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年前,马克思在一部未完成的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提出了著名的异化劳动理论,并以此为出发点批判资本主义,阐述他的扬弃异化和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如今这部手稿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史的重要材料而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有关文章和著作已汗牛充栋。但我以为,《手稿》以及异化劳动理论的价值不仅在于理论史,迄今仍可成为我们理解与认识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与方法。遗憾的是理论界对此尚未有足够关注,本文在此方面作一尝试,以期抛砖引玉,并以此纪念这部天才著作写作160年。
一
异化思想不自马克思始,最早在霍布士《利维坦》中已露端倪、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主观辩证法甚至将之同劳动联系起来,但将之同现实社会的工人劳动相联系,从而丰富、发展并使之闻名于世的还是马克思的《手稿》,以及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和《资本论》。
异化概念的基本含义是人创造出来的物不受人支配,反而转过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可见异化本是人化,即产生于社会而非自然,产生于人的活动和来自于人的创造,但它作为人的创造物却不为人所用,反而与人的力量相对抗乃至转过来奴役人压迫人,此即为异化。所谓异化实际上包含了一种价值评价,即人创造出来的东西应该为人所用,与人相统一,至少不应与人对立,敌视人甚至奴役人。如马克思在《手稿》和《资本论》中说人所创造的劳动工具是人的肢体的一种延长,它帮助人征服自然,还生产出产品供劳动者享受,在此情况下人与其创造物的关系就是和谐统一的主客关系,不存在异化。反之即为异化。把异化现象与人的劳动活动特别是当代工人的劳动联系起来,并分析扬弃异化的历史条件,提出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的一大创造。这个创造是在《手稿》中完成的,在《大纲》和《资本论》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是通过劳动自我创造自我生成的过程。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生命活动,也是人的类本质。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有一种关系使劳动变形。劳动产品本是人的活动的创造物,也是体现人的创造力的对象,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却转过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于是,劳动者在生产中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感到自由,而是感到受奴役和强制。劳动对他说来不再是自觉自愿的了,人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也丧失了;劳动产品被他人占有,人与人的关系也异化了。这就是著名的异化劳动四规定。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其他关系,如货币、商品、利润、利息等都从异化关系中产生,用马克思的话说:“一切奴役性的关系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各种变形和结果罢了。”
马克思指出,自我异化与异化的扬弃走同一条道路。人类发展在一定历史阶段不得不采取异化的形式,但却为扬弃异化和人的解放准备了条件。共产主义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通过人并为了人而对人本质的真正占有,是向社会人即合乎本性的人自身的复归。这种发展是保存了以往全部成果的,是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矛盾的解决,也是存在和本质、个体和类、自由与必然之间抗争的真正解决。
在《大纲》和《资本论》中马克思扬弃了《手稿》中的人本学思辨式语言,从更为具体的经济学理论出发剖析资本奴役劳动的异化现象。劳动二重性学说即是他创立的经济学理论,这是他的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也是异化理论的出发点。在马克思看来,异化现象的产生有两个前提,一是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相分离,二是劳动者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抽象劳动的分离是生产和分工发展的结果,同时又转过来促进了生产与分工的发展。但这种分离也包含着一种危险,即分离出来的抽象劳动在人面前独立化,并成为与人对立的力量,人不能控制它,反而可能受它的控制,其典型表现就是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马克思理想的社会个人与社会直接统一,不需要迂回地通过一种中介物来联系。他没预见到至少在社会主义社会还离不开商品、货币和市场,当然他也并不认为商品货币直接就是异化。在他看来,抽象劳动的分离只是异化产生的抽象可能性,从可能到现实还需要一系列历史条件,如货币财富的积累,如劳动者与劳动客观条件的分离,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出现,货币转化为资本。所有这些历史条件结合到一起,就诞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异化劳动现象也随之应运而生。
