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我就像一头牛闯进了菜园子，见到遍地青菜，
拼命地大嚼大吃，嚼个不停。”
话说在1911年春天，毛泽东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离开了东山高等小学堂，跟着赴长沙任教的贺岚岗先生来到省城长沙，考入了驻省湘乡中学，开始了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段历程。
毛泽东在驻省湘乡中学一边刻苦学习，一边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社会动态。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资产阶级革命家们创办的《民立报》。从此，读报成了他终生的爱好。
《民立报》是著名的同盟会会员宋教仁、于右任主编的。毛泽东到长沙不久，从这份报纸上看到了4月27日黄兴在广州领导的黄花岗起义；了解了在这次武装起义中英勇殉难的七十二烈士的事迹。从这份报纸上，他还知道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同盟会的纲领，开始拥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
1911年5月，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国有”的政策，强行把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改为官办，并把筑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换取帝国主义的借款。
清政府的卖国行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保路风潮首先从湖南掀起，四川、湖北、广东等省也立即行动，一个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开始了。
毛泽东和驻省湘乡中学的同学们一起投入了这场斗争。他首先倡议并和另一名同学带头剪掉了自己的辫子，以此表达他们对清王朝的强烈不满。可没想到原先“相约剪辫子”的十几个同学又后悔了，毛泽东和他那位朋友对这十几个不守约的同学进行了突然袭击，强行剪掉了他们的辫子。
在剪辫子问题上，毛泽东还和一个政法学堂里的朋友发生了争论。这位政法学堂学生引用经书来为自己的论点找论据，认为身体发肤是受之父母，不可毁伤；毛泽东则和反对留辫子的朋友站在反清的立场上，提出相反的理论，驳得那位朋友哑口无言。
这个时候的中国，正处于辛亥革命的前夜，清王朝已经四面楚歌，很难照旧统治下去了。毛泽东的心情非常激动，激奋之下，他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门口的墙壁上。这是他第一次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要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突然发动武装起义，辛亥革命爆发了。离武昌不远的长沙城受到了强烈震动，形势变得异常紧张起来，湖南巡抚立即宣布全城戒严。
革命党人并没有停止他们的活动。有一天，一个革命党的宣传家得到驻省湘乡中学校长的许可，来校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他介绍了武昌起义的经过和武汉三镇的形势，鼓动大家立即行动起来，为了祖国，为了革命，投笔从戎救援湖北起义军。有七八个学生当场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政府，主张推翻满人统治，建立民国。
毛泽东也非常激动，他用了四五天的时间规划自己的未来，决心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军。于是他和几位同学商量说：
“武昌起义是成功了，可是离革命的胜利还远得很哩。我想，革命不能光靠嘴巴讲，要靠实际行动。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实际行动来帮助湖北起义军呢？我已经想好了，当兵去！”
“当兵？”
同学们都睁大了眼睛望着毛泽东。毛泽东坚定地说：
“对！当兵。到湖北去当革命军！现在武汉三镇的形势很危急，袁世凯的北洋兵分两路南下，采取包抄战术，企图钳住武汉。革命党人势单力薄，困难一定不小。我们既然要革命，就不能空手讲白话。光喊口号是打不倒宣统皇帝的。要革命就要到战场上去，真刀真枪地干！”
在他的鼓动下，有4个同学决定和他一道投笔从戎，到汉口去。毛泽东听说汉口的街道潮湿，需要穿雨鞋，就去在城外军队里干事的一位朋友那里借一双雨鞋。
10月22日，毛泽东从小吴门出城，向协操坪走去。他来到兵营门口，被卫兵拦住了，那卫兵指指悬挂在门口“禁止通行”的牌子，告诉他说：
“你不能进去了，赶快回去吧！我们马上就要起义。你看，已经补发了子弹。”
毛泽东心头一震，只好转身回城，还没走几步，就听见兵营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哨子声，回头一看，全副武装的士兵们正在操坪上紧急集合。他不敢久留，快步离去，到了经武门，见城门已经关闭了，只好沿着护城河向前走，待走到云阳门口，见这里的城门也关闭了。此时的毛泽东还不知道，在长沙城里配合新军行动的暴动已经发生了，各个城门都被暴动者所占领。
