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现在是打社会主义之仗，要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
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
话说1953年3月24日，毛泽东给邓子恢发去《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的批语和4段修改文字，内容如下：
一
子恢同志：
指示和社论都看了，只改了几个字。互助合作决议，改了3处，请你看过后，派人送高岗、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等同志一阅（一天轮完），如果你及他们都同意，请叫廖鲁言同志将修改处抄正，再送报社发表。
互助合作决议修改处，陈伯达同志已看过。
毛泽东 3月24日
二
这个决议于195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以草案形式发给各级党委试行，至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成为正式决议，并作了部分的修改。
三
中央估计了它们的两方面的性质，即私有的性质和合作的性质。初级互助组的组员，他们的生产资料是完全私有的，但也带了共同劳动的性质，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常年互助组则使这种萌芽生长起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其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农民有土地私有权和其它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农民得按入股的土地分配一定的收获量，并得按入股的工具及牲畜取得合理的代价这些条件来说，它保存着私有的性质。就其在农民以土地入股后得以统一是用土地，合理使用工具，共同劳动，实行计工取酬，按劳分红，并有某些公共的财产这些条件来说，它就比常年互助组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的因素。
四
在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农业生产工作，其它工作都是围绕农业生产工作而为它服务的。任何妨碍农业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必须避免。
五
（13）在解决了有关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问题之后，党中央认为必须重复地唤起各级党委和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和非党积极分子的注意，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必须承认他们的单干是合法的（为共同纲领和土地改革法所规定），不要讥笑他们，不要骂他们落后，更不允许采用威胁和限制的方法打击他们。农业贷款必须合理的贷给互助合作组织和单干农民两方面，不应当只给互助合作组织贷款，而不给或少给单干农民方面贷款。在一个农村内，哪怕绝大多数农民都加入了互助组或合作社，单干农民只有极少数，也应采取尊重和团结这少数人的态度。”
后来，上述二、三、四、五这几部分载于3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
3月28日，金日成、彭德怀复函克拉克，同意交换伤病战俘，并建议立即恢复谈判。
3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声明中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共同研究了‘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于1953年2月22日提出的关于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双方病伤战俘的建议之后，一致认为根据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109条的规定，这一问题完全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我们认为，解决全部战俘问题以保证停止朝鲜战争并缔结停战协定的时机，应当说是已经到来了。”
“在开城和板门店的谈判中，双方代表除对战俘一项问题外已对所有问题达成协议。” “现在‘联合国军’方面既然建议按照日内瓦公约第109条的规定，解决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病伤战俘问题，我们认为，随着病伤战俘问题的合理解决，只要双方都真正具有互相让步以促成朝鲜停战的诚意，全部战俘问题的顺利解决，是完全应当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3月3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应当重视手工业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中央农村工作部，合作总社，中央财经各部门党组：
一、湖北省委注意到在目前维持手工业经济的必要，由湖北省政府召开了一次手工业者代表会议，很好。这是一种十分重要的会议，各省可在适当时间仿照湖北的办法召开一次。现将湖北省报告转去，供你们参考。
二、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不可缺少的一种经济形式。一部分手工业已经为现代工业所代替，无法维持下去，衰落是无可避免的。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手工业，尚未为现代工业所代替，尚有存在价值和发展余地，是不应当衰落的。衰落了，不但将引起广大手工业者的生活问题，增加城市乡村的失业人口，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民的生产，并将波及商业市场，使之呆滞。因此，在农业使用手工工具时期尚未结束以前（这种结束要有几十年时间），对于手工业经济的维持，对于手工业者生产积极性的扶植，必须十分重视。不重视是要犯错误的。
三、对于手工业中存在着的劳资、雇佣和师徒3种不同的关系划分不清，处理不当，对于组织联营和合作社，采取强迫命令等等，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手工业者的生产情绪，不敢大胆雇请工人、学徒，增加资本，扩大生产，这些均应加以注意，有步骤地分别加以解决。
