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二七）（二八）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二七）（二八）

　　第五章 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九四九—一一九五七)

　　第一节 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八五O年就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战斗口号。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这种杜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个光辉思想，明确提出：“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并且制定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掌握革命领导权，在民主革命胜利后“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正确路线。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革命论的原理，科学地制定了从新民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伟大理论。毛主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两个阶段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主席庄严地宣告：“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为争取干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完成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上去，决不容许在两个阶段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及时地提出了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和路线，并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在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指引下，我们党不失时机地实现了革命的转变。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开始的关键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中国革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首先是在一块一块、一片片的地区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革命政权，最后发展到在全国范围内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以前，革命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它担负着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全国范围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并且建立起人民共和国以后，这个革命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它担负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摧毁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共和国。我们党就立即把中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阶段推进到社会主义阶段。正如毛主席所指出，我们获得了全国政权，就以此作为基本条件，使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论人民民主专政》)

　　（宣平说：这里把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搞混淆了。人民民主专政包含着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因为人民不仅仅包括无产阶级，还包含着小资产阶级，甚至还有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在这里，他说人民民主专政等于无产阶级专政，这就为资本主义复辟埋下了隐患。）

　　全国大陆的解放。建国初期外交战线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情况是错综复杂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并不是立即可以在全国一切地方着手施行了。那时，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如白崇禧、胡宗南等部，仍控制着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康、陕西、湖南、湖北等省的全部或一部。在新解放的广大农村中，土地改革还没有实行。农村中的主要矛盾，还是封建主义和民主主义即地主和农民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同时，整个国民经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掠夺，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也需要恢复和发展。为了完成民主革命阶段遗留下来的任务，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准备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党必须首先领导全国人民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在全国彻底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建立各级地方政权。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全国胜利进军。第三野战军一部，十七日解放了闽东南战略要地厦门。第四野战军主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在九、十月间的衡(阳)宝（庆）战役中，歼灭了国民党桂系白崇禧主力一部。接着，向广东、广西进军，十月十四日解放广州，十一月二十二日解放桂林，十二月四日解放南宁，在广西边境歼灭了白崇禧残部。第二野战军主力与华北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以及第一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各一部，从十一月初起分路向西南进军。十一月十五日解放贵阳，三十日解放重庆。十二月九日，云南、西康两省宣告和平解放。十二月下旬，进行了成都战役，全歼国民党胡宗南部，二十七日解放成都。第一野战军主力和华北解放军一部，于十月二十日进驻乌鲁木齐，并陆续进驻新疆各地。一九五○年四、五月间，人民解放军又渡海作战，解放了海南岛和舟山群岛。总计，我军在建国后一年的英勇作战中，共歼敌二百零三个整师，约二百一十八万人，解救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大陆和许多沿海岛屿。在解放了的土地上，又剿灭了土匪数十万人。

　　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党和人民政府在新解放区实行军事管制，即由中央人民政府或前线军政机关组织各地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新解放的城市和乡村。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各地发动群众，摧毁国民党的地方政权，清剿国民党残余武装，肃清土匪特务，恢复生产。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建立了各级地方人民政府。毛主席和党中央还十分重视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认为人民代表会议是在当时条件下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是动员群众协助政府完成各项革命工作的有效方法。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了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号召各地必须在一年内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至一九五○年七月，一些省、行政区和各大城市以及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县都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密切了各级人民政府同广大人民的联系，加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在对外关系方面，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摧毁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宣告不承认国民党时期任何外国派驻中国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期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还着手从各方面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的影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按照这些基本原则，在建国以后的一年内，我国与苏联等十七个国家相继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与英国等四个国家进行了建交谈判。此外，还与许多国家恢复和发展了通商贸易关系。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访问苏联，同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举行了会谈。一九五○年一月，周恩来总理也到达苏联，参加谈判工作。二月十四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其他几个协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巩固了中苏两国人民的革命团结，使亚欧大陆上的近七亿伟大的人民结成了亲密的同盟。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履行这个条约，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维护远东和平的重要保证。

　　但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决不甘心他们在中国大陆上的惨败。在美国海军和空军的掩护下，蒋介石反动派盘据着台湾以及澎湖、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美帝国主义在联合国顽固地庇护蒋介石集团，剥夺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它积极重新武装日本，觐觎朝鲜，妄图武装侵略中国。它支持蒋介石残匪派遣特务间谍对我进行破坏活动，武装封锁我海港，出动飞机轰炸我东南沿海城市。它还对我实行“禁运”，妄图在经济上搞垮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它公开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在新中国内部“再显身手”，企图复辟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在中国人民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下，这一切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与此同时，美英帝国主义以及印度尼赫鲁政府，还企图阻止我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阴谋把我国领土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用作侵略新中国的大陆基地。还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他们就策动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反动分子发动了“驱汉事件”。当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西南各省，准备向西藏进军时，美帝国主义又放出西藏地方政府将派出“亲善使团”赴各国的空气，暴露了他们策动分裂活动的野心，当即遭到我国政府和人民的严厉驳斥。全国解放之后，中央人民政府一面准备进军西藏，一面希望西藏地方政府采取正确态度，实现西藏的和平解放。但帝国主义者对西藏地方政府威胁利诱，用各种方法阻挠他们派代表团前来谈判。为了确保祖国的统一和西南国防的安全，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军西藏。一九五○年十月十九日，解放昌都地区的中心城市昌都，打开了通往西藏的孔道。这时，正是侵朝美军疯狂地向我东北边境进犯的时候，印度尼赫鲁政府竟在十月二十一日、二十八日、十一月一日，三次照会中国政府，千涉中国内政，公然进行威胁，说什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将使对中国不友好的那些国家在这一国际事务紧急和微妙关头，有借口来进行反华宣传”，“会使中国的地位在世界人士心目中产生偏见”，“大大地增加了世界的紧张形势和导向大战的趋势”，等等。我国政府当即予以驳斥：“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随着帝国主义指使下的藏军主力的被歼，终于促使西藏地方政府被迫接受和平解放的道路，派出代表团由陆路来北京。滞留在印度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也由海路东来，在一九五一年四月同时到达北京，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举行谈判。五月二十三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议指出：“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明确肯定西藏是祖国的大家庭的一个组成部分，西藏地方部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西藏地区一切涉外事宜均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十月二十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协议规定，进驻拉萨。至此，全国大陆宣告全部解放。

