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倚天抽剑
第1章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
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话说1918年5月，杨怀中先生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出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他举家迁至北京，住在地安门鼓楼东大街豆腐池胡同9号，院门外挂着一块精致的牌匾，上书“板仓杨寓”4个大字。
杨开慧随父母一起来到繁花似锦的北京。此时的北京已经成为中国新文化的策源地，她一到这里，便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新书刊，眼界愈加开阔了，思想也更加深刻了。
杨怀中先生此次进京，也给毛泽东带来了新发展之良好机遇。
原来早在1912年初，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人曾在北京发起组织了一个留学俭学会，宣传并组织青年们到法国去勤工俭学。1915年，蔡元培和吴玉章等人又发起组织了留法勤工俭学会，为国内更多的青年赴法留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1916年，流亡在法国的蔡元培、吴玉章与法国社会名流共同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由蔡元培出任会长。就在这一年，袁世凯复辟帝制遭到失败，南方各省组织的反袁军政府同北洋军阀政府达成和议，这样，流亡在海外的蔡元培、吴玉章等人便于1916年底由巴黎返回到北京。1917年，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尔后，为开展留法勤工俭学工作而设立的留法预备学校也随之开始招生了。
杨怀中先生时刻关心着湖南青年的教育问题，为此，他非常支持蔡元培等人倡导的赴法勤工俭学工作。来到北京后不久，他便将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主办赴法勤工俭学活动的消息，写信告诉给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并说希望毛泽东和蔡和森立即到北京去，帮助推动这项运动。
此时，毛泽东和蔡和森、张昆弟等一批新民学会会员，正面临着向何处去的艰难抉择。原因是他们刚刚开始的“新村”生活遇到了不少麻烦。
原来毛泽东还在一师读书的时候，因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就常常憧憬着未来的一种人人平等、人人劳动、互助友爱的理想生活，只因学业尚未完成，自然这“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实现的。现在他终于毕业了，于是便立即和同伴们一起进行“新社会生活”体验。
他和蔡和森、张昆弟、陈书农、熊子容等人一同搬进湖南大学筹备处，成立了工读同志会，共同谋划着如何找一处理想的村镇，从事半工半读，即一面劳动或者工作，一面自修学问，研究社会改造问题，开创一种人人平等互助的新社会生活。
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建设“新村”的计划，他在计划中写道：
“合若干之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此后，他们为寻找一处适宜于建设人人平等、互相友爱的“新村”生活基地，几乎跑遍了岳麓山下的每个小镇和村庄，可他们最终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试验场所。
毛泽东和同伴们只得依然住在岳麓书院半学斋里，每天除了自学，还要穿着草鞋去挑水，到上山去砍柴，将蚕豆拌着大米煮着吃。
就在这时候，毛泽东接到了杨怀中先生的来信，自然是十分高兴的。他这才想起早在1917年10月的时候，就曾看到过华法学会广东分会散发的章程和有关资料。华法学会广东分会是华法学会发起者、副会长汪精卫在1917年与黄强、陈其瑗发起成立的。那时候，毛泽东看到湖南青年罗承鼎、戴勋在长沙散发的材料，就记住了汪精卫的名字。
且说在1918年6月下旬，新民学会在陈绍休、萧子暲任教的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萧子暲、陈绍休、周世钊、邹鼎丞、张昆弟、陈书农、李维汉等，还有尚未加入新民学会的何叔衡，共10余人。
会议着重讨论“会友向外发展”问题。大家认为，湖南省政治不宁，军阀连年混战，教育事业摧残殆尽，“莘莘学子，无校可入”。在这种形势下，会友应该向外发展，而留法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留法勤工俭学很有必要，“应尽力进行”。
毛泽东提议，由他与陈昌、何叔衡留在长沙，把注意力放在国内方面，着重于发展新民学会会员。于是大家便委托蔡和森先去北京了解情况，“专负进行之责”，组织会员向外发展。蔡和森最后表示，决心要在“3年之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并且要使女界同时进化。”
6月23日，蔡和森动身赴北京。