四、在手工业中分类排队，分别确定各行业的维持，发展或转业的问题，避免盲目扶植的错误，这是对的。但对手工业者，也应如同对待小生产者的农民一样，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主要是靠价格政策，市场产销关系，辅以必要的可行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教育指导他们，影响他们，慢慢引导他们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而不可任意地制定计划，强制他们发展哪一行或闭歇哪一行，增产多少或减产多少。我们只应当晓以利弊，由各行业自己协商，不要任意干涉，更不要随便试行无把握的政策。一切问题，均应从照顾他们利益出发，由他们自己协商，取得他们同意，照顾到主客观需要和可能条件去求解决。
五、由于农民目前的生产资料（如农具、肥料等）与生活资料（如布、手巾、鞋袜、烟等）60%至70%，有的竟至有80%左右是依靠城乡手工业品供应（即是说目前农村依靠近代工业供应的物资，只占农村需要量的40%至30%或20%左右），而农产品亦有很大部分作为手工业原料销售。因此，各地供销合作社，应着重与当地手工业者建立密切联系，订立合同，帮助他们供应原料，推销他们所生产的而又为供销合作社社员所需要的成品。县区合作社，应根据社员需要，自己开办手工作坊，以供应社员生产资料的需要（如烧石灰、铁匠炉、榨油等）。与手工业者结合，应成为供销合作社目前的主要工作之一。
六、党的农村工作部应将手工业工作，列为本身的一种业务，帮助党委掌握这方面的材料，并推动政府有关各部门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
中共中央 1953年3月31日
1953年4月3日至23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1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农村工作基本任务的指示：就是要用10年到1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在全国基本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会议按照毛泽东这一指示，重新安排了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计划，适当压缩了原来规定的老区和新区发展互助合作的速度。
4月5日，毛泽东在彭德怀3月30日关于铁道兵部队建制问题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
彭德怀在报告中说，关于铁道兵部队直属军委归参谋部管，不属铁道部建制的建议，待朝鲜战争结束可予同意。平时人数少，保存骨干进行技术训练，以备战时按需要扩大。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朝战停后，11个师，须以大部修路，一部（骨干）可属参谋部管，进行技术训练，以备战时与主力合并，以应作战需要。恩来意见请注意。
毛泽东 4月5日
毛泽东在批语中所说的“恩来意见”，是指周恩来4月3日在彭德怀的报告上批的意见：“现在铁道兵团共有11个师，建制属铁道部，但供给托后勤代管。即使朝战停止，铁道部队在国内修路仍有极大作用，特别是内蒙、西北、东北修路更需要他们，因此，此事似应从长计议。”
4月20日，邓华在给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并告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
“这次恢复谈判，停下的可能虽比过去要大，但拖的可能还是存在的。即使敌人迫于整个形势不能不停，但真正停下来还需要相当时间。且敌人狡猾，想采用军事压力来配合谈判中的讹诈，多得一点东西；也想争取一点时间，完成某些战略措施。根据这一估计，我们必须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做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的方针，加强各种准备，不能麻痹松懈。要继续完成东、西海防工事，能随时粉碎敌人的任何登陆和进攻。同时，必须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以积极行动来配合谈判，目前个别战术反击仍应进行。现东、西海防工事4月底大致可以完成，而举行夏季反击，打击的重点尽量放在美国及其外国仆从军头上。这次反击，口不宜张大，力求全歼，采取集小胜、多胜为大胜的方针。反击时间预定6月初开始到7月上旬结束，一切准备工作必须于5月底完成，尔后视情况再定动作。”
4月23日，毛泽东在邓华4月20日关于在朝鲜战场举行夏季战役反击的几点意见给杨得志等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上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彭：
此件似可批准，使他们好作攻击准备。至于停战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谈判，可则于5月间适当时机再行决定。请酌办。
毛泽东 4月23日
4月25日，全国妇联第二届执委会第1次会议选举宋庆龄、何香凝为名誉主席，蔡畅为主席，邓颖超、李德全、许广平、史良、章蕴为副主席。
4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口号提法错误的指示》：
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委及宣传部，并告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报社：
天津市委3月26日关于工程技术人员会议的报告中，提到“技术一边倒”的口号。这个报告已由中央转发各地。“技术一边倒”的口号流行颇广，但是这个提法是不恰当的，应以“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来代替。
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并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别，技术本身是能够同样地为各个阶级和各种制度服务的。在技术上并不存在不是倒向这边就一定倒向那边的问题。我们提倡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是因为苏联的科学和技术在广大范围内已达到世界上最高的水平，是因为苏联的科学和技术的应用（例如厂矿和机器的设计）能够充分顾及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经济的全面利益和工人的安全，同时也因为在世界上只有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才能无私地给我们以技术上的援助。