　　（原注：在美英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印度尼赫鲁政府的策动下，西藏地方反动当局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八日，下令限期驱逐汉族人民和驻藏人员撤出西藏。这个“驱汉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新华社于九月二日发表社论，指出西藏地方反动当局的目的，“就是企图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的时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进一步丧失独立自由，变为外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奴隶”。社论严正声明，“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

　　一九五○年一月，美国合众社传出消息，说西藏当局将派出一个“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度、尼泊尔和北京，表明其“独立”要求。美英帝国主义妄图以此为它们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制造借口，阻挠我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一月二十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对它们的阴谋痛加驳斥，指出这“不过是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西藏的同谋们所导演的傀儡剧。”

　　一九五○年十一月一日，印度政府关于西藏问题的照会。

　　一九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我政府对印度政府关于西藏问题的照会的答复。）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

　　在新中国建立前后，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展，党和人民政府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部分，在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固定资本中占百分之八十。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垄断了全国发电量的百分之六十七，煤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三，钢铁产量的百分之九十，石油产量的百分之百，有色金属产量的百分之百，水泥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五。国民党政府的其他机构还垄断了全国纺锭设备的百分之三十八，织布设备的百分之六十，糖产量的百分之九十，并占有全部铁路、公路、航空运输和百分之四十四的轮船吨位。党和人民政府依靠广大工人群众，接收了官僚资本的一切工厂、矿山、铁路、轮船、邮电、银行、商店以及其它企事业。到一九四九年底，接收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达二千八百五十八家，拥有工人七十五万多人。这样，一方面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完成了这个领域中民主革命的任务，另一方面使国家掌握了最大的银行、全部的铁路、绝大多数的钢铁工业以及重工业的主要部分和轻工业的某些重要部分，这就在实际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某些重要步骤。在一九四九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社会主义国营工业所占比重达百分之三十四点七，国营经济拥有全国电力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八，原煤产量的百分之六十八，生铁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二，钢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七，棉纱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三。从此，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确立了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人民政府对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经济控制权，采取了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的方针，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收回了中国海关，管制了对外贸易，实行了外汇管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企业由于丧失了过去享有的特权，大部无法维持，有的申请歇业，有的转让给了我国政府。

　　党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即在革命胜利后的一定时期内，容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同时又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限制其消极作用，并逐步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把资本主义经济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建国以后的一定时期内，仍具有两重作用。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落后，小生产占优势，民族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一九四九年，私营工业的产值为六十八亿余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三点二。一九五O年，全国私营商业商品销售额为一百八十二亿元，占全国商业机构批发额的百分之七十六点一、零售额的百分之八十五。在国营经济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的条件下，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和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对于增加工业生产，扩大城乡物资交流，维持劳动就业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私营工商业是在剥削和压迫工人的基础上生长发展的，它的唯利是图的本质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要产生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它和社会主义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对抗的，是不可能长期共存的。

　　在我国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也仍然有两面性。它既有剥削工人，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性，又表示拥护共同纲领，愿意继续反对帝国主义，有被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在民主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过统一战线，现在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尽可能地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继续来取团结、批评、教育改造的政策。但是，资产阶级则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当成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大好时机。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即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矛盾的焦点，是中国究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这场极其深刻的斗争，从新中国一建立就开始了。

　　争夺市场领导权的斗争。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和物价的稳定

　　建国初期，国家的财政经济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旧中国的经济遗产是极端落后的。当时中国在世界各国中，钢产量占第二十六位，发电量占第二十五位，煤产量占第九位，即以比较发达的棉纺工业而论，棉纱产量也只占第五位。国民党政府连年不断地发动内战，在最后逃跑时又破坏了许多重要的工厂和矿区，严重地摧残了工农业生产。一九四九年的工业产量与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比较，煤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八，只有三千二百四十三万吨，钢减少了百分之八十三，只有十五万八千吨，棉布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二，只有十八亿九千万公尺，总计平均减产一半以上。旧中国素称以农立国，但在解放以前的几十年间，粮食和棉花每年都需要从外国进口。一九四九年农业产量和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相比，粮食降低了四分之一，只有二千一百六十二亿斤，棉花降低了将近一半，只有八百八十九万担。从一九三七年七月到一九四九年五月的十二年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货增发了一千四百多亿倍，物价上涨了八万五千多亿倍。由于帝国主义、蒋介石集团的战争破坏和长期搜刮，堤防水利失修，一九四九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尤其以水灾最为严重。经过人民政府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了顽强的生产数灾斗争，还有七百多万人靠国家救济。城市失业现象也十分严重，失业人数达四百多万人，相当于一九四九年末全国在职职工人数的一半。

　　国家的暂时经济困难，被资产阶级看成是发财致富的好机会。他们乘机捣乱金融市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随着各大城市的陆续解放，资产阶级就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和七月，掀起了两次大规模的物价涨风，妄图搞垮无产阶级，夺取市场的领导权。上海刚一解放，资产阶级投机家就以“证券大楼”为中心，仅十天左右时间，就将黑市银元价格哄抬近两倍。黄金、银元、外币的狂涨，引起了整个物价的暴涨。六月十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在革命群众的要求和支持下，封闭了“证券大楼”，将操纵市场、破坏金融的首要分子二百余人逮捕法办，并加强了对私营金融业的监督管理，初步打击了投机商。但到十月中下旬，各大城市资产阶级又相互呼应，大量套购囤积，哄抬物价。华北区以粮食带头，上海以纱布带头，引起全国性的物价涨风。在十一月上旬，上海的物价最高时每天暴涨到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七日一天中，上海投机商人向国营商业套购的粮食达平时交易额的十倍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者断言：年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被这些困难所吓倒，不得不向他们求援。资产阶级也不可一世，狂妄叫嚣“共产党军事十分，政治八分，经济零分”，似乎市场终究只能由他们占领的了。但是，他们的这些妄想很快地全部破灭了。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各地对资产阶级的进攻进行了坚决的反击。沈阳、天津、西安、上海等地，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一致行动，用充分的物资准备，迫使各地的物价直线下降，有力地打击了投机商，取得了争夺市场领导权的胜利。