他到京后住在豆腐池胡同9号杨怀中先生家中。经杨怀中引荐，蔡和森很快便去拜访了华法教育会的蔡元培、李石曾，详细了解了有关留法勤工俭学的具体情况。
6月30日夜，蔡和森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了他与蔡元培、杨怀中等人交谈的情况。他在信中还写道：
“兄事已与杨师详切言之，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弟以一面办报一面入学为言；师甚然之。前亚细亚报薛某者，今欲重整旗鼓，请师担任学术上之撰述，师颇有羞与为伍之意，辞之；然可荐信绍介，师言惟欲屈节。弟思大仁大勇，普度众生，非入地狱不行，究为所谓屈节。”
“大学蔡校长，弟会见一次，伊正谋网罗海内人才，集中一点，弟颇羡其所为。觉吾3人有进大学之必要，进后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储养练习，或可同时并得。望兄细与子升讨论研究，定其行止，复我一函，是所至盼！”
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复信，世人至今尚未发现，但其内容从蔡和森下一封信中似乎可以略窥一斑。
1918年7月21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到赴法勤工俭学一事，说他已经争取到了25个赴法名额。
他还就改造社会的“手段与目的”，即打入恶社会内部与改造社会问题，商之于毛泽东。起因是前一封信中所说的杨怀中羞于同亚细亚报薛某为伍的那句话。蔡和森写道：
“兄若以此为暂时的手段，则何如借路过身，一入地狱。弟尝慨世之君子，为种种的舆论律、道德律所束缚，只能为伪善，不能为伪恶，是以使小人得积极横行。”
由此看来，毛泽东把与薛某为伍，只看作是“暂时的手段”；而蔡和森的主张是“入地狱”，勇于打入恶社会中，敢于做“恶事”。他说：
“弟意现在当得一班正人立恶志，说恶话，行恶事，打恶仗，争恶权，夺恶位，加入恶界，时时与恶为缘，时时与恶战，时时与恶和，操而纵之，使自我出，支而配之，使自我生，演而进之，使自我发；然后，将万恶纳之袖中，玩之掌上。”“将此万恶捣之碎之，烧之溶之，锻之炼之，碎之磨之；神而化之，使成美质之原子，新而明之，使成优秀之国民。”
蔡和森在信中再一次提出了希望毛泽东去北京的建议，他写道：
“吾辈须有一二人驻此，自以兄在此间为最好。”“自由研究以兄为之，必有多少成处，而不至无结果。”“杨师自是喜兄来寓，每日可以学习英日文。弟事殊不好为计，故亦望兄来指教。”“驻京唯有润兄最宜。”
7月23日，蔡和森收到了毛泽东第二封来信。毛泽东在信中说，已决定赴京一行；同时提出了一个“大规模自由研究”的建议。蔡和森看罢，欣喜至极，次日便回信说：
“昨夜奉读来示，极忠极切！本以待兄主张然后定计，今计定矣。只要吾兄决来，来而能安，安而能久，则弟从前所虑种种，皆不成甚问题。”
他对毛泽东主张的“大规模自由研究”也极表赞成，他说：
“大规模之自由研究，最足动吾之心，慰吾之情……兄之‘梦呓’，尤是弟之兴经，通我智樃，祛我情瞀，甚为狂喜，自不待言。”“自由研究社，略分内涵与外延。今兄于外延已略揭其端，远矣大矣，只有巴黎一处，当加矣！至其内容，弟尝思非财力差厚不举，非通一二外国文字不行。”“着手办法，惟有吾兄所设之‘乌托邦’为得耳。”
7月26日，毛泽东曾经给蔡和森写过一封信，论及改造社会所需要的“才、财、学三事”。此信至今亦未发现，但从蔡和森给他的回信中，多少还可以看出那封信的主要内容。蔡和森在回信中是这样写的：
“所论才、财、学三事，极合鄙意。究竟我们现所最急者，是一财字；而才次之；而学则无处不有，无时不可以自致。”
“兄自由研究及兴办私塾之说，是弟中层之目的。”
关于毛泽东在来信中提出要从小学生起造就新的人才，“失此不为，后虽为之，我等之地位不同，势不顺而机不畅，效难比于此日矣”的主张，蔡和森在回信中写道：
“弟深以为然。”“3年以来，每觉胡林翼所以不及曾涤生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
关于新民学会会务，蔡和森则说：
“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以才为基，以财为用，以学为本，此万世之业，不必忧其一时无成也。兄以为如何？望与章甫兄商量之。”
此一时期，毛泽东和部分新民学会会员一道，就赴法勤工俭学问题，在一师、长郡中学、周南女校等进行了广泛的宣传鼓动，很快就有30多人报了名。
正在忙碌之际，母亲文氏因患淋巴腺炎去外婆家养病的消息使毛泽东归心似箭。他急忙从长沙赶到唐家圫，探望母亲，并为母亲四处求医，殷勤侍奉汤药。怎奈母亲病情甚重，短时间内难于痊愈，眼看赴京之期日近，他只得将母亲拜托给两家舅父舅母和诸位表兄弟照料，赶回长沙。
1918年8月11日，毛泽东给罗学瓒写了一封信。起因是罗学瓒的家庭不同意他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也在信中劝他留在长沙从事教育。他在信中写道：
“弟与蔡君等往返商量，深以同人多数他往，无有几个从事小学教育之人，后路空虚，非计之得。”“弟又有一言奉商者，兄于从事工艺，似乎不甚相宜；而兄所宜，乃在教育。似宜斟酌于远近去住之间，而不宜贸然从事。”“不如从事教育之大有益。”
罗学瓒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他在复信中坚持说：
“考察强国的情况，学习强国之经验，要见见中国以外的大世面。”
毛泽东见他决心已定，就不再挽留了，转而支持他去法国勤工俭学。
