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本美国政治学博士胡素珊于七十年代著作的《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论及国民党在三年解放战争中为何落败，一种常见的说法是这是历史的“合力”，诚然，一个政权的倒台，不是单一因素的作用，但一个简单的“合力”，似乎并不足以描述国民党这座贾府，是怎样在政治，或者说实施的政策意义上从“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到“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
军事失败当然是导致国民党政权败亡的主要原因，但如果我们把历史的时钟从1949年拨回到1945年，可以发现日本的投降给予了国共两党同样的机会，谁能在短时间内树立起在人民中间的权威，谁就能够在未来的中国政治中居于首席。
很显然，国民党并没有很好的利用抗战胜利给予国民党的机会，而胡素珊的《中国的内战》一书则为我们理解国民党何以失败，共产党何以成功，“建立一个可以让我们对1945-1949年这段时间留下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评估的标准。”（再版前言，p6）
要言之，关注的是“国共两党在争夺政治权利过程中的政策以及具体做法。”（p4）进而试图回答两个问题，国民党是如何丧失掉他因为抗战胜利而获得的政治权威的？共产党是如何获得这种权威的，又是“在多大程度上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和忠诚”？
（p6）
本书也就基于这两个问题展开，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二章至第五章分析了国民党在接管日占区、学生工作、经济管理以及知识分子问题上是如何施政并丧失权威的；第六章至第十章则介绍了共产党在知识分子、土改、城市工作（包括已经建立政权的城市和新解放的城市）方面是如何建立权威并建立稳定的权威的。
在分析国民党的部分，首先论述了抗战胜利之初国民党的处境，尽管在日本入侵的大背景下，“无论在朋友还是在敌人眼中，蒋和他领导的政府都被视作是中国抵抗侵略者的民族决心的真正象征。”（p7）但是同样面对日本入侵的压力，国民党并没有像共产党那样将抗日演变为广泛的运动，不仅没有在政治力量和民众的支持上得到增强，他固有的弱点反而严重了，这一点在1944年的豫湘桂大溃败中暴露无遗，以至于1944年时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就表示，“委员长正在失去中国民众的支持。”（p8）但是，“日本的战败为国民党提供了最后一次机会。”（p8）
国民党本可以通过“光复”沦陷区，安定人民、惩治汉奸和侵略者来进一步收获人民的拥戴，但令人无奈的是，国民党显然搞反了安定与惩罚的对象。汉奸、伪军、日本军官（如冈村宁次）获得了国民政府的庇护，而沦陷区的人民却被当成了甄别对象，“学生和老师被政府的教育复兴政策所触怒，该政策将他们降为汉奸的地位——而很多曾经与汪精卫傀儡政权打得火热的人却能够通过收买接收大员得到尊重。”（p372）在接收过程出现的无人阻止的、惊人的腐败更是使得从平民百姓、知识分子到实业家们对国民党怨声载道，“中国国民党的统治开始失去城市居民的支持。（p37）
但是，城市里的知识分子们（无论是学生或学者），尽管对国民党大肆批判，却并不代表他们就彻底认为国民党无可救药，他们仍然寄希望于建立联合政府，1948年上海大学发起了一场调查，调查对象是1000名学生与教师，询问他们对国共争端的态度，有72%的受访者认为国共两党应该组建联合政府（p77-78），“学生和他们的老师更愿意把共产党当作联合政府中国民党的一个合作伙伴。自有知识分子公开表示组建两党的联合政府要好过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p175）
知识分子们对于国民党的批评，对内战的反对，往往基于一种假设：“战争不可能以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形式结束，而政府可以被说服进行自身的改革。”（p159）但他们的估计显然错了，面对学生们的抗议，国民党政府拒绝承认学生们抗议的一个事实，即“学生抗议运动是自发的；让学生变得激进的是内战本身和政府的压制对策。”（p77）而国民党政府只是粗暴的奉行“全有或全无”政策，将知识分子们的抗议简单粗暴的视作共产党的挑唆，最终在事实上把他们推向了共产党一方。
