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实是怎样通过“语境”被转换的
——谈陈晋先生的《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怎样确立的》
一、对遵义会议的语境转换，引出一些更为尖锐的问题
对“遵义会议”前中共核心层生态的分析，陈晋写道：“遵义会议出现的变局，主要不是因为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在整体上对政治路线或思想路线的认识有多大改变和提升，而是基于大家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以来没有章法的溃退强烈不满，并形成了‘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这个共识”;“ 在危急关头，大家觉得还是让毛泽东出来参与指挥更好些”。
这两段话就把遵义会议前中共高层生态和大家对毛泽东希冀的真实历史镜像进行了根本性的转换：“不是因为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在整体上对政治路线或思想路线的认识有多大改变和提升”，真实的历史镜像，是周恩来、张闻天、乃至朱德等高层，仍然坚持认为毛泽东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也仍然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进行坚决的排斥。
“在危急关头，大家觉得还是让毛泽东出来参与指挥更好些”，也彻底改变了遵义会议前高层的实际生态。披露的王稼祥、张闻天等遵义会议前的动态，周恩来等人的回忆，张国焘回忆的朱德所言的遵义会议，等等，都是一致的，即“捧”毛泽东出来领导，而不是“让毛泽东出来参与指挥”。——“参与”二字，改变了历史的实际生态。
正是通过这种语境的转换，才能符合主流要推广的“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主要是指毛泽东在中央决策层起的实际作用而言。从名义上讲，他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和权威并不是遵义会议后立刻就明确起来的”这一论断。也即承认“毛泽东在中央决策层起的实际作用”是“领导”作用，却从“名义上”否定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关于“名义上”，陈晋先生也严格遵守某些规则，“忽略”最基本的历史镜像：
第一，“忽略”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最高政治名义领袖的历史事实，也即“忽略”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领导者和领导机构的实际定位。共产国际早在1934年1月，对中国革命领导者和领导机构的定位即是“毛泽东同志担任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而不是中共中央。——当时把持中央大权的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即对这一事实进行了严格的封锁，但历史研究不应该再行封锁。
第二，“忽略”毛泽东是中国革命最高政治象征的历史事实。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规定对外宣传中国革命以谁的名义，就说明谁是中国革命的最高政治象征。张国焘草地分裂、另立中央后，不承认中共中央，却仍然强调“对外宣传仍然用毛主席的名义”或“毛张项的名义”，说明即使在中共严重分裂的情况下，毛泽东仍然是各方不得不承认的最高政治名义领袖和最高象征。
第三，“忽略”了张闻天、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的实际组织关系和政治名义关系。张闻天挂着“负总责”名义，也可以说名义上是党的领导人，但同时也是人民委员会主席，是毛主席的下级，也即张闻天在组织关系上与毛泽东互为上下级，而毛泽东则是中国革命的最高政治领袖和最高政治名义领袖，张闻天则不具备这种资格。周恩来更不必说了。
对遵义会议以及常委分工时中共高层突然改变初衷，形成张闻天挂负总责名义、周恩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毛泽东是周恩来的“帮助者”的事实，陈晋先生解释道：“这个安排大体有这样一些考虑。第一，在非常时期，保持领导层的稳定很重要，只能做幅度不太大的调整，用原来的中央常委继续负责，大家容易接受。在此前的常委中，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确实唱了主角，周恩来也是此前的常委，而且是此前的决策核心‘三人团’的成员。一个掌党，一个掌军，比较合适。第二，张闻天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以前和王明、博古属于同一‘阵营’，共产国际和王明那里也容易通过，如果用此前‘左’倾教条主义者主要打击的对立面(毛泽东)来代替博古，变化太大，阻力也大，还涉及对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的看法，而这是当时很难去讨论的问题。第三，在长征途中，谁在党内负总责，并不是特别重要，关键是谁能够领导红军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在战争中让党和红军转危为安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
陈晋先生想说这种安排是毛泽东出于大局考虑的安排，却不敢直接明说，因为必须要“保持一致”。但是，却引出更大的问题：“这个安排大体有这样一些考虑”，谁的安排谁的考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还是三个人的“集体智慧”?即使三个人的“集体智慧”，也必然有个挑头的，谁是“挑头”的?