8月13日，毛泽东给七舅父文玉瑞、八舅父文玉钦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七、八二位舅父大人座下：
前在府上拜别，到省忽又数日。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同行有十二三人。此行专以游历为目的，非有它意。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故前有接同下省之议。今特请人开来一方，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如尚不愈之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莲护送来省，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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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毛泽东已经向朋友借来了赴京的路费，收拾好了动身的行囊，待时而发。
8月15日，他同罗学瓒、陈绍休、张昆弟、熊光楚、周世钊、萧子升、萧子暲、李维汉、李思安（女）、罗章龙、曾以鲁、邹彝鼎12名新民学会会员和进步青年李富春、贺果、任理、侯国昌、唐灵运等25人，在长沙码头登上轮船，向汉口进发。
李思安，又名钦文，1892年10月出生于长沙县大贤镇（今北山镇赵公塘）一个耕读世家。孩提时代，她跟随祖父读书识字，研习四书五经、诸子百家。15岁那年，她奉命结婚，但次年丈夫就去世了（后终生未再嫁）。李思安哀叹自己命运多舛，曾女扮男装当过管店先生，却并未能真正获得与男人平等的地位。1915年，李思安从梨江女校毕业后，接替祖父教蒙馆，成为当地第一位女先生。1916年后，李思安进入长沙崇实女校学习，后转入湖南省立蚕业女子专科学校学习。
且说一行人到了汉口，转乘火车，继续北上。火车行至河南省郾城县漯河寨境内，恰逢天降大雨，沙河洪水泛滥，铁路被冲毁，一时前进不得。
毛泽东和罗章龙、陈绍休不愿待在车上久等，便下了火车，来到漯河寨，看到了农村破败不堪的景象，心情十分沉重。他们又到郾城城郊的农村去考察，了解北方农村的风俗习惯和当地农民的生活状况，尔后徒步去了许昌，游览魏都旧墟。他们徜徉在魏都旧址那狭窄的街道上，看着眼前颓废的景物，可真是萧条异代，禁不住吟诵起曹操的《短歌行》，又吟诵了《让县自明本志令》。他们抚今追昔，激情勃发，诗意顿生。罗章龙首先口占一句：
“横槊赋诗意飞扬，”
毛泽东顺口接道：
“《自明本志》好文章。萧条异代西田墓，”
“铜雀荒沦落夕阳。”
罗章龙吟罢尾句，陈绍休忍不住叫声好，说：
“这首七绝就叫《过魏都》吧。”
已经一天一夜过去了，直到第二天，毛泽东他们才在许昌等来了火车，继续乘车前行。
8月19日，毛泽东一行抵达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
新民学会会员和其他青年都分散居住在湖南各县设在北京的会馆里，而毛泽东所借的路费已经花光了，身无分文的他只好到豆腐池9号杨怀中先生家中暂住。
杨怀中先生一家人十分欢迎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他。此时杨先生家里的住宿条件也不太好，只好在看门人住的一间小屋里为毛泽东加了一张床铺。
毛泽东有了暂时安身之处，便去拜访黎锦熙和符定一两位恩师，师生之间相见甚欢。
再说毛泽东一众人等散居在各处，相互之间联系都需要来往奔波，极不方便。为了便于学习和讨论问题，毛泽东与萧子升等8个人商量着搬到了一起，住在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吉安所东夹道7号（现吉安所左巷8号）。这是一个破旧的小院子，8人住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他们在北京一住就是半年之久，在这京华之地的开销，自然要比在长沙大得多，每月的房租费、生活费就不少，再加上冬季里还要买煤烧炕的昂贵费用，使得这一群并不富裕的青年手头十分拮据。他们每天只能吃清水煮白面。有一次，毛泽东在做饭时把面给煮烂了，其他人便戏言要他请客。湖南人从来没有穿过大衣，可是在北京的冬季里没有大衣是不行的，而他们每人都买一件又不可能，所以8个人就只好合买了一件轮流着穿，抵御严寒。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起了他们这一段十分清苦而又情趣盎然的生活状况。他是这样描述的：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我住在一个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7个人合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旁边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在故宫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且说萧子升到北京不久，就接受了蔡元培和李石曾的邀请，出任华法教育会的秘书，他同时还和毛泽东、蔡和森一起共同主持着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工作。