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并不排斥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中技术上某些好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技术一边倒”的口号的片面性和它的不能服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好像表示我们完全拒绝这种必要性似的。
此外，有些地方批评技术人员的“单纯技术观点”的说法，也不明确，容易使人产生技术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可以不重视或应该不重视技术的感觉。在大规模建设时期，我们正是要提倡重视技术。斯大林说：“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这对我们今天正是适用的。我们所要批评的不是“技术观点”，而是那种“非政治的观点”。
现在流行的这一类不明确的口号还有不少。例如批评生产单位不重视基本建设为“单纯生产观点”，批评完成任务不重视方法为“单纯任务观点”等。（本来应当说：“不要只重视生产而忽视基本建设”、“完成任务必须掌握政策和注意方法”等）这些口号的害处是使有不知其究竟意义何在，因而很容易从一个偏向转到另一个偏向。
领导者应当善于找出正确的定型的言语来表达一定的思想，至少不要在领导性的工作中随意造出不正确不明确的言语。此点望在干部中和报纸上加以宣传。
中共中央 1953年4月26日
195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批发了一个通知，专门规定：在庆祝集会的会场上可以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的像，但不要挂成一排，可以挂成两排。在游行队伍中，领袖的像也要有顺序。第1排自左至右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第2排为毛泽东、孙中山；第3排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以下为各国的领袖。
毛泽东一直坚持过去提出的原则：他与马恩列斯是学生与先生的关系，他不能与他们并列，而是与孙中山平列。
1953年5月2日，毛泽东就堂弟毛泽荣寄来家乡的茶叶、火焙鱼等土特产、要求进京相会一事，给毛泽荣写了一封回信，请人带回韶山。他在信封上写着：带交 毛泽荣先生 毛寄，使用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信封。毛泽东在这封复信中写道：
泽荣贤弟：
4月9日给我的信及馈赠食品，均已收到，谢谢你。因你眼睛有病，路上行动恐怕不方便罢，似乎不必来京看我。你有困难，可以相告，替你设法解决。
此复。祝你身体健康！
毛泽东 1953年5月2日
毛泽荣看到这封信时真生气了，对人大发脾气，他说：“我是谁呀，我是你五弟啊！你可以同意一批又一批的乡亲去北京，去你的金銮殿里作客，为什么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我的要求呢？你是嫌我没有文化吧？你是怕我到京城里丢你的面子吧？”
自此之后，毛泽荣的情绪非常低沉。可能是有人将这情况告诉了毛泽东，这年冬天，毛泽东终于同意让毛泽荣去北京了。毛泽荣喜出望外，高兴地说：“三哥还是心里没有忘记我啊！”在北京，他见到了久别的毛泽东。一日，毛泽东在饭后约他出去散步。毛泽荣很高兴，准备借机要求主席三哥找个工作，当个小官什么的。谁知他还没开口，毛泽东就说：
“泽荣啊，你今后有什么困难，不要动不动就来找我，要靠当地政府解决。而且也要根据实际情况，政府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就莫扳蛮。你是我的亲属，我必须严格要求，谁叫你是我的亲属呢？”
毛泽荣听着，久久没有说话，脸涨得通红。之后，他还是回到了韶山，继续当他的农民。直到过了好几年，他发现共产党办事真的和国民党不一样，心中的气这才消了。
再说5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华东局《关于一九五三年工业生产工作提纲》及《关于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厂矿生产改革经验的综合报告》的批示：
华东局并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并中央各工业部门党组：
现将华东局《关于一九五三年工业生产工作提纲》及《关于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厂矿生产改革经验的综合报告》转发你们参考。
一、华东局在1953年工业生产工作提纲中提出：1、坚决贯彻重点建设、重点发展的方针，充分利用现有企业的基础和设备，发掘潜在力量，为国家积累资金，培养技术和管理人材，以支援国家建设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2、抓紧工业生产的计划工作并全面的保证完成计划。3、大力加强对基本建设的领导，继续派遣干部，加强基本建设的领导机构，加紧勘察设计，积极组织施工，作好材料准备与运输工作。中央认为这些都是正确的。
二、在国营、地方国营企业中进行生产改革时，应根据不同的厂矿不同的情况，发动群众，主要作好计划管理，建立与健全各种责任制度，充分发掘企业潜在力量，均衡地完成与超过国家计划，并保证产品的质量。各地党委必须认识：企业计划管理工作的薄弱，各种责任制度未能建立或很不健全，正是目前许多厂矿管理工作落后及产品质量低劣的重要原因之一，此点应引起各地党委与所有工业行政部门的极大注意。
三、私营企业的各项改革应与国营企业有所不同。目前各地党委应指导当地财委及工商管理机关，作好对私营企业的调查登记与管理工作。对于那些制造生产资料的较大的私营企业（例如上海的私营机器制造业），尤应调查了解其全部生产能力及生产特点，并将调查材料报送大区财委与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便按照国家需要组织其生产，使之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
四、目前各地基本建设工程已先后进入施工阶段，主要的任务是保证工程质量、按期完成施工计划。对隐藏在基本建设工人中的某些反革命分子，除随时注意侦察与防范外（进行破坏活动者应即时处理），在施工紧张阶段不宜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忠诚老实、自觉交代”的运动，这一工作，可推迟到今冬整训时进行。
中央 5月7日
5月13日，中朝军队为实现毛泽东提出的“消灭敌人，配合谈判”的方针，提前发起了强大的夏季反击作战，重点打击李承晚伪军部队。
李承晚曾在4月24日转告艾森豪威尔说：如果达成允许志愿军继续留在鸭绿江以南的任何协议，他就将宣布南朝鲜军队退出“联合国军”，在必要时继续单方面作战。