　　十二月二日，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深刻地指出：“我们的情况概括地说来就是：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我们不应该向人民掩盖困难，这种困难是一个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国民党的长期反动统治造成的，是客观存在，但是，我们是人民政权，完全有办法克服这种困难。我们连续几次战胜资产阶级掀起的物价涨风，就是一个证明。毛主席满怀信心地向人民预告：“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要比今年好。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影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转引自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四日《人民日报》)事实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预言。资产阶级在十一月的挫折之后，于一九五○年二月底又一次抢购物资，企图掀起第四次的物价涨风。但是，人民政府早有准备，进一步打垮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取得了稳定物价斗争的决定性的胜利。这一场争夺市场领导权的斗争，是建国以来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工人阶级打垮了投机资本，确立了国营经济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为把自由竞争、牟取暴利的资本主义市场，改造成为有组织有领导的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市场准备了条件。

　　要从根本上稳定物价，还必须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了适应各解放区被敌人分割、独立作战的环境，财经工作采取政策上统一领导，业务上分散管理的办法。建国以后，全国在地域、交通、物资交流以及币制等方面已经统一，但是公粮和税收大多数尚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而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的部分国家支出却依靠增发通货。这种制度已不能适应在全国统一市场管理和对国营经济实行统一领导的需要，不利于集中力量同资产阶级开展斗争。因此，一九五○年三月三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经工作的通知》，政务院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规定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使全国的财力物力统一集中于中央，避免分散和浪费。这就大大增加了国家能够运用的资金，对于平衡收支和稳定物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初步基础。

　　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还统一了全国税制和加强了税收工作，采取了核实编制、清理仓库、控制投放、节约开支等项措施，并发行了一部分公债。全国人民用交粮、纳税、买公债的实际行动，积极支持人民政府。这些措施，使国家财政收支迅速接近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全国批发物价指数，以一九五O年三月为一百，同年十二月为八十五点四，一九五一年为九十二点四，一九五二年为九十二点六。

　　国家财经工作的统一和金融物价的迅速稳定，从经济上巩固了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提高了党和人民政府在广大人民中的威望。

　　第二节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发表。国民经济的恢复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发表

　　为了制定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战斗纲领，一九五O年六月六日到九日，党在北京举行了七届三中全会，毛主席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重要报告。毛主席指出：“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使命，毛主席全面地规划了下列各项工作：(1)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2)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3)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人民解放军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4)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5)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并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6)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问。认真地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7)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棍及其他反革命分子。（8)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指示，关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指示，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在全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提高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毛主席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实现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

　　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报告，对于彻底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它是我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战斗纲领。

　　六月十四至二十三日，毛主席又亲自主持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讨论政府工作，充分发扬民主，把全国人民组织到实现党的纲领的伟大任务中来。

　　全国土地改革运动的基本完成

　　在七届三中全会的战斗纲领的指引下，党首先在新解放区领导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一九四九一一九五零年冬春，在华北各城市近郊等一部分新解放区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这时，连老解放区在内，约在一亿六千万总人口（一亿四千五百万农业人口)的地区完成或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但在广大的新解放区中，还有约三亿一千万总人口（二亿六千四百万农业人口)的地区没有实行土地改革。七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引导会议着重讨论了土地改革问题。毛主席在会上指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这个草案经政协全国委员会同意，并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后，六月三十日，由毛主席亲自下令颁布。广大的新解放区遵照土改法令的指示，根据剿匪反霸等工作进展的情况，逐步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这一次土地改革运动，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开展阶级斗争，彻底打倒地主阶级。这次土地改革运动是在全国已经基本解放，中央人民政府已经成立的条件下进行的。为了充分发挥人民政权保卫和支持农民革命斗争的作用，党除了正式发布土地改革法之外，一九五○年七月又由政务院制定了《农民协会组织通则》和《人民法庭组织通则》，以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同时，坚决反对单纯依靠行政命令、从上而下地实行“和平土改”、“官办土改”的倾向，反对恩赐观点，反对向地主妥协投降的右倾政策，充分发动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无地少地的贫农和雇农作骨干，团结中农，由他们自觉地行动起来，亲手斗倒地主、没收和分配土地，并在斗争中不断提高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

　　（宣平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凡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恩赐减租，是不正确的，其结果是不巩固的”，土改也是如此。）

　　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一次土地改革实行了中立富农和保存富农经济的方针。毛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由于战争已经在大陆上基本结束，情况与一九四六一一九四八年时不同了，“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同时，这一次土地改革运动吸取了一九四七一一九四八年间几个月的教训，防止了“左”的干扰。八月，政务院又公布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保证运动沿着正确的阶级路线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

　　由于我们已经掌握了大城市，因此，在这次土地改革运动中，党组织了城乡最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不仅发动城市中工人、职员和青年学生积极参加和拥护土地改革运动，并且教育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用实际行动支持农村的反封建斗争。毛主席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指出：“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光全的革命派。”毛主席的教导，鼓舞了许多人站在革命人民一边，支持土地改革运动，并有力地促进了思想改造。这种城乡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形成，有助于农村中土地改革运动的进行，有助于正确执行保护工商业以及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政策。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经过大约两年半的时间（主要是一九五O至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年两个冬春)，基本上完成了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到一九五二年底，除西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台湾省还未进行土改外，全国共有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七亿亩的土地和大批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的七百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经过土地改革运动，打倒了地主阶级封建势力，确立了贫雇农在农村中的优势，巩固了工农联盟。在土改运动过程中，一九五O年十二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了区、乡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各地在完成土地改革后，普遍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或农民代表会议，加强了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并且普遍地建立了民兵组织，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土地改革彻底地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迅速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农民的购买力也有所提高。这一切，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工业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镇压反革命运动

　　在实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党还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党遗留在大陆上的政治土匪约有二百万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六十万人，各种特务分子六十万人。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广大新解放区进行了剿匪反霸斗争，给了当时危害极大的土匪恶霸以沉重的打击。对蒋介石集团布置潜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也进行了搜捕，并在一些城市开展了对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的登记工作和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工作。但是，还有大批反革命残余力量存在。没有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便不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便不能保证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因此，毛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坚决镇压反革命的任务，并且规定：“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废。”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必须提高警惕。一九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镇反运动从此开始了。