在北京等候赴法的湖南青年，很快就达到了四五十人。湖南成为全国来京人数最多的省份。由于华法教育会工作比较松懈，尚没有创造好出国的条件，那些准备赴法留学的青年一时还不能启程，这就使新民学会会员中的一部分人出现了急躁情绪。
毛泽东一方面安慰大家，反复说明充分准备的必要性，一方面和蔡和森等人一起，频繁奔走于有关各方，积极协商。后来在杨怀中的协助下，华法教育会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研究安排湖南青年学习和赴法问题。蔡元培同意为湖南先办一个预备班，共60人。
预备班在方家胡同召开了一个有不少湖南名流应邀参加的成立大会，会议由蔡元培主持，杨怀中讲了话。会后，有关方面又在报纸上发了预备班成立的消息。湖南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其它各省的青年也陆续来到了北京。
留学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学习法语。预备班分设3处，萧子升、萧子暲、陈绍休、熊光楚、罗学瓒等人，留在北京大学留法预备班学习。张昆弟、李维汉、曾以鲁以及李富春、贺果等，被安排在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一面学习法文，一面学习机械学和机械制图。蔡和森等人则到了河北蠡县布里村留法预备班；他在学习法文的同时，还担任了初级班的国文教员。
后来，华法教育会在长辛店铁路工厂又增设了一个班。
毛泽东始终没有参加预备班。原因是尽管出国留学可以得到资助，可每个学生在出国之时还需要花上不少路费的，此时的他早已债台高筑，再也无法向有钱的熟人张口借钱了，所以就只能留在北京做一些协调工作。
且说毛泽东见诸事安排已毕，就急于谋求一个职业，以便能够获取一点生活之资。后来经杨怀中先生介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给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写了一个条子，他写道：
“毛泽东君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做事，请安插他在图书馆。”
毛泽东带着推荐信来到北京大学沙滩红楼一楼，在图书馆馆长办公室里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他拿出蔡元培写的条子，向李大钊说明了来意。就这样，毛泽东被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
毛泽东在图书馆上班的地方是第3阅览室，也叫“日报阅览室”或“新闻纸阅览室”。他的职责是清理书架，打扫房间，登记新到报纸和阅览人姓名。他管理的中外文报纸有15种之多，其中有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神州日报》、北京《国民公报》、《惟一日报》、《顺天时报》、《甲寅日报》等等。
他上班时，身着一件褪了色的蓝长衫，脚下一双布鞋，或忙碌在大窗户下的三屉办公桌前，或穿梭于书架之间。这种工作既平凡又琐碎，待遇也菲薄，月薪只有8块银元。但这8块银元对于毛泽东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
北京是新文化的中心，而北京大学则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也是新旧思想、新旧文化激烈交锋的战场。这一局面的出现，要归功于校长蔡元培提出的“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办学方针，正是这种指导思想才使各种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使各种思潮得以广泛传播，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一些新派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如鱼得水，尽情施展，在全中国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这一切对于矢志要进行大规模自由研究的毛泽东来说，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他看来，这里是一个广阔的天地。他像在湖南第一师范当学生时的那个样子，贪婪地阅读着各种报纸。利用管理之便，不必花钱，就可以把许多需要读的报纸读个够，了解、汲取自己还不知道的那些新知识和新思想，对于捉襟见肘的他来说，实在是太实惠了。
毛泽东住的景山东街，与杨怀中先生家相距不远，他们师生之间来往十分频繁。此时的杨开慧已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豆蔻年华，情窦已开。他乡遇故知，欣喜自不必说。毛泽东常常把一些进步书报和自己的日记及学习笔记送给杨开慧看，有时两人还一起阅读书刊，探讨问题，点评时事，这些交往进一步增进了他们彼此间的相互了解。不知不觉中，这对年轻人双双坠入了爱河。
女儿心中的秘密自然逃不过父母的视线。杨怀中夫妇开始对杨开慧与毛泽东的交往予以更多的关注。
有一次，杨怀中先生的好友、北大教授章士钊来家做客，杨开慧也忙着为客人沏茶。章士钊随口问杨怀中：
“令爱是否已经许配人家？”
