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段话大家耳熟能详，出处便是《毛选》第一卷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受国民党中央、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中共湖南区委多方委托（详细考证见王建国论文《湖南农民考察运动运动》几个问题的辨析），以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委员的身份前往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用三十二天的时间，进行大量走访，召开座谈会，并查阅大量资料，后返回武昌，在武昌都府堤41号，花了四天的时间，将这篇足矣彪炳史册的调查文稿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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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考察湖南？
毛泽东是湖南人，年少时就对湖南进行过多次的社会考察。湖南临近广东，从1920年起，就受到广东革命思潮的影响，广东革命政府自1924年起，即开始针对农村地区，制定扶助农工的政策，又在1926年国民党“二大”上，将盘踞农村的土豪劣绅正式列入打击对象，与帝国主义并列，“要打倒中国民族完全解放的目的，一定要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走狗政客、买办阶级、土豪劣绅、残酷地主及其他一切反革命势力”（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宣言，1926年10月）如果不加注解的话，我们估计第一反应这是中共中央的宣言。
说一句题外话，比对412之后的国民党，一声叹息，故小时候一直听说的蒋匪军背叛先总理遗训，背叛革命，实属事实。而接过先总理遗训和革命旗帜的正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代称，1840-1949）
故此，在国民党中共湖南区委的安排下，大量农运讲习所的毕业生返回湖南，开展秘密农运。湖南靠近广东，开展农运一是开展扶助农工政策，二是配合北伐军北伐，北伐军北上过程中，配置一只620人的宣传队伍，亦将打倒土豪劣绅的宣传口号传遍湘江大地。
1926年7月11日，北伐军攻克长沙，8月22日，攻入岳州，湖南全境归入北伐军。湖南农运随后开始大扩张，从北伐前的30-40万人扩张到1927年6月的600余万人参加，声势浩大，就如文中所说：
“很短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讯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好的很”，那么既然好得很，为什么国共两党均要派毛泽东去湖南进行考察呢？
因为党内以陈独秀为主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国民党高层均认为农民运动过了火，甚至认为“糟的很”，报刊也多是批评之声。
“湖南民众，近日阶级斗争之风甚巧，长沙市空气紧张，人民如痴如狂。所谓上豪劣绅斩首枪毙之事，一演而再演。湖南人民，今日捕拿上豪劣绅，急亟猛进，其势若狂。全省七十五县俱在积极进行中。（大公报1927年）
农民运动的兴起，使得盘踞于乡间的绅士阶层几无生存土壤，纷纷逃亡或献出土地，《调查》一文中说，“湖南许多地方，地主权力完全推翻，形成了农民的独一权力。。综计农民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的方法有以下各项：
清算。追回被土豪劣绅贪污的公款。
罚款。发现舞弊或鱼肉百姓或私藏烟枪等。
捐款。为富不仁的地主捐款救济贫民。
小质问。涌入过错较轻地主家公开质问。
大示威。统率大众，向与农会结仇的土豪劣绅示威。
戴高帽游乡。
关进县监狱。
驱逐。
枪毙。“这样的大土豪劣绅，各县多的有几十个，少的也有几个，每县至少要把几个最大恶极的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办法。”
农民运动，实质上是在农村地区建立起了由农民集体领导的基层政权形式，将权力从绅士阶层手中夺走。
传统中国，皇权不下县，乡村的权力归属在以土地和功名为纽带的绅士阶层手中，进而为官，退而为绅。绅士作为沟通县官与农民之间的桥梁，自成一套治理体系。这也就是《调查》一文中所说的，
“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及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神权），女子，还受男子的支配（父权）。（女性能顶半边天，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
而维系这些权力的核心。
“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即被打倒，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
那么，为什么农民会如此痛恨地主阶级？以至于造成短暂的恐怖现象？我们就得说说，土豪劣绅的做派了。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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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苦土豪劣绅久矣
解放前的中国乡村，大多数地方并非是田园牧歌的景象，而是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广大贫农和地主阶级的家园。（视土地兼并程度，如长沙县，20户178人的地主占据3519.5亩地，约占全部耕地的72.74%，149户839人的贫农占据35亩地，非得依靠耕种地主土地才能过活。
但作为佃农，地租一般高达50-80%，地主除供给土地或茅屋之外，并不提供如耕牛或种子等生产资料，赶上歉收之年，只能借谷以交租。
同时，各种县政府的苛捐杂税，也直接摊派到农民头上，如1926年湖南省征收的教育税，人均一元，收齐的教育税，却是供高等教育及中等教育使用，而当时中国文盲率高达97%，也是一种讽刺。
逢节日，佃农还需给地主贺礼，鸡鸭鱼不等。
如果风调雨顺，加上家中靠做工挣点钱，佃农尚能吃饱饭，不至于破产。
但化肥发明前的农业生产，靠天收是常态，一旦赶上歉收或青黄不接，农民只好向地主借债以过日，但借债利息之高，令人咋舌，尤其是高利贷，基本上是土地兼并的催化剂，封建王朝的末期，往往都是农民因高利贷从自耕农变成佃农再到卖儿卖女无以为继的流浪农民。
“月息百分之十，差不多是全省十五县普通的现象，谓之＂大加一＂；又有借银九元，月息一元，名为＂九去千归一＂；南县、安化、华容等县，有月息百分之二十的；慈利．永明、城步等县，都是月息百分之三十；来阳有＂九出十归外加之利息，印借本九元，一月后还十元三角“