　　但是，在一个时期中，党内存在着的右倾情绪成了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主要障碍。党内具有右倾思想的人对敌情缺乏认识，麻痹轻敌，放松了对反革命的警惕。他们片面理解党的政策，强调了宽大的一面而忽视了镇压的一面，使反革命活动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特别是一批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制裁。人民群众对这种状况十分不满，说这是“宽大无边”。加以当时美帝发动了侵朝战争，国内反革命势力更加狷獗起来，妄图里应外合，实行反革命复辟。他们组织反革命的地下军和政治土匪，进行抢劫暴乱，破坏厂矿交通，刺杀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他们烧毁房屋，抢劫耕牛，破坏农业生产。一些恶霸地主也乘机跳出来破坏土改，向农民群众反攻倒算。广大群众深切地感到，只有坚决镇压反革命，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活动，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才能有安定的生产和工作环境。

　　党中央针对反革命分子的猖獗活动和党内的右倾情绪，在一九五○年十月发出了《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指出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纠正“宽大无边”的错误。一九五一年二月，毛主席又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这个条例全面地体现了党对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处理反革命问题作了完整的规定，是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强有力的武器。毛主席并提出了镇压反革命，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方针。由于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右倾错误很快地得到了纠正。从一九五O年十二月起，全国范围开展了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到一九五一年春形成了高潮。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党坚持实行群众路线，充分发挥了群众运动的威力。人民群众广泛参加检举、监督和清查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使人民政府能又稳又准又狠地打击反革命活动。这次运动集中打击了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严厉惩办了一批对人民、对祖国犯有严重罪行的首恶分子，并清除了一批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到一九五二年，全国取得了镇压反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复辟阴谋，保证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恢复国民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大大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巩固了革命新秩序，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期间，党还结合镇反进行了工矿企业中的民主改革运动。早在一九五O年初，有的工厂企业就开始了废止封建把头的斗争。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党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些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把工矿企业的民改运动和镇反运动结合起来，这是一场包括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内的复杂的斗争。党发动和依靠工人阶级，首先在国营企业，然后在私营企业中，有领导、有步骤、有系统地清理了阶级队伍，并对企业中压迫工人阶级的旧制度进行了必要的改革。通过这个运动，打击了工矿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加强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巩固了党在工矿企业中的领导权。

　　抗美援朝运动

　　正当中国人民开始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一场侵略朝鲜并妄图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战争。

　　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之后，美帝国主义不甘心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便处心积虑要对中国发动新的侵略，妄想把新中国扼死在摇篮里。它极力扶植逃到台湾省负隅顽抗的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同时，在北翼武装南朝鲜反革命军队，在南翼干涉越南，妄图从三路进攻中国。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美帝指使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动了进攻，挑起了朝鲜战争。李承晚傀儡集团的进攻，遭到了朝鲜人民军的英勇反击。二十七日，美帝派出海军援助南朝鲜侵略军。美帝头子杜鲁门发表声明，公开参加朝鲜战争，实行武装侵略，干涉朝鲜内政，破坏世界和平。同时，美国悍然宣布以武力阻止我解放台湾，公然侵占了我国神圣领土台湾省。美帝点燃起的战火已烧到我们的大门前了。毛主席在二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严正指出，美帝国主义已经撕毁了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协议，暴露了它的帝国主义面目，这并不是中、朝一两个国家的问题，而是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它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毛主席发出了伟大的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美帝国主义不顾世界舆论的反对，一意孤行，竭力扩大侵略。七月七日。它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非法通过决议，授权美国统率侵朝千涉军。此后，美帝即纠集十五个仆从国家派出军队，打起联合国旗号，扩大侵朝战争。八月下旬，美国侵朝军飞机公然侵入我东北上空，在鸭绿江右岸进行扫射。九月十五日，美帝侵略军大举在仁川登陆。十三日，侵占汉城，扩大侵略的野心更加明显了。周恩来总理当天就向美国发出警告，指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恐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十月二日，美帝侵略军悍然越过三八线，于二十一日侵占平壤，并沿图门江和鸭绿江向我国边境疯狂进攻。同时，美帝空军不断侵入我国领空进行轰炸和扫射。美帝国主义狂妄地叫器：“在历史上说来，鸭绿江并不是把两国截然分开的一道障碍”，公开表示要进犯中国。中国人民和美帝侵略军的一场武装斗争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了。

　　（原注：周恩来：《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新华月报》一九五O年第十号。

　　引自《美国破坏和侵略我国的阴谋活动》，《新华月报》一九五O年第十一号。）

　　对于美国侵略者挑起的这一场严重的斗争，国内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分子表现了极大的动摇。资产阶级惧怕美帝国主义的表面“强大”，担心我国人民的坚决迎击美帝挑衅的原则立场会“引火烧身”，主张实行妥协和退让。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XXX、XX之流，被美帝的战争机器所吓倒，反对出兵抗美援朝。XX竟胡说我国刚刚初定，国内的土匪还没有肃清，这个时候“要顾内，又要顾外，对我们是不利的”，公然鼓吹“宁可断其一臂，不可毁其全身”的投降主义谬论，并拒绝赴朝作战。他们不仅背叛了中朝人民在长期反帝斗争中结成的兄弟友谊，听任美帝侵略邻人而不予援助，而且准备放任美帝对我国东北的侵略。毛主席驳斥了这种彻头彻尾的民族投降主义主张，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迅速组织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一九五○年十月二十五日，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兄弟的朝鲜人民并肩战斗。十一月四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指出：“唇亡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了右倾投降主义者的干扰，戳穿了美帝国主义这个纸老虎，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打败美国侵略者的战斗意志。

　　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初期，朝鲜战场上敌人的总兵力为六十九万多人，其中美军四十一万人，李承晚军二十四万人，十五个仆从国军队四万多人，并拥有现代化装备和规模很大的海、空军部队。我志愿军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遵循“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配合”的战略方针，在朝鲜人民的支援下，与朝鲜人民军一起英勇奋战。从一九五O年十月底到一九五一年五月，连续进行了五次攻势战役。