杨怀中说：
“有位叫毛泽东的青年与开慧有些往来。他原来是我的学生，就学识来说是很不错的。就人品来说，也很不错。可有位先生曾对我说，毛泽东行动举止与众不同，劝我不要把女儿许配给他。”
章士钊说：
“有机会，你是不是让我见见毛泽东？”
后来在章士钊举行的一次讲演会上，有人告诉他毛泽东就坐在几排几号。章士钊在了意，演讲中总时不时地瞟一眼毛泽东。这毛泽东比一般学生要高出半个头，他那长长的头发朝脑后梳去，露出宽宽的额头。他听课全神贯注，很少记笔记，偶尔记上几笔，动作潇洒利落，举止大方。讲座结束后，章士钊顾不上回宿舍休息，径直来到了杨怀中家中。他非常认真地对杨怀中说：
“杨先生，你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把令爱许配给毛泽东。”
章士钊，字行严，笔名黄中黄、秋桐等。他1881年3月20日出生在湖南省善化县，就是现在的长沙；早年曾任《苏报》主编；1907年赴英国留学。辛亥革命爆发后，章士钊弃学归国，在上海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兼任江苏省教育司长、都督府顾问。1913年7月，孙中山任命他为讨袁军秘书长；讨袁失败后，亡命日本。他在东京与陈独秀创办了《甲寅》月刊。1917年11月，章士钊应聘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1918年，他推荐李大钊继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且说杨怀中夫妇眼见得毛泽东和自己的女儿爱得越来越深，也就默许了女儿的选择。自此以后，毛泽东在工作之余常常和杨开慧一起外出，他们或漫步于古都街头，或徜徉于公园之中，故宫、北海、香山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秋天的红叶，冬天的腊梅，在这一对年轻人心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此时与毛泽东的处境十分相似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毛泽东在图书馆新结识的北大穷学生许德珩。
许德珩，1890年出生于江西省九江。由于家境贫困，他穿的衣服非常单薄，不能御寒，所以在课余时间就常常待在有炉火的图书馆里读书，这样既取了暖，又获得了知识。
毛泽东本是好学之人，他对于勤奋好学的许德珩很有好感，于是二人时时在一起交谈读书心得，研究社会问题，志趣甚是相投。
毛泽东对政治的兴趣不断增长，思想也越来越激进了。他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就和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同学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
在这期间，身在河北蠡县布里村留法预备班的蔡和森，还时常和毛泽东保持通信联系，他把自己到北京后的一些见闻和想法，一一告诉给毛泽东，信中还特别提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的事情，并表示要效法列宁，以列宁为导师。毛泽东感到十分高兴。
毛泽东还利用在图书馆工作的有利条件，有选择地去旁听他所感兴趣的一些新派学者的课，去拜访结交一些校内名流。
胡适，字适之，籍贯安徽省绩溪县，1891年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他曾先后就读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
有一次，毛泽东去听胡适的讲座，他趁着提问的机会斗胆写了一个条子传上去。胡适问，提问题的是哪一个？他一看毛泽东的穿着打扮并不怎么样，而且还是一个没有注册的学生，顿生不屑之色。这位一向激进而洒脱的教授，竟然拒绝回答毛泽东的问题。
傅斯年和罗家伦是北京大学学生中的风头人物。他们主编的《新潮》杂志，激烈地抨击封建文化，提倡“文学革命”，在青年中影响很大。毛泽东对他二人很是感兴趣，便有意结识他们，可傅斯年、罗家伦却看不起这位来自湖南的“土里土气”的青年。
1936年，毛泽东和斯诺曾经谈到了他在北大图书馆期间的情况：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意同我往来。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试图同他们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毛泽东还提到了张国焘，他说：
“我在北大图书馆的时候，还遇到了张国焘——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副主席。”
张国焘，1897年出生在江西萍乡的一个官绅世家，其父张鹏霄曾任浙江象山知事，同时经营钱庄。1917年春，张国焘进入北京大学读理工预科，在学生斗争中逐渐成为一位“狂热爱国的人物”。1918年10月20日，张国焘同邓中夏等人发起组织了“国民杂志社”；自此以后，他与“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一样，俨然成了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