尽管仍然有不少知识分子们心存幻想，希望能够发挥自己作为“第三种力量”的作用，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不具备参与政治所需要的行动力和组织力，又不能完全做到他们所说的那般高尚——“这些人经常试图将他们的政治活动说得很高尚……但是在他们的批评者眼中，他们似乎更迷恋于获取财富、地位和社会认可。”（p159）
指出了知识分子们，或者说对联合政府、第三条道路仍然心存幻想的知识分子们的最大悲剧，“他们无法理解他们自身游离于现实之外这个事实。”（p171）他们要么追随着自己的理念，因而选择流亡，要么就是等待新政权的到来。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国民党已经让人民丧失了信心，而国民党在经济管理上的失策，则又进一步让人民丧失了生存的希望。指出，由于抗战的结束，政府失去了对工人在战时的控制力，而政府又不能很好的控制通货膨胀，相反，是在不断的用印钞而非节约或者自力更生来解决自身的财政问题。（p372）最终只能是一面的通货膨胀一面又不得不按照劳工的要求让工资按照生活成本的上涨做出调整，“这种工资-物价的互相催涨，还损害了国民党与工商业长期的同盟关系。”（p372）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依旧坚持战争，并坚持通过对农村增加税负的方式来满足军队的需求，“最后，政府越来越军事化以及政治上与公众的逐渐疏离，都被作为战争的直接结果加以谴责。”（p373）政治上的一意孤行，经济上的政策失败，对改革呼声的视而不见，以及军事上的不断失败，使得人们认为，现在是让国民党付出代价的时候了，于是人们选择抛弃了国民党，尽管他们可能并不接受，或者只是部分接受共产党的理念。
那么，既然共产党起初获得的支持并非毫无保留，它又是如何先获得这有所保留的支持，并一步步的获得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让历史站在了它的一边呢？我们不妨直接按照城市政策和农村政策两大部分来分析共产党是如何获得支持的。
认为，在1949年之前，“共产党良好的诚信记录”就使得城市里的知识分子们拥有不少的好感，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声称要改造中国，但是相比国民党对于其改革方案的言行不一，“共产党有言必行的名声，使得他们的政策得到实施，错误得以改正。”
（p375）知识分子们并不怀疑共产党的目标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但共产党同时表示这个目标要花费很多年，而这首先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
在施政方面良好的执行和信誉让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和资本家们倾向于相信。并且共产党也的确努力在城市中建立“各拥护力量的广泛联盟”，（p376）面对这些与国民党存在这样或那样联系的旧文职人员或者官兵，共产党没有选择把他们打为机会分子，而是“欢迎他们的合作，一起维持国家的日常行政工作，恢复经济以及扩充乘胜进军的人民解放军队伍。”对于学生，“共产党暂时忽略他们不信奉共产主义的弱点，给予他们相对体面和重要的位置，比如成为负责执行党的政策的干部。”对于学者，相比国民党非此即彼的态度，共产党避免让学者们立刻信奉自己的理论来获得好感，最终使得知识分子们选择参与进来。（p370）
而在实际管理城市和接收城市的工作中，“在执政清廉、政治能力和解决战争所带来的经济问题的能力上，到1949年末为止，共产党的记录可圈可点。”（p375）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工作方面的最大成就，就是克服了左翼政党在城市建立政权之后的理想主义冲动，没有对城市中的私营工商业直接予以取消，而是努力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寻求平衡，“新政策强调与私人资本的合作以及提高公有企业的管理水平……共产党并没有放弃解决工人阶级所有实际困难的目标……近期的目标是保证工人的基本生活，并尽量减轻通胀对工人生活的影响。”（p331）面对通货膨胀问题，共产党并没有采取滥发货币的方式，而是采取发展合作社经济、工资折实等办法努力使通胀稳定并最终消除。而在解决城市积弊已久的犯罪、吸毒和卖淫等问题上，共产党的成绩让人们逐渐看到了一个“新社会”的样子。
在农村，共产党解决了国民党自1927年掌权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即如何真正在农村建立属于自己这个政党的有效政权。这也就需要对农村进行革命——也就是进行土地改革。王奇生教授指出，由于国民党的“清党”，将由共产党人为国民党建立的基层组织“清理”一空，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并不能下沉到农村，这就导致了国民党只能“自己去适应和迎合旧的社会秩序中既得利益阶级的诉求……不敢触动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连温和的减租也不敢执行。”而共产党在农村的政策显然避免了这一点。