　　一九五O年十月，敌军集中三十万兵力，侵至鸭绿江边，梦愿在十一月一日前全线推进到中朝边境，二十三日实现占领全朝鲜的野心。美帝狂妄自大，不顾一切，分兵冒进。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隐蔽集结于西线的主力，于十月下旬开始对敌人发起猛烈反击，在温井西北的两水洞，突然扭住冒进的敌人，迅速予以歼灭。接着，又连续举行进攻，经过十二昼夜的战斗，歼敌一万五千多名，将鸭绿江、图门江一带的美李军驱逐到清川江以南，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次战役。

　　十一月二十四日，敌人再次集中精锐部队二十万人，发动了所谓“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诱敌深入，主动撤退到清川江以北，使西线敌军伸进了我军布置的战场。我军出敌不意，于二十五日发起反击，围歼了敌军，并乘胜追击，一举收复平壤，把敌人赶回了三八线。东线的中朝人民军队，从二十七日起，也突然向长津湖地区的美军发起攻击，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不断给敌人以严重打击。仅仅三天时间，美国侵略者吹嘘的“总攻势”，就一败而为总溃退了。到十二月下旬，朝中人民军队共歼敌三万六千多人，收复了朝鲜北部广大土地，把敌人赶到三八线以南，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战役，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场的形势。

　　第二次战役之后，敌军妄图利用三八线原有阵地，阻止朝中人民军队前进，以争取时间补充实力，卷土重来。我军乘敌立足未定，在一九五O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动了新年攻势，在强渡冰冷刺骨的临津江后，迅速突破并割裂了敌人防御地带，解放了汉城，将战线推进到三七线。这时，敌人企图引诱我军主力深入南朝鲜，以便从我军的侧后海岸登陆进行夹击。我军识破了敌人的诡计，断然停止了追击，保持了主动权。第三次战役在一九五一年一月五日胜利结束，共歼敌一万九千多人。

　　一月二十五日，敌军二十万人又向朝中部队汉江南岸阵地进犯。开始，我军在汉江南岸阻击，并在东线横城地区对突出之敌举行反攻。随后，我军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主动撤离汉城，全线转入机动防御。到四月二十一日，在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敌人象爬行一样，只推进了一百多公里，却损失兵力七万八千余人，最后被我阻止在开城——杆城一带。结果，第四次战役也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终。美国总统杜鲁门为了推御责任，寻找替罪羊，下令撤掉了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总司令”等四项职务。

　　美李军接连遭到四次惨重打击后，又策划在朝中部队侧后海岸登陆，建立所谓“元山——安州一线的朝鲜蜂腰部的新防线”。为了粉碎敌人的这一阴谋，朝中人民军队从四月二十二日起，发动了强大的春季反击战。经过五十余天的奋战，在整个战线上将敌军逐退了五十——七十公里，消灭敌人八万二千余人，粉碎了敌人建立新防线的计划，胜利地结束了第五次战役。

　　经过五次攻势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歼灭了美李军二十三万人，把敌人打回了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奠定了朝鲜战争胜利的基础。

　　在国内，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热潮。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期间，党在全国人民中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揭穿了美帝国主义的反动面目，肃清了亲美、崇美、恐美的反动思想影响。党教育人民要仇视美帝，因为它是中国人民的死敌，要鄙视美帝，因为它是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全世界反动堕落的大本营；要蔑视美帝，因为它是纸老虎，是完全可以打败的。与此同时，党还在全国人民中展开了大规模的签订爱国公约的运动。在党的号召下，大批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和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大批的农民、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和医务人员，到前线担任战地勤务和运输工作。工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农民开展爱国增产运动，努力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并开展了全国规模的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针对美帝细菌战的罪行，全国人民响应毛主席发出的“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号召，开展了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在这期间，全国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调整工商业和“三反”、“五反”等运动，同抗美援朝运动紧密结合，互相推动，以更快的步伐把革命推向前进。

　　一九五○年十二月，中央人民政府针对美帝宣布管制我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的非法行动，针锋相对地管制和清算了美国在中国的公私财产，基本上肃清了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侵略势力。同时，人民政府对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分别作了处理，肃清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势力，并推动了天主教、基督教中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侵略的爱国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

　　美国侵略者在朝中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败局已定。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运动日益发展。美国与英、法等国的矛盾正在加刷。美国内部的社会矛盾也一天天激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被迫接受苏联在联合国提出的关于停战谈判的建议。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双方开始举行谈判。

　　但是，美国并没有和平谈判的诚意，它一方面在谈判桌上进行政治讹诈，另一方面又在战场上拼命反扑。八月间，敌军发动了“夏季攻势”，接着又发动了“秋季攻势”。朝中人民军队在横贯朝鲜半岛中部二百五十公里的战线上，构筑了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我志愿军按照毛主席指示，坚持“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与朝鲜人民军密切配合，不断粉碎敌人的进攻，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迫使敌人重新坐下来谈判。一九五二年十月，美国又一次片面中断了停战谈判，并发动了上甘岭战役，妄图迫使我方接受其无理要求。敌军的炮火，将山头削低了两公尺。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依托坑道，顽强固守。在激烈的战斗中，出现了黄继光以身体堵住敌人地堡的火力，打开部队前进道路的英雄事迹。经过反复争夺，我军歼敌二万五千多人，阵地巍然屹立不动。上甘岭成了敌人的“伤心岭”。美帝的军事进攻又以惨败而告终，因而不得不在一九五三年四月再次恢复和谈。

　　为迫使敌人认输罢手，我志愿军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从一九五三年五月中旬开始，协同朝鲜人民军，发动了强大的夏季攻势。战役初期，我军夺取了敌前沿支撑点，歼敌四千余人。接着，又突破敌正面阵地十二公里，歼敌四万余人。然后，我军向敌四个师二十五公里的防御线同时发动进攻，一小时内全线突破，歼敌七万八千余人。这次战役，充分显示了我军战斗力的提高。

　　美帝国主义眼看无法挽救败局，又害怕朝中人民军继续扩大进攻，终于被迫接受停战。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全世界人民渴望的朝鲜停战终于实现了。