毛泽东进不了城，只好跑上留芳岭，站在一个高地上观望。不多时，噼哩啪啦的枪声接连不断，城外的起义军向云阳门猛扑过来。城内的接应者打开城门，城外的新军潮水般地拥了进去。就这样，湖南新军在焦达峰、陈作新的率领下，攻占了巡抚衙门，升起“汉”字白布旗子。长沙起义成功了。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回到学校，看到学校里也挂起了汉字白旗，门口还站了几个士兵。
10月22日深夜，在焦达峰、陈作新领导下，起义军建立了“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焦达峰任都督，陈作新任副都督。
长沙城里一片欢乐气氛。许多学生投入到起义军中。很快，一支学生军组织起来了，可毛泽东不喜欢这支学生军，他认为学生军的成份太混杂了。他决定参加正规军，因为正规军里的士兵都是社会上的穷苦人出身，他愿意和这些人战斗在一起。
10月底，毛泽东和他的两个同学一起参加了起义军。他被编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不久，他就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交上了朋友。在这些朋友中，毛泽东最喜欢的是湖南籍的一个矿工和一个铁匠。由于他有文化能写东西，可以帮助别人写写信，所以大家都认为他很有知识，敬佩他有“大学问”。
毛泽东在新军中认真地接受军事训练，同时研究时事和一些社会问题。他每月7元饷银，除了用于伙食2元和买水花去一点外，剩下的大都用在购买报纸上。每天操练结束以后，他就坐下来看报，成了军营里一个好读报的人。
毛泽东买的都是一些左翼报纸，并将这些报纸奉为至宝。他从鼓吹革命并正在讨论社会主义的《湘江新闻》上，第一次看到了一位曾经留学日本的湖南人创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党。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社会主义”这个新名词。他还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由此，他对社会主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热情洋溢地给以前的同班同学写信，向他们介绍社会主义这个颇有吸引力的新概念；同时，他还和那些士兵们一起讨论“社会主义”问题。
此时的革命形势正在急剧变化。
1912年2月，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采取以革命吓唬清政府的手段，迫使清政府取消了皇族内阁，由他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组织内阁。他又玩弄“拉”的一手，对革命党的上层实施诱和；同时使出“打”的一手，用反革命武力直接对革命党人进行威胁。
1912年春，正当湖南新军准备采取行动反对清政府、反对袁世凯的时候，在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却与袁世凯达成了妥协协议，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几乎与此同时，满清皇室接受了袁世凯的优待条件，溥仪退位了。
1912年3月间，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此时的毛泽东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了，便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深造。连长、排长和好朋友们都劝他留下来，他谢绝了长官和战友们的挽留。当初他之所以当兵，是认为军队将会在革命中起到重要作用；现在他认为军队已经不再是时代的先锋了，所以就丝毫也不留恋军队的生活了，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兵营，结束了半年的军旅生涯。
这正是：才看大地惊春雷，又闻故都起阴霾。
且说毛泽东回到长沙城里，住进了很便宜的新安巷“湘乡会馆”。长沙有各种各类的学校，各个学校都通过报纸招徕新生。他不断查阅《湘汉新闻》和其它报纸上的招生广告。革命既然已经完成了，那么革命以后应该选择什么学校、什么专业呢？毛泽东对自己将来究竟想做什么还没有明确的主见，所以他在学校和专业的选择上举棋不定。就在这时，韶山家里捎来信说，父亲以后不再从经济上支持他了。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了退路了，他必须选择一个能谋一份差事的学校。
毛泽东最先看到一个警察学堂的广告，说是将来可以当警官，于是他就花了1元钱去报了名。但在考试之前，他又被一所肥皂制造学校的广告打动了。这则广告说，该校不收学费，供给膳宿，并有津贴；还说制造肥皂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他便改变了报考警察学堂的念头，决定将来做一个肥皂制造家。他又花了1元钱的报名费，报考了肥皂制造学校。后来一个在法政学堂学习的朋友，劝他进法政学堂。这所学堂也在广告上许下诺言说，只要学生在3年内学完全部法律课程，保证期满之后马上可以当官。毛泽东第3次付了1元钱的报名费，报考了法政学堂。他给家里写了一封信，重述了广告上许诺的一切，并描绘了“将来当法律学家和做官的美好图景”，要求家里寄学费来。正当他等候父母回音的时候，另一位朋友劝他报考经济学校。朋友说，现在祖国正处于经济战争之中，最需要的人才是能建设祖国经济的经济学家。他又动心了，又付了1元报名费。这是他报考的第4所学校，考试后还真被校方录取并注了册。