毛泽东尽管被很多人看不起，可他却得到了李大钊的器重。这一时期，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人就是李大钊。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比毛泽东年长4岁。他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在1917年冬受聘于北京大学；1918年5月出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并继章士钊之后，兼任了图书馆主任一职。他一接管图书馆，便积极购进一批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籍，其中有许多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一类书籍。不少激进学生常常到图书馆来，请他介绍宣传新思想的书籍，并和他一起讨论各种新思潮，讨论马克思主义。图书馆已经成了北京大学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
毛泽东因工作关系，与李大钊朝夕相处。他在李大钊翻阅报纸的时候，或是在工作之余，时常向李大钊请教。李大钊的名气虽然很大，却为人谦和，与毛泽东也很谈得来，二人有时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正是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毛泽东一边工作，一边认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1918年10月，李大钊介绍毛泽东参加筹备成立“少年中国学会”的工作。
1918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办演讲会，到会的有数千人。毛泽东也专程赶来参加。李大钊穿着棉布长袍，昂首阔步登上讲台，发表了题目为《庶民的胜利》这一著名演说，台下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后来，毛泽东还阅读了李大钊发表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积极参加李大钊等人组织的各种新思潮研究活动，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清除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放弃了他原来赞成的无政府主义主张。
毛泽东在很短的时间内所表现出来的不凡抱负、理想和才干，得到了李大钊的尊重和赞扬。他称赞毛泽东“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他还说从毛泽东身上看到了中国“新青年的创造”。
这一时期，毛泽东经杨怀中先生介绍还认识了另一位重量级人物，他就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通过几次短暂的接触，陈独秀对社会问题的精辟见解，使毛泽东十分叹服。
1936年毛泽东曾经对斯诺这样说过：
“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二人都是最卓越的中国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且说毛泽东一面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学习，一面积极组织在京新民学会会员分别邀请蔡元培、陶孟和、陈独秀等人，一起探讨学术和人生及各种新思潮等问题。他还同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的邓中夏，还有他的老朋友罗章龙等一些进步青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参加了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等进步青年组织的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到海淀、长辛店等地，向工人、农民传播新思想。
这时，来自湖南的赴法勤工俭学青年，有一部分被安排在长辛店铁路工厂的留法预备班里。毛泽东先后两次来到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厂，看望在这里半工半读的青年们，接触众多的产业工人，对工厂进行了详细调查，了解工厂和工人的生产、生活状况，小到生产细节，大到工厂的规模、效益及职工工资。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对大型现代产业工厂的深入解剖，对促使他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据何长工回忆说：此时毛泽东还有一项重要活动，就是为湖南预备班学员们出国做准备。此时最要紧的是筹措一笔赴法经费。毛泽东为筹这笔经费，还真的动了不少脑筋。在杨怀中先生的协助下，他想方设法把控制在湖南籍名流范源濂、熊希龄等人手中的一笔款子的利息，也就是存入大俄国道胜银行的前清户部应该退还给湖南的粮盐两税超额余款的利息，提取了出来，这才解决了湖南籍勤工俭学学生赴法旅费问题。