马克思指出,资本的谜也就是异化的谜。资本的秘密在于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他的灵魂是资本的灵魂。他不惜一切手段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赚取绝对剩余价值,或发展科学技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赚取相对剩余价值。分工使工人片面畸形化,机器大工业使工人成为附属物,一个无足轻重的孤立点,生产资料与人类智慧的结晶都纳入资本的体系中,成为帮助资本家奴役工人的力量。当然,工人不仅是异化者,更是革命者,一旦资本体系容纳不下在它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财富和生产力,它的丧钟就敲响了。无产阶级必将承担埋葬资本统治和扬弃异化的伟大历史使命,代之以全体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主人的共产主义社会。在此社会,财富所具有的狭隘的资本形式被扬弃掉,每个人的创造性能力成为最大财富和生产力,这样异化就被真正扬弃了,马克思所憧憬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第三大社会形态就来临了。
以上概括的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也是他的共产主义理想,在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它一直是鼓舞包括我国在内的无数革命者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巨大精神力量,直到上个世纪末才受到严峻的挑战,但其理论的夺目光辉仍在。
二
贯穿整个20世纪并震撼世界的中国革命一方面是亿万国人应对西方挑战、实现从传统到现代转变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及其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成果。当然,它与经典的理论乃至与俄国革命相比不那么正统,也可以说是非典型革命。因为它发生在一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而且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但是它成功了,一次成功的实践胜过一百次失败的探索,即使后者从理论的角度看更为典型。但这里所说的成功指政治权力的改朝换代和社会制度的颠覆,即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并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方面的社会变革,或者说社会主义革命。至于革命能否取得预想的效果,还是未定之数,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众所周知,从20世纪世界史的角度看,一战后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则出现了一批,十多个国家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出现了与资本主义阵营对抗的社会主义阵营。但不久即出现了矛盾与分裂,至1989年国际风云变幻,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了颜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投向西方世界。变化之大,可谓沧海桑田。当然中国未变,但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大潮兴起以后中国社会的变化之大也可谓天翻地覆。对此不妨从马克思异化理论和价值理想的角度作一考察。
我国1949年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56年完成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乃至在农村全面实现合作化,从而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胜利。按照经典理论,中国的民主革命分两个阶段,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其他开明进步人士为主体,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为领导,以民族、民生和民权即三民主义为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工人、农民、热心青年和其他进步爱国人士为主体,以建立社会主义为目标。其中,农民的人数最多,革命的根据地又是在广大农村,因此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完全可以说是农民革命。于是在半封建与半殖民地的中国出现了马克思当年始料未及的情况:农民而不是工人是革命乃至现代化运动的最大主体和参加者。按照《共产党宣言》的分析,农民的社会地位原本应随着包括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内的现代化过程而走向衰落的。可是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农民反而比工人成了更为热心的革命者。城市暴动除了热血青年和激进的革命党人外,在工人那里响应者始终寥寥,也无一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在农村即使同样有血雨腥风的威胁,但却始终能够得到农民最强大的支持和最无私的援助。这也就是效法俄国的立三路线迅速失败而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最终取得辉煌胜利的主要原因。
然而,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革命终究是中国现代化漫长过程的一个阶段和组成部分,从传统到现代转变的规律从长远角度看终究要发挥作用。在50年代农民欢欣鼓舞迎接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土地改革、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还有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系列社会变革纷至沓来。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社会各界对之无不抱着欢迎的态度。在新建立的社会主义秩序中,工人是领导阶级,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力军,农民则是同盟者和被领导阶级。当然,昔日造反成功的农民在经历了枪林弹雨的洗礼之后多成为革命干部,完成了身份的转变。只有那些多年来一直在田野里劳作不已的泥腿子和本份庄稼人仍保持农民的身份,继承先祖的事业。