5月15日，毛泽东给黄炎培送去了有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两个材料，并给他写信说：
“私营问题的中心，和公营一样，是民主改革与增产节约。这个问题解决了，劳资关系等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
5月19日，毛泽东先后写了两个“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他写道：
一 “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否则无效”4个字下面均加有着重点——笔者注）。请注意。”
二 “（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8月1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5月5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二）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
据戚本禹说，他曾经问过江青，毛泽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刘少奇不满意的。关于这个问题，他在回忆江青的文章中是这样写的：建国初期，江青见毛泽东常常不高兴，便“问了主席，主席才跟她说，我从陕北来到河北，看见刘少奇代理中央期间，有些事情简直是胡作非为，搞土改，不经中央同意，不经我的同意，就乱发指令。什么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石头，整干部，打倒一大片，推行一些过左的政策，搞得农村很不安宁。连康生都听他的，也在搞过左。所以前方在打胜仗，后方却乱起来了。主席路过山西，作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了这种过左的倾向。主席说，他们发什么文件也不经过我。甚至提省一级的干部都不经过我批准。把在中央工作委员会时的工作习惯一直带到了北京。江青当时还跟我说，后来关于这件事中央还发了文件的。”
5月24日，毛泽东在萧克关于军委例会通过的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第3个草案的报告上批示说：
“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
5月27日下午，毛泽东就“在中央会议中应有军委议程”问题指示彭德怀、黄克诚：彭德怀同志，并黄克诚同志：
在中央会议中，每月或每两月，应有一次军委的议程。例如早几天克诚同志要和我谈的后勤会议的情况，即可向中央会议作一次报告，其办法是用文字简明地写出来，交杨尚昆同志印发各同志，列入议程，开会时由黄再作简单说明。其他各部门重要事项，准此类推。如同意，请照办。
毛泽东 5月27日
1953年6月5日，毛泽东要杨尚昆将有关新税制的5个文件印发给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与会者。他还给这5个文件加了一个总题目：“1953年1月至2月间关于新税制问题的几个文件。”
这5个文件是：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等人关于新税制的电报；北京市委关于新税制的反映；毛泽东给周恩来等人的信；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的回信；财政部副部长吴波等关于新旧税制的利弊及物价波动原因的报告。
6月6日，艾森豪威尔致信李承晚，敦促他接受停战协议，并提醒他说，武力统一朝鲜，只是一个“梦想”。
6月8日，朝鲜停战谈判拖延了将近1年半的战俘问题，终于达成协议，基本实现了朝中方面关于遣返战俘的提案。
6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各大区、各省市委和财委的负责人，加上列席会议的，共有163人。
这次财经工作会议主要议程有3项：一是财政问题；二是“一五”计划的问题；三是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后来，这个会议一直延续到8月13日才结束，整整开了两个月。
整个会议由周恩来、高岗主持，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进行。
高岗其人，身材高大，梳一个大背头，浓眉毛，高鼻梁，戴一副近视眼镜，目光闪烁。因他白皙的面皮上有一些浅色麻子，故人们在背地里称他为“高大麻子”。此人颇有工作能力，遇事敢决敢断，在东北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做出了一些成绩，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他还很受斯大林与赫鲁晓夫的欣赏。在1952年8月以后，高岗与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5人先后调入北京，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高岗同时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地位显赫，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
6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李维汉所作的《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报告。
早在4月份，李维汉根据毛泽东3月间强调用国家资本主义来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的设想，组织了包括国家计委和工商管理局参加的调查组，对武汉、南京、上海等几个城市资本主义企业公私关系进行了调查。5月间，他在调查报告《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中，提出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办法是改造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最适当的方式，并提出了进一步做好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团结、教育、改造”工作的具体方针政策。
毛泽东对这个报告非常重视，经他修改后，改名为《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他还亲自打电话告诉李维汉说：
“这个报告将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毛泽东为6月15日这次会议准备了一个讲话提纲，就写在《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未定稿）的封面上。他写的是：
