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展私人资本
（一）农村专业户
分田单干后，不少人对种植、手工业采取了承包的办法，出现了专营一业的“承包专业户”；外加农民可以购置大型机具，又出现一批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的“自营专业户”。他们一般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专门从事商品生产或经营。农副产品商品率在70%以上（普通农户远低于此，全国平均大致在30%左右），收入远高于一般农户，有些年收入甚至上万。
正如列宁所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分田单干才两三年，农村已经出现很明显的贫富分化，资本主义萌芽快速发展。
对农村的变化，中央表态支持农户探索，允许农民购买生产资料，并允许存在一定的雇工剥削。这种方针政策，大大推动了专业户的发展。当时出现了很大的争论，集中在是否准许购买拖拉机（这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和雇佣剥削上。
改革初期，雇工剥削还是禁区。分田单干后，集体经济瓦解，集体劳动瓦解，贫富分化快速形成，一部分人占有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另一部分人在农闲时出现闲置劳动，“于是有些人愿意以被雇的形式到他人经营的家庭单位从业”，同时，“有些人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积累了资金，又有经营技能，希望雇工扩大经营，以致雇工经营开始兴起。”也就是说，在农村中，资本主义不可遏制地发展起来，原本统一在合作社下的农民，迅速分化成两个阶层，生产关系发生剧烈变化。而这一切，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二）城市个体户
首先是知青返城，大量待就业人员需要安置，国家准许待业青年自己组织生产。1981年关于个体户的政策规定：（1）允许个体化存在。（2）积极帮助安排铺面、摊位。（3）允许他们贩卖可自由购销的商品。（4）资金不足可以向银行贷款。
扶植城市个体户是培育资本的重要一步，在城市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下，打开了一道裂痕。1978-1982，新增就业人员中，35.8%从事集体和个体经营。主要在商业、饮食、服务业。
（三）引进外资
个体户和专业户还是小打小闹的小生产，外资却是庞然大物。之前对外资能否来我国直接搬厂一直持谨慎态度，随着改革的深入，对外资的限制逐步放开。
最初在广东和福建试点。这两省对外汇实行大包干，以1978执行数为基数，从1980开始，增长部分三成给中央，其余自留安排，便于两省发展对外经济。同时中央规定，两省可以建立经济特区，特区允许华侨，港澳台商人直接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人投资开厂。国家视前来投资的为客商，在税收、土地等方面给予特殊优惠。
到1982年，广东“三来一补”和合作、合资企业遍布全省67个县市。深圳从一个边境小镇成为新兴城市。
二、国有企业：从放权让利到利改税
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提法，扶植个体户是增量资本的思路（从无到有），而改革国企是调整存量资本（从公到私）。相对于从无到有的增量提升，从公到私的存量改革困难得多，因为这是无产阶级力量最集中的地方。
国企改革没有直接私有化，这根本做不到，条件不具备，增量资本还没有对存量的国企形成战略包围，整个天下还是计划为主。因此，国企改革不是从生产关系中最核心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直接入手，而是从生产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入手（工人与干部的关系）。
（一）从放权让利到实行经济责任制
这一阶段的放权让利，扩大了厂长经理享有的特权，使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公权力私有化，破坏了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领导权。也就是说，国家把权力下放给企业，企业却把权力集中到了厂长经理手里。
放权让利先是试点，随后在1979年7月逐步铺开。
企业获得如下权利：（a）可以在计划完成后生成计划外产品，并按国家规定价格销售。（b）有权择优录取职工，有权任免中层及以下干部。（c）打破企业原来全部收入上缴财政的制度，实行利润留成制度，留成利润企业可以自行使用（用于发展或职工福利）。
所有这些权力，事实上都集中在企业的领导层手中。80年代中期最终确立的厂长负责制，领导手中的权力得到了制度的保障。
上面三大类权利，第一类使得企业领导获得了部分生产资料的使用权。第二类使得企业领导获得了人事权，这就必然导致官大一级压死人；不久之后领导还获得了开除工人的权力，从此工人不再有铁饭碗，而仅仅是一个雇佣劳动者。第三类权力使得领导获得了部分剩余价值支配权，为后来厂长、主任的暴富提供了经济基础。在下文将要谈到的利改税之后，国务院规定，企业完成国家计划的，剩余利润发放奖金可以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企业有权自主决定奖金发放的形式和数量。而奖金的分配权又在领导手中，怎么分配可想而知。数年后一句顺口溜在工人中流传，“工人穷，厂长富，车间主任万元户，厂长挣钱没有数。”。
1980年，全国16%的国营工业企业（6000家左右）实行试点，试点企业都是大企业，产值和利润合计占全国工业企业的60%-70%。
1981年4月，为了更好落实财政任务，明确提出建立和实行经济责任制，把之前试点中形成的各种利润留成、盈亏包干的的办法，作为经济责任制中处理国家和企业关系的主要政策，在全国工业企业推广以盈亏包干为主要形式的经济责任制。除了原来的试点（6000多家，16%），在另外3万多家国营企业实行包干。这些企业多是一些规模小的企业。
（二）利改税
利润包干的留存方式很快出现问题，地方和企业为了自身利益，层层压低包干基数，上缴国家部分过低。
为避免无休止的讨价还价，国家决定实行利改税。也就是说，从上缴利润改为征收所得税。
大致如下：有盈利的大中型企业按55%的税率缴纳所得税，税后利润再通过各种利润包干办法，一部分交给国家，一部分自留。（有盈利的小企业按八级超额累进税）。1983年底，98%的盈利企业实行了利改税。
利改税非常致命，整体而言，企业要将大约7-8成的利润通过利税方式上缴国家。当时国有企业已经开始和私企、外企竞争了，但是私企外企的综合税率只有17%-33%（本身税就低，还有各种减免），而国企的综合税率却在70%-80%。这是典型的不平等竞争。外企和私企赚钱了，大部分可以留下来扩大生产或者购买更新的设备，国企赚钱了，大部分给了国家，这直接导致国企设备老旧，资金不足。
很多人喜欢黑国企，说当时国企效率低下，工人懒惰，“亏损这么多，倒闭这么多，不是懒是啥，不是效率低是啥！”但是，如果把私企的税收变成70%，而把国企的税收降低到17%-33%，你觉得倒闭的又是谁，亏损的又是谁呢。
（三）进一步扩大自主权
在这个时期，企业自主权进一步扩大，核心有三点。
（a）安排生产的权力、销售的权力和定价的权力。国有大中型企业，完成指令性计划后，可自行安排生产产品。除国家规定不准自销的产品外，企业可自行销售产品。价格方面，有权在国家限制的幅度内浮动。企业可以自行安排生产和销售，这是企业作为一个单个资本，按照资本逻辑运行的第一步。
（b）处置生产资料。企业有权出租或转让闲置资产。我们可以把所有制分成几项重要的权利：所有权（生产资料属于谁）、使用权（生产资料归谁来支配）、处分权（谁能决定买卖生产资料）、分配权（最终的新增价值如何分配）。此时的企业，除了所有权在名义上是全民的外，使用权、处分权、分配权都逐步集中在领导手中。
（d）人事权。有权按照实际需要自行确定人员编制（在核定范围内）。可以任免中层干部，对职工进行奖惩（升级，开除）。这在实质性意义上逆转了工人和干部的关系。以前工人能监督干部，因为干部不能开除工人，但现在干部可以开除工人了。你不可能去监督一个有权力开除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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