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处理“时”与“势”方面的大师，他在“时”与“势”里找规律、找方向、找力量，从发展速度、规模看形势的新变化，形成可靠的预测能力，以战胜重重困难。
1926年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是两个世界的分界线。北伐战争后，农民运动声势浩大，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展示出自身的力量，尝试着抵抗一切反动势力。
在阶级对立尤为严重的湖南，农民运动成为全国风暴的中心。自太平天国运动起，湖南人才辈出，曾国藩胡林翼等组建的湘军平叛有功，打了胜仗就大肆抢掠，把大批财富运回家乡。这样一来，没去前线打仗的人可吃了亏，穷的更穷，富的更富，阶级矛盾愈发突出。
农民们就像是一堆堆的干柴，只要沾上一点火星就足以燃烧起来。在农会的组织领导下，农民参与了北伐战争，做向导、当挑夫、搞宣传，甚至直接参加了对敌作战。武装起来的农民打土豪斗地主，冲击并瓦解封建制度和宗法思想。
毛主席敏锐地注意到扩大农民运动时机已到。但当时党内外却不以为然，土豪劣绅坚决站在农民的对立面，共产党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也对国民党的排挤打压持妥协态度，一时，农会竟面临着左右为难的困境。他经过深入分析，认定农民革命正当“时”，就毅然回到湖南进行为期32天的实地考察，将考察结果及时上报，为农村大革命打下了基础。
在调查过程中，毛主席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民运动的“势”上。
一是“识势”。
等真正进入湖南做调查，他发现农运不是某些人说的那样会对国民革命造成破坏，相反，农运摧毁封建制度的基础，有助于推进革命形势，因此，抵制农运的行动是错误的，必须迅速改变。
他还发现，农民运动势如破竹，已经形成一股消灭一切的强大力量。从前高高在上的土豪劣绅被他们踩在脚底下，从前被奴役受压迫的人翻身做了主人，整个社会被“颠倒”为本来该有的状态，这些都是农运的功劳。
他得出结论：农民的积极性不能打压，农民的力量应该被利用，支持农运与否应该成为检验革命队伍和革命者的标准。
二是“造势”。
毛主席不但评价农运“好得很”，还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指导农运工作，实现在认可基础上的推动，以解决农业中出现的问题，指明未来斗争方向。
农民与封建势力天然对立，具有推翻封建体系的潜力，但潜力变成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加入新的东西。他说：“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地主阶级的革命”，以暴力为手段以达天下太平的目的，其中，他尤为认同贫农的革命性和坚定性。
农民的成就，即是农会的成就。建立农会是第一件大事，大肆造势，打消未入会的中农富农的疑虑，鼓动他们入会，即是把占全国人口中大多数的农民的力量集中起来，聚沙成塔，打下一个牢靠的基础。
三是“用势”。
毛主席考察农运造成的新形势，推动农运组织化和农村政权合法化，为的是用好农民这个这个革命的重要力量。
农村如此，全国也是如此。他说，农民完成了数千年未曾完成的历史使命，因为农民推翻了封建势力，而打翻这个势力便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农民具有天然的分散性以及软弱性，若是没有农运的组织，不借助农会的“势”，那是断然要不得的。
他提出的解决方法是“一切权力归农会”，让农会集中所有力量，在社会生活、政治经济中发挥作用，以夺取经济、社会资源，获得普遍认同和绝对话语权。此外，还要对农民做思想政治工作，让农运沿着准确的道路前进，提升农民的思想认识和革命积极性，让农民真正成为“革命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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