　　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动员了三分之一的陆军，五分之一的空军和大部分海军，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一切新式武器，耗费了军费二百亿美元以上，结果损失兵员三十九万多人，连同南朝鲜傀儡军和其他帮凶军共损失兵力一百零九万多人，最后还是落得个可耻的失败。全世界人民在朝中人民的胜利中，看清了美帝国主义这个庞然大物只不过是一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连美国前国防部长马歇尔也不得不承认，“神话已经破灭了。美国原来并不是象人家所想象那样一个强国”。

　　（原注：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社论。）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有全国人民的支援，全世界人民也站在我们方面。它证明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优越性，加强了全国人民的团结，提高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悟。抗美援朝的胜利，再一次证明，只要依靠人民，有一条正确路线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在三年中，全军共涌现出三十多万英雄、模范和功臣，其中有很多象黄继光、杨根思、罗盛教、邱少云等优秀人物。他们的勇敢、顽强以及高度的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永远值得革命人民的纪念和学习。中国人民志愿军，遵照毛主席提出的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的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的教导，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互相支援，亲密合作，共同为打败美帝国主义而战斗。中朝两国人民在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正义战争中，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和革命团结，象鸭绿江的流水，奔腾不息，象长白山上的松柏，万古长青。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大长了中朝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威风，保卫了朝中两国的安全和独立，保卫了亚洲和世界和平，打破了美帝国主义妄图独霸世界的狂妄计划，鼓舞了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调整工商业。“三反”、“五反”运动

　　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我国的国民经济开始好转，使私营工商业固有的弱点逐步暴露了出来。一些过去为帝国主义分子和官僚买办地主阶级服务的行业，失去了市场。物价稳定后，社会的虚假购买力突然消失，奸商囤积的商品被迫上市，市场上出现了某些暂时的供过于求的现象。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更造成了公私经济之间、各经济部门之间、产销之间的严重脱节。不少资本主义企业机构臃肿，经营管理不善，生产成本高，难于维持，有的歇业，有的停工诚产。毛主席针对这一情况，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调整工商业的任务，指出必须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从一九五○年六月起，全国开始进行工商业的调整工作。为了使资本主义经济切实地服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政府采取了加工、订货和收购成品的方式，使私营工业按照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并使它们取得一定的合法利润。对资本主义商业，由国营贸易机关在批发和零售差价、地区差价和营业范围方面给它们以一定的活动余地，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利用其积极作用，沟通城乡的商品交流，但绝不允许私商进行投机活动。

　　在当时私营企业中，工人阶级还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因此，必须调整劳资关系。人民政府规定，在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前提下，实行“劳资两利”的原则，一方面保障工人群众的民主权利，一方面允许资本家获得一定的利润。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不能由国家直接计划，存在着产销不平衡的现象，因此还必须调整产销关系。政府召开了一系列的专业会议，经过公私代表充分协商，拟定了各行各业的产销计划，以逐步克服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

　　经过一系列调整工商业的措施的实行，进一步确立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并将私营工商业初步纳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轨道。随着工商业的合理调整，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有了某些发展，对恢复国民经济和发展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调整工商业取得初步成效时，党发出了增产节约的号召。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开幕，毛主席在开幕词中总结了各项运动的伟大胜利，并向全国人民指出：“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展开，逐渐暴露了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严重事实。十一月下旬，在河北省党的第三次代表会议上，揭发了原天津地委负责人刘青山、张子善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严重违法乱纪的事件。刘、张两人为了满足极端腐化的生活享受，大量贪污盗窃国家财产，罪行十分严重。这个事件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腐蚀侵袭的严重程度。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毛主席及时指示全国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一九五二年元旦，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团拜时的祝词中，发出了庄严的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一月九日，根据毛主席指示精神，周恩来总理在中央、华北和京津两市的干部大会上号召全国社会人士特别是工商界积极参加这一运动，进行自我改造。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又提出在工商界中开展一个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在党的领导下，“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起来了。

　　“三反”、“五反”的斗争是我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第一次大较量，是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事业而进行的一场很激烈的斗争，它揭开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反修防修斗争的序幕。它的发展过程，首先是在党内、国家机关内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即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了的人员，随着就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行为，即斗资产阶级。党组织了有工人、店员积极分子和革命干部参加的“五反”工作队，进入私营企业，同本单位群众结合，开展“五反”运动。党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大张旗鼓地揭发批判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揪出了一批“五毒”俱全的反动资本家。经过对资产阶级的揭发，又不断发现了机关团体中贪污和盗窃罪犯的线索。这样，内外夹击，使运动越来越深入。不法资本家和贪污盗窃犯曾企图抗拒运动，订立“攻守同盟”，拒不坦白交待罪行，有的甚至用停工、停薪、停伙等手法，对职工进行威胁，妄图蒙混过关，但在强大的群众运动面前，都一一失败了。

　　“三反”、“五反”运动揭发出来的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大量事实，是骇人听闻的。他们把大批资产阶级分子派进各地甚至中央的经济部门充当坐探，有的资本家竟在国家经济机关建立了一、二百人的坐探网。他们大量偷税漏税，天津、上海等地偷漏营业税的比例占百分之八十七和九十九。他们大量盗窃国家财产，使用以次充好、以假冒真、以少报多等手法偷工减料，骗取高额利润。他们大量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投机倒把，甚至把国家经济情报卖给帝国主义。有些大奸商还通过把持“同业公会”或组织“聚餐会”、“座谈会”、“联营社”等非法机构，组成垄断集团或盗窃集团，在政治上、经济上向无产阶级展开有组织有计划的进攻。有些不法资本家为了攫取暴利，竟然把一穿就裂的胶鞋，一刨就断的铁镐，一铲就卷口的铁锹，卖给抗美援朝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更有甚者，有的反动资本家竞用已腐烂的牛肉作成罐头食品，用发霉的面粉作成饼干，在咸菜和大米中参沙子，用尸体上和垃圾堆里拣来的棉花作成“急救包”，供应志愿军，造成了志愿军伤病员的中毒死亡事故，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资产阶级的这种“五毒”活动，是相当普遍和严重的。根据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广州、沈阳等九大城市的统计，在四十五万多户资本主义工商业当中，有百分之七十六不同程度地犯有“五毒”罪行。这个事实表明，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全国解放后刚刚有了某些发展时，就自以为羽翼渐丰，又可以同工人阶级较量了。这是资产阶级反限制、反改造的反动性的又一次大暴露，它说明不经过严重、反复的斗争，要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不可能的。

