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导言
埃马纽埃尔·托德(Emmanuel Todd)生于1951年5月16日，是法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人口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就职于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INED)。早在1976年，他就曾发表论著《最后的陨落：论苏联势力范围的解体》(La Chute finale : Essai sur la décomposition de la sphère soviétique)预测苏联终将衰落。托德在分析统计数字等信息时发现婴儿死亡率这一至关重要的指标在逐步上升，得出苏联技术和工业结构正在分崩离析的推断，进而断定苏联的权力正在垮台。但当时的苏联如日中天，托德的这一论断并未引起世人的注意，直到1990年代苏联分崩离析，托德才因这一预见闻名遐迩。托德作为社会学家并不专门研究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作为历史学家则重视将长期历史结构置于事件之上。他的研究课题十分广泛，涉足经济、移民、世界史、家庭结构和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工作也涵盖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等领域。1998年，托德出版《经济幻象》一书，那是一部“关于发达国家出现经济停滞、股市走熊现象的论著”。在书中托德大胆预言了此前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不可避免的衰落。2020年1月，托德发布了新书《21世纪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瑟伊出版社出版)，强调我们今天要想了解法国社会，就应重读马克思的两部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观点》周刊针对其新书内容对托德进行了专访。
埃马纽埃尔·托德：新的阶级斗争
由艾蒂安·热内勒(Étienne Gernelle)和萨义德·马兰(Saïd Mahrane)采访并整理
埃马纽埃尔·托德新书特别强调对马克思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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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报》：近年来，对社会现象的分析使法国的社会分化变得突出起来：一边是面对全球化得心应手的资产阶级大城市中心，一边是位于社会边缘的郊区。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克里斯托夫·吉伊(Christophe Guilluy)和热罗姆·富尔凯(Jérôme Fourquet)的论述，但您在书中却宣称他们的主要论点已经“过时”了。所以说，您认为我们应采取怎样的观察视角以理解当下发生的事情呢?
埃马纽埃尔·托德：真相是，法国社会的原子化与衰落从来不曾如此均质。我描绘了一个所有阶层都在变穷的法国社会，而只要她还留在欧元区内，就将继续变穷。我的书揭示了事实，也揭示了我们正与之斗争的错误认识。这一错误认识有多种体现，首先，有分析认为一个开放的法国与一个封闭的法国互相对立，上层的全球化胜利者鄙夷地看着下层的无产者。可是，如果我们观察下收入变迁，就可以说在上层也有着失败者——或者说是由企业高管和高级脑力劳动者构成的小资产阶级——他们被居于更高地位的人所鄙视，我将这些人称作地产金融贵族以向马克思致敬。位于社会结构上层的并非真正的银行家，而是来自国立行政学院的政治人物。我们的社会里只有失败者。
这种错误认识还体现在认为不平等在加剧与视新自由主义为威胁。可只要拿出上层1%或者也许只需要拿出0.1%的资产，法国的不平等就不会增长。治理我们的人确实像自由主义者一样思考，但他们不过是深层国家与那些对市场并不理解也“没有感知”的高级官员的代表。他们不清楚欧元就其本性而言是一种反自由的货币，它掌控经济，摧毁工业，使得失业率自1992年以来在9%与10%之间徘徊，导致经济生产疲软，最后失业率可能下降，但低价值服务业的发展会带来生活水平的下降。在这种背景下，法国人终于对政党厌倦了，这一体系也崩溃了。政党的崩溃不是极端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而是国家的自主化（“autonomisation”亦有“自我赋权”的含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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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举雾月十八日时期作比较，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卡尔·马克思对雾月十八日的论述中提到了国家的自主化。这对理解今天发生在法国的事情很有帮助。首先，马克思解释了路易·波拿巴这样一个原本意志软弱的人是如何成为法国皇帝的。我在他的论述中看到了马克龙的画像，依我看马克龙在智力上毫无独特性可言。其次，马克思提到了国家的自主化，国家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体并与社会脱节。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在法国，国民议会被一群通过简历筛选出的多数派，以及力量正在增强的司法和警察机关所主导。最后，马克思描述了占人口主体且已原子化的农民，他们让路易·波拿巴掌握了权力。在我对社会的分析中，我注意到占人口主体且已原子化的中层职业者、手工艺者、熟练工和农业生产者未投票给马克龙，但他们在选举中的犹豫不决让马克龙得以获得必要的24%的选票，这在由企业高管和高级脑力劳动者构成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在教师群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得以实现自主的始终是国家，始终不是新兴企业；在我们的选民中（正如在我们的阶级结构里一样）占人口总数55%的主体阵营政治倾向不明，尚未被卷入马克龙和勒庞的二元对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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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所说的均质化衰落是如何体现的?