“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
有所不同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经济繁荣，前者管着后者。
几点错误观点：1、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2、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3、确保私有财产。
党的任务是在10年至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
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1、农业；2、手工业；3、资本主义企业。逐步。
对于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成份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以教育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首次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他说：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他解释说：
“考虑来考虑去，讲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比较合适。根据几年来的经验，大概10年到15年是一定需要的。
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现在基本建设、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都有急躁情绪，比如急于要多搞合作社，‘五反’后对资本家进攻没有停止，使工人阶级自己处于进退两难地位。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
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等人的3种观点：一种观点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句话原是写在周恩来1953年2月4日向全国政协一届4次会议的报告稿上的，原话是：“以上这些成就，说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毛泽东在审阅时删去了这句话。他在这次会议上说：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是变动很剧烈很深刻的时期。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阶级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要在10年到15年使资本主义绝种。‘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另一种观点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毛泽东说：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15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第3种观点是“确保私有财产”。毛泽东说：
“‘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
毛泽东还系统地论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实质和步骤。他说：
“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1、农业；2、手工业；3、资本主义企业。”
“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逐步者，共分15年，一年又有12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
政治局扩大会议责成李维汉，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对他提交的报告加以补充和修改，然后提交全国财经会议进一步讨论。
6月15日下午，李维汉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要求，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报告，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
6月15日这一天，朝鲜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全部达成协议。
中朝军队为了保证停战协定顺利签字，于15日19时发布命令说：
“从6月16日起，各部队一律停止主动向敌人攻击，但对敌人对我发动的任何进攻，则应坚决地给以打击。”
此前，中朝军队在强大的夏季反击作战第二阶段攻势中，歼灭敌军41000多人，几乎是第一阶段战绩的10倍。在这一阶段作战中，第20兵团代司令员郑维山、副司令员张祖谅曾经指挥3500多名步兵，几百门大炮，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潜伏长达20多小时，这不能不说是中外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战斗打响后，志愿军潜伏部队如同从天而降，仅用1小时零10分钟，就歼灭敌人1个团的大部，并占领全部预定目标。为此，第20兵团受到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的通报嘉奖。
6月16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接见了从朝鲜战场归来的上甘岭前线指挥员、志愿军第15军军长秦基伟。秦基伟这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与秦基伟热情地握手后，请他坐在自己的身旁。
“我们过去没有见过面，你在太行当过司令？”毛泽东点上一支烟，微笑着对秦基伟说：“你们在上甘岭打得不错呀！”
秦基伟谦虚地说：
“主席领导得好。”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问：
“美国佬好对付吗？你在朝鲜呆了３年，有什么经验教训呀！”
秦基伟回答说：