　　“三反”“五反”运动揭发出来的事实也表明，资产阶级腐蚀国家机关干部的程度是十分严重的。他们拉拢许多旧机关的留用人员，又用糖衣炮弹袭击革命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拉着这些人一起来危害社会主义事业。这充分表现了资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从当时被腐蚀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来看，情况是各种各样的。那些留用的旧人员中，有些人原来就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则本来就是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在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中同资产阶级里应外合，为非作歹。在资产阶级的腐蚀下，革命队伍中的某些人员也严重地滋长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恶劣倾向。他们忘记了毛主席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的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警告，丢掉了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少数人甚至被资产阶级的吹捧、行贿和“美人计”等手段拉下水，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蜕化变质，成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因此，腐蚀和反腐蚀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三反”“五反”运动就是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腐蚀、反修防修的严重斗争。党把它看作如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群众，一样的大张旗鼓地开展斗争。

　　毛主席掌握了这一场阶级斗争的大量材料，具体地、精辟地分析了各阶级在斗争中的动态，及时地提出了党的反击资产阶级的伟大战略部署和策略方针。各级党组织在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揭发批判的基础上，加强调查研究工作，认真查证核对，弄清真伪轻重，分别处理。对于贪污盗窃犯，多数情节较轻或彻底坦白、立功赎罪的从宽处理，少数情节严重恶劣而又拒不坦白者予以严惩。对于资本主义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转引自《新华月报》一九五二年四月号)按照区别对待的原则，把私人工商户（包括资产阶级和非资产阶级的独立手工业户及家庭商业户，但不包括摊贩)划分为五类，即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就大城市说，前三类约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后二类约占百分之五左右。例如在北京五万工商户（包括独立工商户，不包括摊贩)中，守法户约占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户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半守法半违法户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严重违法户约占百分之四左右，完全违法户约占百分之一左右。这种分别对待的政策，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完全陷于孤立。后两类在补交税款、退回赃物之外还酌情给以不同的处分，个别罪行严重的大贪污犯和不法资本家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则处以死刑。这种处理使一切犯了错误的人都受到必要的教育，又使少数严重的罪犯受到应得的惩处，体现了党的“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处相结合”的方针。

　　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三反”、“五反”运动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开始到一九五二年六月，经过半年左右的激烈斗争，获得了伟大的胜利。通过这个运动，粉碎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教育了国家工作人员，教育了全国人民，并在全国范围内冲击了旧社会的污毒，树立了新社会廉洁朴素的风气。通过这场斗争，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阶级觉悟和社会主义觉悟，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迫使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就为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杜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三卷的出版。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全国解放以后，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开展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同时，在思想战线上也开展了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尖锐斗争。

　　我们党十分注意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去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从七届二中全会之后，各级领导机关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以十二本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为基本教材，广泛组织在职干部进行学习。各机关、部队、工厂、大中学校开展了群众性的学习活动，认真学习马列的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为了进一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适应广大于部和群众学习上的需要，中共中央正式成立了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积极进行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一九五○年底，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出版了毛主席的重要哲学论文《实践论》。一九五一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周年的时候，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又陆续发表了毛主席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八篇重要著作。同年十月，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正式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一九五二年四月和一九五三年四月，又先后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和第三卷。《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三卷，收集了毛主席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前发表的重要著作共八十八篇，每篇著作都经过毛主席亲自校阅，并由出版委员会作了一些题解和注释。这些重要著作，是毛主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光辉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最完整的总结。《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事件，它给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以强大的思想武器。

　　（原注：这十二本书是：《共产党宣言》、《杜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以及两本通俗读物《社会发展简史》和《政治经济学》，当时统称“干部必读书”。）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三卷出版后，全党和全国人民立即掀起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通过学习，大大提高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大大加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阵地。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武装了革命群众，就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杜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同时，毛主席的这些光辉著作迅速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世界许多国家出版，受到了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欢迎，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建国以后，在思想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关于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事件。

　　一九五O年三月，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了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部影片以清末戊戌变法运动为历史背景，站在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歪曲历史，宣扬投靠帝国主义的奴才思想，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它颠倒是非地把光绪皇帝投靠帝国主义的可耻行径说成是爱国行为，而把人民的反帝斗争污蔑为“杀人放火”。它是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向无产阶级发起的猖狂进攻，完全适应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侵略和颠覆的需要。这部影片原由一个反动文人编写，在解放前由一家反动电影公司摄制，以讨好帝国主义并为垂死的蒋家王朝献策，这本是不足为怪的。但是，在蒋家王朝覆灭之后，在美帝国主义侵朝战火已经烧到我国大门的时候，身为共产党员的XXX、周X一伙，竟然还把这部影片说成是“爱国主义”的，为它的上映大开绿灯，岂非咄咄怪事？

　　毛主席从来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斗争。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毛主席尖锐地提出：“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在这场深刻的斗争中，江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多次提出要批判这部影片。然而，当时窃据旧中宣部领导职务的陆XX、周X等人，却顽固地对抗毛主席指示，拒绝对这部反动影片进行批判。由于江同志的坚决斗争，刘少奇一伙终于不得不让《清官秘史》停映。但是，对《清宫秘史》的批判却被他们暂时扼杀了。

　　一九五○年六月，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党在文化教育战线上的根本方针：“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但是，当时XXX、陆XX、周X一伙拒不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正确政策。一九五○年底，正当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全面展开的时候，XXX、周X一伙又抛出了反动影片《武训传》，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公开上映。这是一部狂热地歌颂地主阶级及其走狗，宣扬奴才主义和投降主义，鼓吹尊孔读经，污蔑农民革命斗争的极端丑恶的影片。远在解放前，国民党伪中央电影制片厂，就动手拍摄这部电影，但没有来得及拍完，蒋家王朝就覆灭了。解放后，窃据了上海文艺工作领导职务的夏衍，继承了国民党未完成的事业，拍完了这部电影，并为封建奴才武训披上了一层薄薄的“为人民服务”的外衣。这部反动影片出笼后，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仅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城市的报纸和刊物，就登载歌颂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文章至少有四十多篇。其他如《武训传》的电影小说，歌颂武训的章回小说、画传等也纷纷出笼。这些文章、小说公然鼓吹学习武训和所谓“武训精神”，把武训说成是“劳动人民伟大的典型”，“中国第一位热心办教育的人”。其实质，就是要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象武训那样向地主资产阶级屈膝投降，取消革命。

