益寻找辩辞的。在第四章里，我解构了支持联合媒体权力的一个神话，这个神话的中心思想是联合商业媒介体系是美国制度的“自然的”部分。我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公共广播电台运动史，特别观察了教育家在运动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他们认为电台和教育一样，不是“天生的”商业企业。在第五章中，我特别关注公共广播机构在历史上逐渐衰落的过程。这一章像第二章一样，涉及到很多美国之外的内容，因为公共广播机构地位的衰落在其他国家情况更加严重。第四和第五章有一些新的材料，它们扩大了我原先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范围。利用这些材料，我对这样一种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即认为公共广播的衰落是由于电子频谱资源短缺造成的，当这种资源短缺严重到一定程度时，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就是将所有的广播电台移交给私人经营。我整理了加拿大广播的政治运动史，它在20世纪30年代成功地强迫政府建立公共广播机构，这不像美国，后者表现得犹犹豫豫。我认为，加拿大公共广播的基础就是建立在这种开阔的民主视野之上的，并且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公共广播如果还有任何一丝生存的希望，这种视野是十分必要的。

    第六章考察美国过去几十年媒介政策的一个主要发展方面：渐进的但却是无情的被篡改了的《第一修正案》(主要指新闻自由)，成为保护联合媒体的权力和财富的一个工具，同时，它也成为限制美国民主发展可能性的一个障碍性工具。这不仅仅是一场由富人和有权有势者发起的运动，它已经得到很多来自自由党人和温和的自由论者的强烈支持。所以，纳特·亨特夫(NatHentoff)不惜用去大量时间，谴责那些希望控制政治竞选开支以及希望商业电台能够成为那些最应受谴责的盲信者和狂热分子的人。①像亨特夫这样公认的“进步主义者”和“民主党人”，他们也接受了媒体这种新的、心平气和的联合行为，我认为，对《第一修正案》进行商业化的解释是在犯致命的错误。我相信，有一点是非常必要的，那就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这样的利益集团——曾经率先为政治民主而战——应当回到民主的本质问题上去，以此断定，《第一修正案》不可能既保护公司的特权和财富，又同时保护和促进大多数人的民主权利。

    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我再一次阐明一个贯穿始终的观点：制订媒体的结构性改革方案需要政治的组织化运动。我认为，如果美国计划更好地完善它的媒介体系，需要出现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民主左派，它将媒体改革作为自己政治纲领的一个核心内容。因此，结论集中在：为什么左派对扩大民主是必要的；为什么预期中的美国民主左派需要比它的前辈更好地理解媒介改革的重要性。在书中，我也回顾了左派媒体行动主义的简要历史，同时设想了值得注意的媒体结构性改革的具体方案。20世纪90年代末，世界反新自由主义左派的媒体行动主义的兴起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结论就是根据整理这一时期的历史推导而出。最后，本书是献给世界各地特别是美国的媒体行动主义运动的。

    (选自中译本《富媒体  穷民主》，谢岳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