不过同旧社会当长工做牛做马已不一样,毕竟是领导阶级的同盟军与革命主要参加者,土地、工厂乃至国家理论上属人民所有,工人农民则是人民的基本成份,翻身当家做主人并非完全是政治家的空洞口号和文艺家的诗意描述,而是很大程度上的活生生现实。完全可以说,长期以来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相分离的异化现象得到了初步扬弃。工人和农民既是自己生产资料的主人,当然有权支配这些生产资料,并有充分的权利享用自己的劳动成果。但是暂时还不能过于追求享受,因为城里依然是秦砖汉瓦,农村则是牛耕草房如故,生产的产品并不是那么充裕;还因为世界上仍有三分之二的阶级兄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放,农民应把最好的粮食交给国家,或低价卖给城里人,以支持他们的革命与建设。工人则应努力抓革命促生产,为国家生产更多的产品,以支持社会主义建设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还有,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分离乃至对立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扬弃了,因为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公有化了。城里有举国一体的全民所有制,农村则有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当然也有少量的小集体,但那实是全民所有制的附属与补充,而且资产绝对接受其支配,即实质上仍姓公。真是普天之下,莫非公土,率土之滨,莫非公士。既然天下姓公,主人同一,其产品当然可以一平二调。这是公有制的逻辑。在此情况下即使有商业活动存在,也是形式上的商品交换,实质是一家人的内部分配。从此视角来看,任何个人的活动都直接是社会活动,过去横行已久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分离与对立当然被扬弃了。
但所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是理论上而非实际内容上的,或更准确地说,从实际内容角度看还有很大距离。如在政治权力方面,国家那么大,人民又那么多,不可能每个人都参与管理。事实上绝大多数工人农民仍得靠种田做工为生,政治上的事无暇也没有能力顾及,得交给代表他们的干部或官员。官员名义上是人民的公仆与勤务员,实际上作为人民的代表享有的权力、地位和待遇远高于普罗大众。他们也拥有支配国民财富的全权。名义上授权给他们的人民或工农大众反而没有多少支配的权利,终日劳碌流汗,生活得却相当艰难。用马克思的话说这似乎是一种异化,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但对人类文明史而言,这种异化与法权却难以避免:毕竟治理国家的经国大业得靠专门的阶层来进行。当然社会主义社会的官员仍不同以往,他们得兢兢业业地为人民工作,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甚至同吃同住同劳动,还得经受许多政治运动的考验。从此角度看人民群众的确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甚至也可以说主人翁地位名不虚传,当然实际上仍有很大距离,仍处于被领导和被管辖的地位,没有多少自由。
于是出现了这样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工人农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并且在政治上是领导阶级,虽然是理论上的,但毕竟理论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现实,影响到许多普通劳动者的命运。另一方面,除了少数提拔上去的积极分子外,大多数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实际并无根本改变。城市的工厂由国家任命的厂长经理管理,农村人民公社则有社长、队长和书记,普通劳动者似乎只有接受领导和按要求劳动的自由,并无多少主人翁之感,也没有多少劳动的积极性。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长期低下是可想而知的。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理想有相当距离。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大跃进、共产风和一平二调、一大二公的恶果,无数国人挨饥受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原有模式已难以为继。不得已农村核算单位从人民公社退回到村或生产小队,城市则是厂矿企业核算。政府作为人民理论上的代表对其所有仍可无偿调拨,但得有度,因为生产出来的财富实在有限,将之随意调拨或挥霍,许多人的生命就会遭受涂炭,人民已无法承受三年困难再来。当然计划经济仍勉力坚持,但商品货币市场已被证明无法取消,虽然经济学家绞尽脑汁试图从理论上证明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如何在性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但其作为分离出来的抽象劳动和交换价值异己的独立地位明摆在那儿,对此马克思已有明证,毛泽东也对此甚为不满,但取消资产阶级法权的设想始终停留在理论上,实践中未尝能有一日如此。
总之,改革开放前夕,普遍贫穷和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暴露出诸多问题,概括地说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它没有提供效率。本来社会主义是以解放生产力著称的,这也是它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合法性所在。但我们是在一个较为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技术水平本来就差,计划经济又压抑了人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效率低下不奇怪。第二,它没有提供富裕。效率差、浪费多和生产力水平落后的社会不可能有富裕,只可能有贫穷。但社会主义应当提供富裕,否则其优越性和吸引力何在?当然人民在特殊情况下为长远利益短期内可以作出一定牺牲,和平时期一直如此就难以为继。