　　电影《武训传》上映后，受到了毛主席的严肃批评。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毛主席亲自为《人民日报》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发动了对《武训传》的批判。毛主席深刻地剖析了电影《武训传》的反动性，指出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毛主席严肃指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毛主席特别提醒全党注意：“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为此，毛主席号召：“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宣平说：后世的人不了解这种情况，可能会说，哎呀，主席他老人家小题大做啦等等。这也怪党史没写好，本身武训兴义学这个人这个事本身是没什么大问题的，毛主席“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上是借批武训来警告背后的那些人。

　　为什么呢？

　　请大家看这部影片发表的时期，1950年。1950年，国内资本家投机倒把（三反五反），土匪特务横行（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地主阶级未消灭）和抗美援朝（美帝威胁边疆）。可以说是内外交困，矛盾重重，阶级斗争异常剧烈。在这么残酷，可以说是你死我活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最高的意识形态机关，不讲阶级斗争，来了一个《武训传》。最关键的是，你来就算了，甚至形成了风潮，宣传的连中央都被惊动了。

　　请你们想一下：一个国民党拍摄的影片，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竟然能够让共产党的最高意识形态单位铺天盖地的大肆宣传！

　　你说这有没有鬼？

　　所以我说，毛主席批判《武训传》，是在警告背后的黑手。为什么毛主席不公开点明呢？因为没有办法公开点名，因为我们还没有打退国内外资产阶级的进攻，我们必须搞好统一战线，先抓主要矛盾，防止兵力分散。）

　　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全国展开了对电影《武训传》的声势浩大的批判。江同志亲自带领了“武训历史调查团”，深入武训家乡山东，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县进行了二十多天调查，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这份重要报告经毛主席亲自修改，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在《人民日报》发表。它以铁的事实证明，武训是一个流氓起家，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武训历史调查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这场大辩论作了最好的总结。这场斗争，是建国以后，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第一个大战役，也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对孔孟之道和投降主义的第一次大批判。这场斗争的胜利，大破了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阵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的思想觉悟，直接推动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各项运动的发展，并为社会主义改造作了思想准备。

　　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斗争，深刻地推动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一九五○年六月，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就向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号召。一九五一年十月，毛主席进一步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开幕词》)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步骤：组织他们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党的政策文件，参加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接受工农群众的教育。从一九五一年十月起，在政府机关、人民团体、文教单位、民主党派、工商业、宗教界开始了普遍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这个运动的主要目标，是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在运动中，广大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列主义，划清两种思想界限，提高政治觉悟的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想。同时，结合思想改造运动，初步清理了知识界的队伍，清除了一小撮隐藏在知识分子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在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的同时，教育领域也进行了初步的改革。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改革的指示，废除了学校中的反动课程，开设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课程，开办了一大批培养工农干部和工农子弟的工农初等学校、工农速成中学、工人政治学校和各种业余补习学校，并着手在工厂、农村开展群众性的扫盲运动。此外，还逐步接办了过去受帝国主义津贴的教会学校，收回了教育主权，扫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思想文化侵略的一批据点。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院校还进行了院系调整。同解放初期相比，教育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据统计，到一九五二年，全国小学生达五千一百万人，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一倍多；中学生达三百多万人，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一倍半，高等学校学生达十九万人，比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一点二，工农业余学校入学人数约二千七百万人，扫除文盲六十五万多人。但是，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XXX一伙顽固对抗毛主席关于教育改革的指示，竭力保护国民党那一套地主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后来，他们又极力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使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教育领域中长期占着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教育领域领导权的严重斗争一直在尖锐地进行着。

　　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

　　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的推动下，我国的生产建设事业迅速发展，到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国家财政经济情况已经根本好转，工农业生产已恢复和超过战前最高水平，财政收支已经平衡，物价已经稳定。

　　在工业战线上，广大工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热烈地开展生产竞赛，提出各种合理化建议，使劳动生产率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政府在财政尚有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紧缩其它开支，增加了对工业建设的投资。因此，工业和交通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一九五二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与解放前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比较，钢超过百分之四十六，铁、煤各超过百分之七，机床超过百分之一百五十五，棉纱超过百分之四十八，糖超过百分之九，发电量超过百分之二十二。如果以一九四九年的产量为一百，则一九五二年的产量分别为：钢八百五十四，煤二百零五，机床八百六十八，棉布二百零三，糖二百二十七。交通运输事业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建国三年来，共修复铁路一万余公里，新建铁路一千二百多公里，共整修公路三万二千四百多公里，新建公路一万一千多公里。尤其是成渝铁路、天兰铁路的建成，以及连接西南、西北的新铁路（即一九五六年建成的宝成铁路)的开始修建，对开发西北和西南地区的丰富资源，巩固国防，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农业战线上，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爱国增产运动的蓬勃发展。人民政府所进行的大规模水利建设，特别是淮河水利工程和荆江分洪工程的兴建，大大地提高了亿万农民抗御水灾的能力，保证了广大地区的农业丰收，促使农业生产逐年上升。以一九四九年的年产量为一百，粮食：一九五年为一百十七，一九五一年为一百二十八，一九五二年为一百四十五，棉花：一九五O年为一百六十，一九五一年为二百三十五，一九五二年为二百九十一。畜牧业和渔业也有了显著发展。三年来，大牲畜增加百分之二十七，羊增加百分之四十六，渔业产量增加约三倍。

　　在生产发展的同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优势有了进一步的增长，国营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大大增长，一九四九年为百分之三十四点七，一九五二年已占百分之五十六。铁路已完全由国家经营。沿海和长江的航运企业，国营的占百分之六十左右。进出口贸易约有百分之九十已由国家经营。在国内的零售贸易中，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占全部零售额的百分之四十二点八。

　　建国三年来，全党和全国人民遵照毛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制定的战斗纲领，英勇奋斗，终于完成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而斗争的光荣任务，为进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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