“刚入朝时，对敌人规律摸不着，有点生疏。后来和敌人交了几次锋，就感到美国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并不可怕。美国佬有两个长处：装备好，有制空权；但有3条缺点：一怕夜战，二怕近战，三怕死。”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说：
“张牙舞爪到处要吃人的大老虎，也被你们战胜了，可见它是一个纸老虎。”
秦基伟说：
“通过和美国佬作战，再次证明主席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是十分正确的。美国佬死要面子，老怕人说它是纸老虎。他们说，共产党将从三八线停战中获得宣传的胜利，这个停战将使他们能够把美国说成是一个纸老虎。”
毛泽东说：
“他们也是一个铁老虎，钢老虎。他们凭着钢铁多，凭装备优势，貌似强大，内里空虚。钢铁多，气不足。我们凭指战员的智慧和勇敢，凭正义，凭一股气，一鼓作气打败他们。战争规律，从来如此，劣势装备可以战胜优势装备。美国南北战争时候，北美的装备比南美差，也是北美打败南美嘛！”
他扳着手指继续说：
“自美国1776年独立以后，打了８次大的战争，其中有３次发生在20世纪。它在第1次世界大战、第2次世界大战……在几次战争中，都是自己占便宜，朝鲜战争是美军在世界上第一次打败仗。吃了亏。”
秦基伟说：
“我们开始没想到，敌人会在上甘岭投入这么大的兵力，敌人也没想到投入这么大的兵力也没能拿下上甘岭。范佛里特开始计划使用两个营的兵力，用5天时间，伤亡200人，就可以拿下上甘岭。”
毛泽东说：
“牛好吹，戏难唱呦！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时，不是吹要在圣诞节前饮马鸭绿江，让美国士兵回国吗？南朝鲜李承晚他们也说‘战争一旦爆发，便立即占领平壤，在短时间内统一北方全镜’。日本鬼子发动侵华战争，吹嘘３个月可以灭亡中华民族，结果呢？蒋介石打内战，陈诚也吹过牛，说什么‘在军事上对付中共，３至５个月便能解决问题’，结果还是打输了。”
6月16日这一天，李承晚就艾森豪威尔6月6日对他的劝告，复函给艾森豪威尔，拒绝接受停战协议。
6月18日晚，李承晚强行将27000余名朝鲜人民军战俘劫往南朝鲜军队训练中心，公然破坏协议，引起世界公愤。次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言人对媒体宣称：这是一件“很遗憾而极其令人反对的事情。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下议院宣读英国致李承晚政府的抗议照会：“女王政府强烈谴责这种种……背叛行为。”
艾森豪威尔也通过美国国务院发给李承晚一份急电说：“你目前的命令和根据这个命令所采取的行动……给联合国军司令部造成困境。这种局面如果继续下去，只会牺牲联合国精锐部队用鲜血和勇敢为朝鲜赢得的一切。”
6月19日，彭德怀离开北京，前往朝鲜。他与金日成致函克拉克，要求他立即全部追回被李承晚强迫扣留的朝中被俘人员，并且强硬地质问：究竟联合国军司令部能否控制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如果不能，那么朝鲜停战究竟包不包括李承晚集团在内？如果不包括李承晚集团在内，则停战协定在南朝鲜的实施有何保障？
6月20日晚，彭德怀在平壤致电毛泽东，建议说：
“根据目前情况，停战签字须推迟至月底似较有利，为加深敌人内部矛盾，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再歼灭伪军15000人。”
6月21日，毛泽东复电给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彭德怀同志：
6月20日22时电悉。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毛泽东 6月21日
据此，中朝军队积极准备发起规模空前的金城战役，集中力量打击南朝鲜军队。
6月29日，美军总司令克拉克在给金日成和彭德怀的复信中，承认李承晚的行为是一个“严重事件”，并一再保证：联合国军总部以及有关政府当努力获得李承晚集团合作，“遇有必要之处，联合国军将尽其所能建立军事上的防范措施，以保证停战条款将被遵守”。
6月30日，毛泽东接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2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他在谈话中说：
“青年团对党闹独立性的问题早已过去了。现在的问题是缺乏团的独立工作，而不是闹独立性。
青年团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但在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当中，要有自己的独立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2年我同团中央的同志谈话，出了两个题目要团中央研究，一个是党如何领导团的工作，一个是团如何做工作。两个题目，都包含了如何照顾青年的特点。各地方党委反映，对青年团的工作是满意的，满意就在配合了党的中心工作。现在要来个不满意，就是说青年团的工作还没有适合青年的特点，搞些独立的活动。党和团的领导机关，都要学会领导团的工作，善于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照顾青年特点，组织和教育广大青年群众。
青年团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方面的革命工作，作出了很大成绩。无论工厂、农村、军队、学校的革命事业，没有青年就不能胜利。中国青年是很有纪律的，他们完成了党所交给的各项任务。现在朝鲜议和，土地改革结束，国内工作的重点正在转到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就要学习。青年团要学会领导青年，和成年人一道，在农村把农业搞好，在城市把工业搞好，在学校把学习搞好，在机关把工作做好，在军队把国防军练好，成为现代化军队。
14岁到25岁的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青年比成年人更需要学习，要学会成年人已经学会了的许多东西。但是，他们的学习和工作的负担都不能过重。尤其是14岁到18岁的青年，劳动强度不能同成年人一样。青年人就是要多玩一点，要多娱乐一点，要跳跳蹦蹦。不然他们就不高兴。以后还要恋爱、结婚。这些都和成年人不同。
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一、祝贺他们身体好；二、祝贺他们学习好；三、祝贺他们工作好。
我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现在是8小时，实际上只有六、七小时，普遍感到睡不够。因为知识青年容易神经衰弱，他们往往睡不着，醒不来。一定要规定9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青年们要睡好，教师也要睡足。