毛泽东热情而卓有成效工作，受到了新民学会会员和勤工俭学学生们的好评。罗学瓒在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
“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同学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才智学业均为同学所钦佩。”
且说在1918年冬季，毛泽东和好友萧子暲结伴踏上了去天津的旅途。
原来他俩都觉得没见过大海是一大憾事，为着看一看大海，二人先是乘火车到了天津，然后转车来到大沽口。待他们到了海滨，只见眼前白茫茫的一片，哪里有万顷波涛？连一滴水也没有，完全是一个冰的世界。毛泽东提议说：
“既然来了，就是结了冰，也得在上面走走才过瘾呀！”
萧子暲欣然道：
“如此最好。”
他俩相约，各自朝一个方向走，转一圈还在这原地会合。商量已毕，毛泽东向西，萧子暲向东，沿着海滨走去。
萧子暲走了多时，见前面有一座木头小屋，便径直走上前去。小屋内一中年男子正在生火烧水，闻得脚步声，抬头见来了一陌生青年，看他一身书生打扮，又不似本地人，甚是诧异，便问道：
“你从哪儿来？”
萧子暲说：
“我是南方人，是来看海的。”
不一会儿，毛泽东也到了，主人给他们泡了茶，又坐下来和他们随便聊了一会儿。二人谢过主人，又分头沿海滨绕去。
萧子暲转了许久，回到了原地。可他左等右等，感觉两只脚都冻麻木了，就是不见老朋友的踪影。毛泽东终于转回来了，萧子暲问他去了哪儿，毛泽东笑道：
“我有意找‘蓬莱仙岛’的，谁知什么也没找到。”
二人上得岸来，乘车回到天津已经是晚上了，街上一片灯光。他俩都急着小便，却找不到厕所，毛泽东只好去问警察。那警察听他一口湖南话，又见萧子暲抱着一个皮包，就起了疑心，说是要打开皮包检查一下。毛泽东有意逗他，从萧子暲手里拿过皮包，紧紧抱住。警察愈加怀疑了，硬是要看，毛泽东硬是不给。那警察抢过去打开一看，里面除了两条毛巾和牙膏牙刷之类外，尽是些蚌壳。毛泽东和萧子暲看着警察一脸的窘态，竟忘记了内急，忍不住哈哈大笑，他们找到一个小摊位买了几个天津锅贴，顺便进店找了便所才算了事。
转眼到了1919年1月，毛泽东除了抽空继续在北大旁听著名教授的课以外，又参加了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邓中夏也是哲学研究会的会员，他们一起交流读书心得，研究新思潮、新理论，一道进行社会调查。
毛泽东在哲学研究会里又认识了陈公博、谭平山、邵飘萍等人。邵飘萍此时担任《京报》总编辑，同时还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里有关办报业务的主讲老师。在他的帮助下，毛泽东也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
这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是在1918年10月14日成立的，蔡元培曾在成立仪式上发表了演说。新闻学研究会每周活动两次，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研究会的活动。
1919年2月20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中有这样的记载：
“新闻研究会于19日午后，在文科第34教室开改组大会，校长亲临演说。是日，会员到会者为毛泽东等24人。”
毛泽东在新闻学研究会里曾多次听邵飘萍讲《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他还常常去拜访邵飘萍，在新闻理论方面得到了许多教益，这对他后来回湘主编《湘江评论》等刊物，产生了积极影响。
1919年3月10日，毛泽东在理科第16教室，聆听了李大钊对新闻研究会会员发表的关于俄国革命的演说。这是他第一次在北京期间最后一次听李大钊的演讲。
正是：牛儿得草鱼得水，马有伯乐自奋飞。
高人尚需高人识，来日春风谁能追？
欲知毛泽东今后将向何处发展，请看下章介绍。
东方翁曰：毛泽东是一个最善于接受新事物的人，又是一个最无私的人。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尽管生活清苦，债台高筑，却能始终兢兢业业地为同学们赴法勤工俭学而奔走。他自己之所以不参加预备班，不是他不想去法国勤工俭学，而是经济条件不允许罢了！事事因人制宜，不可强求。出国深造固然重要，可在国内深造也未尝不可。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就是一个实例。他在北大期间尽管多受冷落，但他并没有妄自菲薄，依旧是依靠旧友，广交新朋，不断地向周围的人们学习，以提高自身的素质。特别是在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之后，就开始了他一生中的伟大转变，由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转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至于在多少年之后，毛泽东还念念不忘这两个对他帮助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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