我注意到所有社会群体的生活水平都在大幅下跌——附带着对财政部下属的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Insee)提出严厉批评，他们的统计数据向我们隐瞒了真相。我观察到所有阶级一个接一个地都出现了生育率下降的情况，这是贫困的必然结果。天主教的退场消除了历史上法国社会的重要断裂，即天主教法国与世俗法国间的断裂，法国由此第一次实现了文化上的均质性。在注意到近来各省的生育率指数后，我还部分地推翻了自己过往的研究：如果我用来分析家庭差异的模型在将英国人与德国人或俄罗斯人作比较时行之有效，那对法国的多样性则无能为力。法国的地区文化终结了。我所说法国的均一不是在静止意义上的，而是在生活水平下降这一核心趋势的意义上。这让我们得以理解在全国各地都出现的“黄背心”现象，而其他模型是无法对此进行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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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您相反，热罗姆·富尔凯的《法国群岛》呈现了根据领土、社会归属或是宗教进行分析的不同路径……
富尔凯是位朋友，在我看来也是我们最优秀的民意调查者。但他与一项重要的事实擦肩而过。如果说如今在马赛、巴黎、图卢兹、波尔多和里尔四周都能发现中心与边缘的相同对立，那是因为法国是均质的。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雷恩与斯特拉斯堡，天主教拉近了各阶级的距离；在图卢兹周围，世俗化不甚明了；在马赛附近，显而易见的世俗化促进了阶级斗争。法国的地区文化使得不断涌现的阶级分化过去不会以相同的方式在全国各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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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将黄背心群体归入哪一阶级呢?
无产阶级，但应该说是赢得了70%法国人同情的无产阶级；与之相反，国民阵线（国民联盟前身——译注）的无产阶级在大选第二轮总会被三分之二的法国人反对。黄背心群体要低于中层职业者，月收入接近1700欧元的中位数。参与游行的月收入大概在1400欧元，占领环岛的在1000欧元。这些人经济上有困难，大多在私营部门工作，因此不能享受到公共部门的附加保障。最初我曾确信他们的运动不会有结果，认为这与其说是一种结构不如说是一次浪潮。但这只是一系列行动的序曲。在我的书中，我多次提起与欧洲同行相比法国教师微薄的工资。教师群体曾是选举中马克龙的主要支持者，身处我们国家错误认识的中心。但退休制度改革对他们的安全保障造成了威胁，他们态度的翻转则会在今后不短不长的一段时期里引导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走向。
Q
您对马克龙领导的“深层国家”的权势表示了担忧。可最近他在试图裁撤国立行政学院(ENA)时也指责深层国家的种种行径，对此应如何解释呢?
我注意到了这一点。但请原谅我这么说，马克龙从未停止使用他不理解的表述：首先是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然后是深层国家。关于我们总统的客观事实是，他有一切压迫的力量，却无任何创造的能力。没有货币发行权，无法修改经贸规则。面对工业与公民社会的毁灭、贫困率的上升与浮现在灾难之上的国家权力的增加，他只能袖手旁观，却无行事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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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欧元这么糟糕，那黄背心群体为什么不将其视作自身不幸的根源呢?