借贷利率年化120%，已是常态化水平，而最高的，能达到年化360%的水平，真可谓索命债。农民知道借贷之后不能生存，但是若不借债，恐怕未来几日就会饿死，只好先管着自己先活下去。
土地的地租收益如此之高，加上高利贷的生意一本万利，地主阶级及军功阶级均不断扩大土地规模，多余的资本并未投入工业或商业之中，进一步加剧土地兼并势头。
享有经济优势的绅士阶层，进而为官，退而为绅士，进一步控制宗族、神权，并与官府勾结，掌握司法权，与农民产生法律冲突时，农民限于不识字和财力的困扰，基本上不会赢得与绅士阶层的法律官司，同时绅士阶层组建团练，拥有自己的武装，一个无法无天的绅士阶层就这样形成了，即所谓的土豪劣绅。
“我家乡湘潭县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两人，民国二年以来十四年间，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杀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丐。汤峻岩说，杀两个叫花子开张！这两个叫花子就这样一命呜呼了。-《调查》
就好像《让子弹飞》中的黄老爷，依托贩卖人口、烟土发了大财，民国的法律自然反对贩卖人口、烟土，但县官都得仰其鼻息，更何况还有黄府团练教头的私人武装，未组织起来的农民自然难以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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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运动“好得很”
但农民运动兴起之后，毛泽东所见的乡村，已换了面貌，从经济上，年息超过24%的高利贷已是违法，甚至于旧债已无地主索要，当然也有研究表明，由于高利贷的禁止，传统的乡村放贷模式陷入困境，地主连24%的年息已不愿借出，也出现农民借贷无门的现象。
从政治上，旧式的都团（即区乡）政权机关陷入瘫痪，农会掌握了基层政治权力，县政府的行政体系和司法体系难以深入乡村。
“警备队、警察、差役，一概敛迹，不敢下乡敲诈。从前乡里人怕城里人，现在城里人怕乡下人。”—《调查》
宗教神权也被打倒。
“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这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月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走好运？乡下穷八蛋突然都坟山贯气了？关帝真君、观音大士，能给打倒土豪劣绅吗？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调查》
此外，如农会开展清匪、废苛捐杂税、办学堂、合作社、修道路、修水利等等，都是《调查》的重点内容。
但此篇《调查》引起陈独秀的反对，陈担心此文影响国共统一战线的合作，毕竟国民党右派指责农运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调查》一稿也在多次修改后，将语气缓和，把土地问题改成模糊的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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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是靠不住的
毛泽东调查的原意，其实是想为困境中的中共寻找一条出路，1927年的中国，北伐军势如破竹，但国共两党之间的裂痕之大，明眼人都能看得出。
尤其是面对农村的土地问题，南京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虽有改善农民条件的想法，但真的推动到彻底推翻绅士阶层的统治地位上，两党的认识不同。
有土皆豪，无绅不劣，这是湖南农民运动中最广为人知的一句口号，也是广受国民党右派及陈独秀诟病的一个口号，即所谓的打土豪的扩大化，毛泽东本人只建议对极少数的土豪劣绅予以司法打击，但北伐军中大量军官都是地主家庭出生，即便是革命军军人，仍将军功看作是一份不错的饭碗。
农运打土豪打到了自家头上，自然引起军队的不满，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依靠的武装力量只剩下唐生智和张发奎（张发奎即是《人间正道是沧桑》里面董建昌的原型之一），而其主力部队尚在河南。由奉系军阀改编而来的许克祥部于5月12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公开攻击农会，虽然唐生智前往长沙平叛，但后方军队的分裂行为使得武汉国民政府进退维谷，继续开展农民运动则会得罪军队这一靠山，不开展农民运动则会对不起革命纲领。而陈独秀则对此束手无策，仍看不清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性，对国民党左派寄予厚望。
6月，毛泽东向中央请命，出任湖南省委书记，立刻组织农民武装迅速集中，以枪杆子对抗枪杆子，毛泽东此举遭到湖南本地军阀强烈反对，仅上任10天后，陈独秀将毛泽东调回中央，并指责毛泽东以武装暴动反对唐生智的行为，而此时武汉国民政府已下令收缴农民武装的枪支。
宁汉合流就在眼前，革命的大好形势陷入危局。
马日事件后，毛泽东在汉口分批召开湖南至武汉的革命骨干，鼓励他们分散回乡，掌握武装。
“武汉总工会的几千枝枪己交出，形势一天一天险恶。但你们不管怎么样，总是要干革命的。我们的目的没有改变，你们从湖南跑来武汉了，但在武汉肯定不能坚持下去，出国也不可能，再往什么地方跑？只有回乡继续工作、继续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
此时他已经认识到，国共两党最后的破裂就在眼前，唯有武装斗争，才能够给党指出一条明路，而湖南农民运动，也让他把眼光从城市放到了乡村，团结起来的四万万民众，势必能够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波诡云谲的武汉局势，有一部分人提前看到了斗争的道路，国民党的大屠杀，刀已落下，数以万计的党员即将为信仰付出生命，但这一次血的斗争洗礼过活，中国共产党，从新生的婴儿党开始迈向了独立自主的发展之路。
《毛选一》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1928年，湖南江西交界的罗霄山脉，以井冈山为核心的苏区开始建立，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红四军军代表的毛泽东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
自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波澜壮阔的红军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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