如果是毛泽东“挑头”，张闻天、周恩来的态度是什么?是被毛泽东说服了?还是有着陈晋先生所说的心理?不管是哪种，毫无疑问都在说明一个问题，即：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因为仍然坚决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自然不放心毛泽东“掌权”，而以张闻天担负负总责名义，从政治上挟制毛泽东;同时自然也不放心把军权交给毛泽东，因而周恩来仍然掌握军权，从军事上挟制毛泽东。——如果是张闻天或周恩来“挑头”这样考虑，就更说明了张闻天、周恩来等极力要从政治和军事方面挟制毛泽东了。也因此，推翻李德后，因必须要依靠毛泽东，便处心积虑的给了毛泽东一个“帮助者”这个可以掌握“伸缩”程度的名义。
极力否定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当然无法继续说毛泽东出于团结大局的考虑如此安排了，也就只能剩下张闻天、周恩来等人的商议或者考虑了。
遵义会议前，张闻天的“我们领导不了了，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的初衷，与其遵义会议及常委分工的突然改变，是张闻天玩弄手段?还是听了谁的“谗言”?周恩来一直是党内管军事的，李德也从来没有军事最高决策权(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三个会议即能说明这个问题)，明知自己军事水平不行，明确知道大家对其军事能力的否定，也受到大家的批评乃至批判，却不但还要这样“考虑”，而且还把持着军事决策者的地位不放，是为了什么?
很显然，陈云当时就极不赞成张闻天、周恩来等的这种“考虑”和“安排”。因而奉命去苏联汇报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时，在留下具体分工的汇报后，向共产国际的公开汇报，只说“我们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而对其他人只字不提。也即陈云等高层，一直是把毛泽东当作最高领导人的。——如此解释，才能否定陈云向共产国际的正式汇报不是中共中央的决议，而是陈云的会看形势的自专。
主流看作是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的“个人之间”的问题，可大多数人看到的是成千上万的红军将士的鲜血和生命，只有毛泽东为这些先烈伸张正义!
也许陈晋先生是对的。但是，同时又宣扬张闻天、周恩来如何如何，却又把“对”的东西彻底否定了。张闻天就是因为仍然坚决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认为应该自己掌握政治方向，才抢着要替代博古。周恩来出于相同的考虑，也仍然当仁不让的要负责军事决策。博古侄子回忆的“周博长谈”，是否证明了周恩来遵义会议前的真实心理?“去李换毛”，即周恩来即不希望毛泽东接替博古，也不希望毛泽东指挥军事;虽然认为毛泽东是战胜蒋介石的不可替代的领袖，但还要“考验”毛泽东。
遵义会议的事实本来十分简单，即陈云向共产国际的汇报是中共中央的决议：张闻天担任负总责名义、周恩来担任党内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的名义，但毛泽东是领导。生死关头的特殊时期，难道张闻天、周恩来这些人真像何方等人所说的忽然注重起“党内排名”了?何况，即使张闻天、周恩来等要在政治和军事上挟制毛泽东、极力渲染“党内排名”，但也超越不了毛泽东的最高政治领袖的名义啊!——共产国际确定的中国革命的最高政治领袖、对外宣传也即中国革命的最高象征和最高政治名义领袖，谁能及得上万一?
二、对遵义会议后的语境转换必然引出的问题
语境转换也即是历史事实的转换。有了上述语境转换的铺垫，陈晋先生对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地位和作用，也就直接叙述为“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然参与军事指挥”，也即明示遵义会议确立的是“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的地位。接着，陈晋先生也就必然落入主流逻辑混乱的窠臼：叙述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权威还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既然“确立”的只是“参与军事指挥”的地位，而不是“领导”地位，还有必要进行“毛泽东领导地位”还没有得到大家认可的论证么?
这种逻辑混乱就必然引出两个问题：一是大家认可张闻天的领导地位么?二是大家认可周恩来的军事领导地位么?也即，大家认可谁的领导地位呢?