此时的毛泽东并没有专心下来，还在继续注意广告。一则把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说得天花乱坠的广告吸引了他，广告上说这所学校是政府主办的，设有很多课程，而且教员都是很有才能的人。他想，如果在那里能够学成一个商业专家是最好的了。于是他又写信把这一决定告诉了父亲，父亲着实高兴了一场，同意支付学费。因为父亲是知道善于经商的好处的。毛泽东又交了1元报名费，考入了这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可他在这里只学习了一个月，就又退学了，原因是这所商业学校的课程大多都是用英语讲授的，而毛泽东的英语基础并不好，只在东山高等小学堂学了一点入门知识，现在学起来很艰难；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学校里缺乏比较好的英语教师。
毛泽东回忆说：“这种情况使我不满，到了月底，我就退学了，并且继续留心报上的广告。”
他身上已经一文不名了，邋里邋遢地站在长沙街边的木茶棚里，瞪大眼睛盯着报纸看广告。即便如此窘迫，他却还是以嘲弄的态度对待周围的生活，俯瞰着忙忙碌碌的芸芸众生。
“我即宇宙！”
毛泽东从道家的冥想得出结论。
湖南省政府军的火药库爆炸，烈焰熊熊，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一道去观赏。一年前他曾经激情满怀地参加了这支军队，可现在他却以旁观者的口吻嘲讽说：
“这比放爆竹要好看多了。”
有一天，有3个学友在天心阁的顶楼上碰见了毛泽东。他正独自平静地在城墙上这个七层高塔上俯瞰长沙。于是4个人便相约一起去喝茶、吃瓜子。他这3个同学在社会地位上都比他高一等，其中一个是常常借钱给他，一个姓谭的是大官的儿子。那位姓谭的同学说：
“君主制的废除，就意味着我们都可能当总统。”
旁边一个同学用一些俏皮话揶揄姓谭的。而毛泽东却显得有些激动，说：
“让他说，我很感兴趣，让他说罢！”
姓谭的解释说：
“对于一个政治领袖来说，学问是次要的，而重要的是斗争意志。”
毛泽东被他这种看法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开始思考这一问题。
不久，毛泽东报考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入学考试的作文题目是《民国肇始，百废待兴，教育、实业何者更为重要》。他以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理论为依据，下笔滔滔，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言之凿凿地提出了一种教育为主说。张榜结果，他名列第一。
比毛泽东年长16岁的校长符定一，很想知道夺得头名的青年人是个什么样子，于是，毛泽东就被人带到了校长办公室。符定一定睛一看，这个青年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高高的个子显得有些瘦弱，身着一件旧长衫，脚上一双圆口旧布鞋，虽是一副农家子弟打扮，却显得稳重大方，气质不凡，说起话来还慢条斯理的，就非常满意。
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秋季更名为省立第一中学。这个学校很大，学生也很多，名师也不少，首任校长符定一还亲自授课。毛泽东曾经聆听了符定一有关古典文学、历史、伦理等方面的教导。在一次作文竞赛中，毛泽东以刚健充实的内容，纵横捭阖的气势，严谨善辩的推理，获得了全校第一名。符定一没有想到这位来自湘潭乡村的后生，竟能在莘莘学子之中一举夺魁，便要面试一下毛泽东。他把毛泽东叫到办公室里，叫毛泽东写一篇作文。毛泽东见先生如此器重自己，顷刻间文思泉涌，一挥而就。符定一拿过来一看，果然是妙笔惊人，文采斐然，心中大喜，便决心认真栽培这位弟子。
毛泽东成了这所学校的高材生，他在这里还写了不少好作文，其中《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最著名的一篇，受到国文教员柳潜的高度赞赏。
《商鞅徙木立信论》全文如下：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护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国民政府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呜呼！吾欲无言。
柳潜看罢此文，禁不住拍案叫绝，给这篇作文打了个100分。他还在这篇571字的短文中写下了150个字的眉批和总评：
“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
“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议论潇洒，积理宏富”；“力能扛鼎。”
“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末了，柳潜又在这篇作文题目的上方写了“传观”二字。
这国文教员柳潜原是清朝末年的一名秀才，早年酷爱读书，学识渊博，颇有才华。他在青壮年以后目睹官场腐败，遂放弃仕途，以教书为业，被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首任校长符定一聘请为国文教师。后来柳潜因生活困顿，曾先后在福建和长沙等地做过几年幕僚，后又返回学校从事教师职业，但终因积劳成疾，贫病交加，于1930年在长沙去世，终年52岁。