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社会主义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增长为前提时所言:“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对改革开放前特别三年困难时期有记忆的国人在此方面都有切身体会。第三,它没有提供自由。一方面严格的户籍制度和城乡之别束缚了人们迁徙乃至日常生活的自主行为;另一方面还有无数政治运动在整肃人们的身心。绝大多数人被强制到农村或工厂某一个单位进行劳动,没有多少选择的自由。在此情况下他的劳动活动谈不上什么自觉自愿,也很难感到自由和幸福。举个简单例子,人民公社期间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是自留地的庄稼普遍好于公田,几乎每个农民都对自己那一小块田给予最大关注,在公田的劳动则出于应付,也得益甚少。所有这些现象都很难让人不联想到马克思在《手稿》中论述最多的那个词——异化或异化劳动。当然这种联想是与马克思的崇高理想比而非与旧中国比,与旧中国比仍有很大进步,毕竟千百年来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以及近代以来资本对劳动的奴役现象被铲除或基本铲除了,工人农民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当家作主之感。然而对照马克思的理想乃至与世界先进水平比,我们仍有充分的理由批评其在提供效率、富裕乃至自由方面有很大差距,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三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改革开放的中心点是发展生产力,亦即提高效率。中国过去问题丛生,但最主要的还是缺少发达的生产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所有举措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在发达生产力的基础之上才可能建立巍峨的社会主义大厦,也才可能有富裕,有自由。这样一种认识已成为无数国人根深蒂固的信念,它与前引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述精神完全一致,而一致不是因为人们对此论述有多熟悉,而是因国人的经验无不昭示于此,这其中包含着许多深刻的切肤之痛。
在农村改革的形式主要是包产到户,农民以承包的形式直接获得了土地,即与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获得了统一,也获得了如何生产与迁徙、就业的自由,这是自古未有之幸事,农民兴高采烈,以饱满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到生产之中。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千百年来一直折磨着国人的温饱问题很快解决,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说资本历史作用时所言,有谁知道这样巨大的生产力隐藏在农民承包之中呢?
像农村一样,城里的改革也围绕效率展开,这是宏观层面,微观层面对个人而言则主要围绕利益与自由,特别是利益,只有给人带来实际利益的改革才可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从而获得成功。当然改革总的模式和导向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再被看作资产阶级法权和形式上的异化,而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手段。它不是资产阶级专利品,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合理合法的利益应当受到肯定,但对工矿企业来说则应努力提高效率,多生产优质产品,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工人的利益还排在其次。道理很简单,只有企业富了工人的利益才可能有保证。对国家和政府来说也一样,只有GDP搞上去了,才有人民的利益,否则一切都是空的。社会公平只有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才能予以兼顾。所有这些都有些道理,应当实行,但不能太过,过犹不及,对此下面再谈。
更具体地说,城市改革主要是国有企业的转轨,与此同时还有民营经济的崛起与外资的进入。国有企业在当初的奖金鼓励效力渐微后逐渐过渡到资产经营责任制、承包制、股份制,还有最近正在进行的拍卖与改制,等等。所有这些改造都是贴近市场导向和围绕企业经营者与企业的利益关系而进行的,工人劳动者则变化不大。当然也有大的变化,工人原来至少形式上属于领导阶级,现在此形式已残缺不全,在大多数改制的、民营或外资企业中则完全没有了。尽管某些改制企业的老板还挂有党委书记桂冠,但谁都知道那只是空洞的符号和一个具有某些利用价值的虚名。但我们仍应指出,从贴近市场和提高效率的角度看,改革的方向总体上正确,因为市场经济中的地位的确是资本最为重要,其次是技术,最后才是工人或普通劳动者,特别在我们这样一个资本紧缺而劳动力相对过剩的国家这样一种导向的出现更有其合理性。但是从公平、平等的价值理性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功利目的角度看结论则有些重要差异,若从扬弃异化的社会主义理想角度看差异就更大。
在谈及差异时仍有必要再次指出,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与现代化建设总的说来取得了很大成绩,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也有了根本改善,特别在沿海发达地区有相当一部分人已越过小康走向富裕,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也无须讳言,存在的问题不少,有的很严重,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社会公平,现实与理想有些脱节。改革的好处多落入强势群体之手,而工人农民等普通劳动者成为相对弱势的群体,处于强势的是权力、资本,其次是技术。普通劳动者若找到一个好单位好行业如电力电信仍能有较高收入,但总的说来工资水平一直较低。这里面有按劳取酬的因素,但更多是因为弱势的地位,工人在工资收入方面几无与资本讨价还价的能力。民营与外资企业的劳资关系纯粹是雇佣被雇佣的关系,老板颐指气使、工人劳碌不已并忍气吞声的情况是可以想见的。许多民资企业加班熬夜成常态,工人每天超负荷地工作十几个小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的资本家想方设法延长劳动时间以赚取超额剩余价值的情形在许多地方并不罕见。当然许多做出口的企业超额利润被国际资本赚走,因为由于相互竞争、内耗,出口的产品价格往往很低。许多中小企业劳动条件差,劳动负担重,而政府有关部门失于监督,以至于一些有同情心和责任感的国际企业承担起制约的功能,声称若国内企业在对工人的人道主义待遇方面有问题就拒绝与之签单,致使这些企业的老板不得不对之高度重视。我们有社会主义的信念,三个代表的思想,但给劳工人道主义待遇方面竟要国际资本来上课,这似乎很滑稽,值得我们深思。在此境遇中的工人精神面貌,大概同马克思《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的描述也相去不远。