革命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就是大家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过于疲劳。现在要保证大家身体好，保证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干部都要身体好。当然，身体好并不一定学习好，学习要有一些办法。
现在初中学生上课的时间也多了一些，可以考虑适当减少。积极分子开会太多，也应当减少。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娱乐、休息、睡眠，这两方面要充分兼顾。工农兵青年们，是在工作中学习，工作学习和娱乐休息睡眠两方面也要充分兼顾。
两头都要抓紧，学习工作要抓紧，睡眠休息娱乐也要抓紧。过去只抓紧了一头，另一头抓不紧或者没有抓。现在要搞些娱乐，要有时间，有设备，这一头也要来个抓紧。党中央已经决定减少会议次数和学习时间，你们要监督执行。有什么人不执行，就要质问他们。
总之，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有些领导同志只要青年工作，不照顾青年的身体，你们就用这句话顶他们一下。理由很充分，就是为了保护青年一代更好的成长。我们这一代吃了亏，大人不照顾孩子。大人吃饭有桌子，小人没有。娃娃在家里没有发言权，哭了就是一巴掌。现在新中国要把方针改一改，要为青少年设想。
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太少，这行吗？自然不能统统按年龄，还要按能力。团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单，30岁以下的原来只有9个，现在经过党中央讨论，增加到60几个，也只占四分之一多一点。30岁以上的还占差不多四分之三，有的同志还说少了。我说不少。60几个青年人是否都十分称职，有的同志说没有把握。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绝大多数是会胜任的。个别人可能不称职，也不用怕，以后可以改选掉。这样做，基本方向是不会错的。青年人不比我们弱。老年人有经验，当然强，但生理机能在逐渐退化，眼睛耳朵不那么灵了，手脚也不如青年敏捷。这是自然规律。要说服那些不赞成的同志。
青年团要照顾青年的特点，要有自己的系统的工作，同时又要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并不是什么新发明，老早就有了的，马克思主义历来就是这么讲的。这是从实际出发。青年就是青年，不然，何必要搞青年团呢？青年人和成年人不同，女青年和男青年也不同，不照顾这些特点，就会脱离群众。你们现在有900万团员，如果不注意青年的特点，也许就只有100万拥护你们，800万不拥护你们。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多数，同时注意先进青年。这样，可能有些先进分子不过瘾，他们要求对全体团员都严一些。这就不那么适当，要说服他们。团章草案规定的义务多了，权利少了，要放宽一点，使多数人能跟上去。重点要放在多数，不要只看到少数。
你们的团章草案规定，4个月不参加组织生活就算自动脱团，这太严了。党章还规定6个月，你们也规定6个月不行吗？办不到的事，或者只有100万人能办到，800万人办不到的，都不要在团章上规定。原则性要灵活执行。应当是那样，实际是这样，中间有个距离。有些法律条文要真正实行，也还得几年。比如婚姻法的许多新文，是带着纲领性的，要彻底实行至少要3个五年计划。“不要背后乱讲”这一条，原则上是对的，但是不必写在团章上。反对自由主义是长期的，党内自由主义也还不少。不准人家在背后骂一句话，事实上办不到。不要把框子搞得太小，主要是敌我界限要分明。
威信是逐渐建立的。过去军队里面有人编歌谣骂人，我们不禁也不查，军队还是没有垮。我们只抓住一些大的，比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队伍就慢慢上了轨道。群众对领导者真正佩服，要靠在革命实践中了解。真正了解，才能相信。现在团中央威信已经相当高。有些人还不佩服，慢慢会佩服的。小伙子刚上台，威信不高，不要着急，不受点批评不挨点骂是不可能的。有“小广播”，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只要民主生活充分，当面揭了疮疤，让人家“小广播”，他还会说没时间，要休息了。但是问题总是会有的，不要以为一下都能解决，今天有，将来还会有。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要经过3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3个五年计划就是15年。1年一小步，5年一大步，3个大步就差不多了。基本上完成，不等于全部完成。讲基本上完成，是谨慎的讲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谨慎一点好。
中国农业现在大部分是个体经济，要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要坚持自愿原则。不去发展，就会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右倾。搞猛了也不行，那是“左”倾。要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我们历来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也不打只有准备但无把握之仗。过去打蒋介石，开始有些人犯主观主义错误，后来经过整风，反掉了主观主义，就打了胜仗。现在是打社会主义之仗，要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青年团如何执行这个总任务，你们应当按照青年的特点，作出适当的规定。”
6月间，毛泽东已经察觉了高岗的反党阴谋，他认为，刘少奇在工作中的错误，还没有形成方针、路线性的错误，而只是一种思想认识问题，此时高岗要取而代之，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所以，毛泽东在与罗瑞卿的谈话中问道：
“我退到二线怎么样？第一线由谁来主持？”
原来，毛泽东早已提出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工作分工要分一线二线的问题。罗瑞卿见毛泽东重提这个问题，就回答说：
“主席退居二线，当然是少奇同志来主持。不过……”
毛泽东没等罗瑞卿说完，就说：
“你鼻子不灵，嗅觉不灵。世界上的人睡觉，有些人睡在床上，有些人睡在鼓里。我看你就睡在鼓里。你知道有人搞阴谋、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吗？你们说拥护我这个旗帜，为什么听到一些话，不问问旗帜这些话是真是假呢？
这个组织地下司令部的人就是高岗。你以为他拥护林彪吗？这时候林彪没有了。他要在我退居二线时，当党的副主席。这个人欺骗了一些干部，要把这些干部夺回来。”