且说符定一校长知道毛泽东喜欢读课外书籍，便主动借给他一部上自远古下至明朝、一共有120卷的中国历代编年史《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尽管此时的毛泽东在省立第一中学声名鹊起，可他感到这个学校设置的课程太多太繁，校规也繁琐呆板，在学校学习还不如自学更好一些，所以他决定去定王台图书馆自由读书，独自研究学问。符定一得知此事，甚感惋惜，便极力劝阻他。毛泽东去意已决，婉言谢绝了先生的好意，毅然离开了学习生活了半年的省立第一中学，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开始了在定王台的自修生活。
定王台位于长沙东南角，相传为西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刘发所筑。那时候，他每年都要挑选出上好的大米，命专人专骑送往长安孝敬母亲，再运回长安的泥土，在长沙筑台，年复一年，终于用从长安运来的泥土筑成了一座高台。每当夕阳西下之时，刘发便登台北望，遥寄对母亲的思念之情。后来，长沙人就把这个土台子叫作定王台，又称“望母台”。到了清朝末年，土台子已经荡然无存了，有人就在这个地方盖起了一栋两层楼的洋房。辛亥革命后，省政府当局接受一些学者的建议，利用这栋房子办起了湖南图书馆，购置了不少新书，其藏书量居全省之首。这个地方比较偏僻，周围树木葱茏，环境幽静，的确是一个难得的读书好场所。
定王台图书馆每天一开门，毛泽东总是第一个进去，中午仅仅休息片刻，到街上买两块米糕当午饭，下午依然是一动不动在书桌旁埋头苦读，好像一尊低着头的雕塑一般。晚上闭馆时，他又是最后一个出来。
毛泽东在这里广泛涉猎了18、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著作。他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等。他还认真研读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同时他也阅读一些诗歌、小说和古代希腊、罗马的故事。
毛泽东在定王台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了一幅世界地图，叫作《世界坤舆大地图》，不禁惊叹道：“世界原来这么大！”他每天经过地图前，都要停下脚步细细地看上一阵，以极大的兴趣认真研究一番。
40年后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和几个同学说起他在定王台看世界大地图后的思想状况，他说：“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省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得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就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这么大。世界既大，人就特别多。这么多的人怎么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眼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钱粮被关进监狱活活折磨死的；还有家庭里、乡邻间为着大大小小的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子的就更多了。在韶山冲，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路真长。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毛泽东在评价他在省立图书馆这一段的学习生活的时候，还曾笑着对萧三说：
“我就像一头牛闯进了菜园子，见到遍地青菜，拼命地大嚼大吃，嚼个不停。”
且说毛泽东在定王台图书馆学习期间，每晚都要回到“湘乡会馆”里住。这个会馆里还住着其他一些穷学生，住着过路客、流浪汉和一些当过兵的人。那些当过兵的人都是一些退伍军人或者是被遣散的士兵，他们既没有工作，也没有钱，性情暴躁，喜怒无常，经常因为一些琐事和学生们吵架斗殴。有一天晚上，那些士兵和学生再次发生了冲突，酿成了一场血腥的武斗。毛泽东一直躲在厕所里，直到殴斗结束后才走了出来。这样的环境实在是待不下去了，也就在这个时候，父亲来了一封信，说是不赞成他自修。父亲认为他是不务正业，因此拒绝再提供费用，除非他继续进学校读书。就这样，毛泽东被迫结束了半年的他认为是“极有价值”的自修生活。
这正是：方入菜园饥如牛，立有乱兵扰梦来。
欲知毛泽东去向何处？且看下一章分解。
东方翁曰：毛泽东投笔从戎，是他第一次的人生抉择，第一次的社会革命实践，仅仅半年就结束了，可谓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他又三番五次地报考各类学校，在人生坐标的再选择上，彷徨复彷徨，几番求索、几番曲折之后，这才似乎看到了前途的一丝光亮。不光毛泽东是这样，恐怕有不少人在年轻的时候都会有如此这般的一番经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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