农村的问题更为突出。80年代农民欢欣鼓舞对待包产到户,温饱问题的解决确实是千百年未有之盛事,但近十年来情况却有了很大变化,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急剧上升,需交纳的各种税费也大幅度增加,农产品的价格却没多少变化,农民的负担大大加重,生活状况也日益恶化。交不起费、上不起学和看不起病的不在少数,干群关系也变得日益紧张。关于当代农民的恶劣处境,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与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有非常详细的描述,特别是李昌平关于“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名言已为世人皆知,也引起了上上下下的关注,已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效果未尽如人意,农民的生活状况迄今无根本改变。
另一方面,权力腐败和两极分化现象非常严重。一个强大的资本阶层在兴起,其成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当然它们也转过来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资本的兴起也多同权力阶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政府处于强势的国情下这种情况的出现也可以理解。对于官员说来支持资本发展既能促进经济增加税收,又能体现自己政绩并符合党的政策,何乐而不为?但什么事情都应有度,若无原则地支持资本发展则可能损害群众利益和国家的长远利益,还容易发生权钱勾结和腐败。这样的事在当今中国已多得令人无法容忍了。如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出售给开发商,据有关数据,20年来农民在此方面的损失超过两万亿,开发商和房产商趁机大赚其钱。双轨制的实行使有权者依靠批文成万上亿地赚钱。改制中有无数国有资产合法流失,有些人还巧取豪夺本属工人的资产。工人在改制过程中显然处于弱势的地位,而资本的后面常有权力作靠山。
所有这些无不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一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大成绩,另一方面确实存在着严重问题,特别是社会不公、腐败和两极分化。当然,若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社会主义理想来衡量则还有劳动者主体地位的失落和异化问题。的确,从马克思理论的角度看,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社会劳动与私人劳动相分离,商品、货币、资本,还有雇佣劳动的出现,都是异化劳动或劳动的异化,社会不公、腐败和两极分化则是其衍生物或者说现象形态。马克思理想的劳动是自由自觉自主的创造性活动。但他在《资本论》中也谈到这样的自由王国存在于必然王国的彼岸,而人为了生存永远无法完全摆脱为生存而进行的必要劳动,即永远受必然王国的制约。综合这些论述并对照我们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关于取消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分离从而扬弃异化的论述有些理想化了,实践证明至少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没有商品货币,也需要有市场经济来实现资源的更佳配置和提高效率。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市场经济和商品货币资本过于理想化,它们的弊端和问题也明摆在那儿,马克思的尖锐批评我们也不应忘记。市场经济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我们为了效率搞了市场经济,是既得其利,也得其弊。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应尽可能使问题少些,弊端少些,而不是相反。很遗憾,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兴起以来,我们许多地方恰恰走了另一条路,即只重效率,不重公平;只重速度和GDP数字,不重效益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重城市,不重农村;只重资本,不重工人和普通劳动者的权益;只重权力阶层的利益而忽视民众个人权利的扩张。因此才腐败丛生、权钱勾结和两极分化现象严重,离马克思的理想似乎渐行渐远,社会蕴藏了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其实自上个世纪以来,即使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也不是完全放任。完全放任必然会导致资本愈富、劳工愈穷和两极分化,以强凌弱的事也难免发生。西方自凯恩斯和罗斯福新政以来就提倡政府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用公平公正的价值理性导引或限制市场经济的发展,即用看得见的手调控看不见的手。福利经济学、社会民主主义和罗尔斯的正义论也都贯穿此精神。我们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扬弃异化的理论,还有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思想等,立意更高,理应在此方面做得更好。当然,我们对市场经济实际上也没完全放任,众所周知,美国和欧盟至今还因为我们的政府介入太多,拒不承认我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同西方比,我们政府的权力确实很大,但遗憾的是却有很强的权力意志和计划经济色彩,即较多地发挥了计划与市场的弊而不是利,因此才有前述一系列重大问题亟待解决。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央最近提出用包括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观在内的科学发展观指导我们的工作,这标志着发展理念和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向着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的崇高理想,既是社会理想又是人格理想。它与扬弃异化的理论互为表里,相互印证,是其不可分割的核心内容。以此为标准规范我们方方面面的发展非常有积极意义,当然目前距离理想状态还很远。