大家认可张闻天的领导地位的话，张闻天也不会闹着出走了，中共中央更不会让陈云千里迢迢跑到莫斯科去说什么“我们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了。即使黄克诚这样师一级的干部，也不认可张闻天的领导地位。从李德遵义会议常委分工后长期听到的“中国领导同志的许多讲话”中可知，“大家”没有一个人认可张闻天，大家只认可毛泽东。大家认可周恩来的军事领导地位么?显然更不存在!首先张闻天就不认可，陈云也不认可，林彪等高级指挥员也不认可(林彪写信“毛周朱”随军行动)，全体干部和红军将士也不认可。认可的话，还开什么遵义会议!——也即，“大家”只认可毛泽东，而不认可其他任何一个人。
陈晋先生经过语境转换，便给人留下大家还不认可毛泽东而认可其他人的“史实”了。为此列举的四个事例，客观的历史突出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教条宗派统治时期，在党内尤其是高层内，造成的影响和危害无可估量;二是中央高层内的绝大多数人，不仅严重缺乏军事眼光，更严重缺乏政治眼光;三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之艰难，内部问题的严重，丝毫不亚于蒋介石国民党。真实的历史，经过语境转换，也就变成了陈晋先生笔下的样子了。
三、对王明回国后的语境转换
陈晋先生认为，王明回国后，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事实上对王明的特殊地位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认可”。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特殊地位”极其突出：“中国领导同志的许多讲话”、陈云代表中央向共产国际的正式汇报，等等，都在说毛泽东是最高领袖或者是“太上皇”;张国焘另立中央，也只承认毛泽东是最高政治符号。王明回国后，毛泽东的最高政治领袖地位更加突出：王明在机场上的致辞，公开宣扬“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他在实际斗争中领导中共进入一个新境界”，也即公开宣扬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和中共的最高领袖;王明在武汉代表中共发表宣言，就是用毛泽东的名义。毛泽东这样极其突出的“特殊地位”，却统统被湮灭，而且，为了“论证”毛泽东即使到了延安也还没有被大家认可，却极力强调王明的“特殊地位”——哪一点能显示出王明在毛泽东的面前有着“特殊地位”?
十二月会议调整书记处，博古、周恩来都被赶出了书记处，毛泽东党内“排名”第一，能说明王明在毛泽东面前有着“特殊地位”?或者能说明“十二月会议事实上”不是对毛泽东的“特殊地位”的认可，而是对排在毛泽东后面的王明的认可?
语境的转换，把本来是张闻天、周恩来等人政治路线、政策策略等方面短见的事实，变成了大家仍然不认可毛泽东，而是认可王明。这不仅把中央高层这些人因此而为中国革命造成的灾难湮灭掉了，而且还成了毛泽东不被大家认可的证据!——真是令人不胜唏嘘!
王明“特殊地位”事件，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尽管毛泽东力挽狂澜，又重新开辟出偌大的天地，但曾经败坏了毛泽东开辟出的天地的这些人，不但仍然没有自知之明，而且继续在为中国革命制造灾难;如果不是毛泽东至圣至德、经天纬地，说不得还真会让这些人再次给败坏掉!也因此，邓小平才始终强调“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一向十分注重“排名”的张闻天，仍然执着的安于“汉献帝”或“泥菩萨”的名义，却还认为王明在打击他!跟博古“长谈”认定毛泽东才是中共真正领袖的周恩来，却也“事实上对王明的特殊地位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党内高层这些人的种种作为，牵扯了毛泽东极大的精力!也即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制造了极大的障碍，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
双重标准或双重逻辑和通过语境转换变换历史，是主流权威常见的手法。遵义会议，“大家”认可的只有毛泽东，其他人都不被大家认可，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通过转换语境而转换历史，明确暗示似乎大家不认可毛泽东而认可其他人，实在让人唏嘘。
周恩来等高层，因为缺乏政治远见、缺乏相应能力、不懂得中国革命的规律，因而在探索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产生过许多错误，在毛泽东的长期教育下，才获得了巨大进步，成为中国革命不可多得的领导人之一，本来是极其正常的事情，本无不可言的地方，更不会丝毫降低周恩来的形象。通过转换语境而变换历史，反而严重损害了周恩来、张闻天等人的形象，早已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陈晋先生的文章，拜读过一些，给人的印象也是“权威机构”中屈指可数的极有良知的“权威”，觉得是可言之人，是有这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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