没有人这么认为。从国立行政学院毕业生到黄背心群体在内的法国人，包括正在讨论的您本人，都像是在同一个鱼缸中。我自然不是天才，但因为我读的书有95%都以英文写就，我在精神上便生活在别处，我便像美国或瑞典经济学家或是德国企业家一样思考。借用阿兰·埃伦贝格(Alain Ehrenberg)的研究成果，我花一整章的篇幅分析了法国精神内爆的社会心理学基础。在全球化时代，法国各阶级在精神上呈现出的向心运动令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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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描述的阶级斗争似乎同样发生在像美国或英国这样不使用欧元的国家……
在那些国家发生的是阶级分化。在马克思看来，阶级斗争是法国人的创造，也是法国人的特长。我则说阶级斗争是我们民族特性的中心成分。您看美国总统或英国首相近来是惊恐地躲在白宫里或是唐宁街10号中吗?黄背心运动是阶级斗争的开篇。当小资产阶级也参与进来，当他们摆脱束缚，不再自视思想开放或高于占领环岛的无产者时，这一斗争就变得有威胁了。作为历史学家，我好奇地等待着小资产阶级的子女愤怒地加入这场斗争。作为公民，我写下本书以让社会各方彼此理解，避免暴力。我更支持英式的阶级协商。
Q
可是，您将黄背心群体犯下的暴力称作“防御性”行动来为暴力辩护……
书写历史并非“辩护”，而是书写真相。我说是防御性暴力，因为只要看一下时间线，就会发现最先出手的是身居上位的人。我将其称作马克龙–贝纳拉主义。马克龙的暴力体现在言语上，贝纳拉(Benalla)的暴力发生在康特斯卡普广场(2018年5月1日群众游行期间，马克龙私人保镖贝纳拉身着警服在康特斯卡普广场殴打一名示威者，同年7月事件曝光，舆论一片哗然——译注)。一边是经济手段的暴力将黄背心群体判处了经济死刑，一边是来自警察的暴力。我在书中以理论的形式呈现了领导阶级向法国人民复仇的欲望，他们失去了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如今必须听命于德国。这就是我所说的阿兹特克模式：一个吃人的国家。您对此有印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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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您对“黄背心”里的反犹太分子和他们比出的“反犹太手势”视而不见?
因为就是没有。法国的反犹太主义从来不是大众阶级的问题。在我的书中，我谈到了郊区的反犹太主义，这是真实存在的，就像法国资产阶级的反犹太主义一样，都只是短暂地停歇了但是并没有消失。指责“黄背心”的反犹太主义，就像马克龙和卡斯塔内(Castaner)所做的那样，是一种令人发指的策略。我进一步分析我所说的“反犹太主义2.0”：愤世嫉俗地把犹太人放在辩论的中心位置，转移人们对阶级斗争卷土重来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的注意力。马克龙主义发明了一种反犹太主义。我打算把我的书寄给法国犹太机构代表理事会(Crif)主席，以提请他注意这种全新的反常性的工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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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反对养老金改革的罢工完全来自公众。这场由受保护的劳动者发起，试图捍卫其地位的运动难道不是对“黄背心运动”的反动吗?
通用的退休要求让每个人都处于同一水平。“通用”是个好词，但考虑到社会群体之间预期寿命的差异，这种观念只能是极不平等的。这无异于让穷人为富人的养老金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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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总工会(CGT)的铁路职工是穷人吗?
我们无能为力的领导人不会指责铁路职工富有，因为那会显得很荒谬。他们指责铁路职工是最后一批具有非暴力防御能力的人之一。法国人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他们疲惫，起伏不定，但他们支持或容忍罢工。如果改革获得通过，到目前为止直至退休都生活在经济焦虑中的法国人将至死都生活在经济焦虑之中。在一个日益贫穷的社会，退休金点值注定会毫无限制地下降。
但基本上，相比铁路职工传统而可估量的抗争，我更感兴趣的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教师们会发生什么。在教职员工中蔓延的担忧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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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活水平将增加...