四
如何缩短距离、扬弃异化和科学发展,窃以为从当前角度看至少应该做到:
第一,关注社会公平,改变前述的五重五不重。为此应该在政策上向弱势群体倾斜,至少应不与罗尔斯“公平的正义”与福利经济学派所说的帕累托最优这些当代的底线公平相牾,即任何发展经济的措施都不应伤害最弱势群体的利益,能使其利益增进则更为理想。从中国目前的情势看应该对权力有所限制,对资本有所约束,同时尽可能地扩张和发展普通民众的权益。当然,限制不是取消,而是防止其滥用,如为GDP的扩张和个人政绩而大兴土木,消耗过量资源并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甚至权钱勾结乃至腐败;以及以一定的价值理性为导引,让其在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对资本的约束也是一样,绝不是限制其发展,而是让其发展得更为干净些,更加合理合法,也更为人道。概括地说,当前应当以民主来限制权力,以公平来约束资本,以人文精神来引导科学技术,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政府的行为,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来扬弃异化。
第二,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来扬弃异化,或至少把异化弊端减少到最低限度。资本、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在马克思看来都是异化,商品、货币和市场则是其必备条件。但实践证明这些东西至少在当前对于发展生产力来说不可或缺,至于以后是否需要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但无论如何我们应对其弊端或负面的东西保持清醒认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保持崇高的理想,对那些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积极东西努力弘扬之。要知道这种发展对人来说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本身,是具有最高价值的东西。
第三,如何弘扬理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马克思的论述看有这样两段话值得注意。一是《手稿》中所言:“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也就是说,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活,对对象化了的人和属人的创造物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对物的直接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享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把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据为己有。”另一段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把股份制说成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极扬弃,而在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另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说到“自由人的联合体”与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我们可以把这些论述联系起来理解。两段论述一抽象、一具体,当然对未来的事说得越具体越容易陷入空想,我们不应拘泥于具体的结论而应理解其精神实质,特别应注意理解马克思批判资本和私有制弊端的价值理性和深刻洞察力,同时关注如何避免这些弊端。笔者重提马克思关于合作工厂与自由人联合体的论述并非要回到过去。过去那套以国家为名义、以政府为代表、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全民所有制已被证明失败,但它毕竟代表了人类想避免私有制弊端的一种尝试,失败并不意味私有制完美无缺。其实哪种制度都有弊端和恶,问题在于哪种多些、哪种少些和如何更少。我们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问题最少和最合适的制度。以后即使着眼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重建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和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实现对资本与私有制的积极扬弃,也应是在社会经济内部自然而然产生并成长起来的,而不是脱离实际的人为设计。各种所有制应该和平共处、和平竞争,一切让实践来检验,让人民自己来认同和选择。退一万步说,即使现在和未来的某一阶段不适宜建立这样的合作制与联合体,以及不宜对商品货币市场和资本实现完全的扬弃,社会特别是政府也应对其弊端有清醒的认识,应自觉采取一切措施,把这些弊端和问题减少到最低限度,让我们的社会尽可能公平、文明和富裕,并尽可能让每个人都有发挥能力的机会。这样才符合人的尊严,也才符合马克思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之精神实质。
也许,这就是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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