指出，土改对于中共的意义并不仅是获得了农民的支持，“土地革命的重头戏是推翻现有的农村精英阶层……带有很多目标的斗争运动破坏了统治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统治，这是创立新的村庄权力机构的必经之路。”（p275）如对于租佃问题并不严重的华北地区，中共采取“清理旧账”的策略，通过清算旧账斗争重新分配财产，为农民带来物质激励，并进一步清除了农村中的腐败与专横现象。认为，“共产党从这些问题以及所有其他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无偿劳动和债务相关的问题入手，找到了‘通过阶级斗争发动群众’的秘诀。”（p377）
通过发动群众进行斗争，中国共产党不仅摧毁了农村旧有的封建权力系统，还建立了新的权力系统。农民不仅是因为获得土地而起来支持共产党，更是在新建立的农村秩序影响下支持共产党，“参加多种多样的诉苦运动最踊跃的农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部队或成为新的村领导。得到土地和财产的人加入了农会和其他村组织。于是共产党可以依靠这一农民自己担纲的公共组织，由它负责收取粮食税、组织军事运输队和对不愿参军者施加社会压力。”（p378-379）
尽管由于1946-1947年国民党对共产党农村根据地的突然袭击让共产党在短时期内失去了农民的支持，但“国民党军队侵入共产党根据地的时候，他们能做的一切，是试图拔掉这些‘根’，重新建立老一套的政权系统。”（p379）但随着共产党随即将给予农村安全保障作为开展土改的前提之后，国民党的颓势就更加明显。指出，“共产党并非恰好在对的时间来到了对的地方，从过敏的的崩溃中获利。”彼时并非所有民众都完全支持共产党，但是共产党自身优异的成绩，为“大众转而拥护它们领导的新政府提供了基础。”（p379）的确，中共的胜利来自于许多外因，日本的侵略、斯大林式机构的力量、国民党的无能等等，但这都离不开共产党内因的作用，那就是“共产党的灵活与耐心，一步一步地，一个指示一个指示地，将其夺取政权的斗争调整到与环境相适应。这是历尽曲折学来的能力，经过了试验、错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p379-380）
在看来，国民党并没有像共产党那样进行整风，对党政体系进行建设，相反纵容了其党内弊端的发展，这就使得在抗战开始一直到结束，国民党并没有像共产党那样抓住机会壮大自己的实力，而随着整风以及指导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得中国共产党学会关注政治斗争所处的环境，学会制定“适应当地条件、满足当地需要的全面计划……将自己的利益与中国绝大部分人口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了群众的拥护。”（p381）
在本书中，通过对国共两党在城市和农村诸多问题上的政策分析，为我们展示了国共两党为了获得中国的领导权各自付出了哪些努力，又最终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考虑到本书出版的时间（1978年），在当时档案资料尚不充分的情况下，却通过大量利用当时的第三方报刊如《观察》、《大公报》以及国共双方已经出版的公开资料，为读者较为全面的展现了国共政争的历史图景，这对于如何运用公开资料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无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对于城市中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的描写，亦属上乘，但只侧重于描写了他们的挣扎，对于他们如何最终选择流亡或者北上参加新政权，的分析似乎较为简单，当然，对此的细致分析则属于微观的心灵史研究，相较于本书的主题，我们不应对此有过多苛责。
参考文献：
[1] 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
[2]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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