1953年夏，毛泽东的孩子们都放了暑假，回到了他的身边。毛泽东把王鹤滨叫到他的办公室，说：
“王医生，我很忙，抽不出时间来陪孩子们玩玩，请你带他们到北戴河去度暑假。”
毛泽东一边审阅着文件，一边说。他没听到王鹤滨的反应，可能是有些迟疑，就把文件放在左手边的桌子上，把头转向右侧，面对着王鹤滨说：
“我身体很好，不会出什么事，你能带孩子们去玩，就是对我很大的帮助了。”
王鹤滨这才高兴地接受了任务。
第二天，王鹤滨与罗光禄带领李云霞老太太，她的儿子王博文，毛岸英的夫人刘思齐，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还有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叶子龙的两个女儿燕燕和丽娅，去了北戴河。
王鹤滨作为保健医生，认为毛泽东吸烟是一种不良嗜好，他向毛泽东的儿女们讲述了吸烟的种种危害，大家决定仿照毛泽东发动群众运动的样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问题。
后来，他们回到北京后，向毛泽东发动了一次促使他戒烟的“运动”。参加的有医务人员、全体卫士、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有时叶子龙的两位千金也来助威。尤其是李敏、李讷、燕燕和丽娅这4位女娃兵，执行任务坚决、果断，她们可以从毛泽东的口中把烟卷拔出来，使他少吸几口，或者把糖块塞进毛泽东的嘴里，代替吸烟。这些，医生、护士、卫士都做不到。遇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只好笑着任凭女孩儿们摆布。
医务人员和卫士们还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把一支香烟截为两段，每次只点燃半支香烟，毛泽东欣然接受并坚持了下来。
毛泽东对吸烟的危害是清楚的，从思想上和行动上也愿意把烟戒掉，所以，他也同意医务人员、卫士和孩子们采取的戒烟措施，在他的衣袋里放瓜子、糖块，每当想吸烟时，就以嗑瓜子、含糖块代替。经过一段时间的戒烟实践，毛泽东对王鹤滨说：
“烟，我吸进去的并不多，大半是在手中燃烧掉的，没有香烟在手，或吸上几口，在思考问题时，觉得缺少点什么，有了香烟在手，就好像补充了这个不足。”
这是毛泽东的肺腑之言，用瓜子和糖块来戒烟的手段终于失败了。
1953年7月7日，毛泽东给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的校长符定一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符定一为再版他30余年苦心孤诣编著的400余万字的《联绵字典》，写信要毛泽东为其题词。毛泽东在给符定一的复信中写道：
宇澄先生：
今日收到惠书，说尊著《联绵字典》再版嘱为题词事。我对尊著未曾研究，因此不可能发表意见。所谓“秦皇汉武之业”，大概是先生听错了。先生是著作家，似不宜与古代封建帝王的事业作类比。方命之处，尚祈鉴谅为荷。
毛泽东 1953年7月7日
后来《联绵字典》于在1954年2月再版时，毛泽东为其题写了书名。
7月9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一个文件上作了批示，对“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即“国家资本主义”作了详细阐述。他写道：
“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的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召开了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的座谈会。他说：
“国家资本主义对我们已经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
毛泽东要求中央财经各部门、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都要讨论这个问题。他还说：
“资产阶级不走国家资本主义，没有路走，大势所趋，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不走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别的路，因为我们根本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需要它。”“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条件已经成熟了，资产阶级完全孤立起来了。”“实行改造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变私营企业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使其由国家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
毛泽东的重要指示，使全党进一步明确了国家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最适当的形式。
此时的高岗等人，看到财经会议在分组讨论中对新税制意见比较多，就鼓动一些与会者对薄一波进行不适当的责难，这与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战略部署大相径庭。毛泽东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对周恩来说，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好让大家把话摆在桌面上来说，解决问题。
欲知围绕新税制的斗争如何发酵，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3年5月19日写的“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以及在6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不指名地对刘少奇3种错误观点的批评，是在建国后继新税制事件之后对脱离党的领导、不经过党的会议讨论而乱发文件、乱发议论、企图在路线问题上标新立异的“独立王国”现象的又一次斗争。这一系列斗争竟然使高岗萌生了非分之想，假借新税制问题向刘少奇发难。他哪里想到，由此又使新税制的决策者周恩来十分难堪。于是乎，党内的一场大争斗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了！
[咨询微信号：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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