我们不能使之提高。一个工业已被摧毁的国家必须降低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在统一退休计划之前是统一的贫困。真正的价值在于重要工业技术部门的出口。 虽然法国现在没有这些了，但我们可以重建：我们仍然有我们的高等科学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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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描述的语境中，观察到自杀率的下降是很有趣的。您如何解释?
事实上，在生活水平下降的时期，自杀率有所下降，我在一定程度上用涂尔干式(Émile Durkheim)的术语来解释。在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里，人们对生活寄予希望，有时甚至寄予厚望。根据涂尔干的说法，这是一种社会失范。当人们失望的时候，他们就自杀了。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失范现象越来越少。人们现在知道，他们不可能改变自己的阶级了，也不会找到合适的工作了。因此，没有理由自杀。
Q
马克龙将社会流动性置于他计划的核心。这还有可能吗?
社会流动性趋于零。在美国，这一比例甚至低于欧洲。社会流动性只存在于富有和强大的国家。就像保留自身货币的北欧国家。
Q
通过一个相关系数，您展示了勒庞和马克龙的选票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
当一个政治空间里有两名主要候选人时，有一个负相关指数是很正常的。希拉克对勒庞的比分是-0.51。马克龙对勒庞，是-0.93。我这辈子从未见过这样的事!这一发现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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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具体解释一下吗?
这意味着，如果你知道勒庞在某一省份的选票，那么你几乎可以预测马克龙在同一省份的选票。马克龙选民的基本决心是投票反对勒庞。我们于是理解为什么尽管“前进!(En Marche!)”团队(共和国前进党前身——译注)候选人说着空话却照样收获选民!投票给马克龙意味着投票反对“民粹主义”，甚至可能简单地说，投票反对人民。结论:上层的失败者（指前文提到的由企业高管和高级脑力劳动者构成的小资产阶级——译注）不再有任何计划，他们只想反对那些低他们一等的人。大众阶层通常被视作敌视移民的低等白人，他们将愤怒倾泻在被认为是社会地位更低的阶层身上。在我看来，2017年的马克龙主义者近似于更高一级的低等白人，他们将愤怒发泄在法国无产者身上。被德国或美国羞辱的地产金融贵族则将自身愤怒转向了由企业高管和高级脑力劳动者构成的小资产阶级，这些地产金融贵族也许可以说是再高一级的低等白人。
Q
具体来说，支持国民联盟(RN)的选民呢?
他们对制度持平静和仇外的态度。他们知道投票给勒庞没有意义。我书中的一个教训是，没有选举前景的国民联盟在正在萎缩的工人阶级中找到了它的主要立足点。
Q
那么，国民联盟党派和马克龙主义者有什么共同点呢?
要从宣称民主业已消失的UMPS理论说起，因为民主就是左右两翼文明的竞争(UMPS得名于法国右翼人民运动联盟UMP(共和党前身)和左翼社会党PS的首字母缩写，该理论认为左右两翼政策观点并无本质差异，实为一丘之貉，左右两翼在选举中的策略性联合尤其为国民联盟等政党所指责——译注)。无论是精神上还是意识形态上，他们都总在使用暴力，就像他们都放弃平等原则一样。他们有机而内在的联系是警察。国民联盟在警察中几乎占多数;马克龙则动用警察暴力摆平游行示威。纵容警察。警察甚至免于通用退休制度改革(根据法国政府公布的退休制度改革方案，警察等危险职业保留特殊退休福利——译注)。马克龙主义者和勒庞主义者注定会趋于一致……
翻译文章：Emmanuel Todd : « La Nouvelle Lutte des classes », Le Point HEBDO, 16 janvier 2020.
网络链接：https://journal.lepoint.fr/emmanuel-todd-la-nouvelle-lutte-des-classes-2357890
译者介绍
赵高雅，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张禹晗，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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